【陈壁生】从《訄书》到《检论》——章太炎先生《检论手稿》的价值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9-12-19 00:38:51
标签:《检论》、《訄书》、手稿、章太炎
陈壁生

作者简介:陈壁生,男,西历一九七九年生,广东潮阳人,中山大学哲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著有《激变时代的精神探寻》《经学、制度与生活——<论语>“父子相隐”章疏证》《经学的瓦解》等。

从《訄书》到《检论》

——章太炎先生《检论手稿》的价值

作者:陈壁生(清华大学哲学系)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人文杂志》2019年第11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一月廿三日己丑

          耶稣2019年12月18日

 

内容简介:在章太炎思想研究中,文本系统最复杂的,是章太炎先作《訄书》,又作重订本,民国之后又修改为《检论》。章太炎的不断自我修改过程,同时也留下他思想变化的痕迹。在讨论这一变化过程中,《检论手稿》是从来不曾利用的一批手稿。通过这批手稿与《訄书》重订本、《检论》刊本的对照,可以深入体察章太炎自我修改的基本思路。而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章太炎对经学,对孔子态度的变化。章太炎在《检论》中加入“六艺论”,在《订孔》中进一步尊孔,转向建设性的“国学”,这种转向本来就超越了“革命”与“保守”政治立场的二元对立。

 

关键词:章太炎 《訄书》 《检论》 手稿

 

近年来,《章太炎全集》分三辑陆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之著述,凡讲演、书信、眉批,几近全帙,现于人间。而在研究方面,“章学研究论丛”及其他章太炎研究著作,都在持续出版。章太炎对整体的“国学”的理解,对“历史”独特性的认识,对民族主义的阐发,越来越成为新的学术研究的预流。可以说,自章太炎走上中国历史舞台,他对中国学术的意义,过去从未缺席,未来更加广阔。

 

章太炎的一生,思想、立场屡有变化,由“诋孔”而尊孔,自“革命家”而“儒宗”,最典型地表现在他的“《訄书》—《检论》”系统的变化中。探讨章氏思路的转变,其煌煌大著具在,而他的手稿,同样是校对刊本、更深入讨论其思想变化的重要辅助。而学界从未利用过的章太炎先生《检论手稿》三十篇、目录、《附录汉律考》各一纸,对理解章太炎从《訄书》重订本到《检论》的思想变化,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一,“《訄书》—《检论》”系统

 

在章太炎著述中,文本系统最复杂者,当属“《訄书》—《检论》”体系。这一体系,以往章学研究所能利用的材料,包括其书三本,手稿二批。

 

《訄书》初刻本于1900年出版,收录文章五十篇,封面由梁启超题签。同年,初刻本再版,增附《辨氏》、《学隐》二篇。但章太炎对此书一直不满意,不断修改。其《自定年谱》1902年云:“余始著《訄书》,意多不称。自日本归,里居多暇,复为删革传于世。”[1]在《訄书》初刻本到重订本的修改过程中,章氏“删革”的痕迹,上海图书馆存有一批手稿。根据朱维铮先生的介绍:“上海图书馆藏有作者三种手迹:一部手改的初刻补佚本,一份手写的重订目录稿,十二篇重订本新增论文的手稿。”[2]这批手稿,对考证《訄书》重订本的写作时间等方面,有重要价值。

 

经过章太炎的大量修订,《訄书》重订本于1904年出版,收录文章六十三篇,附录四篇,封面转由邹容题签。本书首列二篇,是对《訄书》初刻本的《客帝》、《分镇》的自我批判,分别是《客帝匡谬》、《分镇匡谬》,在《客帝匡谬》中,章太炎自己的校对附言:“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弃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终寐而颎,著之以自劾录,当弃市。”[3]其言极为激烈。

 

《訄书》重订本完成之后,章太炎仍然不满意,并对其中的文章继续进行修改。《訄书》重订本的手改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其内容,朱维铮先生介绍道:“底本是根据一九〇六年再版本重印的,版权页未注重印时间,据上面增印的代售处地址仍在东京,可知为辛亥前重印本。底本原书首尾完具,改动手迹遍于全书,增删较大篇幅,墨涂淋漓,‘蛛网’满纸,小字密密麻麻,辨认极其困难。”[4]也就是说,这一手改本,是在《訄书》重订本之上直接进行修改。它的发现,对认识章太炎从《訄书》重订本到《检论》之间的思想转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訄书》重订本的校对也有很大的文献价值。

 

到了1915年章太炎被囚禁于钱粮胡同,又全面修订《訄书》重订本,改为《检论》行世。《检论》文章六十二篇,附录七篇,共九卷。自《訄书》至《检论》,年代自晚晴而跨民国,章氏也由革命而趋保守,可以说,“《訄书》—《检论》”系统,典型地表现了章太炎思想的迁变痕迹。在思想上,《訄书》初刻本尊荀、客帝,《訄书》重订本文化上反孔,政治上更具革命思想,《检论》更加尊孔尊经。

 

仅从三书情况,只能窥见章太炎思想迁变的结果,而章太炎在修改过程中的两批手稿,更加可以体察这一迁变过程的细微之思。而从《訄书》重订本到《检论》,不但固有的文章有极大修改,而且也增删了不少文章,章太炎的运思痕迹,只能依靠国家图书馆藏《訄书》重订本的手改本。朱维铮先生为《章太炎全集》之《訄书》、《检论》所写前言与编校,汤志钧先生《章太炎年谱长编》之1914年部分、姜义华先生的《<检论>的文化史意义》,都专门讨论《訄书》、《检论》的各种版本及成书问题,主要的依据,即是这一国家图书馆藏《訄书》重订本的手改本。

 

但是,章太炎《检论》的成书,尚有《检论手稿》四册流传民间。此四册,共收录章太炎文章三十篇,用红8行信笺(整体宽13.2厘米、高22.3厘米,版框宽10.3厘米、高16.2厘米)书写,国家图书馆藏章太炎手稿《致叶德辉书》、《致顺天时报记者新闻一则》中的《呈国务卿、各部总长文》、《致大总统、副总统的信》中的《致副总统的信》,用纸风格大体相同,皆为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于北京时期所书,无疑也。四册的篇目如下。

 

第一册:《易论》、《尚书故言》、《六诗说》、《关雎故言》、《诗终始论》、《礼隆杀论》、《春秋故言》等七篇,俱见今《检论》定本卷二,跟《检论》定本不同的是,《手稿》每一题目之下都有“六艺论”三字。

 

第二册:《订孔上》、《订孔下》、《道微》、《原法》、《儒侠》、《本兵》、《学变》、《案唐》、《通程》、《议王》等十篇,俱见今《检论》定本卷三、卷四。

 

第三册:《正议》、《思葛》、《伸桓》、《非所宜言》、《附录近史商略》(题下小字注明“附《哀清史》篇”)、《原教》、《争教》等七篇,俱见今《检论》定本卷六、卷八、卷九。

 

第四册:《官统上》、《对二宋》、《惩假币》、《小过》、《大过》、《近思》等六篇,俱见今《检论》定本卷七、卷九。

 

此三十篇手稿内容,有大量的修订、增补痕迹,而最终之定稿,与今《检论》定本文字完全相同,可见是章太炎作《检论》时的最终定稿。同时,有散纸两页,一页列《检论》目录,与今《检论》定本之目录完全相同。又有白纸一页,内容为《附录汉律考》,与《检论》定本完全相同。

 

那么,章太炎是如何手录此《检论手稿》三十篇内容的呢?

 

二,《检论手稿》的书写

 

民国三年,即西元1914年1月7日上午,四十七岁的民国元勋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之包藏祸心。”[5]这一惊人之举经过多方叙述,成为章氏一生最具传奇色彩的事件之一,也使章氏陷入人生最后一次牢狱之灾。

 

事发之后,袁世凯派宪兵将章太炎挟持至军事教练处,至1月20日,迁章太炎于龙泉寺(龙泉寺位于西城区龙爪槐胡同2、4号,即今陶然亭小学所在地)软禁。期间,章太炎5月23日致《家书》于汤国梨,决意绝食抗议,并云:“吾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6]至6月初,“槁饿半月,仅食四餐”,[7]至6月16日,袁世凯将章太炎移居东四牌楼徐姓医生家中救治。治愈之后,7月24日,章太炎迁居于钱粮胡同新租寓所,继续被软禁,直到袁世凯称帝、身死之后的1916年6月16日,章太炎才重新恢复自由。

 

在钱粮胡同软禁,章太炎最重要的学术工作之一,就是根据《訄书》修订本,整饬旧章,增削篇目,作成一全新著作《检论》。至此,《訄书》初刻本至《訄书》重订本,最终定于《检论》,章太炎的《訄书》—《检论》系统得以完成。大概在1913、1914年间,章太炎撰《自述学术次第》便有明确的修改《訄书》以为《检论》之意,章氏云:“其他欲作《检论》明之。旧著《訄书》,多未尽理,欲定名为《检论》,多所更张。”[8]可见章太炎早就不满于《訄书》重订本,对之进行新的修改,并定下《检论》之名。因此,章太炎迁居钱粮胡同,身体恢复不久,决意重新编订《訄书》。当时,章太炎对《訄书》重订本的修订手稿,寄存在上海哈同花园。因此,章氏8月1日驰书大女婿龚宝铨,让他和章夫人汤国梨来京的时候,把《訄书》修订手稿带到北京。章太炎说:“《訄书》改削之稿尚在上海,近复拟大加修正。凡自文集而外,自著之稿皆由内人携来为妥。著述之心,益汲汲矣。”[9]此时距离章太炎搬进钱粮胡同才一周时间,他已经决计安此逆境,再次修订《訄书》。章氏所谓的“《訄书》改削之稿”,即是今国家图书馆藏,他自己在《訄书》重订本上进行修改的手稿。在这段时间中,龚宝铨的复信已经亡佚,而章太炎的致书,几乎每信必催促此事。8月11日,章太炎给龚宝铨的信中,再次要求龚宝铨将一批书籍,包括“自著《訄书》改削稿本”,[10]带来北京。8月16日,他再次致书龚宝铨,催促龚氏速往上海取书,信中说:“足下速赴沪,将吾所有衣箱、什器、书籍,一概付运送来京。”[11]其中即包括“自著《訄书》改削稿本”。8月20日,章太炎去信又说:“唯箧中尚有改定《訄书》,未能惬意,今欲重加磨琢,此稿望先期带致也。”[12]9月3日,章太炎信中再次催促:“箧中尚有《訄书》改本,亦望速寄,拟再施笔故也。”[13]至10月15日章太炎信又云:“唯《訄书》改本一册,尚未大定,即可钞录大略,原本俟德玄来京时,可速带上,拟再有增修也。”[14]在这一过程中,因涉及章夫人是否来京,屡商未定,故携带书稿,也拖延有月。章太炎具体哪天收到《訄书》改削稿本,今已不得而知。但到了1915年5月22日,《时报》刊登《章氏丛书》广告有云:“《訄书》一种,先生改名为《检论》,大加修改,与初印本绝异。”[15]7月,《章氏丛书》由上海右文社出版,其中即有《检论》。

 

《检论》成书如此之速,原因有二。一是许多内容,章太炎“自著《訄书》改削稿本”已经修改完善。例如《原人》、《序种姓》上下、《原变》、《原墨》等篇章,章太炎“自著《訄书》改削稿本”与《检论》刊本基本上相同,可见章太炎对这些篇章不须进一步修改。一是许多内容,是根据已发表文章修改,如《检论》新加文章《六诗说》,即本于宣统元年二月刊行之《国粹学报》文章。

 

而《检论手稿》三十篇及目录、附《汉律考》一篇,正是1914年10月之后,1915年5月之前,章太炎在钱粮胡同改《訄书》重订本为《检论》过程中,将《訄书》重订本不录而《检论》新增、《訄书》重订本固有而《检论》作大幅度修改的文章,重新抄写、修改,勒为四册而成。

 

三,《检论》成书还原

 

根据《检论手稿》三十篇,我们可以看到,章太炎对《訄书》重订本进行修改,重新编订成《检论》,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1913年以前初步写成的“自著《訄书》改削稿本”。《訄书》重订本出版之后,章太炎对此书并不满意,开始着手进行修改,修改的方式,是直接在《訄书》重订本的1906年再版本上进行改动,同时重新编制目录,删除五篇,改题八篇,增目二十九篇。这部分的改动时间,可以确定在1913年之前,因为章太炎1913年在上海,8月10日至天津,11日入京,离开上海之前,此稿存于哈同花园。

 

对这一手改本的性质的判断,朱维铮先生说:“既然全书改动时间跨越清末民初,而所改者基本被收进《检论》,那么不仅不能说这个改本反映作者一九一〇年的思想变化,而且与其称之为从《訄书》到《检论》的过渡本,不如称之为《检论》的部分初稿更合乎实际。”[16]这一判断是有道理的。因此,《訄书》到《检论》的变化,不能完全理解为章太炎在辛亥前到辛亥后的变化。此《检论手稿》手稿之《原人》、《序种姓》上下、《原变》、《原墨》等篇章与《检论》大体相同,应视为章太炎1913年以前,甚至辛亥前的思想。

 

第二步,是手写《检论手稿》三十篇。这三十篇的内容,与《訄书》重订本进行对照,其特征特别明确,一是包括了《訄书》重订本所无、《检论》新增加的几乎所有文章。《检论》文章六十二篇,其中十七篇不据《訄书》重订本修改,完全是新加文章,而《检论手稿》中录有十六篇,包括《易论》、《尚书故言》、《六诗说》、《关雎故言》、《诗终始论》、《礼隆杀论》、《春秋故言》、《订孔下》、《案唐》、《正议》、《伸桓》、《非所宜言》、《对二宋》、《小过》、《大过》、《近思》。也就是说,除了《道本》之外,《检论手稿》包含了《检论》新增的所有篇目。而且,手稿《附录近史商略》,也是《訄书》原无,《检论》附于《哀清史》者。这些文章中,《手稿》所列“六艺论”的《易论》、《尚书故言》、《六诗说》、《关雎故言》、《诗终始论》、《礼隆杀论》、《春秋故言》等七篇,是新加入的经学文章,表明章太炎对“《訄书》—《检论》”系统的认识转变。另外,《对二宋》、《近思》、《非所宜言》等皆辛亥后新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对辛亥后政治、思想的回应。

 

二是包括了十三篇《訄书》重订本原有、《检论》做出了大幅度修改的文章,分别为《订孔上》、《道微》、《原法》、《儒侠》、《本兵》、《学变》、《通程》、《议王》、《思葛》、《原教》、《争教》、《官统上》、《惩假币》。此十三篇修改幅度极大,故章太炎收录重抄。例如《儒侠》一篇,《訄书》重订本简略,并附《上武论征张良事》。北图藏手改本,“正文删除‘治世知其辅法……道之以义方已矣’一段,其他个别字句有改动,无增补。附录未作修改。”[17]《检论手稿》则不但删除这一段,而且对其内容进行改写。同时,《检论手稿》还删除了附录《上武论征张良事》,增加关于盗跖的内容一千多字。

 

又,在《检论手稿》中,一篇《原墨》存目,章氏下云:“见《訄书》”,国图所藏“自著《訄书》改削稿本”,与《检论》定本相同,故章氏《检论手稿》不录其文。

 

从《检论手稿》手写文章的特征可以看出,这一手稿,是章太炎得到“自著《訄书》改削稿本”之后,根据自己对《訄书》重订本的改动情况,增益篇章,又对重大修改文章,重录一遍,最终成此手稿。

 

第三步,是章太炎对手稿内容的进一步修改。《检论手稿》有大量的作者自改痕迹。这一手稿诸多篇章都在红8行之外,增补了大量内容,这并非在写作过程中随写随改,而是在写作完成、修缮完稿之后,作者再一次进行修订,因此,删改极少,增补很多,而且增补内容大多在纸版上方空白处。这表明《手稿》是经过了二次抄写而成。举例而言,《儒侠》一篇,在红8行内的正文与红8行外新勾入两大段(用〔〕楷体标出)内容如下:

 

案《春秋》,鲁失宝玉大弓,犹书其盗,而盗跖名不见于简策。《春秋》惟僖十五年书:“震夷伯之庙。”《传》曰:“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隐慝焉。”此亦不指盗跖,聚徒横行,非隐慝,明矣。〔意者,是时臧孙为政,国祀爰居,家宝元龟,营于禨祥,以假威宠,非跖莫能破其神道诞妄。《鲁颂》之篇,以扬僖公,非跖无以弹其淫名。妾织蒲而民利夺,六关置而行旅梗,非跖则不均平通达也。此皆为害细微,而智者因以感激。见微以知箸,依今以知始终,其道甚大,而违于周法,是以《春秋》不可布彰,〕孔、墨不讥,自孟、荀、庄、吕乃亟称之。明其权奇知变,为大侠师,故其徒诵义无穷。春秋贵族之世,无侠名,而懱以为“盗”。所谓驱人牛马,取人妇女,以饴黏牡,脍人之肝者,殆过情矣。〔且展禽为士师,三黜而再见复,亦其视为白地小寇,故假刑官诘禁之权于其兄,以阴与讲解也。鲁恶展禽,而犹用之以与跖为讲解,亦犹王敦为变,不得不任王导耳。然其视跖亦浅矣。世卿在位,不窥大方,而赋人以恶名,闻于后代。〕法训之士,以辅翼世主为亟,虽华仕、陈仲犹不与,何乃与盗跖也?

 

本段所述,红8行内原文解释为何史书不称盗跖,其叙述文畅理顺,毫无违和。而章太炎在修改中,勾入两大段,第一段说明盗跖不见简册的原因,第二段进一步举展禽为例与盗跖对照。加上此二段之后,论述更加丰富有力。而补充后的书稿,与今《检论》刊本完全相同。又如《道微》,其文有云:

 

为义而死,〔见危授命者,〕亦惟心所安隐,非礼义法度铄之。故死社稷,成忠贞者,与夫乞人之卻嘑,蹴而就,立槁,其分则均也。夫汉之时,民气果,少不快意,而忼慨自经者相踵。〔就不自杀,则金刃加乎敌仇矣。以此弃市殊死而不悔。〕惜其伤身,以丧材桀,故裁之也。

 

此段如无增加内容,同样文通理顺。《检论手稿》几乎每篇都有新增加内容,而所增加者,分明是在原稿已经完成之后,作者再行检阅,见其有可订补,乃大加增补,往往出于稿纸上红8行之外。而订补之后,完全成为《检论》之正文,如果光读《检论》刊本,不可能看出章氏订补的运思痕迹。

 

在手写《检论手稿》中,章太炎还自己加断句,分段落。盖以“《訄书》—《检论》”系统之遣辞古奥,佶屈聱牙,后之整理本多有错谬,虽新出《章太炎全集》,也是如此。如《全集》本《订孔下》有云:“故疏通知远者恕,文理密察者忠。身观焉忠也?方不障恕也。”[18]依《手稿》,此句断句应为:“故疏通知远者恕,文理密察者忠。身观焉,忠也。方不障,恕也。”又,《全集》本《原法》有云:“近世律,本上因䣜侯《九章》。”[19]依《手稿》,此句断句应为:“近世律本,上因䣜侯《九章》。”如此之类甚多,兹不一一列举。

 

四,从《訄书》到《检论》

 

由《訄书》到《检论》,体现了章太炎辛亥前到辛亥后的思想变化。其中,特别典型的,是章氏对经学,对孔子态度的变化。

 

相比于《訄书》重订本,《检论》第二卷就增加了七篇经学专论,包括《易论》、《尚书故言》、《六诗说》、《关雎故言》、《诗终始论》、《礼隆杀论》、《春秋故言》,并且,在《检论手稿》中,每一篇目题下均有“六艺论”三字。这在章太炎学术中,并非小变。盖《訄书》初刻本、重订本的内容,与其说是讨论学术,不如说是突出政治。《訄书》跟《国故论衡》的根本差别,就是《国故论衡》是比较系统地总结“国故”,即国学的学术著作。而《訄书》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可以看到章氏非常明确的政治立场。1915年1月12日,章门高弟钱玄同到钱粮胡同看望老师,当天之日记载:“至章师处,师谓拟编《群经大义》数篇入《訄书》。《訄书》体例为谈经、说史、论政诸文,其论小学、论文学、论玄学则为式相仑(轮)奂云。”[20]据钱玄同日记,这段时间他多次拜访老师,但语涉学术者,惟此一处,足见钱玄同对此事的重视。

 

章氏学主古文,其论经,也夷经为史。但是,在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中,以民国元勋,修订旧章,厕入“六艺论”,实有深意焉。辛亥之前,新学蜂起,早有废经之论,民国肇建,经学科废,则在教育体制上实质性地排斥经学。而在思想上,国体由帝制而共和,民权兴起,传统之纲常伦纪,早已不适应共和之民人。到了1915年9月,具有标志性的《青年杂志》已经创刊,1916年2月15日《青年杂志》已经发出陈独秀的《吾人最后之觉悟》,宣称:“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21]伦理的觉悟乃最后之觉悟。而中国之伦理,主要正在经学之中。在这一系列背景中,章太炎一方面改造经学,核心即夷经为史,其《訄书》、《检论》之《清儒》一篇,针对康有为之说并申己说云:“魕鬼,象纬,五行,占卦之术,以宗教蔽六艺,怪妄!孰与断之人道,夷六艺于古史,徒料简事类,不曰吐言为律,则上世社会汙隆之迹,犹大略可知。以此综贯,则可以明进化,以此裂分,则可以审因革。”此语《检论》因之未改。[22]经学之功能转为考察上世社会变迁,明审历史因革。另一方面则坚定认为必须保存经学,盖以经学不存,则国之历史不明,国本不固,国无与立。可以说,《检论》特别增加“六艺论”,正是章太炎在辛亥后的文化立场的鲜明表达。

 

对于孔子的态度,《检论》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在《订孔》。相比于《訄书》重订本,《检论》之《订孔》分为上、下,上篇据《訄书》删改,下篇尽为新写内容。较比《检论》之改写,乃知章氏之转变。《訄书》重订本云:

 

凡说人事,固不当以禄胙应塞。惟孔氏闻望之过情有故。曰:六艺者,道、墨所周闻。故墨子称《诗》、《书》、《春秋》,多太史中秘书。女商事魏君也,衔说之以《诗》、《书》、《礼》、《乐》,从说之以《金版》、《六弢》。《金版》、《六弢》,道家大公书也,故知女商为道家。异时老、墨诸公,不降志于删定六艺,而孔氏擅其威。遭焚散复出,则关轴自持于孔氏,诸子却走,职矣。[23]

 

《检论》则云:

 

追惟仲尼闻望之隆,则在六籍。六籍者,道、墨所周闻。故墨子称《诗》、《书》、《春秋》,多太史中秘书。而老聃为守臧史,得其本株。异时倚相、苌叔诸公,不降志于删定六艺。墨翟虽博闻,务在神道,珍秘而弗肯宣。继志述事,缵老之绩,而布彰六籍,令人人知前世废兴,中夏所以创业垂统者,孔氏也。遭焚散复出,则关轴自持于孔氏,诸子却走,职矣。[24]

 

《訄书》言“异时老、墨诸公”,《检论》作“异时倚相、苌叔诸公”,《检论手稿》中“倚相、苌叔”四字,原有“左史”、“老聃”字样,章太炎最后涂改之后,换成“倚相、苌叔”,可见章氏对此处人名,曾经仔细思量。这两段,同样是解释老聃、墨翟、孔子皆接受作为王官学的六经,惟孔子删削,老、墨无与,《訄书》批评“孔氏擅其威”,《检论》则赞扬孔子“布彰六籍”之历史功绩。自诋孔而至于尊孔,昭然可见也。

 

而且,根据《检论手稿》中的修改,也可以看出章太炎对孔子的态度变化。《訄书》有云:“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25]在《检论手稿》中,此文原来保持不变,但是后来勾去“死”字,改为“殁”字。这一改动,应该是章太炎最后定稿时所改。《礼记・檀弓》有云:“君子曰终,小人曰死。”[26]《礼记·曲礼下》又云:“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27]“死”为通称,亦专指小人。“殁”之意,《说文》云:“终也。从歺勿声。”先秦古籍之称君子之死,多用“殁”。故章氏特别改“死”为“殁”,有尊重其人之意。

 

然而,章太炎对孔子的理解,有终身不变者。《訄书•订孔》云:“孔氏,古良史也。辅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机玉斗矣。谈、迁嗣之,后有《七略》。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28]《检论•订孔上》仅改“孔氏”为“仲尼”,改“死”为“殁”,也就是说,章太炎认为孔子删削六经教授生徒,是保存古史并传播古史,就此而言,孔子的伟大功绩,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功绩,孔子之后与之相接者,是左丘明、司马谈与司马迁、刘歆。柳诒徵曾批评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对孔子的不敬,章太炎在1922年的答信中说:“鄙人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经典,与长素辈为道背驰。其后甚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29]其中,“中年以后”的作品,即包括《检论》、与康有为论战的文章《驳建立孔教议》(作于1913年)等。

 

简言之,从《訄书》到《检论》的文本传承变异过程,中间隔着辛亥革命、满清转向民国、帝制走向共和,章太炎的文化立场,也从“诋孔”转向崇经、尊孔。在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北伐战争后的历史叙事中,这一文化立场变成从“革命”转向“保守”的政治立场。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的描述成为此后数十年章学研究主流对章太炎学术转变的基本出发点。鲁迅认为章太炎在民国之后,“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并认为:“浙江所刻的《章氏丛书》,是出于手定的,大约以为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诗两首,亦不见于《诗录》中。一九三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30]鲁迅所批评的,仅是章太炎手定《章氏丛书》及《续编》刊罗辛亥前的战斗性文章。但是,许多研究将这一态度无限扩大化,并以此看待章太炎辛亥前与辛亥后的思想转变,如有研究者认为:“《检论》中‘国故’增加了,革命性削弱了。”[31]“革命时期的‘订孔’已落在他的视野之外。章太炎想把《检论》改为‘传世’的‘文苑’之作,其实是向后倒退。”[32]如此之论,颇具代表性。

 

在这样的章太炎研究中,往往把“反孔”与“尊孔”的文化态度,等同于“革命”与“保守”政治立场,以此认为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之后革命性削弱,渐入颓唐。但事实上,章太炎在辛亥前的“诋孔”到辛亥后的“尊孔崇经”,文化立场的转换并不意味着政治立场的变化,也就是说,章太炎的思想本来就超越了“革命”与“保守”的二元对立。盖辛亥之前,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相互纠缠。民族革命旨在驱除鞑虏,推翻满清,政治革命要在推翻帝制,建设共和,而社会革命则更重推翻纲常,伸张民权。

 

对章太炎而言,之所以必须革命,首要原因是满人执政。章太炎即便是在革命思想最强的1900年之后数年,也严格区分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即“光复”与“革命”的差别。在为1903年为邹容的《革命军》所写的序言中,章氏云:

 

抑吾闻之,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已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划,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命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33]

 

章太炎的区分,表面上是对邹容的阐发,事实上是论述他和邹容的不同。到了1906年,章太炎在《民报》发表的《革命之道德》一文,更明确认为他要进行的是“光复”而非“革命”,文中说到:

 

古之所谓革命者,其义将何所至耶?岂不曰天命无常,五德代起,质文相变,礼时为大耶?夫如是,则改正朔、易服色、异官号、变旗识,足以尽革命之能事矣。名不必期于背古,而实不可不务其惬心。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以此光复之实,而被以革命之名。[34]

 

章太炎这一思想,正是奠基在《春秋》古文学以人种判分夷夏的基础之上。李源澄在《章太炎先生学术述要》中说:“先生以史观经,而明于古代之政术。固执内诸夏外夷狄之义,为一生精神之所寄托,此又非通常所谓汉学家所能至也。”[35]

 

也因如此,当辛亥革命一举完成了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章太炎的态度远不如那些标准的革命者明确。1911年,时在日本的梁启超发表了《新中国建设问题》,主张“虚君共和”,并派盛先觉回国与各方面联系,盛先觉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讲到他访问章太炎时,“先是章有给满洲与清帝使之自立之议,觉以询之,章曰:‘昔诚有此议,今已知其不可而作罢矣。’觉又闻章曾有共和政府成立之后,首立清帝为大总领,后再黜而竟废之之议,以询章,章曰:‘昔亦诚有是,然今大势已粗定,清廷万无能为力,且革命党势甚嚣嚣,再作此言,必大受辱。吾今亦不敢妄谈矣。’”其后盛先觉加议论云:“由是观之,章之难能主张虚君共和,盖可想见,而似默然许可也。何则?觉先进言中国现情,不称共和,章聆而深然之故也。”[36]到了1912年1月3日,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中提出了他关于建设新中国的看法,集中的态度是:

 

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则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37]

 

章太炎特别强调:“关于中国旧有之美俗良法,宜斟酌保存者”有八条:

 

一、婚姻制度宜仍旧,惟早婚则应禁。…

 

二、家族制度宜仍旧。…

 

八、在公共场所,效外人接吻、跳舞者,男女杂沓,大坏风纪,应由警察禁止。[38]

 

婚姻制度、家族制度皆涉及到族权、父权、夫权,正是纲常伦纪的核心,也是追求民权,追求平等的最大阻碍。而这在章太炎的眼里,都是“中国旧有之美俗良法”。事实上,这正是章太炎在政治革命业已发生之后,通过反对社会革命,而以家庭、家族道德来保护共和制度的重要建议。

 

可以说,辛亥前章太炎之革命思想,要在推翻满清政权的政治革命,而不在改变固有伦常的社会革命,因此,辛亥革命之后,保护革命成果的方式便不是继续进一步进行社会革命,而是重振纲常进行社会建设。因此,“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之所“立”者,在历史文化、伦常道德,这成为章太炎的新的责任。在这一意义上,章太炎从《訄书》转向《检论》,在《检论》中加入“六艺论”,在《订孔》中进一步尊孔,转向建设性的“国学”,这种转向本来就超越了“革命”与“保守”政治立场的二元对立。

 

注释:
 
[1]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太原:山西出版传媒集团,第68页。
 
[2]朱维铮:《本卷前言》,《章太炎全集》第一辑之《訄书检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3]《章太炎全集》第一辑之《訄书检论》,第120页。
 
[4]朱维铮:《本卷前言》,《章太炎全集》第一辑之《訄书检论》,19页。
 
[5]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修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9页。
 
[6]章太炎:《与汤国梨》,《章太炎全集》第三辑之《书信集》,第694页。
 
[7]章太炎:《与汤国梨》,《章太炎全集》第三辑之《书信集》,第695页。
 
[8]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章太炎全集》第三辑之《太炎文录补编》,第508页。
 
[9]章太炎:《与龚宝铨》,《章太炎全集》第三辑之《书信集》,第750页。
 
[10]章太炎:《与龚宝铨》,《章太炎全集》第三辑之《书信集》,第750页。
 
[11]章太炎:《与龚宝铨》,《章太炎全集》第三辑之《书信集》,第751页。
 
[12]章太炎:《与龚宝铨》,《章太炎全集》第三辑之《书信集》,第751页。
 
[13]章太炎:《与龚宝铨》,《章太炎全集》第三辑之《书信集》,第751页。
 
[14]章太炎:《与龚宝铨》,《章太炎全集》第三辑之《书信集》,第753页。
 
[15]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89页。
 
[16]朱维铮:《本卷前言》,《章太炎全集》第一辑之《訄书检论》,第21页。
 
[17]《章太炎全集》第一辑之《訄书检论》,第140页。
 
[18]《章太炎全集》第一辑之《訄书检论》,第433页。
 
[19]《章太炎全集》第一辑之《訄书检论》,第442页。
 
[20]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8页。
 
[21]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独秀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民国十四年,第55页。
 
[22]《章太炎全集》第一辑之《訄书检论》,第157页,第486页。
 
[23]《章太炎全集》第一辑之《訄书检论》,第132页。
 
[24]《章太炎全集》第一辑之《訄书检论》,第430页。
 
[25]《章太炎全集》第一辑之《訄书检论》,第133页。
 
[26]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年,第126页。
 
[27]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99页。
 
[28]《章太炎全集》第一辑之《訄书检论》,第133页。
 
[29]章太炎:《与柳诒徵》,《章太炎全集》第三辑之《书信集》,第971页。
 
[30]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修订本),第39、40页。
 
[31]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第282页。
 
[32]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第283页。
 
[33]章太炎:《<革命军>序》,《章太炎全集》第三辑之《太炎文录补编》,第233页。
 
[34]章太炎:《革命之道德》,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09页。文章后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并改标题为《革命道德说》。
 
[35]李源澄:《章太炎先生学术述要》,《李源澄著作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民国97年版,第1463页。
 
[36]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96、297页。
 
[37]章太炎:《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章太炎全集》第二辑之《演讲集》,第161页。
 
[38]章太炎:《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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