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民】地域学术与黔学

栏目:思想探索
发布时间:2020-04-13 23:14:18
标签:地域学术、黔学
张新民

作者简介:张新民,西历一九五〇生,先世武进,祖籍滁州,现为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教授。 兼职贵州儒学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华儒学会副会长。著有《阳明精粹·哲思探微》、《存在与体悟》、《贵州地方志考稿》、《贵州:学术思想世界重访》、《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等,主编《天柱文书》,整理古籍近10种。

地域学术与黔学

作者:张新民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地域文化研究》2020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三月廿一日丙戌

          耶稣2020年4月13日

 

编者按:中华学术丰富多彩、历久弥新。以文献来分,有经史子集;以地域来划分,有齐学、蜀学、关学、浙学、湘学、黔学、徽学等。可以说各个地区由于自己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传统历史的不同,在文化的构建、学术的创造上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内涵。地域文化又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为中华文化的大传统。本刊邀请蜀学、湘学、黔学、关学研究的四位资深教授,围绕“地域”“文化”进行交流,并以“文化笔谈”的形式刊出,期望能进一步推进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的开展。

 

作者简介:张新民,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教授,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贵州省儒学会会长,研究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史学史;贵州,贵阳,550025。

 

我想先谈一下地域学能否成立,成立的依据是什么的问题,然后再以此为宏观背景,简单介绍一下黔学的发展情况。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特别主张“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实际就是强调应该针对物产的丰歉多寡,习俗的良窳好坏,因地制宜地加以治理。读《汉书·地理志》即可知道,汉成帝时已将全国划成不同的区域,并特别注意相关区域的习俗差异,目的仍然是如何针对地方实际开展合理有效的治理。在这一整体背景和致思脉络下,区域学的研究及相关成果的积累,就不能不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越到后期成果内容就越显得丰富。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儒学也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慢慢发展起来的。严格说当时只有鲁地“好学犹愈于它俗”,齐地“土多好经术,矜功名”,其他地区或“高富下贫”,或“俗夸奢,上气力”,或“薄恩礼,好生分”,按照儒家的价值标准,都有因势利导或移风易俗的必要。可证儒家早期也是作为一个地域学派才发展起来的,最初主要集中在鲁齐两地,以后再逐渐向各地传播渗透,即使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后,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才成为跨地域的全国性思潮。

 

以儒学不断发展、传播和扩大的整体历史进程为范例,似可断言任何学派的早期发展都不可能没有地域性。至于以后传播速度的快慢,流行范围的大小,则取决于自身学说的理论圆足性与实用有效性,当然也关涉到文化心理认同的具体程度,需要社会历史条件的适当配合。但无论如何,一地的学术思想如果传入另一地,必然就会在传播或过程中嵌入当地的社会历史经验内容。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性和具体性,历史性和具体性也可称为在地性。我们固然应该重视学术发展自身固有的内在理路或发展脉络,但也有必要关心其与地方社会结合后所产生的经验形态或变化方式。在这一意义脉络下,地域学的产生显然是必需和必要的。无论着眼于实然或应然两个层面,地域学的存在及其发展都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历史事实。地方历史文化的存在就是地域学产生和发展的客观现实根据,离开了地方历史文化的客观存在就谈不上地域学的产生和发展。

 

学术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既然不能排除地缘因素的影响,地域学的形成与发展必然也会受到地方习俗文化的浸淫或制约。因此,如何自觉主动地了解地方民情风俗,将其提炼上升为国家治理经验,从而成为政府部门决策施政的依据,就不能不成为国家制度建构必须考虑的问题。缺少了地方史的国家史将会显得空洞,抽离了国家史的地方史也会显得狭隘。区域学的建构不仅有地方性的意义,而且也有国家性的价值,宏观固然可以包容微观,微观显然也能彰显宏观。如同国家与地方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样,地方与地方之间当然也有明显的互动关系。这就决定了任何地域学都只能是开放而非封闭的。

 

现代地域学之所以区别于古典地域学,我以为其发轫当可溯自20世纪初。当时梁启超为了建构他所说的“新史学”,就曾主张分省分区地研究整体性意义上的中国。也就是说,认识整体性意义上的中国必须从地方开始,只有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认识清楚了,我们才能建构更大范围的整体分析框架,从而全面准确地认知或了解中国。至于爱国家也必从爱乡邦始,如果连自己的乡邦都不爱,又遑论什么爱国。同样的道理,如果连自己的国家都不爱,又奢谈什么爱人类。所以,理解或解释好地方便是理解或解释好中国的一条方法论路径,理解或解释好中国也是理解或解释好世界的一条方法论路径。反过来,我们也有必要以世界性的眼光来观察中国,以全国性的眼光来了解地方,透过整体和局部、宏观和微观或明或暗的循环解读,真正建构起必要的地方学术传统,形成异彩纷呈的地域学繁荣局面。正是由于有了新的方法论的高度自觉,尤其是研究典范的突破性转化,才形成了与古典地域学明显有别的现代地域学,尽管新旧之间并非完全对立,古典与现代之间仍有密切的联系。

 

黔学的提出相对较晚,大概延至民国年间才有人提出黔学这一概念。20世纪90年代,我们开过有关贵州学的学术研究会,也有一些专题研究论文发表。近十年来关注的人越来越多,成立了不少黔学研究机构,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但是如何定义黔学,学界的讨论仍很模糊。主要原因是贵州文化比较特殊,世居民族数量众多,多元性特征较为突出。我想或许可以用“大传统”与“小传统”来做适当区分,狭义的黔学主要指属于“大传统”的学术研究及其传承,经史子集的文献历代积累很多;广义的黔学则应同时兼顾大、小两种传统,我们当然不能将地方族群或民间社会的研究排除在外。

 

黔学概念虽然要到民国年间才产生,但决不等于之前的黔地就无学术文化的研究与传承。以“大传统”即儒道释三家的视域观察,贵州学术显然可追溯至汉武帝时期的舍人。读一下历代史志目录及朱彝尊的《经义考》即不难知道,他是为《尔雅》作注的第一人,也可视为贵州经学研究的开山者。稍后则有盛览,他曾跟司马相如学赋,司马相如告诉他:“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他撰有《合祖歌》《列锦赋》,不仅为崛起于边地的一代赋家,而且也开了广义的心学传承的先河。再即为东汉时期的尹珍,曾北上中原跟许慎学古文经,又从应奉学今文经,学成后即返乡办教育,传播儒家思想和价值。他们都是最早传播儒家价值的重要人物。两汉时期儒家思想已在西南、岭南地区渐次传播,不妨看成是国家经营战略的一件大事。

 

魏晋以迄唐宋,国家对今贵州地区的控制,无论羁縻或经制,可说都十分松散,但南宋时播州杨氏已开始建孔庙,并延经师课读子弟,我们判断程朱理学当已在贵州传播,尽管他们的信仰世界明显杂有释、道两家的成分,并非由儒家管控的一元的单纯的天下。

 

明代贵州儒家的发展开始步入高峰,主要得力于科举制度在地方的推行,也与大量汉族移民的进入有关,同时也离不开地方官员的热心倡导。与程朱理学并峙的是阳明心学,正德三年(1508)才开始传播,铸就了一批心学人物,形成了黔中王门学派。清代则有考据学的兴起,主要传承汉代经学。我们看汉三贤祠的兴建,为什么要特别祭祀舍人、盛览、尹珍三人,主要就是经学运动唤醒了他们的汉代记忆,同时也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正统资源,从而壮大地方学术的声势,所以清代贵州的经学著述,数量也相当可观。

 

儒家的重要学术流派,在贵州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具体可概括为四类:一是汉代经学,二是程朱理学,三是阳明心学,四是乾嘉考据学,分别体现了不同的意义模式,代表了不同的诠释进路,构成了地方性的文化传统,反映了内地化的发展大势,当然也是黔学必须关注的内容。无论明代的王学或清代的汉学,后来都有不同学派的分化和发展,明代的黔中王门与清代的沙滩学术,我以为都是值得重视的地域学派。清代贵州大儒郑珍曾有诗句:“师法千年来,儒者各涵咏。”可见儒学的传播必须透过“千年之眼”才能观察清楚,各种思想资源相互交汇碰撞,当然也有了综合的发展取向,获得了明显的地域性经验形态。

 

儒家思想经过多方面的渠道,特别是科举制度的推行与各类学校的创办,也不断向民间社会或民族社区渗透,影响遍及百姓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大、小传统长期复杂互动的有趣景观,发挥了维系或稳定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当然也表现出多种文化因子混杂组合的地缘形态,实际已形成了一个地域性的文明体系。这是广义的黔学必须如实加以研究的,我们不能只盯着“大传统”而遗忘了“小传统”。

 

地域学尽管不能等同于地方文化,但它仍应以学理的方式来展示一方文化的精神品质。现在问黔学的精神品性是什么,贵州文化的地缘特征应该如何归纳?我们看清初学者陈法的《黔论》已有了很好的概括。作为一个有着强烈本土意识的贵州学者,陈法经过深刻的反思,概括黔地或黔人有“五病”“八便”。其中“八便”即居黔的八种好处,如“无大荒锓”“无祁寒盛暑”“风俗简朴”“奇山水可供游观”“山多林木,养生丧死无憾”“山洞可以避秦”等等,有些我们今天仅凭直观即可客观感受。“五病”则为黔人的五种弊端,每一种都用一个字来代表:陋、隘、傲、暗、呆。他认为除了“呆”以外,其他四种毛病都是可以改变的,如“陋者宜文之,隘者益广之,傲者益抑之,暗者益通之”,只有“呆”字应该珍惜,不能用“巧滑”来加以改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呆”即“朴实而不知变诈,谨伤而不敢诡随”,最能表现做人的“直道”,显示做事的“实心”。前人认为“黔人不好夸饰,故不为外人所知”,这当然就是“呆”或质朴的表现。

 

黔地学风质朴笃实,当然也有山的风骨。曾担任过中宣部部长的朱厚泽先生,他就认为黔地多山,山必有山的风骨,所以贵州人不缺钙。“不缺钙”即意味着坚毅质朴,说明贵州人生活在大山之中,始终拥有山的精神。山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又象征着仁爱精神,体现了坚忍不拔的人文气象。所以,完全可以用坚毅质朴来表现贵州文化的地域特点,展示黔学的学风气象。

 

一地之学必对一地之文化有所影响,当然也必对一地之文化展开研究;反之,一地之文化也必对一地之学术产生影响,需要通过一地之学来加以提炼和升华。二者长期良性循环并互构互动,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现在我们一谈到什么“学”,就必须用西方的概念来定义,甚至套用自然科学的现成方法,似乎人文学的任何研究都必须清晰地加以界定。其实与哲学、史学、文学等专业分科学科不同,地域学的概念是比较松散的,凡涉一地之山川、历史、人物、文化等等都应该研究,也都是可以纳入其范围,它是宽泛意义上的学问而非专门性的学科,因而很难以单一学科的概念来加以严格界定。但既为地域学则不能不受到地理空间的限制,不能说它完全没有规范,只是说它很难建立严密的理论体系。而一地之文化只有经过知识学的严格处理,才更容易学习、接受、掌握和传播,所以地域学也不能放弃知识化、学术化的发展取向,必须积累能回应各种现实挑战的地方性知识,它的存在永远都为生活世界所必需。

 

历史上的确产生了不少的地域学派,当然需要以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来作为符号象征。例如湘学的船山、闽学的朱子、关学的张载、浙学的王充等等,他们既是一地文化地灵人杰的代表,也是一方学术创论立说的象征。刚才我们讲到黔学,黔学便颇受湘学、蜀学、浙学的影响,最明显的便是沙滩文化,不仅长期受到湘学、蜀学的影响,甚至浙学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因为贵州禅学之所以兴盛,溯其渊源,考其终始,则主要传承浙江天童圆悟一系的法脉,而遵义恰好为禅宗最活跃的地区,何况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迁入,也对当地产生了重大文化影响。

 

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一大批学者,他们都是沙滩文化的杰出代表,是否形成了学派尚可以讨论,但学术贡献的巨大当是无可置疑的。例如,郑珍早期研究程朱,也就是所谓的宋学,后来潜心经学,当然就更重视汉学,尤其擅长“三礼”研究,经学成就也十分突出。他之所以由宋学转向汉学,主要是受了安徽名儒程恩泽的影响。他与程恩泽在湖南相处一年多时间,与湘中学者交往颇多,他的名字“郑珍”两字是程恩泽所起,因而又字“子尹”,就是表示要效法东汉乡先贤尹珍,并特别推崇汉儒许慎、郑玄的学问,显然是清代汉学的重要发扬者。但我们也不能断言他就完全放弃了宋学,尊重朱子可说贯穿了他的一生。晚年他曾有撰写《危语》表彰宋学的想法,只是因为逝世太早,所以未能留下任何文字。他不是心学阵营中的人物,但对阳明本人仍十分推崇。

 

我们回顾以郑珍为代表的沙滩学者,可说他们已在从事综合各家各派,以求折中一是的工作,尽管时局动荡造成了很大的限制,但他们仍表现出一种集大成的学术气象。有趣的是,无论地缘环境或政治地位,郑珍生前均长期处于边缘,但他用生命积累起来的学术成就,却在身后不断从边缘走向中心。显然,边缘与中心是可以互动的,边地未必就不能回应全国性的大问题,只是如何坚忍不拔地守住寂寞,沙滩学者已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他们是古典黔学的重要发扬者和总结者,代表了古典黔学最后的灿烂霞光。

 

除郑珍的经学成就极为突出之外,莫友芝的版本目录学也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与黎庶昌都曾做过曾国藩的幕僚,受湘学的影响很深。莫氏曾受曾国藩的嘱托,遍访江南藏书,他的《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亭知见传本书目》,历来为学者所称道。黎庶昌是散文大家,与同时的薛福成有“南黎北薛”之称,文风新颖醇厚,为桐城派重要人物。沙滩学者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我们当然应该推尊他们为黔学的代表。

 

最后,我想说的是,沙滩文化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其实不是贵州人,而是浙江大学的学者。抗战期间浙大南迁遵义后,张其昀曾主编《遵义新志》一书,便有了专门介绍沙滩文化的文字,是沙滩文化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沙滩文化当然不能等同于贵州文化,沙滩学者的成就也不能等同于黔学的成就,但以它作为标志性符号,象征黔学成就或黔人精神,我以为是完全能够成立的。他们继承了传统中国多方面的思想资源,代表了一个久远的人文传统,是崛起在黔中大地上的学术文化群体,不仅具有地域性特征,更具有全国性意义,完全可以作为更大范围的黔学的突出代表。

 

关于黔学的重要成就,学界一般认为有以下四点。

 

一是方志学成就。贵州自明代以来,前前后后共编纂了近三百部方志,集中反映了黔学发展的一个面相。其中最具典范意义的便是郑珍、莫友芝合纂的《遵义府志》,梁启超称为“天下府志第一”,张之洞认为“灿然可列著作之林”。与郑、莫先后同时,贺长龄聘湖南学者邹汉勋入黔,先后编纂了《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安顺府志》,与《遵义府志》一样,也都是一流上乘之作。大家知道,邹是著名舆地学家,曾与魏源一起撰写《海国图志》,他编纂的《大定府志》,林则徐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张之洞的父亲张所修的《兴义府志》,也是一部值得称道的名志。贵阳青岩人周钟蠧在台湾诸罗县任上,也主修了一部名志——康熙《诸罗县志》,香港著名地理学者陈正祥誉为“天下县志第一”。贵州学者能在方志学领域拿到两个“第一”,不能不视为黔学的骄傲。

 

二是禅学成就。陈援庵(垣)先生撰写《明季滇黔佛教考》,便特别表彰了滇黔两省的禅学成就。他的这部著作主要叙述自天启至永历一段的佛教史迹,实际已涉及入清以后的历史,但书名之前仍冠以“明季”两字,即是为了表彰固守人格气节的遗民,尊重他们的政治立场和身份选择。晚明时期中原佛教已经衰颓至极,西南独能承接东南禅风的波动,特别是南明政权恰于是时驻跸贵州,文人雅士纷纷逃禅,禅宗的兴盛可谓空前。我过去曾主持编撰《黔灵丛书》,即收录了大量禅宗语录,提供了不少佛教发展的有用资料,集中反映了贵州禅学方面的成就。陈先生的这部《明季滇黔佛教考》则全面介绍了禅宗兴盛一时的情况,当为最具代表性的黔学经典著述。

 

三是诗学成就。明代贵州就有谢三秀、杨龙友、周渔璜等一批著名诗人,清代的诗家更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最具代表性意义的作品便是郑珍的诗歌创作。四川大儒赵熙评价郑珍的诗,以“绝代经巢第一流”许之。今人钱仲联也有“清史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的评语。以郑氏为清代诗坛的“宗祖”,当是晚清以来多数学人的共识。大约八年前我曾接待过加拿大学者施吉瑞,他是叶嘉莹先生的学生,研究工作刚从唐宋转入清代。他就认为郑氏在诗史上的地位,当不亚于大诗人杜甫。去年他的大作《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崛起》出了中译本,书中不仅将郑珍拔高到可与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媲美的程度,而且更将其视为现代性大变局的早期源头。他的评价正确与否,我们暂不置论。但可以断言的是,历代贵州诗家,他们不仅用自己的作品营造了一个情感的诗化世界,而且也铸就了一个赓续不断的人文传统。

 

四是心学成就。阳明“龙场悟道”后即开始传播他的心学思想,讲“知行合一”及“心即理”等学说,培养了一批黔中弟子,因而黔中王门的学术成就也不可轻易忽视。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就是大儒孙应鳌,他的《易》学和《四书》学成就都十分突出。刚才我们讲到明清易代之际,儒家学者为坚守气节而纷纷逃禅,其中就有不少心学人物,当然服膺程朱学的学者也不少。陈寅恪为《明季滇黔佛教考》撰序,便明言“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他认为时当明清大变局之际,贵州“以边徼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实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陈援庵先生也认为“明季中原沦陷,滇黔犹保冠带之俗,避地者乐于去居岐”。可见僻处西南边陲的云贵两省,当时已成为华夏正统的象征。与《明季滇黔佛教考》类似,陈寅恪先生的序言也是黔学研究的纲领性文献。

 

以上只谈到方志学、禅学、诗学、心学等方面成就,实际可向大家介绍的还很多。地域学是包容性很大的学问,黔学当然也不可能例外。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