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景贤】钱穆的“通史”,是要解决中国文明的“延续性”问题

栏目:钩沉考据
发布时间:2020-05-07 18:49:35
标签:钱穆

钱穆的“通史”,是要解决中国文明的“延续性”问题

作者:戴景贤

来源:《西南联大》,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四月十五日庚戌

          耶稣2020年5月7日

 

2018年,CCTV纪录片《西南联大》曾采访到高雄中山大学特聘教授戴景贤先生。作为钱穆先生的弟子,戴先生在片中谈到了钱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的往事,以及钱先生在那个时代撰写《国史大纲》的“历史意识”与“历史关怀”。此访谈后经整理成文,刊于记录片同名文字书——《西南联大》(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

 

 

 

戴景贤,字嘉佑,祖籍安徽合肥,1951年出生于台北市。自高中时代起,即师事国学大师、名史学家钱穆,前后逾二十载。198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中国文研究所博士班,获国家文学博士学位。自同年起,任教于高雄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迄今;并曾担任该系教授兼主任。自2013年起,获聘为该校特聘教授。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研究领域包括学术史、思想史、美学、文学批评与中西思想比较。

 

我是一九五一年出生的。认识钱先生的时候,我还在念高中。因为我对文史有兴趣,而那时,刚开始读钱先生的书。我父亲的一位朋友,他曾是钱先生在苏州中学任教时的学生。我父亲与他谈起我。这位朋友说:如果想见钱先生,他可以引荐。于是因为这个机缘,我结识了钱先生。这年我高二。这段从学的过程,直到钱先生辞世为止,中间经历了二十二年。

 

钱先生身材不高,但看起来,却有一种俨然的气象。而且打从我第一次见到钱先生,之后二十多年,钱先生并没怎么变。拿中国人的话来说,钱先生是精、气、神具足。钱先生除了最后几个月,开始有了一些状况,身体始终保持得很好。而且钱先生毕生著作,基本上未曾间断,直到他的晚年。虽然八十岁以后,钱先生因眼睛黄斑部病变,目不能见细字。但是钱先生记忆力惊人,写作的时候,藉助他人复查资料,读给他听,对于研究工作,并无影响。而且落笔成文,不烦再改。

 

我在《从学宾四师二十二年之回忆》一文中曾提到,我第一次见到钱先生,听他演讲,是在台北的中山堂。当天的讲题,是《文化与生活》。钱先生举手投足,那股精神,让人感动。当你看到钱先生,听他的声音,你就会被他吸引。他说话时,沉稳有力,中气十足,字字句句,发自肺腑。而他所说的,都是他心中所信的。这个信仰,是支撑他生命的力量。钱先生其实有长年的胃病。可是钱先生的精神极好,到了九十多岁,都还能每天写稿不辍。对于他来说,读书、著作,是他个人生命的实践与完成。那个年代,学界像钱先生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这种生命的信仰,让他们觉得:如此般的存在,即是一种价值。

 

 

 

钱穆(1895—1990)

 

我所曾有的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但这是一段他人无法复制的过程。我们受教育,我们一定有我们的老师,或许我们老师的老师,也都还在同一所学校任教。但从大时段来说,基本上大家都是处在同一个时代的氛围里。可是我从学钱先生,这段交往,却像是让我跨越到另一个时空中去。

 

钱先生年轻时,中国正处于剧烈的转变中。中国是一个大文明。中国在自己的文明里,自给自足。然而当中国开始遭遇到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战的时候,中国社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个时代的人,如何去面对这一问题?先是列强交侵,后来是抗战,国家与民族,都陷入了严峻的生存危机。所有的人都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我大学时代,披阅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回忆访谈,中间论及他初到中国时的深刻印象。他说:以一个英国人来看中国的现况,是很可悲的;可是中国当时的年轻人,却处处洋溢着一股乐观的热情。这对于他们身处一战后欧洲所弥漫的悲观气氛中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在太令他们觉得讶异了。我虽出生在二战后,却有幸能长时间接触到像钱先生这样一位民国初年的学者。这是何等特殊的经验!那个时代的人都过去了,可是他们的世代,对于中国近现代的转变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所做的事,不一定都成功。他们的理念,或许有一些我们也不赞成。可是他们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典型”,一种从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中,酝酿出来的精神。

 

其实在那一辈的人中间,许多人的主张非常激烈:要新文化运动,要打倒孔家店。可是从今天往回看,他们自身,其实比较像传统的中国人,而非西方人。而且那个时代的人,谈中西文化问题,相对了解的,其实是中国。对于西方,以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所认识的,是不够透彻的。胡适留学美国,先后也就是七年。钱先生中年以前并没有到过西方。钱先生后来担任香港新亚书院院长期间,由于美国耶鲁大学决定颁授荣誉博士学位给他,才顺道去了欧洲。这是钱先生第一次亲眼见到西方社会。所以当时很多人,所谓以“世界”的眼光谈论中西文化问题,其实对于经验以外的事务,常是不脱一种想象,一种主观的诠释。然而在那个时代,他们到底是依据什么样的知识背景与观点,去认识这些问题,形构他们的诠释的?这一点,对于分析当时的中国,以及当时仍留存于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底蕴,却是十分的重要。

 

其实整个那个时代著名的知识分子,都是中国旧社会培养出来的人物。我们今天进步了,我们对于世界的了解增加了,我们有了自信。可是我们比较疏远的,反而是原来的那个中国。因为你现在所能想象的,都只是透过文字的叙述而来。我出生在台湾,我父亲是安徽合肥人,长于北方,我的母亲是台湾宜兰人。我所受的教育,虽有不少属于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但基本上,我是一个在新世代中成长的人。所以我跟随钱先生这么长的时间,让我能够亲炙中国旧社会所培养出来的卓越的个人、卓越的知识分子,这对于往后我读中国古人的书,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进入前人的精神世界,无法感受到他们的生命情感,而只是从逻辑上、从概念上去解析、去归纳,我们的认识是不够亲切的。因为人一时的语言,是不能完全表达出他内心的情感,以及意识的整体的。跟随钱先生如此之久,在这一点上,它对我的影响,直至今日。

 

从学术史的观点来说,有些人会认为:这是“钱门”。就情感来讲,当然是“钱门”。余英时先生每一次获得学术界的殊荣时,都会强调钱先生是他的老师。但是,余英时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的看法,与钱先生的观点,其实差别是很大的。我自己读书,做学问,谈问题,也并不都是依着钱先生的路径发展。可是在情感上,这是师恩。“钱门”是从教育方面说,有意义。在学术上,其实并无所谓“钱门”这件事。它并不是成立一个学派,坚持一套既定的说法,亦不是固守一种主张。钱先生的重要,是开出当代思潮主脉之外,另一种风气。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学界而言,启示是深远的。

 

讨论西南联大时期的中国学术,需要关联到民国初年,开始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新式大学的年代。北平在全面抗战以前,局面固然紧张,但以小范围来说,还是比较安定的。所以当时的学者,还能从容地去谈问题。也就是,以时代而言,问题虽急迫,但生活层面,其实并没有太被打搅。而且中国开始有了新式大学,知识分子是很受尊重的。钱先生回忆他刚到北平的时候,他们的薪水大约是一百大洋、一百五十大洋。像汤用彤先生这样较资深的教授,则有四百大洋。我从前到图书馆查书,见到馆中藏有当年出版的线装的《四部丛刊》,标价国币六百元。据说当时三块大洋的月薪,足以替家中雇用一名长工。这与后来的西南联大,环境可说完全不同。

 

那时候,北方兴起的新学风、新思想,各式各样的新事物,就时代而言,是非常宝贵的。钱先生自从到了燕京大学,后转北京大学,前后约七、八年。抗战前的这七、八年,对学界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钱先生的《国史大纲》,它的刊行,虽已在全面抗战之后,可是全书整体的构思,则是在北大。当时,就读清华大学的杨联升先生,即曾前来旁听钱先生的课,前后七年。杨联升先生还保留有当年钱先生课上所发的一些讲义。后来余英时先生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杨联升先生向余先生说:我们都曾从学过宾四先生,这部讲义是我当年留下来的一个纪念品。杨联升先生于是将它赠予了余先生。后来这部讲义,也在台湾由某书局出版。

 

钱先生任教燕大、北大的七、八年中,当时最大的问题,固然来自现实,却同时是一个历史的诠释问题。也就是:如何为中国史,寻找出一“世界史”的定位?可是这一问题,并不是短时间能够条理清楚的。如果说中国与西方曾有很长的交往历史,而且不是局部的,是全面的。则这项问题,或许会在某一时刻,藉由某些特殊议题的引发,完成它所期待的诠释结果。可是当时在急迫之间,只能靠讨论的人,凭空去建构。在那个时候,其实是没有条件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可是现实上需要。因为如果不知道中国今日在世界所处的位置,不知道中国所面对的现代化问题的根本性质,中国作为如此大一个国家,精神的力量就会溃散。所以在这个时候,若能用一种整体的概念,对中国历史做一番诠释,即使无法给予它正确的定位,对于时代需求而言,仍是非常重要的。

 

 

 

1938年,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合影 

前排左起郑天挺、姚从吾、钱穆

 

有些人认为钱先生是一位“民族主义”的史学家,这项批评并不正确。“民族主义史学”的意思是:你所从事的史学工作是不够客观的,因为你有一种民族主义式的民族情感。其实具有基本的民族认同,或民族情感,并不必然即是提倡或遵循一种民族主义;也不必然会扭曲人的历史判断,或形塑单一形态的史观。我们人可以对于自己的文化产生认同,或对于自己的国家、民族产生热爱。但不能看到人有这一面,就轻易地运用意识形态式的词语,将他人复杂的学术思惟予以简单概括。这些属于不同层面的事,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钱先生《国史大纲》出版的时候,他书前有几段话,最为人所熟知。而且我相信这几段话,对于西南联大时代的师生,影响是很大的。它的大意是说:但凡我们自认知识在水平线以上,对于本国已往的历史,应略有所知。而此项认知,尤贵附随一种对于本国已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盖若没有了温情,没有了敬意,我们便无法正确地理解自己的文化与历史,便易流入一种虚无主义,或过度的文化自谴;国家因而也不易再有向前发展的希望。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0

 

其实关于建构“理解”,需要诚挚的敬意,西方也有类似的说法。亦即:我们对于如何掌握异于自己的观点,希望从他人的话中获益,取决于我们向他人请教的态度。如果缺乏敬意,我们便无法真正进入他人的语境之中。我们其实无须担心,因对他人怀有敬意,便会被他的思想牵引而去,丧失了自我。因为最终的理解与判断,还是会回到自己智慧的抉择。如果你受到一个人议论的影响,陷入“一家之言”无法出脱,这并不是你愿诚心地倾听他,这种态度障蔽了你。其实是因为自己在过程中,缺乏足够的思辨能力;或这项能力,在你来说,仍有待磨练。

 

钱先生撰写《国史大纲》,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与其他谈历史的人不同。即是他对于所谓“历史”,到底本质为何?具有特殊的理解。当时史学界所倡议的,是寻求一种“客观”的历史。亦即:中国人必须离开自己的立场,从“世界史”的角度,回头来审视自己的历史。这是一项需求,可是我们不一定能做得到。钱先生的看法则是:历史要看是哪一个民族的历史。有的历史,是存在着历史发展的主体,自身具有一种丰厚的主体性的。但不是所有的民族的历史,都能够在过程中,建构如此般具有“持续特质”的历史主体。而正因为中国发展具有自身的主体性,所以中国的历史,始终遵循着一种中国的模式。

 

依钱先生看来,“历史意识”,其实是关联到我们人的“存在意识”的。因为历史是靠人去诠释的。你去观看别人的历史,与你反省自己的历史,本质上就存在着差异。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我们必须要懂得分辨这种差异。今天日本学界、韩国学界,甚至欧美学界,常有人想颠覆中国人的历史观念。他们认为中国人的历史,是中国人想象的历史,我们应该重新将它放置到一个“东亚史”的观念内,加以诠释。依此观点,任何“诠释中国”的旧说法,都是可以被挑战的。这项属于新、旧“观点”上的差异,不是对或错的问题,而是无论何种取径,我们都要质问:最终诠释出来的结果,到底揭示了多少“真实”。然而这就会引生出另一问题:什么是历史的真实?

 

对于钱先生来说,“历史”是靠人诠释的。涉及自身文明的历史,自己的诠释,才有真正的重要性。因为它会影响你的现在,影响你的未来。日本学界、韩国学界、欧美学界,怎么看待中国某一时期的历史?他们可以有他们的历史诠释角度。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应如何诠释”,这中间牵涉到“中国文明的延续性”问题。钱先生的“历史意识”,是与他的“存在意识”相结合的。这一点非常特别。而这一点,其实是源自中国的传统史学。梁启超在当时提倡“新史学”,为中国的史学开拓了很多方面。可是“新史学”相对于“旧史学”而言,不是替代性的。因为日后中国史学的发展,也并非如梁启超最初预想的那样。相较于钱先生,梁启超谈了更多的问题,但他并没有掌握“中国所以为中国”的根本原因。因为梁启超年轻时参加变法,当时中国亟需做出大幅度的改变,所以他注意到中国历史的阶段性。可是中国历史的“延续性”是靠什么维系呢?我想钱先生心目中的所谓“通史”,最重要的,就是回答这一问题。

 

钱先生的《国史大纲》在抗战时期,影响了很多人。可是这本书,依我的看法,并不是专为了抗战而作。它所处理的,是关于中国如何面对现代化挑战的问题。这即是“历史意识”与“存在意识”的一种结合。当时的现实问题,主要的是国家与民族的生存问题。第一个挑战,就是中国是否能继续维持是一个大国?如果中国分裂了,如果这个文化的凝聚力溃散了,虽然文化并不会消失,可是这个文化里的因素,便会被别的文化吸收,只成为别的文化中的一个成分,不再具有自身的主体。如果中国没有找出适合自己的方式,延续着某种文明的特质,曾经存在的有关中国历史的诠释,便会逐渐被改变。历史,客观的是“历史事实”的部分;可是历史的诠释,永远与“诠释者”的需求是相关联的。依此而论,钱先生的《国史大纲》,是为中国人的需求而写;他不是为了中国以外的历史学家,怎么去客观地看待中国历史而作。当然,从这点上来说,钱先生的史学,是无法涵盖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的。可是他的历史观点,却是中国近代史学中,重要而不应被忽略的一部分。

 

照钱先生的说法,中国以往的历史,经历过非常多的挑战,非常多的转变,可是在其间,有一个极重要的关键因素,形塑中国文明的延续性。这个关键因素,便是读书人所秉持的传统的人文精神。钱先生自己的理念、信仰,正是在这种环境里孕育出来的。所以循此而言,若有人认为钱先生的历史观,事实上是增添了一种个人的历史想象,则可以这样回答:只要钱先生的研究,确实呈现了中国历来知识分子,某种“文化理念”与“历史意识”的结合,显示了这种“看待历史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所曾经发挥的作用,则讨论中国现代史学的人,便也无法取消这种历史诠释的重要性。哪一种历史诠释,没有涉及“历史想象”的成分呢?历史中片断事实的知识,从来不能提供我们对于历史完整的诠释。

 

从另一层说,钱先生心目中所意指的“历史知识”,与当时人所谈论的历史知识,并不完全相同。当时人论历史知识,旨在寻求一种历史的客观性。可是钱先生所指言的“历史知识”不是。他的意思是: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他们需要的历史知识。钱先生并不认为“绝对客观的、完整的历史知识”是可能获得的。对于处在发展当下的文化来说,人们总是需要一种即时的历史知识。这是面对自己“生存时代”的需求。人们需要这种知识的指引。

 

钱先生对于历史的解释,涉及他对于中国人的理念、中国人的信仰,乃至中国知识分子的活动等等,与“中国历史变化”的关联性的认知。他的这番提示,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关于“学术史”与“思想史”方面的解释。它的困难点在于:作为“诠释者”,我们必须进入“被诠释者”真实的语境,从他的角度理解他所思考的问题,认识他的时代感受与价值观;而不只是从他论述的语言逻辑,来看他所处理的普遍议题。并不只是如此。

 

抗战时期的历史教育,与抗战前在北方形成的新学风,最大的差异,是条件上的差异。当时整个国家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最后时刻,没有安适的环境,延续早些年在北方所进行,类如《古史辩》中所争论的种种议题。整个年轻世代,大家所关怀的,只有一个问题:中国到底有没有希望?若中国有希望,为什么中国有希望?我们需要一个解释,一个答案。

 

从整体当时的局面来看,从世界的地图来看,中国眼看着就可能长期分裂,甚至面临亡国的危险。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这时的年轻学生,已与当年在北方的年轻学生,有了不仅是“年龄”上的差距。当年在北方的学生,有着很高的志向,他们要建构一个伟大的新中国。可是到了抗战时期,人们最大的问题,仍然是:这个国家到底能不能够继续下去?如果国家亡了,民族最后也被征服了,中国不沦为波兰,则为印度。这是从康有为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焦虑,可是这个焦虑,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是最严重的。

 

早年我曾经遇到一位朋友的长辈。他原是云南大学的学生,后来从军,在抗战期间加入了空军。他说他们同辈,在当时,就是读了《国史大纲》,受到这部书的激励。钱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告诉大家:中国是不会亡的。不会亡的原因,是中国有一股文明的力量,这股力量来自一种价值的信仰。这种价值的信仰,如果唤醒了你、鼓动了你,你就相信这股力量是真实的。当然,从另一种可能说,如果我们对这种说法,起不了回应,便会觉得这只是一种历史想象,这种历史想象,在现实中是不会真正产生作用的。不过,至少到了全面抗战的那一刻,大家所关注的,已经不是历史的局部问题;许多“新史学”中引人入胜,可以继续深入的问题,到了此时,虽仍有它的研究意义,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反而不是大家关怀的重点了。

 

清末以来,关于中国历史,有一个最流行的讲法,便是谭嗣同所说:中国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一个秦始皇,一个荀子,一个是大盗,一个是乡愿。大盗利用乡愿,乡愿附和大盗。这一流行的说法,基本上直到我们今天,仍是诠释中国历史的最大主轴;只是用语不同,精、粗有别而已。后来这个说法,再加上了主张中国二千年之社会,皆是“封建社会”,于是形成了一套最具势力的说法。但如果不是呢?你便须告诉我,中国政治是什么政治?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中国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知识分子?而这就是钱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所要细辨的。

 

从钱先生《引论》中所展现,我们可以知道:在全面抗战前,整个中国学界,建构中国史诠释的时候,他们所关怀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治,特质为何?中国两千年来的社会,特质为何?中国两千年来的学术思想,特质为何?中国两千年来的知识分子,特质为何?中国两千年的经济形态,特质为何?可是到了抗战期间,这些问题简约化了,集中在:中国能不能生存下去?于是在这个时候,钱先生的书,就比其他人的说法,更见出力量。

 

整体而论,这部书在那个年代见出的力量,是与时代的需求相关的。但并不是说,这部书的价值,绝对是远胜其他人的著作。这不是公平的话。在《国史大纲》里,都是提纲式的写法。因为这部著作,本是钱先生上课时用的讲义,他自己写下来的重点,再陆续增订。所以当我们仔细去读的时候,可以知道其中许多问题,背后是有着钱先生深厚的研究基础的;而且许多是与中国的旧史学相关。我在《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一书中,诠释钱先生学术的时候,讲到《国史大纲》,我举出十二个例子。这十二个例子,钱先生的说法,都融合了古人研究的成果。可是在这部书中,它只列出一个提纲,一个结论。对于抗战时期的读者来说,他们要的,正是这种简明的结论。大家已无暇将时间投注在某一个细部的问题上。大家渴望有一个答案,一个现在我能够相信的答案。所以《国史大纲》在那个时候,它的体例符合了时代的需求。

 

 

 

戴景贤《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

东方出版中心,2016

 

今天我们有关中国史的研究,较之前人,进步很多。可是也仍然需要一种整体的观看。民国以来涉及中国历史的研究,我在《论现代“中国史研究”之双重意义》一文中,曾将它区分成两条脉络:一条途径,是以“世界史”的角度,观看中国历史。就这一途径来说,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是没有差别的。美国有一位研究中国史的著名学者,旁人问他为什么研究中国史?他回答:我就好像乘坐火车前往某地。火车到了中间一站,停了下来。我觉得风景不错,于是下了车。我浏览了这个引起我注意的风景,企图看清它。这是一位西方学者,他可以这样去研究一个非属于他自己文明的历史。他永远不会有焦虑,他只是企图理解你的焦虑是什么。我们有时候研究中国历史,也可以这样。至于另一条途径,则是探讨:历史的发展,对于具有悠长历史记忆与自主性的民族而言,是否在它种种历史现象的背后,尙存在一个具有特殊文化性格的发展主体?对于多数强调历史客观性的学者来说,这样的研究,是基于一种文明认同的想象,不必然具有意义。

 

但是我们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哲学家、知识分子,也是充满着对于西方文明的焦虑。这一焦虑,固然会让他们扭曲一部分的历史,看不真切一部分历史,或把某一部分历史现象夸大。可是也必然有一些部分,确实涉及到了所谓“文明的生命力”。从这点上讲,即便有人不赞同这种观点,认为只是一种意见,它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

 

钱先生的史学,明显偏向两条途径中的后者。钱先生的立场,立基于两点:第一,历史意识是与存在意识结合的。第二,现实问题,同时即是生命问题。第一点前面已经说明了。至于所谓“现实问题,同时即是生命问题”,这就好像我们人生病,希望病能痊愈。可是首先我们要认知我们生命的主体。也就是这条“命”。中国的历史,如果都只有被批判的意义,这部历史还讲它做什么呢?于是主张变革者强调:我们正是要讲明它,要让这一“旧历史”,不再影响我们。但是文化凝聚力没有了,中国就可能分裂。中国一旦分裂了,迟早以“中国文明”为诠释对象的历史,也就解构了。可是到了今天,中国仍在。中国人还是希望以“历史的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以自己民族的方式,延续历史。甚至觉得我们可以复兴,也可以再次伟大。我们若问:你此一信念,从何而来?至少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的现实问题,就已不只是现实问题了。这就是中国领导人,与美国领导人见面的时候,双方对话,美国人常不能完全明了中国人的原因。因为美国人谈的是现实问题,而中国人的现实问题,是会延伸到历史问题的。

 

所以现代的中国史研究,依我之见,事实上存在两种面相:一是从“世界史”看中国史,一个是从“中国史”看中国史。就中国史而言,“文明的延续性”形塑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这个历史主体,不单只是国家主体,也并不就是社会主体;它拥有一种文明的主体性。我对于中国史研究的分判,其实说明的方式,来源即是中国古人所谓“究天人之际”。不过是用一种现代的学术概念,加以重新诠释,用以探讨历史研究所可能达到的诠释高度。否则“历史意识”为什么会与“存在意识”相结合呢?为什么“现实问题”会是“生命问题”呢?这种观点,显然不是遵循着单一的逻辑。钱先生的史学观点,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价值信仰”的一种现代体现。

 

许多人或许不能接受钱先生的史观,或者无法认同钱先生有关中西文化比较的说法。但相对于同时期其他人来说,钱先生的观点,仍有它的重要性。这不是别的史学家的史论,所能够替代的。所以也并不是说:一旦过了他的时代,钱先生的意见,就必然将融进他人的历史论述之中,不再单独受到注意。依我的判断,“从钱先生的书中获得重要启发”,或另一种情形,“对钱先生的说法完全无法接受”,这两种反应,都可能会持续下去。可是有一点不会发生,就是:最终我们忽略了它,它不再受到人们的关注;钱先生的书,只是放在图书馆的角落,聊备一格,我们无需再理会它。或许不是如此。我们从这十多年来钱先生著作在大陆所受到的关注,大概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民国初年学者的书,以目前来看,销售的数量,恐怕钱先生的书还是最多的。可是我一生遇到不少人,他们完全不能接受钱先生的任何观点。所以当我所撰写的《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一书出版后,不久便有一位素来反对钱先生的老辈学者,写文批评,认为我不应以现代学术的眼光,如此诠解钱先生的冬烘之见。但是我的立场是:这么多人从钱先生的著作中获得启发,它总有道理。不至于毫无“说对”之处,就能引起如此般广泛的回应。我们先莫急于拣择钱先生说错了哪些,应当问:他究竟说对了什么?我们看待他人的学术,“平心持论”,仍是很重要的。

 

 

 

钱穆在其晚年寓所素书楼前

 

因为我出生的年代,我在台湾大学就学的时候,我的老师辈,或者他们同年代的人,很多人经历抗战。有的人先是在北平念书,然后转到西南联大。所以《国史大纲》这部书几乎无人不知,人人都翻阅过。在当时那么多著作中,它受到关注,正是如前所说,它确实说出了当时大家所急切希望知道的。从某一观点讲,我认为民国初年,胡适提出中国需要德先生、赛先生,中国无需宗教,也不要哲学。这个立场,基本上,就是针对中国当时所感受的现代化问题,从而有的主张。其实胡适提出“全盘西化”,最初是见于一篇以英文写成的文章,登载在基督教的一个小刊物里。所谓“全盘西化”,它的原文是“wholesale westernization”。胡适这篇文章一点不学术,可是它有重点。意思是说:我们现在担心我们喜欢的、眷恋的那些美好的事物,会因中国社会的剧变而消失。可是我们若没有思考清楚,不赶快解决问题,这些基于恋旧而不舍的文物,最终会整个被摧毁。这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焦虑。

 

其实我们回头看,当时提倡的“全盘西化”,亦是出于一种选择,一点不全面。即使真的推行,也“西方化”不了。所以西方学者论民国以来中国的现代史,并不觉得中国是在从事一种“全盘西化”的工程。这仅是一句口号。我们在一定的时刻,选择了我们所认为最需要的变革。可是到了全面抗战,我们最需要什么?不是德先生,不是赛先生,因为这两项能做到的都有限。在抗战期间,许多人参加民主运动,可以提出主张,反对这一种,提倡另一种。可是在实践上,都达不到真正的民主。至于科学,中国当时勉强抗战,如果没有国际形势的变化,抗战势必更为艰难。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如何发展科学?我们的杨振宁、李政道,是因为到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继续研究,才能获致如此杰出的成绩。而到了抗战,问题集中了,基本上,就是需要以中国的方式继续生存。

 

日本人当时的目标,是希望沿满洲人的旧径,征服中国。于是日本人倡说,主张元、清非支那;说“蒙元”不算中国,“满清”不算中国。意思是日本人也可以入主。所以在这种急迫的状况下,中国所需要的,已不是德先生、赛先生,而是民族的自信心。如果当时人改变了想法,觉得自己不一定须是中国人,中国不一定须是中国。我们的意志一旦松懈,如何还能坚持抗战?当这种失败的想法蔓延,就会有人主张:我们无妨接受日本人的统治,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而当时确实也有人这么主张。觉得亡国也就亡国了,不过就是“换人做庄”罢了。但正因我们不屈服,所以在经历了全面抗战的八年,我们在痛苦中,淬炼出一股精神,让我们相信:中国社会确实存在一种价值信仰的基础,一种信仰的力量。它不是出于单纯的道德理念,也不只是出于民族的认同。一切精神的动力,都来自一种对于“自己所以存在”的深刻认知。在“生死存亡”的考验中,我们感受到了“存在意识”与“历史意识”的自然融合;而这就是中国人所谓“天人合一”的一种展现。在这项体认中,“现实”不只是眼前所看到的“现象中的现实”,而是从过去发展而来的“存在的现实”。这个现实,是脱离不了历史的。当我们回答了这个关于“存在”的问题之后,其它都只是细节了。就当时许多读钱先生书的人来说,它的意义就是:我相信你的话,我觉得我有希望。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奋斗、我的牺牲,都是值得的。我觉得这股力量是绝对有的。

 

当时的史学家没有人不爱国,当时的史学家,也都在为中国的历史,深刻地思考其中的前因与后果。他们也都在自己的设想中,期待建构中国未来的希望。钱先生的《国史大纲》,虽仅是提纲挈领,但他的话,说到了重点,说得有力量。于是他的话,就受到了注意。它提醒着我们: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要有温情与敬意;这是我们的历史。然后作为个人的“你”,便可从中间找到连接,从自己的身上看到中国,并从自己的信心,看到中国的未来。也就是在这点上,我觉得钱先生《国史大纲》这部书本身,便是一个伟大时代的鲜明印记。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