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林】学问路途上有很多可以欣赏的风景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20-05-07 19:01:09
标签:经学文献学
宋立林

作者简介:宋立林,男,字逸民,西历一九七八年生,山东夏津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职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曲阜师范大学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所长,社会兼职莱芜汶源书院院长,济宁仰圣书院执行院长。著有《出土简帛与孔门后学信探》《儒家八派的再批判》《孔子家语通解》《孔子家语探微》《孔子文化十五讲》《礼德诠解》《廉德诠解》《孔子之道与中国信仰》等。

学问路途上有很多可以欣赏的风景

作者:宋立林

来源:“经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三月廿九日甲午

          耶稣2020年4月21日

 


宋立林,山东夏津人,1978年生,历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后(武汉大学),副教授,曲阜师范大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副主任,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所长,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出版《出土简帛与孔门后学新探》《儒家八派的再批判》《孔子家语通解》(合著)等,发表论文60余篇。

 

01经学文献学相对冷门,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门学问的?又是如何深入的?

 

说起来非常惶恐,非常汗颜,我哪里懂得经学文献,纯粹是门外汉。面对经学,如同面前的万仞宫墙,虽然就在眼前,但恰如子贡所说,我是“不得其门而入”,只能仰止!最多算是徘徊于门前。因为学习孔子儒学,自然不会不了解经学。但是我的专业是专门史,确切一点说是中国思想史中的儒家思想史。我的本科、研究生都是在曲阜师范大学读的,拿到的学位也是历史学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本科期间胡乱读过一些书,但是没有人指点,只是自己瞎读,毫无长进。工作三年之后,考取研究生。当时我本来报考的是清华大学思想所,专业也是专门史。此前一年我也报了,目标是葛兆光先生,我对他的思想史非常感兴趣。可惜我外语不好,那一年没有过关。第二年报考的时候,他已经不招硕士了,我改报廖名春老师。那是2003年,非典。复试没过,再次落榜。但是我进到了清华园,见到了很多原来只在书本上知道名字的前辈,别提多激动了。落榜咋办?调剂回母校。刚办完调剂手续,等待复试的时候,非典大爆发,那一年复试是把试卷寄回家,彼时,先严先慈皆已弃养,我也是孑然一身。我一个人在老家的院子里,搬了把椅子作桌子,坐在马扎上,认认真真地做题。后来我想这就是儒家讲的慎独。后来被录取,我从一名高中历史老师,又变回了学生。曲阜师大虽然是地方院校,但是在儒学研究方面还是有几十年的积累,有不少的名师。我有幸进入当时的孔子文化学院攻读专门史,绝对是一种造化。所以我从来没有因为没有去成清华读书后后悔。历史不能假设,我不能想象去清华读书,我的人生轨迹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我清楚我在曲阜师范大学追随杨朝明老师读研究生,以及此后的人生之路,是我喜欢的。这就够了。哈哈,抱歉,绕得有点远了。回到正题。对于经学文献的认识,就是在研究生阶段,才有了较为清晰的框架。杨老师是历史文献学出身,他的导师,我的太老师是研究鲁国史的郭克煜先生,我没有见过老先生,但是听师辈们说起来,没有不佩服的。可惜他们那一代经历坎坷,写东西少。后来以郭先生名义出版的《鲁国史》,也是他的弟子们合作完成,完成郭先生的夙愿。我还见过郭先生和大师伯梁方健老师、陈东老师合编的《鲁国金文编注》油印本。杨老师硕士论文好像是《汤球<九家旧晋书辑本>研究》,因为那个时候(1988年)曲师大有招生权,没有学位授予权,所以杨老师他们八位同门,包括郭沂老师,在华中师范大学古籍所获得了硕士学位。答辩的主席就是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后来杨老师的研究一直以史学史、文献研究为主,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慢慢转到儒家文献研究。杨老师后来又跟着李学勤先生读书,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后来出书了,就是《周公事迹研究》,是通过对古文献的重新认识、考辨、梳理,进行周公研究。再后来,杨老师便是以儒家文献、早期儒学为研究对象。所以,从师承上来讲,我应该有一定的文献学背景。可惜,我的专业是思想史,不是文献学。我们的历史文献学硕士、博士点都是稍微后来的事了。所以,我也是从文献入手做思想史研究,但是缺乏系统的文献学的训练。这是很大的先天不足了,后天失调。文献学的书,读过不少。但是就是不系统,不少原原本本,老老实实地把文献学学好,兴致来了,就读一阵子文献学的。所以文献学基础不牢固,和那些文献学出身的相比,我自然只能属于门外汉。但是,又割舍不掉对文献的兴趣,不安心纯粹作思想史、哲学史的义理。所以,我自己常说,我是一个文人,不适合作学者。兴趣太杂,不光是文献、哲学史,对宗教、艺术、文学、曲艺、美学等等,都有兴趣,属于文人积习。但是又缺乏文人的素养和天分,结果就是半吊子,对什么都难以从一而终。

 

我研习儒学,特别重视经学对思想史的意义。在文化复兴的大势之下,经学的价值和意义,已经越来越受到关注。很多学者在指导硕博研究生的时候,也越来越强调经学的训练。但是,老老实实读经典,研习注疏,绝非易事,考验毅力和耐心,真是“皓首穷经”,其艰苦不足为外人道也。我对经学文献的研读,正像上面说的那样,是不系统的,比如《毛诗》读过一点点,《周易注疏》读的多一点,因为研究生写孔子易教思想,那个时候较为沉迷于易学。《尚书》的也因为有一个时段师门讨论古文尚书真伪问题,而有兴趣,读了一些。《左传集解》是配合着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读的。我专门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五卷本《春秋左传集解》,没有疏,更简洁一些。当然,读得最多的不是五经,是四书系统。我们曾经办过多次的读书班,研读的对象是《论语》《荀子》《易传》《孔子家语》等等。逐章逐句地读,收获很大,当然进度很慢。所以,我个人读经学文献,只是为了知识的积累,不是作为专业研究。我记得廖名春老师告诫我,文献学是基础,由文献考据到思想义理,才是正途。我是心向往之,但是远远达不到这样的境界。

 

02您所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是?目前正在从事的相关研究内容是?将来的研究计划是?

 

屈指一算,我硕士毕业已经14年了,也就是说从名义上说,跨进学问的门槛已经14年了。我记得某位前辈曾经说过,一个人只要用功于某一领域,6-8年就能出成果,10年左右就应该算是该领域的专家了。我一想到这样的说法,我就心里打颤。我虽然愚钝,但是时间也不少花,倒也算得上勤勉,只是学问依然在“略识之无”的阶段,有负老师的期待,更对不住一个学者的头衔。每当获赠或买到同辈友朋的大作,我都既是由衷的敬佩,又是格外的无地自容。我的好处是从来不会嫉妒别人,我从来都是赞叹、景仰、追慕。不管追不追得上,反正我是心向往之。希望能够通过向他们的学习,激励自己,不要懈怠,以更加敬业的态度对待学问,让自己的学问有点滴的积累,不至于游学无根,私愿足矣。

 

这些年跟着老师做过一些工作,发过几篇不像样子的论文,出过几本书。我的硕士论文《孔子易教思想研究》,就是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简帛进行研究的。对马王堆帛书《易传》下过点功夫。自己还曾做过两篇《缪和》《昭力》的校释,后来刘彬老师收进他的大作,那本书获得了省社科一等奖,我是得附骥尾,与有荣焉。后来,博士论文写儒家八派,还是以二重证据法为基本思路,所以郭店简、上博简的东西相对熟悉一些。再后来我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一本这样的思路。但是,经学本身的工夫下得少,总是有种底气不足的感觉。文献的整理,我是跟着杨老师作《家语》《论语》的译注通解。《孔子家语通解》大概是2005年就在台湾出版了第一版,后来齐鲁书社约稿,又出了新版,这个齐鲁书社版署名是杨老师和我主编。因为我在修订的时候作了一点工作,老师特别要加我作主编。很多人开玩笑,说凡是老师和学生合作的,估计都是学生写的。我说这个不能以偏概全。杨老师是很负责的,稿子都是他审阅修改的。后来的《论语诠解》我参与了,但是由于精力不够,没有做更多的工作。

 

我对文献整理还是有兴趣的。大概四年前,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找我,要出一本国学典藏本的《孔子家语》,后来商量说可以再出一本《家语译注》和《家语汇校集注》。我的杂事多,兴趣广,老是安不下心来踏实做,一拖好多年。19年终于把《孔子家语》日本人太宰纯的增注本校点出版了,非常精致的书。不过,我近来作《译注》,重新校对,发现了几处句读错误、还有漏校的地方,脸红啊。今年春节前,新冠疫情爆发,我想大过年的,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把书做出来吧。一鼓作气,大概三个月时间,弄完了。还没交稿。我的感受就是在小学方面的积累不足,尤其是音韵方面,都是亟需补课的。我得再自己审阅一下,不然错误太多,太丢人了。当然,这个新的译注,也是我的心血所系,不能说毫无价值,自信有所贡献。这是最大的安慰。不是在重复劳动,而是有哪怕一点点的推进,一丁点的贡献,才是我们的价值。因为《家语》的公案牵涉极多,问题复杂。我个人的理解是,《家语》的价值需要重估,不能再像清人、近人那样鄙薄之、否弃之,像顾颉刚所说“赝中尤赝”,《家语》的价值也越来越得到肯定。所以这些年以《家语》为对象的专著出了不少,宁镇疆兄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师门在杨老师的带动下,也有很多硕士论文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我自己还是不太赞同说,《家语》是孔子研究第一书。当然,杨老师这句话不能简单地理解,像口号一样。他有自己的理据。但是,我还是觉得对于年轻人读书来说,《论语》是第一位的,把公认的经典读好了,问题把握住了,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了较为扎实的学问基础了,再来碰这些学术公案比较稳妥。否则容易被问题搞蒙,所以读经典注疏是基本功。《家语》的研究,也越来越精细化,这是大势所趋。我不想作《家语》的研究,我只是把这些年的读书,落实为一种成果,具体化出来。《家语译注》是给大众一个可信赖的现代注释本,所以我较为注重在字词、名物、典章、史实、乃至义理上给出我的解释,帮助人们读懂这本书。做译注的过程,其实也是仔细读书的过程,原来没有发现的问题,现在发现了,就得解决。所以,有时候非常痛苦,这个词到底怎么理解,这个字是啥意思,得联系其他文献,结合思想史的背景,通过内证外证,掂量再三。有时候最终没有满意的解释,没办法。有时候豁然开朗,真是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那种喜悦才是学术研究中的快乐所在,也是支撑着自己继续走下去的动力。《家语汇校集注》,主要是想利用我所掌握的文献资料,给学界提供一个更全面的《家语》文献,以供研究。自从我大言不惭地宣传了我的想法后,很多师友总是关注和讯问《汇校集注》完工了吗?,我是汗颜无地。我说当然做了一些基础工作,但是啥时候能够集中精力做出来,实在不好说,可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像这几个月这样的特殊际遇,实在是罕见的。毫无外在的干扰,除了买菜做饭,看孩子之外,就是写稿子,人这一辈子也不会碰上几次。

 

 

 

另外,在郭沂老师的提携下,我和他合作两本文献整理的书。一本也是《家语译注》,是郭沂老师打头,我协助他。另一本则是《孔子集语》的全本全注全译,前几天刚刚收到编辑寄回来的样稿的审定意见,在格式体例上做了更为明确的要求。我想下半年应该会完成。

 

未来的计划不好谈,因为我是缺乏计划性的人。比较感兴趣的课题有这么几个,一个是《论语》或者《四书》的名物研究,我在读书,或者和学生们读四书的时候,发现很多问题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解读,往往与对典章名物的不熟悉有关。很多中学老师也有类似的困惑。所以能不能在这个方面做点工作,给今人读懂四书扫除些障碍。另一个就是对《论语》古今注疏的整理。好几年前,就有师友提出所谓“《论语藏》”的计划,后来我们学校文学院立项作论语文献的集成。我个人还是从读书的角度来想,程树德先生、我的老师黄怀信先生都做过相关工作,能不能再深入一些,不光从文献的角度,而且是从义理上会通起来。唉,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所以,有些想法仅仅停留在想法,慢慢地一步步地落实,不急于求成,不仅对学问有益,对身体也有好处。所以,我现在自颜书斋曰:“慢庐”。就是警告自己,要学会放慢速度,不要急于求成。慢慢走,欣赏啊!学问路途上有很多可以欣赏的风景,转换一下心态,换一种活法,可能更能体味学问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妙处。否则,在现今科研体制的拿捏之下,我们学者们太不容易了。对自己的身体宽容一点,是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也是对学问事业负责。要知道,学问是做不完的。慢慢做,只要有认真不苟且的态度,踏实不敷衍的精神,足矣!

 

03您认为经学文献学应该是偏重文献整理,还是文献研究,亦或是基于前者基础上的文史研究?请重点谈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治学心得。

 

众所周知,经学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学问。以我个人浅见,经学文献学也不应该完全画地为牢。这几十年来,大概是九十年代以来吧,李泽厚先生提出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背景之下,文献也好,经学也好,越来越受到重视了。从先秦到近代的相关文献整理工作,从甲骨金文到日记、奏札、档案,都有人在整理。除了很多成果,当然其中也是鱼龙混杂,每年都有被举报出来的粗制滥造的文献整理类图书。文献学的发展,自然离不开文献的整理工作。文献的整理对于学者们来说,那是大厦的基石。所以我自己就很庆幸,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这么多的文献可以为我所用。文献整理是耗费精力的苦差事,不是所有人都乐意干的。当然,除了意愿之外,还得需要认真负责的态度,一丝不苟的精神,和扎扎实实的能力,缺一不可。当然文献的整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影印,影印的好处是存真。这几年不仅大出版社推出了很多大型影印文献,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推出的“国学基本典籍丛刊”,非常受欢迎,小钱买大书,很是解渴。而且像师顾堂、传古楼等已经是业界的响当当的品牌了,没有新品,大家都翘首以待,“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另一类就是校注类。当然还可以细分,点校、校注、汇校集释、译注等等。在文化复兴的时代,社会需求量大,各出版社都在做。学者也是各显神通。我的感觉是,现在的文献整理类,存在着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像老辈学者那样,一辈子作一本书两本书,今天已经很难得再见到了。学问的积淀不足,导致了文献整理的水平无法保证。很多大牌学者冠名的,往往因为自身事务繁多,无法真正去做,只是自己的学生做,质量无法保障。对文献学而言,是板凳一坐十年冷的学问事业,这在今天的氛围中,是不适合生存的,这些病症的存在也就无可避免了。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管住自己,不那么功利,尽可能地放慢速度,静下来做点扎实的可靠的文献整理工作。

 

文献学的研究,不能光停留在文献整理上,应该有进一步的深化,以文献为基础,做好文史哲的研究。这可能又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学者本人,以文献学为业的,也不能仅仅停在文献整理阶段,要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开拓深化,利用文献做好文史哲的研究。当然,这里头得看学者自身的兴趣,有的人就是醉心于文献,无意他顾,当然也不能说就不好。另一种情况则是学科之间的联系和沟通上。文献学应该与文史哲诸科加强联系,互通有无,做到相得益彰,而不应互相瞧不上。搞文献的觉得研究义理的基础不牢靠,搞义理的认为研究文献的不深刻。学问不应该划界,根据自己的兴趣与志向,从事于学问,取得扎实的成绩,就是对的。

 

说起心得,主要是自我检讨。第一,对从事经学文献学的工作之艰辛之困难,要有充分的自觉。否则容易半途而废,知难而退。只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那种劲头,才能做好。第二,得有几年的扎扎实实读注疏的功夫。过去叫童子功,我们缺的就是这个。现在的人,聪明,从经学里头找到个问题,做论文,很容易。但是这其实有投机取巧的嫌疑,最后会吃亏。必须扎扎实实从某部经典的注释读。我读博士后的时候,郭齐勇老师就叮嘱我,要“通一经”,要选中自己的学术自留地,深耕细耨。只是我的兴趣杂乱无章,没有沉下心来做。我想,我会在未来几年,在作《论语》或《四书》研究的同时,将主要精力放在《礼记》上。第三,要有开放的心态与宽广的视野。一方面对自己的学术领域有自信,但同时要懂得尊重其他的领域、其他的学科的学问,在夯实专业基础上,拓展阅读范围,把博和约结合起来,可能会有新的思路新的发现,这大概也符合所谓跨学科的潮流。宽广的视野,要熟悉学科的前沿,尤其是国际上的前沿。在经学方面,我觉得我们台湾就做得非常好,很多工作做在了我们的前头。日本在经学文献方面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关注的。以上所说,都是自我检讨,我都没有做到。我如果做到了,我想就不至于是如今这般的学殖荒疏了。

 

04请您谈一谈对经学文献学前景的展望,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哪些方面会引起更多关注?

 

对一个学科的展望,那是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能力,我缺乏这方面的能力,也没有相关的思考。最近这些年,经学很火热。当然争议也很大。我虽然不从事经学,但是我是力挺经学的发展的。目前各个经典的研究,都有专业团队、专业组织,有很多领军人物。比如礼学,就有清华大学彭林先生那里,浙江大学的团队,北京大学等也有。我们曲阜也有礼学研究机构。易学的研究,有山东大学易学中心,最近我们学校也成立了周易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福建师大的易学研究等等。诗经学、尚书学、春秋学也都一样。但是,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所谓的经学,还只是经学研究,整体上属于经学史范畴。古文经学的传承最后成了文献学的学科,今文经学的传承体现在某些哲学教授身上。当然,像曾亦兄他们,特别强调经学不同于哲学。但是经学也好,儒学也好,很多先生倡议列为一级学科或学科门类,都没有成功。我的悲观的看法是,不论传统文化如何复兴,经学的时代再也回不来了。也就注定了,经学成为了历史,我们的经学必然是经学史。

 

学问的趋势是细化。细化的好处在精深,坏处在窄化。所以,应该有高大的视野和抱负,再做精深的细小的探究,就不至于往而不返。

 

05请您推荐一种“经学文献学”的必读书,简要地介绍一下内容及您的阅读体会。

 

如果让我推荐一种“经学文献学”的必读书的话,那就是清人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十几年前,廖名春老师就推荐我们先读好这本书。要知道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中国的学问,尤其是文献学的学问,到了清代达到了顶峰。最近中华书局推出了俞国林兄校点的新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我又在工作之余,阅读梁任公这本代表作。可以看到清人的学问,确实令人敬佩。一连串的名字,都是那么令人敬仰。我曾经收藏了多种《清代学者象传》,就是像一睹芳容,瞻仰那些大师的风采。最近也收藏了《程瑶田全集》《凌廷堪全集》《莫友芝全集》《郑珍全集》等等,其实读未必读得完,但是追慕之心也是有的。在清人学问之中,高邮王氏显然在一流大师的行列。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都是经典之作。应该是做传统学问的学者的案头书。他们在训诂学方面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这一点王氏父子是有自信的。“训诂之旨,本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我们读《广雅疏证》会有体会。《读书杂志》,是传统的札记体,是对《逸周书》《史记》《荀子》等先秦两汉文献的校勘笔记,但是他的牛就在于将校勘与训诂结合起来,“发前人未发之覆”。读这本书,我们可以感受清人学问的形态、功力,也能学会方法,从中得到训练。结合高邮王氏的其他各书,能够在朴学上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