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怎样衡量中国的政治进步?为什么贤能政治是合适的标准?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20-09-24 01:10:09
标签:中国的政治、贤能政治
贝淡宁

作者简介:贝淡宁(Daniel A. Bell),男,西历一九六四年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 一九九一年获牛津大学哲学博士(政治学)。现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教授。著有《贤能政治》(中信出版社,2016年)《社群主义及其批评》(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〇一)、《中国新儒家: 变革的社会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上海三联书店二〇一〇)、《超越自由民主》(上海三联书店二〇〇九年)等。

怎样衡量中国的政治进步?为什么贤能政治是合适的标准?

作者:贝淡宁

来源:《中国政治学》2020年第二辑

 

 

 

贝淡宁(Daniel A.Bell)山东大学教授,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的邀请!首先,讲一下为什么我认为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很重要,第一个理由是因为姚中秋老师是我的好朋友,按照我们山东文化,这是为了朋友。当然,更重要的是学术方面的理由,虽然我在山东大学,但是我还在清华教一门课,是关于中国政治文化和历史的,跟咱们中心的研究方向差不多,那门课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外国的。

 

我们应该怎么解释中国政治文化和历史文化呢?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有历史感,当然西方知识分子也有,但没那么明显。我们跟西方的朋友相处,不可以每句话都讲两千多年的历史;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政治家)和老百姓交流时,则好像历史还活着,这点跟西方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中心非常重要。

 

刚才我跟朱老师讨论怎么翻译“历史政治学”的问题,的确,怎么翻译都有点奇怪。“历史政治学”并非中国独有,其实西方也有。我本科在麦吉尔大学念书,专业是心理学。为什么我选心理学呢?因为我想理解人类是什么。但我们讨论的问题和历史没什么关系,跟规范性的问题没什么关系,我们也不讨论人类应该是什么。直到最后一年,四年级的时候,我上了一门课,老师是查尔斯·泰勒,他很有历史感,还讨论了我们的政治理想应该是什么,讨论了一些规范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挺好,所以我改了我的专业,此后便一直在研究政治哲学问题。虽然我的历史感没那么深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

 

明年我会有一本新书出版,书名是《论正义等级》,我觉得这与中国文化有关。在中国,大家都承认需要一些等级,问题是哪些等级是合理的、哪些等级是不合理的;而在西方,很难讨论这些问题。我四年前写了一本书讨论“贤能政治”,谈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规范性问题,即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政治的进步或退步。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一些历史感,如果没有历史感,就没法回答它。大部分西方人都觉得中国这几年没什么政治改革,因为很多西方媒体认为唯一的政治改革标准就是推行一人一票,但中国中央政府没有采用一人一票的方式来选领导人,所以中国没有改革。这种说法很教条,如果他们有历史感,就不会这么想。在西方政治哲学中,最出名的书是《理想国》,它完全按照贤能政治的标准来讨论问题。以密尔为代表的19世纪的学者们认为,每个人的政治判断能力不一样,所以我们应该给那些比较聪明的人多一点投票权利。但现在,如果有西方学者讨论这些话题,人们会觉得这个人的道德有问题。西方在这方面已经变得很教条了,而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则比较开放。当然,怎么选拔、怎么提拔领导,跟一个国家的历史有关系,没有一刀切的制度,应该依据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规模、国情等因素确定。怎么选地方政府干部和怎么选中央政府干部,也有不一样的标准,同样没有一刀切的制度。要回答好这些问题都需要一定的历史感。

 

所以,为什么贤能是合适的政府(主要是高层政府)官员的选拔标准呢?第一个理由与国家规模有关。大家都知道福山写了一本书,他认为最理想的国家是丹麦,可是丹麦的人口只有五百万人,和中国完全不一样,怎么可以用丹麦的标准来判断中国的问题呢?20世纪之前,大部分西方哲学家都承认国家规模会影响领导选拔的标准。虽然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的前提是小规模国家,因为只有在小规模的国家,老百姓才会知道这些领导的能力,才可以判断领导的能力,才可以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但如果是很大规模的国家,就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居住的校区在农村,我和那些地方干部吃饭时发现,他们交际的第一个标准就是看你酒量怎么样,然后才开始讨论一些地方问题。但如果我和中央政府的人吃饭,他们就不会问你酒量怎么样,而是马上讨论怎么解决中国和美国的问题等。可见不同规模、不同层级的共同体,官员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且,要处理好中央政府面对的问题需要一些经验,他们考虑的是长期的问题,比如我们的政策会怎么影响后代、后人,又比如全球变暖问题。我真的很担心全球变暖问题,因为我所在的山大的校区靠海,三十年以后这个问题如果还没有解决,我可能就不得不离开美丽的山大校园了。总之,中央政府要考虑的问题和地方政府要考虑的问题完全不一样,所以需要以不同的标准来选拔干部。

 

这当然也跟国家的历史有关。中国的历史很复杂,但它的主流政治文化基本还是以我论著中所述的贤能政治为标准的。大家都知道,孔子改了君子的内容,孔子之前的君子标准与家庭背景有关,但孔子觉得君子就是能力比较优秀的人,尤其是道德水平比较高的人。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讨论怎么选拔比较优秀的领导、怎么衡量能力、怎么衡量道德、道德和能力有什么关系之类的问题。如朱熹反对科举制度,他觉得考试不能选出道德水平较高的领导。又如中国“大一统”的政治理想,要求“天下为公”和“选贤与能”,即最理想的政治制度需要选拔和提拔比较优秀的领导。这方面与马克思理论不一样,马克思所说的“高级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国家——是没有国家。但是儒家学者一直在关心“选贤与能”的国家问题,这与西方的历史不一样。我很喜欢赵老师的书,里面提到,法家主要是考虑“能”的问题,而儒家很重视“贤”的问题。西方当然也有一些贤能政治的历史,但这并不是主流价值观,中国在这方面是不一样的。我在麦吉尔大学上跟古希腊有关的课时,曾经学习过《理想国》,但当时主要讨论的是历史方面的问题,没有人会讨论其背后的政治学道理。过去四十年间,我觉得中国在逐渐地恢复一种贤能政治,官僚制度虽然比较复杂,但它的目标是选出比较优秀的领导。

 

刚才景老师讨论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on-site civil service exams”(公务员考试现场)的官方翻译不对,因为西方政治学把civil service和political officer分得很清楚。理论上,国家政策应该由政治家来决定,而civil service只是一种implementation;但在中国,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这点都分不清楚。所以我觉得应该翻译成“public official examinations”,而不要翻译成“civil service”,还是要用西方语境中恰当的概念来翻译这些观点。

 

我的结论是,不管是政治哲学还是政治学,我们研究规范性问题都需要历史感,比如我在清华大学的同事汪晖老师认为,不学哲学就不会问这些规范性问题,但研究历史,也有一些价值观。如果要研究当代政治,也一定需要历史感才可以解决问题。最后,我认为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非常重要。谢谢!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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