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海涛】荀子《疠怜王》答谢书索隐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20-12-17 23:53:54
标签:《疠怜王》答谢书、《疠怜王书》、《遗春申君赋》、荀子
姚海涛

作者简介:姚海涛,男,西元1981年1月出生。200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现为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齐鲁文化融创研究中心主任,国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孔子学堂主讲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儒家哲学、荀子哲学。

荀子《疠怜王》答谢书索隐

作者:姚海涛(青岛城市学院)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20年第2

 

要:有清以来,围绕《疠怜王》答谢书真伪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派:否定派与肯定派。此书信在《孙卿书录》《荀子》《韩非子》《韩诗外传》《战国策》《风俗通义》《春秋后语》《长短经》等典籍中均有记载。通过梳理《疠怜王》答谢书的不同版本,大致可以分析出彼此间增减损益的传承相关性。由此可推知,答谢书当为今本《荀子》所逸失之内容。

 

关键词:荀子;《疠怜王》答谢书;《疠怜王书》;《遗春申君赋》

 

中图分类号:B2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135(2020)02-0000-09

 

基金项目: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重点课题“明‘分’使群与尚‘术’利生——荀子政治哲学研究”(QY18RA01)。

 

作者简介:姚海涛(1981—),男,山东高密人,副教授,主要研究先秦儒家哲学、荀子哲学。

 

一、《疠怜王》答谢书由来及其学术史聚讼

 

兰陵之地原为鲁国“次邑”,后来被楚国占领,成为其属地。其文化既源远流长,又荟萃驳杂。提及兰陵文化,不得不提荀子。因为荀子是兰陵文化的开创者,是兰陵神髓的塑造者。荀子为兰陵令始末,是其一生重要政治功业所在,也是兰陵文化的奠定时期。

 

(一)《疠怜王》答谢书的由来

 

荀子十五岁到齐国稷下学宫受学。学成后,于稷下成长为一代儒学宗师。《史记》云:“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1]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2907又云:“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1]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2852荀子在齐国遭谗言陷害,无奈之下而出走楚国,并与春申君黄歇有了交集。一代硕儒荀子从春申君渴求人才的眼神中捕捉到了兰陵施政的契机。黄歇允他一个兰陵令,荀子许他一个政通人和。

 

荀子任兰陵令之职的曲折从《韩诗外传•卷四》与《战国策·楚策四·客说春申君曰》中可一探端倪。春申君因门客谗言曾委婉地谢绝了荀子。所以荀子远走赵国,并被任为“上卿”。彼时,春申君的另一门客进言曰:“今孙子天下贤人也,君何辞之!”[2]卷十七《楚策四》470于是,春申君派使者赴赵国延请荀子。因之前的不愉快经历,荀子让使者带回一封答谢书。此即《疠怜王》答谢书。其后,荀子可能是被春申君的诚意打动,终出任兰陵令一职。

 

(二)《疠怜王》答谢书真伪引发的学术史聚讼

 

《史记》未载《疠怜王》答谢书。刘向《孙卿书录》始载其事曰:“春申君使人聘孙卿,孙卿遗春申君书,刺楚国,因为歌、赋,以遗春申君。”[3]539而《风俗通义》本于刘向《书录》,曰:“春申君使请孙况,况遗春申君书,刺楚国,因为歌赋,以遗春申君。”[4]卷七《穷通》323唐杨倞注《荀子》主要鉴于“独荀子未有注解,亦复编简烂脱,传写谬误”[3]《荀子序》43。由于其关注点为当时所见《孙卿新书》字句之注解,而非荀子事迹考证,故未载《疠怜王》答谢书事。

 

《疠怜王》答谢书本无异议。清中叶之后,随着注荀者增多,彼时学术界出现了泾渭分明的两派:否定派与肯定派。

 

否定派以清人汪中为代表。汪中认为:“春申君请孙子,孙子答书,或去或就,曾不一言,而泛引前世劫杀死亡之事,未知其意何属。”[5]《荀卿子通论》90因此,他认定此信是“不知何人凿空为此,韩婴误以说《诗》。刘向不察,采入《国策》,其叙《荀子新书》又载之,斯失之矣”[5]《荀卿子通论》90。他的推论是,此妄误是由韩婴启其端,刘向广大之。而书信内容是《韩非子·奸劫弑臣》与《荀子·赋》篇末一章“杂采成篇”。

 

肯定派则以清人谢墉、胡元仪为代表。谢墉《荀子笺释序》中引《疠怜王》答谢书中所言之事以证荀子人品之高与先见之明。“故《国策》仅载谏春申事,大旨劝其择贤而立长,若早见及于李园棘门之祸,而为‘厉人怜王’之词,则先几之哲固异于朱英策士之所为。”[3]13谢氏对《疠怜王》答谢书给予高度评价,并对其未出现于今本《荀子》耿耿于怀——“此尤见卓识,今本文脱去,而谢春申君书亦不载,杨氏注亦未之及。此等似尚未精审也。”[3]14可见,谢氏对《疠怜王》答谢书持绝对信任立场。

 

胡元仪《郇卿别传》据《战国策》,将《疠怜王》答谢书内容编入其中,作为荀子生平一重要事件来对待。其《郇卿别传考异二十二事》中又考证客说春申君之事,甚至怀疑朱英即是“反郇卿于赵之客”。同时,胡氏还对汪中进行立论批评,曰:“汪氏以考据自命,雄视一时,不料其亦留此武断之说于世也。”[3]42古人一般比较含蓄,往往“闻弦歌而知雅意”。未必如汪中所言,有明确“或去或就”之语方为“答书”。

 

时至近代,围绕《疠怜王》答谢书真伪聚讼未已的局面仍未改变。否定者有之。如钱穆认同荀子为兰陵令事,但否认《疠怜王》答谢书。其主要理据是不信任刘向。也有学者认为荀子如楚任兰陵令之事为真,而与任兰陵令有重大关涉之《疠怜王》答谢书却为假[6]3。

 

肯定者有之。梁启雄《荀子简释》之《荀子传征》将此事列为荀子事迹之一。刘蔚华、苗润田《稷下学史》、廖名春《荀子新探》、孔繁《荀子评传》将其作为可靠材料,并以此为据对荀子生平其他事迹进行推论。杨义认为,《疠怜王》答谢书真实可信,并进而推论此信“是荀子授意韩非起草,然后由荀子修改后寄出,而韩非将草稿留底存证”[7]。韩非起草、荀子修改而韩非自留底稿之事,只能属于一种想象式还原,可能并非历史确凿真相。

 

《疠怜王》答谢书作者为荀子无疑,这一信件及其所附属的史实,不可轻易否认。今人著述虽多将此事载入,而未详加考证,是为一大缺憾也。其实,勿需借助新材料之发现,通过对《疠怜王》答谢书相关联文献进行索隐与考证,完全可以让此学术“悬案”大白于天下。

 

二、《疠怜王》答谢书的几个重要“版本”及其索隐

 

从现存相关文献来看,《疠怜王》答谢书至少涉及八个相关“版本”——《孙卿书录》《荀子·赋》《韩非子·奸劫弑臣》《韩诗外传·卷四》《风俗通义·穷通》《战国策·楚策四·客说春申君》《春秋后语·楚语第八》《长短经·是非》。虽有多个版本涉及《疠怜王》答谢书,鉴于文本来源、文本内容诸方面联系,故选取有代表性的五个版本作为研究对象。

 

将这些“版本”合观,可将《疠怜王》答谢书分为两部分:一是答谢书中“疠怜王”之史事(以下称《疠怜王书》);二是答谢书末“赋”之文事(以下称《遗春申君赋》)。其中,《荀子》中存有《遗春申君赋》,《韩非子》《长短经》中有《疠怜王书》,而无《遗春申君赋》,而《战国策》《韩诗外传》《春秋后语》则书赋俱在。

 

(一)《韩非子》何以出现《疠怜王书》

 

今人所见《疠怜王书》最早出自《韩非子•奸劫弑臣》。《疠怜王书》果是韩非所作还是另有来源?

 

首先,从《韩非子•奸劫弑臣》篇章完整性来看,前面所述内容已很全面、完整,足可独立成篇。反而《疠怜王书》出现于篇末显得突兀不谐,存在不类之处。此内容处于篇末一段,顾广圻曰:“乾道本、藏本提行,今本连前,误。《战国策》以此至末‘可也’,皆作孙子为书谢春申君,《韩诗外传》同”[8]卷四《奸劫弑臣》。其中,“孙子为书谢春申君”成为解开谜团的一把钥匙。其所云“孙子”,也就是孙卿(荀子)。

 

其次,荀子《疠怜王》答谢书当书赋俱全,而仅《韩非子》有书有赋。可推出,韩非子有抄录而不全的重大嫌疑。正如包遵信在《浅谈<荀子•赋篇>》中指出的那样,“《史记·楚世家·集解》和《吴太伯世家·索隐》都引了《荀子》‘以冠缨绞之’一句,不见于今本《荀子》,而《韩非子·奸劫弑臣篇》恰有此句,这是《韩非子》抄《荀子》的一证”[9]。当然此类情况,在先秦时代的典籍中属常见现象。而《韩非子》抄录、化用《荀子》之例亦不只一处[①]。当然,韩非子作为荀子学生在其文章中吸收、化用、袭用其师之成说而不明确指出,在不注重著作权的先秦也不必苛求。

 

再次,从写作风格来看,“怜王”之说,过分突出“王”之可怜,其写作风格也不似韩文之“峻峭”。这种以曲线救“主”路线,以获得某种同情来彰显君臣关系中君之劣势地位,也不似韩非惯常行文风格。

 

韩非为荀子学生,了解《疠怜王》答谢书,并将部分内容保存于作品中可谓顺理成章。至于为何偏偏选择保存此信?大约是因为其中所涉“帝王之术”。荀子的“帝王之术”从《王制》《富国》《王霸》《君道》《臣道》诸篇可窥其一斑。《史记》中谈到:“(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斯以为不如非。”[1]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2612《韩非子·难三》中也提到荀子,且以孙卿子称之,亦可证其师徒关系。另外,《史记》还提到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1]卷八十七《李斯列传》3083。从这些记载以及后来韩非、李斯的法家倾向及政治实践可推断出,韩非所学者正是荀子“帝王之术”。

 

值得注意的是,《疠怜王书》中的“杀”与“弑”二字。《韩非子》中所用者多为“弑”,而他本均为“杀”。“杀”是一个中性词,而“弑”则带上褒贬笔法。韩非从君主角度立意的帝王之术,极可能会易“杀”为“弑”。这也是韩非抄录并润色的证据。

 

另外,韩非在抄录时强调君王“御其臣”“大臣犹将得势”“借人主之力”等内容,并进行修改润色,使之与其书主题基本相符。又因韩非素不喜《诗》,故将答谢书中的《遗春申君赋》删掉不引。

 

总之,《疠怜王书》之所以出现于《韩非子》,可能是因为韩非见其师荀子《疠怜王》答谢书讲到臣弑君之事,是帝王之术,所述史事与己想表达的“奸劫弑臣”有所契合而挪为己用。此亦为韩非从荀子学帝王之术的重要例证。他又是在何种场合听到荀子讲述《疠怜王》答谢书?在《荀子•赋》中可以找到相关线索。

 

(二)《荀子》中的《赋》《佹诗》《反辞》与《遗春申君赋》

 

《疠怜王》答谢书中的《遗春申君赋》与《佹诗》《小歌》等杂处于《荀子·赋》之篇末。《荀子·赋》的作者果是荀子吗?对此,学界意见并不统一。根据廖名春先生考证,荀子亲手所著之篇目有二十二篇,《赋》篇即在其中。他审慎地认为:“尽管不免有错简等问题存在,但都是荀子围绕一个论题而撰写的论文,它们都真实地反映了荀子的思想。”[10]廖先生考证详实,当为的论。

 

诸多学者认为《荀子·赋》并非完整篇章,而有他章混入。综观学界观点,大约有五篇说、六篇说、七篇说、八篇说。观点虽然杂多,但学界对《荀子·赋》的《礼》《知》《云》《蚕》《箴》前五篇,并无异议。《荀子·赋》后面的内容划分及归属则可能另有“隐情”。

 

由于涉及到《赋》《佹诗》《反辞》《小歌》,故需进行阐释。《诗》有所谓赋、比、兴之说。《汉书》中提到“贤人失志之赋作”,“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11]卷三十《艺文志》。荀子为赋,时必有源、势固有因。其最早确立赋体,学界几成定谳。

 

“佹诗”何义?历来有“佹异激切之诗”“危诗”“恑诗”“奇异”“责世”“规讽之诗”等不同理解。这都与《诗经》讽喻的艺术特色相一致。如鲁迅认为《荀子·赋》中“又有佹诗,实亦赋,言天下不治之意,即以遗春申君者,则词甚切激,殆不下于屈原,岂身临楚邦,居移其气,终亦生牢愁之思乎”[12]12。鲁迅将《佹诗》与《遗春申君赋》视为一体,与胡元仪观点相同。同时,指出《佹诗》是《诗经》写作风格的进一步极端化,是《诗经》功能进一步扩大。

 

“反辞”何义?历来有“反复叙说”“返辞”(答复辞)“反语”诸义。对《佹诗》的不同理解,并未造成理解上的巨大差异。而对“反辞”的不同解释,却会导致诠解上的南辕北辙与史实上的大相径庭。若解为“反复叙说”,那么后面“反辞”当是比较大段反复阐述观点的内容。但今本《荀子·赋》中并无反复之内容。若理解为“反语”,而《佹诗》已有“反语”内容[②],且以内容观之,已属比较完备。故“反辞”不当理解为“反复叙说”“反语”二意。

 

又,杨倞注云:“此下一章,即其反辞,故谓之小歌,总论前意也。”[3]卷十八《赋》467也就是说,“反辞”就是《小歌》。冢田虎认为:“其说皆难通。”[13]1031梁启雄认为,“琁、玉、瑶、珠”全段疑在“其小歌曰”句之前,因错简与《小歌》前后颠倒。其实,这种认识亦不确。因《佹诗》已经是较完整的诗。从行文来看,“天地易位,四时易乡”的大乱局面已发展到“圣人共手,时几将矣”的大治局面。《佹诗》叙述、评论至此,内容已完备。而后面《小歌》则全是负面内容,而与《佹诗》不类。这几乎足以说明,《反辞》与《佹诗》并非处于同一篇章。

 

由此可见,“反辞”当为另外一事。“反”兼含二义。一是“反语”“非正常之辞”,与常人见识相反而表达出某种真理性内容的言辞。二是通“返”,有返回之意。如久保爱认为,“与愚以疑”的“与”当为“予”,“反”为“反命”之反,也就是“复命”的答辞。

 

《小歌》“念彼远方”句,俞樾认为:“此章盖亦遗春申君者,下文‘仁人绌约,暴人衍矣’诸句,其意实讥楚也。”[3]卷十八《赋》467谢墉认为:“相其文势,其‘小歌’曰以下,皆当为致春申君书中之语。而国策于‘曷惟其同’下尚有‘诗曰:上帝甚神,无自瘵也。’韩诗外传亦然。”[5]14结合此句可推知,其极可能包含学生问荀子返于兰陵继续为令之辞。此辞涉《疠怜王》答谢书。即使将“反”解为第一义中的“非正常之辞”,也可能是针对“疠人怜王”这一非正常事件而言。

 

由此,《荀子·赋》的“与愚以疑,愿闻反辞”,可能并非假设之辞,而是真实师生对话。也就是说,当时确有弟子在侧而发问于师。这里的弟子无疑是荀子的弟子,其中很可能包括韩非。韩非也正是在这种场合听到《疠怜王》答谢书。这可能就是《疠怜王书》出现于《韩非子》的原因。要知道,《疠怜王书》全是“帝王之术”,正是韩非所喜且希望从学于荀卿者。

 

荀子著书无问题。《史记》中提到荀子“序列著数万言而卒”[1]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2853。又有,“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1]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3046。受到荀子著书的启发,吕不韦才集中门客,作《吕氏春秋》。《风俗通义》中亦载“作书数十篇”[4]卷七《穷通》322。

 

从今本《荀子》中“孙卿子”“孙卿”的称呼,可知此书当为后学弟子增补损益过。《荀子》起初盖单篇流传[14],传授者为其弟子门人。韩非当是《荀子》传人之一。直到刘向“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杀青简,书可缮写”[3]《刘向叙录》538。可能刘向在编定《孙卿书》时,曾将此赋与信合为一体,编入《赋》篇。又因其中内容驳杂,刘向未敢确定,所以置于《赋》篇之末,定为《孙卿书》最后一篇。

 

据赵逵夫考证,“《荀子》一书,今本全书分三十二篇,而据《汉书·艺文志》,本为三十三篇。古今篇数之异,其原因正在于后人将《讔》《赋》二篇合之为一”[15]。他明确区分《讔》与《赋》体裁不同。今本《荀子》中的前五篇当为《讔》,而之后的内容为《赋》。由于《讔》《赋》分别成篇,故有《汉书·艺文志》中所言三十三篇之数。

 

进而可以认为,《荀子·赋》中五篇(即赵逵夫所谓的《讔》)之后的内容,包括《佹诗》《小歌》与《遗春申君赋》。而《疠怜王书》则在《荀子》流传中逸失,而有幸保留于《韩诗外传》《战国策》等典籍之中。逸失缘由因时代久远不可考。如有论者认为,韩婴所见《荀子》版本中混入了今本《韩非子·奸劫弑臣》且与《小歌》同篇。故其误会而录入《韩诗外传》之中[6]37。此说之理解太过曲折,当不从。倒不如说,韩婴所见《荀子》版本中本有《疠怜王》答谢书,而后在流传过程中,《疠怜王书》逸失[③],仅存《遗春申君赋》。又因《遗春申君赋》与《荀子·赋》中内容形式相类而编入其中。

 

(三)《韩诗外传》《战国策》书赋俱在

 

1.《韩诗外传•卷四》当为较原始而完整的《疠怜王》答谢书版本

 

韩婴所撰《韩诗外传》大量征引先秦典籍,是一部宝贵的资料汇编。从《韩诗外传•卷四》书赋俱在,以及其与《韩非子·奸劫弑臣》字句的相关性来看,似与《战国策》所载相类,而与《韩非子》差异较大。《韩诗外传》虽说是史实与传闻混杂,但《荀子》与《韩非子》皆为其材料来源。而韩婴为汉文帝时博士,与荀子、韩非子所距年代不远,且“韩诗,荀卿子之别子也”[5]88。《韩诗外传》大量征引《荀子》,为今人正确认识、校对《荀子》提供了重要凭据。据徐复观先生统计,征引多达五十四次[16]。韩婴当为《荀子》早期传授中的见证者、参与者与传播者。值得一提的是,《韩诗外传》史诗互证的表达方式可谓深得荀子之神髓。难怪学界认为韩婴是荀子的“私淑弟子”“别子”。

 

以《韩诗外传·卷四》与《荀子·赋》篇末的《遗春申君赋》相校,可得出四点不同。

 

第一,《荀子·赋》中的“琁、玉、瑶、珠,不知佩也。杂布与锦,不知异也。闾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3]卷十八《赋》467-468,在《韩诗外传·卷四》省缺四个“也”字。也就是说,《荀子·赋》中为四字一句,而《韩诗外传·卷四》变为七字一句。省缺“也”字并不影响句意表达。故这一不同,无关紧要。

 

第二,《荀子·赋》中的“闾娵、子奢”,在《韩诗外传·卷四》作“闾娵、子都”。根据杨倞注,“子奢”当为“子都”。根据《诗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17]《郑风•山有扶苏》,以及《孟子》“至于子都,天下莫不如其姣也”[18]《告子上》,可见此处的“子都”是当时美男子。根据杨伯峻先生的说法,子都可能是郑庄公时之公孙阏之字。此处当以《韩诗外传》为准。

 

第三,《荀子·赋》中的“以危为安”,在《韩诗外传·卷四》中作“以是为非”。再对照《战国策·楚策四·客说春申君曰》,将三处合观,可见《赋》中是“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3]卷十八《赋》468-469。而《客说春申君曰》则是“以瞽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2]卷十七《楚策四》471。《韩诗外传》则是“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19]卷四《第二十五章》。“瞽”与“盲”意义相同,看起来似用哪一个均可。但从今本《荀子》来看,表示人眼睛看不见的“盲”仅出现了“以盲辨色”[3]卷一《修身》34一次。而“瞽”则出现五次,并且荀子对“瞽”进行过详尽解释。如“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犹瞽之于白黑也”“如瞽无相”“瞽者”等。故此处“瞽”义较长。

 

到底是“以危为安”还是“以是为非”呢?从“瞽”“明”“聋”“聪”,“是”“非”“吉”“凶”的对反规律来看,以及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当以“以是为非”义较长。此处亦当以《韩诗外传》为准。

 

第四,《荀子·赋》到“呜呼上天,曷维其同”就结束了,而《韩诗外传•卷四》则多了“上帝甚慆,无自瘵焉”一句。从《韩诗外传》著作体例角度,基本可以推测出韩婴出于说《诗》之目的而引逸诗句“上帝甚慆,无自瘵焉”。而之前的内容,当不为韩婴所作,而为其所见《荀子》之内容。

 

很可能在《荀子》单篇流传时代,《疠怜王》答谢书为书赋一体而传播者。韩婴尚能见到这个版本,故将其完整保存于《韩诗外传》中。此书信因而幸运地传承下来。所以,当对《韩诗外传》给予充分信任[④]。可见,《韩诗外传•卷四》当为较原始而完整的《疠怜王》答谢书版本。

 

2.《战国策•楚策四•客说春申君》亦可信

 

《战国策》一书是由纵横家游说之辞与相关故事汇编而成书。据学界研究,虽不可一律以史实待之,但在秦始皇焚书而致列国典籍散亡的学术背景下,其为战国历史研究难得之书。《战国策》经刘向整理成书,而刘向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又是奉诏校书,其故意作伪的可能性极小。

 

学界有人对刘向不信任的原因,主要在于刘向所记录者有“污点”。如刘向《书录》中认为,与荀子论兵于赵孝成王前之人是孙膑。而据《史记年表》孙膑于齐宣王二年为军师,至赵孝成王元年,已七十余年,此临武君不当为此孙膑[13]601。此失误竟成为不信任刘向的一大证据,实在不值得一驳。除非有充足证据,否则信任刘向总比胡乱猜测来得靠谱。

 

今本《荀子•赋》的“不知佩也”“不知异也”“莫之媒也”“是之喜也”中四个“也”字在《战国策·楚策四·客说春申君曰》中均为“兮”字。而楚地流行的楚辞骚体常用“兮”字。《韩诗外传》中则将“也”字省略。

 

综观《荀子》一书,其用“兮”字实为不少,这与荀子长期为令兰陵,受到楚文化影响有关。如《儒效》篇中连续用了“井井兮”“严严兮”“分分兮”“猒猒兮”“乐乐兮”“炤炤兮”“修修兮”“绥绥兮”“熙熙兮”“隐隐兮”十个“兮”字,描绘圣人抵达的境界。《赋》篇所用“兮”字也较多。如讲到“云”时,“忽兮其极之远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3]卷十八《赋》459-460;讲到“蚕”时,云“?0?6?0?6兮其状”[3]卷十八《赋》462。难怪鲁迅也有“岂身临楚邦,居移其气”[12]12之兴叹。

 

另,荀子引《诗》也有不少带“兮”字之诗。如《劝学》中引《诗·曹风·尸鸠》中的“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3]卷一《劝学》10;《正名》引逸诗“长夜漫兮,永思骞兮,大古之不慢兮,礼义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3]卷十六《正名》412。但为何在《遗春申君赋》中却不用“兮”,而用“也”了?到底是以刘向《战国策》所采用者为准,还是今本《荀子》为准?其虽不可考,但从荀子处楚地受影响,在书中所用“兮”字之频繁,加之致信对象为楚国春申君,基本可以推测当以《战国策》为准。

 

(四)《春秋后语》与《长短经》中的《疠怜王》答谢书

 

《春秋后语》杂凑了《史记》与《战国策》[⑤]。作者晋代孔衍将《战国策》中无史料价值的内容删减,对其未收录者进行一定的增补。此书于南宋时逸失,后于敦煌石室中散出残卷《春秋后语》若干[20]342。

 

《春秋后语》中的《疠怜王》答谢书从唐赵蕤《长短经·是非》、敦煌残卷以及相关辑佚本中可见。

 

仅从其所载的《疠怜王》答谢书中的“古无虚谚”一语来看,与《韩非子》相同,而与《战国策》不同。可见,该书似不像杂凑《战国策》。果是,也不是今本《战国策》矣。当然,也不能排除《春秋后语》借鉴《韩非子》或其他相关文本的可能。

 

《长短经》标明“《春秋后语》曰:楚春申君使孙子为宰。客有说春申君”[21]卷三《是非》148,以及“孙子为书谢春申君曰:鄙谚曰‘厉人怜王’”[21]卷三《是非》164云云。可见,《长短经》在此摘抄了《春秋后语》中的《疠怜王书》,而未及《遗春申君赋》。

 

唐赵蕤《长短经》称引的《春秋后语》今虽已不存,但可从《春秋后语》辑佚本、敦煌《春秋后语》残卷中得到相关印证。在《春秋后语之一:卷子本》中可以看到部分的《疠怜王书》,而敦煌《春秋后语》残卷所幸存句中则有“荀卿”“以鄗”“明媰”(引者注:此处当为闾娵)“嫫母”等词。可推知,其为《战国策•楚策四•客说春申君》中的“武王以鄗(镐)”“闾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20]245。此外,杨倞注“呜呼上天,曷维其同”时提到“《后语》作‘曷其与同’”[3]卷十八《赋》469。也就是说,到中唐之时,杨倞还看到完整的《春秋后语》,而其中保留了书赋俱全的《疠怜王》答谢书。

 

综上版本进行比对,发现《韩非子•奸劫弑臣》中“疠怜王”前有“谚曰”,后加入“古无虚谚”以证之。而《韩诗外传•卷四》中的“疠怜王”前有“鄙语曰”,而《春秋后语》中则用的是“鄙谚曰”,《战国策》则无此语。《韩诗》中有“孙子伪喜”一句,而他书则无。《战国策》中有“为书谢曰”,《春秋后语》则多出了“春申君使孙子为宰”“为书谢春申君”句。

 

如何解释这些差异?可能是为了补充事件完整性,也可能出于各取所需以证己说之目的,作者进行了适当的“润色”“增损”。对此,今人不必苛求。

 

三、从《疠怜王》答谢书内容来看,其为荀子所作

 

《疠怜王》答谢书为荀子所作,当无疑异。史事考证与司法证据采信有异。司法证据可因一人提供的信息有几处错误而不采信其提供的所有证据。而史事考证则不可如此这般。史事考证应当本实事求是、一事一议的原则。刑法上有所谓“疑罪从无”原则,而史事考据则当秉“疑事从有”原则,必以最可靠的证据方能证其无。疑古过勇的学术影响、先入为主的研究预判和疑事从无的判断标准,都是导致对《疠怜王》答谢书真伪存疑的原因。

 

从《疠怜王》答谢书的内容观之,当为荀子所作。证据如下:

 

第一,《疠怜王》答谢书中所涉及人物均存在于今本《荀子》之中。其所涉及之事与《荀子》书中可互证,皆为荀子所熟知、常用之典。综观此信,所涉之事有近有远,所及之国有楚、齐、赵。从其所举之例观之,楚王子围借问疾而绞杀其王,齐国崔杼弑其君,赵国李兑杀主父等史事,非常有针对性地涉及春申君所在之楚国、荀子长期所在之齐国及其出生地赵国。没有此等经历者,大多不会如此写作。可见,作者之用心良苦至此。从其指向性来说,来自荀子的可能性最大。

 

第二,《疠怜王》答谢书符合荀子的立论、为文风格。荀子虽认为,“诗书故而不切”,但其引诗体量大、数量多[⑥]。赋诗言志与引诗证事是荀子惯常的写作手法。荀子在与齐相、赵孝成王、临武君、秦昭王、应侯范雎等人对话时,无不引《诗》。可得出,荀子与当时国主或权臣对话之时,引诗或赋诗可能性大。这既是春秋战国时代引诗赋诗的文化传统之共性,同时体现荀子独特的为文个性与风格。所以在与春申君的《疠怜王》信中引诗、赋诗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涉及与荀子可能相关的书信若有此例,其为荀子的可能性也会陡然上升。

 

故从写作方式、语言技巧、思想风格诸方面观之,《疠怜王》答谢书整体上符合荀子浑厚之文风,体例结构也与《荀子·成相》的怨刺风格极为相符。

 

第三,《疠怜王》答谢书传承有序。传承版本虽多家,也出现一些差异,但此差异是传抄、引证过程中的增减与润色而已,并不构成其伪书的证据。如韩非子本身是荀子的学生,而韩婴《韩诗外传》则是承袭荀子思想最重者。《韩诗外传》书赋俱全以及《韩非子》中的《疠怜王书》,便是传承之表现。

 

此外,“疠怜王”为当时民谚。而荀子喜引“传曰”以证成其观点,在书中多达二十条之多。《韩非子》《韩诗外传》二书,一为战国,一为西汉,均去荀子时代不远,知民间俗谚之由来,当在情理之中。而“疠怜王”前添加“谚曰”“鄙语曰”,也可证此二书与《战国策》中《疠怜王》答谢书之间的传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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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王恒杰.春秋后语辑考[M].济南:齐鲁书社,1993.
 
[21]赵蕤.长短经[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
 
注释:
 
[①]略举二例以明之。其一,《荀子•荣辱》中有“材悫者常安利,荡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乐易,危害者常忧险;乐易者常寿长,忧险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体也。”而《韩非子•奸劫弑臣》中有“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其二,《荀子•君道》中有“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韩非子》佚文中亦有类似语,云“为人君者犹壶也,民亦水也;壶方水方,壶圆水圆。”
 
[②]如“螭龙为蝘蜓,鸱枭为凤凰。”
 
[③]《荀子》一书按《史记》说法有“数万言”,而今本有九万字左右。据学者考证,《荀子》中确有逸失内容。如清王念孙《读书杂志》辑录四条,刘师培也有荀子佚文辑补五条,近人王天海也辑补了四条。《疠怜王》答谢书也可能是《荀子》在早期流传过程中因某种原因而误删而逸失。甚至今天可据之增补到今本《荀子》之中。
 
[④]如宋王应麟曾以《韩诗外传》考证《荀子•非十二子》中的非子思、孟子为荀子门人假托其师说而作。王氏对《韩诗外传》抱以信任的态度,以正今本《荀子》。另,学界以《韩诗外传》校正《荀子》者更多矣。
 
[⑤]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先生所作的《春秋后语辑考•序》中引用《史通•六家》:“孔衍以《战国策》所书未为尽善,乃引太史公所记,参其异同,删彼二家,聚为一录,号为《春秋后语》。”张先生推断为《史通》此句“可能出自孔衍的自序,今不可见。”
 
[⑥]从今本《荀子》三十二篇内容观之,引《诗》多达八十三处之多。既有今本《诗经》内容,也保存了不少逸诗。具体可参见杨艾璐《解蔽与重构——多维视界下的荀子思想研究》一书《第五章诗意与和谐:荀子引〈诗>及其学理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3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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