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排诋佛老,归陶入儒——钱锺书先生论陶渊明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21-02-03 23:27:45
标签:钱锺书先生
刘强

作者简介:刘强,字守中,别号有竹居主人,笔名留白,西历一九七〇年生,河南正阳人。现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出版著作《世说新语会评》《曾胡治兵语录译注》《古诗今读》《世说新语今读》《有刺的书囊》《竹林七贤》《惊艳台湾》《世说学引论》《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魏晋风流十讲》《清世说新语校注》《论语新识》等。

原标题:“旷世心期推栗里”——钱锺书先生的论陶旨趣

作者:刘强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集刊第49辑,华东师大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小序

 

余自二十岁即心仪钱氏默存先生,曾手抄其《写在人生边上》一册,并配插图;又编《钱锺书<围城>妙喻》一卷,时时讽诵。惜两抄本今已不存矣。三十四岁始任教于同济大学,教学之余,为贴补家用计,笔耕不辍,随笔、杂文、书评类小文时或见诸报刊,内中即有《读钱札记》三则及论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书评一篇,后收入拙著《有刺的书囊》及《穿越古典》二书中。余又有“世说癖”,十数年孜孜矻矻,钩沉索隐,欲为《世说新语资料汇编》,日就月将,所得甚夥,稿殆超重。年来过录《谈艺录》《管锥编》二著中涉及《世说》之论,不意竟得札记数十条,计一万八千余字。他日有暇,或可撰成一文,以见钱氏于“世说学”用力之一斑。自忖虽非“钱学”专家,然于钱氏之学,亦可谓一往情深矣。

 

 

 

戊戌秋日,承龚斌先生之邀,赴九江学院之陶会,幸与多位文朋诗友拜识订交,乃知值今暧昧浇薄之世,亦复不乏“素心人”耳。九江之行,沉着痛快,师友切磋砥砺,流连忘返,细思诚不易得也。转眼已是己亥,岁首接刘中文兄四月苏州陶会之邀请函,未及细读,已先失笑。犹记九江饯行夜宴,宾主皆醉之状,莫非陶会师友,真欲效嵇吕之交,“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耶!然陶公相招,同道呼唤,又加有“陶会不逃会”之言在先,岂忍负此良辰美景,大好因缘?乃不假思索,当即回执应命,而文债山积,案牍劳形,亦在所不计矣。

 

 

 

默存先生向不喜酬接开会,曾言:“三不朽自有德、言、功业在,初无待于招邀不三不四之闲人,谈讲不痛不痒之废话,花费不明不白之冤钱也。”[1]钱氏又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2]“素心人”盖出自渊明《移居》诗“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句,谅我辈纵不预“二三素心人”之列,又岂钱氏所谓“不三不四之闲人”哉!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余于陶会,虽预其末,然窥斑知豹,知诸公谨遵曾子之教,可无疑也。遂绞脑搜肠,欲将“钱学”与“陶学”勉为掛搭,特拈此一题目聊以塞责,与会师友,或不以“不痛不痒之废话”诋之也。是为小序。

 

 

 

青年钱锺书

 

一、“深惭家学”,不负“陶缘”

 

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初版于1948年,而其《序》文,则完成于六年前的“壬午中元日”,也即1942年阴历七月十五。其中“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之说,流播士林,广为征引;而其“自叹颛愚,深惭家学”之语,则一向仅被当作谦辞,未曾引起足够注意。事实上,此言盖蕴含两层意思:一是说自己幼承庭训,家学渊源,表达对父亲钱基博的感念;二是表明在学术旨趣上,已与父亲衢路分明,未能子承父业,这与其后来自承“不肖”乃父,且对钱基博治学路数颇有微词[3],正相契合。

 

不过,正如论者所说,“钱锺书的成功,是钱基博一生最大的成就”。[4]二钱先生之学术理路虽不尽相同,但两父子之间在诗文上却有“同好”[5]。钱锺书曾说:“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独索冥行,渐解声律对偶,又发家藏清代各家诗集泛览焉。”[6]钱基博则谓“儿子锺书能成家学”,“每叹世有知言,异日得予父子之日记,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董理为篇,乃知予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大昕)氏之史学以先后昭映,非夸语也”。[7]子泉先生以经学立身,其所谓“集部之学”,正父子二人学术上之最大“交集”也。就此而言,笔者多年前所言“没有钱基博,就没有钱锺书”[8],庶几可以成立。

 

要说钱氏父子在诗文上有何“同好”,陶渊明便是最好的例子。二人之“陶缘”,早在1932年钱锺书就读于清华大学时,便已大显于世。彼时钱锺书已颇有文名,因年轻气盛,曾在与友人书中说“孔子是乡绅,陶潜亦折腰”,钱基博看后很是忧虑,遂在家书中指出:这些话“看似名隽,其实轻薄!在儿一团高兴,在我殊以为戚”!又说:“父母之于子女,责任有尽,意思无穷。况儿聪明早慧我所厚望!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清识难尚,何如至德可师!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如以犀利之笔,发激宕之论,而迎合社会浮动浅薄之心理,倾动一世;今之名流硕彦,皆自此出。得名最易,造孽实大!”[9]严父教子,语重心长,至今读之,犹令人低回。而其所厚望于钱锺书者,竟有五柳先生陶渊明。可见陶渊明在钱基博心目中,是足堪师法的人格偶像。后来钱锺书无论是写《人·兽·鬼》还是《围城》,主要讽刺对象基本是“新月”和“京派”文人群体,应与乃父之告诫不无关系。

 

以陶渊明之人格志节庭训课子,这可以说是钱氏家学的重要一课,也是父子“陶缘”的开始。此后,陶渊明便成了钱氏父子情有独钟的研究对象。

 

 

 

钱基博(1887—1957)

 

1938年,钱基博赴湖南安化县蓝田镇,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其间撰写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为陶渊明专设一节,其论《桃花源记》云:

 

以冲淡闲远之致,写愤世嫉俗之怀,独超众类,若未尝经意;质而为绮,疏而能隽,而以魏武、蜀相之浑简,抒嵇康、阮籍之怀抱;然其文不可以学而能;非文之难,有其胸次为难也。然篇章不多,而诗绝工,尤为后世所称,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只是就本色练得入细,如作瘿瓢藤杖,本色不雕一毫,水磨又极精细。止任元朴者或拥肿不堪,刘琨是也。专事功夫者又矫揉无味,陆机是也。而潜则直率语却自追琢中出,所以耐咀嚼。[10]

 

又论陶诗渊源云:

 

《诗品》称:“宋徵士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今诵潜诗,清微淡远,不矜左思风力,亦异应璩之讽喻谕;只是自抒胸怀,朴实说理,以枯淡出腴润,含悲凉于解脱;潘岳、陆机,视之为靡;左思、刘琨,又逊其和;平淡而不为懦顿,遒亮而出以浑雅。《诗品》以曹陈王为“骨气奇高,辞采华茂”,而潜则骨气不矜奇高而特为超逸,辞采不喜华茂而发之朗秀。天挺此才,以结晋代之诗局,而与陈王后先辉映。陈王华贵而发以沉郁,潜则感慨而发以高浑;粲然逸古,可谓清音独远矣。[11]

 

不仅谓陶诗与左思、应璩有异,而且径以渊明与曹植等价。这一颇具卓识的评价显然影响到了钱锺书。在《谈艺录》六三《随园深非诗分朝代》一文中,钱锺书列举魏晋诗人,便有“曹、陶、阮、谢”的排行[12];这显然是不以“世代为先后”,独以“优劣为诠次”了。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盖在1939年陆续付印。这一年11月下旬,钱锺书则应钱基博之命来到蓝田师院,与父亲成了同事。正是在蓝田的两年,钱锺书开始撰写《谈艺录》,无巧不巧,而他最初写的一篇,正是陶渊明![13]

 

不惟如此。父子二人对陶渊明和谢灵运的评价亦如出一辙。且看钱基博如何论陶谢:

 

后人好以陶、谢并称。然陶情喻渊深,自然倜傥。谢体裁绮密,动见拘束。谢之视陶,亦何啻跛鳖之于骥足。[14]

 

其尊陶贬谢之旨,一目了然。在论及山水诗时,老泉先生又说:

 

然山水闲适,时发理趣,在诗家亦为独辟之境。……陶、谢诗不以理语为累,以其浑化得理趣,而不落滞境也。晋孙绰、许询、桓温、庾亮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此由乏理趣耳,夫岂尚理之过哉。所不同者,特陶公心处闲逸,而灵运词出刻缕(疑当作镂);陶公寓意于田园,灵运寄兴于山水。[15]

 

有道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在《谈艺录》四八《文如其人》中,钱锺书讽刺阮大铖(号圆海)说:“阮圆海欲作山水清音,而其诗格矜涩纤仄,望可知为深心密虑,非真闲适人,寄意于诗者。”[16]于此又加“补订二”,极称谢灵运山水诗及阮大铖“摹陶”之拙劣,曰:

 

余尝病谢客山水诗,每以矜持矫揉之语,道萧散逍遥之致,词气与词意,苦相乖违。圆海况而愈下;听其言则淡泊宁静,得天机而造自然,观其态则挤眉弄眼,龋齿折腰,通身不安详自在。《咏怀堂诗》卷二《园居诗》刻意摹陶,第二首云:“悠然江上峰,无心入恬目”,显仿陶《饮酒》第五首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不足,申之以“无心”尤不足,复益之以“恬目”,三累以明己之澄怀息虑而峰来献状。强聒不舍,自炫此中如镜映水照,有应无情。“无心”何太饶舌,著痕迹而落言诠,为者败之耳。[17]

 

钱锺书对谢灵运山水诗的评价,与乃父所谓“灵运名冠宋代,而文章不称,彩乏雕润,气无岸异”,“诗则气无奇类,殊未俊发”[18]的论说,皆以“气”为说,可谓异曲同工。而钱基博以“理趣”论陶谢,与后来钱锺书论诗每重“理趣”[19],就更属“家学渊源”了。

 

 

 

钱基博、钱锺书父子

 

不仅如此,陶渊明也是钱锺书旧体诗创作中征引化用最多的古代诗人之一。检核《槐聚诗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涉及陶渊明者不下八首,如写于1934年的《还乡杂诗》之《玉泉山同绛》诗云:

 

欲息人天籁,都沉车马音。

风铃呶忽语,午塔闲无阴。

久坐槛生暖,忘言意转深。

明朝即长路,惜取此时心。

 

“忘言意转深”句,盖化用“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再如写于1938年的《将归》诗云:

 

结束箱书叠箧衣,

浮桴妻女幸相依。

家无阳羡笼鹅寄,

客似辽东化鹤归。

可畏从来知夏日,

难酬终古是春晖。

田园劫后将何去,

欲起渊明叩昨日。

 

而蓝田乡居的两年,也是钱锺书创作旧体诗较为用力的两年。田园意趣,足以发思古之幽情。这时的几首诗,颇有“和陶”之趣。如《耒阳晓发是余三十初度》(1940):

 

破晓鸡声欲彻天,

沉沉墟里令无烟。

哦诗直拟陶元亮,

误落尘中忽卅年。

 

写于同年的《遣愁》诗有云:“一叹窃比渊明琴,弦上无声知趣寡。不平物犹得其鸣,独我忧心诗莫写。”用渊明无弦琴之典,抒发孤愤,与其论《谈艺录》所谓“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其事正对。再看写于1942年的《有感》一诗:

 

穷而益脆岂能坚,

敢说春秋备责贤。

腰折粗官五斗米,

身轻名士一文钱。

踏空不着将何去,

得饱宜扬却又还。

同妾语传王百谷,

哀矜命薄我犹怜。

 

又,《拔丈七十》(1945年)诗云:

 

老去松心见后雕,

危时出处故超超。

一生谢朓长低首,

五斗陶潜不折腰。

工却未穷诗自瘦,

闲非因病味尤饶。

推排耆硕巍然在,

名德无须畏画描。

 

二诗皆用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典,可知诗人心里委实住着一个“君子固穷”的“靖节先生”,每遇困顿,必来提振士气,安慰穷乏。

 

1949年以后,钱氏诗作渐少,有限的诗作中,渊明仍是足以暖老温贫的吟咏对象。如《容安室休沐杂咏》(1954年)就有“袅袅鹅黄已可攀,梢头月上足盘桓。垂杨合是君家树,并作先生五柳看”之句,作者自注云:“入住时绛于门前种柳五株,已成阴矣。”门前种五柳树,正是以渊明自期之意。再看写于1979年的《马先之(厚文)属题诗稿》:

 

先公宿许老门生,

行谊文章异俗情。

旷世心期推栗里,

故乡宗派守桐城。

风恬春雨知时霁,

潦尽秋潭澈底清。

把玩新编重品目,

卅年惆怅溯诗盟。

 

一句“旷世心期推栗里”,多少感怀怅恨在其中!本文拈出此一警句为题,不亦宜乎!

 

由此可见,钱基博、钱锺书父子虽治学路数不同,人格底色却一脉相承,至少,二先生心中,皆有一个胸次浩然、超尘绝俗的陶渊明。老杜诗云:“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正其写照也。职是之故,钱锺书的“深惭家学”,读者大可不必当真,而其谨遵父命,以陶渊明之人格风骨自励自期,却几乎贯穿一生,诚可谓“不负陶缘”也。

 

以上可谓钱氏陶学之渊源论;下则可谓钱氏陶学之接受论。

 

二、陶诗显晦,“悟稀赏独”

 

论及钱锺书先生的陶学研究,自当以《陶渊明诗显晦》一文为最要[20]。此文广征博引,抉幽发微,将“陶诗显晦”这一诗学公案做了前所未有的梳理与廓清,为后来陶渊明接受史的研究导夫先路,堪称现代陶学史上的路标之作。

 

此文开篇即道:“渊明文名,至宋而极。”只此一句,便揭橥诗学史上一极大课题。接着又引述欧阳修、苏轼、蔡居厚及近人李审言之论陶语,此诸人,皆以渊明诗文独绝,而“唐人绝无知其奥”,故同以“于陶公不加齿序”(李审言《愧生丛录》语)为恨。然后,钱氏话锋一转,遂举杜甫、李白、韩愈诗中多“用陶令事”,明其“未尝不师法陶公”;并列举有唐一代诗家,诸如王无功、王昌龄、高达夫、孟浩然、崔曙、张谓、李嘉佑、皇甫曾、严维、戴叔伦、戎昱、窦常、卢纶、李端、杨巨源、司空曙、顾非熊、邵谒、李频、李群玉、卢肇、赵嘏、许浑、郑谷、韦庄、张玭、崔涂、崔道融、汪遵等共29人,“每赋重九、归来、县令、隐居诸题,偶用陶公故事”。又举颜真卿、钱起、孟郊、刘禹锡、许浑、崔颢、刘驾、曹邺、司马扎、唐彦谦、张说之、柳子厚、韦苏州、王右丞、白香山、皎然、薛大拙、陆龟蒙等18人或“咏陶”“效陶”,或“和陶”“赞陶”之例,指出:“然少陵、皎然以陶谢并称,香山以陶韦等类,大拙以陶李齐举,虽道渊明,而未识其出类拔萃;至薛氏所谓师法渊明者,其集中亦不可得而按也”。[21]

 

其实,不唯唐代于渊明“未识其出类拔萃”,唐以前亦然。钱氏接着论述道:

 

更推向前,则晋代人文,略备于《文心雕龙·才略》篇,三张、二陆、潘、左、刘、郭之徒,无不标其名字,加以品题,而独遗渊明。沈休文《宋书·谢灵运传论》叙晋宋以来诗流,渊明终不与。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亦最举作者,别为三体,穷源分派,与钟记室《诗品》相近,而仍漏渊明。

 

至此,“陶诗显晦”问题终于说到结穴处了。盖唐人对陶渊明“不加齿序”,根子还在六朝!

 

 

 

陶渊明画像

 

众所周知,陶诗显晦集矢最多的,莫过于钟嵘《诗品》。《诗品·中品》论“宋徵士陶潜诗”云:“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醉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22]钟嵘此论一出,乃“予人口实”,以至千古聚讼,莫衷一是。其中争论最多者在钟嵘品类失当及源流不伦二端。如王士禛《渔洋诗话》认为陶潜“宜在上品”。[23]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云:“(钟嵘)论陶渊明,乃以为出于应璩,此语不知其所据。应璩诗不多见,惟《文选》载其《百一》诗一篇,所谓‘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者,与陶诗了不相类。”[24]类似指摘,代不乏人,不一而足。

 

降及民国,《诗品》研究备受关注,仅1926-1929年间,就有多种研究及笺注本陆续问世,即张陈卿《钟蝾诗品之研究》(1926)、陈延杰《诗品注》(1927)、古直《钟记室诗品笺》(1928)、许文雨《诗品释》(1929)等。此诸书各有千秋,瑕瑜互见,故在当时颇致物议。尤其陶渊明之品第及评价问题,更成为一大焦点。或许是出于对陶公的偏爱,学者中竟有回护钟嵘,以至改写古本者。如陈延杰《诗品注》引《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六云:“钟嵘诗评:古诗、李陵、班婕妤、曹植、刘祯、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左思、谢灵运、陶潜十二人,诗皆上品。”竟将陶渊明直接擢升入上品,此论一出,可谓石破天惊。古直未加深考,径直照搬陈氏之论,并坚称:“据此,则陶公本在上品,今传《诗品》列之中品,乃后人窜乱之本也。”[25]

 

对此,钱基博、钱锺书父子亦各有所论而观点不同。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中对钟嵘《诗品》分类不当提出批评,说:“然魏武悲壮,范晔华赡,屈居下第;元亮清远,鲍照遒丽,不列上品,诠次未允,颇有遗议。又所推原出于谁何,加之抑扬,第出以臆,而不必衷于情实,亦既随事纠正而明其疏;然其志不可没也。”[26]此固平情之论,而其所撰《钟嵘诗品校读记》则云:“顾或者谓《太平御览》五百八十六钟嵘《诗品》曰:‘古诗、李陵、班婕妤、曹植、刘祯、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陶潜十二人诗皆上品。’知陶公之列‘中品’,出后人窜乱也,则亦无解于魏武诸人。又所推原出于何者,第出以臆,而不必衷于情实,亦其疏也。”[27]显然是受到陈、古二氏之影响而失之不考。

 

钱锺书《陶渊明诗显晦》恰写于此时,不能不说是有激于上述论调。在论列“渊明在六代三唐,正以知希为贵”后,钱氏乃自陈其写作原委,说:“近有笺《诗品》者二人,力为记室辩护;一若记室品诗,悉本秤心,断成铁案,无毫发差,不须后人作诤友者。于是曲为之说,强为之讳,固必既深,是非遂淆。心劳日拙,亦可笑也。”又胪述陈延杰、古直引《太平御览》之语以为靶子,指出:“据此一条,遽谓陶公本在上品,今居中品,乃经后人窜乱,非古本也。余所见景宋本《太平御览》,引此则并无陶潜,二人所据,不知何本。单文孤证,移的就矢,以成记室一家之言,翻徵士千古之案。不烦傍引,即取记室原书,以破厥说。”[28]接着,钱氏从《诗品》之体例、品第设定及考语色彩诸方面详加论析,对陈、古二氏之谬误痛下针砭,此数百言,发前人未发之覆,堪称一篇“钟嵘《诗品》义例考”。钱锺书论陶,视野开阔,考辨精审,有破有立,要在客观平允,实事求是。他一方面充分肯定陶诗成就,“出类拔萃”,于理应在上品;但另一方面,又绝不“曲为之说,强为之讳”,而是尊重历史事实,认为钟嵘《诗品》之所以置陶渊明于中品,原因在于:

 

记室评诗,眼力初不甚高,贵气盛词丽,所谓“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故最尊陈思、士衡、谢客三人。以魏武之古直苍浑,特以不屑翰藻,屈为下品。宜与渊明之和平淡远,不相水乳,所取反在其华靡之句,仍囿于时习而已。[29]

 

“眼力不高”且“囿于时习”,一语该尽陶诗屈居中品之主因,允为不刊之论!

 

当然,这是钱锺书三十余岁时对钟嵘的判断,而在《管锥编》中,我们看到,时隔三十余年,钱氏对记室的认识有了改观。《管锥编》第四册《全梁文》卷五五论钟嵘《诗品》说:

 

谈艺之特识先觉,策勋初非一途。或于艺事之弘纲要旨,未免人云亦云,而能于历世或并世所视为碌碌众伍之作者中,悟稀赏独,拔某家而出之:一经标举,物议佥同,别好创见而浸成通尚定论。如昭明《文选序》大都当时常谈,而其《陶渊明集序》首推陶潜“文章不群超类”,而衡文具眼,迈辈流之上,得风会之先。又或月旦文苑,未克识英雄于风尘草泽之中,相骐骥于牝牡骊黄以外,而能于艺事之全体大用,高瞩周览,症结所在,谈言微中,俟诸后世,其论不刊。如钟嵘三品,扬扢作者,未见别裁,而其《中品·序》“吟咏情性,何贵用事”,则于六朝下至明清词章所患间歇热、隔日瘧,断定病候,前人之所未道,后人之所不易。[30]

 

钱氏以“特识先觉”“悟稀赏独”赞许最先称赏渊明的昭明太子萧统,亦附带指出钟嵘“违时抗俗”之难能可贵。在列举记室诸评语之长处后,钱氏再次提到陶诗显晦问题,说:

 

刘勰与钟嵘为并世谈艺两大,亦复词翰无称。……勰、嵘于陶潜均非知音,勰且受知昭明,乃皆不为势利转移,未尝违心两舌;其文德虽勿足比范缜之于神灭,固胜萧子云之于钟繇书矣。[31]

 

称钟嵘虽“囿于时习”,但能“不为势利转移,未尝违心两舌”,此真深具“了解之同情”之论也。

 

总之,钱锺书之论陶,不仅能雄视古今,旁搜远绍,以小见大,客观上起到了张大“陶学”之效果;而且,又能藉由“陶诗显晦”之一隅,举一反三,旁及钟嵘《诗品》义例之考辨,兼论艺文赏鉴随时转移升降之规律,其所论列,可谓孤明先发,又岂仅“于谭艺或不无少补”也哉!

 

钱氏陶学之接受论一如上述;以下则述其“文体论”。

 

三、“通文于诗”与“诗人之学”

 

不过,钱锺书“陶诗显晦”之论,毕竟还是从接受史角度外部以论陶,仅述其由晦而显之历史过程,而对于“渊明文名”何以“至宋而极”之深层原因,几乎未置一词。就“知其然”而言,固然无可挑剔;若求“明其所以然”,则又语焉不详,未能尽惬人意。

 

 

 

陶渊明集宋刻本

 

细读钱锺书《陶渊明诗显晦》一文,发现其对于陶诗在“六代三唐正以知希为贵”之原因,大抵归结在“人文分途”与“诗文异区”上。他说:

 

颜延之与渊明友善,及其亡也,为作哀诔,仅称“孤生介立之节”,于其文章,祗曰:“文取旨达”,几不以渊明为工于语言者。阳休之能赏渊明文,言其“往往有奇绝异语”矣,而所撰《陶集序录》乃曰:“词采未优”,美中致不足之意。……当时解推渊明者,惟萧氏兄弟,昭明为之标章遗集,作序叹为“文章不群”,“莫之与京”。《颜氏家训·文章》篇记简文“爱渊明文,常置几案,动静辄讽”。顾二人诗文,都沿时体,无丝毫胎息渊明处。[32]

 

言下之意,当时如颜延之、阳休之及萧氏兄弟,于渊明之赏会,或者在“人”,或者在“文”,而唯独不在“诗”。职是之故,专论五言诗的钟嵘《诗品》,固然“抉妙别尤,识所未逮”,但以南朝之“时习”或“时体”而论,将渊明置于中品,实在颇合时宜,无可厚非。

 

然而,在后文“唐人所罕,而竟只字不及渊明”一句的“补订一”中,钱氏却说:

 

张说《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历举“仲尼以来迄于有隋,擅名当时,垂声后代”之文士,自游、夏、屈、宋至于温、邢、卢、薛,晋、宋、齐、梁有潘、陆、张、左、孙、郭、颜、谢、鲍、江,不及渊明。李华《萧颖士集序》记萧论文举屈、宋、贾、枚、马、扬、班、张、曹、王、嵇、左、干,而不及渊明,当是偏重在文而不在诗耳。[33]

 

一句“偏重在文而不在诗”,似乎真要论诗,则不可能不及渊明;此说又与前面六朝不重渊明盖因“偏重在诗不在文”之说,大相径庭,自相矛盾。钱氏在这里,似乎遇到了一个逻辑上不能自洽的问题。我们会问:既然六朝“偏重在诗”而不取渊明,何以唐人“偏重在文”,亦“只字不及渊明”呢?难道六朝人取其“文”与唐人重其“诗”,都是天大的误会?抑或陶公无论是“诗”还是“文”,皆不得入于“上品”之选呢?

 

大概钱锺书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在《谈艺录》四《诗乐离合,文体递变》一文中,他先是批驳焦理堂“诗文相乱”、“诗亡于宋”之说,称:“王静安《宋元戏曲史》序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说。谓某体至某朝而始盛,可也;若用意等于理堂,谓某体限于某朝,作者之多,即证作品之佳,则又卖菜求益之见矣。元诗固不如元曲,汉赋遂能胜汉文,相如高出子长耶?唐诗遂能胜唐文耶?宋词遂能胜宋诗若文耶?”说到这里,话锋一转,说:

 

兼擅众体如贾生、子云、陈思、靖节、太白、昌黎、柳州、庐陵、东坡、遗山辈之集固在,盍取而按之。[34]

 

请注意,钱氏将渊明作为“兼擅众体”之一流作家标举,其中竟无杜甫!而所谓“兼擅众体”,无非“诗文俱佳”之意。因为陶公“兼擅众体”,故单论“诗”“文”时,或为浅识之辈所遗漏,也就不劳辞费了。钱氏还说:“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并引赵闲闲《滏水集》曰:“少陵知诗之为诗,未知不诗之为诗,及昌黎以古文浑灏,溢而为诗,而古今之变尽。”[35]此皆深具卓识之论,无形之间弥合了诗文之间的文体壁垒。

 

不惟如此。在论及“诗用语助”与韩愈“以文为诗”时,钱氏再度论及渊明:

 

唐以前惟陶渊明通文于诗,稍引厥绪,朴茂流转,别开风格。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日日欲止之,今朝真止矣”;……昌黎荟萃诸家句法之长,元白五古亦能用虚字,而无昌黎之神通大力,充类极尽,穷态极妍。《竹庄诗话》卷七选昌黎《南溪始泛》三首,引《蔡宽夫诗话》云:“三首乃末年所作,独为闲适,有渊明风气”云云。夫昌黎五古句法,本有得自渊明者,蒋叔起《垂金荫绿轩诗钞》卷一云:“昌黎有小诗数首,力摹彭泽,偶读一过,从而追和之”;乃指“江汉虽云广”、“长安交游者”、“夜歌”、“岐山下”四首而言。窃意《秋怀》《晚菊》等篇,词意亦仿渊明,不待《南溪始泛》。渊明《止酒》一首,更已开昌黎以文为戏笔调矣。[36]

 

钱氏于“兼擅众体”之外,又提出“通文于诗”,认为诗歌史上“以文为诗”的风气,并非韩愈首创,其真正的伐山者乃是陶公!此一论说慧眼独具,别开生面,不仅为确立渊明在整个诗史上之地位又下一城,更使前面所说渊明诗文在接受上存在的双重“矛盾”迎刃而解。

 

此又可见,钱氏论陶并未止步于“陶诗显晦”,而是在诸多方面有所发明,堪称“特识先觉”,而且其论陶旨趣颇能由“文心”以见“诗心”,由“神韵理趣”以见“学人之诗”和“诗人之学”。譬如,钱氏在《谈艺录·神韵》一文中,曾引郑朝宗之语曰:“神韵乃诗中最高境界。余亦谓然。”又论王士禛虽师法严沧浪,起初不解“闲远”中何以有“沉着痛快”,后“始敷衍其说,以为‘沉着痛快’,非特李、杜、昌黎有之,陶、谢、王、孟莫不有”。接着又说:“然而知淡远中有沉着痛快,尚不知沉着痛快中之有远神淡味,其识力仍去沧浪一尘也。”[37]这里,“远神淡味”,岂非为陶诗“传神写照”也?后文又言及“理趣”,曰:

 

人之嗜好,各有所偏。好咏歌者,则论诗当如乐;好调绘者,则论诗当如画;好理趣者,则论诗当见道;好性灵者,则论诗当言志;好于象外得悬解者,则谓诗当如羚羊挂角,香象渡河。[38]

 

而“论诗当见道”,“象外得悬解”二语,又让人想到陶公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钱氏论诗,不唯标举神韵理趣,亦重“妙悟”。如《谈艺录》二八《妙悟与参禅》一文,就有“诗人觅句,如释子参禅”[39]的妙论。而在《随园非薄沧浪》中,钱氏再论禅诗而又溯及渊明:

 

未有禅宗,已有禅机,道人如支郎,即不能当下承当,而有待于拟议。《世说·言语》篇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桓公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玄门。”《北窗炙輠》卷下载周正夫云:“渊明诗云:‘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时达摩未西来,渊明早会禅”云云。子才诘“禅在何处”,诚所见之不广矣。[40]

 

“渊明早会禅”一说,虽非钱氏首创,却显然为其首肯。是知钱氏论陶,乃能大开大阖,点铁成金,堪称陶氏功臣矣!再如《谈艺录》五三《学人之诗》篇,专论“学人之诗”,钱氏先引韩愈《答侯继书》:“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然所志惟在其意义,至礼乐之名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未尝一得门户”云云,然后说:“则亦如孔明之‘仅观大略’,渊明之‘不求甚解’。舍名数而求意义,……盖诗人之学而已。”由“学人之诗”到“诗人之学”,陶渊明确乎兼而有之矣。《管锥编》第四册又有专论陶公“读书法”者[41],亦可参看,此不赘述。

 

综上,钱氏陶学之文体论,以“兼擅众体”和“通文于诗”为要旨,附带掘发陶公“诗人之学”与“学人之诗”兼而有之之殊趣,此诚钱氏之于“陶学”的新发明与新贡献。

 

四、排诋佛老,以儒论陶

 

前文已略述钱锺书论陶之源流、接受、文体三端,兹再简述其陶学之“思想论”如下。

 

钱氏固然不以思想家名世,多年前甚至有人以其“有学问无思想”为论[42],口诛笔伐。然若细读其著作,则发现钱氏之学虽在集部,但举凡经、史、子三部之学,亦无不涉猎,多有发明。即以儒、释、道三教之学而论,钱氏亦能从容出入,洞流索源,辨异玄同,深造自得。其所论虽非鸿篇巨制,然吉光片羽,胜义迭出,散金碎玉,触处可见,若勾连起来,颇为可观,亦可见其学有定见,上智不移,非一般名士才子、学者专家之辈所能望项也。换言之,钱氏并非“有学问无思想”,而是不以思想阐释为职志,故其思想常如盐之于水,融于学问而与学问“道通为一”也。

 

 

 

伏案写作的钱锺书

 

就钱锺书之论陶而言,其实并无所谓“思想论”,此其与陈寅恪所不同者。然以愚见,钱氏对陶渊明思想的体认和把握,似在陈公之上。虽然陈、钱二氏悉出名门,学殖深厚,均有国士家风,但在对陶渊明思想的判断上,颇有儒者之风的陈氏却力主归陶渊明于道家甚至是天师道,并提出所谓“新自然说”[43];而一向恃才傲物、颇有魏晋名士狂狷之气的钱锺书,反倒出人意料地排诋佛、老二氏,竟以“儒学”论陶,此学者不可不注意者也。且看其论佛老二家“末流”之所言:

 

……然释氏末流一言天堂地狱,修福而不修慧;以较道家末流之言不死飞升,养生而不达生,宜如同浴者不得相讥裸裎。……老庄本意,实与佛说生灭灭已、寂灭为乐,无乎不同。……然释老之言虽达,胸中仍有生死之见存,故有需于自譬自慰。庄生所谓“悬解”,佛法所谓“解脱”,皆尚多此一举。……宋儒所谓放心而未心放者是也。《论语·里仁》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明知死即是死,不文饰自欺,不矜诞自壮,亦不狡黠自避,此真置死于度外者。《先进》孔子答季路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又能斩绝葛藤。宋儒如张子《西铭》曰:“存吾顺势,没吾宁也”,已是《庄子·养生主》口气,失孔门之心法矣。[44]

 

此一大段论及儒、释、道三教之生死观,钱氏排斥二氏,独标儒学,俨然为孔门护法,足见其大类乃父,学有定见,根深立定,绝不以曲学阿世也。

 

钱氏对陶学思想论,最见功力、也最为出彩的还是对田园山水诗之兴起成因的考察上。[45]在《谈艺录》六九《随园论诗中理语》“附说十九”中,谈山水审美之渊源而多处提及渊明。其先云:

 

吾国诗人吟风弄月,涉目怡情,幼舆之置身丘壑,简文之会心濠濮;烟霞逸兴,山水清音,过而不留,运而无积。……进德悟道,有若《云仙杂记》卷二所载,陶渊明闻田水声而叹为“胜吾师丈人”也。……附说九已引孔子“乐山乐水”之言,以见宣尼于美学移情之理,深有解会。《论语·先进》记曾皙浴沂风雩,孔子与之。更为后世儒者,开一方便门。[46]

 

又云:

 

《文心雕龙·明诗》曰:“庄老告退,山水方滋”;而今人论西方浪漫主义之爱好自然,只引道家为比拟,盖不知儒家自孔子、曾皙以还,皆以怡情于山水花柳为得道。亦未嗜胾而谬言知味矣。譬之陶公为自然诗人之宗,而未必得力于庄老。[47]

 

这还只是轻轻点逗,紧接着的一大段,几乎可谓“陶学与儒学”的长篇专论:

 

《真西山题跋》卷三《跋黄瀛甫拟陶诗》云:“予闻近世之评诗者曰:渊明之词甚高,而其指则出于庄老;康节之词若卑,而其指则原于六经。以余观之,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饮酒》末章有曰:‘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岂玄虚之士可望耶。”屈悔翁《翁山文外》卷一《游白仁岩记》谓靖节中年闻道,“庶几颜子之卓尔”;南昌苏桓尝以靖节为“周公、孔子之徒,虽与远公交游而不赴其社,守道独立,入焉不缁”。李恕谷《年谱》三十九岁选陶渊明集,题词曰:“渊明生六朝异端盛行之日,士皆放诞成习,溺谈虚空。渊明诗曰:‘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又曰:‘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又曰:‘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全集无一言及于佛老,可不谓志道者欤?观其将游庐山,闻东林寺钟声,蹙眉而返;则世所传《三笑莲社图》,必佞佛好事之徒为之也。”李安溪《榕村语录》卷三十谓陶诗“包含义蕴”,如“羲农去我久”一首,识见“超出寻常”,因详灰敷说;又曰:“靖节诗推周孔处甚多,其逃于酒者,避刘宋耳。”《语录续编》卷八云:“观《饮酒》诗六首,惓惓六籍,希圣不在韩公下也。”姜湛园《西溟文钞》卷二为王丹麓作《敦好斋记》,亦谓斋名本陶公“诗书敦旧好”之义,“陶公为学道者,愤世俗之好黄老。故曰:‘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云云。周荇农《思益堂日札》卷五《书渊明集后》亦称其“无一字涉及二氏”。皆不相沿袭,而所见大同。[48]

 

钱氏列举南宋真德秀、清人屈復、李塨、李光地、姜宸英、周荇农诸人论陶诗,均以渊明离儒家近,去二氏远;“皆不相沿袭,而所见大同”云云,足见钱氏深以为然,甚至引为同调。接着,钱氏又加按语如下:

 

按陶公诗又云:“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又云:“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又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老夫有所爱,思与尔为邻。”盖矫然自异于当时风会。《世说·政事》注引《晋阳秋》记陶侃斥老庄浮华,渊明殆承其家教耶。[49]

 

不仅又引三首陶诗以为佐证,且指出渊明之亲近儒家,盖“承其家教”使然。其实,当钱氏下此断语时,又何尝不是“承其家教”、以儒学为宗呢?前引子泉先生以“锺书能成家学”,信不虚也!钱氏又引沈曾植论刘勰“庄老告退,山水方滋”说云:

 

近人沈子培《寐叟题跋》上册有论支、谢诗三则,深非刘勰“庄老告退,山水方滋”二语,以为“六朝诗将山水庄老,融并一气。谢康乐总山水庄老之大成,支道林开其先,模山范水,华妙绝伦。陶公自与嵇阮同流,不入此社”云云。沈氏知作诗“以庄老为意,山水为色”,颇合“理趣”之说。……子培好佛学,故论诗蛮做杜撰,推出一释子,强冠之康乐之上,直英雄欺人耳。以山水通于理道,自亦孔门心法,子培必欲求之老庄,至不言读《论语》,而言读皇侃《疏》,岂得为探本穷源乎?陶公不入此社,固也,与嵇阮亦非同流。陶尊孔子,而《拟古》肯称庄周为“此士难再得”;阮学老庄,而《达庄论》乃大言庄周不足道。子培之言,诚为淆惑矣。[50]

 

“陶公不入此社”,便是与佛无涉;“与嵇阮亦非同流”,便是与老庄异区;“陶尊孔子”,分明便是“以陶归儒”!顺此而下,钱氏自不免要“以儒论陶”:

 

颜鲁公《咏陶渊明》以张良、龚胜比渊明。山谷《怀渊明》诗略云:“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凄其望诸葛,慷戆犹汉相。时无益州牧,指挥用诸将。”真西山《跋黄瀛甫和陶》称其“有长沙公之心而力未逮”。户挚《题渊明归去图》以留侯、武侯相比。王述庵《书渊明传后》称有经略用世之志。龚定庵《己亥杂诗》中读陶诗三首称其有“侠骨”而“豪”。盖皆韩昌黎《送王秀才序》所谓:“阮籍、陶潜为事物是非相感触,有托而逃”。余复拈出其儒学如左,以见观人非一端云。[51]

 

“拈出其儒学”,正是援儒学以论“陶学”,可谓曲终奏雅,真乃如孔子所说:“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然这还不算完。三十五年后,《谈艺录》再版,钱氏“固辞不获,乃稍删润原书,存为上编,而逐处订益之,补为下编”。在下编中,钱氏于此一“附说”又加数条“补订”,文殆千言,大抵依旧是“以儒论陶”。其中有云:

 

盖儒家性理有契于山水,道家玄虚亦有契于山水;而恣情山水者,可托儒家性理之说张门面,亦可借道家玄虚之说装铺席。一致百虑,民归殊涂,人心善巧方便,斯其一端也。”[52]

 

此一番“执两用中”之议论,又岂“有学问无思想”者所能道哉!钱氏虽言《谈艺录》“上下编册之相辅,即早晚心力之相形也”,并感叹“兹则犹昔书、非昔书也,倘复非昔书、犹昔书乎!”[53]而读者若取两编互勘并观,则不难发现,钱氏壮年与晚年之论学,实有“一以贯之”者在焉。

 

 

 

至此,则上文所说钱氏于“渊明文名,至宋而极”语焉不详之遗憾,庶几可以释然矣。李长之先生曾言:“陶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地位,自宋以后愈来愈高,正是和那些理学家的赞扬宣传分不开的。”[54]今之学者亦大多同意,陶诗之所以至宋而显,乃与有宋一代理学大兴,而陶公诗文之“道气”“理趣”渐被“发现”与“追认”大有关系[55]。而钱氏之“以儒论陶”,虽未明言,盖亦寄寓此意也。

 

要言之,钱锺书先生幼承家学,深契“陶缘”,立身处世,颇有靖节“孤生介立”之风,而行文赋诗,亦得陶公风神灵气,于现代旧体诗人中可独树一帜。又其一生著述,多次论及渊明,涉及接受论、文体论、思想论诸面向,特识先觉,悟稀赏独,多有未发之覆,为陶学开疆拓土,厥功至伟。尤其是,钱氏学贯中西,而能立足中学本位,发言遣论,深中肯綮,不为无稽之谈;其论陶之思想渊源,排诋佛老,归陶入儒,堪称洞幽烛微,拔本塞源,使陶公深衷款曲,得以朗现于千年之后,诚不易得也。陋学浅识如笔者,姑将年来读钱学陶之心得胪述如上,于“陶学”与“钱学”或不无少补云。

 

注释:
 
[1]1987年8月31日与华中师范大学,见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几年钱基博先生诞生百周年专辑》。参见罗厚辑注之《钱锺书书札书钞(资料)》之六十二则,《钱锺书研究》第三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第313页。
 
[2]钱锺书与郑朝宗信,见《厦门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3]参见孔芳卿:《钱锺书京都座谈记》,载《不一样的记忆》,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第224页。
 
[4]汤晏:《一代才子钱锺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5页。
 
[5]王水照《〈对话〉的余思》有云:“杨绛先生也说过,他父亲和钱先生在诗文上有同好,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常用一种‘精致典雅’的风格说些俏皮话,相与笑乐。”载《不一样的记忆》,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
 
[6]钱锺书:《槐聚诗存序》,《槐聚诗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7]参巫奇:《钱锺书先生三题》,见《钱锺书研究》第三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第283页。
 
[8]参拙文《读钱札记三题》之《“打”出来的大师》及《钱锺书不肖乃父》,收入拙著《有刺的书囊》,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第57-66页。
 
[9]此信写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十一月十七日,以《谕儿锺书札两通》(其二)之题刊于《光华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1932年12月)。
 
[10]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3页。
 
[11]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册,第163页。
 
[12]钱钟书:《谈艺录》(上册),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77页。
 
[13]据吴忠匡回忆,“钱锺书写《谈艺录》用的是小镇上所能买到的几位粗糙的直行毛边纸。他每晚写一章,二三天以后又修补,夹缝中,天地上,填写补缀得密密麻麻。他每完成一章,就交给吴阅读,陶潜、李长吉、梅圣俞、杨万里、陈简斋、蒋士铨等章节是最先写成的。”参见汤晏:《一代才子钱锺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2页。
 
[14]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册,第166页。
 
[15]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册,第167页。
 
[16]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207页。
 
[17]钱锺书:《谈艺录》,下册,第629页。
 
[18]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册,第166页。
 
[19]参见《谈艺录》二八《妙悟与参禅》、六〇《随园非薄沧浪》、六九《随园论诗中理语》诸篇。
 
[20]按: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中,论列陶公《答慕容廆书》《闲情赋》《归去来兮辞》《与子俨等书》《桃花源记》《孟府君传》《五柳先生传》《自祭文》诸文,着重文本细读及中西文学比较,亦可参考。然窃谓就论陶旨趣言,此诸文之重要性反不如《陶渊明诗显晦》。
 
[21]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112-113页。
 
[22]曹旭:《诗品集注·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36-337页。
 
[23]参见《清诗话》,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第203页。
 
[24]参见《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2页。
 
[25]古直笺:《诗品》,曹旭整理集评,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42页。
 
[26]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册,第207页。
 
[27]参曹旭:《钟嵘、二萧与陶诗显晦》。对于钱锺书《陶渊明诗显晦》一文撰述之缘起,曹旭先生指出,“钱基博校记亦误,故钱锺书此处有纠乃父过失之意”。《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92页。
 
[28]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114-115页。
 
[29]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116页。
 
[30]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第1446页。
 
[31]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第1450页。
 
[32]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114页。
 
[33]钱锺书:《谈艺录》下册,第512-513页。
 
[34]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36页。
 
[35]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35页。
 
[36]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91-92页。
 
[37]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48、49页。
 
[38]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50页。
 
[39]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128页。
 
[40]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258页。
 
[41]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第1229页。
 
[42]详参李洪岩、范旭仑:《如何评价钱锺书》,载二人合著之《为钱锺书声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19页。
 
[4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9页。
 
[44]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300-302页。
 
[45]关于山水诗之勃兴与晋宋之际儒学复振之关系,详参刘强:《刘勰“庄老告退,山水方滋”说新论——六朝山水审美勃兴的儒学省察》,《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46]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302页。
 
[47]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303页。
 
[48]钱钟书:《谈艺录》,上册,第304页。
 
[49]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305页。
 
[50]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305页。
 
[51]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306页。
 
[52]钱锺书:《谈艺录》,上册,第689页。
 
[53]钱锺书:《谈艺录·引言》,见前揭书,上册,第1页。
 
[54]李長之:《陶渊明传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7頁。
 
[55]详参刘强:《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儒道博弈》,见《2018陶渊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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