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的生命可大可久
——在空山先生线上追思会上的发言
作者：刘强（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时间：西元2025年6月3日

各位朋友：

晚上好。

今天是6月3日，应程云枫先生之邀参加吴小东先生、张丽芳女士的线上追思会，我的心情很复杂，既有同道伤逝之悲，又感同侪切磋之幸。为此，我事先和追思会的发起者程云枫先生商量，能否把活动最初设定的“老大团”（老实大量读经团队）的内部追思，扩大为民间书院界、读经教育圈和学院学者群三方互动的一个纪念活动，否则，以我和二位逝者素昧平生、毫无交集的状况，恐怕既没有资格来参加，来了也不知该说些什么。程先生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这是我要表示感谢的。

于是，我又邀请了袁彦、何伯勤、段炎平三位先生参加今晚的追思会。据我所知，近些年，私塾读经圈内部颇有一些理念上的分歧，不少王财贵教授当初的铁杆追随者，如程云枫本人，已经在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上有了重大调整，开始甚至已经完成了从全日制的读经私塾向全日制的有学籍的体制内学校的转型——他因此也成了读经界的“异类”，甚至与空山先生渐行渐远——但是，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空山先生的辞世引起了学术界和读经界广泛的关注，有些与空山先生一度因理念不同而多年“失联”的朋友，也都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哀思和慰问，甚至在空山生前与之论战的墨家圈中，也有开明而诚笃的朋友，撰写了挽联，表达了痛失一位诤友的哀伤。

这样的情景，真的是令人感动。毕竟，不管我们是何主张，来自何家何派，大家都拥有一个神圣的“共名”，那就是——人。我一向认为：“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国学的核心是人学，教育的功能是化人，化人的关键是化心。”如果我们一方面振振有词地高谈阔论，一方面又只有立场不论是非，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共情能力，甚至连物伤其类、兔死狐悲都做不到，我们怎么还配叫做“人”？

尤其是，曾经一路走来的朋友，彼此之间的生命已经连接在一起，如果因为物理时空和义理观念上的疏离而从此一刀两断，甚至“老死不相往来”，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扪心自问：我们读了大半辈子的书，是读到了纸上，还是落实在了身上？是读到了眼睛里，还是读进了生命里？

因为和云枫有一些微信上的联系，5月18日看到他发来一条微信说：“我们读经圈两位好友英年早逝，颇觉伤感。”在空山生命的最后几天，云枫一直忧心忡忡，当时，我正好在东莞、中山、珠海三地讲座，从云枫发来的空山病中的照片，我才知道情况不容乐观。果然，5月24日，云枫告诉我空山先生走了，而云枫一夜无眠，他微信上写了几个字：“我一直在守灵。”25日，一夜未眠的他又来珠海和我一见。我说这些，只是想表明，相比生命中的因缘和合和守望相助，彼此之间义理或者观念上的分歧，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

我与空山先生并无交集，但因为十多年来一直关注读经界的情况，又因为每年筹办全国书院高峰论坛的原因，与王财贵教授有过几面之缘——我对王教授一向尊重，记得当年我的同事柯小刚教授批评纯读经时，我还表示过对王教授的声援，尽管说实话，我对王教授的一些理念也不敢苟同（相关细节，可参考小文《读经三问》）。

大概十年前，我曾经读过空山的一篇文章，内容记不得了，但文字的感觉很好，似乎有一种时下稀缺的“清气”和“道气”。当时就觉得，读经界有此一人物，不易得也。此后的记忆就是一片空白。直到近期通过云枫，空白的记忆才又有了内容——只可惜，这内容竟然先是“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的哀叹，接着又是很快就来到的“亡之，命矣乎”的噩耗！

这几天，因为陆续看到一些悼念文字和空山先生生前的视频，我对他的了解逐渐加深。在我看来，空山对儒家和儒学的理解，以及他发表言论的态度、分寸、理据、见识，都让我眼前一亮。没有忠信之质、好学之心、诚善之意，守道之坚，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就我狭见所及，民间书院以及读经私塾界，有此学养、气质和认知的人并不多见。他的离去，不仅是读经界的一个损失，也是教育界和学术界的一个损失。

这里，我谨代表我个人，向两位逝者的家属、亲人、故旧表示慰问，请各位擅自珍摄，节哀顺变。我们应该相信：有价值的生命无所谓长短，已经觉醒的生命可大可久。空山先生的一生无论多么短暂，多么坎坷，留下多少遗憾，都是在追寻着价值和意义的一生，这就足以令人尊敬，也值得我们追思、缅怀和纪念。

下面，我也想借此机会，向墨家圈的朋友们说几句心里话。

首先，我要声明，作为一个学院派的读者、学者和作者，我受到现代教育的影响，更崇尚科学、理性和自由，一向警惕狭隘的门户之见。我觉得，儒释道也好，中西印也好，诸子百家也好，经史子集也好，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都有其营养和价值，都值得了解、研读和尊重。人生苦短，我们终其一生，肯定无法做到无学不窥，无书不读，所以，应该明白自己的有限性和悲剧性——明白这一点，人就不会太狂妄，就知道自尊自爱的同时，也当“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其次，尽管各家学问都有其价值，但一个人有限的读书求学的生涯中，又难免有一个或偶然、或必然的机缘或者说“天命”，所以，当知识论和认识论的学习已经满足不了你，紧接着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升维”过程，从而进入确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即所谓“三观”这一层次。当然，如果你有足够的福报，还有可能会进入更高的信仰维度——这个时候，毫无疑问，你会成为某一家、某一教的信徒。在学问上，也就是钱穆先生所说的“学有宗主”，而不会“入主出奴”。

进入这一层次的人无疑是应该得到祝福的——但也恰恰在这个时候，又是需要警惕的，因为这个时候的你，不仅有使命感，甚至也可能会因信而迷，因迷而执，“意必固我”，“未可与权”，甚至陷入迷狂、疯狂和癫狂。你可能成为你所反对的那种人——只有立场，没有是非，甚至为了卫道护教而党同伐异，好勇斗狠，睚眦必报，以至于堕入丛林世界而不自知。所以，无论你是儒家，还是墨家，包括世界上所有宗教的信徒，都应该在出口伤人、动手打人的前一秒，管住自己心中的“恶龙”和“深渊”，然后，“退一步海阔天空”，甚至“相逢一笑泯恩仇”。只有一种情况可以除外——除非你既不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也不是一个够格的人。

第三，就儒家和墨家的关系而言，本来就有着比其他各家更深的亲缘关系——“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即使当年墨子的“非儒”，也是义理上的争鸣，而非意气上的争斗。孔子主张“泛爱众而亲仁”，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可谓本同而末异，同气而连枝。如果真是墨家信徒，应该知道墨子说过，“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甚至爱路人如爱父母，按照墨家的思想，应该“撒遍人间都是爱”才是，又怎么会把本来应该视为“同道”或者“诤友”的儒家，当作“假想敌”，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呢？

要知道，墨家的衰落其实跟儒家无关，历史的法则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反过来，墨家还应该感谢儒家，正是儒家本着“存亡继绝”的原则，不遗余力地搜集、整理着诸子百家散落的文献，一部《四库全书总目》，尽管难免带有儒家学者的“知识滤镜”，但其对文献和学术的尊重还是有案可稽、可圈可点的。别的不说，为《墨子》作整理注释的孙诒让先生，正是晚清一代大儒，被称作“启后承前一巨儒”。套用一句俗话：墨家的朋友们，你吃水怎么能忘了挖井人呢？

第四，和儒家思想一样，墨家思想不仅有着“牵一发动全身”的系统和逻辑，而且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墨子说：“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墨子·鲁问》）郭沫若谓之墨家“十诫”（郭沫若《墨子的思想》，见氏著《青铜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9页）。这让我们想起“摩西十诫”。但《墨子》全书体现着国家主义政治哲学的特点，这是与摩西十诫专注神人关系的安顿不同的。

更有意思的是，墨子以“兼爱”“非攻”的思想闻名天下，却是先秦最为重要的军事理论家和战争实践家。《墨子》一书的后半部分，诸如《公输》《备城门》等十余篇，皆是探讨守城战备之法，事无巨细，应有尽有，可以说是“墨家兵法大全”。不得不说，儒家提倡的“格物致知”之学，在墨家这里真是得到了尽可能的施展，使其成为“兵技巧家”一派的重要代表。

但不可否认，为了“非儒”并自立门户，墨家常常会将本来比较正确的主张滑向一个极端。郭沫若就说：“在国的范围内的‘非攻’便是在家的范围内的‘杀盗’……仅照他的理论推衍，必然会流而为对于攻伐的赞美。”（郭沫若《青铜时代》，第125页）今天的墨家朋友如此“好斗”，将“墨守”转变成了“墨攻”，难道是继承了这一“优良基因”吗？

第五，从学术渊源上说，儒家与墨家其实是师徒关系，从思想基因上说，甚至可以说是父子关系。儿子到了青春期，难免会有“弑父”情结，否则无法确立自我的独立，这本是可以理解的。但切莫忘了，墨家虽以儒家的对立面自居——有其“非儒”“非乐”“非命”“节葬”诸论可证——但归根结底，其思想底色还是儒家的仁义之道，只不过为了标新立异而故意有所损益罢了。淮南王刘安称孔、墨皆“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淮南子·主术训》），韩愈也说：“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读墨子》）明明可以切磋琢磨、相敬如宾的儒墨二家，为什么偏偏要图穷匕见、相害相杀呢？

第六，如果你是一个不带偏见的学者，应该不难发现，墨家思想虽然也有逻辑学的萌芽，但其论证过程是相对比较粗糙的，大部分内容是循环论证，车轱辘话一大堆，一句话就可说清楚的，往往要敷衍成一篇长文。而且，“兼爱”“非攻”的思想在逻辑上也难以自洽，实践上也不易践行。

以“非攻”为例，墨子区分了“攻”和“诛”的不同，却可能会成为好战者侵伐他国的借口；而一味的“非攻”，也会滑向所谓“无条件的投降主义”（郭沫若：《青铜时代》，第126页）所以，庄子谓其“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庄子·天下》）；王充称其“虽得愚民之欲，不合智者之心……此盖墨术所以不传也”（《论衡·薄葬》）。

到了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分“子部”为十四类，依次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墨家因为“寥寥不能成类”，只能归入“杂家”了。所以，不管今天有多少墨家信徒为其大张旗鼓地吹捧，墨家思想在历史上以及未来的衰落，既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同时也反映了事物发展的规律。（详参拙著《大儒兵法：〈曾胡治兵语录〉导读》自序部分）

孔子说：“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这是教我们怎样做人。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这是教我们怎样做学问，言下之意：专在偏激的一段用力，或者只攻治某一门偏激的学问，不能兼顾两端，执其两端用其中——就会有害了！尤其这后一句，恰恰表明了对“异端”的尊重，和对“中道”的坚守。所以，儒家不是经不起批判的，但最好是善意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批判，而不是你死我活般的穷凶极恶。因为道理很简单，一个戾气横生、苦大仇深、以他人为地狱的人，怎么可能有真情感、真学问、真道理呢？

我想提醒那些攻击儒家的墨家的朋友们，其实诸子百家皆源于儒，我最近的研究甚至发现，连兵家都是源于儒家。没有儒家，中国文化真不知是何模样？所以，不管是儒还是墨，是道还是法，首先我们都是——人。人应该相亲相爱，取长补短，而不是自是非人，相爱相杀。把“人”这个最简单又最复杂的汉字写好，远比那些自封自诩的标签和自封的名号都更重要。

所以，在我看来，空山先生生命的最后阶段，恰恰是他一生的“高光时刻”，因为他能在大多数儒家学者“不屑置辩”，以至于“万马齐喑究可哀”的“至暗时刻”，以一己之孱弱病痛之躯，据理力争，“守死善道”，从而成就了他作为一个儒生的尊严和荣光。只要看看双方论争的视频，则是非、雅俗、优劣、高下、善恶的判断，自会立竿见影，一目了然。至于拥趸和粉丝的多寡，往往和认知的高低正相反比，一个真正摆脱了“信息茧房”和“认知框架”的明白人，谁会甘心沦为被他人“信息投喂”和“精神PUA”的“乌合之众”呢？

以上就是我的发言，谢谢各位！

2025年6月3日草于守中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