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道脉一贯,经典永传——《四书通讲》尾声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21-07-28 15:14:46
标签:《四书通讲》
刘强

作者简介:刘强,字守中,别号有竹居主人,笔名留白,西历一九七〇年生,河南正阳人。现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出版著作《世说新语会评》《曾胡治兵语录译注》《古诗今读》《世说新语今读》《有刺的书囊》《竹林七贤》《惊艳台湾》《世说学引论》《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魏晋风流十讲》《清世说新语校注》《论语新识》等。

道脉一贯,经典永传——《四书通讲》尾声

作者: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在本书的“尾声”部分,我想顺带讲一讲“道脉”如何传递的问题。

 

《大学》开篇有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既然我们把“四书”看作一个整体,起首又是从《论语》“学而篇”首章开始讲起,那么,整部“四书”的最后一章当然不该轻易放过: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馀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馀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

 

这段话不仅是《孟子》一书的尾声,也是整个“四书”的终章,曲终奏雅,余音袅袅,给人留下无尽的回味。仔细揣摩,孟子的这一段议论,不仅大有以道自任、“舍我其谁”之概,同时也回应了他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著名预言: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公孙丑下》)

 

上引两章文字皆有一个对于“时间”的期许,那就是“五百年”!两相对比,不难发现,“以道自任”的孟子在全书的终卷处,还是对自己“舍我其谁”的雄心壮志稍作裁剪,略有收敛。从文章学的谋篇布局来看,“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这么一种缠绵蕴藉甚至有点妩媚的表达,也的确最适合作为一本书的结尾。

 

前引朱熹对“孟子去齐”章的注释说:

 

自尧舜至汤,自汤至文、武,皆五百馀年而圣人出。名世,谓其人德业闻望,可名于一世者,为之辅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属。[1]

 

不用说,朱子是把这一章与《孟子》最后一章互为参照的,其中同出互见的两组人物,一是“圣王”系列,一是“名世者”系列——“圣王”确立法度,“名世者”执行法度——彼此之间,形成了一个名为“君臣”而实则“师徒”的“递相授受”的传承机制和“见闻”系统。

 

我认为,正是在这里,埋藏着一把打开“道”之“窄门”的隐形钥匙!

 

那么,圣王之间到底传授了什么呢?《论语》最后一篇《尧曰》的开头给出了答案: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请注意,这段话是尧对舜所言,而舜又以此“命禹”——命者,令也,授也,传也——其中的承传方式及人物线索清晰可见!而“允执厥中”四字,在《尚书·大禹谟》中则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就是著名的“十六字心传”[2],实乃圣王治道之要诀,允称博厚高明,千古不刊!

 

更有意味的是,此章紧接着尧、舜、禹三圣传道之后,又有商汤、武王、孔子之言,其中显露的,正是一条“道统”授受、“道脉”流传的辗转接力之路线!柳宗元论此章说:“《论语》之大,莫大乎是也。……此圣人之大志也,无容问对于其间。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与传之。故于其为书也,卒篇之首,严而立之。”(《论语辨》)柳氏盖以孔门弟子推尊孔子,以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故缀之于先王之后,大有以王者拟之之意。钱穆先生论此章与全书之关系云:“盖此章非孔子之言,又非其门弟子之语,而自尧、舜、禹、汤而至武王,终以孔子,其次序有条不紊,其为全书后序而出于编订者某一人或某几人之手,殆无可疑。”(《论语新解》)

 

然而,以上诸说均未能全部揭示出《孟子》、也即“四书”末章更深层的“话外音”。

 

 

孟子到底想说什么呢?以我个人愚见,盖有以下两点:

 

其一,是“道”的下移,乃大势所趋。

 

在孔子以前,“道”的传递是由“圣王”递相授受的,正如古史传说中的“绝地天通”之前,“天命”本来只能由“天子”或帝王感知与传递——后有所谓“汤武革命”,也不过是“革(改)其天命”——故王朝更替也好,道统传递也罢,皆与一般“政治素人”或平民无关。孔子的出现,打破了这一“道统”传递的上位垄断格局。《论语·尧曰》篇也好,《孟子》末章也罢,都做了一个将孔子“植入”圣王传道系统的工作,此一工作的重大意义在于,将本来高高在上的“天命”和“道统”,经由孔子这样一位平民圣哲,下移到了广土众民之中。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孟子也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尽心上》)孔孟原始儒学的这种对“我”与“君子”仁心善性延展之无限可能性的确信,打破了商周以来宗教神学和政治神学笼罩下的“天人之际”的现实壁垒,在中华文化史上,的确可谓是一次哲学上的“轴心突破”[3]。

 

在孟子看来,孔子一介布衣,对于尧、舜、禹、汤、文王前后承传之道,虽然未能“见而知之”,却终能“闻而知之”,并达到“集大成”[4]之境界,这一“圣道”由“王”而下移至“士”的文化事件,对于“道统”的确立及传递,意义重大,非同小可。正是孔子以一人之力,在“王道”缺失、“霸道”横行、“圣王不作”的春秋乱世,担荷起了本应由“圣王”履行的弘化使命和传道责任。——孔子之所以被后世尊为“素王”,原因恐怕正在于此。

 

就此而言,《孟子》末章等于提出了一个“天问”——即如果真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离娄下》),那么“由孔子而来,至于今”,已经“百有馀岁”,值此君子之泽“将斩未斩”之际,究竟该由谁来肩负这一弘道、传道之责任呢?孟子的回答是:“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毫不讳言地以“道统传人”自命,这在当时或许无人理解和认可,甚至后世亦有指其为“晦圣学,祸人道”[5]者,但事实证明,孟子不仅真的担起了这一“天降大任”,而且的确“心想事成”了!

 

其二,是“道”由“人”传,人在道就在。

 

孟子敢于“以道自任”,是因为他发现了“道脉流传”的历史信息和生命真相。盖“道”之传递,正赖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学缘师法”之外,还有“心法心印”。用孟子的话说,“见而知之”就是嫡传亲炙,“闻而知之”则是“私淑尚友”——从孔子到曾子,曾子到子思,子思再到孟子,其间流贯的正是一条未曾中断的“现身说法”、“口传心授”的伟大“道脉”!因为“目击道存”,故能“心心相印”,并最终确保了“道”的传递真实无妄,浑然天成!

 

也就是说,“道”虽然需要“经”和“文”来承载,但对于“道”之微言大义的把握和传递,则必须要超越“文字”和“名相”,才能“体贴”、“遥契”、“觉悟”和“印证”!这也正是为什么孔子会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老子会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首章),庄子会说“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庄子·天道》),三国时玄学家荀粲会说“六籍乃圣人之糠秕”[6]的深层原因!

 

换言之,孔子之所以反复提醒弟子们,在言行之间要更重视“行”,原因正在于“言”无从“尽意”,而包含着出处行止、待人接物、音容笑貌的“行”,却可以于无声处彰显“道”的博大、高明和精微!

 

要将此点说明,还须回到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的一段话: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

 

为什么人一死丧,微言大义就会绝灭舛错呢?班固没有直说。但在介绍《论语》成书时,他的下面这句话大可注意: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

 

以往对班固此言,不过转引复述,未曾深思,现在带着问题再来看,感觉大不相同!我发现,这里的“孔子应答”与“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正是对孔门师徒“口耳相传”“默识心通”的“传道”过程的精准描述!这也恰好印证了孔子反复阐明的一个道理,那就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庸》所谓“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第十三章),盖亦此意。

 

也就是说,因为“天道远,人道迩”,故要想上达“天道”,就必须下学“人道”!既然是“人道”,当然只能由“人传”!一句话,人在,道就在;人亡,道就可能衰!

 

程子在论及孟子为何“以道自任”时,非常敏锐地提到了“识时”的问题:

 

“学者全要识时。若不识时,不足以言学。颜子陋巷自乐,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时,世既无人,安可不以道自任?”[7]

 

其实,这里的“识时”,也可以理解为“识人”——颜子所以能安贫乐道,正因为他沐浴在“夫子之道”的阳光中——孔子是生逢其时,颜子是幸逢其人!当然,这里的“人”,不是一般人,而只能是像孟子那样“以道自任”的“传道人”。

 

那么,“道”究竟靠什么传递呢?

 

第一,要靠耳闻目见,所谓“相与言而接闻”也。只有这种面对面的口传心授,才能确保信息不会散失和篡改,“道体”才能完好无损。所以,对于不能得聆圣王及孔子亲炙的后世学者而言,就只能如孟子所说的,通过“颂其诗,读其书”,“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了。更重要的是,还要能在“尚友古人”和“私淑诸人”的过程中,摆脱名相,破掉执着,以自己的生命热力和慧命活力,去“联想”圣贤传道之“场境”、“语境”和“情境”,进而契入其“心境”、“意境”和“道境”,并最终“还原”其“道场”,“激活”其“道体”,“疏通”其“道气”,“承传”其“道脉”!佛家所谓“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禅宗所谓“但参活句,莫参死句”,说的正是此意。

 

王阳明的“悟道”经历非常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其所撰《五经臆说》序云:

 

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鱼醪之未得,而曰是筌与糟粕也,鱼与醪终不可得矣。五经,圣人之学具焉,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窃尝怪夫世之儒者求鱼于筌,而谓糟粕之为醪也。夫谓糟粕之为醪,犹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鱼于筌,则筌与鱼远矣。龙场居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意有所得,辄为之训释。[8]

 

阳明认为,五经之于“道”,也不过是“筌与糟粕”,是“载道”之工具,而非“道体”之本身。正因当时“居夷处困”,“书卷不可携”,阳明才能“得鱼而忘筌”,“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写其胸臆之见。这是非常富有“仪式感”和象征性的一个画面,阳明从此得以摆脱经典之“书卷”和“文章”,由“理境”而跃入“道境”,完成了求道之旅的一次华丽“蝶变”。[9]

 

第二,要靠“以心传心”,实现“心体”与“道体”的一线贯通。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放”者,“失”也。又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离娄下》)到哪里去找那颗已经“放失”已久的“心”呢?孟子说:“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告子上》)

 

原来,我们“放失”掉的“赤子之心”,在圣人那里早已“先得”着了,无时无刻不在正等着我们去“求”!圣心与我心,原本无二,千古一体,此即“心之所同然”者也!故王阳明说:“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也。”[10]

 

一句话,没有“心”的神交冥会,所谓“传道”,恐怕也只是镜花水月。

 

——以上两点,正是我们所说的打开道之“窄门”的那把金钥匙。

 

 

然而,吊诡的是,这把本来由孟子发现的“金钥匙”,却竟在孟子手里失落了!最先发现这一问题的是韩愈。在《原道》一文中,他写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11]

 

显然,韩愈是接着《孟子》最后一章往下说。他发现,孟子之后,“道”的传递便出现了“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的“传译”困境,以至于造成了“好事者各以其说干时君,纷纷藉藉相乱,六经与百家之说错杂”(《读荀子》)的混乱局面,佛、老二氏于是乎乘虚而入,后来居上。

 

其实,不是孟子丢失了“道”,而不过是在他之后,“道”因为不得其人而不幸“失传”罢了。因为失传,反倒更显孟子之可贵!在《读荀子》一文中,韩愈对孟子大加赞叹:

 

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为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扬雄书,益尊信孟氏。因雄书而孟氏益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欤。……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12]

 

可以说,韩愈已经隐然看见孟子手里的那把闪闪发光的钥匙了!就捍卫孔子之道而言,孟子最大的贡献就是“距杨、墨”。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滕文公下》)汉代儒者扬雄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法言·吾子卷》)

 

这里的“塞路”,正与我们所谓“窄门”若合符节。因为“塞路者有矣”,故“入道之门”越发“窄小”——“初极狭,才通人”。扬雄窃比于孟子,正因其能斥百家、崇儒道,故而敢以“圣人之徒”自期。

 

对于韩愈来说,当时的“塞路者”便是佛、老二氏之学。所以,他才要学孟子辟杨、墨,做一番艰苦卓绝的“清道夫”的工作,以廓清通向“道之窄门”的“塞路”之物。从“大醇而小疵”的扬雄与荀子,上溯至“醇乎醇者也”的孟子,再追溯至“集大成”的孔子——这不正是韩愈“处处志之”的一个个“道”之路标吗?从这个角度上说,韩愈简直是嘘枯吹生的“道”的守夜人!陈寅恪先生谓其“发起光大唐代古文运动,卒开后来赵宋新儒学新古文之文化运动”,诚为“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13],良有以也!

 

宋代文豪苏轼曾这样盛赞韩愈: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14]

 

东坡此论,以“文统”论“道统”,真可谓洞幽烛微、巨眼卓识!至此,“道”之“窄门”终于被打开,“道”之境界为之一变!正如陶渊明所写:“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桃花源记》)

 

韩愈死后三百年,宋儒沿着其大刀阔斧开出的“道统”之路,终于走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北宋五子”之首的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15]说,使中断千年的“道脉”得以“疏通”,以孔孟为旨归的原始儒学借助理学的转型,终于冲破佛、老二氏的义理纠缠而得以破茧而出,大放光明。程颐在为其兄程颢所撰的“墓表”中说:

 

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千四百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16]

 

这段话依旧是在孟子、韩愈的基础上立论,只不过他撇开韩愈,直接把孟子之后的传道者算在其兄程颢身上。值得注意的是,和孔、曾、思、孟这“四子”前后接力一样,“北宋五子”,生当同时,互有交游,可谓“见而知之”;而生于南宋的朱子,又系程子后学,其于“五子”,又可谓“闻而知之”——这一条理学之“道脉”也是线索宛然,有迹可循。

 

程颐在总结《论语》《孟子》的“读法”时说:

 

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虽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

 

这里,“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真可谓“当机立断”的“求道”之“不二法门”!后世学者若能得其三昧,又何愁“道之不传”焉?事实上,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教、三家、三学之传承,无不赖此师徒授受之“心传”而得以实现,此即韩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师说》)之义也。

 

此又可知,后人得不到圣贤亲自传授“心法”,固然是一大遗憾;然道之不传,更大的原因不在不能“接闻”或“亲炙”,而在后人常常蔽于私心和成见,不愿“尚友古人”,甚至根本不信有“道”之存在,更不信“道”之可知可传,即使他们阅读经典,亦不过纠缠于章句名相、义理逻辑,而未能“以心印心”,“以法证法”,故大道虽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一般凡夫俗子甚至文人学者,终不能“闻而知之”与“见而知之”也。

 

 

以上,我们对“道脉”传递之内在理路与历史进程做了大致梳理,其要点大致可归纳如下:

 

首先,“道”之为物,虽有形上精微之特点,也并非不可“见而知之”和“闻而知之”,故我们绝不认同“道”的不可知论,也不赞同关于“道”之解说的神秘主义倾向。

 

其次,因为“道”是可以“闻见与知”的,那么,就一定可以通过“人”来“传”。尽管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道脉”偶或一时中衰,但绝不至断绝消亡,一旦逢其时,得其人,必有“一阳来复”的一天!故所谓“道之不传”,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不是“无解”的难题。

 

第三,也是本书最想证明的一点,就是道不仅可得而“传”,而且可得而“行”!

 

今之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者,时常要面临来自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严峻质问,即儒家所标举的道德理想主义,不过是高悬于天上的乌托邦梦想,诸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等美好憧憬,永远不可能实现!而且,他们还会搬出儒家内部的声音来为此说张目,如作为程颐四传弟子的朱熹就曾不无悲观地说:

 

(唐)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假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借,是以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坐为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答陈同甫》)

 

此一段议论对于我们了解中华“道统”之存续大有裨益。这里,朱子非常深刻地揭示了,连唐太宗这样的明君,也不过是“假借仁义”以“行其私”,这正是历代圣人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的深层原因!当后世得天下的帝王标举孔子仁义之道时,其所行者早已不是“王道”而是“霸道”——正是在这里,“道统”与“势统”(或曰“政统”)开始各行其是,分道扬镳了。朱子的意思是,千万不要以成败和结果来论道统,假借仁义而行的“霸道”,其实与尧、舜、禹、汤诸圣王践行的“王道”,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道!

 

换言之,“王道”之不行,并不意味着“人道”之沦丧。孟子说:

 

“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君者而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滕文公上》)

 

就此而言,孔子作《春秋》,既是规范“王道”,也是存续“人道”。关于孔子作《春秋》之义,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得明白: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孔子为何竟要“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无他,盖因“道之不行”也。当在位者皆私心自用、不行正道之时,孔子乃以一人之力,冒天下之大不韪,欲以《春秋》之义为天下立道、为后世立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以布衣身行王者事,从此,孔子开创的“道统”与“学统”,便与君主代表的“势统”或“政统”,分庭抗礼,鼎足而三,并最终形成了“道尊于势”的价值理念。只不过,对于以道自任的士大夫而言,到底是“得君行道”,抑或是“觉民行道”[17],常常会因应时代之大势而有所取舍损益,如此而已。

 

所以,当我们读到朱子“道之不行”的感叹时,大可不必灰心丧气。要知道,“行道”与“传道”究竟并非一事,“道之不行”绝不意味着“道之不传”。王夫之在论及“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之关系时就说:

 

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也,而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不可已。[18]

 

譬如,孔子也多次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微子》),但孔子同样坚信,“人能弘道”,“道不远人”,故其在困厄危难之时,常能守死善道,用行舍藏,矢志不渝。

 

一句话,就算“道”永远无法在现实中得“行”,也绝不减损“道”的价值!为了彰显“道”的这一近乎西方宗教之神的绝对价值,朱子才要用“天理”为说,以便“激活”原始儒学中本来就蕴藏着的终极关怀和信仰精神。当朱子说出“道之不行”之时,正说明他已从前人手中接过了“道”的火炬。当他终于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四子书”,合为一编,撰成《四书章句集注》之时,正是“道脉”得以“归正”并重放光明之日!

 

表面看来,这不过是一次“经典再造”的世俗传奇,但仔细寻绎和还原其生命肌理与精神轨迹,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文化创造,归根结底,不仅是其“私淑诸人”、“尚友古人”的伟大结晶,更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宗教心灵的古老民族,在人文价值和理性精神上的义理释放和哲学突破。

 

一个人,若不能将“师道”“友道”之效用,从有限的个体生命时空中奋力扩充,无限延展,上追古圣先贤,中交仁人义士,下俟后人来者,是绝不可能创造出文化生命与道德生命的奇迹来的!“四书”正是在此一意义上,才堪称中国文化之“圣经”与“道书”。

 

本书所梳理的十三个道,皆从“四书”之教义中提炼出来,无不是可知、可传、可行的日用常行之“人道”。只要“人道”不失,“天道”便会常伴常行,“王道”即使终不可期,亦可作为一终极理想和绝对信念,如日月高悬,照亮尘世间阡陌纵横的“道路”。宋儒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良有以也。

 

在本书的结尾,我想说的是——在这广袤无边的天文世界和人文世界中,的确存在着一些跨越时空的纽带和系统:

 

以血缘为纽带,形成了“血统”;以学缘为纽带,形成了“学统”;以“斯文”“慧命”和“道”的传递为纽带,则形成了“道统”。这三统,远比通过强权建立且随时变易的“政统”或“势统”更强大,更持久,更深厚。

 

中华文化正是一个由“血统”“学统”和“道统”交织而成的独特的文化生命体,在长达数千年的演化和发展中,她已经形成了人类文明中独一无二的“这一个”。她也许不够完美,但她足够智慧,足够坚韧,也足够温暖。

 

作为此一文化所孕育、发荣、成就的个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不过是昙花一现,来去匆匆,但文化的总体生命却可绵延不绝,至少将与人类的总体命运同在。

 

在这个如长河一般悠远的文化生命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河边逆旅中的一个行者,“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饮水思源,不能不心怀感恩。正如北宋词人李之仪的《卜算子》所唱: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道脉”如水,逝者如斯,来者亦如斯。

 

“窄门”洞开,惊鸿一瞥,刹那即是永恒。

 

2020年10月4日

 

《四书通讲》,刘强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6月出版
 
注释:

[1]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0页。
 
[2] 朱熹《中庸章句序》:“《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这里,“道”“心”“传”“授”四字,皆两见,正将“道以心传”之义委婉揭示出来。
 
[3] 关于“天人之际”及“轴心突破”的相关论述,可参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试探》,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4]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孟子·万章下》)
 
[5] 今见民国学者翁中和(1900-1946)所著《人天书》,宗荀斥孟,竟云:“以孔子性道之说为标准,孟轲之所得为零,程、朱、陆、王与戴震之俦,均附会孟轲,而不能不全失其旨,均不能不得其反,故其所得与孟轲同为零。故程、朱、陆、王与戴震亦何优劣相去之足云。由整个人类之学术界立言,则孔子人道之学之所以长晦而不明至于今,皆性善之说有以致之。故欲论晦圣学、祸人道之责任,以孟轲为首,韩愈、程颐辈为从,皆孔子之罪人。”见该书,民国三十年(1941)出版,2006年重印本,第147页。今按:翁氏为康有为弟子,宗经重道,对新文化运动多有掊击,唯论学则尊孔诋孟,虽意气风发,文辞可观,而难免失之一偏。余所藏是书,盖在温州讲学时蒙其哲嗣翁广慈先生所赠,归而拜读大半,虽不敢苟同其说,而于其人,则未尝不肃然增敬。
 
[6] 《三国志·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
 
[7]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5页。
 
[8] 《王阳明全集》卷二二,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65-966页。
 
[9] 详参刘强:《论阳明心学及其诗学与诗教》,载《孔子研究》2020年第3期。
 
[10] [明]王阳明:《重修山阴县学记》,《王阳明全集》卷七,前揭书,第286页。
 
[11] [唐]韩愈:《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刘真伦、岳珍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页。
 
[12] [唐]韩愈:《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111-112页。“扬雄”,该书作“杨雄”,今据通常用法改之。
 
[13] 陈寅恪:《论韩愈》,见《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32页。
 
[14] [宋]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508页。
 
[15] [宋]周敦颐《通书·文辞》:“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
 
[16]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77页。
 
[17] 关于“得君行道”与“觉民行道”的分判,可参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
 
[18]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