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衢】“道”的诠释学及其批判性——读刘强先生《四书通讲》

栏目:书评读感
发布时间:2021-08-02 16:18:59
标签:《四书通讲》
刘青衢

作者简介:刘青衢,字天之,号松塘,男,西元1983年生,贵州瓮安人,同济大学哲学博士。研究方向:宋明理学、古典诗学。

“道”的诠释学及其批判性——读刘强先生《四书通讲》

作者:刘青衢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博览群书》2021年第8期,题为《用“道”破除“不道”》



 

历史上,儒学的两套经典系统“五经”与“四书”是交替出场的,汉唐重“五经”,宋明重“四书”。晚近以来,“港台新儒家”重“四书”。“大陆政治儒学”认为自己关心的是“古今问题”,相对于“港台新儒家”关心“中西问题”而言,具有不同的问题意识、话语范式和思想谱系,在经典系统上昌言倚重“五经”。

 

平情观察历史,时代问题的存在及其化解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东西方文明冲突对话的时代开始至今不过一百多年,“港台新儒家”面临的“中西问题”并没有结束,毋宁说在全球化时代,这反而是一个永久问题。退一步说,即使到了时代问题发生转换之际,“五经”和“四书”中除了有应对特殊时代问题的思想资源,也有解决人类文明永恒问题的思想资源。推崇“五经”而贬退“四书”,对于解决时代问题和继承经典永恒价值未必是周到而有利的选择。

 

在此学术与时代背景下,刘强先生以《四书通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一书发扬源远流长的“四书学”,不但凸显了他独到的问题意识,而且展示了别具一格的理论特点和现实关怀。

 

一、道贯“四书”:通达古今的传道宗旨

 

儒家的学术格局是“内圣外王”,“五经”“四书”都包含了“内圣外王”之学,而略有侧重点之不同:“五经”侧重“外王”之政治学,“四书”侧重“内圣”之心性学。这意味着如果要发挥儒学的普遍真理,就要对“内圣外王”都加以强调,尤其不能放弃“四书”内圣学之于“五经”外王学的基础意义。在“内圣”心性与“外王”政治的两种区分之间,始终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这就是“道”,心性和政治都以天道为本源展开。故表彰“五经”“四书”的永恒价值,不能不揭示其发生的逻辑起点,此乃根本前提。

 

刘强先生的新著《四书通讲》一书,最清晰夺目的思想主题就是强烈的“明道”和“传道”意识,“道”被旗帜鲜明地标举为全书宗旨。作者直言:“使这四部经典有效且有机贯穿的,正是一个大写的‘道’字!”“‘四书’又几乎可谓是一部‘究天人之际’‘参赞天地之化育’的伟大‘道书’!”“如果说本书有所谓‘关键词’,大抵不外乎‘四书’和‘道’二端。”(《四书通讲·自序》)

 

如此开宗明义地揭示著作的核心思想,既彰显了作者的用心所在,也使读者获得了进入此书义理范域的“方便法门”。黄宗羲云:“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明儒学案》)“道”正是刘强先生的“得力处”,也是学者对于此书的“入门处”。

 

那么,刘强先生是怎么认识“道”的?在他看来,首先,“道”具有普遍性:“夫‘道’之为物,彻天彻地,至大至刚,可放诸四海而皆准,可俟诸百世而不惑。”(《四书通讲·自序》)其次,“道”具有立体性:“‘四书’所建构的是一个立足于‘人道’去体察‘天道’,并致力于将‘天道’下贯于‘人道’,再以‘人道’去承载‘天道’的精神‘道场’和思想世界。”(《四书通讲·自序》)最后,“道”具有切实性:“既然是‘人道’,当然只能由‘人传’!一句话,人在,道就在;人亡,道就可能衰!”(《四书通讲·尾声》)

 

《易传》云:“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都较为注重“道”之超越性的形上学意义。但从“知行合一”的儒学传统着眼,超越性的“道”必须要有一个切近的下手处,不能改变人生且使之日臻完善的空洞之“道”,对人来说毫无意义。作者紧紧抓住“道”的普遍性、立体性和切实性,张扬了人主动“体道”“行道”的使命感和自觉性。

 

刘强先生之所以用“道”来统领全书,源于他对“文明赓续”“以道抗势”“现代功利”等历史文化问题的深入观照。

 

其一,他认为,在文化处于下降态势的元、明、清三朝,“中华文明的‘慧命’虽然迭遭摧残,‘花果飘零’,甚至一度命悬一线,却终能浴火重生,不绝如缕,绵延代序而至于今日”,是由于读书人以“四书”所承载之“道”来型塑精神世界和人格生命,使中华文明和民族精神得以赓续凝聚(《四书通讲·自序》)。

 

其二,他认为,在“道统”“学统”“势统”等“三统”并存的历史语境中,“道统”高于“势统”,“以道抗势”的儒家价值理想是“‘维系斯文于不坠’的定海神针和中流砥柱!”(《四书通讲·自序》)

 

其三,他认为,受近代百年反传统思潮的影响,儒学被误解“是追求功名利禄的庙堂之学,是不切实际甚至虚伪迂腐的高头讲章”(《四书通讲·自序》),殊不知,毁弃儒学后,功利主义、官僚主义、威权主义等不仅没有在现实中消失,反而比古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最终祛除现代人功利主义“病毒”的“解药”,还只能是“道”。

 

文明之赓续依赖“道”,抗衡皇权专制依赖“道”,拯救功利主义依赖“道”,从古至今,中华文明得以繁荣并在未来继续繁荣的可能依据,都集中于“道”之一物。“道”的义理如此高明,作用亦如此广大,知“道”者自然会毅然担起传道的使命了。

 

二、道派十八:系统开放的道学诠释

 

牟宗三先生云:“成德之教是道德的同时即宗教的,就学问言,道德哲学即函一道德的形上学。”(《心体与性体》)但儒学也拥有浓烈的伦理学色彩,或者说伦理学是儒学的重要内容,对“道”的阐释不能不见诸各种伦理关系。正如刘强先生所说:“故儒学者,人学也;儒道者,人道也。儒学的最终目标,是要解决人生的种种问题,处理好各种关系。”(《四书通讲·自序》)“四书”之道根源于天道而表现于人道,尽人事而天道自在,通天人以为一体。作者既以“道”为全书宗旨,又以人生问题为焦点,于是,基于人伦关系建构起一个庞大而系统,严密而笃实的道学阐释结构。

 

全书总体分为学、修身、孝悌、忠恕、仁爱、义权、诚敬、正直、中庸、治平、齐家、为师、交友等十三个“道”,还可细分为学道、修道、孝道、悌道、忠道、恕道、仁道、义道、权道、诚道、敬道、正道、直道、中道、治道、家道、师道、友道,凡十八个子目。由一个纲领之“道”派生为十八个条目之“道”,体现了作者“证道”之深刻与广阔。这些条目之间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机联系,构成一个整体,又体现了作者在谋篇布局上的匠心独运:“既可独立支持,又能相互勾连,彼此贯通,同时也有一个逻辑上的先后次第和首尾呼应的内在联系,恰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四书通讲·本书读法》)。

 

这个阐释结构本身就符合道化万物的特征,从“理一分殊”的角度说,“道”在本体上是“理一”,在功用上是“分殊”,“理一”不能不流行发用为“分殊”,“分殊”不能不收摄反归为“理一”,“分殊”之间既各自独立,又统摄于“理一”,“理一”不是“分殊”的机械相加,而是“分殊”的内在统一性,使万物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存关系。

 

刘强先生道学阐释结构的系统性不仅表现在全书章法上,就是每一个道学条目的专题论述也体现着显明的系统化倾向。如《为学之道》一篇论述学习之道,先解释“学习的真义”,其次区分“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不同,其次指出“为学的三种态度”,其次概括“为学的四种方法”,最后表明“为学的四种境界”。细读斯文,学习的定义,学习的性质,学习的态度,学习的方法,学习的境界,凡是学习涉及的主要理论问题无不覆盖。全书是一个大系统,每讲是一个小系统,大系统包含小系统,小系统充实大系统,唯有系统化的阐释方法才能构成自身义理的圆满自足,这种方法或可名之曰:“道的诠释学”。

 

所谓“道的诠释学”,即以“道”自身的存在方式言说“道”,而不是以对象化的方式言说“道”;即以最能揭示“道”之浑圆特点的方式表现“道”,而不是以分解“道”之个别特征的方式表现“道”;即以论述本身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手段,“道”的呈现不在论述的终端,而在论述的过程,不是论述完了才明白“道”是什么,而是就在论述的当下便层层揭示“道”的意蕴。刘强先生恰如其分地展示了“道的诠释学”这一言说方法。

 

刘强先生“道的诠释学”既有系统化的一面,也有开放性的一面,系统化是构成内在的闭环控制,体现了“道”的圆融性,而开放性是构成外在的放射潜能,体现了“道”的无限性。开放性表现在中华文明内部,是打通儒释道的学派壁垒,破除门户之见,广泛征引各家学说以阐明“道”的底蕴;在中华文明外部,是超越中西学术之争,寻找“东海”“西海”的同心同理,以见证“道”的情同辞异。如在谈到修身工夫中的“身心”范畴时,将道家的“神为形主”思想与儒家的“心为身主”思想勾连起来,以观其相通性(《四书通讲·修身之道》)。如在讲到儒家“万物一体”的仁爱精神时,认为佛教的“同体大悲”与此息息相通(《四书通讲·仁爱之道》)。如在说到孔子“不怨天,不尤人”时,引证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以遥相呼应(《四书通讲·中庸之道》)。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现代儒家三圣之马一浮先生尝言:“儒佛等是闲名,心性人所同具。”(《马一浮全集》)“道”是普遍性的,放诸四海,概莫能外,落实在具体的社会人生情境中,不同地区、民族、历史、文化的人对之感受角度和言说方式或有不同,于不同中见其同,适为“道”说的应有之义。

 

三、道断是非:引导现实的道学批判

 

“道”不仅是万有产生的根据和归宿,也是评判真假、美丑、是非、善恶的标准,是社会和人生从不圆满逐步走向圆满的方向与道路。在儒家看来,对万事万物的价值判断和人生的进退出处皆应以道为依归,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如果说对“道”的阐释是“知”,那么,以“道”为准则进行现实批判就是“行”。

 

刘强先生不但在理论上讲述道学的思想内涵,也紧密结合现实作出批判和引导,《四书通讲》不仅是了解“道”的知识读本,更是实践“道”的行动指南,如此一来,“道”就不是作为学习对象的静止存在,而是鲜活地流动于此书内外了。

 

概括起来,作者对现实的“道学批判”包括三方面,即“方法的批判”“谬见的批判”和“生活的批判”。

 

所谓“方法的批判”,是指辨明中西文化对“道”的认识方式与实践工夫之别。“与西方文化重哲学思辨与逻辑推演不同,中华文化更为看重的是生命印证与躬行践履。”(《四书通讲·自序》)这个分辨极为必要,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挟强大的科学民主之力横扫世界,已成全球主流价值。一方面,科学与民主有助于破除中国古代文化中愚昧和专制的成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民主的迷信,良莠不分,全面荡灭传统文化,致使中国文化中普遍而永恒的真理淹没不闻。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是一件好事,有此参照物,在相互比较中我们更能准确认识自身特色,也更清楚自家长短。但这种比较应该是平和而全面的,不是偏激和片面的。有了方法上的自觉,才能正确叩开“道”的大门。作者在讲述“孝悌之道”时就说,孔子对孝的阐发并非如西方知识学那样下定义和逻辑推理,而是“在具体的生命情境中予以揭示和激发”(《四书通讲·孝悌之道》)。这正是中西文化之分殊所在,必由此入,才能获得体道的正确方式。

 

所谓“谬见的批判”,是指分辨流俗观念对“道”的错误理解。百余年来,中国思想界最主流的话语是“启蒙”和“革命”,二者分享共同的作战对象,即中国传统文化。在此叙事语境下,产生了许许多多对传统文化的谬见。如果说当初谬见的造成是由于求亡图存的慌乱,那么在慌乱过去以后的今天,就必须拨乱反正,还中华传统文化以本来面目。如对“存天理、灭人欲”的谬见,世俗多以为理学家是“以理杀人”,作者指出,此一命题的本义是“存天理之公,灭人欲之私”(《四书通讲·修身之道》),实质是“公私之辨”。现代人提倡个人主义,在大力解放个性时也为私欲张目,故极反感理学家的“理欲之辨”。若回到本来意义上,公理与私欲的分辨无疑是正确的。又如对礼教的谬见,有所谓“吃人的礼教”之说,作者认为,这是基于“进化论”和“现代性”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一种“倒果为因的思维方式和情绪化的表述”(《四书通讲·诚敬之道》)。实则儒家乃是“称情而立文”(《礼记》),礼与情自有其内在的一致性。

 

所谓“生活的批判”,是指批评现实生活中各种悖离天道常理的社会乱象。由于方法和见识的谬误,导致功利荼毒人心,必须加以纠正。“道”的存在天然就决定了要破除所有“不道”现象,如果容忍“道”与“不道”的同时并立而无所作为,那么“道”就不是完整的。只有对“道”无限推扩和延展,扫荡一切“不道”,引导社会走向公序良俗,“道”才能在现实中圆满达成。不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依持“道”的准则批判和规范社会只能靠“得道”之人积极行动,不能坐待“道”之自行完成。如对当前教育中存在的功利主义,刘强先生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为人之学’”,应以孔子的“为己之学”加以矫正;如对甚嚣尘上的“民粹主义”,则以孔孟的正直之道予以批判,“避免造成‘多数人的暴政’”(《四书通讲·正直之道》);如对政治上有人给老百姓建立“道德档案”的错误做法,又以孔子“为政以德”的正确理解进行拨正(《四书通讲·治平之道》)。如是等等,都体现了作者亲切笃实的现实关怀。

 

总之,刘强先生《四书通讲》以通古今之变的“道”为宗旨,以系统开放的“道的诠释学”为方法,以对学术思想和社会现实的全面批判为关怀,志在开“道之窄门”,振“道之衰脉”,建构起一个集崇高的道义,严谨的架构,开阔的视野,深沉的批判,充沛的情感,生动的趣味为一体的道学思想体系。著名儒家学者、台湾慈济大学林安梧教授评论曰:“刘强此书,既有如实的诠释,又有因应时代的反思,更有批判之继承与创造之发明。”无论对理论的创发,还是对现实的更化,都具有独树一帜的价值。适如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所言:“这是我们走进《四书》的阶梯,提升境界的门径。”信哉斯言!

 

 

作者简介:刘青衢(1983-),男,贵州瓮安人,贵州大学文学学士、史学硕士,现为同济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先后师从张新民先生、刘强先生问学。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宋明理学,古典诗学等。曾在《天府新论》《中原文化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