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大刚】明代《孝经》学述论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21-08-20 00:57:28
标签:《孝经》学

明代《孝经》学述论

作者:舒大刚(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兼古籍所所长、教授)

来源:《孔子学刊》第二辑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由农民起义成功建立的正统王朝,朱元璋也是一个由中国农民自己扶植起来和塑造出来的皇帝。应当说,朱元璋在思想感情上还是一直保持着与民同其忧乐情感的,他对具有“民本”思想的儒学也并不反感。为争取更多的反元力量,他一改蒙元时期尚武轻文、“九儒十丐”的局面,从举义伊始即重视收罗儒生和利用儒教。《明史·儒林传序》称:“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敎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虽天亶英姿,而诸儒之功,不为无助也。”如朱升、宋濂、刘基诸人,都早早地被他罗至帐下,为他出谋划策。这些儒生也不辜负知遇之恩,为朱元璋最终夺取天下贡献了智慧和奇谋。

 

至正十六年(1356)七月朱元璋被“诸将拥立”为吴国公;九月“如镇江,谒孔子庙,遣儒士告谕父老,劝农桑”,表现出对儒家圣贤的礼敬和对儒学之士的重用。夺取天下之后,又恢复科举考试,“制科取士,一以经义为先。网罗硕学,嗣世承平,文敎特盛。大臣以文学登用者,林立朝右。”特别是元朝后期纲常失度,孝悌不振,出现“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鸩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等现象,“至于闺闼之间,每多无别……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朱元璋立国之后,特别注意纲常伦理的重振和建设。于是,儒学在经历了蒙元衰微之后,在明代又得到复苏和发展,儒家“孝悌”之道也走出元朝的低谷期,在明代得到进一步的提倡和强调。

 

一、朱元璋对孝悌的提倡

 

无论是出于农民阶级朴素的亲亲情感,还是出于永保万世一统大明江山的政治需要,朱元璋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儒家“孝悌之道”来作为维系社会稳定、促进家族和谐的道德力量。洪武元年(1368)即帝位后,立即“恭诣太庙,追尊四代考妣为皇帝、皇后,立太社、太稷于京师,布告天下”,实现了《孝经》所谓“严父配天”、“立身扬名、以显父母”的“大孝”之极至。

 

自己光显了父母,也要天下读书人树立此种意识。洪武十七年(1384)二月,李昂奉命将科举考试的法规颁行于天下:凡三年举行大考一次,逢子、午、卯、酉年由省城举行“乡试”,辰、戌、丑、未年朝廷举行“会试”。这年九月,在京城乡试中,许多国子监生中举。朱元璋以为:“似这等生员,好生光显他父母!”于是下令礼部发布红榜,到考生的原籍张挂,使他的乡亲里人普遍知道,以彰显其光宗耀祖的效果。从此之后,科举之途始重,而在举人家乡张榜表彰,也就形成制度。

 

朱元璋作为一个布衣起家的皇帝,对贫贱父母养育子女之不易有特别深刻的感受,从而对子女应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孝悌之道更有自己独特的体悟。一天,他看到在后苑庭中的一棵树上一对老乌哺子将雏的殷勤景象,使他顿生恻仁之心,大起孝悌之思。于是写下一首语浅情深的《思亲歌》:

 

苑中髙树枝叶云,上有慈乌乳雏勤。

雏翎少干呼教飞,腾翔哑哑朝与昏。

有时力及随飞去,有时不及枝内存。

呼来呼去羽翎硬,万里长风两翼振。

父母双飞紧相随,雏知返哺天性真。

歔欷慈乌恸恻仁,人而不如鸟乎,将何伸?将何伸?

吾思昔日微庶民,苦哉,憔悴堂上亲有似,不如鸟之至孝精。

歔欷,歔欷,梦寐心不泯!

 

你看那庭中树上,一对老乌为哺育小鸟儿,辛勤捕食,朝夕不息;等小鸟羽毛稍干,羽翼稍丰,鸟妈妈、鸟爸爸又帮助小鸟儿练习飞翔,不辞辛苦。而小鸟儿也颇知报恩,捕到食物后,竟然知道反哺于鸟妈、鸟爸。这真是一幅老鸟将雏、小鸟反哺的真情图景呵!

 

乌知慈幼,鸟知反哺,难道人类连鸟兽都不如,竟然不知道孝亲敬长么!他回想起自己那早死的父母,辛苦一辈子,最后竟落得冻饿而死,没有享受到他当皇帝后的一天清福,真是令他梦寐难安,伤悼不已!

 

也许正是对贫贱父母悲惨遭遇的哀悯和歉疚,朱元璋立国后,对孝悌之道特别强调和提倡。在洪武初年所发的许多诏书中,他常常强调“孝亲忠君”,藉以重树“忠孝”的社会风尚和士君子人格。

 

在朱元璋看来,前代名臣之所以成功、名垂青史,也就在于他们能够以“忠孝”自勉,以做忠臣、做孝子为自己人生的最高境界。他在谕布政使诏中说:“朕每观前代名臣传记,人各设施,皆以律身保命为务,然后孝于亲而忠于君。”他于是要求地方官员,首要任务就是宣扬“孝亲忠君之道”:“其布政司官当方面,承朕命宣教化、布威德,若肯除奸去伪,岂虑孝亲忠君之道不致哉?”

 

出于对“忠孝”的强调,朱元璋对以“忠孝”教子的人,十分称赞,并予以重赏。洪武四年(1371),御史台管局官员宇文桂因事被拘问,发现他的囊中书信多至百封,这些书信不谈政事,不讲孝悌,“悉系浙右儒吏奖誉之言,或是或非,皆欲祸人”。

 

可难得的是,其中有一封家书却不一般,乃是平凉县尹王轸之父托宇文桂转交给儿子的家书,这封家书与其它“皆欲祸人”的信件不一样,王父在信中谆谆告诫儿子说:

 

凡事须淸心洁己,以廉自守,食贫处俭,儒者之常,慎勿以富贵为念……治民以仁慈为心,报国以忠勤为本,处己当以谦敬,学业更须勉力。暇日即以性理之书及群经留玩,自然所思无邪;更须熟读新律,自然守法不惑云云。

 

这封教儿子“清心洁己”、“以廉自守”的家书,令朱元璋龙颜大悦,因为他不是教儿子如何去钻营、谋利,而是教他“以仁慈”治民,“以忠勤”报国,“以谦敬”处己,多多浏览“群经”、“熟读新律”,这些都是这位刚刚建国、百废待举的开国皇帝所迫切需要的。于是朱元璋对之大为称赏,立即颁令天下予以褒奖,还赐以银、绢、良药等物,以示鼓励。

 

虽说朱元璋自幼没有读过什么书,但却对《孝经》非常熟悉,不仅耳熟能详,而且还顺口成诵,随文称引。他在《翰林承旨诰》别出心裁地将今之“翰林院官”比附为古之“五经博士”,说“于斯之职,非博通今古,己身已修,己家已齐,善恶之人善恶,口无择言,行无颓迹”不能为,这里就化用了《大学》“修身齐家”、《孝经》“口无择言,身无择行”等内容。

 

又有诏敕说:“朕闻古之为士者,志在匡君济民、立身扬名,崇父母、彰祖宗,必欲为世之杰者也。”也化用了《孝经》“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的文句。

 

朱元璋还远师《周官》“教治政令”之遗意,作《教民榜文》,颁布天下闾里;还御制《大诰》三编,颁布天下学较,宣扬劝耕睦民、亲亲敬长等道德教条。

 

他甚至认为,就是像孔子那样的圣贤,也是因为他们能够“出弟入孝,谨以事君”,所以才能“流今皆经而书,历代崇其德而先师焉”。

 

他悲叹前代“不才者众,忠孝者寡”。劝导士子文人,无论是居家事学,还是出仕为宦,都要以“患不能忠君”、“患不能尽孝”为念,只要常存“忠孝”之念,唯恐不能为不能精,就会成为一个永远没有忧患的人,那才是真正的聪明人:“昔智人患此,而豁然无患矣,此其所以智也。”

 

为加强“忠孝”教育,朱元璋下令将历代孝子、忠臣事迹辑录出来,亲自作序,揭其“父母之亲天性也,加以笃明,是增孝也”的真理;还将奸臣传也辑录出来,编为《相鉴奸臣传》,以为天下后世之警示。

 

朱元璋判定人好坏的标准,不是他的品德和操守如何高尚,而在于他是否“尽忠尽孝”。他对汉代高隐严光就持批评态度,说“当国家中兴之初”,严光却“栖岩滨水,以为自乐”,而不是象名臣耿弇、邓禹那样:“生禀天地之正气,孝于家而尊于师,忠于君而理于务”。在他看来,耿、邓能行“忠”、“孝”,那才是真正的“济人利物”之“正大之贤”。

 

对于不忠之人,他自然要严惩不贷,诛及九族;对于不孝之人,他也是痛加责罚,决不宽贷的。曾经有执法官问他,能否答应“捶父凌母”犯人的亲属用“印律成千,诵声琅然”方式为之赎免呢?朱元璋坚决地说:“《经》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虽古圣人,亦恶其恶!”

 

从以上引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朱元璋重视“孝悌之道”,几乎到了用“孝悌”来衡量一切善恶美丑的程度。

 

同时我们还会发现,朱元璋讲孝悌时常常是“忠孝”连言,而且“忠”在“孝”先、“孝”由“忠”显。“孝悌之道”已经不再是通过强调父子之亲、骨肉之爱等血缘亲情,进而推及忠君爱民的善良情感,而是甚至主要是以“忠君敬长”为主导的政治隶属关系。

 

《孝经》提倡“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的“移孝为忠”的顺序,在朱元璋这里已经被颠倒过来――成为“先忠君乃能孝亲”了。“父子之道天性”、“孝莫大于严父”的原始亲亲伦理,在朱元璋的词典中,实际变成了“君臣之道天性”、“孝莫大于忠君”的政治守则了。

 

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朱元璋对“忠大于孝”、“下尽心于上”的过分强调,孝悌这种本来具有“上行下效”对等情怀的伦理,在明代却被片面地扭曲,成为单方面的子对于父、臣对于君的奴隶道德,因而一本带有浓厚愚忠愚孝气息的《二十四孝》,在此时便得到广泛的传播,其普及程度甚至超过了《孝经》本身。

 

二、明代后继君王对孝悌的力行

 

当然,作为开国之君的大明太祖如此宣扬“忠孝”,自然也会产生一些正面影响,即使是威严幽邃的禁宫和高高在上的皇族,也不能不在孝悌上有所表现。朱元璋的马皇后率先积极响应,亲撰《劝世书》,在《嘉言篇》中多引《孝经》之言,皇太子、汉王、赵王皆再拜恭受,退而焚香启诵,惕然悚敬,咸称“母仪万方,化行四海”。

 

从此之后,“列圣继承,有隆勿替”。明朝对皇后德行,首先考察的就是孝行,她们死后立谥法,都要冠以一个“孝”字,如太祖高皇后“孝慈”,成祖徐皇后“仁孝”,仁宗张惶后“诚孝”,宣宗孙皇后“孝恭”,英宗钱皇后“孝庄”、周太后“孝肃”,等。试想,一个儿媳无论她多么漂亮,多么能干,如果她对父母、公婆不能孝顺,对兄弟姊妹不能友爱,那还算个好儿媳么?特别是一个身居皇后、皇妃位子的后妃们,如果她们不能孝亲睦族,那还能够母仪天下、化民成俗么?无怪明朝要一丝不苟地考察后妃们是否仁孝了。

 

明朝历代皇帝、各位亲王,都要以孝道相勖勉。永乐帝除委人编纂儒家修身要枢、政治典范的《四书五经大全》,以为士子读书的标准外,还命令文学侍从们编纂“《传心要语》一卷、《孝顺事实》十卷、《为善阴骘》十卷”,用以劝孝劝悌、教仁教忠,这些书在明代一朝遵用。

 

《明史·选举志一》载:“万历中,定宗室子十岁以上俱入宗学。……令学生诵习《皇明祖训》《孝顺事实》《为善阴骘》诸书,而《四书》《五经》《通鉴》、性理,亦相兼诵读。”

 

朱鸿说:“太祖高皇帝廓清寰宇,首以六事为训。成祖文皇帝继统,刊行《孝顺事实》,颁示天下。列圣相传,益隆孝治。”所谓“六事”,即《周礼》之六行:“孝、友、睦、婣、任、恤。”要求对亲人孝悌,对朋辈友爱,对邻里和睦,对亲戚亲和,遇事有担待,遇弱能仁恤,这是朱元璋首先告诫天下之人应当做到的。他儿子朱棣当皇帝后,又特别将古今贤达之人的孝悌事迹类编起来,以为天下人之榜样。由于这两位为大明定立制度、确立传统的皇帝的提倡,后来继世之君都转相传承,使大明的“孝治”越发突出。

 

分封在外的藩王们,也多能以忠孝相表率,明代诸王中,有“性孝友恭谨”、“以孝闻”(《明史·诸王列传》“秦愍王樉传”)之称的不乏其人。这些藩王及其后继者,或“以贤孝闻”、“孝友好文学”、“以节孝旌”、“以仁孝闻”(《明史·晋恭王棡传》);或“以孝行闻于朝”、获“赐祠额曰‘崇孝’”、“事其父以孝闻”(《明史·周定王橚传》);或“事母至孝”、“以仁孝著称,武宗表曰‘彰孝之坊’”(《明史·楚昭王桢传》)。

 

特别是洪武十一年获封于蜀的献王朱椿,更是诸王中恭行忠孝的模范。蜀献王椿喜好读书、能做学问,“博综典籍,容止都雅”,有“蜀秀才”之称;他就封于蜀之后,聘请当代大儒方孝孺为其师傅,兴办郡学,资助清贫学者,倡行教化,史称“以礼教守西陲”,“蜀人由此安乐日益殷富,川中二百年不被兵革,椿力也”(《明史·蜀献王传》)。

 

蜀献王还“以孝率民”,“摹印《孝经》,颁于境内”。又有人以元邹铉的《寿亲养老新书》来献,蜀献王“览之终卷”,见其中“扶衰防患之具、道志怡神之说,咸备载而无遗”,甚有功于民众增孝继志,于是再度刻行此书,以广其传。

 

三、明代《孝经》的普及

 

上有所倡,下必随之。有皇帝号召于上,就必有臣工回应于下,于是“忠孝”在明代得到空前提倡,父之教子,妇之勖夫,皆以“忠孝”为本。嘉靖时议礼名臣杨爵“家书二十五则,谆谆以忠孝勖其子孙,未尝一言及私”。

 

《孝经》这部言孝教孝的经典,在明代也被推崇到无所不能、无所不验的神圣甚至神秘的地步,被推为“不可思议”的“极灵极变之书”,似乎一提倡《孝经》,就自然会出现祥光瑞景,可以消灾弥难,异端邪说自然而息。

 

一代名儒陈继儒说:

 

余尝观六朝高人名士,崇信《孝经》,或以殉葬,或以荐灵,病者诵之辄愈,斗者诵之辄解,火者诵之辄止,盖《孝经》之不可思议如是。若使家诵户读,童而习之,白首而不已焉,上非此无以举,下非此无以学,孝感所至,能令醴泉出、异草生、犬豕同乳、乌鹊同巢、盗贼弛兵过而不敢犯孝子乡。则《孝经》一卷,未必非吾儒极灵极变之书。何至令浮屠、老子旁行祸福之说于天下?经正则庶民兴,其惟《孝经》乎!

 

明代推崇“四书”,有以《四书》代替《五经》的倾向,但是对《孝经》却并不忽视和放弃。不仅没有放弃,而且还认为《孝经》是《四书》的根本、是《六经》之总会,故于教学最宜摆在优先的地位。

 

余时英《孝经集义自序》就分析《四书》说:昔者,夫子与群弟子论求“仁”者不一而足,可是《论语》的首篇却归结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七篇,所讨论的无非“仁义”,可是孟子在解释什么是仁义本质特征时,却总归于“事亲”(孝)和“从兄”(悌)。《大学》也强调“孝”是“事君”的前提,是“治国平天下”的关键。《中庸》也认为“为政”在于“修身”,最终也归结到“亲亲为大”。于是他总结说:“由是而观,则知《四书》固道德之藴奥,若《孝经》一书,又所以立其本而养正焉者也。”从而证明《孝经》是《四书》原理的根本,是立身行道首先应当培养的正道所在。

 

曹端撰《孝经述要自序》,又从“孝悌”与“仁德”关系的角度进行了论证:“性有五常,而仁为首;仁兼万善,而孝为先。盖仁者孝所由生,而孝者仁所由行也。是故君子莫大乎尽性,尽性莫大乎为仁,为仁莫大乎行孝。行孝之至,则推无不准,感无不通。……‘孝’云者,至德要道之总名也;‘经’云者,持世立教之大典也。然则《孝经》者,其《六经》之精义奥旨欤?”

 

《六经》是讲五常之性(即仁、义、礼、智、信)的,而五常中又以仁德最为首要。仁是各种善德的总合,而孝又是仁的发端。仁是从亲亲这种基础的德行推广开来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孝悌就是行仁的最先途径。君子就是要懂得推广自己的本性,而推广本性就是要体悟到仁德,而行仁最关键的就是孝悌。同理可推,孝悌就是仁义的核心精神,而《孝经》就是《六经》精义和奥旨所在。

 

既然《孝经》涵摄了《六经》“精义奥旨”,是“立本”“养正”之书,那么只要《孝经》推广了、流行了,《六经》之义、《四书》之蕴也就尽在其中了。从前汉儒强调“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朱子强调“为学先须从《四书》始”,现在看来,只要通过熟读《孝经》,这些深奥的大道理就能迎刃而解了。

 

于是王祎《孝经集说序》云:“孝者,天之经,地之义,而百行之原也;自天子达于庶人,尊卑虽有等差,至于为孝,曷有间哉?《五经》《四子》之言备矣,而教学必以《孝经》为先,则以圣言虽众,而《孝经》者实总会之也。是书大行,其必人曾参而家闵损,有关于世教甚重,岂曰小补而已!”

 

当时藏书之家也想仿照南朝人的做法,想将《孝经》列居群书之首。嘉靖九年(1530)崔汲“作小楼于家塾之尾”,请问其父铣应该“贮何书”?崔铣对他说,只要藏“数卷”有用之书即可矣,遂作《数卷楼记》:“取《孝经》《四书》《易》《书》《诗》《春秋》《仪礼》《小戴礼》《周礼》,曰此本言也;取程氏三书《易传》《程志》《文略》,曰此干言也;取《左氏传》、温公《通鉴》《宋元纲目》《文章正宗》《选诗》,曰此支言也。”这里就是将《孝经》置于众经之首、群籍之端的地位。陆德明《经典释文》曾说:“王俭《七志》,《孝经》为初”,崔氏此说即其翻版。

 

针对宋人以《孟子》代替《孝经》的做法,祝允明觉得应当予以纠正,提出科举考试应以《孝经》取代《孟子》,与《论语》共同处于必读必考的地位:“《五经》之外,《孝经》《论语》同出孔门,与《五经》者均也。自宋以来,始有《四书》之目,本朝因之,非敢妄议。然愚谓《大学》《中庸》终是《礼记》之一篇,《孟子》之言,羽翼孔氏,然终是子部儒家之一编耳。古人多有删驳,国初亦尝欲废罢。故愚以为,宜以《学》《庸》还之礼家,《论语》并引《孝经》同升以为一经,《孟子》只散诸论场为便。”

 

明人对于民间教化,也是首以《孝经》为教。隆庆中,叶春及《惠安政书》所举《明伦五条》,第一条说:“一、孝顺父母,乃高皇帝口授吾民第一义,欲尽斯道,宜如《孝经》。《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盖分之能为者如此。嗟夫,父母之德,岂有极哉!”

 

叶氏在其书《社学篇》中,制定教学之规时,也是以《孝经》为首的:“年小者只教一二句而止,或教《孝经》《三字经》,不许用《千字文》《千家姓》《幼学诗》等书。以次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然后治经。”

 

可见,由于“高皇帝”朱元璋的提倡,明代社会无论是正风俗、明人伦,还是幼儿启蒙昧、学诗礼,《孝经》都在首先必读必讲之列。

 

更有进士王立道着论,欲将《孝经》与《尚书》《论语》并为“三经”:“纪言专乎右史,六经莫古于《尚书》;立教昉于素王,四子独尊夫《论语》。暨《孝经》垂训于千古,由曾参请益于一时。诵其言,莫非洋洋之圣谟;资其理,足成荡荡之王道”云云。以为《尚书》是六经中最古老的,《论语》是四书中最首要的,而《孝经》则是儒者垂训立极最切紧的。只要读此三经,就可以知道圣人的深谋远虑,实现普天同庆的王道政治。

 

在明代,只要《孝经》不丢,勤加研习,也就会有进身出仕的机会。谢应芳于元末避乱于新郑,颠沛流离之中耽误了对儿孙的九经教育,但他却凭借自己的记忆,向儿辈教习了《论语》《孟子》《孝经》诸书。他有诗记其事曰:“阿翁眠食龟头舍,儿子耕耘犊鼻裩。记得《孝经刋误》本,尚能口授教曾孙。”

 

他于战乱之中,坚持校勘经典、研习儒籍,当时有人不理解,劝他“勿自苦”,他却坚信《孝经》乃“圣教”所在,是“显亲扬父母”的资本,于是又有诗记道:“龙钟去年冬,修书辨鱼鲁。吾儿念吾衰,劝我勿自苦。吾尝责吾儿,曾读《孝经》否?圣人教斯民,扬名显父母。穷达固有命,劬劳何敢负?芟夷兔园册,于道或小补。方诵《蓼莪》篇,安知又初度?存顺没吾宁,全归冀朝暮。”

 

洪武初,正是这种看似浅薄、简单的教育,帮助谢应芳的子孙谋得了功名。当地方官以“通经”推荐其孙谢垲时,垲以未通《六经》欲辞,应芳乃作诗勉之:“猗欤古圣贤,遗言存简编。《孝经》及《论语》,《孟子》书七篇。载道继六籍,煌煌日星悬。斯文觉斯民,千有五百年。汝生家避兵,《九经》失青毡。借书二三策,教汝朝暮间。大哉孔孟学,曾如管窥天。还乡愿卒业,奈汝多迍邅。……天朝恩惠寛,茅拔茹或连。立身报君亲,慎勿违至言。”殊不知谢垲深通《孝经》《论语》,正好迎合了朱元璋强调“忠孝”的圣怀,果然一举而中。

 

谢应芳高兴之余,又写一诗给孙儿,要他学习赵普尽忠效主,以“半部《论语》治天下”:“龙门一跃去年秋,径着青袍赴远游。半部《鲁论》堪辅世,政须忠荩继前修。”得意之中,他没有忘记将这一经验传授给他的朋友们:“西北风高寒露零,牵萝补屋揵柴荆。看云长日乌皮几,夜夜教儿读《孝经》。”

 

与此一情形相同的,还有东阿儒学训导黄珏。珏“生于元季兵乱之际,稍长而端重喜学,时举家窜匿岩谷中,山长公爱之,取瓦石书《孝经》《论语》授之,手捧瓦石诵不辍口”。

 

《孝经》既可以劝善,又可以助人发身入仕,还可自娱,故一些安贫乐道之士,也就以讲授《孝经》为乐,明代著名书画鉴赏家长洲人朱存理即其人也。朱氏自记说:弘治二年(1489),避暑于“溪南东郭主人”之二松下,“携书一束、琴一张、酒一壶,竹床石鼎”居焉。溪上之人知有博学之人在其松下,于是“有童冠数人来,以予讲《孝经》《论语》之书”。朱氏为之讲授,自谓“予得以孔子之说导夫人,而吾乐在于斯焉”!

 

至于乡里塾师,亦多以《孝经》为教学之本。葛昕回忆说:“余为诸生时,犹及见蒙少必读《小学》,而《孝经》一书,即穷乡塾师,亦知令其徒童而习之。”

 

朱鸿也说:“或疑《孝经》乃童蒙习读之书,世有以浅近忽之者。殊不知童蒙虽未晓道理,然良知良能固自在也。开蒙而先授以《孝经》,则四德之本、百行之原,教从此生、道从此达,由是而为贤为圣,胥此焉出矣。若舍《孝经》而遽读他书,何能进步?此《孝经》所以为彻上彻下之书,所当先务者也。”

 

由于科举以《四书集注》发题,故士子非《四书》不读;而制行又以《孝经》为准,故儒者亦舍《孝经》而无观。泰州王艮“七岁受书乡塾,贫不能竟学,父灶丁冬晨犯寒役于官,艮哭曰:‘为人子,令父至此,得为人乎?’出代父役,入定省惟谨”,这无疑是一个知道孝顺的青年。可是“艮读书止《孝经》《论语》《大学》,信口谈说”。后因师从王守仁,乃稍稍改变这一习气。王艮、王畿是王守仁两大弟子,王艮早年学习尚且局限到“止读《孝经》《论语》《大学》”三书的地步,其它寻常儒士之唯《孝经》《四书》是守,亦可知矣!

 

上层士大夫推重圣化《孝经》,下层民众就进一步迷信神化《孝经》,就像当时普遍盛行的佛、道二教诵经、念佛一样,一些人也将《孝经》作为祈福禳祸乃至超度亲人亡灵的经典。

 

永乐初,高凉梁惟正新婚初别,留在家中的夫人就夜夜为之念诵《孝经》为之祝祷,王恭有诗记其事说:“清门女大初嫁夫,射中金屏与梦符。勉郎也似乐羊妇,怀节偏同曹大家。郎骑骢马西台客,妾向空闺侍姑侧。朝吟刘向《列女》篇,夜诵曾参《孝经》策。愿为王雎不顾情,愿夫天路受恩荣。铜鱼山崩海水竭,世上应磨贤妇名。”

 

洪武时期,侯官处士林德“自恨旷学”,临死之际,“切切嘱其诸子”,不要和尚、道士念经,而要诸子“日诵《孝经》《论语》于灵座侧”,以便自己的亡灵能够安然升入天国。

 

与宋代一样,明代无论是皇室、亲王,还是民间草野;无论是大人君子,还是女子妇人,只要稍有条件,莫不以《孝经》《论语》为发蒙的幼学教材。明清时期的许多著名人物,都是幼习《孝经》,少年立志,遂致有所成立。

 

如王冕之“六岁通《论语》《孝经》大义”;金幼牧弟幼孚“方髫齓时”其父“教以《孝经》《论语》,不数过辄能背诵”;向宝“五岁能诵《孝经》,七岁通《四书章句》”;宋礼“自幼聪敏,母曾氏教以《孝经》《小学》”;国子祭酒李懋“七岁,《孝经》《小学》《四书》皆已成诵”;蔡毅中“五岁通《孝经》,父问读书何为,对曰:欲为圣贤耳。”

 

都御史陈智“自幼岐嶷异常儿……尝读《孝经》,至‘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师为释其义,即拱手曰:‘智敢不勉。’”

 

朱用纯“晨起谒家祠退,即庄诵《孝经》数遍,手书其文教学者。置义田,修墓祭,赡宗族,友爱诸弟,白首无间”,等,不胜枚举。

 

用儒家经典来教育小儿,用传统孝道来激励士气,许多地方、许多家族已经相沿成俗,形成一时风气,虽高阳酒徒、闺门弱女也不例外,这大大地改善了地方风俗和社会治安。

 

泰和人张源春,性“酷嗜酒,然甚爱其女”,稍一停杯息盏,“辄呼其女而教之,《孝经》《论语》,皆其口授也”。

 

明初“三杨”之一的杨士奇也是泰和人,他在《石冈书院记》记载故乡风俗说:“吾尝窃谓吾郡之俗,所为可重非他郡所及者,其民务义修礼,尚气节,虽至贫,不肯弃《诗》《书》不习;至贱者,能诵《孝经》《论语》,晓知其大义。凡城郭闾巷、山溪林谷之中,无不有学。富贵者遇逢掖士(儒生-引者),必敬礼之,不敢慢易;而尤重世族,茍其世贱,后虽贵盛,人固不愿与齿,而彼亦不敢以其贵盛加人――吾乡之俗如此。”

 

“虽至贫,不肯弃《诗》《书》不习;至贱者,能诵《孝经》《论语》而晓其大义”这是多么珍贵的乐学尊教的传统呵!有了《诗》《书》之仁义、《孝》《论》之德行,何愁而不治?用于家则家理,移于乡则乡安,治于国则天下太平。

 

《孝经》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又说:“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泰和一方之善风美俗之形成,不能不说与崇儒贵孝有莫大关系。

 

经开国之君朱元璋的大力提倡、明代后继之君的身体力行,儒家的“孝悌”之道在明代又得到大力复苏和推广,《孝经》也在明代得到更大范围的普及。但是,也是由于朱元璋对“孝悌”之道的片面理解和强调,使孝悌这一亲亲情感,向忠君报主方面严重倾斜,导致了明清以来愚忠愚孝思潮的产生和盛行。明代,无疑是孝悌文化在经历了元代破坏后的复苏时期,但也可视为儒家孝悌观念被专制君主利用和误导,因而产生消极影响的重要转折点。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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