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晚林】“道”的通贯与演成——刘强《四书通讲》平议

栏目:书评读感
发布时间:2021-09-08 10:33:16
标签:《四书通讲》
张晚林

作者简介:张晚林,号抱经堂,男,西元一九六八年生,湖北大冶人,武汉大学哲学博士。现为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出版有《徐复观艺术诠释体系研究》《赫日自当中:一个儒生的时代悲情》《美的奠基及其精神实践——基于心性工夫之学的研究》。于2009年以自家之力量创办弘毅知行会,宣扬儒学圣教,践行“知行合一”之精神。

的通贯与演成——刘强《四书通讲》平议

作者:张晚林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名作欣赏》2021年第9期

 



同济大学刘强教授的新著《四书通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付梓之前,笔者就有幸先行读到,深感相对于已出版的同类型之著作,此书最大的特点是以“道”通贯四书之教化旨归,演成四书之教化体系。

 

为了充分演成四书之教化体系,刘强教授(本文以下称作者)把“道”分为十三种,即为学之道、修身之道、孝悌之道、忠恕之道、仁爱之道、义权之道、诚敬之道、正直之道、中庸之道、治平之道、齐家之道、教育之道和交友之道。读者千万不要以为有那么多“道”,“道”是整全之“一”,哪里会有歧异而区分,实则各种“道”是相互通达的。正如作者在《读法》中说:“本书所讲诸道,若登高俯瞰,好比一座园子,回环往复,义脉相通,可瞻前顾后,可左右顾盼”。这里所说的各种“道”,实际上就是在人的道德生活中演成之“道”,即人的道德生活不只是给予人一种好的生活这种意义,最终必通贯于“道”,从而达到朗澈生命、润泽万物、通化宇宙的目的。下面,笔者将根据这十三种德行,分析作者是如何贯通“道”的?即作者是如何依据这十三种道德生活演成“道”的?

 

一、为学之道、教育之道与交友之道

 

“学”乃德行之初阶,亦是人生之方向,一个人若在此出了问题,不但不可能体“道”,而且连最起码的德行也不可能有。作者对四书为学之道的解析,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为己之学;其二,求智慧之学;其三,为学之境界乃在超凡入圣。作者说:“‘为己之学’是一种‘向内求’而非‘向外求’的学问。向外求,只会驰骛于名利,无休无止;向内求,则可‘学然后知不足’,深造自得,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为己之学”是孔子两千多年前提出的最为伟大的为学之道,这种为学之道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在方法上超越了一般的学习之道,而是强调为学必须与终极性的“道”贯通;若学习不能与“道”贯通,则为己之学必下滑为驰骛名利之学。唯有与“道”贯通,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并最终转化为真正的“为人之学”。古希腊谚语说: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若学习不能与“道”贯通,一个人学习再多,也不过是博物学家,不可能获得任何智慧的启迪,此即作者所言:“知识越多,反而离智慧越远。”而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是不可能达到超凡入圣之境界的。一言以蔽之,“为己之学”就是以自家生命与道贯通,既而获得智慧,达臻超凡入圣之境界,此三者同出而异名。何谓“同出”?盖同出于“道”也。

 

本书的最后两讲,是“教育之道”与“交友之道”,作者认为,此二道亦可收摄到“为学之道”中,因一者,“教学相长”也,二者,交友亦不过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也是一个为学的问题。关于为学或教育,孔子的一个最重要的观念是“君子不器”,即君子不应该学习固定在一定方向上的技术,而是最终必须通达于“道”,故作者说:“其实,孔子说来说去,大意也不过两个字——‘劝学’;学什么?也是两个字——‘学道’。”

 

二、修身之道与诚敬之道

 

“为己之学”不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体证终极性的“道”,故“为己之学”的基本途径乃是修身。什么是修身呢?作者界定曰:“修养好己身,使之合礼、合德、合道。”即修身之最高境界是自家生命与“道”贯通。修身的结果,最终虽然要落实在家国天下,但却奠基于“向内求”的“为己之学”。作者在“为学之次第”中特别分析了下面一章: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

 

孔子告诉我们,修身虽然应落在安人与安百姓之上,但其根基处却是在“修己”,“修己”的最根本的工夫是什么呢?答曰:“敬”。“敬”什么呢?当然是指终极性的“道”。程伊川曰:“毋不敬,可以对越上帝。”(《二程遗书》卷十一)这里的“上帝”实是指终极性的“道”。程伊川这句话就是在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对于终极性的“道”没有向往,他就不可能有笃实的“敬”。

 

基于此,我们可以说“修身之道”首要在于当有“诚敬”。“敬”不只是一般的“尊敬”,更主要的是指“敬畏”,这是人面对终极性的“道”的一种主体感受。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说:“我们一旦关掉敬畏的精神器官,世界就立即变成一道浅显的计算题。”[1]因此,“敬”与驰骛名利的欲望根本是不相容的。孔子曰:“枨也欲,焉得刚?”(《论语·公冶长》)意思是说:申枨这个人欲望太强,哪有刚毅之精神聆听“道”的召唤?正因为过分的欲望与“道”之不相容,作者在修身的方法中特别提到了“惩忿窒欲”与“克己慎独”。这两种修身方法在颜渊那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颜渊之所以能够做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就是因为颜渊能够不受欲望的驱使,而独自面对“道”;颜渊之乐当然不是乐箪食瓢饮,而是与“道”贯通的性天之乐。后来宋儒周濂溪告诫二程兄弟,修身首先当寻绎“孔颜所乐何事”,其见可谓卓绝也。作者在论述“诚敬之道”时说:“诚敬,……让我们成己成物、尽心知命、应人顺天!”可谓知“道”之言也。

 

三、孝悌之道

 

《孝经·开宗明义》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就是说,孝悌是德行的根本,是教化的始点,故儒家特别重视孝悌。但儒家之重视孝悌是不是仅仅基于孝悌是德行之初阶这种立场呢?显然不是。前面说过,任何德行若不能通达于“道”,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有力量。孔子对此有深刻的体会,他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孝经·三才》)孝悌,根本不是人主观的一种德行,而是人效法并通达“道”的结果。本书作者对此亦有深刻的阐明,他说:

 

在儒学的修养工夫中,“事亲”绝非家庭内部的琐屑小事,而是关乎“知人”“知性”与“知天”的认知与实践活动。通过“事亲”,不仅可以了解“人性”与“天命”,达到对“天人关系”的最终彻悟。

 

如实说来,任何一种德行,只要人行得笃实,都可以带来对“道”的通达。但孝悌之于别的德行为什么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呢?因为孝悌最能震拔扩充人的善端与道德潜能。任何人一旦出生,必然会遭遇父母与尊长,这是最基本最切实的人伦关系,人若于此地麻木而无所觉悟,必意味着道德的死亡。故清儒李光地曰:“仁之最笃处,莫过于孝。这个根剪不断的。”(《榕村语录》卷十七《孝经》)但须知,孝悌决不仅仅是一种道德的进路,孝悌必能开发人的宗教境界,故《孝经˙感应》篇云:“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此种境界,乃是李光地所说的“道德顶尖处”。作者所说的“天人关系”的最终彻悟,也是就“道德顶尖处”说的,故孝悌之道,究其极,亦必是宗教性的。

 

四、忠恕之道与仁爱之道

 

什么是“忠”?朱子给出了一个壁立千仞的的回答:“尽己之谓忠”(《论语集注》卷二)。“己”就是“为己之学”的那个“己”,“忠”就是把真实的自我表现出来,而真实的自我一定是在与“道”通达的时候才圆满起来。孔子曾告诉曾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而曾子的理解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这就是说,人必须以“忠”即“尽己”的方式通达“道”,这才是孔子所追求的。基于此,作者一再批评世人之浅见,把“忠”理解为现实中的一些关系,如把“忠”理解为忠于具体的一个人或一件事,甚至以世人多有诟病的“忠君”思想来理解“忠”。忠于现实中的具体的个人与事件并非不对,但若没有对“道”的证悟与体会,这种“忠”不但没有贯彻到底的力量,也可能会滋生弊端。一旦与“道”贯通,“尽己”之极致一定又含“推己”,故“忠”之极致必至于“恕”;若“忠”不至于“恕”,则“忠”未“尽”也。因此,“尽己之谓忠”必含“推己之谓恕”,“忠”与“恕”乃一体之两面,故王船山曰:“忠恕在用心上是两件工夫,到事上却共此一事。”(《读四书大全》卷二《中庸》)为什么“忠”必至于“恕”呢?因为“忠”而“尽己”而至于与“道”贯通,从而证成了自己的神圣性。不惟此也,“忠”亦必肯认他人与万物亦是与“天”贯通之神圣存在。

 

因此,作者认为,“恕”同样也不是一种具体的“宽恕”,“恕”首要的在于把他人与万物看着一种神圣存在,而不是一种工具性存在。“忠”与“恕”相较,“忠”是“尽己”工夫,“恕”是“成物”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进一步认为,“恕”比“忠”更重要。儒者通达于“道”之教,一定不只是限于“成己”,一定还要“成物”。故孟子讲“万物皆备于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

 

而儒家的“忠恕之道”必然关联着“仁爱之道”,由“忠恕之道”所带来的“仁爱之道”唯有推广至宇宙万物始算完成。是以作者认为,仁爱之道乃是一种宇宙精神:“在空间上无远弗届,在时间上无始无终,弥漫于天地六合之间,流贯于往古来今之际,体现了原始儒学在本体论、宇宙观、人伦与人道、天理与物理等诸多问题上的总体性认知和形上学思考。”故“尽己”的儒者的规模一定是“致广大而尽精微”的,这几乎是一种宗教性的境界。

 

五、正直之道、中庸之道与义权之道

 

程子训“中庸”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意味着“中庸之道”就是“正直之道”。什么是正直呢?孔子曾有一句感叹:“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这里的“直”是什么意思呢?程子理解为:“生理本直。”而“生理本直”又是什么意思呢?《朱子语类》卷三十二记载了朱子与门弟子的一段对话:

 

问:“明道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谓性”也。“人之生也直”,亦是此意。’莫微有差别否?”曰:“如何有差别!便是这道理本直。孔子却是为欲说‘罔之生也’,所以说个‘直’字,与‘民受天地之中’,义理一般。”

 

很显然,在朱子看来,所谓“直”须切就“天命之谓性”处讲,亦即,“直”就是与“道”贯通。“不直”意味着没有与“道”贯通,纯粹依据经验世界的算计去投机。“直”与“不直”的区别可用《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来对比。总之,“正直”与“中庸”必须切就“道”而言,“孔子此言,实亦隐含对‘性与天道’的深刻体悟。”这是作者悟“道”的体会。这一点,作者在《四书通讲》中多有表述,例如:

 

“正直”绝不仅是一种道德状态,在更深层意义上,“正直”还涵摄了一种智慧境界。

 

君子所以能“时中”,关键在于“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也就是时时刻刻谨言慎行,永葆对“天命”和“天道”的终极敬畏。……

 

“直”是对天道的体悟,必然会涉及到人伦问题,即“直”不可因法律的公正而伤害到人道之天伦,故儒家有“亲亲相隐”之义。关于“亲亲相隐”,作者特别指出:“那种把‘亲亲相隐’视为‘腐败’之源的观点,无疑是把先贤对此一问题的‘形上’思考,不费吹灰之力地做了‘形下’处理,孔子明明是在谈‘性与天道’,腐败论者却将话题‘压缩打包’,使哲学问题降格而为政治及法律问题。”一旦通达于“道”,必能把握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在“义”与“权”之间取得一个适度的位置,故正直之道、中庸之道必然包含义权之道。孟子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一个通达于“道”的人,其心中自有绝对价值,但在生活中又必能“与权”,此中自有大义存焉,有心者必有所得矣。

 

六、齐家之道与治平之道

 

家庭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的稳定,故齐家之道与治平之道亦是相关联的。其实,《四书通讲》的作者正是在这家、国、天下的关联中来理解儒家的齐家问题的。他说:

 

有道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从更广远的意义上说,作为“政统”符号的“家国”,在价值层级上要低于作为“道统”象征的“天下”,故无论“家”的形式和功用如何变化,其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人道”却是能够、也必须守恒的,这就是所谓“以不变应万变”。

 

齐家若不能通达于“道”而有一个国家与天下的视野,仅仅局限于个体家庭的圆满与幸福,这决非儒家所追求的齐家,因为这种齐家不但没有绝对的价值,且是极其脆弱的。

 

儒家所讲的“平天下”不是以武力一统天下,而是指以“道”来化成天下,是以作者认为,儒家的治平之道,其根本理念来自于“道尊于势”的“天下关怀”,而这不但不是中国文化的劣势,且是中国文化的优长,因为这是中国文化的“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表现。但在世运还没有达到中国文化所追求的“天下关怀”的时候,往往只是现实中的“势”在起作用,“道”反而显得干瘪而无说服力,但这并非“道”的问题,只是时势还没有达到圆满显现“道”的阶段。这个时候,若我们因此即对“道”弃之不顾,纯依寡头的“势”作政治性的运作,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功利主义,甚至是专制主义。其实,我们此时只须转“理性的运用表现”而为“理性的架构表现”,转“综和(合?)之尽理之精神”而为“分解之尽理之精神”,即让“尽道”之良知暂时“坎陷”而开出事功精神[2]。而“道”永远作为“木铎”之声鼓舞在后,这才真正是“道势并建”且“道尊于势”的精神。此非但只是儒家之政治理想,亦当为现代政治发展之基本规模与方向,故有世界性之意义。

 

结语

 

刘强教授此书在成书之前,曾以论文形式在《名作欣赏》杂志上连载近两年。作者通过十三种具体的“道”来演成那个终极性的“道”,从而说明“四书”的教化系统决不是世俗的知识传授,也不是世俗的道德规训,而是宗教性的感召与化成。笔者依据《四书通讲》的内容所作的评介与申述只是抛砖引玉,真正要理解四书教化系统之大义,大家还是要细读《四书通讲》,更要经常温习传统经典《论语》《大学》《中庸》与《孟子》。


                     

注释:
[1] 舍勒:《德行的复苏》,刘小枫主编:《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杨德友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408页。
 
[2] 这些用词俱出自牟宗三先生。可参加拙著:《“道德的形上学”的开显历程——牟宗三精神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