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四书》的意义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21-10-13 01:00:49
标签:《四书》
郭齐勇

作者简介:郭齐勇,男,西历一九四七年生,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武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哲学学院院长,现任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社会兼职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等。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学与现代化的新探讨》《熊十力哲学研究》《熊十力传论》《守先待后》《文化学概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等。

《四书》的意义

作者:郭齐勇

来源:“珞珈书生郭齐勇”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八月廿二日己卯

          耶稣2021年9月28日

 

 

 

“四书”“五经”是我国最重要的经典。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主要汇集于或者来自于“四书”“五经”。学好“四书”是走进“五经”的门径、阶梯。

 

“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或称“四子”,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宝典。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无疑也是经典,它是宋代人注疏、诠释“四子”的集大成者,影响了东亚(今天中、日、韩、朝、越等国家或地区)七、八百年。

 

一、《四书》的意义

 

“四书”是中国人必读的书。“四书”之于中国,如同《吠陀经》或《奥义书》之于印度,《古兰经》之于阿拉伯,《新约》《旧约》之于西方。“四书”,特别是《论语》,就是中国人的圣经,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四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对于中国人来说,不读“四书”,就不知道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宋代张载(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也是他对儒学精义的概括。按照梁启超先生的说法,《论语》《孟子》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产生隔阂。

 

我以为,“四书”所讲的,正是我们平凡的老百姓真正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

 

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族群,作为其文化土壤或社会化文背景的有两个东西,一个叫“伦理共识”,一个叫“文化认同”。所谓“文化认同”或者叫“民族文化的自我身份认同”,解决的是“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的问题,是个体人所归属的民族文化的基本身份的自我定位,是精神信仰的归乡与故园。所谓“伦理共识”,其实是在民众中的一个隐性的,然而又是具有约束力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对待家庭与社会的方式以及终极信念的共同点。一个社会,一个族群的生活如果没有“伦理共识”与“文化认同”,不免会遭受到脱序的危险,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现代化,健康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建设。

 

实际上,一个健康的现代化,健康的法治社会、工商社会的建构,不能不依赖于“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而“四书”,正是孕育中华民族的“伦理共识”与“文化认同”的基本经典,其中所讲的道理,例如“仁”“义”“礼”“智”“信”五常,“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四维八德等,就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一直到今天还活生生地扎根在老百姓之中,继续为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复兴起着积极的作用。人类文明的经典,可以调治现代的生活;中国经典如儒家的“四书”“五经”,道家的《老子》、《庄子》,佛家的《六祖坛经》《心经》等,同样有调治的作用。

 

钱穆(宾四)先生说,中国文化史上有两位伟人,地位越出其他人之上,前古是孔子,近古是朱子。钱先生的这个说法是很有根据的。朱子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积极入世,关怀百姓疾苦的有为的政治家。其实真正的儒家,从来都是“内圣外王”一致的。“内圣”指心性修养,“外王”指建功立业。没有所谓一心只研究“心性论”或只修身养性的儒家,或另一些则是一心参与政治事务的“政治儒学”。这两者分化了就不是儒学或儒家了。儒家中人对内圣与外王或者因客观条件限制而有所偏重,但绝不会偏废其中任何一方。现代人也是这样,我们修养身心,同时担负着一定的公共事务,有一定的社会职责,仍然是德业的并进。

 

二、《四书》的缘由

 

《论语》是孔子的不同弟子和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之记载的汇集,不成于一人一时。大约在春秋末期,弟子们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记载下来;通过口耳相传,再传弟子把孔子言行追记下来;后人编纂成不同的简策(篇章)。大约在战国早期就有了汇集本。传至汉朝,至少有了鲁、齐、古文三种汇编本。今传本源于西汉末年张禹融合的鲁、齐《论语》本。《论语》记载了孔子与弟子或当时的政治家、学者们的对话,平易亲切,恬淡中寓意深长。

 

《论语》不是一整套思想体系或伦理教条,多半是师生共同讨论、体验天道、人事的真实记录。《论语》是儒家经典之一,东汉时列为经部。《论语》在汉至唐代是妇女、学童的启蒙读本。《论语》是我国第一重要的书,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立身行世的教科书。

 

《大学》是《礼记》(小戴记)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作者已无可考,很有可能出于孔门曾子(曾参)及其弟子。唐代韩愈《原道》引用了《大学》,李翱开始阐发《大学》的“格物致知”论。宋以前没有单篇别行之本,宋仁宗于天圣八年(1030年)曾将单行本赐新第进士王拱宸等。司马光著《中庸大学广义》一卷,《学》《庸》并称别出。程颢、程颐兄弟表章《学》《庸》《语》《孟》,合称“四书”,以此作为上达六经的法门,又称《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

 

据程朱的解释,古代王公贵族至普通庶民的俊秀子弟,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小学学习待人接物之礼,大学则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学》之理兼通内外,内则详说修身的步骡,外则讲明做人的规模,是初学者的入门书。先学《大学》,以明学习的次序,其要点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养工夫。格物的重心在即物穷理,诚意的重心在毋自欺、慎其独。《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后才知人性之善。

 

《中庸》是《礼记》(小戴记)中的第三十一篇,但单篇别出,由来已久。《中庸》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其文句虽在汉代有人增删,然其思想是子思的则毫无疑间。班固《汉书•艺文志》载有《中庸说》两篇,以后受到历代朝野的重视。唐代李翱的《复性书》,最早发掘《中庸》的性命之学的价值。宋儒周敦颐等进一步阐发了《中庸》的形上学与心性论。邢昺向真宗陈述《中庸》大义,为真宗采纳。仁宗以《中庸》赐进士,范仲淹授《中庸》于张载,启导张载入圣人之室。二程夫子表章《中庸》,与《学》、《论》、《孟》并行。程颐认为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为一理。

 

《中庸》重在揭示人心、道心的区别,人心生于形气之私,道心源于性命之正。该书讲天命、率性,即是讲道心,所谓“择善固执”的,即“惟精惟一”之道;所谓“君子时中”,即是执中的意思;所谓“率性”,只是循天理而已。

 

《孟子》一书主要是孟子自著,或者是其高弟记录孟子言行,孟子晚年加以整理而成。《孟子》七篇有汉代赵岐的《孟子章句》。《汉书•艺文志》虽将《孟子》放在诸子类,但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却把它看为辅翼“经书”的“传”。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赵岐尊孟子为亚圣,把《论》《孟》并列,王充也把《孟子》看为“传”。中唐以后韩愈的《原道》提出儒家道统说。五代后蜀主孟昶将包括《孟子》在内的十一经刻石,宋太宗又加以翻刻。自此《孟子》列入经书。北宋第一流的学者与政治家孙复、石介、欧阳修、王安石等,响应韩愈的道统说,尊崇孟子,重振儒学的工作遂为士子所认同。到二程时,已将《论》《孟》并提,地位已凌驾于六经之上。

 

《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韩愈说:“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以上韩、程的话,俱见《孟子序说》,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8-199页。)

 

自宋代(特别是南宋)以来,“四书”地位大大提高。元至清代,“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成为士子必读的书。

 

我们认为,原来分别刊行的《论语》、《孟子》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之所以慢慢结集成为“四书”,有文化的原因与社会的原因。

 

先说文化的原因:面对佛学、道教的挑战而重建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是“四书”形成的文化原因。经过历史上的外在的排佛和形式的模仿,至宋代,士人开始积极地内在地吸收、消化、扬弃佛学,也吸收本土的道教,重建适合于中国大群人生的精神系统,包括哲学的宇宙观、形上学、心性论。宋代真正实现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特别是以历史实践证明最适合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为主体的融合。宋元明清是“道学”或“理学”作为精神世界的时期(清代亦不例外)。其兴起,正是中国知识人面临政治、民族危机,特别是外来文化思想的严重挑战而产生的一种“文化自觉”。

 

自唐韩愈开始,至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直到南宋朱子,可以说是数代知识人重塑中国人的终极信念与价值系统,从高的层次与水平上回归中国人的精神源头,即回归“六经”、《语》《孟》、周公、孔子的过程。朱子与同时代的学者(吕祖谦、陆氏兄弟、陈叶功利派等)间的辩论,朱子之后的阳明学及明代的心学、气学诸论,乃至明末清初大儒的反省等,尽管异彩纷呈,创见叠出,派系繁复,争论不休,然合而观之,其所同大于所异,深论细节千差万别,而总体上或先立乎其大者,却莫不仍旧环绕着一个中心而展开的,这个中心就是对佛道二教作内在性的批评、扬弃、消化,重建中国人自己的宇宙论与本体论,解决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信念、信仰、终极性等等)及超越追求与现实关怀的关系问题。宋明理学(道学)重建了宇宙论、本体论和心性修养论,重建了道德形上学的体系。这一时期的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最大贡献是抽象程度很高,不仅讨论宇宙自然的发生与发展,而且进一步讨论天地万物的根据、本原和普遍规律等形而上的问题,包括人的终极关怀的问题。

 

再说社会的原因:唐代以后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四书”形成的社会原因。宋代与唐代及以前时代的区别,在于宋代开始了平民化的过程,传统社会贵族与庶民的二元对立的结构开始解体。宋代的经济水平、城市规模与文化繁荣的程度,都是当时在地球其它地域生存的民族所无法企及的。那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观!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解体之后的平民化的社会,需要凝聚中华各民族,特别是平民所能接受的精神性的、蕴含社会理想、做人之道与终极信仰的文本或经典。于是,唐代及此前上层社会人士诵习的“五经”,逐步让位于平民诵习的“四书”。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四书”当然不可能取代“五经”,宋代以后,士子有关“五经”乃至“十三经”的研究仍然代不乏人,颇多创构,然而从整个社会文化来看,“四书”成为家传户诵之学,成为朝野、城乡文化的主流。

 

“四书”与“四书学”是因社会民间的需要应运而生的,是文化下移的产物。孔子是中国知识人第一次文化下移工作的代表,把王官之学下移民间,开创私学,删修“六经”,在士子中开启经典整理与诠释的传统。朱子是中国知识人第二次文化下移工作的代表,讲学民间,注释“四书”,在社会大群中开启“四书”的新传统。假借今天的话来说,点击率高的关键词,宋以前是“周孔”(或“孔颜”)与“五经”,宋以后则是“孔孟”与“四书”。这也是钱宾四先生说过的。北宋确有扩大经学范围和重新注释经书的文化运动,于是有了“四书”的形成与流行。

 

三、朱子的诠释

 

朱子穷其一生为《大学》《中庸》作章句,为《论语》、《孟子》作集注,用功甚勤,修改不辍,四十余年间,“改犹未了”,直到临终前三日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真是做到了“毕力钻研,死而后已”。

 

2003年上半年我在日本关西大学访学。5月27日,我与内子曾到大阪市立美术馆参观流失海外的中国书法展览,乃美国、日本收藏的书法精品,有一些是我在北一京、台北两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都未曾见到的珍品,如王右军的行穰帖等。有一件珍品尤其使我流连忘返,那就是京都国立博物馆藏朱子行书《论语集注》残稿,是一位日本人1914年在北京文物市场上购买到的。展出的是《颜渊篇》部分,写于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我与内子在这一珍贵文物前伫立良久。全部展览看完后,我们又回过头来再次行注目礼。此次展出的朱子的墨宝,还有东京国家博物馆藏的朱子草书尺牍(3件合)等。

 

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特点是,以洗炼的文字,逐句解释“四书”之难点、要点,先注音,再释典故、人物,包括难字难句,再解释其义理。应该说,朱子仍是以训诂为主,以疏通文字为主。《四书章句集注》有关义理的解释也不全然是宋代理学家的看法,他首先还是讲通行的看法,就先秦儒学的基本知识与道德义理加以阐发,特别疑难处,遇到一些范畴与关键词,遇到一些与汉至唐代儒家不同的看法,遇到特别方便发挥宋儒的观点处,他或引用二程及其学生或他人的看法,或自己直截加以解释。在引用了前人或当时人的看法后,如不需再说则不说,如需要加以抉择判断处,则加“愚按”、“愚谓”予以判定,或者留有余地。在章节之末,以“此一节”、“此章言”、“此言”云云,加以总结。需提醒读者注意上下文相互关联处,也特别加以说明。除哲学名词和特别便于发挥处的义理是宋人的或朱子个人的理解外,一般说来,全书注释大体上是公共性的知识,故这是非常精要、深刻的,难以替代的“四书”教材。朱子的学生李性传说本书“训释最精”,是非常确当的。当然,清代、近世有了其它的训释“四书”的著作,如焦循的《孟子正义》、刘宝楠、刘恭冕父子的《论语正义》、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杨树达的《论语疏证》等,在训诂上更加完备、准确,但仍然无法代替朱子的这部著作。读者不妨参读。朱子的这部著作无疑是宋代人“四书”学的集大成者,朱子把“四书”体系化了。

 

四、如何读《四书》

 

儒学、“四书学”都越出了我国的疆域,是整个东亚的精神文明。朱子的本书在元仁宗元祐时期钦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教材之后,在朝野有了更为广泛的流传,影响更大。当然,一旦被钦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士子登庸利禄的工具,越到后期传统社会,则越来越被僵化,削弱了原本活泼、清新、创进、健康的精神资源的价值。

 

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不仅是影响我国的最深远的著作,也是影响东亚的最深远的著作。本书传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越南之后,当地的儒学专家有了多少不同于中国内地的发展,赋予了富有本土意味的创新意义,在学界有很多深入的探讨,在民间也有广泛的影响。东亚儒学的四书诠释有非常复杂多样的、生动丰富的传统。

 

现在对古代经典的诠释,有一些低俗化的倾向,对于民间文化来说,浅一点是正常的,但一定要提升受众的水平,努力把“戏说”、“俗讲”引导为“正讲”。

 

“四书学”在今天仍有勃兴之势。从近二三十年来我与同仁在学校、社团、企业、媒体、地方图书馆等处讲授“四书”的情况来看,深感民众迫切需要,又特别欢迎,他们对“四书”有一种亲合力,而且能从生命的体验中,从生活的实践中加以理解。我相信,“四书”仍是现代中国人最好的精神粮食!

 

最后,关于“四书”的读法,朱熹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卷第十四)有人说,为什么一定要按朱子的步骤呢?我们当然可以各行其是,不过,朱子的读法符合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原则。

 

我们学习“四书”,首先要疏通文句,读懂弄通每一字、词、句、段的本来意思。这还是要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借助于相对准确的注疏、解释,把握原文、原意。

 

我们学习“四书”,根本上是学习如何做人做事,一定要联系实际,知行合一,修身养性,完善自我。如程子说:“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4页。)我们不是为读书而读书,为读经典而读经典,读经典一定要与自己的身心修养,与我们的生活实践联系、贯通起来,变化气质,改过迁善,严于律己,诚心为民。程子说,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的发问当做自己的提问,把圣人的回答,视作今日耳闻,自然会有所得。假如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如若我们能把“四书”中的话,深切求索,反复体会,再三玩味,定能涵养自我,提升境界,做好本职工作,服务大众。这样,就能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做一个君子,改变自己,改变世界。

 

所以,“四书”要用心去读,以生命对生命,以真诚对真诚。古代圣贤指点人,不是权威说教,而是启发学生或读者自己去领会。儒学是生命的学问,要体验、实践,身心合一。学习这些典籍要身体力行,学以致用,不能所学与所行脱节。《四书章句集注》这部书,我不知读过多少遍,教过多少遍了,反复诵读,每一次都有新的体验与收获。

 

总之,“四书”是中国人的基本信念、信仰,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爱”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格言,一直到今天,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光辉、宝贵的精神财富。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