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儒家女性主义和儒家环境哲学观点的提问与反思

作者：李明书（浙江大学哲学系特聘研究员，发表时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鹅湖》第46卷第8期总号第548期（2021年2月）

本文系《鹅湖月刊》“切琢新知”专栏文章。本期共三篇论文，集中讨论南洋理工大学李晨阳教授《比较的时代：中西视野中的儒家哲学前沿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一书。

壹、前言

近来中西比较哲学研究逐渐升温，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李晨阳教授长期从事儒家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其《比较的时代：中西视野中的儒家哲学前沿问题》[1]是在《道与西方的相遇：中西比较哲学重要问题研究》[2]之后的专著，进一步思考具有前瞻性的比较哲学议题与方法。基于儒学研究长期以来的累积，以及今日面临全球化的时代，李晨阳认为应承继第三期儒学的特点，“对儒学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性的研究”[3]，而儒家传统正面临科学、民主、女性主义、环境保护主义与儒家传统自身生存问题等五个挑战。[4]这五个挑战皆具有较强的现实与实践意义，其中的第一至四个挑战可以直接从西方问题的冲击看出其意义；第五个虽是儒家自身的生存问题，而事实上也是在受到西方冲击之后而产生。由此可见今日的儒家哲学研究，几乎脱离不了比较的视角。

李晨阳认为不同的文化之间，以需求做为共同的基本价值。就这一点而言，所有的文化有相通之处，进而才有对话、影响、比较的可能。其称之为”文化的价值组合配置”（cultural configurations of values）[5]，以此展现出不同文化互动的多种可能性。当中西思想共同面对上述五个问题时，除了须回应问题本身之外，也须回应不同视角提出的观点。在此过程中，将因不同视角的介入，导致自身的观点可能更为丰富地展开。

基于笔者的学术观察，儒家与女性主义的比较研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而且在儒学蓬勃发展与性别议题不断推陈出新的今日，许多学者以儒家思想回应性别议题，更能均衡地凸显双方的特点，也可看出儒家对于性别议题的关注更甚于以往。环境哲学在儒家理论层面较难以与现实衔接，虽是有待开发的议题，但迄今为止，如何从儒家的宇宙论结构发展成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儒家环境哲学，尚在萌芽的阶段，研究的成果也相对较少。有鉴于此，本文将着重于书中的儒家女性主义与环境哲学进行评述，并以向李教授请教的态度，期能获得解答与收获。

贰、以关爱伦理学做为儒家性别研究的切入点及其遗留的问题

当前已有不少儒家学者为儒家的性别观辩护，试图证明儒家并非性别歧视，或是合理地解释儒家性别歧视的思想和历史。透过女性主义以证明儒家思想具有内在的女性特质，在根源上并非歧视女性，即是一个重要的视角。李晨阳透过女性主义的“关爱伦理学”（care ethics）指出儒家亦重视关爱的思想和表现，只是在儒家既有的经典和历史中，关爱特征并不明显，因此值得当代强调和发展。

一般认为，关爱伦理学最早由吉利根（Carol Gilligan）于1982年出版的《不同的声音》一书所提出。[6]吉利根透过心理实验，认为正义之类的伦理思考，是基于男性的理性视角所建构，不符合女性的感性和经验视角，因此正义之类的伦理原则不能普遍适用于所有人在面对道德情境时所采取的判断。有别于此，从女性视角提出的“关爱”（care），才是所有人在面对道德情境时，首先发自内心的情感。关爱伦理学其后由诺丁斯（Nel Noddings）、赫尔德等人持续发展，将吉利根提出的女性之关爱特质，逐渐转变为男女共同具有的特质，并展开对于康德伦理学、功利主义、德行伦理学等理论的反思和批判。

李晨阳将关爱的特质和儒家的“仁”进行比较，发现有四点相似之处：

第一，儒家伦理学和女性主义关爱伦理学都以关系性的人为基础。第二，儒家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仁和女性主义关爱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关爱之间有相似的脉络。第三，与西方流行的康德伦理学和功利主义伦理学相比，儒家伦理学和女性主义关爱伦理学都不那么依赖普遍规则。第四，两者都不主张普世主义，而主张爱有差等。当然，说它们之间有相似之处，是与康德伦理学和功利主义伦理学相比而言。相似不是相等。它们两者之间也有不少区别。[7]

如上所述，藉由关爱伦理学的基本主张探讨儒家应如何对待女性，强调儒家对于人的关怀具有普遍性与平等性，成圣并不限于男性，[8]因此应立足于女性的视角，发展出相应的关怀女性之方法，并且不具有性别上的歧视。李晨阳采取诺丁斯将关爱伦理学运用于道德教育的方法与建议，指出改善儒家对待女性的方法是“加强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9]，以及“扩大其（儒家）关爱的范围”[10]，最终可望透过儒家思想支持男女平等而不歧视女性。[11]

李晨阳认为，儒家歧视女性的历史既已不能抹除，即应正视这些历史，并在思想上予以回应，才能面对今日的性别问题。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虽在古时候造成了两性的主从关系，但三纲、五常更深一层的内涵，是安立两性的相处，达到和谐稳定的状态，故可理解为相互分工的关系，[12]而不需将主从关系的历史事实，视为儒家思想的立场。儒家思想中的道德修养，更是无分性别的实践理论，不仅在基础上无分男女，甚至可以开发出女性特有的道德修养方法。[13]

这样的主张是立基于李晨阳认为儒家思想是以关系性的人为基础，如同关爱伦理学认为关爱者与被关爱者之间的关系建立之后，才能产生关爱行为，进而可能发展成道德行为和原则。李晨阳认为儒家的人是在关系中形成，这一观点和安乐哲（Roger T. Ames）提出的“焦点──域”（focus-field）相同，儒家的人是在家庭和社会，与他人不断发生关系而成长，并非独立存在的原子实体。[14]以关系作为道德行为的基础是关爱伦理学的特点。关爱伦理学认为道德并非抽象而独立的想象，必须在具体情境中实践才有价值。据此否认了康德纯粹形式和理性的道德原则建构，也排除抽象和空谈的功利计算。

不论是关爱伦理学在道德教育方面所提供的启发，或是以关系性的人理解儒家对于人的定义，确实都能够从儒家文本中看出这一层意义与价值。于此之上，我们更想了解的是在比较的视野中，如果关爱伦理学是一个相较于其它理论而言，较适合系统性地理解儒家思想的理论，则应该如何以儒家式的关爱伦理学回应当代新儒家基于康德义务论的解读，以及儒家德行伦理等其它立场？

除此之外，关爱伦理学和儒家思想虽皆重视道德教育，但两者的差异势必有待详细厘清，如何在兼顾儒家思想与女性主义的条件下，规划道德教育与修养的具体内容，以及关爱的范围应扩大到什么程度，才能够在支持男女平等上发挥一定的作用。进而言之，儒家思想所接受的是何种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儒家促进男女平等的方法又是什么？诸如此类，皆是期待李教授能进一步回应的问题。

参、儒家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哲学观点之反思

《比较的时代：中西视野中的儒家哲学前沿问题》提出另一个重要的前沿问题是儒家环境哲学，也就是如何基于儒家思想，发展出相应的环境理论。

李晨阳引用《易经》，以“天”、“地”、“人”的“三才”思想做为儒家环境哲学的基本架构，也是对待环境的三个原则。有别于传统上常所说的“天人合一”思想，李晨阳认为“三才和谐”才是儒家完整的环境观。“人”即人类，人是万物之灵，承担宇宙、环境和谐进步的责任，与动物有根本性的区别。“地”除了指地球的自然环境之外，也意指万物栖息、繁衍后代的场所，在《易经》中具有母性的意义。万物居于“地”之中，才能安立自己的角色，而人于其中更应实践自己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天”在自然方面，指地球以外的宇宙、天体；在人文方面，则有道德根源、宗教性的意义，表示父性的地位。[15]

依据儒家的观点，势必赋予人有较高地位的独特性，在一般的情况下，可以充分利用天地的资源。例如孟子所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然而，在面对自然环境的冲击与反扑时，人的力量又显得微不足道。人既可以转化自然资源以发展科技，但再高技术的科技也抵御不了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是故儒家的天地观，除了描述部分事实之外，也不断提醒人类自身的不足与局限。

自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被提出以来，对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儒家的环境思想，正可对此进行调整或修正。儒家虽然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但建立了“天”这一超越且广大的意义，对于人的行为有一定的指导与规范作用。当人类试图宰制地球内外的环境时，即可透过“天”去反思自己的局限与不足。天地提供了绝佳的场所供人类使用，而非人天生就能够且应该宰制自然环境。基于价值配置的思维，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也有其不同之处，以儒家思想予以回应时，可以提出修正、取代、调和等不同的作法。李晨阳据此宣称儒家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有别于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源保护主义（conservationism）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保护主义（preservationism）。[16]

透过西方理论和语言，我们可以阐释出儒家思想的新意，同时也认识到儒家立场不能由任何一个理论完全概括。从李晨阳对于环境哲学的反思之中可以发现，似乎是有意弱化儒家“天”的超越意义。将“天”理解为地球以外的宇宙、天空，虽然符合直观的理解，毕竟人在望上看时，直接看到的是天空、日月等自然现象，而非抽象的道德原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儒家也往往以“天”作为道德、价值意义的根源。虽然李晨阳保留对于“天”的超越意义之理解，但在其所谓的儒家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哲学，看不出超越意义在其所理解的儒家思想中具有什么地位，似乎将提升儒家的超越意义视为一种不同的理解，而弱化或解消了超越意义则是另一种理解。因此引发笔者好奇，李晨阳如何回应当代以超越作为儒家根源的学说？

举例而言，朱建民曾从儒家立场提出有别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说，称之为“人类优先主义”。[17]同李晨阳的相似之处，二人皆认为人是万物中最为独特而重要的，因此在环境的价值和地位上有优先性。不同的是，人类优先主义认为人因其特有的四端之心，进而具有参与天地化育的责任；[18]亦即天地赋予人生存的环境和空间，并且赋予了人独特的意义与价值，人须透过自身的独特性和优先性，回应天地的赋予，努力达到天地的高度，而实践上则是共同参与到整个世界的繁衍与进步。相较之下，李晨阳虽也凸出人的价值，认为人必须承担起如天地一般的责任，[19]然而，天地的意义主要在于赋予人在自然环境中的价值，而不是赋予人在道德、伦理上的特殊性。若是如此，如何理解如“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之类的文本，以及以此衍伸的相关学说？这亦值得我们进一步追问与探讨。

肆、整体性的思考与展望

《比较的时代：中西视野中的儒家哲学前沿问题》从较为宏观的视野指出当前儒家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然而，其中蕴涵许多值得进一步深化的议题，如同前述的儒家与关爱伦理学，还需建构具体的实践理论，以及对照更为多元的女性主义，才能确立儒家对于性别的态度。

这本书虽然在许多议题上提出重要的观点，也为以儒家思想为出发点的比较哲学奠定基础与架构。不论是女性主义观点，或是儒家在其它领域方面的探讨，皆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与突破。令人更为期待的是李晨阳对于近几年来热议的许多哲学议题之观点，及其在实践上具体的建议，而不仅是提出研究的方向而已。在学术研究日新月异的今日，许多话题从多方面、多角度被提出。例如女性主义的议题方兴未艾，多元性别的议题也已经成为讨论焦点；又如我们一边还在建构儒家环境哲学的理论时，自然环境也一边正遭受着难以想象的破坏。是故此书一方面标示着儒家与西方哲学议题的衔接在某些方面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遗留了许多问题，提供后来的学者值得加紧研究的方向。

注释：
[1] 李晨阳《比较的时代：中西视野中的儒家哲学前沿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O一九年。
[2] 李晨阳《道与西方的相遇：中西比较哲学重要问题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ＯＯ五年。
[3] 李晨阳《比较的时代：中西视野中的儒家哲学前沿问题》，页一。
[4] 同上注，页二七。
[5] 同上注，页一O─一一。
[6] Carol Gilligan,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赫尔德（Virginia Held）认为关爱伦理学的开端是鲁迪克在1980年发表的“Maternal Thinking”一文，也可做为这一理论起点争议的参考。参阅：Virginia Held, 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the Glob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6; Sara Ruddick, “Maternal Thinking,” Feminist Studies 6, 1980: 342-367.
[7] 李晨阳《比较的时代：中西视野中的儒家哲学前沿问题》，页九Ｏ。
[8] 同上注，页九八。相关的观点可参考：Raphals, Lisa, Sharing the Right: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and Virtue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李明书〈当代儒学对于性别歧视的讨论与回应〉，《哲学与文化》五四四期（二Ｏ一九年九月），页一七七─一九一。
[9] 李晨阳《比较的时代：中西视野中的儒家哲学前沿问题》，页八六。
[10] 同上注，页九二。
[11] 同上注，页九一。
[12] 同上注，页一Ｏ二─一Ｏ三。
[13] 同上注，页一Ｏ四。
[14] 同上注，页七二。
[15] 同上注，页一二五─一二六。
[16] 同上注，页一二七─一二九。
[17] 朱建民、叶保强、李瑞全《应用伦理与现代社会》，新北：国立空中大学，二ＯＯ五年，页八一─九一。此书依序由三位作者编写环境伦理、商业伦理与生命伦理三部分。
[18] 同上注，页八七。
[19] 李晨阳《比较的时代：中西视野中的儒家哲学前沿问题》，页一二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