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孔教28天行记（书稿）

行记路线图

作者简介：陈勇，男，西历一九七二年生，四川眉山人。一九九四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一九九六至二〇〇五年就读于美国范德堡大学宗教系，获宗教学硕士及博士学位。二〇〇五至二〇〇八年任教于范德堡大学东亚系。二〇〇九年春起任教于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教授。

    
    序言

     
西历2011年11月3日，我从香港飞抵雅加达，开始对印尼孔教进行为期一月的访学和调研。从首都雅加达出发，我用了28天横穿整个爪哇岛，抵达该岛东端的印尼第二大城市苏腊巴亚(泗水)，最后到达终点站巴厘岛，并于11月30日从那里飞回香港，圆满结束此次行程。

在28天的时间里，我访问了包括雅加达、茂物、万隆、三宝垄、泗水等20来个大中城市以及西芒格、赤比龙、文池兰、格美利、双胶汉等10数个乡镇的孔教礼堂或孔庙，与上述各地的孔教道亲进行亲切会面和座谈，并拜见了吴炳邦、王春来、徐再英、陈克兴、林两仪等德高望重的学师和陈清明、黄耀德等前任及现任印尼孔教主席，期间还参观了位于中爪哇省拉森市的在建印尼孔教大学：孔教书院。我几乎是马不停蹄地从一个城市赶往下一个城市，各地孔教道亲在交通和食宿上为我提供了最热诚的帮助，他们就像接力赛一样，把我从一个地方护送到下一个地方，亲手转交给下一个地方的道亲。在此期间，我参与了大部分所到孔教礼堂的宣道活动和其他宗教仪式，先后举行了20次以上正式和非正式的演讲，并顺道参加了4次印尼各地方政府组织的每月一次的宗教对话。

 雅加达微缩公园新建的孔庙 

 
    由于我行前对印尼以及印尼孔教都所知不多，更是因为我不谙印尼语，所以我的访学调研计划都是即兴发挥，没有固定的条条框框，但基本上是由印尼孔教总会设计和安排了我整个的活动。负责安排我行程的孔教总会海外交流主席姚平波先生不厌其烦，先后修改我的日程表达六七次之多。总体来讲，我的印尼孔教之行可谓精彩纷呈，大开眼界，收获远远超过了我之前的期望值。因为所经历的人和事众多，头绪繁杂，我只能在这篇序言里简略介绍我对印尼孔教的大体印象，而具体的所见所闻我将在接下来的分篇叙事里一一道来，以飧对孔教和儒教关注的各位读者。
    
    印尼孔教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它的高度建制化。最早在苏加诺总统执政时期，印尼孔教就已经短暂取得过法律认定的官方宗教地位。但从1965年开始，由于苏哈托政权的严酷排华政策，印尼孔教失去了官方宗教地位和法律保护，一直受到排挤和打压，转入地下活动。直到2000年瓦希德总统上台并废除排华的政策以后，印尼孔教才重新获得法律认可的官方宗教地位，与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新教、佛教和印度教比肩而立。目前除了位于雅加达的印尼孔教总会以外，还在全国各地建立和发展了150个以上孔教分会，并且这个数字还在迅速增长中。在孔教总会和各地分会之外，条件比较好的地方还成了孔教青年会和妇女会，与既有的总会和分会组织紧密协作，同时又有相对独立的运作机制和活动安排。印尼孔教会还制定了完整的规章制度，对孔教组织结构、宗教仪式、宣道活动等都做了详细的论述和规定，使之在形式上具备了与世界各大宗教相似的外在特征。此外，印尼孔教会还在积极筹建第一所完全意义上的孔教大学，即孔教书院，旨在为孔教的健康发展培养和储备各类人才。

泗水文庙供奉的瓦希德像 

印尼孔教给我的第二个印象，就是它与印尼伊斯兰教的关系非常友好，这一点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当年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儒教文明和以伊朗为代表的伊斯兰文明最终将结盟对抗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我对其论调嗤之以鼻，认为儒教与伊斯兰教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更遑论其余。但印尼的宗教图像却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在印尼孔教受到苏哈托政权严酷打压的年代，它就已经与伊斯兰教知识分子保持了良好而亲密的关系。前总统瓦希德本人就是伊斯兰教学者，而孔教最终获平反，则直接得益于孔教领导层与瓦希德先生多年的友谊。所以今天的印尼孔教对瓦希德极尽感恩戴德，甚至有人视其为继孔子之后的孔教第二圣人。在茂物和梭罗，我都见到了孔教礼堂所办的私立学校，其学子竟大都是穆斯林子弟，他们可以学习儒家的伦理价值，但并没有被要求改宗孔教，而是坚持其伊斯兰教信仰。同时，根据我与伊斯兰教学者的交流，印尼伊斯兰教也认为其与孔教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并视孔子为先知之一。不过，孔教和伊斯兰教都不推行激进的传教政策，因此它们都对在印尼迅速扩张的天主教和基督新教颇有微词。有意思的是，印尼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信徒大都来自于华人群体，再加上印尼佛教的主体信众也是华人，因此可以说华人宗教在印尼官方六大宗教中占据了四席。

印尼孔教给我的另一个突出印象就是其混合特征，也就是其与释道两教以及民间宗教众多神灵的兼容并蓄。当然这只是我对爪哇岛的孔教考察以后得出的大致结论，而其中西爪哇与中爪哇、东爪哇的情况又有所不同。西爪哇的孔教以茂物县为重心，全县共有30间孔教礼堂，大都分布在乡镇，而茂物市内只有一间。尤其是西芒格镇一带，华人只有三千左右，但分布了共10家孔教礼堂，当地几乎所有的华人都信奉孔教。西爪哇孔教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孔教礼堂都是单独存在，不与佛教和道教的寺庙相牵连，而且礼堂里面一般供奉孔子及其弟子，没有别的神灵。与此相对照，中爪哇和东爪哇的孔教则呈现出与佛道二教融合的趋势，其礼堂大都寓居于佛教或道教寺庙之内，而且除了供奉孔子以外，通常还供奉释迦牟尼、观音、老子、福德正神(土地公)、玄天上帝、妈祖等诸多神灵，甚至还普遍供奉虎神，可能是因为早年的爪哇岛虎患甚剧，人们祈求虎神能发慈悲。例如中爪哇省普禾加多市的孔教会，就坐落在福德庙内，而福德庙的主神就是土地公。除此以外，该庙还供奉孔子、三宝公郑和、天母娘娘、太上老君、释迦牟尼、观音、福禄寿星、虎神等共18位神灵，充分体现了三教融合的特征。
    
此外，相比于其他的印尼华人宗教，孔教最能体现当地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正因为如此，孔教一直受到苏哈托当局的严厉打压，试图以此彻底抹杀华人的文化特质，使其完全融入到土著民族中去。同被华人信奉的佛教和天主教、基督新教却没有遭受如此的厄运，就是因为它们不能像孔教那样最直接地反映出华人的文化特质，没有引起当局的戒心。但苏哈托政权的倒行逆施注定是徒劳的。印尼孔教的历史就是印尼土生华人为保存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伦理价值而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历史，而正是孔教所倡导的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等基本价值使得华人群体能够在任何不利环境中生根、发芽、壮大，通过辛勤的努力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笔者所到过的30多个大小城市，几乎都能不经意地遇到一位或数位成功的华商，非常热心于孔教的建设。如印尼孔教总会现任主席黄耀德先生，四十出头，是西爪哇省加拉璜市一位非常成功的汽车经销商；万隆孔教会主席邦邦，今年三十七岁，公司成立才三年，已经雇佣数百人，年产值数千万美元，是全球仅有的五家高科技地理信息公司之一；普禾加多市的余长秀先生，拥有三家工厂，是该市最大的雇主，同时还与人共同创建两间华语学校；拉森市的孔教书院，是企业家张裕后先生慷慨捐资一百万美元兴建的，但他却不愿让自己的名字在学校董事会名单中出现；印尼孔教海外交流主席姚平波先生则来自泗水，他与妻子携手创办了一所当地知名的私立学校，学生达四五百人，同时他们还编写了为数众多的中小学孔教课教材；巴厘岛孔教会主席李先生，其貌不扬，做事谦卑温和，却拥有自己的咖啡工厂，雇佣员工在一百人以上。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陈勇博士受到印尼孔教的热烈欢迎

 一个月的走马观花，对印尼孔教的认识只是一些皮毛而已。但即便是这些皮毛认识，也已带给我极大的震撼。想不到在这样一个遥远偏僻的千岛之国，还有一群执着而坚韧的土生华人，虽然已经几乎不会说任何中文了，但却虔敬地参与每周的宣道活动，真诚地信仰孔子的教诲，在人生道路上沿着圣贤的足迹，反躬自省，努力前行。我的印尼孔教之行只是刚刚开始，我笃定还要回来。

印尼孔教28天行记之第一天

初识吴炳邦学师 

当国泰航班777号从香港国际机场起飞的时候，我的心底非常忐忑不安，因为不知道即将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印度尼西亚，而我对印尼语几乎是一窍不通。虽然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准备印尼之行，并且找来两本印尼语教材，决心认真学习，但由于各种杂事缠身，直到临行时我仍然只能说一句话：“特里玛卡西(谢谢)！”同事们都为我捏了一把汗，为我提供了在印尼的联系人以及应急措施，毕竟98年印尼排华暴乱的阴霾还没有散去。我也买来了900页厚的《孤独星球》版之《印度尼西亚》旅行指南，细细研读其中的一些重要章节，以期提高自己的求生和适应能力。此次行程，除了有电邮联系但从未谋面的苏腊巴亚姚平波先生和雅加达梁文丰先生以外，我在印尼不认识任何别的人。姚先生是印尼孔教总会海外交流部主席，我指望通过他与孔教总会取得联系并得到支持和帮助。如果在机场碰不到姚先生预先安排去接我的人，我打算自己打出租车到雅加达中心的加克萨大街一带的旅馆区落脚，那里是背包客的天堂，然后从那里出发去走访周围的孔教礼堂。 

    雅加达，一座陌生的城市

 同一趟航班上有一半以上是印尼本地的土著人，也有不少华人面孔的乘客。我渴望能跟其中的某位搭上话，多少了解有关印尼的信息，但我最终没有鼓起勇气。当飞机四小时以后降落在雅加达国际机场时，扑面而来的是炙热的空气和满眼的碧绿，这个遥远而陌生的热带国度用一种独特的气质来迎接我的紧张和不安。我在网上读到一些有关印尼落地签证的信息，据说印尼移民官喜欢索要贿赂，但幸运的是我没有遇到这样的麻烦。为了轻装上路，我这次只带了一个背包和书包，背包里是换洗衣服，书包装的则是我的电脑、书本等杂物。取好行李以后，我用仅会的一句“特里玛卡西”回绝了不请而来想替我搬行李的短工。在外币兑换窗口，我用300美元兑换成印尼盾。当天的汇率略低于9000盾兑换一美元， 所以我顷刻间就成了百万富翁。那个经营外币的壮汉用计算器向我显示，他应该给我二百四十万盾，但我因不熟悉印尼盾的币值，左数右数只有二百零四万。想要跟他理论，无奈张口却成了哑巴。那壮汉不耐烦地挥手把我赶离了外币窗口，没想到这么快就上了印尼的第一课，有如吃了一记闷棍。

 行李大厅外挤满了接人的人。我抬眼一望，旋即发现了一位年轻人手里举着一张纸板，上边写着我的单位和名字。我径直走上前去，与那位年轻人握握手，互道姓名，得知他的印尼名叫哈利，中文名则不甚了了。这时我才发现，年轻人的旁边还站了一位身材瘦小、精神矍铄的长者和他的太太。长者笑容可掬，见我就伸出大拇指说：“单枪匹马闯天下，了不起！”居然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让我格外惊奇。哈利虽然不说汉语，但能说比较流利的英语。想不到这么顺利就跟印尼孔教接上了头！一路上我担心的语言问题顿时烟消云散，刚才兑换印尼盾时的不快也忘到了九霄云外。长者嘘寒问暖，还赶忙跑去买了汉堡包让大家充饥。稍事休息以后，我们便上车，驶上了拥挤繁忙的雅加达机场高速公路，哈利是司机。公路两旁，各种不知名的热带植物和有风格没风格的建筑像风一样飞快地掠去，映入我眼帘的是完全陌生的景象，我的心情也由先前的紧张和不安转换成了兴奋和好奇。经哈利介绍，我才得知长者名叫吴炳邦，在印尼孔教身任学师一职。印尼孔教的教职人员分为三个级别：最高级别为学师，依次为文师和教生。学师都是德高望重的长者，对《四书》、《五经》非常熟悉。由于最近几年相继有两位学师去世，印尼孔教现在共有八位学师，年龄都在七八十岁之间。 
     

    哈利是我在雅加达期间的司机和助理

    一路上，吴炳邦学师兴致颇高，吟唱起他创作的孔教歌曲，他的太太则一起唱和。吴学师是孔教高层教职人员中仅有的几位懂中文者之一，大量翻译介绍了孔教的教义和仪礼，并创作了不少诗词和歌曲。印尼孔教的文献但凡是文言文体，都出自他的手。谁能想到，吴学师家境清贫，身世坎坷，原本只有初中文凭，完全是靠着信仰和毅力自学成才，于90年代升职为孔教学师。他创作的一首叫做《心灵之感悟》的歌曲这样唱道：
    
    “当犹疑打乱了我的心思的时候，敬仰的至圣给我灵火。您启发我生命，有所悟，面对生活；立下大志，争上进，免做错。
    至圣呀，有时候因穷困，令我忧愁。那么多考验，教我奈何。任我心被动摇，因为它纠缠执着。唯钦经书，解疑惑，立功果。”
    
    另一首《存心养性歌》则唱道：
    
    “当至圣置身东山顶峰，鲁国图影尽在慧眼中；当至圣置身泰山顶峰，天下蓝图尽在慧眼中。
    观水有术，圣贤视其澜。江海势头，后浪推前浪。日月普照，万象多灿烂。立志于道振，三纲五常。看过了澎湃的大海，江河里只见流水长往。游于圣门庭院诗礼堂，悟得世间俗话难如上。
    高山大川，昼夜何曾停。未平不行，盈科而后进。古今为学，自强创文明。止于至善，千秋同感庆。” 

    吴炳邦学师会见孔教大学生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抵达了吴炳邦学师位于雅加达西郊的家。这是一个安静而祥和的小区，与雅加达大街上的喧嚣和扰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层小楼掩映在一片绿色之中，院子里和街边上都种满了各种热带树木花草，给炙热的空气带来一缕宜人的清爽。吴学师的家朴实而温馨，客厅里摆着传统的中式家具，门厅则供着父母的遗像。二楼设有神龛，供奉着孔子、关公和太岁；下面供奉的是土地神、观音、白虎将军等神灵。一般印尼孔教徒的家，都设有这样的神龛，也都供奉着孔子的画像和数目不一的神灵。吴学师和夫人共养育了七个孩子，如今他们都已长大成人，其中有四个上了计算机科学非常有名的建国大学(Binus University)，令只受过初中教育的他倍感自豪。由于苏哈托执政的三十二年推行严厉的排华政策，印尼华人不能使用中文名字，不能说中文，也不能庆祝传统节日，造成了两代人的文化断层。所以吴学师和他的太太能说流利的中文，而他们的孩子几乎一句中文都不会。
    
    吴学师的家正好有两位客人，是他的远房侄子及其朋友，来自其祖籍福建省安溪县，也就是中国著名的乌龙茶之乡。两人都是五十出头的年纪，以种植茶叶为生，黝黑而结实的脸上刻着岁月的痕迹，一看便知是厚道而朴实的庄稼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虽然我的老家四川离福建有千里之隔，但在遥远的赤道之南的爪哇国不期而遇，还是有说不出的惊喜和亲切。 我们坐在门外的阳台上，就着香浓的印尼咖啡和糕点，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使用的语言也是琳琅满目，吴学师与他的孩子们用印尼语交谈，与福建亲戚则用闽南话，我与他们交流则用普通话，与吴学师的孩子们交谈时则用英语。从八十年代开始，吴炳邦学师已经多次回到福建祖籍探亲，亲眼目睹中国的沧桑巨变。这两位福建远亲此前从未出过国，甚至从没有走出过泉州的地界，如今在吴学师的邀请之下来到印尼探亲及旅游，更是见证了世事的更替。吴学师与我相见恨晚，大谈特谈学儒心得，互相砥砺。兴之所至，他再一次吟唱起自己创作的孔教歌曲，他的太太也在一旁随声应和，让人至为感佩。吴学师对《四书》、《五经》都相当熟悉，格言警句，信手拈来，出口成章。而我因久不温习，以至倍感生疏，出口忘言，不胜惭愧。 

    在吴学师家作客的福建安溪乡亲

    不知不觉天色已晚，喧闹的雅加达也渐渐安静下来。年届古稀的吴学师不辞辛劳，亲自下厨做了几道可口的印尼特色菜。一时杯盘交错，宾主尽欢。晚间，我与福建乡亲被安排在二楼的客房就寝。由于室内没有空调，雅加达的夜晚仍达三十多度的高温，又热又闷，让我回想起少时四川老家夏天的天气。那时还没有电视，每天晚饭过后，都要端张凳子，拿把竹篾扇，到屋后坐上几个时辰，家长里短地闲聊，有时要迟到凌晨一两点，才回屋睡觉。虽然已经习惯了墨西哥城的温和天气，但雅加达的闷热并没有吓到我。反倒是那满屋嘤嘤嗡嗡的蚊子，给我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得我手忙脚乱，穷于应付，也不知几时几刻终于睡着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甫进门的那一刻，吴学师已经给我打了预防针。颜回甘于一箪食、一瓢饮，吴学师无动于高温和蚊虫，而我，又岂能于此有所怨懑？来印尼之前，我已经拟定了到西加里曼丹热带丛林走一遭的计划。我想去遥远偏僻的山间小镇拜访孔教礼堂，更想去原始密林中探访神秘莫测的达雅人，那些传说中的华人失散的兄弟。我甚至连防蚊虫叮咬的药剂都没带。酷暑蚊虫，于我何伤焉！

    印尼孔教28天行记之第二天
    建国大学的“孔教学生之家”
    
    印尼天气热，生灵万物的生活节奏都偏快。早上起床以后，四处的树木草丛里已经鸟鸣啾啾。孔教总会主席黄耀德先生和海外交流部姚平波先生早早打来电话，嘘寒问暖，对我的调研表示欢迎和支持，而姚先生则开始制定我整个印尼之行的路线和活动安排。不久哈利也驱车来到了吴炳邦学师的家。今天吴学师及太太和那两位福建乡亲都要陪我去参加孔教总会安排的活动。因为人生地不熟，我也完全任由孔教总会来安排我的行程。哈利是孔教总会的专职司机，看来这几天就成为了我的司机和助理，由他带我去各个地方参加各种不同的孔教活动。我甚至连今天要去哪几个地方都不太清楚，只知道第一站去建国大学，也就是吴炳邦学师的四个子女曾经上学的地方。
    
    在狭窄拥挤的雅加达街道上穿梭冲刺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终于抵达了建国大学的校园。建国大学的全名叫Bina Nusantara University，bina 就是建设，nusantara就是群岛、国家的意思，所以当地华人把它翻译成建国大学，信达雅兼具。这所大学只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原本是在一间计算机培训学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在已经是学科建制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建国大学共有三个校区，六个学院，2.4万多名学生，IT等学科在印尼非常有实力，是印尼有名的私立大学。其语言文化学院设有中文系，现有学生400多名，是印尼招收汉语专业学生最多的高校。根据孔教总会的安排，我今天要跟建国大学的孔教学生社团见面，并举行一个专题讲座。我准备讲的题目是“儒教作为活的传统在21世纪的中国”，主要从读经、书院复兴和传统礼仪回归这几个方面来展开。
    
    几个年轻活泼的大学生在校门口迎接我们，他们是建国大学的孔教社团“孔教学生之家”的学生干部。其负责人是一个身材小巧玲珑的女孩儿，名叫刘巽廉，出身于一个传统的孔教家庭。“孔教学生之家”是活跃于大学校园内的孔教学生团体，在建国大学及雅加达的其他几所大学都建有组织。让我大出意料的是，建国大学竟有一千多名孔教学生，今天来参加讲座的有三十名左右，是孔教社团里的活跃分子，从外貌上看都是华裔子弟。根据印尼的建国五原则班查西拉，每个人都必须选择一种宗教，各级学校也要根据学生的需要开设各种宗教课程，让不同宗教信仰的学生选择属于自己的宗教课程，所以孔教学生也需要选修孔教相关课程。“孔教学生之家”是全印尼成立的第一个孔教学生组织，其宗旨就是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宗教学习、小组讨论、专题讲座等活动来让孔教学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宗教。正因为如此，建国大学的“孔教学生之家”与印尼孔教总会和雅加达地区的孔教礼堂都有紧密的联系，而孔教总会的前任秘书长林孔升先生正是该校孔教课程的授课老师之一。那些孔教学生对我讲的题目都很感兴趣，纷纷询问有关儒教在中国的发展状况。讲座结束以后，几个学生还专门买来午餐盒饭，邀请我们一行人同他们一边用餐一边座谈。从交谈中得知，今天来参加讲座的学生很多都是选修汉语专业的，大都能说程度不一的中文。有意思的是，其中有好几个学生都是来自邦加岛，那里是华人最早在印尼落脚的地方之一，靠开采锡矿和种植胡椒为生，如今是印尼孔教发展最好的地方之一。
    
    由于今天的行程很紧，我们匆匆告别了建国大学的“孔教学生之家”，马不停蹄地往丹格朗赶。丹格朗是爪哇岛最西端的万丹省的主要城市，离雅加达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其孔庙礼堂在周围地区享有盛名，听说今天晚上前任孔教总会主席陈清明先生也莅临讲道。车到丹格朗，我们先行拜访了当地的文德庙兴办的全日制中学，忠孝学院。文德庙是一座三教庙宇，也就是孔教、佛教、道教都兼容并包，各自宗教的信徒都可以到庙里来举行自己的宗教活动，互不干扰，这样的三教庙宇在中爪哇和东爪哇一带尤其居多。文德庙的主席林振智先生热情接待了我们，他同时也是忠孝学院的校长。林先生四十多岁的年纪，做事干练直爽，其本人是专业摄影师，会讲流利的英语，却不会讲中文。我们看到，在忠孝学院的操场上，有很多学生正在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大多数学生看起来也是华裔子弟。在校内停着一辆中巴校车，车身上用鲜红的汉字印着“忠孝学院”四个大字，车的后部则用印尼文印着一行标语：要教育，不要歧视 (我怀疑是“有教无类”的印尼文翻译)。我们与学院的教职员工举行了很随意的座谈，大都是有关中国儒教和印尼孔教的一些问题。据林校长介绍，忠孝学院的学生来自儒释道三个宗教，但是从今年开始，所有的学生都被要求选修孔教的课程，这在当地乃至整个印尼华人社区都是一个创举。在会议室的墙上，则画着儿童版的孔子周游列国行教图，画工不是很精美，却生动有趣。
    
    从忠孝学院出来，我们顺道参观了附近一间正在修葺中的华人博物馆，主持人正好是林振智先生的兄长林振鹏先生，一位旅居澳大利亚的印尼华人，而修复馆内壁画及装饰的是林振智的另一位兄长。由于苏哈托时期对华人的歧视打压政策，跟印尼其他地方一样，丹格朗的华人传统习俗和文化活动遭到禁止，这间原本是会馆的建筑物也差一点掩埋在历史的废墟中。林振鹏先生两年前出资把这座建筑物买下来，并在印尼各地收集散失的文物，目的就是要用一件件实物讲述印尼华人特别是丹格朗华人的历史。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正门的上方镶嵌着一块木匾，上面镏着“厚德载物”四个刚健的大字，一扇侧门的两旁则刻着一副对联：岱水家风魁海国，汾阳相业振千秋。博物馆内的陈设极具特色，除了古色古香的红木家具以外，还陈列有丹格朗华人各个时期的实物、图片等，甚至还有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模型。二楼的房梁上则镂刻着“桃园三结义”等著名的三国故事，大厅里还有一尊小小的关公塑像。再过几天该博物馆就要举办开张典礼，正式接待访客，可惜我因行程太紧而无法参加。看完博物馆，我们来到一街之隔的文德庙，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庙里正在举办一个佛教的念经仪式，众多的善男信女站在庙前的小广场上，抑扬顿挫地齐声诵唱经文。印尼的佛教徒也大都是华人，而且也有很好的组织机构。
    
    丹格朗的孔庙并不是一座传统中式建筑，与周围的房屋没有明显差别，只是在庙外的大门边立着一块MAKIN的牌子，表示是丹格朗孔教会，二楼的墙上则用印尼文写着“孔子庙”几个字。孔庙分为两层，底层是一般的活动场所，二楼则是举行宣道、祭祀等隆重活动的地方。门厅挂着孔子的画像，正上方是“孔圣”二字，两侧的对联为：万古精忠第一人，千秋义气无双士。孔子画像的旁边是一副麒麟图，其下则贴着孔庙各种活动的照片。墙上悬挂着一副孔教总会印制的日历，抬头的格言为“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我们来到二楼大厅的时候，宣道活动已经开始了。三名身着传统中式白袍的男士正向大厅正中央的孔子塑像虔诚恭敬地走去，他们正在举行上香仪式。大厅的左前方是一男一女两位司仪，他们负责宣道活动的流程和音乐伴奏。大厅里共有约一百来人，全都肃穆端庄地坐着，两手相合扣在胸前，此即印尼孔教徒标志性的“抱心八德”礼。这时我才注意到孔子塑像的两侧也刻着一副对联：孔道礼德配天地，圣志诗书冠古今，我敢肯定对联出自吴炳邦学师的手笔。孔子像的左侧是关公像，头上方挂着“忠义勇”的匾牌，孔子像的右侧是福德正神也就是土地神的像。
    
    上香仪式结束以后，大家一起站立起来，双手仍行“抱心八德”礼，在电子琴的伴奏下，齐声诵唱孔教圣歌《咸有一德》。平生第一次亲临孔教的宣道活动，我有说不出的激动和震撼。因为宗教专业的关系，十几年来我已经不知走访过多少教堂、寺庙、道观、清真寺等等各种宗教的活动场所，但都是以观摩、研究的身份出现，唯独还没有置身于儒教或孔教道场。虽然不敢妄称儒教徒或孔教徒，但我在心底是服膺于儒家价值义理的。此时此刻，我终于感受到一种家的温暖，感觉到这是真正属于“我”的活动。圣歌之后，前任孔教总会主席陈清明先生上台讲道，他今天主讲的题目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大概也是为了欢迎我的到来。从2002年到2010年，陈清明出任两届共八年的孔教总会主席，印尼孔教现行组织机构和体制主要就是在陈清明及其前任黄金泉的任下完善起来的。在为孔教争取应有的合法权利上，陈清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印尼政府终于在2006年正式给予孔教以官方宗教的地位，与其他五大宗教同等。从2000年开始，印尼总统每年都要亲自参加孔教总会举办的春节庆祝活动，而陈清明与历任印尼总统都保持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宣道活动结束以后，陈清明主席专门抽出时间接受了我的采访，因为在抵达印尼之前我就向孔教总会表达了这个愿望。由于几年前华侨大学的王爱平教授已经对陈清明先生做过几次采访，并在其专著《印度尼西亚孔教研究》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所以我的采访更像是闲聊，没有事先准备有针对性的问题。陈清明先生对孔教的发展持乐观态度，对中国大陆各种宗教迅猛发展的情况，他并不感到忧虑，因为他说他相信天命。中国民间各阶层对孔孟之道的回归，以及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大举兴办孔子学院，都让他对儒教在中国的前景感到乐观，殊不知目前的孔子学院与儒学义理根本没有什么关联。陈清明尤其强调了印尼孔教与伊斯兰教的友好关系，表示将来为了共同发展有可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使得此前对两者关系一无所知的我倍感错愕。但从其一脸的真诚和庄重的语调来看，我没有理由不相信陈清明先生讲的是实情。最起码的一个例子，给孔教平反的前任印尼总统瓦希德先生，原本就是伊斯兰教学者出身。笔者问：为什么印尼孔教发展出了与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孔教完全不同的一种模式，具备了其他一般宗教所具有的外在特征，在印尼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趋势？陈清明先生淡淡一笑，然后表示：首先是印尼的建国五原则“班查西拉”给予宗教最高的地位，为孔教成为宗教创造了政治条件；其次是印尼孔教出了一位极富个人魅力的精神领袖，那就是居住在中爪哇梭罗的徐再英学师，有现代颜回之称；再者，在印尼孔教发展最困难的年代，得到了伊斯兰教学者和领袖的真诚帮助；最后，印尼孔教实际上是印尼华人在反抗荷兰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主义觉醒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它也最能表达印尼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所以今天的印尼华人在政治上认同印尼这个国家，但同时也坚持华人的民族身份。
    
    采访结束时，十一点刚过，夜已经很深了，我们一行人还要连夜赶回去。哈利的车不知什么缘故抛锚了，他要在当地过夜以便于第二天修车，而我们只好搭乘一位老先生的车回到雅加达吴炳邦学师的家。让我感动的是，吴学师及太太一直陪伴我参加当天的每一项活动。在回程的路上，我因为疲困交加竟然一觉睡了过去。硕果累累的一天，不知明天等待我的又是什么样的精彩日程。
         
    印尼孔教28天行记之第三天  
    兴旺发达的茂物孔教(一)
         
    昨晚在丹格朗孔庙礼堂参加完宣道活动以后，哈利的车抛锚了，无法送我们返程，最后只好搭乘一位老者的车回到雅加达吴炳邦学师的家。好在一晚上睡得还不错，感觉没有第一天晚上热，也许是我把风扇调得更大的原因吧，连蚊子好像也没有头天晚上那么猖狂。今天哈利告了病假，可能是连续两天奔波劳顿给累趴下了，孔教总会只好委派别人接送我。姚平波先生用传真发来了我的行程表，今天的活动主要有三项：首先参观位于雅加达东区的微缩公园的孔庙，然后去拜访茂物县一所由三间孔教礼堂共同兴办的中学，最后参加茂物县西芒格孔教礼堂的宣道活动。吴炳邦学师今天要去主持一对孔教新人的结婚大礼，所以也不能陪我去参加孔教总会安排的活动。印尼在1974年颁布的国家婚姻法规定，印尼公民结婚必须先在自己所属的宗教获得批准并举行宗教仪式，取得婚姻证书，才可以到政府的婚姻登记机关去履行法律手续。所以印尼孔教在1975年制定颁布了孔教婚姻法，与国家的婚姻法保持一致。按照孔教婚姻法，孔教徒的结婚立愿仪式需要在家里和孔教礼堂两处地方举行，在礼堂的仪式由一位主祭即主婚人、两位陪祭和一位司仪来主持。地区孔教会主席和副主席一般都要到场作证婚人，同时还要有孔教唱诗班以立愿圣歌伴唱助兴。
    
    大约十点半钟，孔教总会派来接我的人到了，他们是雅加达西区孔教礼堂的副主席林昌奇先生和该礼堂理事小戴，两人的年龄介于三十到四十岁之间，今天是小戴驾车。“姓戴的很厉害啊！编撰《礼记》的戴德、戴圣都是你们家的！”吴学师性格开朗直率，见面就跟小戴开上了玩笑。小戴曾在厦门大学留过几年学，能说比较流利的中文，林先生则不会说中文，但可以用英语表达，所以我今天的出行也没有语言问题。由于这一去就不知下一站在哪里落脚，所以我带上了全部的行李，与吴炳邦学师夫妇及福建安溪两位乡亲告别以后，匆匆上车往雅加达微缩公园新建的孔庙赶去。这是我今天活动的第一站。微缩公园共修建有为数众多的博物馆、文化中心和宗教场所。原来只有伊斯兰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新教和印度教等五个宗教的场所，孔教在2000年瓦希德上台以后才获得平反，直到2010年12月孔庙才最后竣工，总统苏西诺还专门到场主持落成典礼，并亲手种植了一颗松树作为纪念，倡导印尼社会的宗教和谐。

    雅加达孔庙主要由三个建筑组成，即大成殿、天坛和祈福殿，象征天地人三才。大门上分别用中文和印尼文刻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个大字。大成殿在中间，里面供奉的是孔子塑像，上书“万世师表”，左联为“日月两轮天地眼”，右联为“诗书万卷圣贤心”。面对大成殿的左边是天坛，里边备有数十盏油灯，可能是供祈福所用。大厅正中间放置了一口大鼎，上部刻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大字，下部刻着“天、地、人”，鼎的正面和上下沿则装饰着印尼孔教的标志：嵌有“忠恕”二字的木铎。大成殿的右侧是祈福殿，里边供奉着福德正神、关公、释迦牟尼等中国传统的神灵。祈福殿的旁边还修建有一座小亭，上书“灶君洞”，里边供奉的则是灶君公。大成殿的后侧还有一个小水池，里面放养了不少金鱼，水池旁边塑着姜太公钓鱼的雕像。因为这座孔庙是由全印尼孔教徒捐资修建的，所以建筑物上都刻有捐资者的姓名，估计灶君洞和姜太公雕像等与孔教不太相关的建筑物也是应捐资者的具体要求而修建的。最重要的是，这座孔庙并不仅仅是作为旅游景点而存在，它同时也是印尼孔教的道场。大成殿实际上就是一座礼堂，里边摆放了几十把可折叠的椅子，供讲道活动所用。林昌奇先生告诉我，再过几天，也就是农历十月十五月圆的时候，这里要举办一个宣道活动。
    
    看完雅加达孔庙，我们驱车前往位于茂物县西芒格地区的赛格尔中学。按照印尼的行政规划，茂物市和茂物县是两个平级的行政单位，前者被后者所环绕，都属于西爪哇省，是雅加达的远郊区。该地区位于熔岩高原北麓南北走向的山间盆地，西南是海拔2211米的萨拉火山，东南有高达3019米的庞朗奥火山和2958米的格德火山。这里人口非常稠密，众多市镇星罗棋布，城里和乡下都是车水马龙，人山人海。茂物号称世界的雷都，一年有三百多天雷鸣电闪的日子，其中有二百多天是大雨滂沱。我到达印尼是11月初，正是雨季开始的时候，但今天茂物的天却是灰蒙蒙的，没有想要下雨的样子。小戴说，过去这里降雨很多，但最近几年明显变干燥了，降水大不如前，我不清楚是否跟全球暖化有关。飞驰在从雅加达到茂物的高速公路上，两边是碧绿苍翠的田野，再远处是时隐时现、高入云端的火山，倒也别有一番景致。雅加达炙热如火，位于山间盆地的茂物却自有一份难得的清凉。

    赛格尔中学是由当地的三座孔教礼堂联合兴办的，因此对于考察孔教的办学模式很有借鉴意义。我注意到该校的校徽正是孔教的木铎，只不过中间没有“忠恕”二字，而是加上了一本书。学校的设备比较简陋，教室里的桌椅都很破旧，墙上挂着现任总统和副总统的肖像。学校教学楼的二层有一座小型的孔教礼堂，每逢周末都要举办宣道活动。该礼堂的许友惠先生在孔教内的职位是文师，也就是仅次于学师的级别，他向我介绍了学校的总体情况。该中学共有四百多名学生，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非华裔的穆斯林，师资也是来自于各种不同的宗教背景，这一点跟公立中学没有什么差别。根据印尼政府的宗教和教育政策，所有的公立学校，只要学生有需求，都必须提供各种宗教课程，私立学校则不受此限制。赛格尔中学是孔教礼堂办的私立学校，但他们只有少量的孔教学生，当他们需要上孔教课的时候，就到当地的孔教礼堂选修，最后也由礼堂安排考试。所有的孔教学生都被要求参加礼堂组织的活动，甚至在苏哈托当政的时期也是如此。除了中学生以外，该地区的在校孔教大学生也需要参加礼堂的活动，据说还有远在万隆上学的大学生回到本地参加礼堂安排的孔教课考试。听许文师介绍，该地区的华人天主教徒和基督新教徒也兴办自己的学校，而且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都比较好，但是他们的排他性比较强，所有的学生都被要求上天主教或基督新教的课，因而来自伊斯兰教的学生就比较少。三个月前，赛格尔中学刚刚举办了一次慈善义诊活动，为八百多名当地居民提供了免费的医疗服务和咨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而全校学生作为义诊队的帮手，也积极参加了该项活动，赢得诸多赞誉。

    从赛格尔中学出来，我们的队伍已经壮大了不少，除了一早陪我的林昌奇先生和小戴以外，还有许友惠文师以及中学孔教礼堂的几位道亲。印尼孔教除了学师、文师和教生等职位以外，对一般的信徒都泛称道亲，听起来倍感亲切。目前全印尼孔教约有150座礼堂，其中发展最好的就是位于西爪哇省的茂物县，全县共有30座礼堂，而该县西芒格地区华人约有3000人，共有10座孔教礼堂，大多分布在小乡镇上，所以茂物县是考察印尼孔教的必经之地。我们一行人随后去茂物县的两间医院看望住院的两位道亲。但不巧的是两位道亲都刚刚办理了出院手续，我们扑了个空。林昌奇开玩笑说：“那两位病人很幸运，我们却很不幸。”引得众人哈哈大笑。令人欣慰的是，印尼孔教相邻礼堂之间关系很好，孔教徒经常串访并联合举办活动。如果哪位道亲家里有生老病死或艰难困苦，其他的道亲都会相约去探望慰问，彼此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跟他们东奔西跑去看望病人，虽然扑了空，还是能亲身感受到那份温暖和真情。由于离晚上的宣道活动还早，我们顺道拜访了位于芝德如小镇上的一家孔教礼堂。这座礼堂是一座独立的二层建筑，外墙上有孔教的木铎标志，大门上方挂着一块匾牌，上书“入德之门”四个大字，门两边挂着两盏灯笼，分别写着“财源广进”、“万事如意”等字样。礼堂内部很宽敞明亮，大致摆放有五十把椅子。前台供奉着孔子画像，上书“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左联为“金木水火土”，右联为“仁义礼智信”。因为是突击拜访，我们只与主持礼堂的陈先生随意交谈了几句，便匆匆告辞了。
    
    不知不觉中，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们在一位道亲家用完晚餐以后，急忙来到西芒格孔教礼堂，也就是今晚宣道活动的场所。这是当地办得非常成功的一座礼堂，其主席姓梁，是印尼孔教一位颇有名望的人物。除了礼堂以外，梁先生还创办了一所小学，学生有几百人，全校教授孔教课程，其课本的名称就叫《我是君子》，正是泗水姚平波先生及其妻子共同编写的。当我们步入二楼礼堂大厅的时候，里面已经坐满了人，都在静静等候，居然是年轻人居多。小伙子们都统一穿蓝色的短袖衫，女士们则身着淡紫色的传统印尼短衫。我抬眼望去，赫然发现前台的电脑投影屏幕上已经打上了致我的欢迎词，刹那间不由得又惊又喜。匆匆落座以后，宣道活动便正式开始了。梁先生主动做了我的翻译，向我详细介绍礼堂的各项活动。首先是上香仪式。一位主祭、两位陪祭身着淡蓝色的传统中式长袍，神情庄重地走向孔子塑像，恭恭敬敬地点上香，然后由主祭宣读祭文。上香完毕，全体人员肃立，双手合于胸前成“抱心八德”式，在庄严肃穆的琴声伴奏下齐声合唱孔教圣歌《咸有一德》。随后是礼堂主席梁先生上台讲道，对我致以热情洋溢的欢迎。再下来就是我上台发言，以既是学者又是朝圣者的身份，谨表诚惶诚恐之意，台下众人欣然。最后，全体人员再次齐唱《咸有一德》，宣道活动结束。今晚的主持人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小伙子，主要负责活动程序和音乐伴奏。在梁先生和我发言的前后间隙都由年轻人组成的唱诗班引领大家一起唱孔教圣歌，前后一共唱了四首：《光芒普照》、《皇矣上天》、《聆听我祈祷》和另外一首叫Bunga Tongtee的歌曲。印尼孔教标准的歌本共录有超过二百首歌曲，都是孔教的宣道人员和普通道亲自己作词谱曲的，每次宣道活动可以根据情况选唱其中的几首。

    活动结束以后，大家都不愿立刻离去，纷纷合影留念，包括妇女会、青年团都各自有自己的组织。梁先生和夫人以及他们的三个女儿更是热忱的孔教信仰者。随后大家到楼下集体用餐，虽然饭菜很简单，但很能感受到团体的亲切氛围。梁先生还专门赠送我印有西芒格孔教礼堂标志的棒球帽、T恤衫和歌本以作纪念，让我如获至宝。由于孔教总会安排我明天继续在茂物地区参加活动，所以我今天晚上要住在一个叫叶明宏的道亲家里。叶先生五十多岁的年纪，以经营汽车销售为生。他朴实而热情，能说比较流利的中文，而他的太太则一句中文都不会。夫妻俩平常都参加赛格尔中学孔教礼堂的活动，今天是和许友惠文师一道陪我到西芒格孔教礼堂。在去他们家的一路上，不断遇到华人以“抱心八德”式热情问候。小戴的老家就在茂物县，他告诉我这个地区的华人基本上都是孔教徒。叶先生夫妇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上学，所以家里有空房间。在他们家客厅的墙上，悬挂着孔子和关公的画像，但并没有其他的神灵塑像，这是西爪哇孔教徒家庭的标准摆设。傍晚在参加礼堂宣道活动之前，我们还到过两位孔教道亲的家，他们的家里也都是悬挂孔子和关公的画像。洗漱冲凉以后，做完当天的工作笔记，我便与叶先生夫妇道过晚安，急急向周公报道去了。
    
    印尼孔教28天行记之第四天
    兴旺发达的茂物县孔教(二)
    
    早上六点起床以后，我们匆匆喝了点咖啡就出发了。叶明宏先生及其太太林凤兰都是虔诚的孔教徒，也是赛格尔中学孔教礼堂的活跃分子。我们先到许友惠文师的家与他会合，然后去参加一个孔教道亲的母亲去世三周年祭祀活动，是在当地一个华人墓园举行。该墓园面积相当大，里面大概有几百座坟墓，其中大部分都属于孔教徒。一般的墓碑刻写印尼文，有少量的人家则用中文，其制式也跟国内传统的墓碑相同，都是“先考”、“先妣”等称呼，孔教徒则在墓碑上刻有木铎图案，以及“忠恕”二字，也就是印尼孔教的标志。事主为其母亲准备了丰盛的祭祀食物，有鱼肉、蔬菜、水果、饮料等不下二十个杯盘碗碟，林林总总摆了一地。坟墓前点了数枝香，青烟袅袅，气氛庄重肃穆。“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但现在不是清明时节，十一月的爪哇岛正值夏季，一大早就已经是艳阳高照。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也，远隔天涯的印尼亦然，让人倍感欣慰。到场参加纪念仪式的有二十人左右，有不少面孔是昨晚在西芒格孔教礼堂举行宣道活动时见到过的。许友惠文师是今天祭祀活动的主持人，他用印尼文高声诵读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祷文，然后点火焚化，大家一起齐声唱祷歌，最后是鞠躬默哀。我唯一能听懂的，就是许文师在祈祷完毕，宣布“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的时候。主人准备了简单的盒饭，供大家在路上食用，因为是星期天，孔教徒都有很忙碌的活动安排。
    
    九点半左右，我们到达西芒格孔教礼堂，应邀参加这里的儿童周日读经活动。偌大的礼堂里坐着三十来个孩子，年龄从三五岁到十来岁不等，几位年轻的辅导老师正在给他们讲解经典，另外有几位耐心的家长则陪坐在课堂的后边。在辅导老师的盛情之下，我给孩子们讲了几句励志的话，还按耐不住激情，清唱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和《康定情歌》两首民歌，都是我闲来无事爱哼唱的曲调。可能这些孩子此前都没有听过中国民歌，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这间孔教礼堂是茂物地区办得相当成功的一间，给我印象极深。几年前新建的礼堂宽敞明亮，电脑投幕、音响设备一应俱全。礼堂的道亲们在参加活动的时候都着孔教服装，连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制服，在蓝色的T恤衫上绣着木铎的标志。礼堂主席梁叶喜先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印尼孔教中坚人物，他在几年前朝拜过韩国成均馆大学和其他的儒教道场，去年又去曲阜三孔朝圣，今年还准备带领西芒格礼堂的一些孔教徒再次到曲阜朝圣。到曲阜孔庙朝圣是印尼孔教徒一生的梦想，而像梁先生这么全身心地投入印尼孔教的建设并不多见。
    
    今天活动的第三站是赛格尔中学孔教礼堂的周日宣教活动。礼堂也就一间普通教室大小，挨挨挤挤坐着大概有六七十人，大都热络而低声交谈着。礼堂正前方的墙上挂着孔子的画像，左边是亚圣孟子像，右边则是一张麒麟图。孔子像的前边是一张不大的供桌，桌上摆有一个香炉和一些水果，几支香在炉里点着，吐出袅袅婷婷的青烟。供桌上铺着一张非常喜庆的红桌布，上面是福禄寿三星的图案，顶端则绣着“金玉满堂”几个字。供桌的最左边是一个木质讲台，上边贴着“八诚箴规”。右边则是一张单独的桌子，是活动主持人落座的地方。再旁边是电子琴等音响设备，有专门人员负责音乐伴奏。我昨晚寄宿家的女主人林凤兰是今天的司仪，另外有三位身着蓝色长袍的女士分别出任今天的主祭和陪祭。整个宣道活动的程序与昨晚西芒格礼堂的程序大致相当。先是主祭和陪祭举行上香仪式，其余的道亲则肃立，双手置于胸前作“抱心八德”礼。上好香后，由主祭宣读“八诚箴规”，众人也一起齐声诵读。“八诚箴规”是印尼孔教最基本最重要的教义和道德规范，其为：诚信皇天，诚尊厥德，诚立明命，诚知鬼神，诚养孝思，诚顺木铎，诚钦经书，诚行大道。其后，大家在电子琴的伴奏下齐唱《咸有一德》，这首圣歌是一般宣道活动的打头歌曲。然后是两位年轻人先后上台讲道，都是用印尼文。最后是我上台讲印尼之行的目的和计划，一位年轻的大学生充任我的翻译。她曾经在中国留学几年，会讲流利的中文。跟我此前在建国大学、丹格朗和西芒格遇到的孔教信徒一样，这里的道亲也都对我的到来甚感欣喜，同时也对儒教在中国国内的发展现状充满了好奇和关注。
    
    两个小时的宣道活动结束以后，已是中午时分。我们顾不得休息，又匆匆上路，前往附近一个不知名的小乡村，参加当地一对孔教徒的婚礼。昨天告病一天的哈利驱车赶到了赛格尔中学，重新充任我的司机。刚刚与叶明宏和林凤兰夫妇稍微熟悉起来，又要说再见了，不免有些惆怅。“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我没有青鸟探路，却有许友惠文师和其他几位孔教道亲同行，心中略感宽慰。在尘土飞扬的乡村公路上奔驰了半个时辰左右，我们抵达了一个由香蕉、椰子树和木瓜树掩映的小村落。在几户相邻人家之间的一处空地上，已经搭起了一个巨大的绿色帐幕，摆设了几十张酒桌，上百人已经在酒席上落座，一边大快朵颐，一边热烈交谈着。饭菜都已经事先做好，一溜装在十来个大盆里，谁要什么可以自己过去盛，好像自助餐一样。一位皮肤黝黑的中年乐手，在印尼流行音乐的伴奏下，唱着热情奔放的歌曲。由于印尼是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一般人不喝酒，宴席上也见不到酒精饮料。伊斯兰教崇尚绿色，我想这绿色的帐幕，多少也受了一定的影响。这个酒席很像中国乡村的传统婚宴，在四川的农村俗称“九大碗”，但又有明显的区别。中国的乡村酒席一般以吃饭喝酒为重，请来几个厨师现场烹饪，菜一道一道地上，新鲜而可口，但此外鲜有别的娱乐活动。眼下这个孔教婚宴，除了有业余歌手现场演唱以外，帐幕以及桌椅舞台的摆设都是西式的，参加婚宴的客人也是来来去去络绎不绝，没有固定的时间。
    
    少顷，新郎和新娘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婚宴现场向大家谢酒，不过是以饮料代酒。新郎身着标准西装，打领带，新娘是一袭白色婚纱，手持一束白玫瑰。单从色调来看，已经与中国传统婚礼崇尚红色大异其趣。许友惠文师带领同车前来的孔教道亲，为新郎新娘献唱了婚礼祝福歌，把喜庆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在两天的时间里，我已经亲眼见证了许文师对孔教的真诚与执着，凡有活动的地方，都留下了他年过花甲却不知疲倦的身影。不期然间让我联想起传统文献对“儒”的解释，就是殷商以降专门负责冠婚丧祭时司仪的祭官，不禁莞尔。其时正值印尼的午后酷热时分，即使站在青青的木瓜树下，也免不了挥汗如雨。茂物地区的华人有不少从事农业生产，大都皮肤黝黑，从肤色和体貌特征上已经看不出与印尼其他族裔有什么区别。席间偶遇一位前来参加婚宴的孔教道亲，眼如巨铃，色如古铜，留着硕大的山羊胡须，身着深色中山装，乍看上去颇像伊斯兰教的阿訇，自有一番不怒而威、不言而劝的厚重在里头。但他是地地道道的孔教徒，热情而友善，且是附近一间孔教礼堂的宣道人物。
    
    未待婚宴结束，我们就早早撤离了，前去茂物市拜访印尼孔教三任之前的主席陈王礼先生，他从1987年到1993年之间任职，在其任上印尼孔教会开始和新加坡孔教会取得联系。在陈王礼之后，印尼孔教会的领导班子开始转移到华族年轻高级知识分子，以黄金泉和陈清明为代表，印尼孔教在他们的领导下经历了较大的变革。在一个干净整洁、绿树掩映的高档小区，我们叩开了主人的大门。陈先生和太太都已经年过古稀，但精神很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每天都坚持看中央电视台的时政节目，对发生在中国的一切都很关注。他向我们展示了不少印尼孔教的资料以及与太太到中国和世界各地旅游的照片，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还提到四年之前有一位来自中国的青年到当地走访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就是活跃在儒教复兴论坛上的“南山石”先生。陈先生的客厅里挂着关公和财神刘的画像，但我没有看到孔子的画像，应该是在别的房间或角落。从陈王礼先生家出来，我们顺道去茂物市一家医院看望了一位生病住院的孔教道亲，这一次没有扑空。病人看到我们浩浩荡荡的一群人来看望他，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从医院三楼的窗口望去，茂物市的街景尽收眼底，红瓦绿树相映成趣，再远处是隐隐的青山一抹如黛。被三座火山环绕的茂物市，作为雅加达市民的避暑胜地，自有一番风姿绰约。
    
    今天活动的最后一站是茂物县南格威镇一个叫“爱心”的孔教礼堂，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是掌灯时分了。礼堂不大，只能容纳五六十人的样子，就坐落在喧闹拥挤的大街边上，环境并不是很好。但让人倍感惊喜的是，该礼堂竟然是妇女和孩子唱主角，占了三分之二以上，这也许就是起名为“爱心”的原因吧。今天的主祭是一位女士，陪祭则是两位年轻女孩，三人身着一袭白色长袍，恭敬虔诚地向孔子像上香，带领大家宣读“八诚箴规”。随后，一位中年女士做了宣道演讲，同时也欢迎我的到来。司职音乐伴奏的是一男一女两位年轻人，司仪则是一个叫莫妮卡的女孩，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倒有些像地道的中国北方女孩。许惠友文师宝刀不老，围绕“忠恕”一题，在台上整整讲了一个多小时。轮到我上台发言的时候，已经是精疲力尽，恹恹欲睡，勉强说了几句，并清唱一曲《龙的传人》助兴。台下的听众倒是兴致颇高，还让莫妮卡现场翻译了歌词。大家听说我是从墨西哥来的，在宣道活动结束以后，还忍不住问了许多问题，他们最感兴趣的就是墨西哥有没有孔教礼堂。很遗憾的是，墨西哥的华人人口很少，全国连一座华人庙宇都没有，第二代第三代华裔基本上都被同化了。其实岂止墨西哥，具备完全意义上的宗教道场的孔教礼堂，全世界也就印尼能找到。正好随身带了一些小小的墨西哥风情的纪念品，顺手分发给了他们，但显然供不应求。天色已经很晚，与“爱心”礼堂的道亲依依惜别后，许文师和其他几位同行的道亲也在附近的德波小镇下车回家。只剩下哈利和我两人，在茫茫夜色中，踏上了返回雅加达的漫漫长路。
    
    印尼孔教28天行记之第五天
    拜访孔教总会    
    
    连着三天的紧张行程过后，今天的节奏终于慢了下来。按照计划，上午去雅加达的塔鲁那迦大学为孔教学生作一场演讲，下午去印尼孔教总会拜会主席黄耀德先生，晚上则应邀与前任主席陈清明和印尼实业家张锦泉共进晚餐。昨晚从茂物赶回雅加达比较晚，好不容易才找到一间价格适中的旅馆。也许是耽误了休息吧，哈利今天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将近一个小时才赶来接我。雅加达近一千万的人口，据说摩托车共有九百万辆，再加上几百万辆小车，整个城市的交通系统处于疯狂状态，任何时候、任何地段都可能堵车。塔鲁那迦大学建于1959年，是印尼最早建立的私立大学之一，在财会、医药、工程等学科都享有盛名。全校共有四个校区，都分布在雅加达及郊区，现有在校学生14000人左右。哈利告诉我，该大学是有名的华人大学，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华人子弟。这个小道消息让我吃惊不小。的确，无论是校园建设和教学设施都不错，校园里还停满了中高档的小车，看得出这是一所富家子弟的大学。我不由得想到印尼华人与当地土著民族在经济上的差异，以及历史和政治上的种种原因，使得华人在印尼独立以后长期受到制度性的歧视和排挤。好在1998年雅加达排华暴乱以后，华人的地位已经改善了不少，至少在政治层面上逐渐形成良好的对话机制。
    
    原本计划给塔鲁那迦的学生讲一个小时，但左冲右突赶到教室的时候，只剩下二十分钟的时间。我也索性扔开电脑临场发挥，讲了讲发生在2010年底的曲阜教堂事件。跟建国大学一样，塔鲁那迦大学也有自己的“孔教学生之家”，只不过总体规模要比前者小得多，因为这里的大部分学生是天主教徒或基督教新教徒。今天一共有8名学生到场，从头到尾却没有什么互动，远没有建国大学的学生活跃，仅仅问了一两个问题，都是有关印尼孔教的历史。校园里抬眼望去，到处都是华裔面孔的学生，印证了哈利告诉我的小道传闻。可喜的是，“孔教学生之家”创建于建国大学，现正慢慢地向雅加达的其他大学扩散开来，除了塔鲁那迦大学以外，位于雅加达的帕穆朗大学和位于巴厘岛的乌达雅那大学也成立了同样的组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虽然孔教学生组织还处在萌芽和生长阶段，但我看到在印尼的政治气氛逐渐宽松之后，华人子弟开始公开地认同和宣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
    
    在塔鲁那迦大学的活动结束以后，又是一番与雅加达交通系统的艰辛搏斗，好不容易才赶到位于雅加达北区宋德大道的印尼孔教总会。这里属于中国城的边缘地带，大街上不时会遇到华人面孔的行人。商业小区内的办公楼都比较矮小破旧，有一所中文学校，还有几家华人开办的海运公司在此办公。孔教总会的门面简陋到了极限，只是用一张布幔挂在大门上，上面印着MATAKIN字样以及地址和联系方式，从表面上根本就看不出这是拥有几百万信徒的印尼孔教的总部所在。总会租用的空间分三层，底层是办公的地方，墙上贴满了有关孔教活动各种图片，橱柜里堆放了林林总总的各种资料。中层是司机哈利起居的地方，顶层则是一个小小的礼堂，孔子的画像以及供桌、香炉等一应俱全，这里偶尔会有宣道和祭祀活动。孔教总会的全职雇员一共就两位，哈利是司机兼做杂活，另外还有一位女孩是秘书，负责电话、邮件和文字信息处理。因为印尼各地的孔教会都是财务独立，各孔教礼堂的宣道人员基本上是义工性质，没有任何工资报酬。孔教总会没有充裕的资金来源，也只好因陋就简，蜗居在这样一个拥挤嘈杂的商业小区内。不过，我看到的却是其清廉、草根的一面，以及在种种不利条件下的顽强的生命力。
    
    印尼孔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00年在巴达维亚 (即雅加达) 成立的中华会馆，期间几经易名，1955年确定为“印度尼西亚孔教最高理事会”，中文习惯简称为“印尼孔教总会”。总会现在设有：主席团、宣道师委员会、理事会、名誉会员委员会、学者委员会、经费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等机构。在以上机构之外，还设有相对具有独立性的孔教妇女会和孔教青年团。印尼孔教的地方组织称为孔教理事会，或简称孔教会，直接受孔教总会的确认和领导。有些地方虽然尚未成立孔教理事会，但有孔教宣道会、附属于华人庙宇的孔教部、以及一些孔教学生团体等各种形式的孔教组织。根据印尼孔教总会官方网站的统计数字，截止到2011年底，全印尼的孔教理事会、宣道会和孔教部共计有134个，这个数据不包括妇女会、青年团和学生组织。如果按地区来分，聚集了印尼主要城市的爪哇岛共有74个，华人较多的加里曼丹岛有20个，苏门答腊及周围岛屿有30个，苏拉威西岛有4个，此外就只有零散的几个孔教组织分布在较小的外岛。令我颇为惊奇的是，作为旅游胜地的巴厘岛竟然有4个孔教组织，其隔壁的龙目岛也有一个孔教会，而遥远的北马鲁古群岛也有一个孔教会，这可是几百年前因荷兰殖民者的血腥入侵而蜚声全球，盛产丁香、肉豆蔻的香料群岛。更有意思的是，曾经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据说中国有领土主张的纳土纳群岛上，居然也有一个孔教会。实际上，中国对这个位于南海外沿的群岛从未有领土主张，只不过当初岛屿上的居民绝大部分是华人，印尼政府心存戒虑，从其他岛屿迁来大量移民，以至于华人现在成了少数。
    
    现任印尼孔教总会主席黄耀德先生是2010年才经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上任的，40多岁的年纪，是离雅加达一个小时车程的加拉璜市的汽车经销商，事业非常成功。黄先生出身于孔教世家，其过世的父亲曾经也是印尼孔教的重要人物，其母亲至今仍然活跃于加拉璜孔教会的各种活动场合。由于印尼孔教的主要领导都有自己的事业，他们在孔教内的工作都属于义务性质，没有任何报酬。黄耀德先生平常在加拉璜经营自己的事业，只是有事的时候才赶到雅加达孔教总会办理。总会每年最重要的事就是主办春节晚会，参加人数有好几千。从2000年开始，印尼总统每年都要亲自参加这个活动，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倡导印尼社会各种族阶层的和谐共处。因为彼此都忙，我和黄耀德先生的简短交谈是在一家印尼餐馆的饭桌上进行的。他向我介绍了印尼孔教的现状以及未来的构想，可以看得出是一个很有抱负的青年领袖，对孔教的发展前景也充满了乐观的期待。黄先生还询问了我印尼之行的计划和具体想要考察的地方，表示会全力满足我的意愿和安排。我在几天前初步拟定的行程表上，特意加上了孔教书院，一所正在修建中的孔教大学，这是我到印尼以后才听说的。我们相约两天后再见，到时黄先生开车把我从雅加达接到加拉璜，那里是我此行的下一站。
    
    晚上与陈清明前主席和张锦泉先生的餐会安排在雅加达有名的“太阳城”高级会所，那里是印尼商界巨擘时常出没的地方。华人只占印尼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左右，但却控制了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经济。《福布斯》杂志2011年评选的印尼最富有的40名大亨中，大部分都是华裔。所以有人说，要知道为什么印尼社会的底层民众经常出现排华暴乱，只要数数雅加达的高楼大厦有多少是属于华人的就知道了。其实把印尼社会针对华人的种族冲突归根为经济的不平等，是非常片面的。但是华人在经济上相对占优，也是不争的事实，不过绝不能因此而忘记他们所曾经遭受的制度性的歧视和打压。因此，华人要在印尼这片土地上繁荣昌盛、长治久安，有必要在政治上认同印尼为其祖国，在文化上保持自己的特性，积极参政从政，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并力所能及地回报社会、反哺社会。
    
    我平常是一个自由散漫、不修边幅的人，这次印尼之行的装束完全是准备到热带丛林行走的背包客模样，没有一件适合正式场合的衣服。哈利比我还紧张，硬是拽着我去附近商场买了一件衬衣和一条西裤，还借给我一双皮鞋，说是晚上的会面非常正式，一定要注意形象。陈清明先生我几天前已经见过了，而张锦泉先生很平易近人，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其头衔是印尼华裔总会主席和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主席团成员。据哈利所讲，其家族拥有的麒麟集团在印尼属于中等规模，雅加达新建的孔庙大成殿门前的麒麟石雕就是他的家族捐赠的。无论如何，印尼孔教要发展壮大，尤其需要黄耀德、张锦泉这样的实业家大力支持。由此我也想到，儒教要在中国大陆的草根阶层重新生根发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言谈之间，张先生表达出对印尼孔教发展前景的殷切期望，也对中国大陆儒教的发展特别关注。随即，我有一个初步的想法隐隐在脑海中成形，那就是游说那些有心为儒教孔教出力的实业家，拿出一部分资金来创立一个青年基金会，每年从中国和印尼两地选出若干有志于儒教草根建设的年轻人，让他们到中印两地的儒教孔教道场互相学习，互相砥砺，应该有不错的效果。“礼失而求诸野”，其实这话饱含傲慢与偏见。如今中国内地礼崩乐坏、道丧学绝，哪里还有资格视印尼的孔教同胞为“野”。如南山石兄所讲，正像八九十年代新儒家从海外传回中国那样，现在正是时候让印尼孔教重新传回中国、反哺中国。
    
    晚上我决定不住旅馆，而是在孔教总会办公室的地板上睡一夜，一是捱不过哈利的盛情相邀，二是顺便可以省点本就拮据的旅行经费。哈利拿来被褥为我铺好简易的床，在周围点上几支驱赶蚊子的盘香，极尽地主之谊。我没想到总共就一床被褥，这样一来他只好在沙发上凑合睡一夜，深感过意不去。兴许是大部分时间形单影只的缘故吧，哈利非常渴望与我攀谈。无奈我又累又困，在酷热与蚊子叮咬的双重夹击中，仍然沉沉地睡了过去。
    
    印尼孔教28天行记之第六天
    印尼宗教部与孔教青年团
    
    今天的任务很简单，主要就是跟印尼政府宗教部负责孔教事务的莫迪先生见面。印尼是一个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但其政治体系是世俗性的。不过在中央政府设立宗教事务部，除了印尼之外全世界可能找不到第二个例子。宗教在印尼政治体系中占有至高的地位，这要归功于印尼的国父苏加诺制定的建国五原则，也就是“班查西拉”。第一项原则就是“信仰至高无上的唯一神”，这是其他几项原则的宗旨和根基。第二项原则为“正义和文明的人道主义”，第三项为“印度尼西亚的团结统一”，第四项为“代议制和协商一致之下的民主”，最后一项原则是“为全体印尼人民实现社会正义”。苏哈托上台以后推行所谓的“新秩序”，更加强化“信仰至高无上的唯一神”这一原则，目的是把当时甚为活跃的印尼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排除在国家建设之外。可以看得出，“唯一神”的原则来自于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并且凌驾于印尼的政治体制之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印尼又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世俗国家。同为官方宗教的印度教和佛教，就不太符合这个“唯一神”的原则。而印尼佛教为了获得和巩固官方宗教的地位，重构出了一个“至上佛”的概念，这也是印尼特有的现象。
    
    印尼孔教在五六十年代苏加诺当政时期曾短暂获得过官方宗教的地位，之后几十年一直受排挤打压，直到2000年瓦希德上台以后才在法律上重新获得官方地位，而直到2006年以后才从行政上正式给予孔教以官方待遇。印尼的法律规定每个人的身份证上都要填写宗教信仰一栏，以前孔教徒是没法填写自己的真实宗教身份的，许多人就选择填写佛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负责印尼孔教海外交流部的姚平波及其妻子魏爱兰，当年就是因为以孔教徒的身份登记结婚被拒绝，把泗水民政局告上了法庭。官司从1996年一直打到2000年，最终赢得胜诉，印尼孔教以此为契机重新获得官方宗教地位。这是当年轰动一时的著名民事诉讼案例，也是印尼孔教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当然，姚平波和魏爱兰夫妇不屈不挠，与印尼行政当局抗争到底，背后一直都有印尼孔教的集体力量和智慧。
    
    负责孔教事务的莫迪先生四十出头的年纪，对人热情而真诚。其本人是穆斯林，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宗教学博士。他向我详细解释了印尼的宗教政策以及孔教在印尼所处的境况。相对于其他五大宗教，孔教是一个后来者，在宗教事务部还处于边缘地位。其他五大宗教在宗教部的行政机构中都有自己的局一级的部门，唯独孔教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办公室，宗教部官方网站上也没有列出孔教。莫迪先生向我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孔教的机构建制还没法跟五大宗教比。举例来说，印尼孔教现在一共只有八位学师，且都年届耄耋，而文师和教生的人数也就几百人而已，远远不能满足全印尼那么多孔教社区的需要。再者，官方宗教都要求建立自己的高等学府以培训教职人员，而高等学府的教师必须是相关专业硕士以上学历，但印尼孔教至今没有一所正式的高等学府。即便是中爪哇省靠近三宝垄的拉森市正在修建的孔教书院，硬件上也许符合要求了，然而也严重缺乏合格的教师。所以莫迪先生也向我详细询问世界各地主要学府的儒学和中国哲学专业设置，以备将来印尼孔教把师资选送到世界各地进行学术培训。言谈举止之间，可以看得出莫迪先生是真心同情印尼孔教所处的境况，他反复表示希望看到孔教能迅速发展壮大。从笔者所掌握的文字和图片资料来看，印尼孔教与莫迪先生之间一直保持着良性的沟通，而他的工作应该是得到了孔教内部的认可的。从莫迪先生的办公室出来，在楼梯口正好碰到了一位在孔教事务处任职的年轻人，看上去是华裔面孔，据介绍他是整个宗教部具有孔教徒身份的唯一的一个公务员，让人倍感新奇。很遗憾我们行色匆匆，没有来得及与他细聊。
    
    与我同到宗教部与莫迪先生会面的有印尼孔教理事会的王春来学师和孔教青年团主席克里斯陈。王春来学师已经八十高龄了，但还是不辞劳苦，四处奔走，联想到印尼孔教的处境，让人不觉嘘唏。克里斯的中文名我不太清楚，只知道他姓陈，其父亲就是茂物县芝德如孔教礼堂的主席，我在几天前刚刚见过。克里斯看上去也就二十几岁的样子，瘦瘦高高的身材，说话坦诚而直率，极富激情和活力。正逢他的第二个女儿刚刚出生，所以克里斯打趣地说，他要再生一个女儿，正好凑齐又一个“宋氏三姐妹”。孔教青年团2000年成立于万丹省的丹格朗市，现已经在全印尼孔教发展比较好的地方成立了分支机构，连遥远的西加里曼丹省也有其组织。它是隶属于印尼孔教但又相对独立的青年组织。其理事会设立主席、副主席、秘书长、财务等职位，主席四年一任，最多可以连任一次。孔教青年也跟所有的年轻人一样，热爱新鲜事物，充分利用了网络的传播方式，各地分支机构纷纷在“脸书”facebook上建立了自己的网页。笔者在“脸书”网站上初步搜索了一下，共找到19个孔教青年团分支机构的网页。此外，他们还专门建立了独立的孔教社交网络“儒学会网”(www.confucian.me)，功能设置与“脸书”有些类似，吸引了众多的年轻人。据克里斯介绍，光在茂物县就有孔教青年团的会员一万多人。茂物县是印尼孔教的重镇，从我在西芒格礼堂和南格威礼堂看到的情况来看，都是以年轻人居多，所以这里孔教青年众多也一点不令人奇怪。
    
    从宗教事务部出来以后，王春来学师又顺便带领我们去了雅加达另一处政府会议中心，那里正在举行每月一次的宗教和谐对话，这是原定行程之外临时增加的活动。从2005年开始，印尼政府着手推进各宗教之间定期举行对话，以期减少宗教冲突，促进社会各族和谐共处。它规定印尼各省、县的行政首脑有义务帮助各宗教团体共同建立“宗教和谐论坛”，并积极参与宗教对话。目前，印尼大部分的省和县都建立了这样的对话论坛，来自各宗教社团的领袖、学者和积极分子每月定期举行宗教和谐对话，试图沟通思想达成共识，以期共同解决各种宗教和社会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教皇本尼迪克特十六世都曾对印尼的宗教对话机制赞不绝口，认为是为世界各地的宗教对话设立了一个良好的范式。我们到达会议现场的时候，与会者正在热烈讨论，他们主要是来自伊斯兰教、天主教、佛教、华人伊斯兰教团体的学者，会议主持人则是一位伊斯兰教学者。我受主持人之邀，即兴讲了讲目前宗教理论的发展，特别是有关宗教定义问题的探讨，以及我对儒教宗教性层面的一些认识。大家都静静地倾听，没有出现激烈的争论，几位伊斯兰教学者比较认同我的观点，其他宗教的代表好像都默不作声。全场一共有十来个人，华人面孔的代表大致占了一半。由于此前已经了解到印尼孔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默契，以及它们与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之间微妙而紧张的关系，我对与会者的反应一点都不感到吃惊。最重要的是，有这样一个宗教对话论坛存在，各宗教之间不管有多大的矛盾和冲突，都可以坐下来协商解决，从而避免事态的恶化。独立以来的印尼饱受种族和宗教冲突之苦，由政府直接出面主导宗教对话，虽然与西方所倡导的政教分离原则有所背离，但不失为独辟蹊径的明智之举。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尼的宗教对话论坛的确为世界各地解决宗教纷争设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印尼孔教28天行记之第七天
    从雅加达到加拉璜
    
    在雅加达停留了一个星期以后，今天要启程前往外省了，第一站就是西爪哇省的加拉璜市，离雅加达有一个小时的车程。看介绍，该市大概有一百万人口，其中百分之五是华人。近年来，大批工业迁离过度拥挤的雅加达，原本是水稻主产区的加拉璜日渐发展成了一个工业城市。终于要离开交通拥挤、污染严重的雅加达了，我感到由衷的兴奋。虽然这几天已经认识了众多的朋友，也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孔教活动，但还是想去外省看看，对印尼孔教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同时也可以顺路饱览印尼的热带风光，可谓一举两得。
    
    一位叫菲菲的职业女士，受孔教总会主席黄耀德先生之托，顺路开车送我，因为她住在雅加达，但是在加拉璜上班。菲菲来自南苏拉威西省的望加锡市(乌戎潘当)，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没有一点口音，让我颇为惊讶。她在加拉璜市拥有一间自己的公证事务所，手下雇了六个员工，另外还有一位司机负责开车接送她上下班，毫无疑问她是一位成功的职业人士。昨天联系上了华裔作家林世芳女士，她著有《西加风云》一书，讲述六十年代西加里曼丹的共产党游击队抗击苏哈托政府军的历史。她本人当年是游击队的领导之一，后来革命遭遇失败，她也同其他游击队战士一样不幸被捕，在监狱和集中营中度过了十一年，于七十年代末才重获自由。她答应今天送给我一本她的著作。可是雅加达的交通实在让人痛不欲生，原本十五分钟的车程，林老师花了一个多小时才赶到我们约好的地方。看到她不辞辛劳亲自把书送到我的手上，心中不胜感激。林老师原本还想跟我攀谈一阵，有来自万里之遥的后辈对她当年的革命故事感兴趣，她一定是很激动的。但因为我们要急着赶路，只好匆匆惜别，希望后会有期吧。
    
    汽车甫一进入加拉璜地界，高速公路两旁盎然的绿意扑面而来，一眼望去是无边的水稻田，稻子正是抽穗的时节。“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块热带沃土上的米粮仓，不知道在工业化的隆隆轰鸣中，还能挺立多久。掐指一算，阔别故乡的水稻田已经二十年了，浓浓的乡愁，在这遥远的赤道国度，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释放出来。黄耀德先生的太太培芳女士迎接了我们。“哟，是什么风把您吹到这儿来了？”初次见面，她就开起了玩笑。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居然有人说这么地道的中文。看到菲菲和培芳两位女士话匣子一开，我感觉好像置身于国内的任何一个城市街头，谁能想到她们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土生华裔。在一间颇具热带乡土风情的巴东饭馆，我们见到了加拉璜市孔教会主席李先生及秘书长陈国源，他们已经在此等候多时。巴东菜起源于西苏门答腊省省会巴东，是印尼菜在海外的代名词，其中的巴东牛肉在CNN于2011年做的一次民意调查中，被评为全世界最可口的菜。巴东菜口味火辣、上菜迅速，主要以油炸为主，并配上各种香料，如辣椒、咖喱、椰油和小橘叶等，特别是辣椒，每道菜几乎都少不了。出门在外，吃饱肚子最重要，我顾不得餐桌礼仪，一时狼吞虎咽起来，特别是油炸青辣椒，让我大快朵颐，直呼过瘾。
         
    两位女士把我交接给加拉璜孔教会以后，便告辞上班去了。下午，李先生和陈先生陪着我参观当地的两座华人寺庙，仙母宫和协天宫。而另一座寺庙慈恩宫，是晚上要参加孔教活动的地方。李先生一句中文都不会，总是面带憨厚淳朴的笑容。他在加拉璜经营两间西药房，生意做得不错。其太太是印尼孔教妇女会主席，两个儿子则在万隆理工学院上大学。看得出他家道殷实，三层小洋楼用大理石建成，家里雇着两个佣人，一个园丁，和一个专职司机。陈国源是一位建筑师，会讲比较流利的中文，协天宫就是他义务设计的。此外，我几天前见到的雅加达微缩公园新修的孔庙，也出自他的手笔，都是义工性质。
    
    仙母宫坐落在加拉璜郊外一个偏僻的小巷里，但是修得富丽堂皇，据说常有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香客前来烧香祈福。这是一座以道教信仰为主的寺庙，融合了佛教和民间宗教的元素，主要供奉仙人姑婆，是起源于广东梅州的客家信仰，在东南亚华人社区也有很大的影响。除了仙人姑婆以外，庙里还供奉有释迦摩尼、观音和福德正神的塑像，但是我没有见到关公或孔子。墙上绘有八仙过海、西游记等民间传说和故事。庙里有两位长年负责打理事务的庙祝，身着红色短袖的寺庙制服。由于不是宗教节日，寺庙空空荡荡的，没有香客或游人，只有大门外有几个百无聊赖的老人在晒太阳。庙门外的广场上有几个卖水果、饮料和小吃的货摊，但鲜有人光顾。
    
    协天宫坐落于加拉璜市内，就是我们熟知的关帝庙，印象中印尼的很多关帝庙都叫协天宫。关公从一介赳赳武夫，晋身为儒释道三教都信奉的神祗，从一个独特角度体现出华夏宗教信仰的发展脉络。作为儒教的神祗，他被视为忠义勇的化身，尊称为“武圣”、“山西夫子”、“文衡圣帝”，由“侯”至“圣”，被历代皇帝加封二十三次之多。佛教宣称其忠义足可护法，并传说他显圣玉泉山，皈依佛门，因此尊他为“盖天古佛”、“护法伽蓝”。道教则奉关公为玉皇大帝的近侍，尊他为“翊汉天尊”、“协天大帝”或“武安尊王”，协天宫的名字就是因协天大帝而起。令人称奇的是，加拉璜协天宫的大门顶上除了双龙以外，还塑有一尊硕大的螃蟹像，而东爪哇省厨闽市的关圣庙门上也塑着一尊更加硕大的螃蟹像。据说印尼华人经常要出海，相信螃蟹能够保护他们，所以就放在关帝庙供奉起来，这也是华夏宗教信仰在印尼本土化的一个显例。除了关公以外，协天宫内还供奉有观音、玄天上帝、太上老君、福德正神、土地公等神祗。有意思的是，墙上挂的释迦摩尼像，与观音画像似乎没有什么差别，具有鲜明的女性特征，体现出端庄凝静的阴柔之美。
         
    加拉璜的孔教礼堂坐落在慈恩宫内。慈恩宫是一座三教寺庙，也就是儒释道三教兼容。但与许多别的寺庙不同的是，三教在慈恩宫内有各自独立的礼堂，彼此分隔，互不干扰。孔教礼堂在楼上，能容纳八十人左右。我们到达的时候，礼堂差不多已经坐满了。这里的礼拜活动每逢农历的朔望日举行，也就是每月两次，而不是每周一次。一位名叫卢华沅的老大姐，精神健朗、中文流利，她告诉我这里的礼堂严重短缺孔教职业人士，既没有文师也没有教生，更不要说学师了，礼堂的道亲只好轮流上台讲道。今晚讲道的是孔教总会主席黄耀德的母亲，一头银发，神采奕奕，赢得了满堂的欢呼。这里的孔教礼拜活动内容和程序与我在茂物县见到的大体相似，只是举行上香仪式的三位女士身着白色短褂，虽说也是孔教制服，但缺乏长袍的端庄肃穆之感。随后我给大家演讲的题目是“儒教作为生生不息的传统在21世纪的中国”，也就是几天前在建国大学为孔教学生们讲的内容，但我今天重在演示一些图片。一位名叫特迪的大学生担任我的翻译，他来自西加里曼丹的坤甸市，能讲地道的中文。那里的华人比较多，中文教育也比西爪哇普及得多。但特迪此前从没有接触过孔教，所以今晚的经历对他来说也是受益良多。
    
    孔教宣道活动结束之后，黄耀德先生和我又一同前往协天宫，与那里的道教和佛教信众切磋交流。儒释道三教的人围坐一桌，喝着饮料，品着小吃，天南海北地闲聊，的确是一道颇为有趣的风景。黄耀德先生每进一座寺庙，都要恭恭敬敬地上香礼拜，不少其他孔教人士也都如此。相对而言，只有茂物县的孔教信众主要祭拜孔子及其弟子，与佛教和道教融合的成分最少。加拉璜当地华人社区的三教兼容不仅体现在信仰上，而且表现在组织管理上。孔教会主席李先生和秘书长陈国源都是协天宫的理事会成员，而黄耀德先生捐赠的一幅关公油画则摆在宫内一个显眼的位置，上书一副对联：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义同天。协天宫没有像孔教礼堂那样的宣道或礼拜活动，各种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来这里向关公和其他神祗烧香祈福，特别是每逢这些神祗生日的时候，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在短短的一周时间里，从雅加达到周围的几个城市，我有幸见识了印尼孔教发展的诸多方面，虽说是跑马观花，但也是大开眼界，收获颇丰。印尼华人在当地落地生根，同时又努力保存自己的文化传统，固执于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们用血泪和汗水谱写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传说。丹格朗的林振鹏、林振智兄弟，茂物县西芒格的梁叶喜，雅加达华商张锦泉，孔教总会主席黄耀德，加拉璜的公证师菲菲，加拉璜孔教会主席李先生，似乎都在用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向我印证华人在印尼商界所具有的“神话”一般的地位。喜耶？忧耶？我不禁悄声问自己。希望1998年那样的排华悲剧永远不要再上演。
    
    
    印尼孔教28天行记之第八天
    万隆宗教和谐晚会
    
    昨晚住在加拉璜孔教会主席李先生的家，今天早上一大早就起床，因为要随李先生一家去参加他母亲去世一个半月的纪念仪式，也就是中国民间通常所说的七七。李先生共有四个哥哥和三个姊妹，算起来一共就是八个兄弟姐妹，让我想起雅加达的吴炳邦学师一共也养育有八个孩子。李家所有五兄弟加上一个妹妹，以及他们的家人，都去参加纪念活动，场面甚为壮观。墓地坐落在加拉璜郊外一个华人公墓，面积很大，掩映在参天古木中。据李先生所讲，这座公墓现在共有六千座坟墓，都是属于华人家庭，但其中有百分之四十的坟墓没有后人前来祭扫。相对而言，我在加拉璜市内见到的一个穆斯林公墓就要小得多，众多的坟墓密密麻麻排在一起，显得简陋而拥挤。按照穆斯林的习俗，人死后要在一天之内掩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其丧葬从简的原因。
    
    李先生的大哥能说流利的中文，志愿充当了我的解说员。他在三十一年前的一场车祸中失去了一条腿，但是精神很好，开朗而健谈。他们兄弟姐妹是第三代旅居印尼的客家人，祖上来自广东梅州。可以说，他们一家的奋斗史就是印尼华人历史的缩影。大哥在当地经营一家糖果店，最早是从其父亲手上继承下来的，现在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单是库房面积就有几千平方米。李家的二哥从事的是金子的加工和销售，印尼拥有众多金矿，靠这一行业谋生的人并不少。三哥开的是电器商店，刚刚从孔教总会黄耀德主席经营的本田车行买了一辆新车。李家的四哥从事的是燕窝行业，拥有六间库房。燕窝俗称印尼的软黄金，是一个相当辛苦但又利润丰厚的行业，而中国是燕窝的巨大消费市场。李先生是最小的兄弟，拥有两间西药房，手下雇佣员工十多人。李先生的大哥说，他们五兄弟选择不同的职业，是为了避免兄弟之间恶性竞争。五兄弟从近乎白手起家，如今事业都蒸蒸日上，看来客家人精明强干、吃苦耐劳的名声不是虚得的。
    
    纪念仪式结束以后，我们又前往加拉璜工业园区的富贵山庄参观，这是由一家马来西亚公司和一家美国公司联合投资开发的豪华墓园，从2010年起才开始兴建，但已经初具规模。第一次听说有人投资墓地赚钱，并且利润颇丰。墓园占地在一平方公里以上，雇佣了大量的印尼工人在平整土地，修剪花草，装修建筑等等，一派忙碌的景象，大门口还有专门的保安。富贵山庄吸引了大量来自雅加达和其他地方的客户，李先生的大哥也买了两块墓穴作为夫妻俩百年之后的安身之所，花费一万美元。紧挨着富贵山庄的隔壁是圣地亚哥山庄，一座西式风格的墓园，奢华程度与前者不相上下，也是2010年开始兴建的。所不同的是，圣地亚哥墓园直接把逝者埋在地下，不垒坟茔，只在地上嵌一块小小的墓碑，不是竖立的，而是与地面平齐，所以满眼的绿地看起来更像是一处高尔夫球场。两处墓园都按照风水理念，在中间部位人工挖掘了一个小小的湖，有山有水，玲珑别致。
    
    加拉璜一站的活动结束了，我要马不停蹄地赶往一个小时车程之外的万隆，也就是著名的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的地方。今天是农历十月十五月圆日，万隆的孔教礼堂晚上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宗教和谐晚会，邀请了众多其他宗教界人士参加。六位加拉璜孔教礼堂的女士自告奋勇要护送我前往万隆，包括李先生的太太，也就是印尼孔教妇女会主席(很遗憾她不会说中文或英文，我也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以及昨晚和我攀谈的一位叫卢华沅的老大姐。她们专门雇了一辆面包车，六人加上我以及司机，塞得满满的，一路上喧嚣扰攘，可是其乐融融。看来印尼孔教相邻礼堂之间的串访互联相当频繁，有形无形中强化了孔教内部的友爱协作精神，茂物和加拉璜的见闻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抵达万隆的时候，瓢泼大雨下得正猛，这里的交通几乎和雅加达一样混乱。这座曾经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城市，如今已难以寻觅昔日的恬静和优雅，现代化的步伐已经把她裹挟在一片机器的轰鸣和人群的喧嚷之中。趁着离晚上的活动还早，我们一行人前去看望了一位加拉璜孔教礼堂的道亲，她因为生病暂时住在万隆女儿家。看来对道亲生老病死的探望，是印尼孔教很重要的一项活动内容，也是把孔教信徒凝聚起来、巩固社团意识的重要手段之一。李太太也顺道去看望了在万隆理工学院念书的两个儿子，大的那个学电子工程，小儿子学医药学，能说一口地道的英文，却不会说中文。李太太还有一个大儿子，已经从大学毕业了。
    
    万隆孔教礼堂坐落在市中心的繁华地段，拥有自己的一处独立院落，不是典型的寺庙建筑，而是普通的楼房改造而成。楼下一间厅权作庙堂，里面供奉着老子、孔子和释迦牟尼的塑像，老子在中间，塑像也更大。上方悬挂一横幅，上书“三教圣人”，一左一右对联为：三圣启坛信仰无分中外，教化众生向善何论东西。由于天色已暗，加上人多拥挤，我不知此地是否还有道教和佛教的单独活动场所。举行宣道活动的孔教礼堂在楼上，门口的匾牌用汉字写着“孔庙”二字，而不是“礼堂”，但是在印尼孔教内部，“孔庙”和“礼堂”是通用的。为了迎接宗教和谐晚会，院子里整整齐齐摆放了许多椅子，大约能容纳三四百人。院子中央搭了一个舞台，音响设备一应俱全，一男一女两位年轻的主持人来自万隆孔教礼堂。夜幕降临，两组舞狮队伍在大门口开始精彩表演，准备迎接万隆市长的到来。与此同时，舞台上的节目也开始了，一男一女两个十多岁的少年字正腔圆地演唱了流行歌曲，紧接着是一组少女表演的印尼传统舞蹈，音乐动感十足，舞姿曼妙撩人。
    
    过了许久，万隆市长及其随从才姗姗来迟，众人忙不迭地起立迎接，所有的节目又重新表演了一遍。一位当地孔教领袖致欢迎辞，接下来就是各宗教代表人士上台发言。伊斯兰教来了不少人，他们的一位学者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我临到会场的时候才被告知要代表孔教上台发言，限定三分钟，主题围绕宗教多元和宗教宽容。由于一路奔波，身上穿的是很随意的T恤衫，慌忙中向主持人借来了一件印尼传统蜡染衬衫巴蒂克，勉强充充门面。我的演讲很简短：主要就是申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和而不同”的原则；印尼的昨天充满了波折和痛苦，但我们完全有理由通过共同努力，创造一个道并行而不悖的宗教和谐局面；所有的宗教都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把孔子、释迦牟尼、老子、耶稣、穆罕默德当作共同的先知。从台下听众的反应来看，我的演说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万隆孔教界的人士尤其感到满意，脸上都露出愉悦的神情。
         
    天色渐晚，加拉璜来的六位娘子军要连夜赶回去，我也要回到预订的酒店休息。趁着市长发表冗长的演讲之际，我们悄悄离开了现场。此时正是晚上十一点。
    
    印尼孔教28天行记之第九天
    蒙古裔的孔教徒？印尼的高科技公司？
    
    早上十一点钟，万隆孔教会主席邦邦驱车来到我住宿的酒店，他今天负责送我到此行的下一站打横市。该城市也属于西爪哇省，人口近70万，据说华人有5万左右，主要是福建移民后代，市中心还有一条华人商业街。由于两地之间没有高速公路连接，地图上看着不远，但实际车程要两个小时。邦邦四十左右的年纪，身材略胖，满脸笑容，英文很好，但不会说中文。一同前来的还有他公司的三个年轻雇员，少言寡语，都是印尼土著民族，其中一个是司机。作为万隆孔教会的主席，邦邦不善言谈，显得很低调。据他介绍，万隆孔教礼堂每周都有宣道活动，昨晚的宗教和谐晚会是月圆日举办的特别活动。此外，礼堂还开办有太极课，由于学习的人多，每天都开课。他们还在星期六开办烹饪班，每两周开一次课，供孔教内外人士学习和切磋厨艺。
    
    离开万隆之前，我们先去参观了市内最大最古老的华人寺庙协天宫，也就是关公庙。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关公庙，此言不虚。万隆协天宫还有一个名字叫大伯公庙，始建于1885年，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仍然保持着当初的原貌，香火也很旺，从未间断过。寺庙的正门前矗立着关公跃马扬鞭的青石雕像，蚕眉怒目，威风凛凛。大门的两侧各有一个小门廊，分别镌刻着“桃园”、“汉室”四个字。这座关公庙也充分体现出了印尼华人的宗教融合特征。除了关公像以外，庙里两旁的侧厅还分别供奉有释迦牟尼、观音、福德正神、天后等等诸多神祗，甚至还有达摩祖师的画像，牌匾上书“南无西天东土历代祖师诸莲”。协天宫的旁边还单独建有一座佛教寺庙灵山寺，由于当日没有开放，无缘一窥真容。
    
    邦邦本人来自北苏拉威西省的首府万鸦老市，是世界有名的潜水胜地。不过我最感兴趣的是有关万鸦老的传说。据说当年蒙古军队攻打印尼失败以后，有不少掉队的士兵留在了当地，形成了今天的米纳哈撒族，是北苏拉威西省的主要民族。与印尼全国的主要民族如爪哇族、巽他族、马来族所不同的是，米纳哈撒族不信仰伊斯兰教，而主要由基督徒组成。从网上能找到的相关图片来看，这个民族的肤色要比印尼其他民族偏浅。有关他们可能是蒙古后裔的传说无疑增添了一分神秘的色彩。近几年由于印尼成为中国游客的旅游目的地，有些旅游中介更是拿此作噱头，直接把米纳哈撒族跟蒙古后裔画上了等号，令人有些莫名所以。与此相类似，居住于加里曼丹岛上的达雅族，也有人认为他们是蒙古人的后裔，再加上他们肤色偏浅，大部分信仰万物有灵教，少部分信仰基督教，因此也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些都是以讹传讹而已。即便他们真正有蒙古血统，那也只占极小的比例，传说终归是传说。有意思的是，邦邦本人就自称是蒙古后裔，但同时也混合了其他不少族裔的成分，所以究竟有多大比例的蒙古血统，他自己也不清楚。不过，让我更为震撼的是，原本在高校教授电子工程的邦邦，于两年前创办了一间规模不小的高科技公司，手下雇佣了240名工人，2010年的营业收入超过了一千万美元。公司的业务涵盖军工、安保、地理信息和绿色能源等方面，是全球仅有的五家涉足地理信息产业的公司之一。邦邦的身份让我倍感惊奇，原本几乎完全不相关的标签都贴到了他的身上。一个来自北苏拉威西省万鸦老市的蒙古后裔孔教徒，在万隆开办全球屈指可数的高科技公司？这该是一个多么神奇的组合！
    
    从万隆到打横一直都是山路，虽然群山并不陡峭险峻，但也是高低回环、蜿蜒起伏。一路都是碧绿和金黄的水稻田纵横交织，由于气候和海拔的关系，有的刚刚插秧，有的马上就要收割了。还有的水稻田已经收割了，但又灌了水，犁了地，准备插上新一茬的秧苗。热带地区土地肥沃，自然条件得天独厚。高高低低的山坡上，大多是椰子树、棕榈树、咖啡树以及其他各种不知名的热带植物，漫山遍野的青葱翠绿，沁人心脾。车行到群山深处，我们在一个叫做“草莓庄园”的餐厅稍作停留。这是一个完全符合生态环保概念和低碳标准的场所，用篱笆和茅草搭成的一间间小餐厅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下、水田边、小溪旁。四周是碧绿的水稻田，婀娜的椰子树，婆娑的竹林，累累的香蕉，流水淙淙，微风习习，水车咿呀，鸟鸣啾啾，仿佛置身于人间天堂。不意人烟稠密的爪哇岛上还有这等遗世独立的世外桃源，过往的食客都在这里流连忘返，乐不思蜀。我们随意点了几个水果小吃，其中一个用新鲜辣椒泥拌的地瓜片，清新爽口，香甜脆辣，令人爱不释口。
    
    一个小时以后，我们抵达了打横市的孔教礼堂，当地的孔教道亲热情地迎接了我们。领头的是打横孔教会的财务秘书陈汉娘女士，她的丈夫陈端新，以及78岁高龄的老先生陈绵盛，他会说中文，充当我的翻译。真是无巧不成书，感觉天下姓陈的突然间都扎堆在一起了。邦邦把我交接完以后，随即赶回万隆去了。打横的孔教礼堂也叫孔庙，但是没用汉字，而是用汉语拼音Kong Miao。问原因，他们说对当年苏哈托的华文禁令还心有余悸，所以还是小心一点好，不敢冒然改回汉字。由于他们在周日晚上七点才举行宣道活动，我没有机会参加，就临时举行了一个非正式的座谈会。据他们讲，打横市共有六百多孔教徒，经常参加孔教活动的有70多人，包括不少年轻人和儿童。打横孔庙建于1956年，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陈端新的父亲当年还是打横孔教会主席。我问大家为什么选择了孔教而不是其他的宗教，也就是它的特别之处。有一位姓陈的先生说，他从小就参加孔教活动，不存在选择的问题；对他来讲，孔教比较实际，对日常生活更具有指导意义，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孔教或儒教的安身立命和人伦日用的功能。陈汉娘认为道和德对人类社会很重要，而孔教的特别之处在于对孝道的强调，教导人们要孝敬老人。陈绵盛老先生试图从理论的高度来谈论孔教的优势，他认为孔教是一神教，基督教是多神教，而佛教则是万物有灵教。
    
    除了孔庙以外，打横市还有两座华人寺庙，但是佛教徒和道教徒相对较少。华人中的基督徒尤其是天主教徒很多，近几十年增长很快，现在全市共有14座天主教堂，信徒基本都是华人。天主教徒缴纳什一税，也就是把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给教堂，所以他们的经济实力很雄厚。除了举行宗教以及慈善活动以外，他们还大力兴办学校，而且天主教会学校一般都有很好的口碑。但是教会学校往往要求所有的学生参加教会活动，久而久之，许多原本非天主教徒的青少年也皈依了天主教，这是他们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相对而言，孔教礼堂的经费来源有限，主要靠一些慷慨的商界人士赞助，有时还需要向孔教徒及社会各界募捐。不过，打横的孔教礼堂是我见过的最新最漂亮的礼堂之一，木质的长条椅一排一排整整齐齐地摆放着，看起来赏心悦目。打横离附近的另外两座城市尖米士和班贾尔比较近，三地的孔教礼堂经常一起举办活动。就在我抵达打横的几天前，印尼孔教的精神领袖徐再英学师刚刚访问过当地，三个礼堂的道亲一起举行了盛大的宣道活动。
    
    陈端新和陈汉娘夫妇无疑是打横孔教礼堂最为活跃的成员，有关的外事活动都由他们主持，想来跟经济实力有一定的关系。几天前徐再英学师到当地访问，也是由他们夫妇俩接待的。陈端新原来经营印尼传统蜡染衬衫巴蒂克，陈汉娘是一名服装设计师，打横孔教礼堂的几套制服就是她设计的，款式优雅美观。两人的年龄在六十上下，衣着入时，举止大方。他们育有两女一儿，都已经成家立业，其中一个女儿全家定居澳大利亚，而儿子一家也有澳洲居留权。两人的孙子辈也已经有六个，看得出他们现在的精力不在事业上，而是尽享天伦之乐。除了在打横有宽敞的家居和经营布料杂货的店面以外，两人在澳洲还有一座房子，所以他们经常去那儿度假。毫无疑问，陈端新和陈汉娘夫妇俩是印尼华人成功故事背后的又一个典型例子。从雅加达到丹格朗，从茂物到加拉璜，从万隆到打横，几乎在每个地方都能遇到类似的故事，虽然他们的版本各不相同，但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品质却是一致的。不过同时也应该看到，在这众多的成功人士背后，还有千千万万不那么成功、不那么耀眼的普通华人，他们跟印尼其他族裔的居民一样，构成了印尼人口的主体，做着默默无闻的事业，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印尼社会历次排华骚乱，都有仇富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把华人等同于富人，并视其为印尼社会不公的罪魁祸首，不仅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而且是对整个印尼华人社会的极大不公正。
         
    印尼孔教28天行记之第十天
    穆斯林女翻译玛利亚
    
    早上六点半钟，我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从梦中惊醒，起床开门一看，原来是旅馆的服务生送来了早餐。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早餐包括在旅馆费里头很好，但是你好歹得征求房客的意见，等到房客方便的时候再送来。话说回来，廉价的旅馆自然有不方便的地方。早餐包括两片面包，两杯甜茶，和两个煮鸡蛋。生平讨厌煮鸡蛋，所以只吃了面包，喝了甜茶。八点钟，陈端新和陈汉娘夫妇以及陈绵盛老先生前来带我去一家华人面馆吃早餐，我的第二顿。印尼的饮食除了巴东饭以外普遍偏甜，我不大适应。但这家面馆很地道，用木炭烧烤和烹煮食物，面条、牛肉丸子和牛百叶都香辣可口，我当仁不让地饱餐了一顿。
    
    今天，三位姓陈的道亲要亲自送我这个远来的本家到下一站尖米士，离打横(斗望)半个小时的车程。乘着意兴正浓，主人先带我游览打横的市容。孔教礼堂就在市中心，附近有一条华人商业街，两边的店铺大都是华人开的。此外，打横全市有六家高级购物商场，其中有五家属于华商，包括最大的一家“亚洲广场”。1998年印尼排华骚乱的时候，打横也发生了暴乱，当地华人受到一定的冲击。陈端新和陈汉娘夫妇的商店就在华人商业街上，主要经营日用百货，雇佣了几个员工。他们的家在商店的后院，面积很宽敞，在1000平方米以上。房间布置得优雅整洁，在客厅的一角是孔子画像，他们每天都要向孔子祭拜。商店隔壁是他们的儿子和儿媳的店铺，专门经营布料，生意相当红火。小夫妻俩是在澳洲留学的时候认识的，但毕业以后他们回到印尼开创自己的事业。
    
    陈端新先生出身于孔教世家，他的父亲当年就是打横孔教礼堂的创办人之一，后来还出任当地孔教会主席。他们家里保存着大量打横孔教礼堂以及印尼孔教的图片和资料，从中可以一窥印尼孔教的发展轨迹。据说1965年苏加诺总统还在任时，为了决定要不要给予孔教以官方宗教的地位，专门派了集大学教授、牙科医生和退休将军等诸多头衔于一身的穆斯塔普博士 (Dr. Mustopo) 前去实地考察。当他来到打横孔教礼堂的时候，正好看到众多的孔教信徒在举行宣道活动。于是他把情况如实向苏加诺总统汇报，孔教随即被认定为印尼的官方宗教之一。这个故事究竟有多大的可靠性值得进一步探讨，但孔教在六十年代苏加诺任上被承认为印尼官方宗教是不争的事实。我在陈氏夫妇的家里看到了一张穆斯塔普博士在孔教会演讲的图片，是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因为即便在印尼孔教内部也很少有人知道这段历史。穆斯塔普博士曾经创办了一所牙医学校，后来发展成有名的穆斯塔普大学。他于1987年在故乡万隆去世，并葬在当地。2007年，尤西诺总统追封穆斯塔普博士为印尼民族英雄。
    
    临近中午时分，我们终于启程向下一站尖米士进发。从万隆到打横沿途山峦起伏，风景优美，但是从打横到尖米士一路没有什么风景可看，公里两边都挨挨挤挤修满了房子。尖米士礼堂的道亲已经早早地等着我的到访，他们还专门花钱请了一位会说中文的穆斯林女孩玛利亚做翻译，因为当地孔教会里没有会说中文或英文的人。玛利亚长得白皙而文静，总是面带一副善解人意的笑容。她当年以优异成绩被西爪哇省选派到中国学汉语，六年后取得暨南大学硕士学位，今年夏天刚刚回到故乡的一所中学教中文。她说得一口很纯正的普通话，并没有觉得教中学是大材小用。像许多印尼穆斯林女孩一样，玛利亚也戴着穆斯林头巾。据她介绍，印尼的穆斯林女孩可以选择戴头巾或不戴头巾，但是一旦选择了戴，一辈子都不能摘下来，所以这一步对自己来说是一个非常庄严神圣的决定。玛利亚长年在中国追求学业，所以快三十岁了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对象，她对自己的未来既满怀着希望，又带有一些淡淡的哀愁。
    
    尖米士是一个小城市，全市人口12万多，其中华人约4000人。孔教礼堂与福德庙隔街相望，始建于1975年，信徒有500人左右，但经常参加活动的也就几十人。礼堂主席叫林有机，是一个非常热情而实在的人。林先生经营一家药房，他的家就在礼堂附近。一般地方孔教会主席任期四年，林先生的任期马上就要到了，所以他事无巨细，都十分认真。尖米士礼堂的布局与其他地方的孔教礼堂差不多，正前方是孔子画像，上书“至圣先师”四字，一左一右是两只麒麟，香案的布幡上绣着“文行忠信”四字，讲台上印着“皇矣上帝”，大门的内侧上方则是“勤俭”两字。礼堂两侧的墙上分别用中文和印尼文写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尖米士礼堂每个月举办六次活动，一般在每个周末以及农历的一号和十五号。每逢传统节日、婚礼、葬礼和立愿仪式，该礼堂也会举办宣道和祭拜活动。此外，每个周末还有分别为成年人和青少年开办的读经班，目前青少年班共有小学生五人和初高中生八人。下午六点钟开始，正好有青少年读经课。我数了一下，今天来上课的共有八个孩子，他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四书》。班上最小的是一个十岁的男孩，最大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大学女生，她还有三个妹妹也在同一班上。老师介绍说，这几个女孩都是因为学校的要求来上读经课的，期末她们还要参加这里的考试，由礼堂老师出题。这些青少年除了要学习儒学和孔教的历史、儒学义理价值以外，还要学习孔教的仪礼和行为规范。
   
    晚上七点钟，礼堂的宣道活动正式开始，仪式和内容与我在丹格朗、茂物和加拉璜所看到的大致一样。男士统一坐在相对讲台的左边，女士统一坐, 在右边。主持人和音乐伴奏者都是刚刚上完读经班的青少年，他们主持仪式中规中矩，不由得让人刮目相看。举行上香仪式的一男两女三人身着白色短袖衬衫，前胸后背都绣有木铎和麒麟的图案，是印尼孔教的常见制服之一。与我在丹格朗和茂物的所见所闻相比较，感觉上香仪式还是穿传统中式长袍显得更庄重肃穆些。林有机先生上台致热情洋溢的欢迎辞，玛利亚在一旁作简短的翻译。随后是一位年轻的教生维迪先生上台作今天的主题宣道演讲，洋洋洒洒，有如江河恣肆。维迪先生是爪哇族人，个子不高但身材健硕，身着一袭黑衣，留着一抹八字胡，给人干练果断的印象。他是附近班贾尔孔教礼堂的专职教生，今天是到尖米士礼堂作友情宣道。印尼孔教来自其他友族的信徒很少，万隆的邦邦和班贾尔的维迪是我迄今为止仅见的两例。看来孔教要超越“华夷之辨”的民族宗教而真正成为“有教无类”的普世宗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幸我没有被邀请上台演讲，如释重负。与其他孔教礼堂一样，今晚的宣道仪式在“咸有一德”的圣歌中开始，也在同样的歌声中结束。
   
    在万隆，我遇到了此行的第一场大雨，印尼的雨季正好从十一月开始。尖米士整个下午和晚上，都在不停地下雨。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我将睡一个踏踏实实的好觉。
    
    印尼孔教28天行记之第十一天
    爪哇族教生维迪先生
    
    早上应邀参加尖米士礼堂青少年组织的周日宣道活动，虽然其程序和仪式与成年人的宣道活动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完全由一群几岁十几岁的少年儿童独立完成，还是挺有意思。昨天下午我在青少年读经班上看到的一个很活跃的男孩是今天宣道活动的主持，看起来只有十岁左右，调皮而聪明，可惜没有来得及问他的名字。九点钟左右，来参加活动的孩子们都陆陆续续到齐了，一共有14个，很不错的出勤率。其中有一个最多两岁大的小女孩，也跟着大孩子一起，有模有样地学习孔教的礼拜仪式，不由得让人联想起《史记：孔子世家》里记载的年幼时的圣人：“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主持仪式的小男孩宣布礼拜活动正式开始。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肩并肩，虔诚肃穆地走到孔子的画像前，然后恭恭敬敬地三鞠躬，点燃香案上摆放的蜡烛，再一起向孔子像诵念祷文。上香仪式之后，全体孩子一起肃立，在音乐伴奏下齐唱“咸有一德”，也就是印尼孔教的开场圣歌。在此之后，另外一个男孩到讲台上诵读《四书》中的一些章节，这应该是今天宣道活动的主要内容，毕竟孩子的学识有限，无法像大人那样讲经。大家再一次齐唱三首孔教圣歌，然后是为我安排的一个问答讲座。孩子们兴致勃勃，问了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玛利亚在一旁做翻译。宣道活动的最后，那三个主持上香仪式的孩子再次走到前台，向孔子画像鞠躬敬礼，并熄灭了蜡烛。随着三声悠扬的钟声，众人起立向孔子像三鞠躬，整个活动宣告结束。有一个经营糕点生意的张佩华女士，家就在孔教礼堂的对面，她的几个孩子都定期参加礼堂的宣道活动，再加上她及丈夫都是孔教徒，可以说是一个虔诚的孔教家庭。孟母三迁才找到一个适合孟子成长的环境，张女士的家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左靠福德庙，面对孔教礼堂，一家的生活都与孔教紧密相关。今天司职音乐伴奏的就是张女士的最小一个女儿，而她的另外一个女儿即将到万隆上大学，也经常参加孔教活动。
    
    向礼堂主席林有机先生告别后，我们一行人向下一个城市班贾尔进发。与我同行的有张佩华女士和另外四位当地的女道亲，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翻译玛利亚，此外还有司机，一共九个人，把面包车塞得满满的。这辆车是尖米士礼堂的专用车，虽然有点破旧，没有空调，但是经济又实用。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竟没有感觉有多热，虽然当天的气温可能高达三四十度。车出尖米士城外，我们停在一家颇具印尼特色的路边餐厅吃午饭，有巴东菜的风格，但还有几道蔬菜我从来没有见过，新鲜欲滴，让我食指大动。其中一道菜，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来自水稻田里的野草，在这里却变成了一道特色菜，用青辣椒素炒而成，清新爽口，回味无穷。印尼巴东风格的餐厅有一个特点，就是大部分的菜都是现成的，一古脑儿全摆在桌子上，你吃什么自己拿，结账的时候只算吃了多少，没吃的不算在内。我想这多少也体现了当地淳朴的民风，老百姓相互之间，不管来自什么种族，还是有最起码的信任。
    
    半个小时以后，我们抵达了班贾尔的孔教礼堂，几天前印尼孔教的徐再英学师刚来过打横(斗望)、尖米士和班贾尔三个城市举行宣道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孔教家庭出身的礼堂主席黄壹亮先生和爪哇族的教生维迪先生，以及其他几位道亲热情迎接了我们，尖米士礼堂的几位娘子军把我送到班贾尔以后就径直打道回府了。由于礼堂当天没有宣道活动，所以只开了一个简短的座谈会，黄壹亮先生作了礼堂的总体介绍。尖米士和班贾尔两地的孔教礼堂都没有会说中文或英文的人，因此翻译玛利亚一直随行。班贾尔也是一座小城市，人口大约20万，华裔家庭有300个，其中孔教信徒有200人左右，但是经常参加孔教活动的有75人。与其他地方的情况类似，这里的孔教徒也以三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居多，年轻人偏少。可喜的是，这个礼堂也有自己的青少年周日读经班，现在有14个孩子经常参加活动，年龄从上幼儿园到上初中的都有。班贾尔礼堂建于1972年，日常开销靠信徒捐款以及当地华商的捐助来维持，有时礼堂还要举办抽奖活动来筹集资金。由于该礼堂规模不算大，他们每个月只举行两次活动，就是农历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另外再加一些传统节日、国家节日和婚丧嫁娶等特殊活动。
    
    爪哇族出身的维迪先生直爽健谈，昨晚在尖米士礼堂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之后，连夜赶回了班贾尔，他是这里的教生。他四十出头的年纪，已经成家立业并养育有三个孩子。作为印尼孔教的年轻一代教职人员，维迪加入孔教的经历对于了解孔教内的非华族信徒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穆斯林，经常参加清真寺的礼拜活动，但是始终没有找到自己完全认同的信仰。后来他又有意识地接触了基督教和佛教，仍然没有满足心灵的渴求。最后他终于在印尼孔教这里，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源泉，到现在已经信仰孔教十五年了。对于一个半路出道的孔教信徒，做到教生这个职务要付出很多艰辛的努力，维迪也不例外，这十多年中他都在不断学习，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孔教道亲的帮助。要获得印尼孔教的教职，在多年的辛苦学习之后，还要到中爪哇的梭罗市参加考试，通过了才被授予相应的职称。从某种意义上说，梭罗就是印尼孔教的梵蒂冈，不仅在孔教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世的八位学师中有三位住在那里，包括德高望重的徐再英学师，他们堪称解释印尼孔教教义的最高权威。
  
    班贾尔之后的下一站是井里汶，两个城市都在西爪哇省的最东端，但是前者靠近爪哇岛的南岸，也就是印度洋海岸，而后者在该岛的北海岸，属于太平洋的爪哇海。因为从班贾尔到井里汶没有直通公路，我要先折回尖米士，再从那里前往目的地，需要穿越横亘东西的火山群，俗称普里雅甘山脉。按照印尼孔教总部为我制定的计划，明天我要走访三个地方：井里汶，阿地维那和直葛，好在后两个地方紧挨在一起。黄壹亮、维迪以及另外两位班贾尔的道亲不辞劳苦，专程送我回到尖米士，入住与昨晚相同的普里雅甘旅馆。一路走来，有这么多热心的孔教道亲倾情相助，我已经完全忘记了身处异国他乡的孤独。明天的旅程，应该有同样的惊喜吧。
    
    印尼孔教28天行记之第十二天
    陈三财和井里汶孔道教堂
    
    早上九点钟，班贾尔礼堂的黄壹亮主席和另外两位道亲，尖米士礼堂的张佩华女士，我的翻译玛利亚，外加司机和我，一行七人浩浩荡荡地向井里汶开拔。这座城市是印尼主要的港口之一，由于紧靠海岸，夏天尤其闷热潮湿，好在我只作短暂停留。从尖米士到井里汶有三个多小时的车程，公路穿越横亘爪哇岛的普里雅甘山脉，沿途风景十分优美，高低的山峦，起伏的稻田，满山的香蕉树、椰子树和其他各种热带植物。有意思的是，沿途一共看到三个供有老虎塑像的神龛，想来早年的爪哇岛老虎肆虐，百姓不堪其苦，所以修了老虎神龛来祈求虎神的大慈大悲。印尼的华人寺庙大都也供奉虎神，一般安放在主神的底座下，或者与福德正神放在一起。这也可以看作是华人宗教在印尼本土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经过海拔三千多米、云蒸霞蔚的芝雷迈火山之后，掩映在万绿丛中的井里汶渐渐在视野里变得清晰起来。这是一座常住人口三十多万的中等城市，华人在两三万左右。但是白天加上从郊区赶来上班和经商的人士，全部人口高达一百多万，掩不住的躁动和喧嚷。井里汶位于西爪哇和中爪哇的交接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历史上就是巽他文化、爪哇文化和华人文化的交汇点。十六世纪时它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伊斯兰教苏丹王国，前印尼总统瓦希德的先祖陈英发，身为伊斯兰教长老，当年就在这一带建立回教社区，积极推动伊斯兰教在西爪哇的传播。所以瓦希德在总统任上时，每年都到井里汶祭拜先祖，以示不忘其文明开化的功绩。近几年来，印尼学术界和华人社群为了治愈族群冲突留下的伤痕，特别是原著民族与华族冲突的痼疾，正试图重新认识和评价华人对于伊斯兰教在印尼传播所做的贡献。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考证，井里汶的苏丹王国和万丹苏丹王国，都是由华裔卓阿波建立的，甚至他也是雅加达的开埠者，距今有480年的历史。
    
    华人移民井里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六百年前，这里的孔教礼堂也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由于坐落在井里汶旧港口边上的达朗街，更早以前是华人聚居的达朗村，所以也俗称达朗庙。不过，这里的孔教会不把他们的道场叫做“礼堂”或“孔庙”，而是称为“孔道教堂”，但意思和功能是完全一样的。根据荷兰人波特曼的《达朗三宝公庙纪事》，该礼堂始建于1450年间，是郑和下西洋来到印尼的时候最早建立的回教堂之一。后来随着伊斯兰教在当地的一度衰落，该回教堂逐渐演变成纪念郑和的三宝公庙，被当地华人用来祭拜三宝大人和其他神明。其间，该庙也曾经成为华人社区的义祠，收容穷苦华人。1930年，三宝公庙改名为孔道教堂，一直沿用至今。2005年，当时的礼堂管理人员利令智昏，差点把整个建筑卖给开发商，幸好当地孔教信徒和华人社区群起抗议，成功游说井里汶市政府把该建筑列为历史文化遗产，才得以保存下来。三年前开始，礼堂在民间集资的基础上陆续得到了维护和翻修，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礼堂的红漆大门上，一左一右镌刻着“孔道教堂”四个大字，鲜艳夺目。进入礼堂，映入眼帘的是“入德之门”四个金黄大字，悬挂在第二进的大门门楣之上，门面上是“礼智仁义”四个大字。一左一右的墙上分别挂有两块牌匾，左面的写着“以仁慈善良为基本，以坦率友爱为胸怀，言之以理，待之以礼，动之以情，行之以果，”右面的写有“天下有二难，登天难，求人更难；人间有二苦，黄连苦，贫穷更苦；天下有二险，江湖险，人心更险；人间有二薄，纸张薄，人情更薄”。还有一块单独摆放的木质牌匾，上面列着印尼孔教的传统节日，共计有：春节，敬天公(正月初八)，上元，至圣忌辰(农历二月十八)，清明，端阳节，中元，敬和平(农历七月二十九)，中秋节，至圣诞(农历八月二十七)，下元，冬至节，二四升安(腊月二十四)，和除夕。
    
    礼堂的大厅在最里面，中央摆放有孔子和弟子以及儒教诸圣的神位，两边还有关公和福德正神的塑像。与其他地方的孔教礼堂显著不同的是，井里汶礼堂还供奉着三财公的灵位，灵位的上方悬挂一匾，写着“财政之诚”四个大字。据说每年都会有很多人来祭拜三财公的灵位。三财公原名为陈三财，是井里汶苏丹王国的财政部长。他是穆斯林，但是却非常崇拜孔夫子，因此经常到孔庙 (当时的三宝公庙，现在的孔道教堂) 去祭拜孔子，人们甚至认为他是伊斯兰教的叛徒。当时首任井里汶苏丹(有人考证为华裔卓阿波) 逝世，由他与“中国公主”所生的儿子继位，这个“中国公主”据说就是陈英发 (瓦希德总统的先祖) 的女儿，而陈三财是公主的侄儿。由于小苏丹年龄太小，因此就由陈三财实际掌握井里汶苏丹王国。1585年，陈三财在王宫内因食物中毒而死，其妻子将其尸体以伊斯兰教的方式葬在自家住宅后院。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很喜欢到孔庙烧香，因此在他葬后，非伊斯兰教的华人将他的灵位摆放在了孔子神位的旁边作伴，几百年来与孔子一起受到后人的祭拜。
    
    井里汶礼堂的主席因事外出，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叫陈瑞璋的年轻理事和一位被众人尊称为老师的老先生。主人已经煮好了绿豆粥款待我们，在酷热的夏天尤其清热解渴。陈理事和“老师”两人都能说流利的中文，所以翻译玛利亚可以暂时歇一口气。据他们介绍，这里的孔教信徒以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居多，年轻人很少。礼堂一般在农历的初一和十五以及传统的孔教节日举行宣道和祭拜活动，平常时间也就二三十人参加活动。这座庭院宽敞、建筑宏丽的礼堂是印尼孔教里数得着的“豪华”道场之一，但是看来人气并不旺，其中有诸多原因，最主要的就是前几年的一位姓Oei的礼堂领导人的昏庸腐败 (我不知此人现在是否仍在礼堂任职，陈瑞璋理事没说清楚)。那位被尊称为老师的老先生是第二代侨生，也并不是孔教信徒，自称尊孔，但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他经常到孔道教堂跟大家一起练习盘古神功，也就是传统气功的一种。此外，礼堂还开办有武术、太极、舞狮、中文、《弟子规》等课程，琳琅满目，不一而足。
    
    与井里汶礼堂的道亲话别之后，我们直奔一个小时之外的阿地维那镇孔教礼堂，从尖米士和班贾尔陪我来的同伴们也就此打道回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每天都认识新朋友，同时又送走旧朋友，这新旧之间也就一两天的差别而已。阿地维那是一个有十万人口的大镇，其中华人两千左右。这里的礼堂也是每个月举行两次宣道活动，农历的初一和十五，经常参加活动的有六十多人，大多是老年人。可喜的是，他们还办有周日青少年读经班，有三十个少年儿童参加，他们除了学习《弟子规》等经典外，还要学习孔教的崇拜礼仪和行为规范，此外还有中文课。这个礼堂是在华商的赞助下重新修建的，正门上镌刻着“孔教礼堂”四个大字，苍劲古朴。有意思的是，紧靠礼堂的左边是一座佛教寺庙万应庙，礼堂的楼上是一座观音堂，三个道场属于同一建筑群，紧密相连。据这里的道亲讲，他们除了到孔教礼堂祭拜孔子、举行宣道活动以外，还同时到万应庙烧香，到观音堂向观音祈福。也就是说，参加三个道场活动的都是同一群人。可以看出，这里三教合一的特征更加明显，与加拉璜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加拉璜的慈恩宫，虽然孔教礼堂、佛寺和道观都栖身于同一座庞大建筑内，但是它们相对分隔开，参加三个道场活动的也是相对独立的不同人群，尽管其中肯定有交叉重叠的部分。
   
    阿地维那镇孔教礼堂每年有一个重要活动，就是元宵节抬神上街游行，这在整个印尼华人社区也是一个重大的宗教民俗活动。我看到礼堂建筑的一间偏厅里摆放着一顶专门供抬神游行用的轿子，漆成鲜艳的红色，边角镶嵌着金龙，还镏有“万应庙”和“福德正神”几个金色大字，非常喜庆耀眼。印尼华人的元宵节抬神游行颇具特色，其中以西加里曼丹省三口洋市的扶乩游行独具盛名。最盛时，有多达七百名男女组成的乩童，华族为主，也有当地的土著达雅族，身着传统的中式戏服和其他各种眼花缭乱的服装，站在众人抬行的轿子上，待到请神上身以后，用利刃割舌头，赤脚站在刀尖上起舞，用粗大的钢针甚至树枝穿透脸颊，或者做出其他常人难以想象的骇人动作，但他们却毫发无损。据说早年华人刚移民到婆罗洲也就是加里曼丹岛的时候，当地闷热潮湿，瘟疫横行，许多人当即病倒或者病逝。于是人们采用扶乩的方式，战胜各种瘟疫得以幸存下来，而元宵节扶乩游行的习俗也流传了下来。阿地维那镇的华人元宵节游行有没有扶乩活动不得而知，但他们每年抬神游行的时候，全镇的人不分华族爪哇族都参加，规模相当庞大，也反映出华人文化传统在当地的影响。即便在苏哈托统治时期，华人语言、文化和传统习俗被全面打压，每逢元宵节，阿镇的华人仍然在室内举行抬神游行，让华人文化传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印尼孔教28天行记之第十三天
    北加浪岸的孔教礼堂官司

    早上，直葛孔教礼堂的三位老大姐来到我住宿的旅馆接我，阿地维那礼堂正式把我转交到了直葛礼堂手上，其实两地紧挨在一起，更像是同一个城市。直葛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位于爪哇岛北海岸，曾经是印尼的蔗糖工业重镇，也盛产各种印尼茶，更以遍布大街小巷的名叫“瓦弄”的茶棚闻名于世。史载，直葛人在17世纪时期，已受中国人饮茶文化风气之薰陶，至今当地人品茗风气很浓，他们把饮茶当作是饮食文化的高度享受，可以说直葛是印尼的茶文化之都。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印尼就已成为全世界著名的五大产茶国之一，其中尤以直葛一带为产茶胜地。时至今日，直葛茶的品种丰富而且多元化，茶叶、茶粉、即溶茶已在印尼茶叶市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直葛人办喜事，爱用直葛茶装入精致礼品盒惠赠嘉宾，表明直葛人以直葛名茶为自豪。此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直葛还一度成为印尼共产党的活动中心，但印共很快受到镇压，活动中心也转移到他地。
    
    爪哇岛北海岸的城市普遍有相对集中的华人社区，直葛也不例外，当地有一座泽海宫，在印尼远近闻名。泽海宫建于1760年左右，已有两百五十多年历史，供奉的是大伯公泽海真人 (也有说大伯公另有其人或另有其神)。据说泽海真人来自福建垄川，名字叫郭六官，官是人们对他的尊称。据三宝垄华人公馆史册记载，郭六官曾经率众抵抗荷兰统冶者对华人的暴行，其事迹在印尼历史上被称为“唐人轰动史”。民间也广泛流传着许多关于郭六官的故事，比如说他在各岛间经商时施计巧胜海盗；也有说他同时在好几个地方现身，向当地人传授先进生产技术、帮助解决生活上的苦难，等等。在这些故事传说里，郭六官从一个人人敬拜的英雄豪杰逐渐演变成一个海上航行的保护神，受到印尼华人的顶礼膜拜。因此，泽海真人是具有印尼本地特色的神灵，是除了郑和以外第二个被神化的人物。这也是华人宗教信仰在印尼本土化的又一个典型例子。
    
    来接我的三位老大姐名叫陈宝英、陈水金和金玉娘，都在七十多近八十的年龄，但都精神饱满，神采奕奕。两位姓陈的老大姐说得一口标准的汉语，金大姐也能说一些中文，不是很流利。特别让我惊讶的是，金玉娘是朝鲜族，其父亲二十五岁的时候才从新疆移民到印尼，所以她是第二代侨生。在爪哇遇到从新疆来的朝鲜族孔教徒，这也算是一个奇遇了。万隆的蒙古后裔孔教会主席邦邦，班贾尔的爪哇族教生维迪，和直葛的朝鲜族孔教徒金玉娘，他们虽然寥若星辰，但却证明了印尼孔教的多元化和生命力，令人倍感惊喜和振奋。
    
    直葛孔教礼堂有一百多信徒，在印尼孔教里算是比较大的规模。今天是星期二，正逢直葛礼堂举办规模宏大的卡拉OK大赛，共有三十六名参赛选手，老中青少都有，但以中老年选手居多。为了达到轰动效果，组办方专门从马来西亚请来了一位名叫“小黑”的印度裔歌星助阵，因为他能演唱中文歌曲。我们到达一个叫“天堂”的会展中心的时候，看到直葛礼堂的道亲们正在忙着布置比赛会场，舞台上音响设备一应俱全，一张巨大的海报张贴在墙上。几位跃跃欲试的歌手正在舞台上放声高歌，为即将到来的决赛作最后的热身。投影机上播放的是港台流行歌曲，看来他们晚上的比赛都是用中文演唱，这也从侧面说明当地华人社区的中文水平。匆匆与直葛孔教会主席打个照面以后，陈宝英和陈水金两位老大姐就和我一同上路，往五十公里外的北加浪岸进发。此时是早上九点钟。那里的孔教礼堂今天要出庭打官司，有关他们与隔壁佛教寺庙保安殿的产权纠纷。这是我今天活动的重头项目。
    
    官司原定十二点开庭，但是因故推迟到了下午两点。代表北加浪岸孔教礼堂一方的是春乃帝律师，这是他的印尼名字。因为他姓苏，华人都叫他苏律师，家住在泗水 (苏腊巴亚)。苏律师本人是坚定的孔教徒，所以他帮助孔教礼堂打官司是义工性质，不收取任何报酬。同行的还有他的儿子，也是律师出身，担任其助手。颇令苏律师自豪的是，如今父子俩都有了法学博士学位，事业上蒸蒸日上。他说，家族的优良传统正是来自于儒家价值，虽然他儿子不是孔教徒，但是他想让其跟孔教徒接触，熏染儒家传统的伦理价值。苏律师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他的父亲是来自福建永定的客家人，全家一共有十一个兄弟姐妹。他本人有三个孩子，同行的助手是他的第二个儿子，曾经在澳大利亚和日本留学，会说流利的英文和日语，却不会说中文。这似乎是印尼华人年轻一代精英的普遍现象，大都会说程度不同的英文，却几乎不会说中文。大概是作律师的职业要求，苏律师父子都西装革履，仪表不凡，并具有典型的中国北方人的形貌特征。
    
    北加浪岸孔教礼堂的产权官司背后有很深的历史背景，它同时也是整个印尼孔教与其他兄弟宗教之间处理产权纠纷的一个缩影。起因还是在苏哈托的排华政策，华人不得说中文，写汉字，庆祝传统节日，孔教礼堂也成为重点打压的对象。于是许多礼堂要么与佛教、道教的寺庙联合，挂上三教的牌子，有些单独存在的礼堂则改称佛教或道教的寺观。由于佛教在印尼一直是官方承认的宗教，没有受到政府的打压，所以孔教礼堂改称佛教寺庙或与其联合实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而且也具有正面的历史意义。在后苏哈托时代，孔教得到平反，正式成为官方宗教，从地下活动走向公开活动，曝光率大增。在瓦希德任上，华人的春节被印尼法定为全国性的公共假日，印尼孔教立下汗马功劳。此外，借鉴基督教的主日崇拜，孔教礼堂发展出定期和不定期的宣道活动，一有活动，孔教信徒蜂拥云集，热闹非凡。相对而言，佛教和道教寺观都没有宣道活动，他们只是提供场地和服务，让善男信女前来烧香磕头，求神拜佛，与俗世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因此，有些原先与孔教联合的佛教或道教寺庙在孔教重新公开化以后，感觉受到冷落、排挤或骚扰，就试图把原本和谐共处的孔教礼堂驱赶出来，他们在产权上的最大的根据就是寺庙的名称。北加浪岸礼堂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苏律师说，这个案子非常重要，如果礼堂输了，全印尼的佛教道教寺庙可能会竞相效尤，影响将十分恶劣，所以他要不顾一切帮助礼堂打赢这个官司。
    
    趁着还未开庭，我们回到北加浪岸礼堂举行了非正式 的礼拜宣道活动，部分目的也是为了让我观摩。礼堂坐落在一条狭窄街道的拐角处，场地不大，只有几百平方米的样子。隔壁就是与之打官司的佛教寺庙宝安殿，金碧辉煌，宏伟壮丽。寺庙的旁边还刚建了一栋高达四层的龙凤堂，雕檐画栋，气势非凡。相形之下礼堂显得尤其矮小破旧，但不知为何宝安殿竟容不下小小的礼堂，非要赶出去而后快。今天参加礼堂活动二三十位道亲，无一例外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年人，竟然没有一个年轻人。看到他们因为官司的纠纷而愁眉不展的样子，我心如刀割一般。如果他们打输了官司，真的很难再找到别的场所举办宣道活动，除非有巨商大贾愿意鼎力相帮。在中爪哇一带的中小城市，很多华人都是空巢家庭，年轻的子女都在雅加达、万隆等大城市学习、工作，只有老年人留守在故乡。孔教活动为许多中老年华人提供了精神慰藉的场所和渠道，使他们在人生的黄昏阶段不再空虚和寂寞。
    
    下午两点正式开庭。不大的法庭内座无虚席，都是前来旁听的孔教道亲，饱经风霜的脸上，写着殷殷的期盼。苏律师事前向法官陈情，我被允许在法庭上拍一张照片。不过我关掉闪光灯，偷偷地多按了几次快门，想把这对于印尼孔教来说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更真切地记录下来。印尼法律规定，公民到政府机关任职，或者到法庭诉讼或作证，都要履行宗教宣誓仪式。在孔教受到压制的时期，孔教徒在法庭上一般是对着关公像宣誓。关公在印尼孔教里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凡是有孔教礼堂的地方都能找到关公像。有意思的是，关公同时也被纳入了佛教和道教的众神殿堂，在佛教里他是伽蓝菩萨，在道教里则是协天大帝。就在开庭的时候，我们也见证了这有趣的一幕。宝安殿起诉方的证人，和孔教礼堂辩护方的证人，先后都向置放在法庭一角的关公像祭拜宣誓，然后才开始作证。苏律师和起诉方代表人争锋相对，甚至到面红耳赤的程度。一个小时以后，法官宣布休庭，并没有作任何判决。原来，今天的出庭只是这场马拉松式官司的第八次，以后双方还要出三次庭。孔教道亲们久久不愿离去，聚集在法庭外的院子里，热烈而激动地交谈着。我不知他们都在说些什么，我也不知道最后的官司会是什么结果。但是我知道，不管未来是荆棘满途还是阳关大道，印尼孔教都将一步一个脚印，坚定而顽强地走下去。
   

    印尼孔教28天行记之第十四天

    热心孔教事业的实业家余长秀

     
    井里汶、阿地维那、直葛和北加浪岸都位于中爪哇的北海岸，从西到东横向一字排开。今天要掉头一路向南进发，再次穿越横亘爪哇岛的中部山地，抵达靠近印度洋海岸的普禾加多市。一如其他孔教礼堂一样，北加浪岸礼堂也派出了强大的阵容一路护送我到目的地，包括主席叶春兰和其他三位老大姐，一位不知名的老先生，和年轻司机赫曼。车里挤得满满登登的，大家有说有笑，偶尔还停下车来买点小吃，完全看不出他们昨天在法庭上旁听时愁眉苦脸的样子。早上九点钟，车出北加浪岸，公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碧绿青翠的水稻田，向人展示着这一方鱼米之乡的富饶。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开始进入山区，逶迤回环的公路在山谷中穿行，四处的景色异常优美。印尼降水充沛，只要走出城市的喧嚣，哪里都是山清水秀，青葱苍翠，让人赏心悦目。途中偶然见到一座新修的华人清真寺，就在公路旁边，碧瓦红檐，华丽壮观，粉白的墙上还写着斗大的几个字，“祝你们平安”，让人倍感惊喜和亲切。中午一点左右，我们抵达了普禾加多，一座隐藏在山间盆地的美丽城市，全市人口约25万。据说雅加达因为交通堵塞，污染严重，印尼正在考虑迁都，普禾加多是来自爪哇岛的唯一的候选城市。当地的华人人口数目不详，但是在几个街口都看到貌似华人面孔的行人，想必华人社区有一定的规模。
    
    几经周折，终于在一座叫做“和谐大厦”的大楼前，我们与普禾加多孔教会的负责人碰上了头。和谐大厦的门前矗立着一座孔子雕像，是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于2005年捐赠的，据说这是全印尼唯一的来自汤博士捐赠的孔子像。接待我们的是普禾加多孔教会主席张猛粦、孔教活跃人士余长秀和布迪。印尼孔教会的职务都是兼职，没有任何报酬，无论是普通信徒还是负责人一般都有自己的事业。比如说，张猛粦从事的是化工塑料产业，余长秀拥有三家工厂，布迪则有自己的商业咨询公司。余长秀在孔教内没有任何职务，但他自称是孔教事业的推手，热心参与孔教的建设，积极回报社会。所以除了管理三家工厂以外，他还是当地两家三语学校 (也就是中文学校) 的共同创办人。布迪在孔教内的职称是教生，不过他同时也是正在修建的孔教书院的院长。根据布迪所说，普禾加多市主要的华商都信奉孔教，而他本人也是按照儒家的道德价值来立身处世。
    
    午餐就在和谐大厦斜对面的一家面馆，一人一碗面条，简单而随意。余长秀身为普禾加多市最大的雇主，生活却极其简单，每天早上六点到八点坚持练气功，然后才开始一天的工作。每天的午餐都是在这家面馆解决，店主正是他的亲妹妹。午餐过后，我们回到和谐大厦参观，原来这是一所刚具雏形的三语学校，由当地孔教基金会创建，余长秀本人是基金会的创办人之一。现在印尼华人办的中文学校一般都叫三语学校，学生不限于华裔子弟，都要学中文、英语和印尼语。之所以叫三语学校而不是 中文学校，我想除了全球化的市场需求考虑以外，也是为了避免其他兄弟民族的猜忌和嫌疑，长期以来的经验和教训还历历在目。余长秀想把这所学校办成以儒家价值义理为宗旨的孔教学校，招收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华裔和非华裔不限，每月的学费只有两万印尼盾，也就是十四元人民币。现在孔教幼儿园已经开办四个月了，明年这批孩子就将进入一年级学习。幼儿园的墙上绘着以宗教和谐为主题的图画，以及一些耳熟能详的儒家传统故事。
    
    这是一所规模相当大的学校，和谐大厦内部除了幼儿园教室和办公室以外，剩下的空间现在是室内运动场，不知将来是否分隔成教室。在大厦的后面还有面积很大的一片空地，将来也要建教学楼。在三语学校的旁边，是另一所漂亮的学校，隶属于前总统瓦希德的政党“民族觉醒党”。余长秀先生说，现在这所学校的场地和资金都不是问题，但是急缺中文老师，所以他希望能够得到中国国家汉办的帮助，在志愿教师、课本和教学大纲等方面给予支持。此外，他还想在普禾加多市的一所大学建立孔子学院和中医药研究所，把中华文化介绍给当地人民并使之受益。让余先生引以为豪的是，普禾加多是印尼开国之父苏莱曼将军的出生地，而成为印尼新首都的候选地更彰显出这个城市的魅力。看得出来，余先生深爱这片生养他的土地，所以他想尽己所能，来回报当地社会。
    
    从余先生的学校出来，我们又去参观了福德庙，普禾加多的孔教礼堂就在庙里。福德庙坐落在一片闹市区，但是庙门显得高大雄伟，富丽堂皇，门上边一左一右拱卫着两条飞龙。和其他地方的福德庙一样，这个庙也供奉着众多的华人神祗，从孔子、关公、老子、福德正神、释迦牟尼、观音，到福禄寿星、三保公郑和、天母娘娘、尉迟恭、秦叔宝、虎神等等，共达十八位之多。孔教礼堂没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只是坐落在大殿的左侧角落，显得昏暗拥挤。福德庙有自己的舞龙舞狮团，团队锦旗上绣着佛教、道教和孔教的标志，体现了三教和谐共处的精神。就在我们一队人马在福德庙的二门外坐下来喝咖啡的时候，一群爪哇族的孩子来到庙门前的小院子，开始舞龙排练，技艺娴熟，动作敏捷，看起来像是本庙舞龙队的成员。喝完咖啡以后，从北加浪岸陪我来的几位道亲便告辞打道回府了，他们这一路回去还有几个小时的车程。过多的言语是无用的，我在心里真诚地感激他们，尤其是想到眼下他们所处的困境。
    
    参观完福德庙之后，我们前往余长秀先生参与创建的另一所三语学校，普华三语国民学校。普就是普禾加多，华就是中华，该校和我们刚看过的孔教学校是普禾加多市仅有的两所三语学校。余先生介绍说，这所学校是用普华校友基金会建立的，现在已经有六年的历史。据我推测，原来存在过一个普华中文学校，但后来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停办，现在又重新开办起来，改名叫三语学校。全校共有580名学生，其中穆斯林占百分之三十，基督教占百分之六十五，剩下的是其他宗教信仰的学生，包括二十八名孔教学生和一名印度教学生，佛教学生则不超过十名。目前全校有一到六年级，准备明年创建初中部。普华学校在当地华人和非华人社区都建立了良好的声誉，最早几乎没有穆斯林学生 (如六年级只有三名，剩下都是华裔)，到现在穆斯林学生占百分之三十，这正是该校得到当地老百姓认可的标志，当然也跟学校定位于三语学校有关。跟孔教学校每月两万印尼盾相比，普华显得更像是一个富家子弟的学校，每月的学费高达三十万印尼盾。学校里有两位来自河北保定的支教老师，是一对夫妻，在这里已经六年了，看来他们打算长待下去。
    
    在去普华学校的路上，我们还顺道参观了余长秀先生的工厂。他的三个工厂分别制作假发及眼睫毛、化妆品和成衣。单是假发和眼睫毛工厂就雇佣了400人，都是当地爪哇族等土著民族的女孩，工厂产品大都出口到欧美国家。余长秀先生的祖上来自福建福清，他本人出身微寒，五岁就失去父亲，他的事业完全是白手起家。由于传统儒家伦理价值的熏染，他很懂得体恤民情，跟工厂员工关系很近。每到一个车间，他都尽量跟员工有视线交流，偶尔还闲谈几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他常用以自勉的句子。为当地创造尽量多的工作机会，这就是余长秀先生对社会的回报，所以他成为普禾加多市最大的雇主并不是偶然的。
    
    晚上，我们重新回到孔教学校的和谐大厦，跟三十多位普禾加多的孔教道亲座谈，气氛热烈而真诚。有几位年轻人还专程从附近的普巴灵加市赶来参加座谈会，一路风尘仆仆。期间，接到印尼孔教总会的通知，行程稍有修改，原本在普禾加多市之后的下一站是日惹市，但是现在要我放弃日惹，提前一天赶往另一座城市苏拉卡塔，也就是梭罗，那里是印尼孔教的重镇，八位学师中有三位现居住在那里，包括事实上的孔教精神领袖徐再英学师。我不知道孔教总会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安排，但是想到马上就要拜会几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心里有些忐忑不安。从普禾加多到梭罗坐车要半天时间，由于事出突然，他们已经安排好了一辆中巴明天早上五点来接我。这是印尼特有的一种公交服务，出行的人事先订好中巴车。司机按时上门接客人，等到一车都坐满后，就出发开往目的地城市，把客人逐个送到指定的地点。价钱可能比普通公交要贵，但是从门到门的服务很受旅客欢迎。明天的旅程将是第一次没有人陪伴我，我期待着一种全新的体验。
     
    印尼孔教28天行记之第十五天
    孔教重镇梭罗市
    
    昨晚接到印尼孔教总会更改我的行程的通知，今天一大早要坐中巴直接赶到梭罗。早上四点半就醒来，开始收拾行李。旅馆的床很硬，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最后才好不容易睡了一个小时。五点不到司机就到了，我跳上中巴，试图找一个好的位置睡觉，这时车里已经有了两个乘客。但司机招呼我坐在驾驶室里，由于语言不通，我只好听从了他的指挥。司机驱车前往几个约好的地点接人，在普禾加多市的大街小巷来回穿梭，终于载满了一车的乘客，然后开始向梭罗市进发。驾驶室里又挤进了一个小伙子，我坐在中间，正好在引擎盖上。车里还有一家华人，一位年轻的母亲和她年幼的儿子，以及儿子的外婆或奶奶，还有一位随行的爪哇族保姆。一个半小时以后，我们停在路边的一家大排档餐厅吃早饭，似乎是华人经营的。停车场里还稀稀拉拉地停着几辆别的中巴，看来乘客们大都在这里用早餐。这跟国内的长途客运有些相似，乘客在哪里就餐一般都有固定的点，司机直接把乘客拉到那里，然后从餐馆老板那里收取一定的回扣。
    
    坐在引擎盖上刚开始还没有什么异样，后来随着汽车的行驶，引擎渐渐发热起来，我一时间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倍受煎熬，却又动弹不得。公里两旁的风景飞也似地向后掠去，唯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成片成片碧绿的稻田，看起来有些像记忆中家乡的水田，但又有些说不出来的差异。从普禾加多山间盆地的凉爽，到梭罗平原盛夏季节的酷热，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过七个小时的颠簸，我们终于抵达了梭罗市。司机再用了半个小时，把客人一个一个送到目的地，我是最后一个下车的人。此时感觉屁股上已经捂出了不少水泡，隐隐作痛。但当梭罗孔教礼堂的牌楼出现在眼前时，一种强烈的朝圣的感觉突然间从胸口涌起来。终于到了！
    
    梭罗是一座很特别的城市，它曾作为马塔兰帝国的首都而短暂兴盛，长期以来一直与印尼直辖市日惹竞争爪哇文化中心的地位，还有不少街道名称保留着爪哇文的写法。有一首耳熟能详的印尼歌曲叫《美丽的梭罗河》，说的就是流经梭罗地区的一条河流。梭罗的 另外一个名字叫苏拉卡塔，现在仍是梭罗王室的所在地，以两个宫殿—梭罗皇宫和旺古尼嘉兰皇宫引以为豪。作为印尼爪哇文化中心之一，梭罗是一个处处可见舞蹈、音乐和印尼皮影戏的地方，同时也是通往世界驰名的佛教古迹婆罗浮屠寺的门户。1998年印尼大动乱，梭罗也是骚乱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暴民先是冲击银行和政府机关大楼，后来扩展到购物中心和商业繁华地段，最后演变成排华暴乱，在印尼当代史上留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伤痕。
    
    梭罗在印尼孔教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曾长期作为印尼孔教总会的所在地，直到十年前孔教总会才把办公地点迁到雅加达，现在梭罗仍是孔教长老协会的所在地。印尼孔教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于1923年在梭罗召开，大家一致同意成立孔教总会，并把总部设在万隆。1938年，梭罗孔教会邀请爪哇各地的孔教会举行全爪哇孔教会联合会议，在会上选出了孔教总会的领导机构，大会还决定创办《木铎月刊》作为孔教总会联系各地分会的月刊。从1942年到1945年日本侵占印尼期间，日本认为孔教总会反对日本而下令冻结其一却活动，这期间的华人宗教活动都十分低调的分散在各地进行。1954年，部分孔教人士在梭罗召开了代表会议，探讨重组孔教总会的可能性。翌年4月16日，成立了以郭谢卓博士为主席的印尼孔教联合会，所以4月16日就成为印尼孔教会的成立纪念日。1961年，印尼孔教在梭罗举行 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统一教规，并拜会宗教部长，要求确认孔教在印尼宗教部的合法地位。1967年8月，印尼孔教联合大会在梭罗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将印尼孔教联合大会改名为“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 MATAKIN ( Majelis Tinggi Agama Khonghucu Indonesia )，并沿用至今。1978年11月，印尼内政部发出传阅公函，明文指出政府只承认回教、基督新教、天主教、印度教和佛教。自此，印尼孔教就这样被“合法”的排除在外，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黑暗时期，直到2000年瓦希德总统上台才得以平反。
    
    可以说，拥有三位学师的梭罗孔教礼堂，是印尼孔教的神经中枢，它的历史也就是印尼孔教历史的缩影。幸运的是，我在礼堂见到了徐再英、陈克兴和林两仪三位学师，他们精神矍铄而又和蔼可亲，就像久别重逢的故人一样。徐再英今年已经七十八岁了，是印尼孔教资格最老、职位最高的宣道师，十多年来一直担任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副总主席和宣道师委员会主席，是印尼孔教的精神领袖，被尊称为“现代颜回”。他出生于中爪哇一个传统的孔教家庭，年轻的时候就通过立愿仪式成为正式的孔教徒，曾在梭罗创立孔教青年团。现在印尼孔教通用的《四书》就是由徐再英学师从马来文翻译成现代印尼文的，另外他也已经把《五经》中的《易经》、《尚书》和《礼记》翻译成了印尼文。陈克兴学师也有七十四岁了，受过华文高等教育，是梭罗孔教会唯一会流利说中文的人。他原本学的是理工科，现在拥有自己的工厂，但是业余时间通过自学成为印尼孔教的宣道师，现在是孔教总会宣教团促进发展部的负责人。林两仪学师在七十多岁的高龄通过刻苦努力，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就是荀子的思想，如今他是即将开学的印尼孔教高等学府----孔教书院的主席。
    
    傍晚六点钟，我与梭罗礼堂的三位学师以及其他几位道亲举行了很随意的座谈。根据他们所讲，梭罗地区共有三千多孔教信徒，但是平常参加梭罗礼堂活动的也就五十多人，而且以中老年人为主。礼堂每个周末都有宣道活动，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则一般是年轻人的活动。由于梭罗孔教会拥有三位学师和其他文师、教生等孔教专门宣道人才，一般的信徒很难有机会上台讲道，这与加拉璜礼堂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孔教总会主席黄耀德就住在加拉璜，但是那里还没有一位文师，因此平常都是由一般信徒轮流上台讲道。梭罗的三位学师除了在本礼堂讲道以外，偶尔还要到外地礼堂宣道。就在十天以前，徐再英学师还到打横、尖米士和班贾尔三个地方作巡回宣道演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七十年代的时候，他每个月都要去三宝垄讲道。陈克兴学师的任务也很繁重，后天要到泗水礼堂讲道。他因为会说中文，所以还经常到中国参加儒学会议，并用中文发表论文。
    
    晚上住进了一家档次还不错的酒店。根据孔教总会的安排，我要在梭罗停留三个晚上。印尼的互联网还不是很普及，只有档次稍高的酒店才有此类服务。几天来第一次能用上互联网，感觉又跟世界连接在了一起，不是那么闭目塞听了。更重要的是，一路换下来的衣服都是装在行囊里，没有时间和条件去洗，上一次洗衣服还是在加拉璜的时候，到梭罗的时候我几乎快要裸体行军了。终于能够停下来休整休整，以便能够精神焕发，迎接下一段行程。 

《印尼孔教28天行记》第十六天

 三达德公学和梭罗华人寺庙

早上六点半起床吃饭，然后刚开始上网，一位叫杨绍椿的不速之客便登门拜访，昨晚在梭罗礼堂的时候，他充当翻译。杨绍椿看上去六十左右的年纪，一头灰白的头发，身材削瘦，自称是无业游民，却说得一口很好的中文，家住三宝垄附近的一座小城市。

杨先生最大的爱好就是乒乓球，三十年前还写了一本从力学原理分析乒乓球实战技术的小书，可惜一直没有得到伯乐的青睐。他在大学时代学的是物理，后来却改行练习乒乓，自称一度出任印尼警察总队的乒乓球教练，不知真假。

最令杨先生兴奋的是，他认为中国乒乓球队现在提出的最新理论，与他三十年前的理论正好不谋而合。这几天正好印尼正在举办东南亚运动会，杨先生此行从家乡出发，打算前往雅加达的运动会场接触一些乒乓球队，看能否谋一份教练的职务。

我为他的雄心勃勃感到佩服，但又觉得像是大海捞针般的渺茫。他听说我在梭罗一带活动的消息以后，便顺道前来一晤，海外华人的热忱可见一斑。

虽然乒乓球是杨先生的爱好，但他平常的事业是养蜂，所以也是前来向我打听墨西哥养蜂业的情况。同为热带国家，墨西哥南部的养蜂业很发达，而印尼的养蜂业却几乎是空白，杨先生认为这一行业大有可为。

一时间，他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从乒乓球到数学，到天文学，到阴阳，再到几乎是所有的话题，我完全没有插嘴的机会，只有老老实实洗耳恭听的份儿。从早上七点到九点，我整整被轰炸了两个小时，耳朵几乎嗡嗡作响。

到达梭罗礼堂的时候，徐再英学师已经在办公室等着我们了。徐学师是印尼孔教德高望重的宣道师，晚年就住在礼堂小院的平房里，可以说得上是以教为家。紧挨礼堂是一栋二层楼建筑，这里就是梭罗孔教会办的三达德公学幼儿园和小学部。

可能是因为经费的原因，教室的桌椅都比较破旧，教学设备也比较简陋，不过小学生都统一着土黄色的校服，给人干净整齐的印象。学校里的老师基本都是爪哇族，学生也清一色是爪哇族孩子，至少我没有看到华裔面孔。

华人家庭基本上都把孩子送到天主教或基督教新教学校上学，因为这些学校往往都是华人开办，教学质量相对较好，久而久之很多原本信仰其他宗教的就随大流改变了宗教，一个让人无奈而又惋惜的现实。

三达德公学的中学部坐落在另外一个地方，包括初中和高中，学生也都统一着校服，老师和学生也几乎都是爪哇族。由于三达德公学是梭罗孔教会办的私立学校，所有的学生都要求上孔教的伦理道德课。在学校的办公室，我还见到了学生参加当地舞龙舞狮大赛赢得的各种奖杯奖状。

在中学部，还有一位叫阿里的爪哇族老师，他同时也在印尼孔教内任文师一职，是我见到的非华裔目前所任的孔教最高职位。整体上讲，印尼孔教各地的礼堂在财政上是独立的，而且大部分都资金紧张，有能力自己办学校的更是寥寥无几。

印尼之行一路从雅加达过来，迄今也就看到丹格朗、西芒格、赛格尔、普禾加多以及梭罗等几个地方的孔教会办有自己的学校，其中尤以赛格尔和梭罗两个地方的办学条件比较艰苦，学生也以爪哇族和其他土著民族占绝大多数。

三达德公学中学部的旁边是一家华人开的殡仪馆，里边有一间规模很小的福德庙，是最近刚修的。徐再英学师专门拐进福德庙，恭恭敬敬地向福德正神鞠躬行礼，其虔诚肃穆的态度令人肃然起敬。

除了西爪哇省茂物县的孔教礼堂基本只祭拜孔子及其弟子以外，印尼其他地方的孔教徒一般还崇拜除孔子以外林林总总的传统华人神祗，其中又以关公和福德正神最为常见。

从福德庙出来，我们前往位于梭罗市中心有名的镇国寺参观。镇国寺建于1745年，迄今已经有两百五十年的历史了。该寺坐落于传统商业区，街道拥挤繁忙，车辆人群川流不息。

这是一座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寺庙，朱漆大门和门楼鲜艳夺目，在周围的商业店铺衬托之下显得尤其特立独处。正门的牌匾上，“镇国寺”三个大字气势恢宏。一右一左的门柱上镌刻着两行对联：镇压蛮方普照慈云千古在，国存祀典式昭福德万年新。

镇国寺主要供奉的是观音，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的塑像则摆放在一个偏厅小角落。除此之外，寺里还供奉有弥勒佛、福德正神、关公、保生大帝、十八罗汉、福禄寿、司命灶君、虎神等共十多个神祗，囊括了传统华人宗教信仰的主要方面。

保安宫是梭罗另一座有名的华人寺庙，也位于市中心繁忙的商业大道上，主要供奉道教的保生大帝。由于保安宫的创建者是福建同安人，所以保安又有“保佑同安”的意思，印象中有为数不少的保安宫分布在爪哇各地。

跟镇国寺一样，保安宫也有数目众多的神祗，包括关圣帝君、玄天上帝、广泽尊王、福德正神、观音菩萨、天上圣母等等。释迦摩尼、孔子和老子则是三尊很小的塑像，并排放置在一张小供桌上，偏居寺庙的一角，一左一右还点了两盏小油灯，可见三教的地位在这里不是很重要。华人崇尚红色，因此印尼华人寺庙的主色调几乎都是鲜艳的大红，与印尼土著居民的建筑风格迥然不同。

华人寺庙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无论寺庙大小，都在大门上画有精美绝伦的门神，一般有四个、六个或者八个，以文官门神和武将门神为主，虽然大多没有题写名号，但尉迟恭和秦叔宝是最常见的。

 晚上应邀与徐再英学师以及梭罗礼堂的其他几位道亲一起共进晚餐。由于徐学师吃素，晚餐特别简单，油炸豆腐和清煮蔬菜之类，倒也正好适应印尼湿热天气。梭罗孔教会主席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不善言谈，但他问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孔教没有像其他宗教一样发展成世界性的宗教，而是仅仅局限在华人圈子？我回答说，孔教或儒教一直以来就秉持“只闻来学，不闻往教”的传统，没有基督教那样的传教冲动。

另外，儒教历史上与中国的政治体制紧密结合在一起，当清王朝的帝制在一夕之间崩塌之后，儒教就失去了传统的依附实体。所以儒教在现代社会面临重新定位和自我革新的巨大挑战，而印尼孔教正是在参照其他宗教的组织结构之后，在印尼以班查西拉为建国原则的独特政治条件下成长起来的。

问者对我的回答不置可否，看得出他的犹疑并没有消退。我想这也是整个儒教重建或孔教发展需要始终面对的问题。

离开徐学师的住所，我们顺便体会了印尼著名的茶棚文化。夜色已暗，但主要的商业大街上仍然热闹非凡，茶棚一家接着一家，布满了偌大的地段。

宵夜的人们三五成群，盘膝坐在长条竹篾凳上，点来热腾腾的姜茶，就着各色小吃和甜点，天南海北地闲聊。作为穆斯林国家，印尼一般的商店没有酒精类饮料销售，所以茶棚文化蔚为大观。

夏夜闷热潮湿，有人干脆脱光了膀子，大口地喝茶，大声地说笑，直到夜深时分才散去。我也入乡随俗，开怀畅饮又热又辣的姜茶，任由汗水湿透我的全身。好在，回到酒店后，一通舒服的热水澡，将立刻送我进入甜美的梦乡。

《印尼孔教28天行记》第十七天

日惹、文池兰、马吉泠传道之旅

早上七点起来，徐再英学师和梭罗礼堂的其他几个人以及翻译杨先生已经在酒店外边等候，陈克兴学师和林两仪学师因为有别的事情没有同行。根据印尼孔教总会的安排，今天要随徐学师到梭罗周围几个城市的孔教礼堂拜访当地的道亲，可谓孔教内部的传道联谊之旅。

在前往日惹市的途中，我们在一个叫克拉腾的小城市停下来，顺道参观当地的一个华人墓园。这个墓园里有1500座坟墓，都属于华人家庭，雇有专人看护。

墓园门口还有一间小小的殡仪馆，里边有焚化室和礼拜堂，还有一个关公神位。由于是不请而来，看护人显得有些不耐烦，我们在大门口停留片刻便告辞了。

一路下来，我已经参观了不少华人墓园或殡仪馆，包括茂物县一个、加拉璜三个、昨天孔教中学旁边的一个、以及今天见到的这个，共达六个之多。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看来印尼华人，特别是受孔教影响比较深的家庭，对于传统的孝道仍然恪守不移，事死如事生，让人印象深刻。

日惹是印尼的行政特区，拥有数百年的历史，现有人口七十万，市内有马塔兰帝国留下的古城遗址。像梭罗一样，这里的苏丹皇宫住着苏丹及其家属，传统与现代仍维系着藕断丝连的关系。

日惹为爪哇文化艺术的发源地，文学和舞蹈发达，浮雕和塑像众多，学府林立，最著名的国立加查玛达大学是印尼最早的一所法政大学。因此，日惹和梭罗堪称爪哇文化的双子星座。

当然，最让日惹驰名世界的是它的两处人类文明遗产——婆罗浮屠佛教寺庙遗址和普兰巴南印度教神庙，建于公元8世纪至10世纪，正是该地区被许多印度教王国所控制的时期。可惜一路风尘仆仆，我们没有时间专门到两处古迹细细参观，只是停下车来，远远地对着气势恢宏的遗址建筑拍了几张照片，勉强算到此一游。

途经婆罗浮屠的时候，在路边见到一个小小的佛教遗址。其时正细雨霏霏，孤零零的佛塔矗立在平地上，在旁边两棵参天榕树的映衬之下，显得格外庄严神圣，仿佛佛陀本人正端坐在菩提树下冥思苦想。

在日惹市内，我们参观了两座主要的华人寺庙，镇灵宫和福灵庙。镇灵宫位于日惹市传统华人社区，是印尼教育和文化部登记在册的文化遗产。该寺庙最早建于二十世纪初，其地段是当年苏丹专门划拨给华人以供祈祷祭祀之用。

整座庙占地面积六千多平方米，共分为三部分，西边一千二百平方米是日惹中华学堂，中间部分两千平方米是寺庙主体建筑，剩下的部分则是文体活动区。

中华学堂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因为日本侵略和各种政治运动，几度关停又几度重开，目前仍然处于废弃状态。像印尼其他华人寺庙一样，每逢春节和其他重大节日，镇灵宫都会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不过，该寺庙也融合了爪哇文化的一些元素。比如，春节的时候，当地华人和爪哇族人都会到庙里庆祝，还吃一种印尼特产的红白两色 (印尼国旗的颜色) 圆筒状的米糕，为印尼的繁荣富强共同祈祷。

整个日惹市目前只有一间孔教礼堂，就设在镇灵宫内，场地比较狭小，但可喜的是这里的孔教信徒每周都举行宣道活动。礼堂今天没有活动，我们反客为主，好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同行的陈钦宝先生买来了简单的快餐盒饭，我们便在庙里的长桌上解决了午饭问题。

陈先生本人是日惹人，能说流利的中文，正是苏哈托掌权之前的中华学堂培养出来的一代人，他在孔教内的职务是教生。他的妹妹曾经是六十年代印尼的乒乓球全国单打冠军。

福灵庙于2007年被印尼教育和文化部列为文化遗产，也是一座三教合一的寺庙，但以佛教的影响最大。该庙最早建于1907年荷兰统治时期，当时日惹正处于华人甲必丹 Yap Ping Liem (相当于行政长官) 的任下，但建庙的地皮也是来自于苏丹的馈赠。

我们到达福灵庙的时候，恰逢庙里正在为一位刚去世的华人举行超度法会。前厅摆满了纸糊的房子、家具、车辆、器物等等，香案上还整整齐齐摆了熟肉、水果、饮料等各种食物，都是供逝去的人在阴间享用的。这一点跟中国的民间葬礼大致相仿。

几个小孩不谙世事，正在供品周围快乐地玩耍。我们在庙里正好遇到几位日惹孔教礼堂的道亲，包括当地孔教会的主席，跟他们简单聊了几句，我们就匆匆告别，前往文池兰镇，那里有一座小有名气的华人寺庙福安宫。

文池兰镇位于日惹和马吉泠的中间，前往婆罗浮屠的游客都要经过这里。当地的福安宫历史悠久，门口正在新建的牌楼富丽堂皇，从远远的地方就能望见。

1956年，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宋庆龄访问印尼，在前往婆罗浮屠参观的途中就顺道访问了福安宫，庙里陈列了许多当年的图片和资料，当地华人对此更是津津乐道。此外，印尼历届政府的重要官员也先后造访过这座寺庙，凸显其重要地位。

福安宫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大殿里摆放的一口五吨重的铜质香炉，是2002年在中国铸造，然后用船运到印尼的。与其他许多华人寺庙一样，这座寺庙也融合了爪哇文化的元素。

每年春节和其他重大节日的时候，华人和爪哇人会到庙里一起庆祝，其中以元宵节庆典最为远近闻名。每年一度的舞龙舞狮表演，在印尼语中叫巴绒赛，是当地全体民众参与的节目。

还有一个节目是灵媒表演，两个人一身动物装扮，在舞台上且舞且唱，直到近似灵魂附体状态，作为灵媒的第三个人则在一旁用阿拉伯语念祷文，表演达到高潮。这也是华人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的一个例子。

此次传道联谊之旅的最后一站是马吉泠市的隆福寺，这里也有一个孔教礼堂。马吉泠位于爪哇岛中部山地，气候凉爽宜人。我们到达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寺庙主席庄宝贵先生和夫人林女士以及其他的一些道亲热情接待了我们。

据他们说，隆福寺正在进行大规模扩建，在不久的将来会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客人。我们看到，在寺庙的后边，一座宽敞的运动馆已经初具规模，十来个爪哇族孩子正在教练的指导下认真地练习武术。据庄先生介绍，他们还在马吉泠开办一所培德三语国民学校，吸引了不少华裔及当地土著孩子前来求学。

由于天色已暗，我们与隆福寺孔教礼堂的道亲只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座谈会，便匆匆打道回府了，因为回到梭罗市有两个小时的车程。印尼中文报纸《国际日报》的记者李俊仁先生也赶到了马吉泠，对我进行了简短的采访，看来印尼华人社区对孔教还是有相当的兴趣。

总体来讲，印尼华文教育在苏哈托时期受打压，以西爪哇地区最为厉害，那里会说中文的人寥寥无几。其他地区的华文教育情况参差不齐，但西加里曼丹省和邦加勿里洞省的情况相对较好。梭罗、日惹、马吉泠等城市属于中爪哇省，会说中文的人相对比西爪哇要多。

陈克兴学师、翻译杨绍椿、日惹福灵庙主席林达仁、陈钦宝先生、马吉泠隆福庙主席庄宝贵及夫人林女士、以及《国际日报》记者李俊仁都会说流利的中文，他们大都是五六十岁甚至更老的年龄，而年轻一代会说中文的人暂时还没有见到。无论会不会说中文，印尼华人普遍对中国都比较亲近。
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就慷慨地捐钱捐物支援中国，有的人还亲自回国参战。五六十年代，活跃于印尼的共产党中也有为数众多的华人，其中有相当多的人遭到苏哈托的血腥屠杀，也有不少幸存者参加了西加里曼丹的共产党游击队，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印尼孔教28天行记》第十八天

格美利村的孔教礼堂

今天是星期日，早上九点梭罗孔教礼堂照例举行了宣道活动，主讲人是林两仪学师，他是九月份即将开学的孔教书院的主席。徐再英学师身着一袭黑色的中式对襟服，是印尼孔教为他量身定做的。

很难想象，七十八岁高龄的他，昨天带领我们一众人，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在路上奔波了一整天，竟然没有疲惫之色，现在又精神焕发地端坐在礼堂里参加宣道活动。

我在林两仪学师之后举行了简短的演讲，大体谈到我的印尼之行的感受。说实话，不远万里来到印尼梭罗拜见德高望重的几位学师，心里的感觉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同时又像“高山仰止，景行景止”。

虽然除了陈克兴学师以外，其他的几位学师和前辈无法与我直接交流，但是从他们温和的眼神和慈祥的笑容能感受到一种默契。“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但梭罗礼堂的几位前辈对我照顾有加，就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在他们的注视之下，我于立身处世也不敢有所懈怠。

最后，我用了一句“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来激励在座的年轻人投身于孔教事业，虽然一共也没有几个。翻译杨先生不是孔教信徒，对《四书五经》也不甚了了，只能大概翻译出我讲的意思。好在，几位学师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听众对我的演讲也报以热烈的掌声。

十一点钟，由徐再英学师带队，我们一行十人挤上了梭罗礼堂的面包车，浩浩荡荡向三宝垄出发。但在抵达三宝垄之前，我们要顺路访问几个小地方的孔教礼堂，首先就是普沃达迪县的福安庙。

福安庙里有一个很小的孔教分支机构，不叫孔教理事会，而是叫孔教宣道会，因为规模偏小，还没有达到孔教理事会的标准。附近另外一个城市维诺萨里的孔教道亲也赶到福安庙，大家欢聚一堂，热闹非凡。

福安庙是一座有悠久历史的寺庙，古色古香的建筑保留了不少对联和牌匾。普沃达迪和维诺萨里两地的孔教信徒也是以老年人为主，几乎见不到年轻人的身影。在我们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一大桌的饭菜和饮料，静等我们的到来。

午餐过后，在礼堂里与当地的道亲进行简单的座谈交流，可惜他们都比较安静内向，没有人问问题。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就继续上路，向普沃达迪郊区的一个叫做格美利的小村庄出发，那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孔教礼堂。

顺着一条木瓜树和香蕉树掩映的乡村小路，我们找到了格美利村的孔教礼堂。严格地说，这不是一个礼堂，而只是一个家庭小庙，庙里供着观音像。小庙的主人是一个叫维波沃的中年人，爪哇族，他的太太是华人，正好也姓陈。没想到在这个偏僻的小村庄里还有孔教的支点，我颇感惊喜。

据维波沃所讲，普沃达迪县最早是由一个叫福格的中国公主创建的。曾经有一个普沃达迪的县长在当选之前，到维波沃的小庙烧香许愿，结果他真的如愿当选为县长。

为了还愿，县长支持维波沃和当地的乡民一起修建一座新的寺庙，而县政府拨出专款修建一座连接新庙和主干道的桥，耗资达一亿八千万印尼盾，约等于两万美元。按照维波沃的预算，修建一座新的寺庙需要花费三亿五千万印尼盾，也就是将近四万美元，政府没有一分钱的拨款，全靠募集资金来完成。

和我们一起会面的除了维波沃夫妇以外，还有三位当地乡民在座，相信也是孔教信徒。另外还有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忙着拍照，不知道是否也信仰孔教。

据维波沃介绍，平常参加孔教活动的人没有定数，但主要以华人为主，也间杂有几个爪哇族人。在场的人中没有一个会说中文，但是看到我们一行人来访，倍感激动和兴奋。据说我是拜访这个小庙的第一个外国人，不胜荣幸之感油然而生。

下午四点半，我们抵达了三宝垄，这是一座因为郑和而得名的城市。市区人口将近两百万，加上周围几座卫星城镇，总人口达五百万之多，是印尼仅次于雅加达、万隆、泗水和棉兰之后的第五大都市。

三宝垄是一个繁忙的行政和贸易城市，众多办公大楼、商务中心、工业场地聚集在低地上，山麓一侧则分布着许多带有美丽花园的房屋，是饱览城市和大海风光的绝佳位置。

相传当年郑和的船队驶抵这里时，副使王景弘病得很严重，船队被迫停泊于此。郑和率众登岸，发现一个可供栖身的山洞，遂留下十名随从，一些药物、食品和一条船，将王景弘安置于洞内疗养，然后继续航行。

王景弘病好后，率随从垦殖建房，与当地女子通婚，并传播中华文明和郑和事迹，人丁渐繁，终成市镇。由于王景弘及随从去世后皆葬于斯，因名之三宝垄。当年郑和登陆的港湾，也命名为三宝港。

如今，这个城市处处都有华人的印记，华人对三宝垄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当地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的经济活动与华人有关。当地华人大多数以经商为生，商业方面主要是物资批发，工业方面则是塑料、铁皮、布匹等产品制造。

三宝垄的孔教礼堂就坐落在有名的大觉寺院内，寺庙的前面有一个精致的小广场，广场的外沿则是一条小河。早年这条小河可以通航，如今却几近干涸，河岸边停泊着一艘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的仿真船，似乎要提醒人们梦回明朝。

大觉寺主要供奉的是观音菩萨，建于清朝乾隆十年（1746年），迄今已有265年的历史，是三宝垄第二古老的寺庙，历来香火鼎盛，也是我在印尼见到的最漂亮的寺庙之一。在大觉寺的大门内，挂着一块“遵海而南”的牌匾，正是为了纪念郑和下西洋。

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九日，也就是传说郑和到达三宝垄的日子，当地都要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把郑和的塑像从大觉寺抬出来，一直游行到市郊的三保洞，队伍可达几公里长，场面异常热烈壮观。

徐再英学师和同行众人把我交接给三宝垄礼堂的人士之后，便马不停蹄赶回梭罗去了。三天来，我一直跟随他遍访梭罗周围的孔教礼堂和各地道亲，临到分手真有些依依不舍。杨绍椿先生因为还要在三宝垄查找一些研究资料，所以留下来继续陪我。

晚上，我们在唐人街的一家华人餐馆与当地的孔教道亲一起用餐，然后是座谈会。大概有三十多人到场，其中有一半左右是年轻人，与其他地方的孔教礼堂形成鲜明的对比。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孔教信徒非常活跃，在长达三个小时的座谈中，他们问了很多有意思的问题，中文和英文并用。三宝垄孔教青年团的主席是一位新婚不久的年轻女子，曾经在中国留学几年，会说流利的中文，负责大部分的翻译。

还有一个姓林的年轻人，曾经在美国留学，现在回到家乡管理家族企业。他问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如果我自己能够找到自己的信仰和精神源泉，为什么还要把自己归属为某一具体的宗教？

我回答说：我们平常所说的宗教其实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人们对于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的一种敬畏和崇拜心理，是一种无法用理性解释的精神状态和人生态度，大体类似于儒家常说的安生立命的问题；

宗教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是指人类历史以来围绕特定核心观念而形成的一种信仰体系、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它通常是建立在超自然信仰的基础之上的。从个人的层面来说，宗教就是要寻找自己的终极精神源泉和心灵归宿。

但作为一种建制的和系统的宗教，则牵涉到政治、法律、权益、文化身份等等诸多复杂问题。特别是对于印尼华人来说，孔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他们作为一个独特群体在文化意义上的生死存亡问题。所以，既要谈个人心灵的宗教，也要谈群体的建制的宗教。

座谈会后，我们顺便到唐人街逛夜市，一路走回所住的旅馆。三宝垄的唐人街远近闻名，其夜市绵延数条街道，各种小吃、百货摊位挤满了街道两旁。已经是晚上十点过了，夜市上仍然车水马龙，人群熙攘，商贩们大声吆喝揽客，跟国内小城市的夜市有几分相似。

出乎意料，在夜市上我们还遇到了几位从福建农村来的商贩，他们一般是贩卖仿制的珠宝首饰和日用百货，价格非常便宜，只图薄利多销。虽然他们大都在印尼有亲戚朋友作为落脚点，但一句印尼话都不会说，就单枪匹马远渡重洋来做生意，不得不佩服他们敢于闯荡的精神。

有一位福建龙岩来的小伙子无奈地说，老家实在是没有什么机会才出来闯荡，在这里哪怕每个月只挣一两千块人民币，也比窝在老家农村无所事事要强些。

质朴的语言里透着简单的真理，我暗暗祝福他们在异乡能够实现自己的淘金梦想。当年大批华人下南洋，不也是揣着同样的梦想么！谁能说他们的选择有错。只要有梦想，人生就有了力量。

《印尼孔教28天行记》第十九天

三宝垄的华人寺庙

今天是星期一，三宝垄的孔教礼堂没有安排宣道活动，我们的行程就是参观唐人街和华人寺庙。三宝垄的华人寺庙众多，据说单在唐人街上就有三十六座。当地华人不仅修建了大觉寺、观音塔、三保宫等大型庙宇，还以姓氏宗族为纽带集资建立了姓氏家庙，体现着浓郁的中华文化气息。

带队的是三宝垄孔教礼堂的王惠玲女士，四十岁左右的年纪。昨晚在座谈会上，她讲到有时接触到中国大陆来的游客，告诉对方自己信仰的是孔教，原本想以此拉近距离，没想到往往引起对方的不解甚至嘲笑，因此她感到自卑，抬不起头来。王女士的话让人不胜嘘唏，应该感到自卑的是礼崩乐坏、物欲横流的中国大陆人，而不是相反。

同行的还有一位姓张的文师，已经七十八岁高龄了，但还是兴致勃勃，跟我们一起四处走访。早上七点半钟，他就赶到我住宿的旅馆，与我闲聊，掩不住的似水乡情。

另外还有一位黄平安先生，是在三宝垄的唐人街出生、长大的。他早年到荷兰留学，毕业以后在当地任职司法官员，退休后又和妻子一起回印尼照顾岳父、岳母，同时在三宝垄一所中文学校教汉语，他的三个儿女和众多孙子孙女仍然居住在荷兰。

有意思的是，王女士、张文师和黄先生都能说流利的中文，再加上从梭罗陪我到三宝垄的杨绍椿先生也说中文，这是我到印尼近二十天来的第一次，大家都用中文交流。

三宝垄又被华人称作垄川，是一座深受中华文化浸润的历史名城，全市华人华侨总数达三十万，是印尼华人最主要的聚居地之一。拥有300多年历史的三宝垄唐人街是由好几条街道组成的一个大街区，俗称十九间街。这里的建筑几乎都是两层高的小楼，上面盖着中国式的三角屋顶，一层层用瓦片垒起，韵味十足。

据说，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当地华人华侨被集中迁到唐人街居住，一入夜就在每条街道的两端立起巨大的木板，好像大门一样，把整条街道封锁起来。而如今，作为重要的商业区，唐人街商店林立，早已是华人和其他民族人民共同经商和生活的地方。在唐人街的入口，矗立着一座新修的高大牌楼，上书“三宝垄”三个大字，仿佛在召唤着来往穿梭于印尼各地的华人。
三宝垄的泽海庙

我们参观的第一座庙叫泽海庙，是为了纪念造福爪哇华人的泽海真人而修建的。泽海真人原名郭六官，俗称六官爷，本是福建商人，1737年经海路来到直葛港口，并定居直葛。在荷兰殖民政府屠杀华人的红溪惨案发生后，郭六官与爪哇其他华人领袖带领当地华人与荷兰殖民统治者抗争。他常乘船往返雅加达与三宝垄之间，在整个爪哇岛北部沿海一带都有他的踪迹。

人们都相信他是一位得道高人，一位法术高强的神仙，并非普通的商人，因此在爪哇岛北海岸许多地方都建有寺庙祭拜他，如雅加达有金德院，南安由有晏清庙，井里汶有潮觉寺，直葛有泽海宫，三宝垄有泽海庙。据说，泽海真人的肉身能在几个地方同时出现，而渔民们相信他是渔民的保护神，能保佑他们从海上平安归来，并且满载而归。

泽海真人的神诞是农历二月初二，每年的此日，直葛的泽海宫都会举行隆重的庆祝典礼，吸引众多来自雅加达、三宝垄、井里汶、南安由等地的善男信女参与。泽海真人是具有印尼本地特色的神灵，也是除了郑和以外第二个被神化的人物，体现出华人宗教信仰在印尼本土化的趋势。


在泽海庙之后，我们还相继参观了寿福堂、西河宫、和玄天上帝庙。值得一提的是，中爪哇地区的华人庙宇都是儒释道三教合一，同时供奉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以及其他众多传统神祗。一般来说，每一座庙里都有福德正神，而且几乎在每一座福德正神的脚下都供奉有虎神，有时候也叫做山君。

寿福堂建于1753年，是三宝垄现存最古老的华人寺庙，里面供奉的神祗是福德正神。西河宫是当地陈氏家族的族庙，门口拱卫的石狮子和黑色的廊柱显得尤其古色古香，廊柱一左一右的对联是：上至君下至民母慈呵护共沾恩，天所覆地所载圣德敷施咸被泽。

玄天上帝庙名义上是道教寺庙，位于唐人街的外沿，供奉玄天上帝，或称真武帝、北极真君，即北方之神玄武。这里香火极其兴旺，每天都有很多人从四面八方赶来烧香求签。

从外观看，两层楼高的大殿显得富丽堂皇，门口还矗立着一个硕大的葫芦形状的红色香炉。据黄平安先生说，这座寺庙香火旺盛的原因是因为庙里提供在当地独一无二的药签，也就是在预测吉凶运命的普通签之外，还有对治求签者健康问题的中药方子。

我怀着好奇心，随手从桌子上捡出一签作样本，得到的结果为：第十一签，上上之卦，囚人出狱之兆。题卦的句子为“周武吉卖柴误伤军兵”：囚人出狱争讼了，却买甜瓜上酒楼。遇见故人来畅饮，酒钱还了又相饶。签后还附了一首诗，诗曰：“红日当天照，光辉遍四方。西川人着锦，红紫满长江”。

恰好本人就是西川人，虽然不信运命术数，但是看到如此吉祥喜庆的签卦，也忍不住满心欢喜。随手又拿来一张药签，上面写的是第四十四首，其方子为：白木一钱半，半夏一钱，木贼一钱半，胆草四分，川贝一钱，连翘一钱半，谷精一钱半，水碗一半煎七分。方子的最后是捐款人的名号，曰“XXX夫人敬谢”。

随后，我们又来到福盛宫。这座寺庙坐落在唐人街之外，但是因为这里有孔教的分支机构孔教宣道会，所以被特意安排到这里参观。寺庙里边正在修建一座孔教礼堂，尚需时日才能竣工。此外还开办有一所中文学校，黄平安先生就在这里教汉语。

我们到达的时候，孔教信徒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他们特意安排了一个上香仪式，我有幸与寺庙的主席和副主席以及主祭人、张文师并肩站在一起，恭恭敬敬地对着皇天、福德正神和孔子上香敬礼，一派肃穆虔诚的气氛。上香完毕，我们和孔教道亲们一起分享了消暑汤和简单的午餐，然后起身告辞向著名的三保宫出发。

三保宫坐落在离三宝垄市中心西南五公里的望安山麓，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它背山面海，绿树环绕，据说是当年郑和船队登陆的地方。整个寺庙建筑宏伟壮丽，气势轩昂，处处体现着中国明朝建筑的特色。三保宫是当地华人华侨为纪念郑和七下西洋600周年而出资在原有三宝庙的基础上新建的，庙内设有船舡爷庙、船锚庙、郑和船队水手们住过的纪念庙。

大殿约三层楼高，用九十根粗大柱子支撑，不建围墙，屋顶采用重檐歇山顶构造，覆盖着红瓦，垂脊上安放了九只脊兽，大殿内雕梁画栋，大柱子的红色与台基的白玉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殿的前面，竖立着郑和的青铜雕像，是几年前从中国做好运过来的。他头戴幞头，肩披斗篷，身穿蟒袍，右手扶剑，雄姿勃勃。周围一圈小型雕像，是郑和的部下。

郑和雕像身后是三保宫的正门，上面高悬金字牌匾“三保大人”。牌匾下面是一条向下的隧道，两侧的石壁上各雕有一条龙兽，旁边还立着“肃静”、“回避”示牌。三保宫大殿后面，有一整排描述当年郑和下西洋故事的壁画。壁画中间是三宝洞的洞口，两边对联上写着：“受命皇朝临海国，留踪石洞庇人家”。

 到三保宫进香者多为华人或华裔，他们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每逢春节、元宵节以及三宝太监首次抵达此地的日子，也就是农历六月十三日，都要前来烧香祭拜。自从三保宫兴建以来，每当朝拜期间，整个庙宇人山人海、比肩继踵，热闹非凡。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春节、元宵节前往三保宫进香的华侨、华人及当地人创历史之最。

三宝公郑和不仅受到华人的崇拜，近年来也越来越受到当地穆斯林的尊崇。在伊斯兰教的重要日子，三宝垄的穆斯林都会到三保宫举行重要的宗教崇拜活动。庭院幽深，古木参天，花草葱茏，香烟缭绕，顶礼膜拜的人络绎不绝，三保宫似乎向人们诉说着一段惊心动魄的航海故事，也似乎昭示着印尼来之不易的宗教和谐局面和各族共同繁荣的愿景。

在三保宫之后，我们又参观了位于三宝垄郊区一处风景优美的山坡上的卢李庙，然后就向着一个小时车程之外的双胶汉出发。正好双胶汉孔教礼堂负责接待我的是前任主席林平安先生，黄平安打趣道：“你看，你告别了黄平安，马上又要见到林平安。那就祝你一路平安！”真是无巧不成书，让人忍俊不禁。

华人移民印尼已经有悠久的历史，许多地名也都有雅俗共赏的中文译名，但我不知道印尼名叫Ambarawa的中文名字双胶汉是怎么得来的。这是一座规模不大的城市，曾经是中爪哇的铁路枢纽，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铁路才被废弃，如今火车站已被辟为火车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占领军在这里建立战俘集中营，一度关押了一万五千名欧洲战俘。

双胶汉位于爪哇岛中部山区，气候凉爽宜人，与湿热如蒸笼的三宝垄相比不啻天壤之别。这里的孔教礼堂设在福德庙内，坐落在紧靠公里边的山坡上，视野开阔，风景绝佳。正对福德庙的远方，是中爪哇有名的翁加蓝火山，比肩而立的两座山峰像是笔架，又像是元宝。同行的杨绍椿和我都忍不住啧啧赞叹这里的风水奇佳，主人林平安纯朴的脸上也露出满意的微笑。

稍事休息以后，我们与双胶汉孔教礼堂的道亲举行了简单的座谈会，到场的有三十多人，中老年人居多，但也有一些年轻人。据说居住在双胶汉的华人有一千多人。我原以为这儿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没想到孔教的发展生机勃勃，他们甚至还有一个卡拉OK舞台，定期举办歌唱比赛。

林平安本人会说流利的中文，他的女儿和儿子也都能说地道的中文，也是孔教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座谈会就是由姐弟俩充当翻译。林先生的女儿曾在厦门学习中文，儿子则在台湾理工大学取得化学工程的硕士学位，现在家帮助父亲经营印刷业务。双胶汉之后，杨绍椿先生就辞别了。

从梭罗到日惹、文池兰、马吉泠，再到普沃达迪、三宝垄、双胶汉，一路下来他已经陪伴了我整整三天的时间，有时是翻译，有时是导游，有时是话友。虽然他自称是无业游民，虽然有时他略显啰嗦唠叨，但他心地善良，乡情浓郁，给予我不少帮助。有缘千里来相会，我默默地道一声保重。

《印尼孔教28天行记》第二十天

风水绝佳双胶汉

双胶汉的早晨格外美丽，清新的空气，优美的风景，凉爽的气候，没有交通拥堵，有如一个开放的避暑山庄。整个城市依山而建，高高低低的建筑随着山势的起伏而错落有致，风格独特。

孔教礼堂坐落在福德庙内，鲜红的寺庙掩映在几棵苍劲古老的青树下，地势高峻，风水绝佳。其背后是平缓绵延的山坡，前面俯瞰穿城而过的公路，公路的再下边是一条潺潺的小河。

正对福德庙不远的前方，是翁加蓝火山的两座山峰，在晨曦的掩映下若隐若现，犹如披着薄纱的两位害羞的少女。在福德庙侧面的远处，还有另外两座火山，分别叫梅巴布和梅拉匹，沐浴着朝阳的光辉，仿佛两位昂首远行的少年。

据林平安先生讲，翁加蓝山半山上有一座村庄，那里的孩子没有学校可上。两座山峰看似不远，但从村庄到双胶汉步行要四个小时，交通甚为不便。后来一位来自附近沙拉迪加市的华人到山上修建了一座学校，为孩子们提供免费教育，陆陆续续有来自各地的志愿者到山上给孩子们上课。显然，这是华人积极融入和回报当地社会的一个最好范例。

早上六点钟，林平安先生和儿子林勇义就来福德庙接我，昨晚我就在庙里的客房住宿，条件简陋，但方便舒适。他们今天负责把我送到中爪哇的另外一座城市，位于海滨的拉森市，民间一直以来有“小中华”的美誉，那里正在修建印尼孔教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孔教书院。

林平安经营印刷事业，除了在双胶汉有一间店面外，在附近另外一座城市还有一个更大的店面，营业面积达一千八百平方米。所以今天他们除了送我到拉森以外，也要一路把印刷成品递送到沿途各个城市的客户手中。

离开双胶汉之前，我们顺道参观了位于郊区的火车博物馆，据说这是整个东南亚唯一的。随着公里交通的崛起，这条连接三宝垄、日惹和马吉泠的铁路系统在1977年以后就废弃了，博物馆就建在原来的火车站旁边，大大小小几十列火车头停在一片开阔的空地上，宽轨和窄轨的都有，大多是老旧的蒸汽机头，似乎把当地现代化的步伐定格在了十九世纪初期。

随后，我们又前往坐落在翁加蓝山谷里的一个印度教寺庙，俗称“九座庙”，因为整个山谷里分布着九座印度教塔，这个山谷也因此被称为九庙沟，山谷下的村子被称为庙村。这座印度教寺庙建于公元八到九世纪，早于日惹的婆罗浮屠佛教遗址和普兰巴南印度教寺庙，九座塔全部用火山岩建成。

经过千百年的风吹日晒，如今只有五座塔还保持着原貌，剩下的四座有的只保留了基座，有的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站在寺庙入口处向远方眺望，只见几座火山在平原上拔地而起，在飘渺的云彩和茫茫的雾霭簇拥之下，亭亭玉立，似幻似真。

九座印度教塔散布在山谷里高高低低的斜坡上，笼罩在清晨的一片静谧之中，平添几分庄严和神秘，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一个古老的故事。山谷下沿，已经有大片土地被开垦为菜地，琳琅满目地种满了各种蔬菜。一位早起的农妇，正在采摘新鲜翠绿的四季豆，盛满了两大挑篮，想必她还要赶到附近的集市，卖一个好价钱。

在翁加蓝山下的班顿甘小镇，我们驻足片刻吃早餐，一人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班顿甘与中国内地的小镇没有什么差别，一大清早，集市上就已经挤满了贩卖各种蔬菜和水果的摊贩，有的是自家种的，有的是做批发零售的二手商贩。

放眼望去，大街两旁排满了摊位，用塑料布一铺，农产品直接摆放在地上，有白菜、佛手瓜、辣椒、四季豆、空心菜、芫荽、大葱等各种时令蔬菜，以及香蕉、桂圆、荔枝、榴莲、菠萝蜜等各种热带水果。在集市的拐角处，一位农妇正在售卖鲜花，五颜六色的各种花卉摆放在她的面前，蔚为壮观。

让我最为惊喜的是，农妇的身前堆着三大捆万寿菊，橘红和金黄两种颜色交相辉映，十分惹眼。这两种颜色的万寿菊是墨西哥每年十一月二日亡灵节最常见的花卉。

亡灵节与中国的清明节很相似，都是为了向逝去的亲人寄托哀思。这一天，每家每户都要设立一个临时祭坛，点上蜡烛，摆上水果和食品，然后祭坛四周上下都洒满红黄两色的万寿菊花瓣，气氛庄重肃穆。
贩卖万寿菊的商贩在亡灵节到来的前几天就在集市上堆满了花卉，有的还到大街小巷流动兜售。这位印尼农妇成捆售卖万寿菊，看来也是因为某个特别的日子的缘故。我这样猜测。
从双胶汉到拉森有几个小时的车程，沿途大都是平原，满眼尽是碧绿的水稻田。从普沃达迪到维诺萨里，再到昆都兰，每经过一个城市或小镇，我们都要停下来，因为林平安父子要把印刷品送到客户那里。

在一个叫做布洛拉的小城市，我们还顺道拜访了当地的孔教礼堂，道亲们热情地招待我们吃午饭。布洛拉的孔教礼堂坐落在市中心的福德庙内，宽敞的院子里点缀着几棵参天巨树，其中一棵像是榕树，尤其高大茂盛，枝叶婆娑，浓荫蔽日，从远远的地方就能望见，整个福德庙也好像沾染了这棵大树的灵气。

只不过，十多个道亲都垂垂老矣，竟然没有一个年轻人。林平安先生说，三十多年间，一直是这同一群人在维持这里的孔教礼堂，年轻人都流失给了基督教和天主教，如今面临后继乏人的尴尬局面，令人嘘唏不已。

其实，岂止布洛拉，整个印尼孔教都面临年轻人流失的问题，其中尤以井里汶、北加浪岸和布洛拉的情况较为严峻。徐再英学师就是在布洛拉出生长大的，现在他的弟弟还住在这里，也是孔教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离开布洛拉不久，我们就抵达了拉森市，一座位于海滨的美丽小城。算起来，从双胶汉到拉森的距离并不遥远，但我们一路走走停停，最后竟用了大半天的时间才到达目的地。

不过，跟着林平安父子沿途送货，我有幸亲身体验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对印尼华人的生存状况有了更直观的印象。孔教书院是由一位叫张裕后的企业家捐资一百万美元修建的，但他本人行事低调，不愿把自己放在书院的董事会中。

他的太太吕秋花在孔教内的职务是文师，身任中爪哇省孔教理事会主席，还将出任孔教书院董事会主席。我到拉森的目的，就是想看看孔教书院的进展情况。印尼孔教终于就要有一所自己的最高学府，我感到由衷的兴奋，也备受鼓舞。

根据孔教总会的安排，我在拉森停留期间，就借宿在张裕后和吕秋花的家。两人都不能说中文和英文，他们的女儿荷妮就充当翻译。荷妮曾经在广州留学三年，能说流利的中文。

拉森有一座中国援建的火电厂，厂里常年派驻有十多位中国工程师，像这样的中国工厂在印尼其他地方还有好几处。荷妮正好学有所用，一直在火电厂做翻译。

晚饭过后，我们就着夜色，到还在修建中的孔教书院随便看看。张裕后先生做事非常严谨细致，每天都要到建筑工地几次，审视工程进度和质量。整个建筑已经初具规模，现在正处在室内装修和场地平整的阶段。夜色已晚，几个爪哇族工人仍在灯光下忙碌着，我仿佛见到了国内建筑工地在夜色下的热火朝天的场景。

张先生说，建筑工程是外包给了建筑商的，这些工人受建筑商雇佣，晚上加班也是他们自己的决定。孔教书院建在一片农田中，紧靠连接中爪哇和东爪哇的海岸公里，校园后边隔着一片树林就是海滩。

可以看得出，张裕后先生目前暂时放下了自己的事业，全部精力都投注到书院的建设上。再过半年，书院就可建成，届时将由现居住在梭罗的林两仪学师出任校长，全面负责学校的教学工作，张先生则退居二线。

我由衷赞叹张先生为印尼孔教发展做出的无私奉献，也殷切希望能有更多认同儒家价值的企业家像张先生一样挺身而出，为孔教儒教在印尼和全球的发展壮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印尼孔教28天行记》第二十一天
孔教书院：印尼“小中华”的最高学府

院子里一夜的蛙鸣和鸟啾没有惊扰我的美梦，早上五点半就醒来，精神焕发。早餐过后，张裕后先生、吕秋花文师、荷妮以及我，一行人再次前往孔教书院探访。书院在拉森市郊，离城中心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正对面隔着公路是一间小学校。

校园后方的远处，是隐隐如黛的赤乐亭山，据说山脚下散布着不少华人墓地。孔教书院所处的位置，正是背山面海的一处风水宝地。一大早，工人们就已经开始工作了，一辆翻斗车正把运来的泥沙倾倒在坑坑洼洼的空地上，看来是在平整场地。

据张先生介绍，孔教书院占地面积达九公顷，也就是135亩，其中建筑面积达5400平方米。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小型学院来说，其规模相当可观。主体建筑是教学及办公楼，包括两间教室，一间计算机房，一间语言实验室，和三间办公及会议室。主体建筑的旁边是孔教礼堂，以供宣道活动所用。

校园后方离教学楼五十米远的地方，是规划中的教职工和学生宿舍，此外还要修建食堂和体育馆，初步的打算是供六十名学生和二十名教师学习生活。因为拉森市不能提供足够的工业和生活用水，孔教书院需要自己挖井解决用水问题，他们正在挖掘一口深达130米的井开采地下水。

整个校园的后方将近一半的土地面积，是绿化用地。张先生利用闲暇时间，已经在几十亩的土地上种满了柚木树，现在已达两三米至四五米高。柚木俗名胭脂木、血树、麻栗、泰柚等，是东南亚出产的名贵木材，甚至被称为“万木之王”，在缅甸和印尼更被奉为国宝，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

张裕后先生本人是一个虔诚的孔教徒，他捐资修建孔教书院是完全出于内心的义举。他所信仰的孔教系统，除了儒家伦理价值以外，还有传统华人信仰林林总总的各路神祗，这也是中爪哇和东爪哇地区孔教信仰的一般特征。在孔教书院校园的侧后方，张先生专门拨出两公顷的土地，准备修建一座天上圣母庙，建筑风格比照拉森市内的慈安宫，也就是妈祖庙。

天上圣母又称妈祖娘娘、天后、娘妈，是历代船工、海员、旅客、商人和渔民共同信奉的神祇。印尼华人大多是从福建、广东一带漂洋过海来到印尼定居的，所以他们走到哪里，也把妈祖信仰带到哪里。在校园的另外一个角落，张先生还准备修建一座福德正神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于他来说，妈祖娘娘和土地神都是必不可少的。

孔教书院建在原来的农田里，校园里有几畦地，水稻收割后的稻茬和玉米采摘后的秸秆，都还立在那里，仿佛在见证世事的变迁。在玉米地的中间，甚至还有一方水塘，几群小鱼正在水塘里悠闲地游弋，全然不知即将有一群儒生朝夕与它们相伴。

校园的中央地带正在开挖一条小渠，准备从校外引水进来。“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孔教书院作为儒教人才的培养机构，正是印尼孔教乃至全球儒教得以发展壮大的源头活水。

说起建立孔教书院的初衷，寡言少语的张先生不愿多谈，他只是觉得印尼孔教的发展形势并不乐观，与其他官方承认的宗教相比处于边缘状态。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孔教宣道人才的严重匮乏，仅有的八位学师都年事已高，而文师和教生的数量远远跟不上需求。

没有正式的孔教高等学府，职业宣道人员严重不足，孔教至今在印尼宗教部的名单上处于不及格的尴尬地位，前景岌岌可危。所以他一个人挺身而出筹办书院，就是要从人才培养方面为孔教的发展贡献力量，要让印尼社会认识孔教是华人的固有宗教，因为至今仍有很多印尼回教徒认为华人没有宗教信仰。

张先生投入的一百万美元仅仅是启动资金，分别要用在买地、建楼、添置教学设备等各方面，从长远来看是不能维持孔教书院的发展的，所以他希望有更多的实业家和慈善人士支持他的事业，共同把书院办好。

关于孔教书院自身的造血功能问题，理想的状况是，四年以后学生开始陆续毕业，需要其毕业生的各地孔教理事会和其他机构得向孔教书院支付一定的培养费用。

书院作为一所正规高等学府，学制为四年，学生除了学习儒教相关知识以外，还要学习一些培养职业技能的课程，如商务管理、金融会计等。书院计划先期招收六十名学生，并在五年的时间内逐步扩充到五百名。可喜的是，我在梭罗停留期间，就听说已经有八十多名学生报名了。

孔教书院选址在拉森是一个明智的举动。这座小城被称为爪哇岛的“小中华”，完全是实至名归，它集古老中式建筑、华人庙堂、侨生巴泽布 (手绘蜡染布) 和历史于一身，具有强烈的中华文化气息。

据说当年郑和的船队在爪哇岛北海岸停留过数次，其中一次郑和的部下比囊安带领一队人马来到拉森，受到当地领主的热烈欢迎，于是他们便在那里定居下来，而那时当地已经有数目不详的华人居住。

跟据史料记载，1815年拉森有1977名华人，而同时期三宝垄只有774名华人，可见拉森在印尼华人史上的重要地位。如今的拉森已经没有昔日的辉煌，但全市还有两三千华人人口。拉森的贸易港口曾经一度很有名，而且还有自己的造船厂，但后来因诸多原因慢慢地衰落了。

印尼各地的蜡染技艺深受华人文化的影响，拉森的蜡染更是如此。它主要的染色是红色，俗称鸡血红，这是华人喜爱的颜色。拉森蜡染的另一特色是大量运用中国元素的图案，如龙、凤凰、麒麟、蝙蝠、菊花、莲花、铜钱等等。

从孔教书院出来，我们直奔市中心的慈安宫参观，拉森的孔教礼堂就设置在这座寺庙内。拉森共有三座古老的华人寺庙：慈安宫，保安庙，和义勇公庙。慈安宫建于1450年，是整个爪哇岛最古老的妈祖庙，现存的建筑是在150年前重新修建的。

一座粉色的牌楼矗立在寺庙门口，牌楼顶上是二龙抢珠，牌楼脚下一左一右两只金狮拱卫，金狮的后边也是一左一右两尊武门神，怒目而视，威风凛凛。寺庙大殿的两扇木门上，一左一右共绘着四尊文门神，慈眉善目，不怒而威。慈安宫供奉的是天上圣母，也就是妈祖。大殿内挂着一块巨匾，上书“济舟楫”三个大字，以示妈祖娘娘保佑航海出行的人。

对我来说，慈安宫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其大殿内的两侧墙上，绘着几十幅《封神演义》和《东周列国志》的图卷，故事首尾相接，人物栩栩如生。每一幅画都有故事标题，后边还有捐者的姓名，每幅的捐者都不同。

墙角还挂有一块匾，上书1922年修缮慈安宫的缘由(荷兰殖民政府让华人实行自治，其行政长官称为甲必丹Kapitan，次一级的官员称为雷珍兰Letnan)：

“楼台亭阁，为游士玩赏之场；寺宇庙观，为神灵凭依之所。自古如斯，到处皆然。我森圣母宫，前人创之，后人继之。然画栋雕梁，固可以隆其体制，而土阶茅茨，殊不足以壮观瞻。兹将中元开兰盆盛会之盈余，移修堂阶之用，以公共银，修公益之事，得同乡诸公俱各共襄此举也。是为序。至圣二四七三年壬戌孟春月，甲必丹太：黄兴国；雷珍兰：李昌远，黄国安。”

拉森城市虽小，但可能保存了全印尼最多的传统中式建筑，走在大街小巷，时不时会看到这种带有闽南风格的大院。慈安宫位于拉森市的唐人区，旁边就有一座保存相对完好的中式大院。大院占地面积达五千五百平方米，但是已经没有人居住，它的主人住在拉森市别的地方。

高墙深院里边，是一栋传统的中式楼房，分上下两层，砖红色的屋瓦，朱色的廊柱，屋脊和檐角都镂刻有装饰图案。前院几棵芒果树高大挺拔，后院则种着香蕉、柚木和其他不知名的热带树木。院子的一角还摆放着一个船锚，显示着大宅的主人曾经和海运的关系。屋内的大堂还陈列着一溜红木家具，有梳妆台、衣柜等等。

二楼就完全疏于打理，木地板上已经布满了一层灰，偌大的屋子显得空空荡荡。几个脚手架摆在屋子的一角，也许主人正准备把大宅子修葺一新，开辟为博物馆也未可知。我在丹格朗所见到的林振鹏兄弟，就是把买来的一栋中式废弃旧屋，装修一新开辟为华人历史博物馆。

从大宅二楼的窗口向外望去，不期然看到一街之隔竟是一座崭新的基督教堂，巨大的十字架嵌在粉白的墙上，似乎在揶揄着这个百年老宅的腐朽和衰落，一如印尼基督教对孔教的强势挤压，让人如芒在背。拉森中式建筑的式微有诸多原因，就这座大院来说，更有其特殊的因由。

据一位姓黄的侨生讲，早年这座大宅下面有一个隧道直通海边，当地的华人利用这条隧道从海上把鸦片偷运进来。当隧道的秘密最终被官方得知以后，负责华人自治的甲必丹畏罪自杀。“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听罢大宅的故事，众人嘘唏不已。

看完慈安宫和中式大宅，我们又接着去参观拉森市的另外两间华人寺庙：义勇公庙和保安庙，两者都大约建于1740年。保安庙供奉的是广泽尊王，因为拉森华人多为福建南安人，闽南人大多供奉广泽尊王。义勇公庙则供奉的是三位印尼抗荷英雄，其中两个是华人，一个是爪哇族人。

1740年，巴达维亚 (现在的雅加达) 发生的华族抗荷斗争爆发后，几乎波及整个爪哇岛，但后来陆续被荷兰殖民者所镇压，而拉森是抗荷的最后根据地。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华族和爪哇族联手抗荷，所以就有了这义勇公庙。

庙里供奉了两位华人抗荷英雄黄英杰和陈克威，五年前庙里增加了一位爪哇人抗荷英雄Raden Panji Margono，他原来是个摄政王(1714-1727)，华人敬他为神，这在全印尼是绝无仅有的，见证了两族间的兄弟友谊。

与慈安宫一样，义勇公庙和保安庙的建筑都保存得相对完好，而且两者的墙壁上都保留有精美的中国传统绘画故事，前者绘的是春秋战国故事，后者则是《水浒传》、《说岳全传》故事和《二十四孝》图。2012年4月21日和22日，拉森举办了十二年一度的天上圣母出游活动，来自印尼各地的许多寺庙队伍都参加了这个盛大的庆典活动，热闹非凡。

中午十二点，我们回到慈安宫，在骄阳炙烤下的院子里，与拉森的孔教道亲一起集体用餐，虽然是再简单不过的大锅饭，但其乐融融，气氛热烈。一共有二十多位道亲到场，有蹒跚的老者，也有嬉闹的儿童。

拉森华人的经济状况似乎不是很好，除了张裕后身为企业家以外，大多数人都以经营小买卖甚至务农为生。我看到有几个中年人是骑着自行车赶来的，与在中国内地农村见到的情形几无二致。午餐之后，全体人员以孔门弟子的身份，开始举行宣道活动，首先是上香仪式。

大家来到慈安宫大殿内，依次集体向玄天上帝、天上圣母、孔子、福德正神、观音、龙王和虎神上香行礼。一位叫欧德贤的教生是今天的主祭人，他分别用中文和印尼文带领大家宣读祭文。随后，我们到孔教礼堂落座，吕秋花文师做了热情洋溢的讲道，并把我介绍给在场的孔教道亲。

与其他地方的孔教礼堂相比，拉森的礼堂显得狭小简陋，但这里道亲的虔诚态度不亚于任何别的地方。也许随着孔教书院的建立，拉森的华人文化传统会重新生机勃发。

《印尼孔教28天行记》第二十二天
在新埠头亲历县长竞选

早上十点钟，张裕后先生、吕秋花文师与荷妮一道，开车送我到两个小时车程之外的厨闽，印尼名叫Tuban。公路一直沿着海岸蜿蜒蛇形，右边是绵延不断的山丘和平原，长满了青葱翠绿的各种热带植物，左边是浩瀚无边的大海，映照在晴空丽日之下，景色十分优美。

可惜整个爪哇岛的北海岸以泥海滩为主，大部分地方还没有开辟成海滨浴场。一路风尘，倒是星星点点见到了不少泊在岸边的渔船，在海风的吹拂下随着海浪轻轻地荡漾着，隐隐有“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的闲情逸致。

拉森是中爪哇省的最后一站，厨闽则是东爪哇省的桥头堡，位于省会苏腊巴亚 (泗水) 和拉森的中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华人把这座城市叫做厨闽，因为即便是厨闽的闽南语发音也与原名相去甚远。问过几个人，也都不知就里。厨闽的建城历史已经有七百多年，但是作为信奉印度教的满者伯夷王国的一个港口，它早在十一世纪就出现在汉文典籍中。

十三世纪忽必烈舰队远征爪哇，其留下的一个船锚至今还保存在该市的一个历史博物馆里。也就是从十三世纪起，华人开始移民厨闽地区，后来郑和船队也到达过该地，带来新一批移民。如今厨闽的人口在十万左右，其中华人占百分之十，约一万人。

厨闽最著名的就是关圣庙，庞大的寺庙建筑群正对着大海，庙门顶上塑着一尊硕大无朋的螃蟹，是其最显著的标志。厨闽地处中爪哇和东爪哇的交汇地带，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因此关圣庙每年吸引了大量来自印尼全国各地的华人到此朝圣。

为了迎接我的到来，厨闽的孔教道亲已经做好了一个巨大的欢迎条幅，挂在孔教礼堂的门楣上，使我免不了受宠若惊。接待我的是东爪哇省孔教会主席刘国樑先生和关圣庙主席黄先生，两人都能说流利的中文。他们把我安置在庙内一间客房内稍事休息。

关圣庙是一组庞大的建筑群，内有一个供几百人用餐的食堂，全天十二小时开放。还有几十间客房，供各地来朝圣的香客住宿，光是冲凉用的小洗澡间就有四十个，可见其规模之大。今天关圣庙的孔教礼堂没有宣道活动，但是六十公里之外的新埠头却有，所以晚上的安排是我跟随厨闽礼堂的一群人前往新埠头参加当地的孔教活动。

在关圣庙稍事休整之后，我便随着厨闽的孔教道亲一同前往新埠头。开车的是刘国樑先生，随行的还有一位姓王的文师，三个年轻的姑娘，是孔教青年团的积极分子。还有一个年轻的姓崔的小伙子，来自山东威海，在关圣庙的成人补习班教中文课。

令人叹惋的是，万里重洋之外的华人正努力捍卫自己的传统信仰，小崔本人却是一个颇为时髦的基督徒，他跟随大家去新埠头孔教礼堂不外是看看热闹。新埠头位于梭罗河冲积平原上，是一个农业大县，盛产烟草和柚木，最近几年还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石油。

全县人口一百多万，以爪哇人为主，华人只占很小的比例。据刘国樑先生说，今晚新埠头的县长将带领一位来自麻省理工大学名叫奥拓的教授到孔教礼堂参加活动，该教授正好在当地就宗教和谐与宽容问题做田野调查。

傍晚六点钟，我们到达了新埠头的福绥庙，也就是当地孔教礼堂的所在地，庙门口已经三三两两聚焦了一些人，正在热络地闲聊着。跟印尼其他地方的华人寺庙一样，福绥庙也是以喜庆的红色为主色调，大门上方雕塑着二龙抢珠，宽敞的院落整洁有致，大殿门口摆着一口铮亮的黄铜香炉。

这个庙也是三教合一，儒释道三教的神祗在庙里和谐共处，其乐融融。新埠头孔教会的主席姓张，长得高大魁梧，在当地从事烟草业，颇有所成。有趣的是，在闲聊的人群中，有一位从江西南昌远嫁到厨闽的年轻妇女，当她突然见到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同胞，倍感惊喜和兴奋。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虽然没有佳节，但她如数家珍地向我述说在印尼生活的点点滴滴、酸甜苦辣，见证着一个远嫁异乡的年轻女子的坚强和无奈。

她不是孔教信徒，到福绥庙只是烧烧香，顺便跟华人朋友聊聊天。通过与她闲聊，我才得知当地孔教道亲俨然已经把我当作了孔教的传教士，想想可能是几天前与徐再英学师一道去日惹和马吉泠联络孔教道亲以后，给大家留下的印象。

简单的晚餐过后，我们赶往孔教礼堂，活动刚刚开始。礼堂里大概已经有二三十人，两个中学生摸样的女孩司职活动主持和电子琴师，整个活动程序一如我在其他孔教礼堂看到的一样。我原本以为这是个偏僻遥远的地方，没想到孔教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

一位不苟言笑、身着中山装的长者上台讲道，正是我两天前在布洛拉孔教礼堂见到的那位文师，他是专程赶到新埠头来讲道的，好在两地的距离并不遥远。之后是孔教会主席张先生讲话，并把我介绍给当地的孔教信徒。

就在我们结束活动准备离开的时候，新埠头的县长带领一队人马在警车开路下，浩浩荡荡地来到了礼堂，鞍前马后共计有十多人，奥托教授显然是县长大人的贵宾，同行的还有来自印尼各宗教的代表。

于是我们又重新坐定，开始了一轮有关宗教和谐与对话的宣讲活动。县长大人身穿红色花格的印尼传统蜡染服装巴蒂克，大腹便便，满面红光。他当仁不让，手拿话筒热情洋溢地发表施政演说以及有关宗教政策。

刘国樑先生悄悄告诉我，眼下正值新埠头大选之际，县长来孔教礼堂讲话，名义上是为了促进宗教和谐，但更多地为了拉选票，特别是赢得有经济实力的华人社区的支持。

在县长演讲之后，奥托教授和我都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奥托教授极力盛赞印尼在宗教多元化和宗教和谐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尝试，值得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效仿。

宣道活动完毕以后，我们赶回厨闽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了。这里跟爪哇大部分地方一样，潮湿而闷热。关圣庙的客房里没有空调，只有一台电风扇。我把风力开到最大，才勉强抵御热浪的袭击。但是无所不在的蚊子从四面八方袭来，我一晚上都穷于应付，也不知一共拍死了多少只。

根据印尼孔教总会的安排，我将在厨闽关圣庙停留两个晚上，因为明天下午才是孔教礼堂的宣道活动。届时东爪哇其他地方包括新埠头的孔教信徒，都会赶来参加活动。

另外，在印尼孔教内部颇有名望、居住在玛琅的欧阳子文文师，也会赶到厨闽礼堂作关于孔教与华人寺庙关系的主题讲座。我对明天的宣道活动充满了期望。

《印尼孔教28天行记》第二十三天

厨闽关圣庙的宣道活动

早上八点起床，用过早餐以后，刘国樑先生邀请我到办公室一同观看于丹的《论语心得》，一口气看了三集。不久新埠头孔教礼堂的苏长老也赶来了，我们又一同观看了傅佩荣教授有关论语的讲座。

苏长老虽然已经退出了宣道第一线，但仍然是东爪哇孔教理事会的活跃人物，更为印尼孔教的健康发展而夙兴夜寐、操劳不已。他尤其担心孔教内部一些信徒的信仰混合化趋势，还专门提到苏腊巴亚孔教会的一位领导人物，竟然是印尼三教会的忠实信徒，他举得不可思议，不利于孔教的健康发展。

尤其让苏长老恼火的是，该孔教领导人信奉的还不是儒释道的三教，而是凭空创造出来一个所谓三教信徒共同信仰的神祗Matrisia。虽然他已经向印尼孔教的精神领袖徐再英学师表达过自己的担忧，但性格谦和的徐学师不愿意得罪人，没有做出任何表示。

刘国樑主席也担心孔教内部的一些成员更热衷于三教信任，表现出离心趋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引用一句俗语，希望我在下午的讲座上强调华人社区的团结统一，以及孔教在华人宗教活动中的领导地位。

离下午的宣道活动还早，我趁机到庙内四周转转，并到庙外的海滩走走，呼吸海边的新鲜空气。厨闽关圣庙位于城市的西边，是印尼唯一的一座正对大海的寺庙，据说也是全东南亚建筑面积最大的一座寺庙，通往苏腊巴亚海滨大道把寺庙和海滩隔开。

放眼望去，辽阔的海面上烟波浩渺，海鸥在海浪中穿梭飞行，阵阵咸湿的海风迎面吹来，带来浓郁的大海的气息。说起关圣庙，背后还有一段神奇的传说。话说几百年前，一位来自中国的航海探险家在厨闽的外海上搁浅，当时那里还是一大片泥沼滩涂，生息繁衍着数不清的螃蟹。于是探险家拿出预先备好的蓍草来占卜吉凶祸福，并祈求关公为他指点迷津。

他连着占卜三次看是否应该在厨闽落地生根，结果都是肯定，探险家便在当地定居下来，并修建了关圣庙来感谢关公的恩德。由于人们相信螃蟹是神灵指定来保佑当地老百姓的，所以就在寺庙大门上塑了一尊巨大的螃蟹像，在印尼所有华人寺庙中可谓特立独出。

另一个版本的传说则稍有出入。据说早在十三世纪，也就是忽必烈的舰队袭击爪哇岛的时候，厨闽附近的一个叫昙巴热约的村子里就有一尊关公像。后来，一群佛教徒打算用船把关公像搬移到苏腊巴亚。

但是船在海面上突然无故旋转起来，无法前进。于是那些佛教徒赶紧祈求神灵的启示，得到的答案是关公的神像不愿搬迁到别的地方。最后，他们只好把关公像原路运回，并为其造了一座寺庙，也就是今天的关圣庙。

整个寺庙群占地面积达五万平方米，也就是七十五亩左右，分为三个部分，建筑都是鲜艳夺目的大红色调。最显著也最古老的建筑就是前殿，殿额上镶嵌着“庇佑众生，有求必应”几个大字，大殿门口立着一口巨大的香炉。

为关公设立的供桌上，燃着几支硕大的红烛，青烟缭绕，香气馥郁。供桌的后面，第二进大门口，一左一右立着尉迟恭和秦叔宝的塑像，怒目而视，霸气十足。关圣庙的香火十分旺盛，每年都有络绎不绝的朝圣客从印尼各地赶来，向关公以及孔子和释迦摩尼烧香许愿。

据说因为关公的神灵尤其灵验，甚至有不少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到关圣庙来朝拜。前殿的左右两侧，分布着中文教室、占卜大厅、办公楼、餐厅、客房等诸多其他建筑，林林总总不止一百个房间。院子里修了不少假山，掩映在菠萝蜜、芒果等热带树木花草丛中，别有一番情趣。

寺庙群的中间部位是一个占地面积不小的花园，其正中央是人工湖，湖面上曲曲折折地修建了廊桥，湖里还养了成群的金鱼。这里是香客来还愿放生的地方。花园的后面，刚修建了一座大楼，将用作寺庙的多功能中心，并且提供更多的客房。整体来看，整个寺庙建筑群气势宏伟，金碧辉煌，隐隐然有故宫的神韵。

孔教礼堂坐落在关圣庙前殿的后侧，宽敞明亮的大厅里整整齐齐摆放着上百把椅子，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孔教礼堂之一。礼堂的正前方墙上挂着孔子的画像，上书“至圣先师像”，下置一香案，上面摆着水果、蜡烛等，覆盖香案的桌布上绣着一只麒麟，并绣有“恭天成命”几个字。

孔子像的左右两侧墙上分别挂着颜回、孟子、曾参、子思的木刻画像，侧面的墙上绘有古人读书明志的故事图卷。除此以外，礼堂内并没有别的神灵的画像或雕塑，与我在西爪哇茂物县见到的孔教礼堂风格差不多。

但是茂物县的孔教礼堂大多是独立建筑，很少与寺庙相关联，中爪哇和东爪哇的孔教礼堂则大多栖身于寺庙内，或者与寺庙有紧密的关系。关圣庙是一座儒释道三教并存的寺庙，其中以关公崇拜最为重要，所以置于最显要的位置，孔教有单独的礼堂，佛教和道教也有自己独立的殿堂。三教和谐共处，相安无事。

从下午开始，孔教道亲陆陆续续来到孔教礼堂，最后大概有一百五十人之多，场面甚为壮观，是我在万隆参加宗教和谐晚会以后，所见到的规模最大的宣道活动。其中有很多人是专程从外地赶来的，包括新埠头的孔教会副主席、苏腊巴亚北极庙孔教礼堂的一位文师等等。

来自玛琅礼堂的欧阳子文宣道师，特地开了一辆中巴车，满满地载了一车人前来参加活动，活动之后他们还要连夜赶回去，来回各要四个小时的车程，让人至为感佩。晚上七点钟，宣道活动正式开始。司职主持和音乐伴奏的是几个年轻女孩，我想应该是孔教青年团的活跃分子。

宣道活动按照既定的程序进行，先是大家齐唱《咸有一德》，然后由主祭人上前为孔子画像上香行礼，然后是正式的讲道活动。我应邀主讲的题目是“儒教作为生生不息的传统在21世纪的中国”，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讲同样的题目了。糟糕的是翻译的声音太小，台下听众没听出个所以然来。

随后是欧阳宣道师主讲，他的题目是“孔教与华人寺庙的关系”，条理清晰，引人入胜。最后，关圣庙主席黄先生还代表厨闽孔教会赠送我一尊用青石刻成的木铎，上面刻有“忠恕”两字，我感觉到沉甸甸的分量。

宣道活动结束以后，来自外地的道亲还要纷纷连夜赶回家。明天我要赶往苏腊巴亚，将有机会与几个今晚出现的孔教道亲再次见面。

《印尼孔教28天行记》第二十四天

泗水文庙和姚平波孔教婚姻官司

早上九点挥别刘国樑先生，我又踏上了前往苏腊巴亚的征程，同行的有一位姓王的文师及其女儿，另外两位年轻女孩，还有山东来的教中文的小崔。王文师的女儿阿梅在苏腊巴亚上大学，学的专业是室内设计，所以她也正好回学校上课。

厨闽与苏腊巴亚之间已经修通了高速公路，车子行驶的速度明显快了许多。沿途看到不少湖沼或湿地，有的甚至望不到边际。越是靠近目的地，天气越是闷热难耐，看来苏腊巴亚地势低洼，气候炎热。

这座城市的中文名字叫泗水，据说是“先有孔庙，后有泗水城名”，也就是在十九世纪末苏腊巴亚的孔庙修起来以后，人们才根据孔子泗水行教将其改名为泗水。

据说这个孔庙与“泗水”城名有关。当地有华人说，先有孔庙，后有“泗水”城名。当然这只是“泗水”得名的一种说法而已。再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当年来到此地开发的华人有鉴于此地为四条河流汇集之处，因而称之为泗水。

据维基百科，Surabaya华文名泗水(音“四水”)，据称来自中国广东省平远县；还有一种说法，爪哇语苏腊巴亚（Surabaya），原意是鲨鱼鳄鱼，因此地原为荒凉的沼泽而名，华人感其拗口，先谐成“泗里木”，再进一步雅化便成地道的汉名“泗水”。

终于抵达苏腊巴亚，见到了印尼孔教海外交流部主席姚平波先生和泗水文庙主席周礼岳先生，两人正在参加一个宗教对话论坛。加上我在雅加达、万隆和新埠头遇到的宗教对话论坛和宗教和谐晚会，这已经是第四次接触类似的场合。

由此可见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政府对于推进各宗教间的对话交流，建设和谐多元和宗教宽容的社会所作出的努力。厨闽的一行人把我交接给泗水文庙以后，随即赶回去了。

姚平波和周礼岳两位先生径直把我带到了闻名东南亚的泗水文庙。根据可考的文献记载，泗水文庙是整个东南亚最早建立也是最大的一座孔庙。十九世纪后期，印尼华人在抗击荷兰殖民暴政的过程中，民族主义逐渐觉醒，民族认同的需求也日渐高涨，于是1884年在泗水首先修建了文昌祠，随后在庆孔诞、建孔庙的高潮中，改为孔子庙。

1904年，康有为前往参拜，他一方面称赞庙宇的堂皇，一方面又为偏处深巷而遗憾，建议将庙宇迁至路侧。1906年，文庙的管理者动员甲比丹郑泰兴拆除文庙前面临街的六栋房屋，捐地新建文庙，将原来的文昌祠改作学校，后来又改作中华会馆。文庙初建于清朝光绪32年，据说是康有为提议而建。

据相关资料介绍，1884年泗水建造了文昌祠，19世纪末文昌祠改为孔子庙。1904年，康有为前往参拜，他为孔庙偏处深巷而遗憾，建议将庙宇迁至路侧。1906年，文庙的管理者动员甲比丹郑泰兴拆除文庙前面临街的六栋房屋，捐地新建文庙，即为今日之文庙。

文庙门前的栅栏被漆成耀眼的红色，在繁忙而略显灰暗的大街衬托下，显得鲜艳而醒目。然而，繁忙热闹的是大街上川流的车辆，文庙一如往日的静默。文庙肃穆庄重，正中是孔子的神位，两边则有孟子及72贤圣的牌位。

儒家的重要思想“仁义礼智信”、“忠孝廉節”等，通过对联、横批等得以体现。雕龙、香烛、牌匾、青花瓷器、精美的中国雕刻，使得整个文庙显得古色古香，完全是中国气息，儒家文化气息极为浓厚。

正厅上是遒劲的“声教南暨”四个大字，据传是光绪皇帝御赐。其义为中华优秀文化远播于海外五洲四海，显示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这几字来自《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我在抵达印尼之前就通过电子邮件跟姚平波先生建立了联系，到印尼以后又多亏他为我制定详细的考察线路和日程，其间还几次修改初始计划，我对他早已充满了感谢。从邮件和电话交流，能感觉出他是一位非常热心和忠厚的人，印尼孔教有这样一位得力干将实乃幸事。

九十年代中期，姚平波、魏爱兰夫妇，曾为争取孔教徒婚姻登记的合法权利起诉泗水民政局，成为印尼轰动一时的平权案例。1995年，姚平波与夫人在泗水文庙举行传统的孔教婚礼，但是到民政局登记的时候却遭到拒绝，理由是孔教不是官方承认的宗教。

于是姚平波夫妇在深思熟虑之后，在泗水孔教会和印尼孔教总会的支持下，于1996年正式起诉泗水民政局的判决违宪。姚氏夫妇历经败诉，但始终不屈不挠，一直上诉到印尼最高法院。到2000年瓦希德出任总统以后，推行民主化进程，姚平波夫妇最终胜诉，此时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按照当时印尼的法律都是“非婚”生的。

姚氏案例胜诉以后，印尼孔教总会顺势而上，利用孔教高层与瓦希德总统的多年交往，成功说服印尼政府确立春节为印尼的公众法定假日，印尼孔教也在三十多年后重新被列为官方六大宗教之一，赢得应有的一席之地。从印尼孔教被平反的整个过程来看，姚平波与魏爱兰夫妇起诉泗水民政局是一个关键性的事件，因此称姚平波为印尼孔教的英雄实不为过。

姚平波在大学念的专业是英文，原本不会说中文，前几年到重庆师范大学进修中文，现在已经能够说比较流利的中文。他与妻子一道创建了一所私立学校，现在在校学生已经达到四五百人，口碑甚佳。此外，夫妻俩还为印尼孔教编写了好几本学校教材，我在茂物县的孔教道亲家里看到的《我是君子》就是由他们两人编写的。

因为今天泗水文庙没有宣道活动，所以庙里空空荡荡的没有人。姚先生因为家里有事，先行离开文庙，我和周礼岳先生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他能讲地道的中文。

周先生开诚布公地向我表示，当年他大力支持姚平波和魏爱兰夫妇起诉泗水民政局，是从反歧视的角度出发的，而不是从孔教内部的立场出发。后来人们因为这事而把他当成了孔教信徒，如今出任泗水孔教会主席。看来我两天前听到新埠头的苏长老对周礼岳执着三教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只是周先生过去对孔教有恩，所以旁人不好说什么。

昨天在厨闽礼堂宣道会上遇到一个姓林名叫苏里亚的小伙子，他是东爪哇省孔教青年团主席，还在上高中，但是对孔教青年团的建设充满了激情。他的父亲是泗水文庙的一名教生，全家人专门从泗水赶到厨闽参加活动。

今天苏里亚和父亲又专门跑到文庙来打招呼，虽然父子俩都不会说一句中文或英文，但他们的热情让我非常感动。一阵寒暄过后，他们把我安置在文庙旁边的一家干净整洁的小旅馆。

临告别时，林氏父子双手一拱：惟德动天！行了标准的孔教告辞礼。我也赶紧还以标准的孔教礼：咸有一德！相比之下，周礼岳先生却是不温不火地跟我握手告别，仿佛再次验证了苏长老的指控：他的心思并不在孔教上。

苏腊巴亚除了著名的泗水文庙有孔教宣道活动以外，另有一个北极庙的孔教礼堂也搞得有声有色，其发展势头似乎不在文庙之下，而姚平波夫妇早年都是北极庙孔教礼堂的积极分子，并且是在那里结下了缘分。

下午趁着有闲，我一个人走出旅馆，到附近的大街上闲逛。从11月3日登陆印尼以来，这是我真正第一次独自上街。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孔教人士接送，不但没有机会练习印尼语，而且还养成了依赖心理，所以走在街上，心里还有些惶惶不安，因为一句印尼语都不会。

文庙和旅馆位于泗水的唐人街，大街上不时能看到明显带有华裔特征的行人。跟印尼其他地方一样，泗水的大街小型也都被汽车、摩托车和行人挤得水泄不通，一派喧嚣扰攘。

文庙不远的地方有一条街叫做日本花儿街，是当年日本据占印尼时的红灯区，如今日本人早已不见了踪影，但名字却保留了下来。我在旅馆附近徜徉了半晌，匆匆买了一些干粮和饮用水便奔回旅馆。

傍晚时分，姚平波先生和林氏父子来到我住宿的旅馆，带我到附近的一家购物中心吃宵夜，是地道的印尼菜。购物中心里人群川流不息，商品琳琅满目，与其他国家的购物中心没什么差别。

宵夜过后，我们又专门赶往城市另一个角落的北极庙参观，正逢他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明天的六十周年庆祝。庙里红红绿绿地装饰一新，时间已经不早了，但男女老少很多人仍在庙里忙碌着。

很遗憾，明天早上从九点到十一点，我要参加文庙的宣道活动，只好舍弃北极庙的六十周年大庆。文庙活动结束以后，我要直接赶往机场，搭乘四点的航班飞往巴厘岛的首府登巴萨，在离开印尼前忙里偷闲一番，享受两天的假日休闲。

印尼孔教28天行记之第二十五天

巴厘岛孔教巡礼

今天是星期日。早上九点，泗水文庙的宣道活动正式开始。我住的旅馆离文庙只有两条街之隔，所以我步行前往。大约有四五十人到场，气氛比我想象的要热烈。泗水是印尼第二大城市，华人数目众多，还有规模尚可的唐人街，文庙能够维持到现在当属意料之中。

除了文庙，泗水北极庙的孔教礼堂也办得有声有色，姚平波夫妇早年就是从那里出来的。泗水文庙主席周礼岳先生因为有事在身，没有参加今天的宣道活动，姚平波先生担任我的翻译。

除了成人的周日宣道活动以外，泗水文庙礼堂还有专门为孩子们开办的周日读经班，有自己的教课老师，现在共有十五个孩子每周参加读经班的活动。今天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要去一家孤儿院慰问那里的儿童，一个很好的公益活动。

几十年前泗水文庙还开办有自己的学校，但是在苏哈托统治时期被收归国有，直到近年政府才把学校还给文庙，但仍然处于废弃状态，要恢复当前的兴旺恐怕不是易事。

令人称奇的是，泗水文庙有自己的一支规模不小的舞狮队，都是由年龄十几岁的爪哇族和其他土著民族孩子组成，每个孩子都统一身着鲜红的圆口短袖衫，胸口工工整整地印着“文庙”两个楷体大字，蔚为一道独特的景观。

这与中爪哇省的普禾加多福德庙以及梭罗礼堂的三达德公学的情况很相似，都有颇具规模、口碑不错的舞龙舞狮队，但几乎都是由清一色的爪哇族和其他土著民族孩子组成，几乎没有华人孩子的踪影。

我没有机会询问出现这个状况的原因，但可以猜测的是，一方面华人的文化日渐被当地土著民族接受，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华人家庭传统上注重孩子的教育，因此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而舞龙舞狮这样的体育活动倒是逐渐被荒废了。

据泗水的独立学者许重庆先生讲，现在印尼穆斯林家庭在给孩子举行割礼的时候，喜欢邀请华人社区的舞狮队来庆祝，所以舞狮在印尼土著民族中也日渐受到欢迎。这也是印尼华人文化与土著文化融合的一个典型例子。

泗水文庙坐落于唐人街旁边一条繁华的大道边上，车水马龙，人群熙攘，似乎与文庙静谧、安详的气氛有些相悖。当然康有为认为文庙深居陋巷，才建议迁到街边，他可能没料到如今文庙的周围实在是太热闹嘈杂了。即便关上文庙的大门，街上的嘈杂声仍然穿透进来，我很难想象在这里举办宣道活动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

不过当众多的孔教道亲肃立在文庙大厅里，在嘹亮高亢的电子琴声伴奏下，齐声诵唱《咸有一德》的时候，外面的嘈杂声似乎被自动屏蔽掉了，你立刻感受到一种肃穆庄重的氛围。

在文庙一位教生讲道以后，我上台主讲发生在2010年底的曲阜教堂事件，姚平波先生出任翻译。现场的听众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个发生在尼山圣地的事件对于印尼孔教信徒来说，可真不是一件小事。

有一个年轻女孩问，如果基督教真的要在曲阜修建圣三一教堂，儒教社团为什么不可以再修建一座更高大宏伟的孔庙呢？

看似天真可笑的问题，但是却让人认识到中国大陆儒教复兴所面临的艰难局面，不仅儒教社团本身就是一个没影的事儿，即便是佛教、道教的与基督教比起来，也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更遑论其余。

可喜的是，泗水文庙的听众中有不少是年轻人，今天的宣道活动就是完全由几个年轻女孩主持的。姚平波先生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年幼，两个女儿正上初中，已经是礼堂宣道活动的中坚分子。

姚氏夫妇开办有一间规模很大的私立学校，从幼儿园到小学各年级，一应俱全。他们的子女都是一直在自己的学校上学，直到最近两个女儿才转学到一间教学质量优良的天主教学校，因为他自己的学校没有更高的年级。

两个女孩都能说地道的英语，同时还在学两三种外语，老大甚至在学西班牙语，还跟我用西语进行简单的对话，老二则正在学韩国语，但两人都几乎不会中文。这也是印尼华人教育的普遍现象，由于天主教和基督教学校的设施齐备，质量上乘，许多华人家庭，包括传统孔教家庭，都把子女送到这些学校上学。

潜移默化之间，年轻华人一代都加入了天主教和基督教，与自己的传统文化渐行渐远，一个非常无奈的现实。由于姚平波夫妇都是坚定的孔教信徒，他们坚持让女儿每周都参加文庙的宣道活动，所以他家的孔教传统还在维持着。

宣道活动结束以后，所有的道亲都来到礼堂后边的食堂，一起分享简单而又温馨的午餐，这是孔教道亲联络感情、建立纽带的绝佳机会。我因为要搭乘下午四点的航班前往巴厘岛首府登巴萨，便匆匆告别了泗水文庙的孔教道亲。

不巧我一时糊涂，原本订的是鹰航的机票，却错当成了狮航，查询了半天也没有结果，急得满头大汗。一个月下来，由于一路得到孔教团体的热心照顾，我的印尼语仍然停留在接近于零的水平。

幸好姚平波先生一直陪着我，找到一间咖啡馆上网才找到了原因。

等到出票、检票、安检等一应手续办完，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我匆忙登上飞机，挥手告别徜徉了近一个月的爪哇岛，奔向号称人间天堂的巴厘岛。

当初的打算是前往西加里曼丹，因为那里华人人口众口，孔教发展也颇具规模，但因为时间不够，才中途改变行程。姚平波先生为我制定的行动路线，他打趣地说：“到印尼不到巴厘岛，就相当于没到印尼！”

所以我顺水推舟，乐得几天清闲。更有意思的是，巴厘岛的孔教发展其实也不错。我从印尼孔教总会网站上得到的信息是，小小的巴厘岛上竟然有四个孔教礼堂，散布在首府登巴萨以及其他几个小镇上，算是一个惊喜。

经过短短的四十分钟飞行以后，我便抵达了巴厘岛的登巴萨国际机场，当地孔教礼堂主席李先生和其他两位人士已经在机场外等候我多时。多亏了姚平波先生的细心安排，我一路上省了许多麻烦。
李先生身材健硕，头发卷曲，既有华人的特征，也有当地巴厘岛人的体貌特征。三个人都不会中文，只有李先生可以用英文与我交谈。

我们先在一家路边餐厅吃了一顿当地风味的牛肉丸汤，然后避开繁华热闹、外国游客云集的登巴萨市中心，来到城市北边一个比较安静的地区，找到了一个叫“拉图” (意为公主) 的旧式旅馆，典型的巴厘岛本地建筑风格，掩映在几棵浓荫蔽日的榕树下，但没有电话、电视、互联网，连付账都是用现金，也许是刻意追求一种古朴风格。好在有空调，我可以躲避室外热浪的烘烤。

晚上八点钟，登巴萨孔教礼堂还有正式的宣道活动。礼堂坐落在孔子庙内，整个建筑并不高大宏伟，但鲜红和橙黄的色调标志着其印尼华人寺庙的显著特征。大概有四十位孔教道亲前来参加活动。

三位身着白色传统中式缎袍的女士主持上香仪式，其庄重肃穆的气氛一如我在其他孔教礼堂看到的一样。一位叫达摩谛的文师首先上台讲道。据李先生介绍，这位文师可以说六种语言：中文、巴厘语、英语、法语、荷兰语和日语。达摩谛显然是他的巴厘名字，他的中文名字我却没来得及打听。

随后我上台作了自我介绍和简短的发言，达摩谛文师充任我的翻译。除他之外，只有一位六十来岁、名叫杨德昌的教生能说流利的中文，他的弟弟要年轻许多，但却出任在印尼孔教内级别更高的文师一职，可惜不会说中文。

一群世代居住在巴厘岛上的华人，已经几乎不会说祖先的语言，却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执着地守护着古老的传统。我心底油然而生敬佩。

其实今天来参加宣道活动的人算少的，据说经常参加周日宣道活动的在六十人左右，而整个孔教礼堂的成员在一百人以上。此外，他们还有四十个儿童参加周日的读经和宣道活动，可见这个礼堂颇具活力。

其实早在我到达印尼之前，就已经从网上搜寻到登巴萨孔庙礼堂的照片，照片上一群十几岁的青少年参加礼堂组织的郊游活动，正跨立在自行车上，整装待发，有的衣服上还用汉字印着“孔子庙”几个大字。今天来参加宣道活动的几个青少年，赫然就是我曾经在网络照片上见过的，更添一分欣喜。

宣道活动结束以后，我们一行人大约二十人左右，又一同前往登巴萨郊区一个叫苏加瓦蒂的小镇参加一个孔教道亲的丧礼。这位道亲正值盛年，却不料死于心脏病，明天将被火化。

印尼之行一路算下来，我参加丧葬、祭奠仪式以及参观华人墓园，这已经是第八次。院子里摆着几张八仙桌，一些亲戚朋友散坐几处，有的在聊天，有的在烧纸，还有的在吃东西。

杨德昌教生带领孔教礼堂的人来到停柩的灵堂前一起祈祷，然后一起焚香，再齐唱《咸有一德》，也就是礼堂宣道活动开始时唱的圣歌。杨教生还专门准备了一篇巴厘语的悼文，他抑扬顿挫地念完以后，大家齐呼“呜呼哀哉”。他再把悼文点火焚化在灵堂之外的石阶下。

随后，我们又一起吟唱了一首哀痛肃穆的挽歌，最后再鞠四次躬，有别于礼堂宣道活动结束后鞠的三次躬。当我回到登巴萨的“公主”旅馆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马不停蹄的一天，我终于可以洗个舒服的热水澡，然后美美地睡一觉。

星期三，我将从登巴萨国际机场直飞香港，正式结束印尼之行。按照孔教礼堂的安排，后天，也就是星期二，杨德昌教生和达摩谛文师将带我参观巴厘岛的华人寺庙。但明天是星期一，我有一整天的自由时间。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准备明天早上起来以后再做安排。

印尼孔教28天行记之第二十六天
巴厘岛神庙之旅

早上八点就醒来，昨晚两点才睡，但六个小时的睡眠似乎已经足够。服务生已经把早餐放在了门外，虽然说不上可口，但也省了出门找吃的。旅馆门口停着几辆出租车和面包车，司机们一边闲聊，一边等生意，因为住在旅馆里的的客人都是来巴厘岛旅游的，他们出门一定需要坐车。

前台的工作人员建议我包一辆车，一天的费用大概是五十美元左右，这样可以省去许多麻烦。我与一个叫安迪的小伙子讲好了价钱，连人带车一天五十美元，十个小时。巴厘岛是印尼单独的一个省份，人口有近四百万，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印度教徒，但安迪却是穆斯林。

他说话柔和，礼貌有加，英语不是很流利，但可以满足基本的交流。所以他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以后，就道歉说不能做我的导游，只负责开车。我原本就不喜欢别人在跟前唠叨，正好图个耳根清闲，可以多拍些照片。

巴厘岛作为全世界最受青睐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享有天堂岛、神仙岛、艺术岛、木雕岛等美誉，但更是以全岛上万座印度教寺庙著称于世。无论是在首府登巴萨还是在大大小小的市镇、乡村，独具特色的印度教神庙随处可见，甚至有的小镇上，每一栋房屋就是一座小小的神庙。

经过长期的演化，巴厘岛的印度教传统与南亚的印度教已经有所区别，其信徒除了供奉梵天、毗湿奴和湿婆神三大天神以外，还供奉释迦牟尼、太阳神、水神、火神、风神、门神等佛教和本土神灵。巴厘岛的神庙都是就地取材，用当地盛产的火山岩修建，体现出浓郁的本土特色，是人类文化不可多得的瑰宝。

我们驻足的第一站，就是一个名叫巴团的印度教寺庙，因其所在的同名村庄而得名，就坐落在公路边上，离登巴萨有半个小时的车程。这座神庙是巴团村的三大主要寺庙之一，其建筑群分为外殿、中殿和主殿三个部分，都是露天开放的塔式建筑。

整个寺庙没有围墙也不收门票，只有几位村民在寺庙门口接待游客。因为按照规定，每个游客进入寺庙都要穿上巴厘岛风格的围裙，当地话叫“沙笼”，也就是在长裤外面一围就可以了，游客则象征性地付一点小费。我听从司机安迪的建议，向那位给我围“沙笼”的村民付了一万印尼盾，略微多于一美元。

神庙内的几座门都是三角形的直立式建筑，由土红色的砖砌成，四周镶嵌火山岩浮雕，大门两侧是印度教的神灵，显得威严雄伟而又绚烂多姿。整个神庙建筑群中最醒目的是一种露天塔式建筑，巴厘语叫做贝尔（Bale），它用茅草覆盖屋顶并且没有墙壁，用作开放式的展览。

这种贝尔建筑描绘了巴厘印度教的天地万物，屋顶是“神”的部分，墙体是“人类”的部分，地基则是“魔鬼”的部分。每六个月，全村的人都要到巴团神庙举行盛大的宗教祭祀活动，这是全村最为重要的公共活动之一。

在巴厘岛，一年中各种与宗教有关的节日多达198个，如遇上重要的宗教节日或公共活动，祭祀仪式短的一天半日，长则十天半月。当我们从最后一站京打玛尼赶回登巴萨的时候，沿途竟看到不下十处巴厘岛传统的节日庆祝和婚庆典礼，就在公路边上露天举行，人们都身着白衣，头戴白帽，庆祝仪式庄重而又虔诚。

按照巴厘岛的传统日历，2011年11月23日开始就要迎接嘎龙甘节日的到来，这是巴厘岛一年中最为重要的节日，代表正义战胜邪恶，祖宗的神灵会回到人世间访问。在这期间，要举行一系列的宗教祭祀活动，所有的村民都要穿上最好的衣服，戴上最好的珠宝首饰，参加各种庆祝活动。

巴团神庙之后的下一站是一个叫象窟的石刻遗迹，由于位于从登巴萨前往京打玛尼火山的必经之道上，这里也成为游客驻足的热门景点之一。象窟最早是佛教徒修行所建的洞窟，建于十二世纪左右，是古代佛教修行者居住的地方，整个石窟兼具印度教和佛教的雕像。

象窟最早隐藏在一处山坳下的原始森林中，在1923年被考古学家发现后才重见天日，他们原想通过这个洞穴寻找大象的踪迹，象窟的名称由此而来。在洞窟入口上方的岩壁上雕刻有面目狰狞的守护神卡拉的雕像，四周则雕刻有动物、海浪等形象。洞外有三个露天水池，由四周山上的泉水汇集而成，据说以之沐浴可以祛病强身。

一位来自加尔各答、皮肤黝黑的印度女孩，正笑吟吟地伸手触摸甘泉的清凉。征得她的同意，我赶紧把这饶有兴味的一刻定格在镜头中。印度人到巴厘岛的印度教和佛教圣迹朝拜，这算是别有情致的一番景象吧。绕过石窟周围的寺庙、亭阁和喧嚷的人群，我沿着后山的热带丛林便道拾级而上。
一个月以来行色匆匆，直到此时才有机会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三个年轻的泰国女孩，看到荆棘遍布、人迹罕至的丛林小径，面露难色，正犹豫是前进还是后退。我自告奋勇，充当她们的先锋，一路结伴而行，倒也其乐融融。

其中一个女孩名叫百合，皮肤白皙、面容姣好，竟还会说比较流利的中文。只可惜，“留恋处，兰舟催发”。象窟之后，我还要随司机安迪前往其他景点，三个姑娘也租有自己的中巴车，她们的路线跟我的不一样。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第三站是一个叫古农嘉维Gunung Kawi的印度教神庙，坐落在一个叫“国王谷”的幽静山谷，掩映在金色的稻田和碧绿的椰林中，号称巴厘岛的吴哥窟。该庙修建于公元十一世纪，是为了纪念乌达雅那王朝的安那吴松国王和他的王妃。

神庙的主体建筑沿着谷底的一条小溪两岸顺次分布，位于东西两端岩壁上各有五尊雕像，另外北边的岩壁上还有四尊雕像，都代表国王、妃嫔以及王宫大臣一类的人物。

雕像前的台地上修建了一排小型的寺庙亭台，供宗教祭祀活动所用。我到达古农嘉维神庙的时候，天正下起了瓢泼大雨，寺庙里一个游人也没有，只有寺庙门口一溜纪念品商店，店主们没有生意，都在低头忙着制作手工艺品。

我用一万印尼盾的价格，向一个店主租了一把大雨伞，优哉游哉地在雨中沿着神庙的石阶，拾级而下，又拾级而上。山谷两旁是大片的稻田和椰林，有些水稻已经收割，剩下的稻田里则矗立着金灿灿的稻子，在哗哗的雨中静默不语，仿佛在掩饰忧郁的神情。

于我来说，小溪谷底的几棵老榕树更为神庙增添了几分灵动的气息，树干上爬满了藤蔓和青苔，雨水顺着藤蔓汩汩流下，形成数十条玲珑剔透的水柱，仿佛是琼瑶宫里的水晶珠帘，霎时赋予了超凡脱俗的气质。

离古农嘉维神庙两公里的地方，是名气更大、游人如织的圣泉庙，早在公元962年就已经建成，一切都是因圣泉而起。一千多年来，巴厘岛的居民络绎不绝，都到此处泉水沐浴，以求健康和财富。据说这里的泉水的确颇具疗效，许多人不远万里，慕名而来。

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中，不少人也即兴加入了这支朝圣队伍，纷纷跳入清冽的泉水中，以求祛病强身，净化心灵。我在寺庙门口重新租了一把雨伞，刚走进庙门，瓢泼大雨陡然间变成了倾盆大雨，一米之外的地方什么都看不见。

好不容易等到雨小了一些，大家便鱼贯而行，兴致不减。圣泉庙既收门票，也要游客在腰间围上“沙笼”，大红大紫的颜色，增添了不少喜庆的氛围。游客来自全球各地，其中有不少操着标准的普通话或国语，连带队的当地导游都能讲流利的中文。

圣泉庙建筑模宏大、完整，在这里可以看到巴厘岛所有寺庙的特点。一处神龛下方有一巨形石龟象征大地，两侧各有一条石刻巨龙护卫，嗔目咧嘴，几欲食人，与中国民间的巨龙形象十分相似，但又有一些差别。

巨龙的跟前有一小亭，一位印度教的祭司，身着白衣白帽，盘膝而坐，手捻燃香，念念有词，想必正在举行什么祭祀仪式。在巴厘岛，但凡印度教寺庙，亭台阶沿必定摆了不少祭祀物品，鲜花、食物、水果、檀香，不一而足，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从圣泉庙出来，雨已经停了，但天色仍然比较灰暗。安迪马不停蹄，推荐我顺路到了一个生态旅游农场，农场里种植了咖啡和各种热带香料，这不包括在我们早上商定好的旅游路线里。巴厘岛有很多这样的生态旅游农场，看来当地的旅游相关产业已经向深度发展。

但是到农场光看看是不够的，一定还要买一些东西，这也是出租车司机和农场经营者合作的动力所在，与中国内地许多地方的旅游经营套路很相似。我同意到农场一游，是想尝尝久闻大名的狸猫咖啡。

印尼当地的狸猫喜欢吃成熟的咖啡果实，不久就会将未消化的果核即咖啡豆排泄出来，人们把咖啡豆捡起来清洗、烘焙，制作成身价极高的成品咖啡。

一位伶牙俐齿的巴厘岛女孩接待了我们，免费赠送了十来种风味不一的咖啡供品尝，还成功卖出了一杯五万印尼盾的狸猫咖啡。遗憾的是，我到底没品味出它与美洲或非洲出产的纯正咖啡有什么不同。

小姑娘想顺势向我推销价值五十美元的一小袋狸猫咖啡，可惜任凭嘴皮磨破，却没有成功，露出一脸的失望。我阮囊羞涩，自觉气短，赶紧逃离了生态旅游农场。

巴厘岛旅游产业发达，公路平坦笔直。一路飞奔，我们终于抵达了今天的最后一站，京打玛尼的巴都鲁神庙。这个小镇离登巴萨六十八公里，位于以海拔1717米的巴都鲁火山为中心的高原地区。这里常年飘着毛毛雨，气候凉爽宜人。

在巴都鲁山与亚邦山之间，是景色优美的巴都鲁湖，为巴厘岛著名的清凉避暑胜地。湖边的山峰终年烟雾迷漫，半山以下覆盖着茂密的热带雨林，再下边是碧绿的水稻梯田，处处生机盎然，恍若人间仙境。巴都鲁是座活火山，1917年曾经喷发过，摧毁了周围的村庄和寺庙，但是也带来了肥沃的土壤。

原来的巴都鲁神庙就毁于这次火山喷发，只有一座十一层高的塔幸存下来，供奉的是巴都鲁湖的女神。我们现在看到的神庙是1926年新建的，号称全巴厘岛第二重要的寺庙建筑，仅次于位于伯萨蒂的众神之母神庙。整个建筑群由九个主要寺庙组成，还包括近三百个亭台和祭坛。

当地的百姓每到特别的日子，都到这座寺庙向巴都鲁湖的众神和其他神灵献祭祷告，祈求它们保佑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生意兴隆等等。京打玛尼一带的村民，其习俗和巴厘岛其他地方的人不同，他们不进行火葬或土葬，而是天葬，平添了一分神秘色彩。

巴都鲁湖边有一座江姑娘庙，供奉的是几百年前远嫁巴厘岛当地一位国王的中国公主。她如今是巴厘岛许多华人共同祭祀的祖先。可惜我行程匆忙，加上安迪对此庙一无所知，我有幸到了京打玛尼，却没有机会去一睹江姑娘庙的风采。

回到首府登巴萨的时候，已经是华灯初上。这座城市近年人口快速增长，已经将近一百万的规模，郊区的卫星城镇加起来还有两百万人口。世界各地的游客蜂拥而来，更使她初具国际都市的风貌。该市的华人人口数目不详，但是在大街上会经常看到中餐馆以及华人面孔的行人或游客。

我赶回公主旅馆的时候，不料登巴萨孔教礼堂主席李先生和另外一位老先生已经等候我一个多小时。我们事先没有约定要见面，原来他们是下班后特意前来带我去参观当地的华人寺庙。虽然一天下来我已经疲惫不堪，但仍然兴致颇高，欣然跟他们一同前往。

第一座华人寺庙叫灵源庙，离登巴萨市中心不远。原来这间庙是始建于光绪三年，即1877年，距今已经超过130年了。最早灵源庙是一间陈姓宗祠，主神是一位陈姓仙人，右边供奉关帝圣君，左边却是观音娘娘，此外还供奉有释迦牟尼和其他神祗的塑像，看起来也是儒释道三教皆宗。虽然这是一座小庙，但每年庙内都会举办关帝与观音诞庙会，延续巴厘岛华人的文化血脉。

可能是受巴厘岛印度教神庙的影响，灵源庙的门口台阶上撒了一些花瓣，殿内的香案上还摆放着香蕉叶子编织成的小盒，里面装着向神灵供奉的鲜花、香料等当地时令产物，水果、食物等供品则放在平常的碗碟里，陈列在香炉的旁边。

相比于灵源庙，灵墟庙的规模要大很多，建筑也更宏伟壮丽，在夜色中也能分辨出其金碧辉煌。这座寺庙离主道还有一段距离，中间只有一条土路连接，寺庙本身紧靠海湾，周围还有大片的沼泽地和红树林。寺庙门口有一块牌匾，上书“灵墟庙”三个繁体大字，下写“1999年农历9月9日，”是该庙的创建日期，一座只有十几年历史的新庙。

灵墟庙的当地名字叫Ong Tay Jen，其中文对应“王大人”，庙里还有王大人和王府娘娘的塑像，我不知其来历。庙门外塑着一艘扬帆起航的宝船，漆成耀眼的大红色，象征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舰队。大门更像是印度教神庙的风格，只不过漆以富丽堂皇的红色和金色，一左一右立着刘阴元帅和张计元帅两位门神。

传说刘阴和张计是当年郑和舰队的麾下猛将，出于明代罗懋登所著神魔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是在郑和下西洋的史实上演义虚构而来的。大殿的门柱上一左一右镌刻着一副对联，“灵通万物财源广进宏德泽，墟贾无穷永被群黎世尊崇”。

灵墟庙是一座典型的融合了儒释道三教以及巴厘岛印度教元素的寺庙，除了供奉有释迦牟尼、观音菩萨、三宝大人、天上圣母、关圣帝君、天公、财神爷、老子等三教以及民间宗教的众多神祗之外，还专门修建有一座小亭，其中供奉的是七仙女。此外，在寺庙的一角还塑立着几座印度教神塔，供奉巴厘圣母拉都娘、南海娘娘，两者都有巴厘文名字，而前者更是巴厘印度教的女神。

李先生开玩笑说，现在不是三教合一，而应该叫四教合一了。信仰以上四种宗教的人都可以到该庙来，向自己的神灵祈祷和献祭。主持寺庙的长者像是印度教的圣徒，剃着光光的头，身着白色衣裤，一如巴厘岛当地百姓在宗教祭祀活动时的装扮。

我无法判别他是华裔还是当地族裔。正在我们与寺庙主持攀谈的时候，一群巴厘岛当地百姓来到庙里的印度教塔前，献上鲜花等物品，开始祭祀活动。夜色已深，我们谢过主持，在印度教徒的祈祷声中，悄悄离开了灵墟庙。

《印尼孔教28天行记》第二十七天
巴厘岛的华人寺庙

拉图旅馆的设施落伍兴许是刻意为之，我倒也省了上网的诱惑，睡了一夜的好觉。早上八点钟，登巴萨孔教礼堂的杨建昌（Nusan Candra）老先生就来到了我的住处，他今天带我到巴厘岛各地著名的华人寺庙参观。杨老先生年近六旬，会说通畅的中文，在登巴萨孔教会任教生一职，他还有一位年轻许多的兄弟，是孔教会的文师。

车过杨先生自家经营的杂货店门前的时候，他的太太和女儿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车出登巴萨，我们沿着通往京打玛尼的高速公路飞驰，与昨天安迪走的路线不一样。但是公路部分地段还在修建中，我们只好在短暂的飞驰过后又走走停停。

孰料，杨先生的中巴车在半途抛锚，干脆在路边趴了窝。杨先生紧急打电话找来了一位修车师傅，好不容易修好，汽车终于又发动起来。但那修车师傅狮子大开口，一个简单的机械故障竟收了相当于五十美元的费用，这在当地应该是天价。

我们访问的第一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寺庙，而是一个倡导宗教和谐共处的文化中心，名叫圣雄宗教圣坛（Griya Anyar Kediri Karang/Mahatma Sacred Garden），创建于2001年，坐落在一个叫古龙恭（Klungkung）的小镇上。昨天的灵墟庙可以说是四教合一，但是圣雄宗教圣坛秉承甘地的非暴力及和平共处原则，倡导印尼的六大宗教和谐共处。

杨建昌先生颇为得意地说，灵墟庙的四教合一不算什么，这里是六教合一。圣雄圣坛建立在古龙恭小镇外的一处公路边上，门口是印度教象神迦涅沙（Ganesha）的塑像，以及另一座颇似飞天的印度教女神塑像。圣坛实际上是一个多宗教的禅修场所，稀稀落落地掩映在热带树木花草中，可谓“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除了少量的房屋，最显眼的就是修建在一处山坡台地上的雕塑园，代表印尼的六大官方宗教：孔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新教、印度教和佛教。主要的塑像有甘地、释迦摩尼、孔子、圣母玛利亚，以及不知名的印度教神祗，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新教反对偶像崇拜，可能是不见其塑像的原因吧。

有意思的是，孔子的塑像被漆成金色，他身佩长剑，两手作揖，双目含笑，站立在一朵硕大的莲花宝座上，其基座上还有印尼孔教精神领袖徐再英学师的题刻。孔子像身旁的圣母玛利亚也是伫立在一朵白色的莲花上，手捧念珠和十字架，神色慈祥凝重。我想这莲花应该是代表了圣洁和谐的意思吧，主创者可谓别出心裁，意境悠远。

圣雄宗教圣坛之后的第二站，是同处古龙恭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华人寺庙忠义庙（Zhong Yi Miao/Tempat Ibadat Kongco），也就是关帝庙，2007年刚刚建成。Kongco 是“孔子”一词的印尼语对译，Tempat Ibadat Kongco的意思就是孔子崇拜场所，也就相当于孔庙。

昨天登巴萨孔教会主席李先生告诉我，巴厘岛现在已经有了五处孔教分支机构，看来这忠义庙就是新增的孔教分会，因为其他的四处都能在印尼孔教总会的网站上找到地址。与大部分华人寺庙不同的是，忠义庙的路牌上及大门牌匾上的名称是用汉字及汉语拼音写成，一看便知是新近修成的。

虽然对外只称忠义庙，但它实际上是一座建在高高的台基上的双子庙，俯瞰前面一望无际的水稻田，供奉关公的忠义庙和供奉释迦摩尼的宝法寺（Vihara Dharma Ratna）并肩而立，前者的主色调为大红和金黄，后者的主色调为淡紫和粉白，交相辉映，宏伟壮丽。

庙前的侧门上还镌刻着手写的“欢迎光临”几个大字，字迹不是很工整，门两侧一左一右分别刻着“自强不息”和“仁则爱人”。宝法寺的内部装饰比较简洁，镀金的释迦摩尼佛像前，摆放着几束鲜花，香炉里燃着几支香。

佛陀身后的山墙是用白色大理石砌成，上面是其弟子的浮刻雕像。相比于宝法寺，关帝庙的陈设就要华丽铺张许多。门前一左一右拱卫着两条昂首欲飞的金龙，正对大门是一口硕大的香炉，供奉的是玄天上帝。屋檐上密密匝匝挂满了人们新年祈福的大红灯笼，一眼望去，甚为壮观。大门一左一右的对联是：千古英名垂宇宙，一生忠义满乾坤。

大殿内，关公塑像上方的旌幡上绣着“关圣帝君”几个遒劲的大字，其身旁两侧的幡条则是“合家平安，祈求吉庆”。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关公像的基座上，赫然镌刻着“招财进宝”几个字，在在体现出华人世俗的、实用的人生追求，与大门对联所表现出的充盈天地间的浩然大气仿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三站是位于佳亚尔镇（Gianyar）上的一座叫中保宫（Cong Po Kong Bio）的小庙，紧挨着一处繁忙的十字街头。这座小庙融合了华人和巴厘岛本地的建筑风格，蹲守门口的两只体型浑圆的石狮子已经带有本地特色，但主体建筑的主色调仍旧是鲜艳的大红色。临街的大门上塑着二龙抢珠，门楣上一左一右分别是代表佛教的卍字符号和代表道教的太极图案。

不大的院落里，矗立着几座印度教的神塔和不知名的神祗，仿佛在提醒访客这里是巴厘岛。大殿门口是一口铜香炉，是为了向玄天上帝上香所用。门柱上一左一右盘着两条呲牙咧嘴的飞龙，但已经跟汉文化里龙的形象有了很大的差别，更多带有巴厘岛本地龙的特征。

大殿里供奉的主神是关公，两侧门柱上的对联是：千秋义勇无双士，万古精忠第一人。关公塑像的上方是其像赞，其赞曰：“义结桃园，忠扶汉君。名留青史，功盖三分。据曹赴会，智勇绝伦。神威能武，儒雅知文。为王为帝，至圣至尊。大哉夫子，天地同存。”落款是民国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看守小庙的庙公姓陈，正好跟我是本家，他也是两种文化的混合产物，父亲是华人，母亲是巴厘岛人。老先生已是满头银发，留着飘逸的长胡须，再加上白色的衣衫和慈祥的笑容，顿时有了仙风道骨的气韵。佳亚尔小镇除了中保宫之外，还有一座现已改名叫金狮庙（Vihara Amurva Bhumi Blahbatuh）的福德正神庙。

该庙原本是华人民间宗教的庙宇福德庙（Hok Tek Bio），由于苏哈托时期对华人的高压政策，为了自我保护所以改成佛教的金狮庙，但是在寺庙的内部还是保留了原来福德庙的布局，比如说大殿里的主神并不是释迦牟尼，而是福德正神，连现存的两幅对联也嵌入了福和德两字，其一为：福固金石业并山河，德被强钟名昭图史；其二为：福山金城一篑不遗，德水长流千载永存。如今作为佛教寺庙，主持已经是佛教信徒，墙上也贴了不少和尚的照片和活动事迹，不过并不妨碍当地华人前来祭拜福德正神。

有趣的是，整个寺庙坐落在一座荷兰殖民统治时期修建的斜拉铁桥的桥墩下，隐藏在山谷中，从桥面上根本看不到桥下还有建筑。铁桥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废弃不用，只是静静地矗立在那里，作为历史的见证。紧靠铁桥的左边重新修建了一座水泥钢筋大桥，如今承担了全部的交通流量。

最后一站是从佳亚尔返回登巴萨，然后穿过整个城市到达巴厘岛最南端的丹戎小镇（Tanjung），这里有一座非常奇特的华人寺庙，叫丹戎昭应庙（Klenteng Caow Eng Bio）。这个地区传统上是海南移民的聚居地，所以他们也把家乡的宗教信仰带到了遥远的巴厘岛。

从外表看，昭应庙更像是一座小小的家族祠堂，大红漆色的山门外，蹲守着两只憨态可掬的石狮子，而从外到里每一扇门上都有两位威风凛凛的门神守卫。主厅的外檐一溜挂满了吉祥喜庆的大红灯笼，门沿上方挂着一块大红牌匾，上书“英扬海阁”四个大字，看落款是光绪十三年所制，也就是1887年。

红匾的上方还有一块黑漆匾，上面题字是“威灵赫濯”，可惜年代及落款都看不清。其侧面还有另一块大红牌匾，上书“千古忠魂”几个苍劲的大字，为光绪二十一年也就是1895年所立。丹戎昭应庙供奉的是妈祖、水尾圣娘和“一百零八兄弟公”，“昭应”二字就是因这兄弟公而起的。[1]

大厅的正中位置供奉的是一百零八兄弟公的神位，前置一口铜质香炉，其牌位曰“昭应英烈”。神位的上方则又是一黑漆牌匾，上书“兹云片玉”，是光绪十四年也就是1888年所立。其他几块摆在次要位置的牌匾还包括“泽被群生”、“有求则应”和“恩深再造”等。最摄人心魄的是兄弟公神位两侧廊柱的一副对联：“百八人精灵如在素车白马魏魏英烈壮河山，万千载俎豆常新碧海苍天耿耿幽魂昭国日”。

说起这“一百零八兄弟公”，背后还有一段催人泪下的壮烈故事。根据法国汉学家苏尔梦博士（Claudine Salmon）的考证，“一百零八兄弟公”原本是19世纪一群原籍海南的海上商贩，不幸罹难而化身为民间崇信的神祗。

海南人出洋谋生的唯一交通工具是海上的帆船，海上风高浪急，前途风云莫测，然而为生计所迫的穷人却不得不铤而走险。这一百零八兄弟公就是被贪婪的越南海岸巡警杀害，并被抛入海中，后来变成了海神，扶弱救危，显圣海上，被封为“昭应英烈一百零八忠魂”。

家乡人为了纪念和感谢这一百零八人，首先在海南的铺前和清澜这两个与南洋贸易往来密切的海港建起了奉祀他们的祠庙。后来，海南人所到之处，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印尼等沿海地区，都为“兄弟公”单独建庙或在其他寺庙中拜祭他们，称为“昭应庙”、“孤魂庙”或“兄弟公庙”。[2]

相比而言，水尾圣娘的来历则与妈祖有几分相似。她也称为南天夫人、水尾云感圣旨莫氏夫人、南天闪电感应火雷水尾圣娘，为海南定安县水尾莫家祖公莫瑚之妹，族人尊其为“圣旨婆祖”。莫氏族人认为，圣娘本名丽娘，姓莫，元末明初年间出生在琼州府定安县梅村峒龙马田村（现海南省定安县岭口镇水尾田村），父亲为莫家十四代祖莫素，母亲刘妹。

丽娘十六岁的时候，某天去山坡干活，再也没有回来，传说是被玉帝选中，肉身归天，成为圣娘。于是人们相信她具有神力，敬奉者日众。水尾圣娘的庙宇除海南定安县岭口镇水尾村外，外地还有三座，一座在四川，一座在琼山，还有一座在文昌。另外分别在泰国和印尼也有庙宇供奉水尾圣娘，都是从海南文昌移民到当地的华人修建的。[3]

在丹戎昭应庙，“昭应英烈”和“水尾圣娘”两块木牌比肩而立，显示二者是该庙供奉的最主要的神祗。当然，庙里还供奉有妈祖也就是天上圣母的神位，除此以外还有释迦摩尼、观音、福德正神、虎神、关公、弥勒佛以及龙等神祗，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远走南洋、靠海为生的华夏子民的精神世界。

注释：

[1] “海南人的海神信仰”，贾瑞青，凯迪网络，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6762456&boardid=1。

[2] “尊重海南历史民俗，救救海南文化遗产”，贾瑞青，凯迪网络，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6762456&boardid=1。

[3] “海南人的海神信仰”，贾瑞青，凯迪网络，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6762456&boardid=1。

印尼孔教28天行记之第二十八天
巴厘岛与中华文化

早上十一点半，登巴萨孔子庙主席李先生准时赶来送我去机场，从那里我直接飞回香港，然后从那里转机飞回墨西哥。李先生这几天一直忙于公司的业务和孔教礼堂的事情，但总是交代好人把我照顾周到。

他其貌不扬，但热情善良，勤奋刻苦，从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印尼几百上千万华人的面孔。从雅加达开始一路传递的华人创业致富神话，在李先生这里继续着。他拥有自己的咖啡工厂，手下雇员达一百多人，产品出口到亚洲多个国家。

但是他的生活却极为简朴，几次请我吃饭，都是在街边的简易餐厅甚至是小摊解决，率性而为，随意大方。我也丝毫不觉为忤，反而由衷感佩。巴厘岛的地方小吃，其实风格独特，正合我的口味。

长达28天的印尼爪哇岛和巴厘岛孔教之旅终于画上句号了。一路风尘仆仆下来，我对印尼孔教的印象可谓是跑马观花。巴厘岛逗留的三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总觉得这个千庙之岛与中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说：当地人对祖先和各种神灵的崇拜，他们的传统乐器佳美兰（Gamelan）很像中国的编钟，他们的寺庙建筑风格和装饰等等，但究竟有多深的关系又一时说不上来。

我上网搜罗了不少相关资料，总算整理出一篇对巴厘岛与中华文化关系的抛砖之作。巴厘岛究竟有多少华人，一直没有确切的数字。原籍印尼的新加坡学者廖建裕（Leo Suryadinata）针对2000年的印尼人口普查数据，估算出巴厘岛的华裔人口为一万，占当地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三。[1]

但是当时离苏哈托垮台不久，许多华人心有余悸，在人口普查的时候隐瞒自己的种族身份，所以这个数字应该看作是实际华人人口的最下限。有网上资料估计巴厘岛的华人人口为六万，但是其真实性成疑。

融入当地信仰的华人寺庙

巴厘岛的华人寺庙有多少，谁也没有确定的数字。但是笔者亲自造访过登巴萨孔子庙、灵源庙、灵墟庙、忠义庙、宝法寺、中保宫、福德庙和丹戎昭应庙等共八座寺庙，另外从网上还搜索到保安宫（Vihara Satya Dharma）、关公庙（Klenteng Kwan Kong Bio）、昭福庙（Klenteng Cao Fuk Miao）、城隍庙（Klenteng Seng Hong Bio）、灵源宫（Klenteng Ling Kwan Kiong）、众灵庙（Klenteng Cung Ling Bio）、塔巴南（Tabanan）孔子庙、巴都鲁神庙（Pura Ulun Danu Batur）内的总铺公庙、江姑娘庙（Pura Dalem Belingkang）等，两项合计十七座寺庙。

这些寺庙大都保持鲜明的中式传统建筑风格，以喜庆的大红色调为主，但许多寺庙也融合了当地印度教寺庙的风格，比如灵墟庙、中保宫、陈府真人庙就包括了印度教风格的神塔。大部分的华人寺庙主要接待华人的朝拜，虽然经常也有信奉印度教的当地人到华人寺庙朝圣。

相对而言，总铺公庙和江姑娘庙尤其值得一提，这两座庙不仅在巴厘岛华人移民史上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也在信奉印度教的巴厘岛当地人的宗教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离登巴萨两个小时车程、全岛闻名的巴都鲁神庙实际上是一组寺庙建筑群，除了供奉巴都鲁湖的女神以外，还供奉有不少其他神灵。其中有一处尤其特别的神坛，供奉的竟是一位华人神灵，神坛上面的匾额上题写著中文“总铺公庙”几个大字，神坛两侧有两行中文对联：“敬神只在一片心，入庙全凭三分礼”。

相传总铺公是明朝时期随郑和下西洋的云南商人，他后来因故没有跟着郑和船队继续航行，而是留在巴厘岛定居。后来他被当地国王招为乘龙快婿，主管国家财政，政绩突出，巴厘岛的商品流通得到快速发展，当地华人社团也急剧扩大，并与当地人通婚。据说巴厘岛人很多都有中国血统，而且因此自豪。

当时郑和船队从中国带来的货品和钱币都被巴厘岛当地人视为神圣的象征，认为可以趋吉避凶。总铺公也被当地人视为财神爷，认为膜拜他可以带来财富，而他的真实姓名倒是失传了。[2]如今总铺公庙的香火十分兴旺，前来烧香求福的华人和巴厘岛当地人络绎不绝。

在巴都鲁湖的另一侧，与巴都鲁神庙遥遥相对的地方，还有一座更为神奇的华人寺庙，叫做江姑娘庙，庙里供奉的江姑娘，被视为观音的化身，受到当地华人以及原住民的崇拜。

据说这位江姓姑娘是一位来往于中国与巴厘岛之间的海上行商的女儿，偶然间得到当地一位王子的喜爱，后者不顾当时的禁忌娶她为妻。江姑娘嫁到当地以后，大力帮助王子发展经济，除了渔牧和农耕外，还和周边岛屿及外国商人做生意。

据说这位王妃还带来了许多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如历史悠久的巴绒赛（barongsai）表演，就神似中国传统的舞龙舞狮表演。另外，中国铜钱在巴厘岛的流行以及当地百姓的凿齿习俗，据说都要归功于这位江姓姑娘。[3]江姑娘庙的式样与印尼其他地方的华人寺庙相比，更多融入了巴厘岛印度教的影响。

全庙为木石结构，庙前方矗立着一座印度教神塔，大门前是一口香炉，香烟缭绕，门两侧蹲着一对石狮，面对来往的香客虎视眈眈。最引人注目的是，庙的院墙上装饰着一枚中式大铜钱，外圆内方，上面是四个中文繁体楷书：天成元宝。

离江姑娘庙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还散布着几个以华人为主的村庄，村庄的名字大概可以看出是中文发音。其中一个叫做平安的村庄，每逢节庆日都有村民扶老携幼到江姑娘庙顶礼膜拜，以祈求幸福安康。

长期流通的中国铜钱

中国铜钱在巴厘岛的文化和艺术传统中占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甚至也渗透到当地人的宇宙观以及对人类和自然和谐共处的认识。以前，巴厘岛的居民直接使用中国铜钱作为流通货币，特别是清朝时期的铜钱在巴厘岛曾经大量流通。

直到今天，中国铜钱仍然在巴厘岛的宗教仪式和艺术创作中广泛使用。当地人在向印度教、佛教和本土神祗祭祀的时候，通常在祭祀品中都会包括一些中国铜钱。此外，房屋竣工仪式、宗教净化仪式等重大场合，也会使用中式铜钱作为献祭品。

巴厘岛人在制作木雕神像的时候，也要使用中式铜钱，其中有一种神像是巴厘岛本土信仰中的财神，有的使用竟达一万五千枚铜钱制作。当人死了需要火化的时候，当地人也会用一百零八枚铜钱，制作一种叫做乌库尔（ukur）的偶像，与死人一起在宗教仪式上焚化。

巴厘岛和附近龙目岛（Lombok）的居民相信这些刻有“XX通宝”字样的铜钱来自神灵世界，具有非凡的魔力，而那些镶嵌有铜钱的木雕神像就是真正的神灵短暂降临到人间时的居所，通过献祭这些神像，虔诚的人可以得到神灵的保佑。[4]

由于现存的中国铜钱越来越稀少，不少人呼吁重新铸造铜钱，以供货币流通和宗教仪式所需。2003年，巴厘岛还专门召开了一个名叫“保存中式铜钱作为巴厘宗教仪式的媒介”的学术研讨会，引起人们对中式铜钱的短缺问题的重视。[5]

但也有人觉得新铸的铜钱会冲击传统铜钱的历史文化价值，主张采取审慎的态度。最早传入东南亚的中国铜钱是汉代铜钱。唐代，流入印度尼西亚的中国铜钱不多，只有文化上的意义，而没有经济上的重要性。

到了宋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宋廷和印度尼西亚诸王国外交和贸易关系的日益密切，大量中国铜钱通过使节、贸易、商人私运等途径流入印度尼西亚。到了明清时期，流入巴厘岛的中国铜钱大量增加，当地也开始自行铸造中式铜钱。

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作为货币的中式铜钱才停止流通，但其作为宗教器物仍然在重要的宗教仪式上广泛使用。有人估计，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和龙目岛两地，民间手中保存的中国铜钱可能有1000吨或更多一些。对巴厘岛当地人来说，中国古钱是不可缺少的东西，几乎每个家庭都存有古钱以备祭祀之用。

查诸古籍，宋人赵汝适早在其所著《诸蕃志》一书中，就记载了宋朝商人为了谋取高利，不惜“往往冒禁，潜载铜钱”至阇婆国（爪哇）博易胡椒。明初人马欢的《瀛涯胜览》则提到，“番人殷富者甚多，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可见，有籍可查的印尼中式铜钱流通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一千年以前。[6]

神秘的“中国阵列舞”

在登巴萨南部的两个村庄，有一种叫做“中国阵列舞”（Baris Cina）的当地传统舞蹈带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烙印，但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影响，以及起源于什么时期，目前还无定论。

根据当地的传说，这种舞蹈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就像流行于爪哇岛和巴厘岛众多关于华人的历史和传说一样，随着年代的久远，许多历史细节渐渐变得模糊起来，想象的力量发挥出来，使得不少神话传说在某些环节逐渐同质化，给人似曾相识、若有还无的感觉。

比如某位经营有方的华人成为某位国王的财政大臣、某位中国公主嫁给了某位王子并带来中国文化等等，我此前在井里汶、三宝垄，如今在巴厘岛，都数次接触到过类似的例子。

“中国阵列舞”一共由十八个舞者分成两列来表演，其中一列身着白衣白裤，另一列身着黑衣黑裤，黑白两色象征敌我两个阵营，同时也反映了阴阳相生相克的哲学理念。他们头戴圆形毡帽，手握长剑，有时还要戴上墨镜。

据说巴厘岛当地人原来不穿长袖衣和长裤，这些都是中国船员传入的。圆形毡帽则似乎是荷兰殖民统治时期，来自西方衣着的影响，因为其他传统的巴厘舞蹈，舞者都是戴头巾一样的装饰。在以中国锣、钹以及其他乐器的伴奏之下，两列队伍作出格斗厮杀的动作，约略带有中国武术的风格。

锣、钹等乐器则奏出肃杀、凛冽的乐声，恍如真实的战争场面，周遭的观众也大为心惊。[7]目前这种舞蹈只存在于巴厘岛首府登巴萨郊区的两个临海的村庄，让人不由得联想，其一定与中国的航海贸易有关联。

实际上，有一种传说版本直接把“中国阵列舞”的起源归因到中国海船搁浅，而这艘海船很可能是一艘军舰。当船搁浅后，士兵们到海滩上安营扎寨，一边等待海船的修复，一边利用闲暇时间做队列操练，包括列队、行进、持械格斗等训练项目。当地人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而中国士兵迥异于当地人的模样、装扮和行为，似乎赋予了他们一种神秘的色彩。

当船只终于修好，中国将兵们扬帆远去以后，当地人接纳了长袖衣和长裤，依照中国士兵的衣着和阵势，创造出了奇特而神秘的“中国阵列舞”，其终极目的应当是带有祈福保佑、禳灾驱邪等一类的宗教性质。[8]

注释：
[1] Leo Suryadinato， Evi Nurvidya Arifin， Aris Ananta，Indonesia´s Population:Ethnicity and Religion in a Changing Political Landscap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Singapore，2003，第170页。
[2]“巴度尔湖水女神庙”，http://www.balivillas.com.cn/?mod=news&detail&id=407。
[3] Trisha Sertori ，“1,000 threadsfrom the Song dynasty”，The Jakarta Post，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2/01/26/1000-threads-song-dynasty.html；段立生，“巴厘岛的华人神庙”，段立生的博客，http://duanls888.blog.163.com/blog/static/107697282200911651630890/。
[4] Sidarta Wijaya，“Chinese Coin and Balinese Culture and Religion”，http://blog.baliwww.com/arts-culture/2065。
[5]同上。
[6]王贵忱，王大文，“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有关货币问题的探讨”，广州文史网站，http://www.gzzxws.gov.cn/gxsl/bngy/wjm/201006/t20100602_18711.htm。
[7] Wayan Juniartha，“Baris-the warrior dance”，The Jakarta Post，http://www.thejakartapost.com/bali-daily/2012-04-19/baris-warrior-dance.html。
[8] Sidarta Wijaya，“Chinese Influence in Bali”，http://blog.baliwww.com/arts-culture/583。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