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勇孔门

作者：崔海鹰

来源：《走进孔子》2022年第6期

在不少人的认知里，“儒”字似乎带有柔弱的特质，以至于常在潜意识里觉得：但凡儒者乃至与儒家、儒学相关之人，无论贵贱穷达、得志失意，都会是一副文弱怯懦的模样。这一观感化为成见，甚至溢出国门：据说不少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固然聪明勤奋，在人际交往中却总会难掩内敛怯弱，以致作家三毛曾抗议道：“我不再去想父母叮咛我的话,但愿在不是自己的国度里,化做一只弄风白额大虎,变成跳涧金睛猛兽,在洋鬼子的不识相的西风里,做一个真正黄帝的子孙。”

是啊，作为中国人，扪心自问，我们何曾比他人短缺什么，又何曾、何须真的比他人柔弱怯懦？这其实是天大的误会。歌手张明敏曾在《我是中国人》里唱到：“沉默不是懦弱，忍耐不是麻木。儒家的传统思想，带领我们的脚步。八年艰苦的抗战，证实我坚毅的民族。不到最后的关头，决不轻言战斗。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会挺身而出。”这才是儒家的真传统，这才是我民族勇毅抗争精神之写照，深获我心。

忝为儒学与传统文化研习者，我更想追本溯源，拂却历史与世俗的尘埃，一探“儒”之真谛与孔门大勇精神。

根据甲骨文与殷商史的研究，“儒”字暨相关职业者在殷商时代就已出现。在那时，这个群体的主要职能是相礼、赞礼，即导引、襄助他人举行礼仪活动；至晚在西周时期，这个群体又有了类似教官、学官的职能。总体而言，在整个商周时代，“儒”这个职业群体的社会地位并不甚高。

降至春秋末年，正处于中华文明长河的中游拐弯处，浊浪横空，礼坏乐崩。恰在此时，青年孔子以前朝殷商贵族后裔之身，于东鲁平民社会中悄然走出，从容登上残破的历史舞台。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承继先王之道与周代礼乐文明，并广施教化，于王官学衰颓之际，将原本贵族专属的王道与礼乐推向整个世间。此后，在孔子身侧，不断聚集来自各地、各阶层的青年后学向他学习、求教，孔子皆“未尝无诲焉”，造就多士。《孔子家语·弟子行》有云：“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而道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盖入室升堂者，七十有余人。”按其施教之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就是在一个近乎腐朽、没落的社会之中，培养若干真正德才兼备的治世之才与社会引领者，以拨乱反正，重建理想社会。孔子的教学活动与教学内容与此前之“儒”颇为相近，故孔子与其弟子也常被视为“儒”，他们构成最早的儒家学派。不过，孔氏之“儒”与前此之“儒”毕竟有别：后者以知识、技能服务贵族阶层，为一职业群体，是为“小人儒”；前者则以修齐治平为志业，为一政治思想团体，可谓“君子儒”。又由于所谓“儒家”系与“诸子”对言，故在战国以前语境中，孔氏之“儒”实当以“孔门”称之为宜。

在奔腾不息的中华文明长河中，孔氏之“儒”宛如滚滚浊浪下迸发出来的新流，沛然勃发，汩汩不息，乃至混混沄沄，泽被无疆。回顾斯时，有学有识乃至堪称哲人者断非孔子一人，只要稍微翻翻《左传》《论语》《国语》《史记》等典籍，即觉盈目皆是。几乎所有这些贤哲，对那千百年未有之世变皆有敏锐深刻的感触，却大多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企图“躲进小楼成一统”“举世皆浊我独清”。唯独孔子与其弟子不忍如此，毅然站定于积极救世的立场，“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在东周政治社会礼坏乐崩的废墟上，孔子携孔门弟子重绘礼乐蓝图，力图重建华夏礼乐文明的新苑，其功彪炳史册，不在禹下；其勇毅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堪称敢为天下先。

孔子师徒周游列国雕像

《左传·成公十三年》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在先秦宗法社会中，祭祀以敬天法祖为维护宗族团结与向心力之必备；而在有限的自然与政治、经济资源面前，特别身处乱世，国际、国内战争以至一般性争斗往往司空见惯。在此背景下，贵族社会往往崇尚勇者；国家选士，也总是以勇力为先。这既是实情，也属自然之理。

孔门承接先王之道、周公礼乐，其底蕴无疑博厚悠久，而其精神意态则是推陈出新、与时偕行。就勇而言，孔子与其弟子亦颇崇尚勇德，惟对“勇”意涵与要求却赋予新的诠释。在孔子看来，单纯乃至莽撞的血气之勇已无足称道，真正的“勇”必须立于礼法与仁义的根基之上，合乎天道、人伦、道德的要求。这一主张在他与弟子子路的交流相处中彰显得淋漓尽致。

子路出于平民，身体健硕，勇力超群，性情直率而崇尚勇武。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与子路的相遇相识最初并不愉快。子路平素“冠雄鸡，佩豭豚”，即头戴雄鸡形状的冠饰，身佩野猪形状的饰品，一副好斗之态。或许因孔子身材高大，遂令其生发争雄之心的缘故，子路竟然“陵暴孔子”，向孔子挑衅。据文献记载，孔子身长九尺，其力能“举国门之关”（《吕氏春秋·慎大览》），即论勇武也未必在子路之下；但夫子以礼义诱导、启发子路，竟令其幡然向道。几天后，子路身穿儒服，携带礼物，并通过孔门其他弟子介绍而拜师孔子。此后，他成为与孔子最亲近的弟子之一乃至孔门“十哲”之一。

子路画像

或许本性使然，青壮年时代的子路总喜欢向老师请教孰为“勇”“强”之类的问题，孔子则常在批评其鲁莽、过勇的同时，予以因材施教式的启发和提撕，巧妙地将其导引到礼义、中正的轨道上。《论语·公冶长》记载，孔子曾感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言而喜。孔子又叹道：“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由”即仲由，乃子路的姓名。杨绛先生曾有孔子最“宠”子路的说法，《论语》此句或可为一证。听到老师单独提到自己，子路自然也大感喜悦，甚至可能流露神往之意，而丝毫不惧海上风急浪高。于是夫子又叹息，此子好勇太多，难为全才，由是颇感无奈。盖在夫子看来，“勇”之为德固然可贵，却必须立足于礼、仁、义等规则、道德的基础上；否则，“勇”将失去正确方向，极易成为负面乃至有害之因素。

然则，何谓真正的“勇”？

首先，“勇”当遵行礼制。礼为周代文明基础与社会基本规范，因而君子之勇务必立于礼的根基之上。《论语·泰伯》记载，孔子指出：“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不合礼的恭敬、谨慎、勇敢、直率，往往都会走向负面。一个勇猛而不遵守礼制的人，极易成为社会动乱分子。

其次，“勇”当据守仁德。《论语·宪问》记载，夫子尝言：“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有仁德的人一定会有勇毅之心，有勇气的人却未必能有仁爱之德。抗日战争中，多少善良、忠厚乃至老实的中国人成长为英勇无畏的战士，而那些悍不畏死、无恶不作的日本侵略者又有何道德仁义可言！做人尤其是作为君子，一定要以道德仁义为本。

最后，“勇”当合乎道义。《礼记·聘义》有一段剀切的论述：

有行之谓有义，有义之谓勇敢。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能以立义也；所贵于立义者，贵其有行也；所贵于有行者，贵其行礼也。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敢行礼义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无事，则用之于礼义；天下有事，则用之于战胜。用之于战胜则无敌，用之于礼义则顺治。外无敌，内顺治，此之谓盛德。

“有行”指遵守礼制、道德的行为，这种德行自然合乎道义。践行道义、弘扬正气是君子勇毅之心的源泉。真正的“勇”，一定既立足于道义，也合乎礼制的规范。在国有外敌、社会动乱之时，这种“勇”将战胜外敌，克服动乱，使转危为安；在国家无事、社会和平之时，这种“勇”则将致力于礼义，使长治久安。此就是孔门勇德之精要与精神所在。

中年之时，从政鲁邦，孔子也曾受鲁定公重用，但国政大权毕竟长期把持于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之手，定公本人也难振作，致使孔子“强公室，弱私家”，从而推行礼治的诸般主张皆无果而终。于后，孔子被迫出走，以寻求推行王道礼治的理想之地，自此历经十四年，周游多国而不遇明主，最终只得归鲁老去，其可悲可叹也甚矣！作为一位从民间崛起，却要对现实国家社会有所改良的政治思想家，孔子的政治主张、政治活动无疑将触动既得利益阶层的神经，由此导致孔子在现实政治中屡屡碰壁。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学生、追随者与得力助手，孔门弟子总是义不容辞，与夫子风雨同舟，不离不弃，不愧圣人门徒。

不过，在孔子乃至孔门弟子而言，这些境遇似乎只是过眼云烟，绝不能阻挡他们拨乱反正、救世济民的勇毅志向。周游途中，孔子不幸被匡地之人误认作曾祸害他们的阳虎（货），因而将孔子及其身边弟子围困，以致情势危急。孔子却从容言道：“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传承周代礼乐文明，故汉代王充有“文王之文在孔子”（《论衡·超奇》）之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孔子的文明自信。后来，在奔往宋国途中，孔子与弟子又遭遇宋国大夫桓魋的胁迫恐吓。孔子又言道：“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此则可谓孔子的天命自信或道德自信。昔陈寅恪先生于《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盛赞梁任公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此实孔门以来真儒家皆然。对天命、文明、礼义、道德的信仰与自信，对天下离乱与民众苦难的痛心与不忍，当是孔子乃至孔门大勇的渊源与根本。

《圣迹图·宋人伐木》

自此而下，衍生了孟子的“大丈夫”气节，树立了苏东坡的“坚忍不拔之志”，孕育了文天祥的《正气歌》乃至现代的《义勇军进行曲》……由孔门而儒家，由儒家而整个国族，文明递相演进，精神一脉相承。以礼治规范与道德仁义为根基的大勇之德、之心、之志、之气，亦随此如血脉延续般代代传承，不断充实中国人的骨髓，支撑起这个民族的脊梁，捍卫着中华民族永恒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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