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西方有贵族精神,中国有君子传统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2-07-05 08:00:00
标签:
姚中秋

作者简介:姚中秋,笔名秋风,男,西元一九六六年生,陕西人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重新发现儒家》《国史纲目》《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为儒家鼓与呼》《论语大义浅说》《尧舜之道:中国文明的诞生》《孝经大义》等,译有《哈耶克传》等,主持编译《奥地利学派译丛》等。

     
     
 
     
     
     
     
     
    最近有篇署名“闲人·维杰”的文章在网上流行,尤其是一些关心公共事务的精英人士中,题目是《贵族精神的消亡,流氓意识的兴起》。该文在礼赞贵族及贵族精神的高贵之后,痛惜中国在二十世纪消灭了贵族精神,并呼唤恢复贵族精神。
    
    近年来,贵族或者贵族精神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初步富裕起来的人士希望自己的孩子有贵族风度,不惜重金送其到外国私立学校接受贵族式教育。这样的父母是有头脑的,比那些把孩子送到商学院的父母要明智得多,更不要说让孩子在国外独自生活、随便花钱的父母。
    
    不过,通常,当人们谈论贵族或贵族精神时,总不忘加上一句:中国没有贵族,至少从秦汉以来没有贵族,只有官僚、流氓、暴民。这样的看法很不正确,也妨碍当代中国形成具有贵族精神的群体。
    
    其实,中国一直存在贵族,及具有贵族精神的人,那就是君子。君子的形态又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三代,尤其是周代,君子是等级制意义上的,与欧洲的贵族相当。其实,周代与欧洲十到十五世纪之间的治理模式是相同的,即封建。分散的、大大小小的共同体的首领是贵族,也即君子。周代君子的作派与欧洲贵族没有两样。比如,他们都是武士,都崇尚荣誉,《左传》、《国语》生动地记载了周代君子的生活形态。
    
    孔子时代,封建制解体,社会趋向平民化,原来的君子群体也败坏了,社会陷入混乱之中。孔子的工作就是在平民化社会中重建君子群体。孔门弟子绝大多数是平民,孔子希望通过学,将其养成为君子。《论语》就是君子养成教本,而孔子创立的儒学,从根本上说就是君子养成之学。
    
    孔子所缔造的这个新兴君子群体不再是等级制意义上的,而是德行意义上的。原来的君子出身高贵,现在的君子则是平民中的卓越者。这就是孔子以后两千年君子之基本形态。宋明以来,这种君子精神继续下移,形成明清时代基层社会的“绅士”。晚清,君子精神伴随着现代工商业发展,又生发出“绅商”。
    
    在西方,十六七世纪以来同样经历了贵族精神下移的过程:随着封建制解体,等级制意义上的贵族群体逐渐消失,贵族的一些优越品质被平民习得,英国“绅士”就是这类具有贵族精神的平民,也即平民中之卓越者。在美国,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绅士。
    
    略加观察就可以发现,中国的君子与英国贵族的精神没有两样。比如,那篇文章引用储安平《英国采风录》中对英国贵族和贵族社会的观察:“凡是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他们都看不起金钱……英国人以为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难、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不仅仅是一个有荣誉的、而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此处的看不起金钱,不就是孔子所说“君子喻于义”?正直、不偏私、不畏难等等,孔子也多有论述,孔子也反复强调君子当见“义”勇为。
    
    这位作者又说:真正的贵族精神应有三根支柱:一是文化的教养,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二是社会的担当,扶助弱势群体,担当起社区与国家的责任;三是自由的灵魂,有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而且具有知性与道德的自主性,能够超越时尚与潮流,不为政治强权与多数人的意见所奴役。凡此种种,孔子再三教悔于其弟子。第一点不用说,第二点也就是《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三点正是孟子所说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孔子以后,君子层出不穷。这位作者批评中国人缺乏贵族精神,可他所举的例子有明显漏洞。他首先提及屈原、陶渊明、曾国藩,然后借《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所谓四大名著讨论中国人的贵族精神。除曾国藩外,这样的讨论完全不得要领。作者忽略了秦汉以来社会治理之主体与文明之支柱:儒家养成之士君子群体。这个群体十分庞大,每代都有杰出者,如《史记·儒林列传》所记秦汉之际汉反抗专制的儒生,汉晋时代持家极严、面对皇权也保持尊严的士族;宋代社会之自由气氛,也是由儒家士人创造和维系的。到现代,儒家精神同样养成一批批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从事于民主、宪政事业,并推动中国社会之现代转型。
    
    也就是说,中国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君子传统。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中期,这个群体被摧毁。但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弱化,君子传统又开始复苏。九十年代以来,君子群体重建之过程加快。这些新兴君子包括关心公共事务的企业家、公共知识分子、社会活动人士等。正是这个群体创造和维持了市场秩序、社会之自我治理与民间文化空间的繁荣。如果人们期望中国社会进一步转型,那么君子群体的重建,就是前提。没有一个分布在社会各层面、各角落的君子群体,就没有社会自我治理,不可能有平稳的制度转型,也不可能形成理性的政治。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