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辈生古人后，乃获见古人未见之书”

——《群经单疏古钞本丛刊》的整理范式与价值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四月十七日癸未

          耶稣2025年5月14日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考古发现已证明，早在商周时期就存在甲骨、金石、简帛等多种形式的文献资料，所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是也。进入有书籍的历史阶段后，以《易》《书》《诗》《礼》《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具有源头性和里程碑意义。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典被尊奉为中国古代的国家意识形态，逐渐影响了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人的精神世界。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基本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儒家经典，表现在儒家经典。按照经学的道路对儒家经典进行注释而形成了经学，经学的表现在注释。

这些注释，大体分为汉学与宋学两派，汉学的主要成果凝练在《十三经注疏》中。唐贞观十二年（638），孔颖达等受诏撰修《五经正义》，至永徽四年（653）方由长孙无忌等修订完成。其后又由唐代贾公彦、徐彦、杨士勋，宋代邢昺等相继完成其余各经之疏的撰修，最终形成了《十三经注疏》。疏是对于经的原文和汉唐旧注的再注释，最为详尽，最为系统，最为完善，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宋太宗端拱元年（988），敕诏校理、刊刻《五经正义》，历时六年刻成。在此之前，群经义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以单疏写本的形式流传。由于单疏本不便阅读，在流传过程中逐渐被自然淘汰，以致国内鲜有流传。清人钱大昕就说：“予三十年来所见疏与注别行者，唯有《仪礼》《尔雅》两经，皆人世稀有之物也。”陈鳣亦说：“群经之疏，本自单行，今尚存宋本有三，而皆萃于吴中。三者何？《仪礼》也，《穀梁传》也，《尔雅》也。”时至今日，国内仅存南宋覆刊《周易》《公羊》《尔雅》，清覆刊《仪礼》及清钞《穀梁》五经单疏本，就这几种也尚有残缺不全者。群经单疏更多的古钞本、刻本则在日本得以保存下来。清末杨守敬开始寻访日本古钞本，并撰写解题揭示其文献价值。经之影钞寻回者，由刘承幹率先刊刻出来，供学者使用。

传钞和翻刻，难免会损失古钞本的原貌。所以寻找古钞本予以高清影印，在这个技术发达的时代就成为比较可行的好方案，遂有了这套《群经单疏古钞本丛刊》（七种）（刘玉才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的出版。《丛刊》汇集古钞单疏本《周易正义》十四卷、《周礼疏》残本三十一卷、《仪礼疏》残本二卷、《礼记正义》残本卷五、《春秋正义》三十六卷、《春秋公羊疏》三十卷，北大图书馆藏《春秋穀梁疏》残本七卷及敦煌、吐鲁番单疏残卷等其他钞本，使“吾辈生古人后，乃获见古人未见之书”。翻阅、使用此《丛刊》，可以发现它具有鲜明的文本特点与价值。

第一，体例完备，印制精良的古籍整理佳作。刘承幹《嘉业堂丛书》当年首次汇刻单疏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与《春秋正义》《公羊疏》《穀梁疏》七种，并附刻了缪荃孙等撰写的颇具价值的各经《校勘记》。尔后日本陆续影印了单疏本《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正义》，商务印书馆又据以收入《四部丛刊》。前些年国内又重新影印单疏本《毛诗正义》。这几次刊印，不仅公布了大部分单疏本的珍贵底本，也使之得到学界的广泛利用。体例上，这些印本或有校记而无解题，或有解题而无校记，难免顾此失彼。本次出版《丛刊》，由北大刘玉才教授挂帅，萃聚海内外庋藏各经高清古钞本精装彩印。团队成员不仅为各经撰写研究性的深度解题以揭示文本性质、底本来源、钞写时代、递藏源流、校勘价值，还附录了前贤时彦的相应校勘记与研究论作。解题和图版分装，又附载其他重要版本的书影，便于对照阅读，尤见匠心设计。编撰方式上有继承，也有创新，使之体例更臻完备。

第二，琳琅萃珍，古钞单疏本首次原版集成之作。《嘉业堂丛书》所刊单疏本，改变了原底本的形态面貌与书写风格，不便使用。此后的几次出版，也受限于影印技术，都是灰度影印，且所印《礼记正义》《春秋正义》单疏不免有改变格式、删削内容之弊，失影印存真的作用。他们对古钞本的刊布也有所不足，致使古钞单疏《周易正义》《周礼疏》《仪礼疏》《公羊疏》《穀梁疏》及《论语义疏》一直未能在中国影印。此次所影印的七种单疏古钞本，各经底本选择都具有不可替代性：《周易正义》十四卷不是南宋国子监刻本，而是源自北宋国子监且与唐钞本有关联者；《周礼疏》存三十一卷，为存世孤本，此前从未出版过；《礼记正义》虽仅存卷五，其钞写时代却较日藏存世南宋刻残帙更早，且与刻本内容不重；《仪礼疏》仅卷十五、十六，其底本来源较已影印之士礼居影宋钞本的来源更早，藉之可勘验黄丕烈钞本、汪士钟影宋刻本的价值；《春秋正义》为该经现存单疏之最早、最完整本；《公羊疏》钞本为全帙，非存世宋刻残本七卷可比；《穀梁疏》钞本乃陈鳣旧藏，既是恬裕斋钞本的底本，也较嘉业堂钞本的年代更早、更有校勘价值。各钞本皆独具价值，在单疏本的调查、研究、整理、影印出版方面，既是目前体例最完善的成果，也是汇刊单疏钞本的集大成之作，值得深入研究。

第三，正本清源，还原唐代单疏之旧貌。为方便阅读，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开始编刻经、注、疏合刻本。福建书坊继而在经、注、疏之外，又加上了陆德明《经典释文》，形成经、注、疏、释文合一的经典注释文本——在元、明、清三代逐步成为最通行、最权威、最容易获取的读本。宋人合刻时，为了编辑的需要，不得不对单疏本卷次、出文的原始面貌有所调整，包括增删、改写起讫语等，或以经、注迁就疏，或以疏迁就经、注。这也造成单疏原始面貌的损失，在新文本中留下一些互不吻合之处。清人钱大昕就说：“唐人五经正义，本与注别行，后人欲省两读，并而为一，虽便于初学，而卷第多失其旧，不复见古书真面。”卢文弨也说：“古来所传经典，类非一本。陆氏所见，与贾、孔所见本不尽同。今取陆氏书附于注疏本中，非强彼以就此，即强此以就彼。欲省两读，翻致两伤。”单疏本分唐钞与宋刊两个系统，宋刊虽对唐钞有所整饬，但基本保留了原本面貌。许多注疏本的文本矛盾之处，有赖于单疏本的校勘而得以揭示。对于整理、研究《十三经注疏》的学者来说，为了正本清源，他们对原始面貌的单疏本具有天然的需求。《丛刊》的及时出版，正好满足了学界对单疏本需求，必将有助于研究者去探求诸经单疏宋刻本之渊源流变，管窥唐代诸经单疏之旧貌。

第四，版本校勘，读卷校经的必备之书。清人张金吾说：“疏与经注，北宋犹各自为书……南宋合注疏为一，而单疏本遂晦。夫合者所见之经注，未必郑贾所见之经注也。其字其说，乃或龃龉不合，浅学者或且妄改疏文，以迁就经注，而郑贾所守之经注遂致不可复识。”单疏本的经注文字直接渊源于唐写本，不乏有别于宋刻注疏本的异文，张说恰揭示出它特有的版本价值。在群经校勘史上，日本的山井鼎没有用过单疏本，清人浦镗、卢文弨也没有机会使用。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广校众本，备列异同，洵称群经校勘的典范，所采用的单疏本亦不过《仪礼疏》《穀梁疏》《尔雅疏》三者，且不乏据何煌、钱遵王校本过录者，更没有使用过日藏本。单疏作为群经八行本、十行本系统之疏文的祖本，校勘学意义重大。如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刻十行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其天头、地脚有不少永享十一年（1439）前的批校，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辑录作“宋板改某作某，不复知据何本”“宋板后人记”云云。这些批校不乏仅与单疏本、八行本合者，但八行本《左传》在日本没有流传，故只能是出自单疏本。

第五，文明互鉴，书籍与文化交流之缩影。据记载，《易》《书》《诗》《礼》《春秋》等经籍早在六世纪就被携带到了日本，并在彼邦广泛传播。大量珍稀经籍文本得以在日本被接受、被研究并流传、保存下来，乃考察儒学在东亚之传播与接受过程的重要史料。通过高清原色影印刊布诸经单疏古钞本，不仅完整清晰地准确呈现了各经的文本信息，也最大程度上再现了原书的装帧方式、纸张染色及朱墨笔批点、藏印、书迹、残字等细节，不仅是版本、校勘研究所需，也是从事写本学、书籍史研究的可靠依据。如《周易》单疏在日流传有众多钞本，而《丛刊》选印的广大本中副文本信息丰富，性质特殊，乃研究日系古钞单疏本《周易》间文本生成关系的关键坐标。藉之可以厘清其文本层次与钞写过程，能够修正学界向来认为的日本所传存经书写本可能存在唐钞本渊源的认识，还是考察《易》学在日本的传播、接受与发展的绝佳资料。

儒家经典经历了一个从“六艺”到“十三经”的漫长发展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经学文献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对中华民族文化和理想的建构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故李学勤先生说：“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这批孤稀古钞单疏本的高质量出版，必将使儒学与经学之研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同时，海内外图书馆尚存有一些未刊单疏本残帙，也是重要的研究资料，希望这些零散的未刊单疏残本也能被汇集出版，进一步满足学界的实际需求。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