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邓秉元：孔门的形成与春秋末期的学术分野——从七十子之学的分化说起》

来源：“经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四月廿四日庚寅

          耶稣2025年5月21日

2025年5月19日下午，由同济大学经学研究院举办的“同济·敦和经学高端讲坛”第十八期在同济大学云通楼410举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邓秉元先生应邀作了题为《孔门的形成与春秋末期的学术分野——从七十子之学的分化说起》的讲座。本场讲座由谷继明教授主持。

主持人：谷继明教授

邓教授在经学、经学史领域耕耘多年，著有《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周易义疏》《孟子章句讲疏》《新文化运动百年祭》等专著。邓教授还于2016年创办了《新经学》辑刊，为新时代条件下的新经学研究开辟了一方学术天地，也为推动国内经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主讲人：邓秉元教授

本次讲座，邓教授以孔门分化为切入点，通过重构孔门弟子的学术分野，揭示儒家与墨家、道家的内在关联，并重新诠释孔子思想对先秦学术格局的塑造作用。讲座以经学为本体，融合历史学、哲学视角，提出若干突破性观点，为理解先秦学术流变提供了新范式。本次讲座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先秦学术的基本框架

邓教授首先梳理了先秦学术的两类框架，为后续分析构建基础：

其一，《汉书・艺文志》“九流十家”体系。该体系由班固在刘歆《七略》基础上整理而成，构建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的学术分类框架。其中“诸子”部分将战国思想流派归纳为儒、道、墨、法、名、阴阳等九流，加上小说家形成 "十家"。邓教授特别指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以道家为诸子之冠，强调战国中后期学术分化中的交融特征，如“儒分为八”“墨离为三” 的记载，反映了学派内部因地域、问题意识差异形成的多元发展路径。该框架的价值在于建立了官方学术史书写的典范，但局限于汉代视角，对春秋末期学术分野的原生状态呈现不足。

其二，《庄子・天下篇》“道术分化"”理论。提出“古之道术”因周制崩解分化为三派：分别是邹鲁之士、缙绅之学（六艺）；数度（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百家之学（诸子）。官学解体后，知识阶层民间化催生的思想流派。该框架揭示学术分化的制度根源，为理解春秋学术格局提供关键视角。

二、孔门的分化

孔子逝世后，孔门弟子因学术倾向与实践路径的差异逐渐分化，这一过程既受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时代环境影响，亦源于孔子思想本身的包容性与开放性。邓教授指出，孔门分化并非简单的师承断裂，而是孔子“集大成”思想在不同维度上的展开。以孔门四科来看，德行科以颜回为代表，注重“仁”的内在超越性，追求“心斋”“坐忘”的精神境界，其思想通过颜氏后学与战国道家形成隐秘关联；政事科以子路、冉有为典型，强调技术实践与政治效忠，子路“旧法世传之史”的身份使其成为沟通殷商数度之学与墨家思想的桥梁；文学科以子夏为核心，专注于六艺传承与礼制研究，为汉代经学奠定基础。

这种分化在《论语》中已有预兆：孔子对子路“由也升堂，未入于室”的评价，暗示其学术未臻化境；而子夏因曾子“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的批评“投杖而拜”，则折射出传经之儒与现实政治的张力。孔门内部的多元性，实为战国诸子“道术为天下裂”的前奏。

三、子路之儒与墨家

邓教授提出，墨家思想与子路学派存在深层关联，这一假说挑战了传统儒墨对立叙事。子路作为春秋末期技术精英的代表，兼具双重身份：既是孔门早期弟子，又是殷商“旧法世传之史”的继承者。

子路强调“食其者不避其难”的效忠精神，与墨家“尚贤”“尚同”（逐级服从）的组织原则一致；其军事实践中运用的“沟垒兵法”，与《墨子・备城门》等篇记载的守城技术高度重合，体现技术官僚的专业传统。墨家“天志”“明鬼” 的信仰体系，可视为数度之学中对天道规律认知的宗教化表达。二者均主张通过可验证的客观标准规范人间秩序，区别于儒家对道德自觉的依赖。子路家族世为“士庶人在官者”，属于掌握技术知识的低阶贵族，与墨家“农与工肆之人”的阶级基础相近。墨家组织的“钜子制”“赴汤蹈火”的纪律性，正是子路“由也果”性格在团体中的制度化体现。

尽管史料中缺乏子路学派的直接记载，但通过《墨子·非儒》对儒家“弦歌鼓舞”的批判，可反推墨子所非之儒实为子夏一系的礼乐之儒，而非子路的技术之儒。这一发现重新定位了墨家在先秦学术谱系中的坐标。

四、狂简派与道家

邓教授进一步将研究视野扩展至孔门之外的“狂简派”，认为此群体是连接孔门与道家的关键环节。狂简派以楚狂接舆、子桑伯子、原壤等为代表，主张“临丧而歌”“不拘礼法”，以极端行为解构世俗伦理，其思想核心是“知命之学”——即通过对天命的内在体认，超越形式化礼制的束缚。

孔子与狂简派的关系呈现动态演变：早年受殷商文化影响，其“多能鄙事”的实践倾向与狂简派相通；三十岁“问礼老子”后，吸收狂简思想中的心性论精华，转化为“仁礼合一”的中道观；五十岁“知天命”则贯通生死之学，形成《周易·大过卦》象征的生命超越境界。战国道家实为狂简派未入孔门者与颜氏之儒的合流：庄子通过重塑颜回形象（如“心斋”“坐忘”），将狂简派的批判精神升华为形而上学体系；而《老子》“绝仁弃义”之说，实则针对子夏一系僵化的礼乐教化，而非孔子本人的“仁学”理想。

五、孔子思想的阶段性演进与“集大成”

邓教授特别强调孔子思想的动态性，其学术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

早年“技术精英”阶段：出身“旧法世传之史”，精通射御、兵法，思想接近墨家伦理。老子“去子之骄气与多欲”的告诫，折射其早年刚直外露的性格；

中年“问礼转型”阶段：三十岁后吸收狂简派心性论，转向“大人之学”，以“文质彬彬”调和殷周文化差异，奠定“仁礼合一”框架；

晚年“知命贯通”阶段：五十岁后通过诠释《周易》，将“生生之学”与生死超越结合，形成“未知生，焉知死”的终极关怀。

孔子通过“集大成”实践，将殷商数度之学、周代礼乐文明、狂简派心性论熔铸为有机整体。其逝世导致“磁场效应”消失，门徒依各自禀赋重归殷、周、狂简三派传统，最终衍生出战国儒、墨、道三家。汉代“六艺统诸子”的学术体系，实为孔子整合力的历史投影。

六、总结

邓教授的论述始终以经学为方法论基底。他认为，六艺、旧法世传之史及百家之学，大体可与后世经史子三者相应。墨学其实即渊源于鲁地的旧法世传之史，甚至孔子、子路本来也是此派人物。同时，春秋末期国际上存在一个相互具有广泛联系、强调礼义、蔑视礼法的狂简派学者群；而孔子之学本身与流俗礼学在精神上明显有别。据此可知，在孔子之前，晚周学术已经形成三派，即讲求诗书礼乐的缙绅之学、旧法世传之史与狂简派。孔子崛起于旧法世传之史，其后又吸收了狂简派的精华，并最后拯救了缙绅先生的诗书礼乐之学，因此成为周公之后虞夏商周四代学术的集大成者。由于孔子的巨大感召力，旧史派、狂简派一度皆有重要人物（如子路、颜回）进入孔门，成为德行、政事两科的代表人物。但当孔子去世后，却又因孔门六艺之学的刺激，而各自发生自觉，这就是道、墨两家的起源。

以上为邓教授讲座之大要。

邓教授的讲座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条理分明，启人深思。讲座结束后，进入讨论环节。邓教授对现场听众们的问题一一做了细致耐心的解答。最后，谷继明老师代表经学院对邓教授莅临讲演表示感谢。本次“同济·敦和经学高端讲坛”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