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学鸿儒：书院阅读传统与读书精神的灯塔

作者：周潇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五月初二日丁酉

          耶稣2025年5月28日

书院作为古代教育和讲学机构，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才，读书人始终是其灵魂的所在。在书院空间中，不仅汇聚经史子集有用之书，也广纳大江南北有志学子，因为有了书院，才有了读书人的群体，让阅读实践代代延续，让读书精神千载传承。在书院的文脉赓续中，硕学鸿儒的身影犹如中流砥柱、海上明灯。代表人物如宋代的“二程”、苏轼、朱熹、陆九渊、张栻，明代的陈献章、湛若水、王阳明，清代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阮元、张之洞等。他们兴修书院、建章立制；他们精研典籍、争鸣学术；他们传播思想、教化人心，以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高尚的品德和言传身教，成为学子人格道德的典范和读书精神的引领。

书院的建章立制者

唐代“书院”初设，本质为官方修书、校书与藏书的场所，至北宋才成为学者讲学著书之地。宋代儒学再造，大儒周敦颐的弟子程颢、程颐兄弟开创“洛学”，成为理学的奠基人。“二程”长期在洛阳、开封一带讲学，秉持“崇理尚德”的教育思想，以让读书人循天理为教育的终极目的。程颢创办的第一所书院坐落于山西晋城，著名的“程门立雪”故事则发生在程颐的伊皋书院。故事主人公之一的杨时于北宋末年在无锡创立东林书院，吸引了众多学者和学子前来求学，被认为是理学南传的重要人物，后世推为“道南先生”“闽学鼻祖”。

二程的学说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朱熹在书院、精舍讲学、著书长达四十余年，创办书院4所，修复书院3所，读书的书院6所，讲学的书院41所，书院生活伴随了其一生。四大书院中的江西白鹿洞书院和湖南岳麓书院即因其名声大噪。

明代著名思想家王守仁（号阳明），是陆王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及其学说对明代中后期书院的兴盛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在为官的贵州、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广设教坛，大力推广书院教育，如龙岗书院、濂溪书院等，亲自主持过稽山书院，还曾讲学于白鹿洞书院、南宁书院。嘉靖四年，王门弟子集资在各地兴建阳明书院，书院等成为传播心学思想的圆心。

还有不少书院是后世出于追慕先贤的目的而创建，如纪念周敦颐的濂溪书院，纪念程颢的明道书院，全国就有多处。又如位于海南儋州的东坡书院，原为“载酒堂”，位于儋州市中和镇，系苏轼居儋期间讲学会友的场所，始建于1098年，嘉靖二十七年（1548）更名为东坡书院。这些书院的命名，显示了后世对大儒思想与学术的认同与传承。

书院作为教育机构，其管理制度是逐步发展完善而成的。范仲淹青年时代曾求学于应天府书院，中年时又执掌过应天书院，他平日到斋舍检查学生的读书情况，见有昼寝者就唤醒询问“未寝之时，观何书”，并根据学生所对书目随机出题，回答不上就给予处罚。他不仅奖掖后学，遇到家境困难的学子还会给予资助。使书院走向制度化的重要人物则是朱熹，他复兴白鹿洞书院后，自撰《洞学榜》招生延师，确定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课程，形成完善的教学制度，还征集藏书供师生研读。他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列“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例”“以示学者”，这份揭示后被宋理宗抄录示之太学，为全国学校遵守，成为办学的圭臬，并传至东亚及东南亚。朱熹还亲自主持书院祭祀，并为维持书院的“久远之计”进行了学田建设。发展至清代，书院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管理制度，订有学规、学约、学则、章程、日程等规范生徒，在告假、见宾、会食、洁室、整院、谨户等方面提供了一整套日常行为守则，为近代大学提供了管理的借鉴。

书籍刊布的践行者

为满足学术研究和教学需要，书院普遍拥有藏书，并逐渐形成了流通制度，藏书管理制度也渐趋完善。相比国家藏书、私人藏书和寺院藏书，书院藏书服务的对象最为广泛，体现了书院的教育性和社会性，并且在学习资源的建设、书目的利用、阅读指导等方面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南宋以来，书籍从写本时代走入刻本时代，有条件的书院皆涉足刻书，形成了正式的“书院本”。书院常常是文儒汇聚之地，因此书院本往往都是精编精审、品相俱佳的上乘刻印本，拥有较高的版本价值。顾炎武《日知录》中说：“书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长无事而勤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板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张之洞谓“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书院刊刻的图书，不仅推动了古代印刷技艺的发展应用，更使典籍走出深阁，化身千万，真正实现了“致广大而尽精微”的阅读精神的传播。

乾嘉时期著名经学家、训诂学家、金石学家阮元先后在杭州创建诂经精舍、在广州越秀山麓创建学海堂。二者成为以专重经史训诂为宗旨的著名书院典范，整理刊布了大量文化典籍，其中《学海堂经解》（《皇清经解》）搜集清初至乾隆、嘉庆年间的经学著作74家，共180余种、1400余卷，《学海堂文集》四集90卷，搜集了500人的著作。

广雅书院为近代著名书院，光绪十三年（1887）由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规模宏大，有别于传统科举制度下的旧学堂，秉承“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成为近代两广新式教育的发祥地。广雅书局与广雅书院同时创办，参与选书、校勘、刻书的皆为近代著名学者，书局刻书历时二十余年，刻书两百一十五种，保存、传播了大量珍贵典籍。部分图书由后人汇编为《广雅丛书》，被视为善本，具有极高的版本学价值。

读书方法的指导者

读书思想决定着读书的宗旨和目的，读书得法则事半功倍。在书院著书讲学的过程中，名家们的读书理念得以显现。二程提出“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构建了一套以“明理”为核心的读书方法论：强调读书不是为记诵词句，而是体悟圣人之心，探究事物背后的“天理”；经典不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通向宇宙本源的途径。从而将读书提升到哲学高度，深刻地影响了后世阅读观念的发展。

苏轼兄弟少时，其父苏洵亲教读书，强调经书的重要性：“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遗法也。”苏轼也说：“君子之所贵，必其可传、可继者也。是以谓之经。经者，常也。”围绕如何读书，苏轼提出了“八面受敌”“由博取约”“厚积薄发”“抄书法”等。

朱熹一生致力于著书、读书和讲学，他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而成的《朱子语类》，辟有《读书法》上下两篇，是集古代读书方法之大成、书院阅读教育的范本。南宋湖湘学派集大成者张栻讲学于长沙的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等地，培养了大批学者，以致当时学者“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张栻提出阅读经典“不可以不精”，但亦不能“过求于训诂章句之间”，而是要通过“涵泳而精思”以“窥圣贤之用”，实现“知在行先”“知行互发”，进而认识到“维理无形，维经无穷”。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阮元也主张“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认为“读书须尽苦功夫”“读书当明体达用，徒钻时艺无益也”。

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创建尊经书院，指出“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主张“读书宜有门径”，阐明“非博不通，非专不精”的读书治学方法，读书要处理好博与精的关系，汉学与宋学不可偏废，应互相补给，忌分门户。为指导学生读书，他专门编写了《輏轩语》《书目答问》两书，号称姊妹篇。

学术争鸣的倡导者

书院作为学术传播与交流的重要场所，自由讲学与学术争鸣的传统源远流长。学院崇尚学术自由、兼容并蓄，孕育了理学、心学、汉学等诸多学术流派，对思想传播，学术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学院秉持开放办学态度，会邀请不同领域的学者前来讲学，如精通历史、天文、地理等学问的名家，从而汇聚各种学术资源，丰富学生的知识体系，清末的许多书院还将西学、科技纳入教学内容。在书院中，不同学派、不同思想的学者可以相互交流，互相批判，不同讲学风格互相借鉴，教学方式也提倡讨论、分享，鼓励学生独立思辨。

张栻被聘岳麓书院主教期间，与朱熹论学两月有余，两人“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吸引了上千名学子旁听，“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朱熹以诗“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盛赞张栻为“金石之友”。“朱张会讲”开书院会讲之先河，这种和而不同的交流方式，也包含了对如何阅读儒家经典的观点碰撞，对中国学术思想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南宋淳熙二年（1175），朱熹与心学鼻祖陆九渊进行了史称“鹅湖之会”的激烈辩论，辩论的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数年后，白鹿洞书院修复，朱熹又邀请陆九渊前来讲学，赞扬他所讲“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形成了《白鹿洞书堂讲义》。“朱陆白鹿洞之会”显示了大儒摒弃门户之见、尊重学术分歧的胸怀。

读书精神的引领者

书院虽一路伴随着科举制度而来，但硕学鸿儒们始终秉持读书“志于君子期于圣贤”的宗旨，倡导“知行合一”的读书精神，对士子家国情怀的涵养、对社会风气的改善产生了深远影响。范仲淹求学应天府书院，虽食粥度日，却“昼夜讲诵”“泛通《六经》”，立下“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志向。朱熹云“大凡心不公底人，读书不得”，读书人最忌炫耀学识，或将获取私利作为目标。清初启蒙思想家王夫之少年时入岳麓书院读书一年，对其后来的人生理想产生强烈影响，他强调“志在学先”“学者以正志为本”，否则书只会“大以蚀其心思，小以荒其岁月。其穷也，以教而锢人之子弟；其达也，以执而误人之国家”。顾炎武晚年曾寓居曲沃东韩，授业绛山书院，并在此完成巨著《日知录》，留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千古名句。清末李用清执教晋阳书院，弟子将其治学修身养德箴言汇为《课士语录》，其中明确指出读书乃在学圣贤，不在博得一第。张之洞认为“若读书者，既不明理，又复无用，则亦不劳读书矣”。

读书涵养了士人的浩然正气。南宋白鹭洲书院的创办人江万里是卓越的教育家和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他先后创办白鹭洲书院、宗濂精舍和周程书院（后改为道源书院）。文天祥20岁时到白鹭洲书院求学，21岁考中状元，即受教于他。多年后，因抗击元兵被俘的文天祥在元大都“污下而幽暗”的囚室里，写下了名垂千古的《正气歌》，慷慨就义前，在衣带间留下绝笔：“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林则徐在鳌峰书院求学7年，师从陈寿祺、林春溥、郑光策等巨擘泰斗，深受书院经世致用学风的熏陶。走上仕途后，他鞍马舟车，书不离身。在广州禁烟期间组织翻译西书西报，为后来魏源编纂《海国图志》奠定了基础；被革职发往伊犁时，以大车七辆载书数千卷共二十箧，留下了《载书出关》一诗，中有“纵许三年生马角，也须千卷束牛腰”之句。清末状元、民族实业家张謇曾在南京钟山书院、惜阴书院求学，并向凤池书院山长张裕钊问学。后担任过赣榆选青书院、崇明瀛洲书院、江宁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的山长。作为传统士大夫与近代实业相结合的代表人物，张謇认为“学莫先于经，而史次之”，读儒家经典要“得其本而随事贯通”，强调“学为事干”“干虽小无虚”，唯有如此，学风才不会虚浮。这种读书精神，与他兴实业办教育、保国泽民的巨大热情是内在一致的。

“唯有读书声最佳”，中国自古就有读书重学的传统，书院为书香的传续筑起精神和物质的基座。历代硕学鸿儒将心血付诸书院，立规建制，崇礼明德，以读思悟行之法启迪学子，尽藏“识仁据德”之旨？ 共成“学达性天”之境。一部中国书院史，不仅是讲学史，也是出版史、阅读思想史、读书人物史的缩影。书院以其开放包容的读书精神，孕育了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等思想体系，更塑造了范仲淹“先忧后乐”、顾炎武“天下兴亡”的士人风骨和左宗棠岳麓求学铸就收复山河的胆识。书院的空间形态多已湮没，但“读书精神”与“书卷气质”已深深渗透到民族精神血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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