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二：《左传》学研究

来源：“经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五月廿五日庚申

          耶稣2025年6月20日

论坛二：《左传》学研究

第一组

主持人：李伟荣（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评议人：田访（岳麓书院历史系副教授）

郭院林（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试论杜预《左传》注以文解经的特色

作者指出，杜预从文章学角度深入剖析经传，进而揭示《左传》文学特色。首先，杜预以文辞作为解经的出发点与理论依据，总结出“变例”以及《春秋释例》与“五体”；其次，杜预从文章学角度阐释叙事结构，通过“张本”“终”“为……传”等文字提示伏笔、结局的文章内在联系，形成首尾呼应的叙事闭环；另外，杜预从文章学的角度揭示《左传》的叙事方式，着重阐释了《左传》预叙、倒叙的手法，将《左传》的线性时间转化为意义网络。杜预善于通过关键细节的注释，串联散落各篇的史实，构建完整的历史逻辑链，避免冗赘铺陈，塑造了“简明畅达”的注释风格；他这种以文解经的方式，啓发了后人从文辞、文章结构、叙事角度进一步讨论。

评议：

郭老师的这篇论文主要是从文章学的角度去探讨杜预注，这个角度是比较新颖的。文章主要分爲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强调文辞，以文辞作爲解经或者理解经义的出发点。孟子曰：《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文则史”应该怎麽理解呢？郭老师说应该是指史官文辞的特色，这一点我是十分认同的。《左传》是在很长的时间当中，由不同的史官群体不断地书写、延续、修改而完成的，其中文辞上的差别是我们需要分辨的。我们必须要逐字逐句地閲读《春秋》和《左传》，并通过杜预注去理解文本，因此文辞对我们来讲依然是很重要的解经的出发点和理论依据。除此之外，把同一事件的记载加以罗列和排比，体会不同的用辞及其背后的深意，这是杜预研究《春秋》义例的基础和重点，而杜预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构建起义例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中，杜预排除了汉儒所引申发挥出来的一些义例的说法，把他认爲有意义的部分又划分爲旧例和新例，将前者归爲周公所创制，后者为孔子的发挥，就构建出了“五体”的义例理论。这部分是《春秋》学的传统，点明文字和例是互爲表里、互相统摄的关系，是非常有价值的。这篇文章的第二、第三部分通过“张本”“以……传”“为……专”“终”几种要素来分析《左传》的叙事结构和叙事方式，郭老师也非常精细地讨论了这些要素相关的条目以及相互联系与功能。但如果仅从文章学的角度、仅仅从以上几个要素来解读杜预的结构的话，可能会面临过于表面化的风险。

黄黎星（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论《左传》《国语》筮例的文化意义

作者指出，易筮与易论的记载，是《周易》与《左传》这两部儒家经典值得重视的交集点。《左传》及《国语》所记易筮，是传世文献中最古老的占筮实例。对《左传》《国语》筮例的考察辨析，可以认识史家记筮之用意与特色，同时，对于剖析古代卜筮文化现象，研究春秋时期对《周易》理解运用的特点，考辨《周易》成书过程若干阶段的遗迹，探索易学史上“象数”与“义理”两大派别的萌生状态等，都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作者介绍了《左传》《国语》所记易筮概况，回顾历代学者对此所作的不同倾向的阐释解说，对筮例作出拟议与评判，并探析了筮例所体现的筮法与占法、筮例所运用的象数与义理解说，还对易筮演进及其影响进行文化阐释。

评议：

读完黄教授的论文给我的感受是“体大思精”。这篇文章的内容非常丰富，每一个部分探讨的内容也非常精深。我比较感兴趣的内容首先是第四部分列举的《左传》《国语》十六则筮例“一爻变者九例，二爻变无例，三爻变二例，四爻变无例，五爻变二例，六爻变无例，六爻皆不变三例”，我想知道从数学上来看为什麽会出现“一爻变”“二爻变”这类的情况？其背后是否体现了某种数学理论？另外文章中也提到之前的学者对于《左传》中的占筮有相信者也有怀疑者，我也十分想了解黄教授个人的看法。我个人认爲《左传》中的占筮是经过后人编纂而呈现的，那麽编纂者应该是看到占筮结果之后再去编纂相应的内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否应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占筮内容？最后，我们知道《左传》里面占筮的方法不止一种，比如有龟卜也有筮卜，因此《左传》当中占筮的例子是否呈现出早期的多元化的占筮方法？是否在《左传》记录的年代，《周易》占法还不是主流？

方韬（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左传》为魏氏造饰”说新证

作者提到，“《左传》为魏氏造饰”说由清姚鼐首倡，它指出《左传》的编纂与战国时期魏国有着特殊的关联。此说逐渐为现代学术界重视，但缺乏详细的论证。从《左传》“魏绛和戎”“魏舒执政”“季札观乐”三个重要的事件入手分析，在与《国语》《史记》、诸子及出土文献的充分比对研究下可知，左氏为魏氏先祖增饰，预言魏继晋为盟主，确有为其造饰的证据。《左传》编撰者与魏国或有较密切的关系，由“季札观乐”一事推知，《左传》成书下限或在前300年左右。

评议：

我认爲这篇文章还是很雄辩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理有据、逻辑清晰。只是文章第三部分，所谈论的是否是另外的主题？比如第三部分开头提到了《左传》与《史记》之间记载的区别，如《左传》作“明主”，而《史记》作“盟主”，方老师也对此进行了辨析，这一部分似乎有些偏离主题。另外还有一个疑问，在第三部分中，季札作爲吴国的大臣，他在鲁国观乐的时候，爲什麽要预言魏国作盟主这件事？魏为盟主这件事似乎与鲁国、吴国都没有关系，这似乎是比较奇怪的一点。

张婉莹（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项目助理教授）：

《春秋》三《传》对鲁文姜之述评比较

作者首先点出了文姜这一人物在《春秋》学的议题中所存在的争议。文姜嫁给鲁桓公后，又与其兄齐襄公私通，酿成桓公遭弒之祸。不过，文姜死后却能得到「文」之美谥，且《春秋》记载也给予相当的尊重与礼遇，此间的矛盾与差异，为《春秋》学者考察和诠释的重要问题。作者梳理了三《传》对文姜相关记载的解释，探讨三《传》如何理解：鲁桓公与文姜的婚聘、鲁庄公的身世之疑、鲁桓公之死的罪责、文姜屡次非礼踰境及其和庄公的母子关系等重要问题，并比较三《传》的立场及观点差异。而对于引发后世疑义的，何以文姜得谥「文」，及其死书「薨」，葬用君夫人之礼，三《传》皆未多作说明，有待后世经学家之阐释。

评议：

张教授的文章从非常传统的经学视角，梳理了三传对于文姜嫁到鲁国与鲁桓公成婚、两人生下庄公、文姜在桓公被弑之后又多次踰境以及庄公对文姜的态度种种事件和问题的解释。张教授把这一系列事件划分得很细致，在每一个事件下都对比了三传的说法。看完文章后我也会有疑问，即文章在总结了对三《传》对文姜事迹的解释与评价之后便戛然而止，似乎没有很明确的问题意识。听了张教授的讲述之后才明白原来张教授是要将宋人的议论引进来作爲文章的后半部分。我也很期待后半段，因爲宋人与汉人的立场不同，他们可能也会用另外的视角去看待文姜之事。另外，就这篇文章而言，其实也不妨在结论的部分再进行一些提升和概括。

高强（武夷学院文教学院讲师）：

晋文公围郑史事新研

晋文公围郑之事，传世文献《左传》《国语·晋语四》《吕氏春秋·上德》《吕氏春秋·简选》《商君书·赏刑》《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史记》及出土文献清华二《系年》、清华七《晋文公入于晋》皆有记载。诸书记载的差异主要在晋国何时围郑。作者按典籍所记晋围郑之时间分别进行了讨论，辨别了同一史事的不同记载的可信与否。作者指出，战国时期的作品记事爲说理服务，有时会将不同时期、不同人之事系于同一时期、同一人之下；也会爲叙述便利而调整记事顺序，作爲史料使用时须仔细辨析其是否可信。

评议：

听了高老师的报告、看了文章之后，可以知道像《商君书》《吕氏春秋》《韩非子》这类的战国时期的作品很有可能会爲了说理而运用春秋时期的一些史实，在运用的过程中就会产生误差，或者爲了说理的目的把史实本身进行调整，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相对而言，《左传》的记载还是要可靠一些。关于清华简，比如高老师提到的清华简七，它虽然也提到了同一事件，但其细节与《左传》是有冲突的，或者不是很清楚的。所以对于清华简这样的出土文献，一方面它与《左传》《国语》这样的传世文献形成了对照，另一方面它本身的矛盾和不可靠的地方也是需要剔除掉的。从考证的角度来讲的话，这篇文章也非常扎实，我们现在做学问也正是要从精细的地方入手，用传统的方法、对比的方法和考察事物发展逻辑等方法来存真去僞，这也是非常精深细致的，也是任重道远的。

第二组

主持人：黄觉弘（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教授）

评议人：方韬（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陈赟（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

《春秋》“大一统”与“天下时代”普遍秩序的构建

作者指出，人们通常将“大一统”思想理解为领土、疆域和人口的规模和量级的扩展，这样的大一统鼓励的是帝国的秩序设置，而《春秋》本源性的大一统关切的则是普遍秩序的构建。“《诗》亡然后《春秋》作”表面关涉的是学术变迁，其内核则是礼乐不自天子出，而自诸侯出、甚至自大夫出的失序。在天下因无王而退隐而国又成为秩序主角的前提下，如何创建普遍性的天下秩序，这是中国天下时代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孔子作《春秋》，以及与之相关的《六经》的成立，构成一桩大事因缘，三代以上“治出于一”（治教浑然、官师未分）的紧凑性天下分殊为精神性天下和政治性天下。精神性天下通过“圣”与“经”的符号得以落实，但政治性天下在现实中则被降格为上无天命、下无天下人认可的帝国。大一统作为一种普遍秩序构建方案，其核心在于在作为有限支配的国家中引入精神性天下，以转换与充实帝国，使之成为承载精神性天下的天下型国家。故而，大一统乃是天下时代构建普遍秩序的一种方案。

评议：

陈老师用新的一个视角来重新看待《春秋》，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啓发的，尤其是您提到三代以上是政教合一的，以及春秋时代的政治失序、紧凑性天下分殊为精神性天下和政治性天下，孔子作《春秋》是开创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这一系列的观点。而且您提到的这个“天下”的观念是从孔子的精神秩序和人文秩序的角度出发，跟过去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制度的角度不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啓发。我最近也在思考《左传》中齐桓、晋文的书写问题，爲什麽对齐桓公的书写那麽少，而对晋文公的书写那麽多，后来我考虑到这背后可能会有一个霸权合法性的问题。陈老师这篇文章中从孔子作文献的角度入手，对我的思考也有很大的啓发。

李伟荣（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美国《左传》研究之述评

作者梳理了《左传》研究在美国的发生和发展。西方《春秋》学研究肇端于西方通史类著作，但从1588年到1848年250余年间，西方对于《春秋》学并无特别大的进展。美国的《左传》研究始于卫三畏，到了20世纪下半叶，《春秋》学研究的中心逐渐移到了美国。到了21世纪，西方《春秋》学达到了更高的学术水平，同时，20世纪下半叶以来，董仲舒研究在西方的异军突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现象，《公羊传》《谷梁传》也逐渐进入西方研究者的视野。作者梳理了发展美国及西方《春秋》学，尤其是《左传》学发展过程当中重要的学者及著作，并重点介绍了华兹生、史嘉伯两位汉学家的突出成果。

评议：

我最近也在关注英语世界的《春秋》学研究，确实近年来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在美国对于《左传》的翻译和研究越来越多，有的研究还是很系统的。正如李老师说的，西方世界研究《左传》的思路确实跟国内有很大的差别，例如史嘉伯研究历史的思路，可能是目前国内的学界没有接受的。但目前他们的文章也有国内的学者在翻译，他们的文章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刺激，也会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资源，这对我们的研究也是有帮助的。

张立恩（西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教授）：

《春秋》“褒贬”发微

——以杜预有关“一字褒贬”的诠释爲例

作者提出，杜预在反省先儒“错文见义”方法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一字褒贬”的概念。他认为此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字褒贬”与“错文见义”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其对“一字褒贬”的肯定反映出对“错文见义”的某种认同；但这种认同绝非对后者的完全肯定。因为，他认为《春秋》之结构有“三体”：“凡例”“非例”“新意变例”，“错文见义”只适用于“凡例”与“新意变例”，而且，根据是否蕴含褒贬之义，其又将“凡例”与“新意变例”加以区分，而“一字褒贬”仅针对“新意变例”而言。同时，其非常强调经文的文本语境与历史语境，前者更多是为反对前儒解经方法，后者才是决定褒贬生成的根本因素。即此而言，其不仅缩小了前儒“错文见义”方法的适用范围，且将“一字褒贬”锁定于“新意变例”之属，并强化《左传》事实对褒贬之生成及其“一字”之用字的决定性，这与强调文辞优先性的前儒经说大为不同。

评议：

张老师的这篇文章是真正的经学文章。在张老师讲述的时候我有一些体会，首先是关于“一字褒贬”和“微言大义”，关于“一字褒贬”您解释的十分清楚，但“字”究竟是什麽意思？这个字并不是“言”和“文”的意思，您也提到“字”在《春秋》里面是有很多含义的，所以解释杜预的“一字褒贬”的字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文章当中牵扯到经学史的问题，也就是关于孔子的变例和新意，您划分得也很好，它确实要通过一字褒贬来体现，因爲杜预所创立的体系一定要能容纳两汉以来的经学传统，不能完全把过去推翻，他在创立新体系时一定是基于对过去的继承。但是杜预又提出“当依传以为断”，要以《左传》爲依据来判断《春秋》经，我觉得这个问题您应当进一步解释。

田访（岳麓书院历史系副教授）：

《左传》解读的多重向度

——评《〈左传〉的书写与解读》

作者在文章中全面评析了哈佛大学李惠仪教授的研究型著作《〈左传〉的书写与解读》。首先，该书以《左传》中的“叙事”“修辞”等为考查重点，表明其非常重视《左传》阐释历史的意识与模式。其次，该书以“文学式的结构与形式化的思想”为《左传》叙述历史的模式。另外，考察《左传》的作者、时代和如何成书并非作者的重心，但在分析一些具体故事的过程中，该书也做过一些重要的判断。该书作者所透露出的《左传》研究的理念、视角、方法，虽不可避免地透露出以其固有的历史意识、理论标准审视《左传》文本的痕迹，但也促使我们更多角度、更深层次地研究自己的文化传统，具有中西文化交流和比较的非凡意义。

评议：

在您这篇书评之前，北京大学的田天老师也曾写过一篇长篇书评，名爲《如何解读过去——评李惠仪〈左传〉的书写与解读》，您可以参考一下。我觉得您的梳理是挺细致的，因爲这部书可能由于翻译的问题，还是较爲难读的，并且李老师的一些观点，我个人也是不能认同的。虽然李慧仪老师的作品当中也存在着一些闪光点，值得我们学习，但是《左传》本身是比较复杂的，可能还是需要形成一些比较整体的看法。

林盈翔（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

陈寿化用《左传》以寄寓史识

——陈寿《春秋》学蠡测（三）

作者试图蠡测陈寿《三国志》对于《左传》的接受与运用，在外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由内部勾勒陈寿可能的《春秋》学脉络。作者详细梳理出陈寿在《三国志》行文中，使用、化用《左传》词汇典故共有二十八种、五十五条，其中有七种在《三国志》之前仅见《左传》而不见于他书，特别是《史记》《汉书》皆未使用。通过这些典出《左传》的词汇，便能进一步理解、诠释陈寿藉由其《左传》学养，所隐含的观点与判断。如以称后主“息民”、姜维“怨讟”，传达其主和思想；以“越境”“来告”，彰显三国并立的历史事实；以“虐用其民”“见伐”，隐含“不务令德，必不免矣”“善败由己，而由人乎哉”的德治判断。由此，陈寿经学（《春秋左氏传》）于史学（《三国志》）的影响与浸润，便得以彰显。

评议：

林老师用引用典故来判断《三国志》和《左传》是我非常赞同的，而且您查明了上下限，上限就是有些引用的典故不见于他书，只见于《左传》，陈寿不可能引自其他的典籍，我认爲这是很有价值的论述。另还有一点值得讨论，例如《三国志》讲《春秋》之义，《后汉书》也讲《春秋》之义，他们之间的差别在何处？再例如像《后汉书》和《三国志》，它们当中对《左传》所引用典故的理解或许会与杜预的解释有所不同，这在某种情况下或许可以作爲对《左传》的回应。

第三组

主持人：张德恒老师（山东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评议人：林盈翔（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

彭华（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

《再论历史书写与在场性问题》

——以《春秋》和《左传》的“书”与“不书”为例

西方哲学在经历“在场性转向”之后所讨论的“在场”（presence）与“不在场”（absence），类似于中国哲学所讨论的“阳”与“阴”。将这种哲学的思辨引入经学、史学之中，便会产生对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以及历史书写的思考，而“记载”（“书”）或“不记载”（“不书”）的问题便得以凸显。其中之一，即后人可由经史著作之“所书”而推见其“所不书”（“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一如由其“阳”而推见其“阴”。而我们在极力“还原历史”的过程中，也应该多关注“历史书写”，从而发现蕴涵其中的“历史意义”。本文拟以《春秋》和《左传》的“书”与“不书”为例，再次论述“历史书写与在场性问题”，而所取角度则以史学为主。

评议：

彭先生处理的“在场性”实则为大问题，本文引入新的思考视野，以小见大，诚疏通知远。然确如先生所提示的在场性与社会记忆的问题，当我们注视典籍中可见的文字之时，或许也要同等留意空白之处，如此当能得言与不言间，微而显、志而晦的《春秋》要旨。

周博（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副教授）：

《读〈左传〉札记一则》

文章聚焦《左传》昭公十三年晋大夫叔向“再会而盟以显昭明”一语的文本争议。传统注家将“显昭明”解为“彰显信义”，然考其上下文“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再朝而会以示威，再会而盟以显昭明”，与后文“志业于好，讲礼于等，示威于衆，昭明于神”对应，可见“志业”“讲礼”“示威”皆为动宾结构，唯“显昭明”多一“显”字而文例扞格。结合字词训诂与辞例、文意等来判断，《左传》昭公十三年叔向之语“再会而盟以显昭明”的“显”似爲衍文，西晋时期似未出现，不过至晚在唐代已经存在，并影响了之后对于传文的解释。

评议：

周先生深入文本，推论有理，洁净精微。使诸侯岁聘以志业。闲朝以讲礼。再朝而会以示威。再会而盟以（显）昭明。此版本确实于文字为工整、于义亦长。然也确如文章所言，版本衍字的推论，较难有定论。也幸于此对于文义理解影响不大。

肖潇（西北大学文学院讲师）：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分章集解”探析》

“分章集解”是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展开的主要方式，与汉代《左氏》学形成明显差异。杜预的“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之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春秋》《左传》文献来源的认定，在学理层面支持了经传分章集解的做法。分章集解下的《春秋经传集解》，可分为相对独立的无传之经，发生直接涵摄关系的有传之经与核心传文，以及弥散分布且柔性存在的广记备言之传三部分。《春秋经传集解》重塑了《春秋》与《左传》的关系，以《左传》涵摄《春秋》，改变了《左氏》学发展的格局与样态，实现了《左传》相对于《春秋经》地位的实质性提升。

评议：

肖先生的文章精细厚实，于篇论中再开蹊径，实广博易良。此题目并不好做，迎难而上确实不易。经注的发展脉络，值得深究。经传合本的发生时间、佛经的合本子注、史注的体例确立，可能是同步发生的。

汪凤（同济大学经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杜预〈春秋〉学弑君例探微》

杜预关于《春秋》弒君例的阐释自问世以来就毁誉参半，直至清代，儒者们不仅批评杜预之学术更指责杜预之人品。但是清儒对杜预的批评还是限于《左氏》弒君例不如《公》《谷》深明《春秋》大义，以及批评杜预解经的政治考量。实际上，《左氏》弒君例与《公》《谷》弒君例并无实质上的差异，只是有书法上的不同。而杜预之所以屡被责难，其原因在于杜氏将《春秋》书法中的讨贼之辞和大夫相杀的书法均解爲弒君称人之例，并爲弒君自立的合法性在学理上进行了辩护。不仅如此，杜预还大发「弒君称臣」凡例，将《左氏》例学作爲独立的解经体系进行了极致的发挥。

评议：

“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汪先生之文，可谓得珠。本文所涉论题庞大，文章先述一端，后势可期。研究或可粗分为文本内部的义理研究，与外部的影响接受研究。本文两者兼涉，但粗读之下，后者或许更好发挥？

第四组

主持人：张立恩（西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教授）

评议人：周博（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副教授）

吴柱（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春秋盟书的文体结构》

完整的盟书包含序辞、盟首、要言三部分。序辞是盟书的开端，用来交代盟的时间、参盟的人、祭告的神。盟首是盟书正文的首章，需要陈述举行盟礼的背景和理由。要言是盟书的核心，是在神明面前约定将来要共同遵守的内容，并强调背弃盟约者将招致神罚。要言之中又包含誓辞和诅辞，有时誓、诅分写，有时誓、诅合写。出土侯马、温县盟书基本只有要言部分，均为誓、诅合写，这并非完整意义的盟书形态。侯马105号坑所见墨色文书亦属盟书性质，不是诅礼的产物。

评议：

文章主要分析了春秋时期盟书的结构，完整的盟书包括序辞、盟首、要言。要言又包括誓辞、诅辞。文章将《左传》等传世文献与侯马盟书、温县盟书等出土文献很好地结合了起来，探究了何为盟书的正体、变体，具有很大的启发性。盟书作为一种特别的公文题材，其体例关系到盟书的原貌、复原及其时代观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从甲骨文例到金文例，再到盟书文例，文例研究一直是基础性的工作，需要向吴老师学习。不过，文章在谈及盟、诅之别时，有些地方可能还是盟礼，比如《左传》襄公十一年载季武子先盟后诅，盟诅似为一体。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也指出此处的“诅”是“祭神使之加祸于不守盟誓者”。至于地点不同是否一定是性质之别，似乎仍需要再加强论证。

闫春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

闫齐麟（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科举〈左氏〉学述要》

所谓的“科举《左氏》学”，是明清科举考生主要以科考《左传》命题作文的形式，来研讨、阐释《左传》文意、探究其经学义理及史事的专门之学。作为明清两朝相对其他朝代最具特色的“《左氏》学”，其核心内容有二：一是考官《左传》命题，二是科举考生据以引申所命《左传》试题而阐发《左传》经义的答卷或时文（“《左氏》八股文”）。清代“科举《左氏》学”的主要类型，大致有院试“《左氏》学”、乡试“《左氏》学”与会试“《左氏》学”。但清代一朝，各具体时段又相应不同，大体大同小异，不一而足。“科举《左氏》学”不仅空前推进了官学《左氏》学及其意识形态对普通读书人的思想渗透，而且大大促进了《左传》的文化传播，延及韩、日、越等地。

评议：

文章主要论述了《左传》在隋唐以后科举考试中的考查方式，从考记诵到宋以后的史论、经义并重。注重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结合，相关梳理较为清晰。在文献引证方面，重点分析了光绪二十年甘肃乡试题目及第一名的作答情况，揭示出科举《左氏》学的时代内涵。不过，整体而言，文献引证似偏少，时代跨度似偏大，题目也略显宏大，可以聚焦于明清或清代作一精细化研究。

樊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副教授）：

《重庆图书馆藏孙志祖〈春秋左传注疏〉批校本价值初探》

笔者于2021年亲赴重庆图书馆，查阅清人孙志祖《春秋左传注疏》批校本，发现该本征引了103条卢文弨校语，颇为珍贵，据此可考察卢文弨《春秋左传注疏》校本原貌。卢文弨校勘大量借鉴、参引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陈树华《春秋经传集解考正》、武英殿本及后附《考证》，不仅吸收各家优点，还指出各自的不足，并参以己见，有力推进了《春秋左传注疏》的校勘工作。此外，通过分析阮元《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对卢文弨《春秋左传注疏》校本的使用情况，可得《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不仅明确引用了诸多卢文弨校语，还存在一些没有翻阅原书，误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十三经注疏正字》《春秋经传集解考正》的内容当作卢文弨校勘成果的情况，甚至有若干掩盖使用卢文弨校本、暗袭卢文弨校语的条目。由此可见，卢文弨对《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的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其他参引诸家所无法比拟的。

评议：

文章对重庆图书馆所藏孙志祖《春秋左传注疏》批校本进行了探讨，系统梳理了批校本中所征引的大量卢文弨校语，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卢文弨《春秋左传注疏》校本之原貌。同时，对卢校本所参校之诸本进行了系统梳理、考证，又将卢校本与阮元《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进行了对比考察，揭示出卢校本的历史价值。总之，文章视角很好，版本互校细致扎实，文献分析合理。

杨永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多重视域下“五侯九伯”的再讨论

鲁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管仲回应楚使两国疆土“风马牛不相及”之质疑，并申说桓公伐楚之正当性时，言及太公受命“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管仲并未言明“五侯九伯”具体所指，历代注疏家或联系爵制、方伯制等礼制、或分析桓公伐楚之史事，提出了多种看法。20世纪40年代，河南洛阳出土的保卣（《集成》5415），铭记“王令保及殷东国五侯”，论者多将两者结合一并讨论，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可以说，“五侯九伯”的含义不仅是传统经学领域的疑难问题，更是讨论两周历史、尤其是齐桓公霸政不可避免的问题。笔者不揣浅陋，试就这一问题提供一孔之见，以就教于方家。

评议：

文章聚焦于《左传》僖公四年管仲所提到的“五侯九伯”，对之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再探讨。学术史梳理的很好，将古往今来的各种说法，归并为礼制派、史事派。作者眼光独到，关注到二者都脱离了历史背景与文献记载，故从文献本身入手，结合金文材料还原历史情境，提出了“五侯九伯”存在原始语境、使用语境的两重语境的新认识。文章引证充分，论证扎实，信而有征。不过，有些地方似乎还可以加强论证，比如在谈及“五侯九伯”统言天下诸侯时，只分析了“侯”，并未涉及诸侯称“伯”现象，对此可以吸收学界研究成果深入探讨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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