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三：《春秋》学史研究

来源：“经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五月廿五日庚申

          耶稣2025年6月20日

论坛三：《春秋》学史研究

第一组

主持人：刘德明（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

评议人：张靖杰（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张高评（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名誉教授） ：

朱熹《春秋》诠释学之层面与价值

——以《朱子语类·春秋纲领》为例

朱熹解读《春秋》，常言难懂、难看、难理会、其实看不得、煞不可晓，此生不敢问。然而，考察《朱子全集》、《朱子语类》之文献，关于《春秋》经典诠释之视角与方法，朱子实已提示四大层面：其一，或笔或削以昭义；其二，据实直书以见义；其三，属辞比事以显义；其四，张本继末以求义。朱子之《春秋》学，说书法，谈义例，上承程颐、胡安国；发踪指示，踵事增华，下开张洽、张自超。四家之《春秋》学与朱子相较，多声气相通，血脉相连。相观而治之，当有若干相互发明之处。

评议：

这篇文章从诠释学层面深入探讨了朱熹《春秋》学的价值。朱熹的春秋学阐释建立在对前人学说的系统批判之上。文章认为朱熹反对对《春秋》的过度诠释，在学术研究层面“臆断处颇多”的问题，在治《春秋》时，朱子优先保证义理系统的完整性。此外，文章对于朱熹《春秋学》的梳理具有清晰脉络，即朱熹上承程颐、胡安国；下开张洽、张自超。作者以此四家之《春秋》学与朱子相较，将朱子《春秋学》的特色与传承脉络爬疏得非常清晰。

葛焕礼（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教授）：

王安石《春秋》“断烂朝报”说的源起与流衍

王安石的“断烂朝报”说，因其间掺杂着元祐党、新党斗争及其影响下的党派立场等因素，所记载的产生原委和含义往往不同，这直接影响到对王安石《春秋》观的认识和他的历史形象。苏辙一生为官起落和人生沉浮，与王安石变法及其引发的党争密切相关，也与安石本人有些干系。因此联想到王安石熙宁“贡举新制”不立《春秋》一事，遂借酒杯烧心中块垒，发为这一不实之说。胡安国则抹杀王安石所区分的《春秋》秦火前、后之别，说成王安石以世代流传的孔子所作的《春秋》为“断烂朝报”。胡安国养子胡寅也把所谓的王安石拟解、诋斥《春秋》置于这一解经活动中，因而同苏辙一样犯了将安石不立《春秋》与其解经活动时序倒置的错误，形成了对王安石更大的攻击。

评议：

这篇文章对于王安石“断烂朝报”说作了非常系统且深刻的反思。相关文献搜集得非常详实，对“断烂朝报”这一历史公案的剖析非常深刻，对于此说的研究开辟新意。此外，作者对于此说提出的历史原因作了详细的考察。对于“断烂朝报”说的历史还原，作者对此公案背后的政治观念与意识形态做了非常深刻的思考。作者的这篇文章，不单是为了考察此说的成因及流变，更是为了对背后的政治、文化、思想背景做系统性的考辩。

邓鋭（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宋代“佛教正史”的兴起及其中《春秋》学的影响

宋代的天台宗，在佛教的发展与中国化进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佛教史着领域的创新与本土融合深化，突出表现在开创与确立了佛教史着的纪传史体。其中，纪传体是儒家史学的正史体裁，具有学术义理、政治正统等多方面的文化内涵。重视史学著述，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深刻表现。宋代天台宗援引儒家纪传体，而显“佛教正史”之妙，既有其义学之内因，又顺应其宋代中兴之外缘。从元颖《天台宗元录》与吴克已《释门正统》开创纪传体佛教史着，到宗鉴《释门正统》发展丰富，再到志磐《佛祖统纪》集此大成，一方面接纳与融合了世俗纪传体与《春秋》义理及其影响下史学思想，另一方面又根据宗派本位和宗教需求做出了重要调整，形成了佛教的纪传体撰述传统，从而确立了佛教的“正统”史学，标志着佛教融合中国本土儒家学术与政治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评议：

这篇文章系统思考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正史”兴起的机制。在文章中，作者探讨了佛教正史与史学写作的内因与外因。内因来自判教体系构建需求，需通过历史书写确立宗派传承正统性；外因则源于与儒家文化的竞争压力，需借助史学权威提升宗教话语权。其书写策略形成特殊张力——既吸纳《春秋》“惩恶劝善”的伦理功能，又消解其“尊王攘夷”的政治内核。在编纂体例维度，作者融合《春秋》编年体与《史记》纪传体形成“佛统纪”新体例；此外，借鉴《左传》叙事策略来书写佛教“正统”史学，这既保持了佛教主体性，也实现儒家史学元素的工具化运用。

刘俊（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祛弊与开新：朱子的《春秋》观发微

朱子终生不治《春秋》却在后世形成宗朱的《春秋》学派。朱子的《春秋》观确有其异于众家之处在于，一是他不随波逐流，在众人皆视《春秋》为经之时，他则将《春秋》还原为史；二是推进《春秋》的义理化、理学化诠释；三是《春秋》不必治。而这不仅是其经学理学化的体现，也是其义理解《春秋》观念的落实，使得朱子的《春秋》学颇具个性，但个性并不意味着就不合理，往往具有远见卓识和非凡意义。朱子的《春秋》观不仅具有祛除《春秋》学研究的流弊之效，也具有开新之功，打开《春秋》学研究的义理面向，将《春秋》学研究在尽可能的诠释方向上提揭出来，范导和形塑着《春秋》学研究的取向，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春秋》学的研究。

评议：

这篇文章同样是聚焦于朱子的《春秋学》，系统剖析了朱熹对于《春秋》诠释的独特角度。这篇文章对我来说，最有启发的地方在于提出朱子《春秋》学“去弊”与“开新”两个方面。“去弊”即对于之前解经过分追求“微言大义”；“开新”则是经学“理学化”的转型。文章提到朱子的《春秋》观并非是消极回避的态度，而是欲正本清源，对《春秋》是史还是经的问题做一个整体的反思。文章的思考深深启发了我，我也有些问题需要和作者进一步探询，即作者提到朱子的“开新”面向的具体是何种意义的“开新”？这个“新”指的是否是经学理学化的转向？

闫云（重庆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南宋朱子后学《春秋》学的理论贡献及其学术困境

南宋朱子后学《春秋》学以张洽、黄仲炎、黄震、洪咨夔、家铉翁、吕大圭等为主要代表。他们继承和发展了朱子的《春秋》学思想，并对其理论体系进行了系统地总结和建构。在《春秋》大义方面，他们对朱子之论有着更为精微的阐发。例如，他们从人心道心之辨的角度论《春秋》，以“立人极”的思想论圣人作经之旨，对齐桓、晋文伯业优劣进行辨析，注重讨论春秋时世道升降与王霸兴衰。在具体解经思想上，他们全面批判和破除凡例褒贬之说。首先，认为圣人主乎立教垂法而非专于赏罚褒贬。其次，认为治经要求圣人“心法”所寓和“特笔”所系。基于此，他们解经的思想与方法逐渐回归于平实。

评议：

这篇文章对于南宋时期朱子后学的《春秋》学作了系统的梳理。就义理方面，作者着重提到了“人心道心”与“立人极”两个方面。同时对于世道升降与王霸兴衰之间的问题做了辨析与深化。从整体来说，这篇文章对于南宋朱子后学《春秋》学的叙述十分详实，同时对于他们的学术脉络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反思。此外，作者对朱子后学有非常强烈的理论关切。这也就带来一些问题，即面对朱子后学的学术走向保守与守成，作者如何去突破他们的思想困境，如何避免问题诠释的扁平化？如果将经学问题收摄到理学的话语体系中，对于经学本身是否是一种伤害？

张尚英（四川大学古典学系副研究员）：

心学与明代《春秋》学

——以朱、胡之争为中心的考察

朱（熹）、胡（安国）之争，是元明二代《春秋》学发展的主线。心学“六经皆心学”“以心释经”，不拘泥于经典文本的主张，为朱熹一派《春秋》学反对胡安国一派一字褒贬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圣凡同心”说为阐发据事解经体系扫清了理论障碍，促使明代很多学者加入了反胡的队伍，在反对褒贬义例的基础上，承继元儒之说，重述孔子笔削对象，引入以心观事的诠释新路径，使朱子一派据事解经体系渐趋成熟、完善，朱子一派《春秋》学在学术领域逐渐取得优势，成为当时《春秋》学的主流。通过心学对明代《春秋》学朱、胡之争影响的观察，可见心学对明代《春秋》学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对整个《春秋》学发展历程的影响，亦可管窥明代中晚期心学与朱学既相争又融合的复杂关系。

评议：

这篇文章对于明代心学的思潮及朱胡之争的问题有着很好的启发，阐述了朱子学派对于《春秋胡氏传》的反思，以及朱子一派对胡安国一派一字褒贬的批判的诠释体系的成熟，揭示了明代心学与朱学学术融合的复杂面貌。这篇文章带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作者关注到朱子后学借助心学义理在朱胡之争中取得优势，对明代经学史的理解非常有意义。此外心学与理学之争本身是在广义的理学框架内的争议，二者对于经学的总体态度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那么就产生一个问题，这种从经学中生发出来的理学对于理学家们有什么意义？这些理学家对经学意义的诠释是要放到理学家理气心性的框架中去理解，还是放入经学叙事的框架中去理解？

第二组

主持人：方旭东（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评议人：刘俊（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刘伟（浙江工商大学历史系教授）：

孔鲋与秦代《春秋》经传之学考略

战国到秦朝时期的经学传授，主要存在两条线索。一条是儒家各派之师承授受，如《七录》《经典释文·叙录》所载《左传》传承系统。另一条则是孔子与历代孔氏之家学传承，由孔子始经子思乃至于孔鲋，对于儒家经典文献的保存以及经学的传承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秦代的《春秋》经传之学虽然受到文化政策的极大影响，但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作为秦代传承与传播《春秋》经传之学的重要代表，孔鲋的学术活动与经学著述为此后汉代的经学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评议：

这篇论文以秦代经学传承为切入点，聚焦孔子八世孙孔鲋的学术活动，系统考证其在《春秋》经传保存与阐释中的历史作用。突破了学界对秦代 “文化荒漠”的固有认知，通过扎实的文献考据与学术史梳理，为春秋学研究开辟了新的时间维度，兼具史料价值与理论创新性。论文聚焦秦代《春秋》经传研究，弥补了经学史研究的空白。以往研究多集中于汉代，忽略了秦代学术传承。作者在论文中强调，尽管秦代焚书，但战国学术文化仍有影响，孔鲋的学术活动对汉代经学复兴有重要贡献。该研究不仅解决了秦代经学是否中断的争议，还拓展了《春秋》学的研究范围，强调了经学史的连续性。论文探讨了孔鲋的学术传承、《春秋》经传的具体应用以及秦汉经学的联系。例如，作者通过孔鲋在嵩阳授徒的史实，揭示了秦代私学的传承情况，反驳了“六经缺失”的观点。

宋惠如（金门大学华教系教授）：

王充《论衡》春秋学论述

王充身为东汉重要思想家，其《论衡》对当时学术思潮提出深刻批判。作为非官方体系出身的民间文士代表，王充在经学立场上呈现独特视角：一方面高度推崇董仲舒的学术成就，肯定孔子《春秋》的经典价值；另一方面却对当时主流儒者的《春秋》诠释体系多有批评，形成鲜明的批判性学术立场。在此背景下，《论衡》中关于《春秋》的具体论述内容与思想特质，实值得深入探究。作者首先分析王充论孔子与《春秋》之关系；其次考察王充对董仲舒《春秋》释义的见解，探讨王充对汉代春秋学发展的观察，说明王充春秋学论述的要旨。

评议：

这篇文章以王充的《论衡》为切入点，系统剖析其春秋学思想的理论架构与学术史意义，在文献考据的精准性、理论阐释的创新性及学术脉络的纵深感三个维度，均展现出显著的学术价值，为春秋学研究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民间经学视角。首先，文章具有文献考据的精密性与学术史补白意义。其次，文章具有理论框架的突破性与哲学阐释深度。论文构建了“批判性继承”的理论分析框架，突破传统经学史叙事模式。王充继承并转化了董仲舒的政治哲学，将《春秋》视为政治经典，同时通过解构仪式，将天人感应论转化为政治伦理的象征性表达。最后，论文还揭示了王充思想的当代启示，其实证精神与当代经典诠释学中的“历史语境还原”原则形成跨时空对话，彰显了传统经学的现代生命力。

张靖杰（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绍述董生，奠基名教：论《白虎通义》所见“名”的思想

作为东汉时期儒术与政治互动的产物，《白虎通义》所见“名”的思想有着丰富的义理面向。释义通经的经学实践，以名为纲的编纂体例，因声求义的正名方法，阴阳五行的天人系统，纲纪伦常的秩序建构，“名”不仅在形式上贯穿于《白虎通义》全书，更是其作为经学著作，同时深具政教意义的枢要所在。倘若将其置于儒家“正名”思想的发展脉络，《白虎通义》的名学接续了董仲舒“深察名号”的主张，在“名”的神圣化、经学化与政治化方面有了更为切实的推进，“名教”的理论基础亦由此奠立。

评议：

首先，论文立足东汉 “白虎观会议” 的历史语境，通过《后汉书》等文献考证，明确了《白虎通义》作为经学 “通义” 与礼典的双重属性。在释义通经部分，作者细致剖析 “正名” 与 “通经” 的互动关系，指出该书通过声训、义训等方法正定经义，将 “名” 的训诂作为贯通五经的基础。如对 “声训” 方法的分析，不仅统计了全书 363 例声训实例，更揭示出 “因声求义” 背后 “声音感应” 的天人观念，使训诂学方法与哲学思想形成呼应。这种考据与义理的结合，体现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底与理论穿透力。

蒋爽（辽宁大学哲学院讲师）：

人道之积与天道之应：汉代春秋学中的“太平”探析

“太平”是中国传统政治语境中对风调雨顺、政治稳定、百姓和乐的常见形容。“太平”一词的形成受先秦黄老道家影响，在汉代其词义逐渐涵盖了人道与天道两方面指向。汉代春秋学为贯通天人之间的“太平”给出了可具象化的标准，即在人道政治上的民生积蓄和礼乐制度，与在天道感应上的符瑞之象。春秋学所构想的“太平”并非遥不可及的彼岸理想，而是现实中可以积善而至的目标，但同时，现实中可致的“太平”也意味着致太平之后仍要统治者时时刻刻反躬自省，诚敬于政事，方可保持太平不堕。

评议：

这篇文章通过爬梳先秦至汉初的典籍，清晰勾勒出 “太平” 观念的演变轨迹，为春秋学的 “太平” 论述奠定基础。这篇论文的其中一个重要性在于提出了“人道之积”和“天道之应”这两个分析框架。全篇以严谨的文献考据、系统的理论建构与敏锐的问题意识，勾勒出汉代春秋学 “太平” 观的完整图景。其对 “人道 — 天道” 关系的阐释，不仅丰富了汉代政治哲学的研究维度，更为理解中国传统政治理想的实践逻辑提供了重要模板。

于超艺（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从《春秋》学的视野看董仲舒“心论”

在作者看来，董仲舒更关注“心”的实践意义，即基于“心”的一般认识，何种通往道德的径路是可能的，并进而确认了王教对于道德的必要性。对董仲舒而言，儒学的任务是面对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如何才能实现其有效的治理，因此，后世心性论的问题并不是他关注的重心，其论说心性的目的，不外乎指明不能有王教之外的路径通向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董仲舒只重教化，不重视“心”。事实上，在董仲舒的政治哲学中，他对心的关注度非常高，甚至可以说与心相关的内容是其政治哲学非常有特色的部分。对董仲舒而言，王者之教化，需落实在“心”上。

评议：

这篇文章首先是深入分析了董仲舒关于“心”的论述，提出了“心为气君”、“栣恶禁欲”和“因事见心”三个理论维度。董仲舒的“心”论与孟荀不同，更多地与《春秋》的具体事例相结合，强调道德判断与经义的联系。论文还构建了“经学义理—政治实践”的分析模型，探讨了董仲舒如何将“心”作为连接天意与人事的枢纽，并将心性修养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原则。非常难能可贵的地方，这篇论文中作者打破了传统观念，认为董仲舒通过《春秋》学重构了先秦“心”论，使其成为道德与政治相结合的理论体系。文章最后提出，董仲舒如何平衡“心之自然善质”与“教化必要性”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并指出其“心”论在儒学史上的重要性，为理解汉代思想转型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三组

主持人：葛焕礼（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教授）

评议人：张彧（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

刘德明（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

北宋杜谔《春秋会义》研究对《春秋》性质与定位初论

——以对《公羊》与《谷梁》的接受与批评为线索

作者认为，目前学界对北宋四川《春秋》学的研究成果，多聚焦于苏辙与崔子方两人，而约与苏辙同时期的杜谔及其《春秋会义》长期被学界所忽视。《春秋会义》汇集汉代三《传》至宋代孙觉等三十余家学说，并附有杜谔按语用以阐释经义。《春秋会义》虽在经文后广引前人诸家学说，却极少直接引用三《传》原文。然而杜谔在“谔曰”的按语中，其论述核心仍围绕三《传》展开。杜谔实是把《春秋》往经典化的方面更加推至极致，故而主张《春秋》中则则有义。同时杜谔主张《春秋》一经是对于在具体事件中的人、事，能给予最适当的褒贬评价，这应可视为宋代《春秋》学一个发展的重要阶段。

评议：

这篇文章聚焦于杜谔《春秋会义》，探讨其对于《春秋》性质与定位的看法。文章刚开始指出《春秋会义》汇集三《传》至宋代孙觉等三十余家学说，实际上指明了其经典体式。宋代解经的方式，是抛开注疏，直面经文。文章指出，杜谔虽然没有直接引用大量的材料，然其按语的部分仍是围绕三《传》展开，尤其是《公羊传》与《谷梁传》。这篇文章对《春秋》性质的讨论是环环相扣的，文章的结构与体例非常严谨，文中列举的例子也非常贴切，这篇文章对于重新审视北宋时期四川地区《春秋》学的研究，具有比较高的价值。同时，也为我们理解《春秋》性质与定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黄觉弘（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教授）：

读程公说《春秋分记》三题

《春秋分记》中多有单篇考证、论析文字，与全书体例不大协调，此可见“书脱稿”后程公说没有时间和精力作进一步的修改整饬，使之严密圆润，故而体例尚略见粗疏。《春秋分记》征引浩博，却偏偏没有引及声名赫奕的朱熹，这是因爲“书脱稿”仍值“庆元党禁”影响之时，出于政治忌讳，程公说实不便称引其学说。《春秋分记》卷首有《春秋分记例要》一卷，模仿了胡安国《春秋传》卷首的体例与方法，内容基本上承袭和改编自胡安国《春秋传》卷首诸文。如此再反观程公说所言“多取程氏、胡氏之论”，实有更新更深的认识。《春秋分记》虽然声称“曲明圣人遗意，以示来世”，但最重要的论说要旨和落实之处其实是“至于得失盛衰之变，亦备论其故”，具体而言即是“考观春秋之变”。宁宗前后似乎形成了以“世变”论《春秋》的普遍学术风尚。

评议：

黄老师的这篇文章，对陈公说的《春秋分记》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春秋分记》是宋代《春秋学》著述中篇幅最大的一部。文章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对此书的成书过程作了论述，认为此书是在其颠沛流离时期编纂，故而陈公说未能进一步完善它。同时指出《春秋分记》不引用朱熹之说的历史原因。第二部分指出《春秋分记》的卷首《春秋分记例要》，模仿了胡安国《春秋传》卷首的体例与方法，在内容上基本承袭和改编了胡安国《春秋传》卷首诸文。第三部分认为，《春秋分记》强调“考观春秋之变”，即通过考察春秋时期的历史变迁探究它背后的规律与原因。我的疑惑在于，陈公说同时期的《春秋学》著作并没有不引朱熹《春秋》观点的现象，对于陈公说不引朱熹《春秋》观点的做法，需要再补充点证据。

黄铭（重庆大学高研院副教授）：

情理与辞例：崔子方《春秋》学研究

作者将崔氏的《春秋》学与《春秋三传》进行对比，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崔氏的《春秋》学，最终的指向是 “情理”，那么在学术史定位上，还是属于理学思想影响下的《春秋》学。第二，崔氏的《春秋》学包含了以往《春秋》学的诸多内容，特别是保留了“以例解经”的特点。崔氏在宋代也能算是坚守辞例者。这种坚守到后来影响到了元代的黄泽、赵汸，黄、赵重新以辞例为根本来解释《春秋》。黄泽、赵汸又影响到了清代的常州学派。可以说，崔子方的学术，对于清代常州学派的兴起，是有间接影响的。第三，崔氏的《春秋》学，以情理为指归，然而情理本身也是比较主观化的，甚至是随着时代观念的变迁而改变的。比如崔氏绝对的尊君观念，对于霸主的无限期许等等，其实都是宋以后的观念，与先秦两汉时期的思想是不一样的。

评议：

这篇文章主体部分是研究崔子方的《春秋经解》，但是文章本身并不局限于此一部著述。本文是以整体的视角来研究崔子方的《春秋》学，探讨它的学术倾向与方法论。文章第一个部分讨论了崔子方的生平与著作；第二部分讨论了崔子方《春秋》学方法论，崔子方解经的方式是从经文本身出发，直面经文，不依赖于三《传》的解释，这与北宋初年的经解体式是一致的；第三部分归纳了崔子方《春秋》学研究的义理思想。文章最后对崔氏《春秋》作了定位，指出其学术不显的原因。这篇文章揭示了崔子方《春秋》学学术倾向与方法论，为宋代春秋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尽管崔子方的某些观点存在争议，但其学术成就不容忽视，他的思想可为宋代的《春秋》学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康凯淋（台湾中兴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解经·论政·评史

——南宋洪咨夔《春秋说》的诠释面向

在作者看来，洪咨夔《春秋说》以圣人“以天治人”之意为旨归，确立“奉天命而立人极”的解经主轴。洪咨夔诠释“天命”为具有主宰性与意志性的实在力量，并将“人极”具体化为君臣、父子等伦理纲常，违逆纲常者必遭天谴，祸延子孙，与程颐主张自然规律式的“天理”有所不同。同时《春秋说》书中展现强烈的政治关怀，不仅抨击人臣植党结私之弊，亦主张国君当以正心为治本，勤政爱民。此外，洪咨夔评史融合《周易》、《春秋》，即以“《春秋》人事”印证“《周易》理象”的模式；并采取对偶、用典等文学化手法，呈现北宋以降史论文学化的特点。从洪咨夔《春秋说》解经、论政、评史三方面的诠释面向，可见其开展经学的诠释方法与表现形式，为南宋《春秋》学另辟蹊径。

评议：

这篇文章从诠释学的角度解读了洪咨夔的《春秋说》。通过前言部分可以了解到洪咨夔是具有史学修养的。洪咨夔解经主要强调《春秋》的目的是通过维护天命，从而确立社会的伦理纲常。在洪咨夔被罢官后，是有以时事解经的倾向的，即以史解经。此外，洪咨夔还援引《周易》为评论依据。文章在最后指出，《春秋说》不仅有史笔，更有文笔，此是洪咨夔的一大特色。

第四组

主持人：王刚（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评议人：康凯淋（台湾中兴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张德恒（山东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伊藤仁斋、伊藤东涯的《春秋》学

伊藤仁斋、伊藤东涯父子的《春秋》学，最显著的特点是推崇《左传》，认为《左传》能得《春秋》经旨。伊藤仁斋学术植根于《论语》《孟子》，故其完全认同孟子关于孔子《春秋》的论述。伊藤东涯释解《春秋》经文疑难问题，虽然综缉《左》《公》《谷》及胡传，但其重心在据《左传》而考证《春秋》经旨。伊藤父子的《春秋》学鲜明体现出“古义学”的治学特征，他们的《春秋》学观念以及对相关《春秋》经传内容的具体论述，均为德川日本《春秋》学的发展尤其是古学派《春秋》学的发展起到重要引领作用。伊藤父子之后，德川日本《左传》学研究逐渐走向繁盛，而胡传则不断遭到质疑、批判，逐渐衰微，《公羊传》《谷梁传》亦不为学者所重，始终处于沉寂状态。

评议：

这篇文章讨论到日本伊藤父子的《春秋》学，从学术贡献上来说，此文是有助于开拓域外汉学的主题。我非常肯定作者在论文中归纳的伊藤父子的学术贡献。伊藤父子虽然主张左传，但是他们也非常了解胡安国的《春秋》学。他们二人反对胡安国《春秋》学，推崇《左传》，并非是从学术义理上认为《左传》优于《胡传》，而是为了在学界取得话语权，创立新的学术秩序，故而推《左传》。台湾学界有关于《春秋》学著作的数量非常可观，也有很多台湾学者致力于研究域外汉学。就大陆对域外汉学的关注而言，这篇文章还是有开创之功。

张彧（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

日本有邻馆藏古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新考

日本有邻馆藏《春秋经传集解》卷二残卷为唐写本，通过考察其流传过程可以发现，中日“书籍之路”上书籍往来过程是复杂而又曲折的，而人物往来又是促进其流转的重要因素，该卷的流传过程是一个很好的体现。该卷与敦煌所藏唐写本在载体形制、行文词语、用字习惯等方面多有相合之处，文字上多与宫内厅本以及《水经注》、《经典释文》、《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等六朝、唐代古旧注所引用《春秋》经传文字相同，早于阮氏所用底本数百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辗转抄写之讹误，可以作为校勘阮本的重要参考依据。该卷不仅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也是研究古书形制、书籍史，中古汉语俗字、虚词的重要参考资料。

评议：

这篇文章讨论到《春秋经传集解》的中日书籍交流问题。这篇文章的优点在于其不仅提到了不同的文献版本，更呈现了很多汉语语字的考辩，可以看出作者扎实的学术训练与深切的用心。文章虽然主要探讨《春秋经传集解》这本书，但是对其他的著作也有很多的涉及。在文中，作者提出语言虚词在大量消失，这个问题不单单出现在这一本书中，而是一个时代的现象。如果作者想要考辩清楚这个问题，需要耗费很高的精力。

吴迎龙（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日本国何休研究述评

总体上看，日本的研究者似乎并不仅将何休作为理解公羊学的阶梯，而是将其作为独立的作者来理解其思想。关心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在这个环境下何休所产生的问题意识。这当然是理解何休思想的重要维度，但从另一面来看，何休的《解诂》不仅表达的是一种历史诉求，同时也是一种经学诉求。为公羊学塑造一个圆融自洽的解释体系，使《公羊传》的有限性文本扩展出更多诠释的径路和理论上的可能，这或许更能代表何休的著述意图。相较于其历史关怀，日本的研究者们对于何休经学上的诉求，似乎没能展开更深的讨论。

评议：

这篇文章的优点在于，问题意识非常鲜明。作者意识到何休研究的历史诉求与经学诉求是不一样的，然而历史诉求与经学诉求是无法作截然划分的。经学与历史、文化、政治、学术是融为一体的，无法作完整的切割。这个问题不仅体现在何休研究上，也体现在所有经学问题研究上。

锺赣钧（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春秋诸国兴废说》的文本生成与演变

《春秋诸国兴废说》大概于宋末元初时产生，很可能是当时学者根据杜预《世谱谱》中相关内容剪裁而成。南宋时不少学者将将《春秋》经传改成纪传体或纪事本末体某种意义上也是受到史学兴盛的影响，《诸国兴废说》也是史学化改造潮流下的产物，可视爲汉晋《左传》谱牒之学的异化。元代以降，诸多《春秋》学注本都会附刻《诸国兴废说》，足见其辅翼《春秋》之功。明清两代，官方修撰的《春秋》注本均附刻了这篇文献，使其更爲流行，爲科考士子了解、学习《春秋》提供帮助。在清代《诸国兴废说》的文本被大幅改造，成爲《王朝列国兴废说》的面貌，这种改造本质上还是出于《春秋》官学的变化，服务于康熙皇帝的政治意图，以维护清廷政权的合法性。

评议：

通过阅读这篇文章，可以发现作者的学术敏锐度非常高，他关注到了《春秋诸国兴废说》文本前后的不同。同时作者辩证地发现并提出，《春秋诸国兴废说》中没有理性的观点。然而，汉晋《左传》谱牒可以称为一个滥觞源头，并不能被称为某种“学”说。原因在于，一方面汉晋的《左传》谱牒并没有很多相关著作，另一方面在学术界并未形成主流风气。对于“汉晋《左传》谱牒之学”的定义可以再加以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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