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五：相关经学问题研究

来源：“经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五月廿七日壬戌

          耶稣2025年6月22日

论坛五：相关经学问题研究

第一组

主持人：郭美华（上海财经大学哲学院教授）

评议人：匡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进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先秦时期“命”观念的形成与演变

先秦时期“命”字的内涵多元。王老师的文章探讨了“命”在表示“生命”与“命运”（包括国家命运的“天命”与个人命运）两方面意涵的形成与演变，分别论及夏代以前、夏代、商代、西周、春秋与战国时期的“命”观。王老师认为，“生命”与“命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主题，具有持续探讨的价值。而若要追溯这两个概念的思想源头，无疑需回到“命”字本身及其相关观念中寻找。

评议：

王老师的文章从题目和做法上都是最接近中国哲学的，是一个范畴或者说观念史的研究。这种取向的研究是做早期中国哲学的最基本的方式之一。谈的问题也是先秦哲学中重要的一个点。值得注意的是王老师的研究并不仅仅揭示了命的生命意义和个体意义，还从更大的尺度上去揭示命的意涵。对我们理解命在孔子时代的意义有一个直接的帮助，即命从天命当中脱落下来。而这一点也对我们理解在早期儒家中，将命看作是人不可突破的界限这个意义有很大的启发。也就是说从更大尺度上，而非仅仅是从生命上理解命。

袁晓晶（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经史传统与早期儒家政治理论的生成

文章主要探讨「经史之学」如何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生成与发展，并特别关注其与政治观念、政教制度之间的关系。袁老师指出，「经」与「史」原本并非对立，而是在周公至孔子期间逐渐形成互补、并重的文明核心。到了汉代，在「权力－知识」互动结构下，经史之学制度化成为官方主流思想，进一步影响了儒家政治哲学的生成方式。经史之学既是知识的根柢，也是政治观念「养成式」生成的基础，涵盖君主、士大夫、宗族等层面的教化与控制。文章最后强调，晚清以来经史之学遭遇现代学科体制的切割与削弱，其价值与意义应重新放回「知识－权力」的历史脉络与政治哲学中加以理解。

评议：

袁老师的文章和后面郜老师的文章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其实谈的都是一个东西，即就是我们往往面对的不是解释经典事件本身，而是我们要去处理对解释的解释，即古人对事件的处理。而这种处理需要一定的角度，就如袁老师所讲的。实际上考古里论经史之学的存在一定不是一个学术问题。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到，所谓经史传统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先行的存在决定着我们的理解，而是在研究中被逐渐建立起来的。就像郜老师所研究的绝地天通，是后人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去研究原貌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后人所加工的，存在着不同的建构方式。在评议人看来，所谓的经史是经史之学的后话，在经学之前是没有经的。这是现在做研究需要注意的的一个重要的立场。

杨青华（安徽大学哲学学院助理研究员）：

《春秋》“隐、桓之际”与儒家伦理

杨老师聚焦于春秋初期鲁国所处的剧烈社会变动背景，指出自隐公与桓公时期起，鲁国的纲常伦理逐渐走向崩坏，而「隐、桓之际」亦成为鲁国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隐公与桓公之间的君臣名分与兄弟亲情、桓公与文姜之间的夫妇之道，以及桓公与三桓之间的父子之教，皆在此时期出现败坏的迹象，这一系列现象在整个春秋时代中具有典型意义。杨老师透过伦理视角对鲁国「隐、桓之际」的历史人物与事件进行分析，旨在深化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为何重视伦理的理解，并进一步探讨孔子编撰《春秋》及《春秋》「始隐」之安排背后的深层意涵。

评议：

这篇文章与张老师的文章很像，讲的几件都是《左传》中记录的事情。《左传》不是兄弟争位就是其他争位，不是叔嫂私通就是其他私通，大概都是这些事。这两篇文章都是将这些事和儒家伦理相联系，给予其伦理化的解释。需要注意，儒家给出的解释实际上是把大量的历史信息压缩到伦理解释之中。比如一件事背后可能有诸多要素，但儒家往往将其压缩为伦理解释，而忽视乐其背后的历史意义。这两篇文章都提示我们不要简单地用儒家伦理意义取代历史事件的历史意义本身。因为历史意义是有真实信息的，而到儒家伦理这里就将其历史意义虚无化了。

郜喆（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讲师）：

“五官”与历法：

论早期中国思想世界中的两种“绝地天通”

郜老师指出「绝地天通」乃理解中国政教文明的关键概念。在先秦至两汉的早期思想世界中，对于「绝地天通」已存在两种主要的理解方式。其一，在《国语》中观射父的言论将重、黎等「五官」视为实现「绝地天通」的核心角色；《左传》中史墨所言「五行之官」亦与此价值取向相契合，这一理解强调君主与王官透过集权垄断神权，以达成政教秩序的统一与和谐。其二，自孔子修订《尚书》以来，后世《尚书》学多据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制定历法等叙述，将「绝地天通」理解为以历法为载体，彰显政治秩序根源于天意，从而奠定了以天道为基础的政治神学基础。进一步而言，《春秋》学中的「改正朔」理论亦确立历法为沟通天人秩序的正统方式，排除了以「五官」为中介的神权路径。因此，历代王朝制定历法之举，皆可视为一种沟通天人的「绝地天通」实践。经由《尚书》与《春秋》的诠释，「绝地天通」遂成为中国文明中「永恒回归」的政教基石。

评议：

今天我们有两种绝地天通，一种是中介性的绝地天通，另一种是中介变得不再重要，强调帝王的垄断性要素。这两种模式恰恰对应着早期的不同想象。前者更加西周化，后者则是整个集权不断加强的结果，各种形象有不同的建构背景。文章论证丰富、细节很多，很有启发。

丁肇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予一人”所见《尚书》的共同体叙事

丁老师文章以《盘庚》篇中的「予一人」修辞为切入点，探讨《尚书》所呈现的共同体叙事结构。「予一人」作为典型语式，体现出《尚书》中的三重叙事层次：其一，透过盘庚之语，凸显统治者对王权的强调与重申；其二，揭示商代政权结构中「多」权分散所导致的王权失效，并分析盘庚如何藉由「一」来统摄「多」，从而重建有效的王权秩序；其三，则进一步指向对共同体本质的深层反思，认为共同体是人类实现自我保存的方式，而以血缘为基础的自然共同体具有先天侷限，唯有引入外在的政治原则来取代单纯的血缘连结，方能建构一个具有内在正当性的理想共同体。透过对「予一人」修辞的分析，试图揭示《尚书》作为中国早期政治经典所承载的深层共同体理论。

评议：

「予一人」大量出现在《盘庚》篇中，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发现《盘庚》篇强调「予一人」有一个潜在的考虑，即是一个原始的共同体的多级构造的本身的失效，才造成了《盘庚》篇强调「予一人」。这个角度很好，但问题在于怎么从《盘庚》读出商以前的共同体的多级结构？感觉把商代的结构极大程度上的西周化了，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也没掌握那么多材料。仅仅依靠《尚书》去谈论上古史是存在一定问题的。换一个角度去讲，这实际上是商王存在着不同的宗教地位，还存在着可以讨论的部分。

张夏彤（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

以礼正名到以仁原心：

聩辄争国评述中的仁礼价值嬗变

张博士分析了《公羊传》对聩辄争国事件的评价，指出其立场明显倾向于支持辄。这一倾向表面上似乎违背了《公羊传》一贯倡导的「崇让」原则，然而从反面观之，正凸显出《公羊传》并不完全排斥基于「正义」立场的「不让」，藉此构筑出贤让之国的原则底线与道德边界。《公羊传》之所以助辄，并非赞同其与父争国、以子围父的行径，而是透过此一事件彰显「重本尊统」的伦理义理。进一步而言，宋明儒者对聩辄争国的再反思，则将焦点置于父子关系之上，对身为人子的辄提出了「辞国避父」的更高道德要求，并进一步强调「为仁由己」的个人德性修养原则。两者歧异的根源，在于其诠释视角的差异：《公羊传》以礼法为依归，藉由具体事件阐明义理，旨在为后世立法；宋明儒者则更注重人在各种伦理情境中的德性养成，以期达到身心之和与道德自足。

评议：

这篇文章与杨老师的文章都提示我们不要简单地用儒家伦理意义取代历史事件的历史意义本身。因为历史意义是有真实信息的，而到儒家伦理这里就将其历史意义虚无化了。尤其是张博士提到的两种看法，一个是公羊学，另一是更儒家化的看法。后者明显将其压缩为伦理角度，而前者好在保留了历史信息。例如争位不是首先考察父子之间的感情，而是继位在政治活动中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张博士文章关注到这种差异，是非常有价值的。

第二组

主持人：王进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评议人：杨青华（安徽大学哲学学院助理研究员）

郭美华（上海财经大学哲学院教授）：

张九成对孟子的诠释及其倾向

——以《孟子传》为中心

历代对《孟子·告子上》孟子与告子三辩的诠释，呈现儒家性论的关键分歧。张九成在杞柳之辩中凸显孟子性善说的道德本质主义倾向，却忽略实践中的自我否定；湍水之辩将善静态化为本体，背离孟子动态实践意涵；生之谓性之辩更暴露其维护名教而压抑个体生命的困境。相较之下，明清儒者「性气一体」说更重生命差异。此诠释史揭示儒家伦理在本质预设与生存关切间的深刻张力。

评议：

郭老师主要讲的是张九成的《孟子传》，围绕《告子上》讨论了告子和孟子之间的三个比较有争议性的问题。我很好奇张九诚为什么要这样写，我没有读过他的《孟子传》，这个会不会和宋儒的孟子讨论这样的大背景有关，我觉得郭老师从这一方面去探讨张九成的孟子思想是挺好的。刚才我也思考了几个问题，想向郭老师请教一下。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在张九成之前这三个问题的讨论还不是那种权威主义，而到了张九成那里，包括宋儒这里，就造成了一种权威主义和本质主义，你的意思是说讲这个权威主义好像就是在否定宋儒，对张九成也好，朱熹也好，那么我们讲这个本质主义可能是站在我们现在这个学科或者是一个思想的角度去看。你刚才也讲到了他们对于道德拔得很高，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孔孟或者朱熹，回到一个具体的历史语境的话，我们对于他们的思想，比如孟子讲善就是性本善，是我们人人可以向善；宋儒讲人人可以成圣，也是受佛教的一个影响，佛教认为人人可以成佛。儒家想要在传统里寻找，孟子就是一个最好的资源，我们现在说的权威主义和本质主义是否符合张九成以及宋儒对孟子解读的本质，我们单独把他们的东西作为一个理论抽出来，是否能够准确理解他们？第二个问题，你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也讲到了朱熹他的理气论是以牺牲现实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为代价，他们面对先秦的思想资源的时候，也要做一个理论化的东西，我刚才讲的也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讨论传统的时候，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存在。你关注了朱熹的理的普遍性的一面，但是朱熹也讲过理一分殊，气质之性和差异之性，也讲到了具体的事物是有差异性的。这也是我想请教郭老师是如何理解的。第三个问题，倒数第二段讲到张九成由道转到对名教的批判，那么他这个道和传统里是否有截然的区别？名教里面的内涵是什么？我在想对于儒家来说，人性是否是名教的内容之一？当然名教也会包括政治教化，但是单纯这样评价是否恰当？

匡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民”的问题化

——古典学视野中的战国“民本”观

关于先秦「民本」观的传统论述，需重新检视。既有研究多将保民思想溯源至西周，并视为政治合法性的核心依据。然细考《左传》记载及考古证据，可发现「民」作为政治议题的「问题化」过程实较复杂：早期民神对举的表述，未必真赋予「民」衡量权力合法性的关键地位；「民惟邦本」等说法更可能是战国修辞，而非西周政治实态。若跳脱传统「民本」框架，结合封建制度崩坏的历史背景，从考古与修辞角度重审东周至诸子时代「民」概念的演变，或能为先秦政治思想提供新解读。

评议：

匡老师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赞同对民本主义的产生保持一种怀疑，先秦时候要保民可能不是要某种主义，他们讲的东西和我们现在也是有很大差异的。匡老师讲到先秦的时候最高统治者不是直接面对管民治民，你的意思是中间还有一个阶层直接跟民面对，这在商周时期是一个问题，在战国时期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匡老师的是，以管理形式来论证民主主义是否存在，我们知道民主主义是一种理念和思想，理念是否和管理模式决然相关？这让我想到之前讨论的天命，天命的转移也是以民的观念作为依据之一，即使到了清代也会讨论我的政权合法性来自于哪里？因为敬天保民，我的合法性就自然归属了。

王刚（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有若、曾参的思想分际与《论语》编纂问题蠡测

孔子逝世后，《论语》编纂经历了有若与曾参两个关键阶段。有若主事时初步确立《学而》《子张》篇框架，延续孔子地位；曾参领纂时则严判师生分际，通过删减有若之言、凸显颜回思想来否定"孔有"传承系统，并将自身塑造为"颜回第二"的形象。这一编纂过程中的权力更迭，体现在文本结构的调整与话语系统的重构上，使《论语》最终呈现出以曾参为核心的传承谱系，同时在有若遗存的言论中仍可窥见早期编纂的痕迹。

评议：

这篇文章写得很长，也很细腻，我觉得非常的有理有据，王老师讨论的孔子《论语》的编撰问题让我很受启发，这篇文章让我收获很大，我后面还要再学习，我提不出什么意见，我就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你在文章的第二节写到“有若状似孔子”，是否跟貌是绝对的等同，是否跟君子气象是一个貌？是有孔子那个气质吗？

蔡莹莹（台北市立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应病与药或疾不可为：

谈先秦的两种「问疾」叙事模式及其特例

本文考察先秦「问疾」叙事的两种模式：臣子临终谏言的「问疾」叙事，体现劝谏传统；臣子论述病因的「问疾/论疾」叙事，展现「上医医国」思想。通过分析《郑文公问太伯》和「晋侯梦大厉」两个案例，揭示其中独特的权力关系：前者呈现君臣话语权的紧张；后者以反面例证凸显面对疾病的错误态度。这些叙事共同反映了先秦对生命限度与政治伦理的思考，疾病叙事成为探讨生死观与政治智慧的重要载体。

评议：

这篇文章是很有意思的一篇文章，提出的问题也很现实，是先秦中君臣间常有的问题，蔡博士就区分了这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借这个模式来医国，我觉得这非常符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第二种就是涉及到临终关怀的问题，当疾病到了确实无药可救的时候，人要怎么样去面对。蔡博士的PPT做得非常漂亮，非常有趣，这是我们以后要学习的。但是我觉得你能不能在你的结语部分把你想要表达的两种模式的差异性表现得更清楚一点，当然你的论证已经很清楚了，我觉得这样更能凸显你表达的意义。

第三组

主持人：刘伟（浙江工商大学历史系教授）

评议人：蔡妙真（中兴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罗军凤（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晚清仪征刘氏的藏书、借书、校书、刊书

晚清仪征刘氏藏书体系在咸丰战乱后成为扬州学术共同体的核心资源。刘文淇青溪旧屋藏书通过严格借阅制度流通，形成学术网络。其特色在于学者型藏书，与薛传均各藏五七千卷互通有无，并建立完备借阅制度。刘氏主导校勘乡贤著作如凌曙蜚云阁丛书，刊行友朋遗稿如薛传均文选古字通疏义，指导后进考证，确立其在扬州学术中的领袖地位。这套藏书体系不仅保存战火中的文化命脉，更推动了地域学术传承与发展。

评议：

如今的时代有很多数字化的资料，很方便我们去读，但是方便治愈也会失去了以前难以寻找资料时能够看到的风景。罗老师提到他们那个所谓的学术共同体的那种氛围，让我觉得很怀念。这个仪征刘氏家族，他们就用自己的财力和影响力，努力地去帮过去的朋友校书，这样的读书会多美好。罗老师这一篇文章也引用了非常丰富的史料，有第一手资料，还有他们的笔记、自己的文集，来去规范出这种所谓的乡贤朋辈之间的这种交流活动。我比较感慨的是，仪征刘氏家族当时的朋友圈有着看起来非常密集的活动，可是最后的总结是经学还是衰落了。当然罗老师也提到还有一些外在的情势，可是我还是想要了解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明明又是出书又有交流，彼此校勘，怎么好像瞬间火花就没了，我不是对罗老师提问，这只是我的一个感慨。

刘光（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沈钦韩《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考论

沈钦韩《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为清代春秋地理研究重要著作。该书于沈氏生前未及刊行，咸丰年间始由顾瑞清辑录成编，后经潘锡爵等人传抄，至光绪年间方由潘氏刻入《功顺堂丛书》。此书学术特色体现于两个层面：其一承袭沈氏左传学之“驳杜”传统，其二展现其地理学之“经世”取向。二者结合，既可窥见《地名补注》之学术价值，亦能理解沈钦韩治学之整体脉络。

评议：

刘光老师的论文，我其实现场才拜读到，没有办法马上吸收，我比较想要了解的是地理方面。关于地名的古今校注，古时候是哪里？现在是哪里？他是如何具体实践的。因为我们论文大体上是一个很实践的意义，怎么去实践“经世”。因为刘老师提到这两个很重要，就是“驳杜”和“经世”，我只是刚才听一下其实没办法快速吸收他是怎么通过《地名补注》来展现这一点。

徐敏（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仪礼·丧服》冠制考

本研究聚焦《仪礼·丧服》中记载未详的丧服冠制问题。通过系统分析经传记文，考证五服制度中各级丧冠的材质、尺寸与形制特征，包括辟积、条属、外毕等细节差异。研究厘清了从斩衰至缌麻的完整丧冠体系，并据此绘制丧冠图示。成果不仅补正历代注疏异说，更为《仪礼》名物研究提供新的图像依据，对理解先秦丧礼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评议：

丧服的冠制，是亲亲尊尊伦理的一个非常具体的呈现，我常常觉得我们得到古礼放到现在都已经变化掉了，服制也不同了，但是丧礼很多的严格的地方变化都没有那么大。它就像一个时空胶囊一样，还保存了一些儒家的想法。丧服不是给死者的，考古起来不像古墓里的壁画那样，只能从文字上下手，要挖掘比对是很辛苦的。对于缝纫方面的知识，我看大家都听得非常有兴趣，而且徐老师也从材质方面，连麻的种类也非常科学地去讲究。我其实第一句话听得就很感动，说就是只有一个辟积，那就是立不起来，这个真的是有缝纫概念的人才能深刻体会到。从材质、形制、尺寸，在这种缺乏有具体文物或图像做辅证之下，徐老师能做出这么具体的展演，就是一个很经学实践的要义。

徐峰（同济大学经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论清中期以顾栋高、秦蕙田为中心的无锡学派

乾嘉时期无锡地区以华学泉、顾栋高、秦蕙田、吴鼐、蔡德晋五位学者为核心，形成特色鲜明的经学共同体。该群体承袭乾嘉朴学传统，专精《春秋》与礼学研究，尤以制度名物考据见长。其中顾栋高与秦蕙田作为学术枢纽，串联起清初至乾嘉的本地经学脉络。研究显示，此学术网络以华氏、秦氏家学为基础，上承东林学派遗绪，下启南菁书院学风，在清代学术史中具有承先启后的关键地位，补足了以往对无锡地区思想脉络研究的不足。

评议：

徐峰老师关于无锡学派的论文，在纵的和横的方面都很清楚，这个无锡学派为什么会提出来，这个前承后流变的脉络他都有抓出来，我不是为了要提出一个学派，其实是要把它切片，拼图一样拼到学术思想发展史。表面上是一个地理的无锡学派学术共同体，实际上是把这个切片放在了学术脉络史上，史和地都交织了。我比较想要知道的是，他们前后期做的制度名物考据，比如无锡学派之间的校勘活动，刚好可以和罗老师的文章进行参看，同样是交换活动同样是勘书，会有什么不同。

第四组

主持人：罗军凤（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评议人：刘光（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赵争（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清华简《系年》材料来源与成书问题臆论

赵老师主要探讨清华简《系年》的材料来源与成书方式。文章指出，罗姝鸥认为《系年》为整合多种来源的「衍生型文本」；韩国学者米欧敏则指出其汇纂自五种文献，材料依年代排序且改动不大；许兆昌与姜军推测《系年》摘编自《春秋》类原始记录；杨博认为其史料来源包括周朝史官文件及诸国史记，涵盖多种文体。关于体裁，《系年》介于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之间，整体遵循时间顺序，但前四章西周史部分多为概述性叙述，并含较多非严格年代纪年，反映出大事纪年法与世系纪年并行的特征；后续章节多采用楚、晋国纪年，纪年较为明确。学者分析显示，《系年》对《春秋》类材料改动甚少，并采用战国时期主流的大事纪年法，反映多国纪年体系融合的普遍历史记述系统，与史官制度及资料生成机制密切相关。整体而言，《系年》不仅展现多源材料汇编的特性，也为理解西周及春秋时期文献的生成与流变提供重要依据，体现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与传统的核心特质。

评议：

评议人对赵老师论文关于《系年》来源与成书问题的探讨给予肯定。论文通过分析《系年》各章的纪年方式与材料取舍，认为其采用大事纪年（或其迹象）及王侯纪年的方式；在材料取舍方面，则是对“春秋类”著作的摘编。基于两者结合，作者进一步分析出《系年》背后存在一个具有一般性历史记述系统。评议人认为此见解具启发意义，对于理解《系年》的成书及中国早期史学发展均有裨益。但评议人也提出小疑问和请教：关于大事纪年是否具备较明确结构，例如中方鼎铭文“唯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以及某某即世、某某即位这类纪年方式，是否能算作大事纪年，尚待进一步说明。

蔡妙真（中兴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儒家贤者在佛教文献中的运用

——以唐代佛典中的子产为例

蔡老师文章主要探讨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与本土文化之互动及其文化诠释策略。佛教文献常以比附修辞，将儒家人物譬喻为佛理或僧德的典范，成为佛教自我合法化与融入本土正统的重要途径。以子产为例，作为儒家中清廉循理、仁政爱民的代表，他在佛教文献中被重新诠释为符合佛教戒行、慈悲精神乃至菩萨行的道德典范，不再仅是历史政务实践者或世俗贤人，而成为佛理的象征与道德榜样。此种比附修辞使得历史人物超越了「事过境迁」的局限，成为一种可于当代语境中唤起、投射与重塑的文化符号，进一步强化文本间的连结，让诠释超越单纯评论，成为对整体文化记忆场域的再编织。比附阐释因此成为理解人物与佛理的隐性语言与文化书写策略，开启了具体与抽象、历史与当下的对话。这种儒者形象的佛教化呈现，亦反映了唐代佛教面对社会主流价值时的文化适应与解释机制。

评议：

评议人对蔡教授的论文表示高度肯定。该论文通过对唐代佛典中春秋贤人子产形象的重新阐释，展示了子产从儒家贤者向佛教典范的过渡，揭示了儒家贤者在佛教经典中的运用。评议人指出，文章涉及佛教本土化过程中主动融入与文化对话的重大课题，并对唐代佛经中子产背后的跨文化诠释进行了深入分析。此外，评议人称赞论文材料丰富，论证细致且逻辑清晰，能够从细微处见大局，并以严密的理论支持提供了许多启发。

简欣仪（台南护理专科学校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清华陆〈子产〉「劼*」新释

与《左传》「子产」形象述异

简老师文章旨在重新考证清华简〈子产〉中「劼」一词的意涵。过去学界多将该词依整理者见解解释为「嘉理」之义，但经由对「劼」与「嘉」两字形、音、义的细致考释后，认为此解释存在偏差，主张「劼」应读作副词，意指「极尽」之义，且「劼」字可通读为「饰-饬」，意为「饬行」，即「极尽地使行为严谨合礼」。此外，简老师针对形象述异进行分析：其一，简文中「卑逸乐」所述「子产不大宅域，不崇台寝」将《左传》中子产谈及晋文公的形象置换至子产本人身上；其二，简文「民有过失，矫佚弗诛」的表述，与《左传》中子产主张「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的思想不符；其三，简文多以圣君、善君对比不良君、狂君，而《左传》中则较少见子产以寻圣随善、因前遂故之言论。透过这些对比，揭示清华简与传统文献在诠释子产形象及相关词义上的差异，进而促进对该词及文本整体理解的深化。

评议：

评议人对该文章在清华简《子产》中“劼饬”一词的词义探讨给予肯定，认为文章将其解释为“极尽地使行为合理”颇具道理，且对简文的理解帮助很大。评议人同时赞赏文章对简文中子产形象与《左传》记载差异的细致分析，表示从中获益良多。此外，评议人提出一个疑问：关于出土文献整理中通假的问题，一般需要“律例兼备”，即既有音韵理论支持，又需具备具体实例。文章将“劼”通假为“耆”，但是否有相关的具体实例尚不明确，评议人希望能进一步说明。

王宝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清华简《两中》所述三种王权继承说考论

王博士文章探讨夏启代替伯益继承禹王位的历史传说，指出该事件被视为古代世袭制的起点。自战国时期以来，学者多以禅让或攻伐两种方式解释启的王位来源，然而清华简《两中》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诠释。该简文融合了西周以来的「天命说」与「感生说」思想，强调启作为高阳之孙、禹的元子，其继位乃是奉天命且具备血统上的合法性。报告人指出，《两中》关于启继承禹位的叙事兼顾贤人政治与血统秩序两大原则，且并未背离禅让的观念，反而可能展现了早期禅让思想的较完整表达。此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夏启王位继承及古代政治理念的理解。

评议：

王博士文章分析了对夏启王位来源的不同阐述，从传世的文献中对夏启王位来源的两种不同解释来作为一个出发点，依据清华简《两中》，分别考述了「天命说」与「感生说」对王位来源的记载，认为叙事兼顾贤人政治与血统秩序。评议人认同文章对于其未背离禅让的观点。这一点非常的有心，也很有启发，但有一个疑问在于，我们讲的禅让与王位世袭，它的核心的要点并不在于选贤。因为王位世袭核心要义在于血缘、子嗣。而禅让则不限于子嗣。所以，这里是找到了选贤、贤能政治是禅让的一个方面，但是文章中关于《两中》的分析是不太能理解为是禅让。这些更象是对继位合法性的论证，而是否能看做是禅让的体现还有待商榷。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