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廷龙、孙启治与《尚书文字合编》的编撰

作者：丁小明（华东师范大学）

来源：“十三经研究”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五月廿六日辛酉

          耶稣2025年6月21日

各位老师下午好：

我向大家汇报的题目是关于“顾廷龙、孙启治与《尚书文字合编》的编撰”这样一个话题。前面几位老师其实也有提到《尚书文字合编》这部书。

引言

这部书的背景是这样的。上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编著计划，他是要构建“尚书学”。“尚书学”有几个分支，其中有古文字的角度，即从“隶古定”开始到最后成型的过程里面，《尚书》的文字究竟怎么演变？顾颉刚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族叔顾廷龙。我们知道顾廷龙先生的工作重点在上海图书馆，在东南地区影响很大。其实他能进入中国的学术圈，有两个贵人，一个贵人就是顾颉刚。他上世纪三十年代在燕京大学学习，进入了燕京大学学术圈，是因为顾颉刚的提携。顾颉刚当时也很看重他，既有亲戚关系又是同道，所以就把《尚书文字合编》这一工作交给了顾廷龙先生。

顾颉刚先生

但是很不幸的是，因为当时战乱，顾廷龙先生1939年就离开了北京，顾颉刚先生则更早。顾颉刚先生是在日本人的黑名单里面，“七七事变”以后就只身逃离了北京。所以“尚书学”的学术事业就暂停了。暂停以后顾廷龙先生到哪里去了呢？1939年7月，当时上海地区的两位文献学界前辈叶景葵和张元济想建一个图书馆叫“合众图书馆”，所以他们在考察后聘请顾廷龙先生南下来主持合众图书馆。他在主持合众图书馆的过程里面，因为事情太多，也没有精力再做《尚书文字合编》的工作，所以这个事情就一直放着，从上世纪30年代到1980年顾颉刚先生去世。

顾廷龙先生

在顾颉刚去世前，顾廷龙先生到北京见他，顾颉刚就托付顾廷龙先生说这件事情还没有完成。顾廷龙先生在《后记》里面写自己“内疚无地”，觉得自己对不起顾颉刚先生，所以从1980年开始，他又把上世纪30年代编书的事情捡起来重做。但是顾廷龙先生当时已经是82岁高龄了，他在这个领域里面一个人是做不了的，所以就想要找一个助手。文革以后能真正能读古书，又能做编撰的人其实非常少，在整个圈子里找下来之后找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孙启治。这是一个学术前史。

这部书我们现在做《尚书》研究都会用到，其实我们现在用的目的跟当初顾老编书的目的已经不一样了。顾老编书的目的是从文字讹变的角度来看的。他们是想还原《尚书》本来的文字是怎么样的，即刻本之前的文字是怎么样的。前面我看张剑先生已经做了一点，这个研究蛮好的。但是这个研究，其实顾老当时他们已经没有精力做了。他做的一个工作是什么，是把刻本之前他们能见到的所有的古写本做了一个汇刊。这个工作是一个文献的总合，现在来看这个工作也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古写本散见在中国、日本甚至其他地方，你把它汇总起来非常不容易。所以现在来看，我觉得这个工作也非常重要。

《尚书文字合编》书影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顾廷龙与孙启治外家至德周氏

我这里说了，不管是在现代学术史还是顾廷龙个人生命史中，编撰《尚书文字合编》所经历的漫长而艰辛的历程，都是一段值得铭记的历史。在顾先生91岁高龄时，也就是1996年，《尚书文字合编》最后编成了。从1981年到1996年，前后又是15年时间。他在1994年11月《尚书文字合编》的《后记》里面，列出了60年来编书过程中予以鼎力相助的诸君子名单。我就不赘说了。这么一大批学者，有中国的、日本的，有他的前辈还有晚辈。可想而知，我们做一个文献的编撰是多么不容易。

《尚书文字合编·后记》

他是怎么会编这本书的呢？我前面说有这么一个动因，就是顾颉刚去世。但是在这个前提下，你要有能力做这个事情。当时顾老在上海的整个文化界还是蛮有影响的，所以上海宣传部对他比较尊重。当时上海宣传部杨如英就鼓励他说“你要尽快把这个书编好”，所以他在《后记》里面提到了杨如英来过访，最后帮他配了一个助手叫孙启治。顾老是一个很念旧、很感恩的人，所以他在他的书信里面反复提到这件事情，没有杨如英的帮助——把一个“社会人士”引进到上图做他的助手，这个事情是做不成的。孙启治他是什么人？ 他有什么缘分进入顾廷龙的世界？他又如何协助顾廷龙编著此书？这些问题其实没有得到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揭示和还原。

《尚书文字合编·后记》

我再说一个题外话。到现在比较可惜的是，像孙启治先生这样的学者，他其实是我们学界所谓的“小人物”。有这么一类人，他们隐身在一些学术大咖的身后，或许是因为历史存储的内存太小了，它容不下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只能看到顾廷龙、顾颉刚的身影，看不到孙启治。我找到一份文献后发现，特别是1991年顾老因为胃癌开刀后，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孙启治一个人做的。我们的学术史里面有这样的人，应该适当地给他们一定位置，甚至让他们走上前台，这是学术史应该做的一项工作。

当然孙启治也不是一个普通人。顾廷龙之所以会选他，正如当初叶景葵和张元济选顾廷龙一样，他们是经过很多考量的。反复考虑以后，这个人非常合适。这也是我们学术史里面的怎么选人。孙启治他是一个什么人？他本身并不是一个显赫之家，尽管他的父亲也很有成就。其实他的外家至德周氏，即周叔弢、周一良这一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是鼎鼎有名的。正是因为他的外家跟顾廷龙两代的交情，所以最后才促成了顾廷龙对孙启治这样的人相当信任，把他从一个没有编制的“社会人员”，直接提拔到上海图书馆，到了我们读书人的一个圣地——古籍部，做顾老的助手。

周叔弢先生、周一良先生

我比较有幸的是，大概五六年前，在北京一个拍卖场，得到一批顾廷龙写给孙启治的信。这批信就是关于《尚书文字合编》的编纂细节，顾先生告诉他：我要什么书、什么地方有点问题你帮我修改一下。这批信大概有十几封，很有意思，不是用信纸写的。因为顾老喜欢抽香烟，全是用香烟壳写的，当时很随意的这种便签。但是它作为学术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材料，我觉得蛮珍贵的，特别是还原《尚书文字合编》编撰的后期过程。郑重先生写过一本书叫《海上收藏世家》，他对这段历史也比较了解，曾经采访过孙启治的父亲孙师白。所以我将这批信札裱成一个手卷后，就请郑老帮我写了一个题跋。他对孙启治也蛮了解的，他说“启治青春赴新疆，后双耳失聪，病退回沪，学识渊博有成，但不为外界所闻。经起潜先生引进上海图书馆”，这个过程说得还大致上是比较清楚。所以孙启治就变成他的一个助手。

孙启治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他其实是个残疾人，耳朵是听不见的。1975年，当时孙启治还是文革下放的知青，因为身残所以才病退回上海。我问过他的一个学生——现在蛮知名的一个学者仲威，做碑帖研究的。他说孙启治是完全听不见的，当时是在一个街道的纸盒厂里面糊纸盒。但是他博览群书，当时还没有到30岁，特别对《说文》之类的小学文献有精深的修养。这里就切入到主题，具体我不展开了。孙启治怎么会进入到顾廷龙的《尚书文字合编》的事件，有一个非常关键人物——周一良——的推荐。周一良跟顾廷龙是燕京大学时候的同学，而且这个同学不是一般的同学，关系比较近。因为这层关系，周一良跟顾廷龙保持了一生的友谊，他们直到去世前还有密集的通信。所以其实周一良是孙启治最重要的一个背书。

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我说一下。其实老辈交往很注意分寸感。周先生介绍了孙启治到上图，告诫他说：“你去上图工作其实蛮好的，民国有好多大学者是从图书馆出来的。”但是周先生又说：“这个话我没有跟顾先生说。你要注意分寸，你去上图是做他的助手的，你的定位不是做学者。”告诫的同时又勉励外甥说可以成为一个大学者。

两份书单与“神宫”本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牵涉到具体的编撰。它是从1981年启动，1982年时孙启治进了上图，按道理1982年他就开始编撰了，为什么编撰从1981年到1996年用了这么长时间？这里面有一些插曲。

第一个是材料的收集。材料的收集里面，一些材料也比较有意思。其实我们做学术研究都知道，没有新材料就不知道他的一些细节。我买到这个信以后，在上海一个收藏家那里看到两通孙启治过录的当时为顾廷龙编书时的书单。这是一个清单，时间是1983年9月8日。看过清单，再对比《尚书文字合编》的目录以后，我觉得当时已经收集得蛮多的，只差几种，为什么从1983年到1996年这么长时间呢？其实还是顾廷龙先生他对自己要求高，还有几种日本的古抄本一直没有得到，所以他委托学生反复搜集，想要得到。这就纠结了很长时间。我对比《尚书文字合编》出版的引用材料后发现，只有古梓堂本、天理本、足利本几种没有，其他的基本上都齐了。还有一种就是1989年10月孙启治抄的一个书单，从这个书单来看基本上都齐了。既然1989年就齐了，为什么到1996年最后才编写？

《顾馆长存放私藏书清单》

孙启治1983年手抄

（上海瞿永发先生收藏）

《顾老存放长乐路书籍清单》

孙启治1989年手抄

这里面其实还是蛮复杂的，有一个例子就是神宫本的问题。神宫本现在其实我们国内有一个学者专门做研究，也是山东地区的。神宫本就是当初顾老一直想拿最后没有拿到的一个本子，他一直在请他在日本的一个学生高桥智去帮他拿神宫本。但在编撰过程中神宫本是看不到痕迹的，后面也是看不到的，其实在信里面我一开始也被这个东西整懵了。它有两种，一个是伊势古本，一个是神宫本，后来发现这两者就是一个本子，就是神宫本（伊势林崎文库藏本）。但其实这个本子它比较复杂，这个本子它不是一种，它有三、四种。顾先生已经有两种了，但发现那两种不行，达不到要求。后面还有两种，他想拿到。但是高桥智最后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在顾廷龙出版此书之前，就一直在等。这已经是1989年了。后面我发现神宫本跟伊势林崎文库本其实是同书异名，其实就是神宫本。在写给孙启治的信里面多次提到神宫本有没有到，想尽量的收齐。最后并没有入选，原因是这个本子最后没有拿到。这都是高桥智的信里面引用的。

孙启治与《尚书文字合编》的编撰

因为时间关系，最后我说一点点。一个最主要的话题是，孙启治参与《尚书文字合编》，他究竟做了什么工作？这个工作其实从他1982年进入上图以后就开始，一直到1996年，前后用了14年的时间编这个书。这个时间是不是战线拉的太长了，有多种因素。孙启治有封信收录在沈津先生所著的《顾廷龙年谱长编》中，时间节点是1993年7月，他已经非常详细的向顾老汇报。当时顾老在北京养病，说我的工作进展到哪一步、目前还有什么问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其实是对于编撰过程的理解。我们后面看，体例一直定不下来，到1993年的7月这个时候还没定下来，他在信里面跟他说“凡例有关全书编次的格局，这次定下不宜再动，否则全书都要受影响”。其实凡例到1993年还是没定下来，后面还在改。可能孙启治也有点个人的意见，一直定不下来，你变动一次，整个编书又要重弄了。这里内容比较复杂，我就跳开了，具体内容我文章里面都有。

我再说一个材料。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我就在想，1994年到1995年是他最关键的时间，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材料——我没看到的第一手材料。比如说顾老没有日记，孙启治会不会有日记？我们网络时代的奇缘有时候会让你意想不到。我上课跟我学生说这个事，他就帮我找，他说老师孔网上好像有孙启治亲笔的日记在卖，我说你给我看看。我一看是1994年的日记，我立马就下单买了，也不贵。买了以后我一看，这个日记太好了，1994年的日记可以完整地呈现孙启治是怎么帮顾老来编这个书的整个过程。

孙启治1994年日记

编书的细节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他当初编书是一个影印的方法，我们现在也就很简单，我把文献给出版社你自己去弄，我不管这些具体的边边角角的细节。但当初他们没有条件，当初是怎么办的呢？比如说先把整个书复印，复印好了以后他贴旁边的条。刚才我们前面看到，比如说“太甲下”是个什么内容，他都要你自己把这个打印好、贴上去，需要慢慢弄，这个过程非常复杂。所以孙启治其实从1994年开始，他主要的就是干这个事，今天贴了什么，明天贴了什么。尽管很繁琐，但其实要换个角度思考，这也是文献编撰的很重要一部分，没有这个编撰过程最后书出不来。

到1994年8月，他前后已经定了六稿，可想凡例是反复地变，也是这个书不能出来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这几个编辑到最后都有自己的一些怨言了，这是他的日记里面一些内容，在我这个文章里面都有。他会准确地说1993年3月干到什么程度，1993年4月到8月干到什么程度，非常仔细地能看到。我们能还原他怎么编这个书的过程：1994年4月26号，正文跟附录剪贴完成，6月8号到6月23号贴篇目书口，7月4号到8月12号贴本子书口，9月13号到9月21号重贴李书（即李遇孙《尚书隶古定释文》，刻本）。然后做什么事，在他日记里面记得非常详细，还原了整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文献非常重要，这些我就不展开了。

最后他还没有完成，到1994年12月27号还记载“正文全部重校剪贴次序一遍，姜（即姜俊俊）负责唐本，予负责石经，其余陈（即陈善祥）校。迄今尚未发现失误”，说明质量很高。也就是说，到1994年年底还没有完全完成，到1995年还有工作要做。这是一个工作编撰的细节。为什么这个工作它延迟了这么长时间？顾廷龙在《尚书文字合编》最后出版的时候他说了，第一个原因前面是因为出版没有着落，出版业不景气，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才正式收这本书，前面延宕了蛮长时间。还有一个原因，1991年秋顾廷龙因为胃溃疡入院切治，一直就住在北京，所以这个工作是由孙启治做的。他的编审徐小蛮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三编辑室的审稿单中说了为什么最后一再延迟。

孙启治1994年日记

最后我有一个个人的想法，就是前面说的，我们怎么来看待像孙启治这样的“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学界隐士。我们学术史应该是要彰显这样的“隐士”。对《尚书文字合编》来说，顾廷龙没有孙启治是做不了这个事。所以我自己提议，孙启治先生不但是顾老的助手，而且是《尚书文字合编》的一个合作者，甚至可以将名字放到后面，他应该是一个编撰者。从学术史的层面来说，我们应该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么一个学者。

好的，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王杨杨、吴善松据录音整理

纪霖凯审校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