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明对话视野下的经学

——一个精神史的考察

作者：邓秉元

来源：“十三经研究”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六月初五日己巳

          耶稣2025年6月29日

我们知道现代新儒学，特别像牟宗三先生他们，一直致力于讨论如何去融摄西学。如果简单来看，这个问题当然可以有不同层次的讨论。但是如果从义理的角度看，向深层次挖掘，它跟我们每个时代的精神结构其实是有内在关联的。如果我们承认每个时代有不同形态的人类精神存在，而精神结构又是可以被解析的，那么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讨论每个时代看似眼花缭乱的变化背后的本质，即不同时代的人们是在怎样一些最根源的问题上相互对话的。

经学的分期

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是一直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经学的分期。我个人认为经学分为三期。第一期就是西汉之前本土的抟成，有圣人和经典，还有对世界的理解，甚至包括秦汉帝国时代的外王之学。第二期就是东汉以后，我们跟佛教对话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不只是出现宋明理学，像新道教、中古佛教等在理论上都是对话的产物，他们有相当的共通的东西。第三期实际上是近四、五百年——利玛窦来华以后，所以我讲的“第三期经学”是从晚明开始讲。

并非我们今天正在做的就意味着“第三期经学”，实际上是回头看近四、五百年来我们在大的框架之下讨论的这些经学话题，包括清代汉学。清代汉学非常强烈地受到西学的影响，这个已经是我们一个常识性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再去强调中西对立，我觉得意义已经不大了。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个特色，甚至在今天人类文明中还很独特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文明内在地已经有了中、印和两希之学。我觉得无论是西方还是印度，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是这样的，华夏文化内在是有不同系统的。我们不能一讨论中国传统学术，好像只是先秦以来的本土学术。实际上佛教在我们的思想体系中也是根基性的，跟基督教在西方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第三期经学以后，我认为是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开山，清学也是它的一种表现，包括现代新儒学。

论文内容介绍

我的论文其实很长，所以我就没法完全展开，我大概列个目录。第一个问题是给经学一个基本界定，我提出了“备物象德”的观念。因为最近这几年我写了一些文章，尤其去年我特别写了一篇关于“备物象德”的论文，我觉得算是一个小小的总结。第二个问题会讨论一下儒佛之间，佛教到底刺激中国心性结构中的哪些层次。第三个问题就是明清之际，假如以刘宗周、黄宗羲师徒两人为线索，其实他们的心性之学已经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清代经学而言，在我看来其实是一种挫折，虽然它有很大的贡献。它的挫折是因为如果从心性角度来讲，它缺失了一些东西，当然又发扬了一些东西。最后是现代新儒学，我觉得它算是接上了晚明的传统，但是从今天来看，仍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去展开。

“备物象德”观念

关于“备物”，我这里列的在短时间内也没法去讲了。第一个就是关于中西文明突破的方式。我这里边引用了张光直先生所讲的内容，其实中国文明跟上古巫文化之间具有承接性和一体性。这后来引申出一个概念，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德性思维”，用来跟知性思维相对。很多人也讲“象思维”，如果换成心性结构的表达，其实就是德性思维。这个德性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这里我没法展开了。如果我们把轴心时代看成是人类的经典时代的话，它和巫文化时代相比，其实就是一个古典到经典的变化。这两个世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转换，我把它看成是道和德或者天和人这样的一个判分。

那么，如果我们反思从周公到孔子中国文化最核心的变化的话，我把周公看成是所谓“备物之圣”的代表，周公通过制礼作乐贯通虞、夏、商、周四代之礼。孔子、孟子实际上是一种实践兼反思式的学问，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孔门出现了一种心性论的自觉。从原来的“生而知之”，到了孔子成为“学而知之”，“学”意味着“觉”，这是经学内在反思的时代。所以《乐记》里边说孔子既述又作，既是明又是圣。在孔子后来出现了一个结构就是“备物象德”。中国所有学科差不多都有圣人，为什么要有圣？所谓圣也就是通，就是一个完备性的体现。诗备众体，文备众体。像司马迁就是史圣，原因是司马迁的《史记》是备众体的，所以备众体、备物的观念是一脉相承。中国文化为什么有个正史，它其实与这个观念是密切相关的。

在孔门心性论的自觉里，出现了孔子与孟子的“仁”，我把它叫做“仁知一体”或者“以德统知”的这样一个精神结构。我现在列的实际上是我最近写的一本书中间的一章，我就不展开了。这里边讲从孔子到曾子、子思以及孟荀的变化，其实是德性、知性的相关问题。

当然这要提到一个问题，在战国后期，这一套东西实际上是不得志的，因为外边是法家当政，墨家同时也出现。当时的儒家讲“备物之学”实际上是靠自守，尤其是像鲁地的这些儒生。但是经过秦汉之后，我觉得中国文化有重大的反思，很多人这个时候开始意识到经学的重要意义，所以西汉的学术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汉代整个的包括“天”“自然”等结构其实都跟这个相呼应，当然这也有它的缺陷，包括德性观念的无限推扩。

余论

所以在佛教刺激以后，中国文化的天道观崩塌（比如“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道教出现。为什么道教出现？人们把老子奉为“众圣之所共宗”，并抬高到世界本源的地位。包括玄学的出现，甚至在佛教的冲击之下，我们看到整个世人的精神变化——所谓的以道自任，一直到心性修养功夫的重新复归，以及佛教刺激了中国儒学的自我意识。

至于明清之际的变化，我其实前面已经简单提到了。关于清学，我认为它是有一个挫折与重生的过程，即道咸以后“经学的回潮”。现代新儒家，德性意识开始复归，重新回到晚明思想家的立场上，捍卫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因为时间关系不能一一详述，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我的论文。

请多多批评，谢谢！

郝展韬、吴善松据录音整理

纪霖凯审校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