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庆】儒生归来——在“儒生重现之文化历史意义研讨会”上的发言

栏目:新书快递
发布时间:2012-11-12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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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

作者简介:蒋庆,字勿恤,号盘山叟,西元一九五三年生,祖籍江苏徐州,出生、成长于贵州贵阳。西元一九八二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本科),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深圳行政学院。西元二〇〇一年申请提前退休,在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著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儒学的时代价值》《儒家社会与道统复兴——与蒋庆对话》《再论政治儒学》《儒教宪政秩序》(英文版)《广论政治儒学》《政治儒学默想录》《申论政治儒学》等,主编《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

     
  
     
     
    儒生归来
    ——在“儒生重现之文化历史意义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蒋庆(阳明精舍山长) 
     
     
     
   编者按:“儒生文丛”由蒋庆、陈明、康晓光、余樟法、秋风任学术委员,蒋庆撰总序,汇集了中国大陆儒家近年来的思想探索及社会活动成果,乃当代儒家新锐对中国及人类命运的深入探讨和最新看法。自“儒生文丛”第一辑三册(书目为《儒教重建——主张与回应》,《儒学复兴——继绝与再生》,《儒家回归——建言与声辩》)出版后,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孔子2563年暨西历2012年10月29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在北京蓟门桥主办“儒生重现之文化、历史意义暨‘儒生文丛’出版座谈会”,蒋庆、张祥龙、梁治平、陈明、康晓光、秋风、干春松、彭永捷、高超群、唐文明、温厉、任锋、林桂榛、陈壁生等学者出席会议。会议发言记录经讲者订正,现予发表,以飨读者。   
     
     


     
    非常遗憾,这套丛书的实际编辑者和功劳最大的人没有来,这套丛书的出版要感谢任重君,他是这套丛书的实际主编,还要感谢为这套丛书出了力的许多朋友们,当然,也要感谢传敢兄、感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了这样一套好书。
    
    我们这个座谈会的主题是:儒生重现之文化历史意义,我想这是一百年来中国第一次有生命力的一个词——“儒生”——现在正式出现公开的出版物中,并且在北京为这个词的出现召开学术会议。这是一百年来第一次!这一百年来儒家的命运,刚才大家都讲了,是全方位崩溃,儒家全方位崩溃的一个特点就是“儒生”这个承载儒家价值的群体消失了。我们知道:儒家价值是靠人来担当的,先儒所谓“道由人传”即是此义。中国百年来承载儒家价值的群体都消失了,信奉儒家价值的人都没有了,社会上哪里还有人来承担“往圣之道”呢?所以,我们说“儒生”重现的历史文化意义是一百年来“儒生”第一次通过这套“儒生文丛”的方式集体地向社会展示:中国现在重新出现了一群活着的信奉儒家价值的“儒生”,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诉求就展现在这套从书的中。这是“儒生”这一儒家群体在中国消失一百年后的第一次重现!所以说,“儒生”在当今中国重新出现有力地说明了儒家在当今中国并没有死,当今中国通过“儒生”群体的出现证明了儒家开始获得了新生。
    
    陈明刚才讲到了美国汉学家艾恺写了一本《梁漱溟传》,副标题是“最后的儒家”,现在看来这个副标题要改写了,因为儒家通过“儒生”群体的重现获得了新生。今天我们追昔抚今,心中充满无限的感慨!徐复观先生晚年时弟子问他,你这一辈子做的是什么事,他说他一辈子做的事就是给孔子披麻戴孝,为孔子守灵。他们当时身处天崩地裂的反儒时代,心境无限的悲凉,因为儒家在中国他们看不到任何希望。时至今日,看到“儒生”重现于中国大地,使我想到“儒生”在全盘反传统时代的生存状况。康有为晚年,大概民国十几年,在上海办天游学院,他有一个学生叫俞伟臣,是浙江上虞人,跟他学了两年儒家。俞伟臣当时写了本名为《六期政策》的小册子,认为中国不治,在孔道式微;欲救中国,必倡孔教。后来康有为去世,全中国反孔废儒日愈激烈,俞伟臣看不到任何希望,天昏地暗,举国病狂,非圣无法,于是悲愤至极,抱着孔子的牌位跳东海自尽,为儒家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才22岁啊!每次一想到这件事我心里就很难受…很不舒服…(数度哽咽),现在我们“儒生”这个群体出现了,回想当年为儒家献出生命的年轻“儒生”,我们感慨万千!现在看来,俞伟臣是“儒生”殉教的最年轻的烈士,是“儒生”守死善道的人格榜样,如果以后我们恢复了儒家的文庙祭祀系统,康有为的这个学生一定要纳进去配祀孔孟!这一百年来我们只看到梁巨川、王国维这样一些儒家殉教者,没有看到年轻的儒家殉教者,俞伟臣殉教的材料我是最近才发现的。
    
    时至今日,我们感到很欣慰,这二十年来我们“儒生”的群体慢慢出现,不光在学术界,在社会上“儒生”群体也在逐渐形成。比如儒士社,他们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也都慢慢成长起来,以群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儒家诉求。我想如果康有为九泉有知,俞伟臣九泉有知,他们一定会感到欣慰的,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儒家儒教全盘崩溃,“儒生”群体彻底消失,而今天儒家儒教正在中国逐渐复兴,“儒生”群体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在重新出现了。
    
    至于“儒生”重现的历史文化意义,当然现在评价还为时太早,但是, 我相信二十年五十年以后来评价这套《儒生文丛》的话,它是一百年来第一次以“儒生”名义出版的丛书。这套丛书标志着“儒生”群体在当今中国正式出场,并且向社会展示了“儒生”以群体的方式出现的重大时代意义。也就是说,《儒生文丛》的出版向中国社会表明: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儒生”群体并没有死,儒家既不是游魂也不是孤魂,而是涌现在中国社会中的活生生的儒家价值信奉群体!那种认为儒家是游魂或孤魂的说法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即儒家儒教在当今中国没有死,已经再生复活!其实大家不知道我当初建阳明精舍就是要证明儒家没有死,因为当时中国许多研究儒家的学人都认为儒家在中国大陆已经死了。当时我很不服气,我相信只要中国大陆还有一个人信奉儒家,儒家在中国大陆就没有死。我认为我是信奉儒家的,所以儒家在中国大陆没有死。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我想我还活着,儒家就没有死。如果中国没有一个人信奉儒家了,那儒家就真死了。现在看来,儒家没有死,儒家又再生了,因为“儒生”群体已经重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了。所以,艾恺说梁漱溟先生是最后一个儒家,这个评价已经过时了,现在信奉儒家价值的“儒生”不仅不是一个,而是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群体,这套《儒生文丛》就是当今中国“儒生”群体重现的见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儒生文丛》出版的历史文化意义很大。
    
    尽管如此,当今中国“儒生”群体仍然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中国“儒生”的存在状况是“弥散性儒生”,这些“儒生”没有团体组织的存在方式,各自在大学里教书研究,各自在社会上从事活动,各自在网络上沟通交流,大家只是偶然开会时才聚一聚。刚才大家讲到只以这种弥散性的方式结合不够,这种弥散性的方式展示不出“儒生”这个群体的组织性的存在力量与强有力的存在方式,所以我想中国除了需要“弥散性儒生”外,还需要“组织化儒生”,有了“组织化儒生”,才会如秋风刚才所说的“儒生”群体才会具有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分散的个人再多也难以形成合力改造社会。刚才大家也讲到,我们这个社会变迁了,科举制度没有了,家族制度没有了,乡绅制度没有了,“儒生”的组织化必须寻求新的方式,这种新的组织化方式就是法律化的存在方式。还有,现代性的制度和传统制度不一样,传统的君主制度,相对来说还具有某种开放性,孔孟可以去游说诸侯,文中子的弟子可以辅助君王从事政治实践,而现在的体制相对说来封闭性较大,作为分散的个人,儒家价值很难进入到社会和政治里面去。所以,“组织化儒生”就非常重要。现代社会是法律的社会,中国也是这样,所有的团体都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出现才能获得存在资格,“儒生”团体也不能例外。“组织化儒生”的存在团体无非就是三种:社会团体、宗教团体与政治团体,不管这三种团体的内容有何不同,都必须是法律形式的存在方式。现代社会是法律化的社会,没有办法,今后只能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形成“组织化的儒生”。或许再隔五年、十年,再编辑一套儒家丛书的时候,可能就不是“弥散性儒生”在从事编辑工作,而是“组织化儒生”在从事编辑工作了。也就是说,不是像任重这样一个人利用业余时间来从事编辑工作,而是靠一个合法的儒家团体来从事专职的编辑工作了。这样效率就会高得多,当然,这就以后努力的事了。今天开会听到大家都意识到儒家组织化问题的重要性,不满足于现在这种“弥散性儒生”状态,都讲到儒家要建立自己合法的社会团体与儒教团体,我觉得这很重要,中国大陆的“弥散性儒生”已经达成了建立“组织化儒生”的共识了,下一步就是怎样具体落实了。
    
    今天为会议做服务工作的是青年儒家组织“儒士社”,“儒士社”是一个“组织化儒生”的雏形,虽然现在还处于非常艰难的初创阶段,但我相信以后会慢慢发展壮大。现在儒家的事业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来做,孔孟的理想要靠信奉儒家价值的人来实践,这些信奉儒家价值的人就是现代“儒生”,而现代“儒生”不能只停留在“弥散性儒生”阶段,必须进入到“组织化儒生”阶段,现在大家在这一点上已达成了共识,我相信今后中国大陆进入“组织化儒生”的发展阶段已经为时不远了。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