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罗洪先

作者：刘翔运 沈鲁（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文史天地》2025年第8期

先秦时期，孔子就在《周礼》提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重视从德行、智慧、科学、人文等多方面培养人才，提出人才培养的“通才”标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曾提到欧洲“在16世纪‘文艺复兴’时，出现的名人学者都是全才，科学、技术、艺术无所不能”（夏日主编《钱学森论第六次产业革命专题摘编》）。在同时期的明朝社会，罗洪先就是这么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杰出人物。

一、状元忠良谏言 仕途戛然而止

罗洪先（1504—1564年），字达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他自幼端重，不为嬉弄，立志要做学者，仰慕罗伦、王守仁等名士大儒。嘉靖八年（1529年），罗洪先赴京参加廷试，他阐述了“知人安民”和“治理天下之道”的深刻见解，嘉靖帝审阅后批示“学正有见，言谠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罗洪先《罗洪先集》），赐状元及第，任翰林院修撰。考中状元本是光耀门楣的喜事，罗洪先的岳父曾直听到喜讯后说：“幸吾婿成大名。”罗洪先却回复道：“儒者事业有大于此者。此三年一人，安足喜也？”（张廷玉《明史》）

罗洪先画像

谁料到，怀抱治国理想的罗洪先，却碰上纷乱异常的朝局。当时，嘉靖皇帝日渐腐化，迷信方士、尊崇道教，道士、宦官擅权妄为，朝堂风气愈发颓废。考上状元后，罗洪先因回家守丧，前后居家长达六年，除遵循礼制外，也可能是在有意避开动荡的政治局势。直至嘉靖十九年（1540年），罗洪先担任左春房赞善，他与唐顺之、赵时春交好并时常共同畅谈国事，针砭时弊。当时嘉靖帝经常称病不上朝，三人上疏奏请太子临朝受贺。这本是一片好意，但一心追求长生不老的嘉靖皇帝却认为，这似乎在暗示他即将驾崩，勃然大怒道：“是料朕必不起也。”（张廷玉《明史》）降旨将三人削职为民。考中状元后的十年里，罗洪先虽三次为官，但实际在任的时间不足三年。

仕途不得志的罗洪先从此绝意仕宦、潜心治学。归隐乡林的罗洪先，仍然坚持修炼学问，践行着孔子所倡导的六艺。　　

二、阳明心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尽管罗洪先未曾与王守仁有过直接交往，却被后世视为阳明心学的重要人物。十四岁时，罗洪先听闻王守仁在赣州讲学，决心前往拜师学习，却遭到父亲阻拦，遂不得行。随后在家中拜读王守仁的《传习录》，几近废寝忘食。嘉靖四年（1525年），罗洪先中得乡举，拜同乡李中为师，李中治学也倾向于阳明心学。

此后，在赴京考试、考中状元及任官时期，罗洪先频频与王门中人交好访学。在家乡庐陵居住期间，他作为江右王门学派的领袖人物，积极参加青原讲会、玉虚院、雪浪阁玄潭会的讲学论道活动。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罗洪先开辟石莲洞，从此在此静修学问，并在南北两侧建设正学堂、观复阁，即石莲洞书院，专供讲学讲会之用。

《广舆图》舆地总图

罗洪先的思想演变，被黄宗羲概括为“始致力于践履，中归摄于寂静，晚彻悟于仁体”（沈善洪《黄宗羲全集》）。在长期的悟道过程中，他意识到以往的心学研究存在抛却工夫、直任本体、沿袭师说、承领过易的弊端，逐渐显露出空谈辩论、忽视实践的问题。因此，他以主静为要旨，主张对良知进行收摄保聚，经过静修正念、消除一切杂念方能致良知。罗洪先也格外重视悟道与践履的结合，践行“苟当其任，皆吾事也”（张廷玉等《明史》）的人生准则。他注意到吉水地区的富人与穷人的税额缴纳很不公平，建议乡里按照田亩收取赋税，官员们以过程繁琐为由表示拒绝。于是，罗洪先亲自丈量田地，核实人口数量，花费六年时间完成了新税务登记簿的修订事宜。当时，流寇突然袭击吉水地区，官员们都惊慌失措，罗洪先积极谋划，辅佐官员有效应对，最终使流寇退去，全境得以保全。

罗洪先在践履王守仁心学思想的过程中，还主张吸纳道家、佛家的思想进行修行，其中有三个因素发挥重要作用。首先，江西地区自古以来就有深厚的佛教和道教传统；其次，罗洪先从小体弱多病，对佛道养生之术特别关注；最后，罗洪先经常前往名山古刹，在寻找心灵慰藉的同时，也与佛道中人切磋学问。

一方面，罗洪先在静修方式上与佛学禅修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主张采取“收敛静定”的静坐修行之法，进入一种无杂念、无思虑、无性情的冥想空间，这与佛教无色界的禅定修行方式颇为类似。嘉靖十六年（1537年），罗洪先阅读佛书《楞严经》，悟得“返闻之旨”，“觉此身在太虚，视听若寄世外”，没过多久，就自省道“误入禅定矣”（沈善洪《黄宗羲全集》），怕偏离之前的修行道路，便果断舍弃。在佛学思想上，罗洪先并无深入探究，但他采用静修方式生活多年直至去世，以至于同门批评他“过于自好”（邹守益《邹守益集》）。

另一方面，罗洪先的生命关怀思想与道家类似。他自幼疾病缠身，这引发他对生老病死的思索，曾说：“余少慕玄虚，厌世事，不知异于圣人也。”（罗洪先《罗洪先集》）可见，他早年就颇为仰慕道家“虚己游世”的思想。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春天，罗洪先前往湖广黄陂的道明山静修，学习道家息心之法。从《念庵文集》来看，罗洪先对于道教内丹典籍《阴符经》《参同契》等都曾用心钻研，将胎息术纳入致良知的工夫之中。他给身体羸弱的二弟开方抓药，也让他“发内观之旨”。其实，所谓的“内观”既有道家内观，也有佛教内观，都有静坐禅修之意，去除欲望之功。

嘉靖九年（1530年），刚刚高中状元的罗洪先在离京途中不幸染上重病，已经到了“目不见人，口不能言”的境地。罗洪先感觉自己从得志高中的喜悦巅峰坠入了生命即息的悲恐深渊，写下一首充满凄苦的诗：“病势熏心力莫支，独将天命自推移。古皆有死几足恤，今若虚生安用为？总为浮沤终欲化，若求真梦却成痴。世间谁是调元手？漫诵逍遥有所思。”中年时期，罗洪先遭逢丧妻丧子之痛，衰病缠身、悟道未成，苦不堪言。四十七岁时，他患病一个多月，认为“吾已不复可久人间世乎？”最后发出感慨：“于是回顾向之所嗜慕者，荡如飘风，澹如嚼蜡，脱知振槁。虽妻孥相对，如处深山，收视敛听，坐以待尽。”（罗洪先《罗洪先集》）。此番态度，与道家的无为思想、佛教的空性观念相似，强调放下执着，超脱世俗，追求内心平静和精神上的自由。面对世事沧桑、人生无常，罗洪先吸纳佛道两教的生死智慧与修炼方法，他超脱世俗的思想取向与道法自然的佛道语境，在人生的终极关怀层面达成了共识。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罗洪先指出：“老氏窥见上根源，窃弄辟，伤于巧；佛氏见无始幻妄，但守寂乐，伤于拙。吾儒因时立教，率本人情，万物赖以并育，天地待以成能，其法守庸常，其功用广大，二氏不得而与也。”（郭皓政《明代状元史料汇编》）这表明，通过静坐、悟道、论学以及坎坷的生命体验，罗洪先辩证地看待了儒释道三派的利益得失，形成了以融合儒释道思想精髓为生命底色的悟道历程。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为其立传，同时罗洪先也被明代学者过庭训选入《圣学嫡派》，作为西汉至明代三十六位儒学大师之一，彰显了他在传统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

三、绘制《广舆图》的地理学家

罗洪先自幼就关注治国理政、心怀天下安危，远离官场后，他决心了解天下地理局势，但是“尝遍观天下图籍，虽极详尽，其疏密失准，远近错误，百篇而一，莫之能易也”（罗洪先《广舆图》）。罗洪先意识到以往的地图存在着诸多问题，决定绘制精确的天下舆图，为治理国家提供具体切实的参考。

罗洪先隐居的石莲洞

于是，罗洪先开始广泛搜寻可供参考的舆图，经过三年苦心寻找，终于偶然得到元代朱思本绘制的地图。历经十年时间，罗洪先用计里画方的制图方法，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将朱思本的《舆地图》分幅转绘，增扩为数十幅，在嘉靖二十年（1541年）前后编绘成《广舆图》，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综合性地图集，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分省地图集。

《广舆图》包括舆地总图一，两直隶、十三布政司图十六，九边图十一，洮河、松藩、虔镇、麻阳诸边图五，黄河图三，漕运图三，海运图二，朝鲜、朔漠、安南、西域图四。除了“两直隶、十三布政司图十六”是根据朱思本图分割改绘之外，其余地图都是罗洪先增广而成，所有地图后面都附有文字说明和图表，详细描述政区沿革、山川地理以及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内容，且收录有一些名臣对于治国理政的议论，表现出罗洪先心系天下、经世致用的制图理念。

《广舆图》在近代以来被广泛推崇的原因就在于其系统使用了标准的绘图符号，罗洪先认为“山水城邑，名状交错，书不尽言，易以省文，二十有四，正误补遗，是在观者”（罗洪先《广舆图》）。即统一制定了二十四种地图符号（省文），代替旧图上常见的图面文字，代表路、州、府、县、驿等地物标志。《广舆图》的符号系统具有整体性、联系性的表达结构，是中国地图符号绘制迈入近代化的里程碑标志。

《广舆图》制作出版后，士大夫们纷纷翻刻，形成多个版本，目前所见共有七个版本存世，成为当时地图绘制的范本。许多文人士大夫以其为底本制图，如万历年间汪作舟的《广舆考》，崇祯八年（1635年）陈组绶编绘的《皇明职方地图》，崇祯十六年（1643年）沈定之、吴国辅编绘的《今古舆地图》等，形成了《广舆图》制图体系。

更为重要的是，《广舆图》彻底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地理面貌的认知。在《广舆图》流传到欧洲之前，西方人印制的世界地图或东亚地图对中国沿海的描绘既粗略又失实。比如，当时的荷兰地图学家墨卡托绘制的多幅亚洲地图，都把中国的海岸线画成近乎南北的直线，中国内陆所有的河流皆相互连通，与现实相差甚远。直到罗明坚、卫匡国等欧洲制图学家看到《广舆图》后，纷纷仿照其摹绘出西文中国地图。这些地图相继在欧洲印制出版后，西方人对亚洲东部沿海和中国内地的地貌才有了准确的认识，中国地理的准确面貌也逐渐呈现在欧洲绘制的地图之上。德国学者柯恒儒称赞《广舆图》为“我所知道的在托勒密之后的最佳地理著作之一”（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四、博学宏才的学者

在文学、天文学等方面，罗洪先也有着较高的造诣。在诗文创作中，胡直归纳罗洪先“为文三变”。起初，罗洪先效仿李梦阳，反对虚浮的台阁体风格，提倡复古主义，但逐渐意识到复古派过分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仅从字面模仿古人，既无思想自由，又脱离现实。因此，他放弃了这种文学主张，加入唐宋派行列，倡导“直抒胸臆”，并以“致良知”统摄诗文。因此，罗洪先的文章注重“文以载道”，富含人生哲理，如“今心为念，不入将迎。始知是念，非想非情。意无交迎，境无内外。四者不倚，中理自在”（罗洪先《罗洪先集》）。

在天文观测方面，日晷是人类在古代利用日影测得时刻的一种计时仪器，又称“日规”，日晷测量时间存在不同纬度太阳日照高度不同的影响，如果不同地区使用同样的日晷，必然会存在误差。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罗洪先为亡弟在圳岭的大墓山安排下葬仪式，那天正好是立春，太阳落山时大约在酉时初一刻（约为下午五点），他发现此时的日影指向了戌时的末端（约为晚上九点），这让他感到疑惑。下葬仪式结束后，罗洪先翻阅了《元史》，意识到人们通常只根据太阳的运行调整日晷的刻度，却没有根据极点（北极星）与观测点的距离变化来调整日晷的设计。然而，当时流传的日晷制法，据传源自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其设计仅适用于大都（今北京），直接应用到其他地区，必然产生误差。于是，罗洪先以北京“北极出地四十度之数”作为旧表基准，将其平均十分，取其中八分、六分、五分制成四表，以契合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太阳行踪，用此方法测量日影确定晷刻，全部得到准确应验。

罗洪先还提出“月借日光说”，即“月本无光，借日为光”。他引用《易经》中的“日月相推而明生”，强调日月交替推动光明的产生，指出日月的运行规律是自然现象。他认为宋代儒生“闻而不察，以黑球拟之，真啽呓之说也”（罗洪先《罗洪先集》），用“黑球”比喻月亮的说法，源于他们对月影问题没有实际考察。罗洪先从阴阳八卦中寻找依据，指出月亮本身晦暗，并没有光，月球光影是储藏太阳光得来的，还表现出阴晴圆缺的变化。此外，罗洪先提到“顾兔”的说法，暗示月亮的光亮是由于其“回顾”太阳而孕育出来的，并进一步将“兔”解释为“吐”，意味着月亮是在“吐出”光芒。

罗洪先年轻时便以出众之才高中状元，然而，昏暗的政治生态使其壮志难酬。三十六岁即归隐乡野，历经坎坷无常的生命旅程，他始终秉持探索精神，勇于尝试、坚持真理，心系天下、悟道践履。在学术生涯中，罗洪先在心学（理学）、地图学、文学、天文学等方面均有不凡贡献，彰显出一位跨学科、综合性学者的独特风范，最终成为世所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杰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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