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天人》：一部颠覆性的中国思想史巨著

作者：伍阳

来源：“匝门”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闰六月廿九日癸亥

          耶稣2025年8月22日

本以为中国思想史著述已然丰富，再多出几本也不过是重复啰嗦。但萧三匝先生最新出版的《何以天人：中国古代思想探微》，却完全颠覆了我的看法。

一、《何以天人》何以独到？

写作史书和编撰史料不同，其要旨不在于简单陈述客观事实，而在于作者须秉承一套合宜的价值观念或原则，对客观史料进行重新评判，使之烛照现实、前瞻未来。孔子著《春秋》，正是以“仁义”为标尺，才能“使乱臣贼子惧”。司马迁写《史记》，也是秉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抱负。因此一部真正的史学著作，必定是“主观”与“客观”的有效结合、史学与哲学的交相辉映，思想史尤当如此。

然而，中国人写思想史，要么是简单复述各家之言，厘清思想产生的前因后果；要么是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各家，并理顺传承关系；做得好一点的，也只是寄个人喜好于褒贬之中，或粗浅评判各家利弊，既没有树立一贯之要旨，也不能阐发深刻的见解。如此写作，常常会犯一个通病，就是默认“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发生的都是必然的”。然而这只是从“实然”的角度来解读思想的历史，证明思想史“就是这样”；却无法从“应然”的层面，指出思想史“应该怎样”；更不能从“或然”的视野，指出思想史“可能怎样”。所以，此类思想史只能让读者了解过去，而不能激发读者思考未来。

萧三匝老师集几十年思考的心血所作的《何以天人：中国古代思想探微》，很好地契合了我对思想史挑剔的口味。六年前我曾有幸读过此书的初稿，但直到今年才等到了它的出版，由此足见作者打磨之功。唯一遗憾的是，由于某些原因，原书名《中国思想史批判》改成了现在这个比较平常的书名，难以体现此书高瞻远瞩、高视阔步的气概。不过幸运的是，现书名中“何以天人”概括了本书主旨，“探微”二字也名副其实，因为作者试图通过研究“天人关系”的演变，指出中国传统思想的根本症结及破解之道，此乃本书的独到之处。

二、天人关系何以重要？

作者之所以从“天人关系”入手研究中国思想史，是因为在作者看来，“天人关系”是人类思想最重要的课题，它也是建立“三观”的基础。事实上，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无不谈“天”，但所谈之“天”又不尽相同，因此“天”在整个中国的传统思想体系中，语义常常含混不清。所以想要搞懂“天人关系”，就必须先理解什么是“天”。在中国传统思想的语境里，“天”大概有以下几种不同的内涵：第一是自然之天，如我们平时所说的“天空”；第二是规律之天，也就是哲学上讲的客观规律，例如“天道”“天理”，也类似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柏拉图的“理念”或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第三是主宰之天，也就是人格化的世界创造者，例如基督教的耶和华、商周时期的“天帝”（也称“上帝”）等等。

在此前出版的中国思想史著述中，“天人关系”都得到了良好的重视。但是关于“天人关系”的讨论，大多仅限于先秦思想，也即是探明诸子百家如何从各自的角度出发，解决“天”和“人”之间的问题。在这方面，目前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当属余英时的《论天人之际》，他试图通过研究商周时期“天人关系”的演变，来探究先秦诸子思想的起源。但是这些研究都缺乏一个重要的外部视角，基本上还是就中国谈中国，因此也就不能真正认识中国传统思想的利弊得失。

与以上研究不同的是，萧三匝的《何以天人》用新的视角考察了中国“天人关系”发展史，论证了整部中国思想史就是一部“天人关系”的疏离史，而中国古代所有的社会政治问题，都可以在这种疏离中找到根由。此观点乍听上去似乎有些骇人，但越是仔细考究和耐心品嚼，便越会发觉得作者所言不无道理，这恰恰是《何以天人》的魅力所在。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何以天人》不仅仅是学术著作，而且是原创性极强思想著作，作者是作为思想家在著史。

三、直指问题的核心：绝对价值

当然，真正与其他思想史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何以天人》并不是简单地向读者介绍各家思想，而是旨在激发读者思考有关这个世界的终极问题。作者始终将目光锚定在一个“绝对价值”之上，即承认“主宰之天”的存在：它是一切的创造者，也是万物的立法者；它是赏善罚恶的审判者，也是亲切的交流者。如果没有“主宰之天”，人类的一切道德将不复可能；如果认识不到“主宰之天”，人光凭自己的努力也无法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正是运用这把“绝对价值”的尺子，《何以天人》重新审视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演变，并对各家思想作出了入木三分的评述，很多评述可谓发前人所未发。比如，作者认为商周革命是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朱熹对《中庸》的理解完全错误，王阳明终结了中国传统思想，过大于功等等。

接受这些新思想是不容易的，但它确实指向了人类最核心，也是最根本问题。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说，“人是宗教性的动物。”这里的“宗教性”的意思是，每个人的内心中都有一种对超验的敬畏或可盼的倾向，这种感觉往往十分隐蔽，但却是真实存在的。例如，当你一个人行走在黑暗中时，可能会恐惧于鬼魅之物；当你经历现实的坎坷时，可能会抱怨命运的不公；当你感慨生命中的诸多巧合之时，可能会惊叹天意的巧妙安排；当你想要努力达成一个愿望时，也可能会寄希望于冥冥之中，渴盼有一股超验的力量能帮到自己……无论一个人是否信神，大概率都无法否认自己曾经有过这些奇妙的心灵体验；只不过我们通常将其斥之为“封建迷信”就草草了事，但它真是“封建迷信”吗？或许正是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有过类似的“胡思乱想”，恰恰才证明了这件事的非比寻常。

《何以天人》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作者没有在这件事上含糊其辞，而是大胆地指出了我们可能会在不经意间错过的“真理”，这是以往所有的思想史著作都没做到的。所以这就注定了本书一旦问世，必定会招来两极分化的评价：相信它的人，可能会被作者的洞见所折服；而不相信它的人，大概率会认为作者是在胡说八道。但无论如何，《何以天人》确实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中国思想史写作范式，而且也为中国思想界未来的发展指出了一个可能的方向。更为可贵的是，这部足以称得上是继往开来的作品，并非作者的闭门造车之作；而是作者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注入了自己独到之见解的思想结晶。

四、中国思想史的演变：天人关系之疏离

那么，《何以天人》究竟是如何论述“天人关系”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嬗变呢？

众所周知，西方思想史起源于古希腊对“理性”的信念，和希伯来人对“独一真神”的信仰，两者在希腊化以后逐渐合流。从早先的斐洛、奥古斯丁到近代笛卡尔以至康德，无数思想家都将上帝与人的关系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重要部分。这里的“上帝”，或可等同于中国人所谓的“天”。需要提醒的是，“上帝”（有时候也单独使用一个“帝”字）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文语汇，早在殷商时期的先民们便有敬拜“上帝”的传统；只是基督教传入中国后，才用这个词来翻译“Jehovah（耶和华）”，即基督教世界中那个“自有永有”者。这个翻译是相当精到的，因为虽然中国人对“上帝”的论述不如西方对“耶和华”那样系统，但二者的存在性质，却几乎可以等同。

由此可见，中国思想史同样发端于对“上帝”的信仰，它虽不是希伯来的“独一真神”，但同样也是能够赏善罚恶，至高无上的“真神”，同时也符合“主宰之天”的本质。故而殷商时代的“天（上天）”“帝（上帝）”或“天帝”都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达；他是诸神之神，主宰世间一切。殷商时代是神灵谱系秩序化的时代，那时候的人是可以和“天”沟通的，不过需要一个沟通者，那就是“巫”。但是这种沟通并不是双向的，而是巫师单方面对“天意”进行占卜以问吉凶。殷商历代天子都是首巫，历代名臣都是巫师，人民也形成了事事向神占卜的习惯。

由于对“天人关系”的错误认知，商朝频繁通过血腥的“人祭”来换取“上天”的护佑。然此举非但无用，反而制造了许多动荡。于是商朝后期，商王不再敬拜“上帝”，转而敬拜祖先之灵，最后竟发展到亵渎和挑战上帝的地步：商王祖庚或祖甲在祭祀他们的父亲武丁时，开始称武丁为“帝丁”，以后也有商王沿用这样的传统，这是明显的僭越。到了末代时期，商纣王干脆就不向上帝卜问了。当时早有人认为血腥的人祭是有违天意的，而商王后来不再敬拜上帝甚至公然亵渎上天，更是罪加一等。于是，武王伐纣便成了替天行道之壮举。《翦商》的研究表明，商朝覆灭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得人心“人祭制度”激发了周边部族的反抗。

周取代商后，仍然叛乱不断。为了巩固长久的基业，周人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该如何真正取得人心，这个重任落到了周公的肩上。周取商而代之的理由是，商王昏庸无道，因此要替天行道，顺天伐商。因此，取得人心的关键在于，如何重新理顺“天人关系”。商的覆灭使周公意识到，天意是不可测的，因此事事咨求于“天”根本靠不住。但是，他又无法、也不能完全否定“天”。于是，周公对“天人关系”作出了创造性的解释，他认为“上天”是仁德的主宰，因此人要努力“以德配天”，而不能事事都依靠占卜来妄测天意。所以周代的占卜之风明显弱于商代。由于失去了对“天”的直接依靠，那么人只能依靠自己了。为了有效地治理国家，周公吸收先民的祭祀仪式，创制了一套系统的礼法制度，后人谓之“礼治”或“周礼”，其本质就是开始用“人治”来代替殷商的“神治”。围绕着“礼治”，周朝形成了内推宗法，外行分封的封建制度，使周朝延续了八百年。

但是，这套礼治最终却让“天人关系”变得若即若离。一方面，周天子过度依赖“礼治”，强调人治，宣扬“自作元命”；另一方面，周天子又不能放弃对天的敬拜，主张“以德配天”来获取民心。更要命的是，天子垄断了对天意的解释，自谓“天命系于一身”，这其实就是在自我“神化”，企图以天子之身代行主宰万物之事。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天下但凡有灾祸动乱之事，都会将账记在周天子的头上。但是，影响国家长治久安的因素太多了，很多事情都非人力可为。周天子只是邦国联盟的首领，本身并不具备震慑诸侯的绝对实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自由开荒发展的诸侯国，其势力必然会渐渐超过仅在一个固定区域发展的周王室。因此到了王朝后期，周天子无法笼络天下诸侯，也很难再处理诸侯之间的纷争；为了巩固天子之威严，不顾自身实力之羸弱，强行与诸侯国发生冲突；打了败仗后又实力大减，最后沦落到需靠诸侯接济的地步，从此威严扫地，颜面尽失。如此一来，既然周天子可以将自己的权力解释为“天命所归”，那么周天子大权旁落也可以被解释为“天命所弃”。于是，周天子背上了“德不配位”的骂名，礼崩乐坏实为必然。

诸侯混战，加之周王室日渐式微，引发了著名的“王官失守”。文人士大夫们流散于各地，同时思索如何安平治乱，稳定人心和社会秩序，于是百家争鸣的时代来临了。他们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仍然是，如何处理“天人关系”。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已经证明了以往对“天人关系”的解释是不可靠的。至少周天子并不能代表天意，否则他又怎么可能大权旁落呢？而且更重要的一个转变是，士大夫们已经开始不相信“天”了，因为如果“天”真的有大德，就不会让天下乱成这样。既然“天”都靠不住了，那真的只能靠人自己了。所以春秋时期虞国大夫宫之奇说：“鬼神非人实亲，唯德是依。”孔子也说，“敬鬼神而远之。”于是，“天人关系”再次疏远，人的主体性开始觉醒。所以，相比于西方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觉醒人的主体性，中国提前了将近两千年。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中国人逐渐抛弃了“主宰之天”；取而代之的是，诸子百家开始创立自己的道统，打造自己的“天”。他们将“主宰之天”中的人格化成分逐渐剥离，使之变成一个客观的规律之天。于是，以往的“上天”“上帝”“天帝”变成了“天理”“天道”。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说的就是天道无情；儒家的“天”虽然保留了德之本性，但它不再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而是象征一个崇高的道德境界（后称道德之天）；墨家试图重新补上“主宰之天”，但最终却徒劳无功；法家干脆不再谈“天”，而是致力于在人间打造一个主宰，这个主宰便是专制君主，因而推动中国进入了专制主义社会。所以《何以天人》中说：“人若不跪倒在苍天面前，就必然跪倒在专制君主脚下。”这是一个极富洞见的论断。

暴秦覆灭之后，汉儒意识到中国还是不能没有“天”，于是便重拾先秦儒家的“道德之天”。先秦儒家认为，人通过提高自身的修养，是可以触碰到“道德之天”的，这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之境。然而要命的是，汉儒利用“道德之天”构建起了“家国同构”的学说体系，并杂糅了解释灾异现象的谶纬之学（天人感应），这又使得他们的“道德之天”同时具备了“主宰之天”和“自然之天”的性质。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当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时候，人民会将一切罪过归咎于天子，认为这是上天对不德之君的惩罚。据统计，东汉中后期自然灾害频发，有时甚至连续十几年不曾间断，皇帝无论怎么向上天请罪都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民心流失实属必然，从而间接导致了汉帝国的覆灭；而汉儒构建的“天”，最终也伴随着庞大帝国的解体而轰然倒塌。

魏晋至隋唐时期，道教和佛教逐渐兴起，试图重新撑起一片“天”。但是这两教也无力承担“补天大业”。直至宋明理学的兴起，宋代的大儒们才重新补上了儒家的“道德之天”。他们将“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到极致，认为人凭借自身的努力，完全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之境。但这其实是一种狂妄的想法，因为人是有限的，天是无限的，有限永远无法成为无限。宋代理学虽然勉强补上了儒家的“道德之天”，但也造就了许多伪君子，为后世诟病。

在理学步入僵化之际，陆王心学兴起。陆九渊和王阳明将人的主体性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王阳明，他结合陆九渊的思想，提出“良知自作主宰”，彻底将宋儒构建的“天”打碎。既然人可以“自作主宰”，那么要“天”还有何用？因此陆王心学主张“心外无理”，鼓吹向内省察便可获得道德真理。然而不管“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思想如何被人津津乐道，它都很难被落实到实际当中。因为如果抛弃外在的“天”，就意味着取消评判善恶的绝对标准；而每个人通过反省得到的答案，必然也会各不相同。最根本的要害是，普通人根本没有能力做到这一步，毕竟不是人人都能成为王阳明。所以，陆王心学看起来好像给人找到了通往道德理想主义的捷径，但实际上这条捷径比想象中的更加艰难。

到了清代，思想家们不再执着于“补天”，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舍天求生”的时代。时至今日，中国人的“天”依然没有被补上。《何以天人》认为，这是当代中国出现许多“无法无天”的社会乱象的思想总根源。因为如果没有了敬畏之心，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而敬畏又必须要有一个对象，这也是为什么历代儒者不断“补天”的原因。但是他们所补的“天”，已经不再是那个纯粹的“主宰之天”，而是一开始便残缺不全的“道德之天”；这一“道德之天”，本质上只是人的虚构，是道德理想主义的终极幻相。

五、《何以天人》：一部写给未来的思想史巨著

《何以天人》反复提醒我们：人心是靠不住的，道德理想主义必定失败。因为一旦脱离了“主宰之天”，人的道德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萍。今日之中国，道德乱象层出不穷，根本原因就是整个社会已经丧失了敬畏之心。所以，重新摆正“天人关系”，重新树立敬畏之心，才是中国当代思想界的第一要务，也是中国文化的重生之道。

以上只是对《何以天人》的粗略概述。然本书体大思精，根本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的。总而言之，这是萧三匝先生献给中国未来的一份特殊的礼物；至于这份礼物的价值几何，只能留待广大读者们品评。但是无论如何，我都始终相信，这部作品一定能在最大程度上启发我们所有人的思考；不仅是思考过去，同时也是思考我们的当下与未来。

有人或许会问，活在当代，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古代思想？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活在古代思想的延长线上。换言之，运行在我们大多数身体里的，其实还是一颗古老的、或许也是陈腐的灵魂。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