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应勇 著《〈春秋〉微言比义：〈公羊〉〈谷梁〉异同评》出版暨序言、跋

书名：《〈春秋〉微言比义：〈公羊〉〈谷梁〉异同评》

作者：史应勇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7月

【作者简介】

史应勇，复旦大学史学博士，现为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经学研究，著有《郑玄通学及郑王之争研究》《尚书郑王比义发微》《毛诗郑王比义发微》《礼记郑王比义发微》等。兼任《新经学》集刊常务编委。

【内容简介】

《春秋》三传，《左传》属经古文学，《公羊》《谷梁》虽同属经今文学，但也有相当的不同。两家《春秋》学究竟有怎样的解经差异，一直是经学研究中需要完成的课题。

本书从《春秋》242年史事、16000余字的经文记录中，在逐条清理和分析《公羊》《谷梁》二书本文、何休《公羊解诂》徐彦《公羊疏》、范宁《谷梁集解》杨士勋《谷梁疏》以及清代主要的《公羊》《谷梁》学著作的基础上，整合、归纳、提炼出113个个案，具体对比分析这两家《春秋》学在解经方法论、观念取向等多方面表现出的差异，从而使得对于传统所谓《公羊》兼传大义与微言、《谷梁》不传微言但传大义，“《谷梁》意深，《公羊》辞辨”等论断有了具体的展现和新的理解。通过这种比对，使得我们不仅对于二《传》的差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于如何理解《春秋》本身所蕴含的义理也可以拾级而上，获得新的阐发。

【目录】

序  虞万里1

导言

凡例

一孔子作《春秋》之目的

二关于《春秋》撰作缘起和起止

三关于隐、桓二公之君位合法性问题

四关于隐公与邾娄仪父首盟

五关于“郑伯克段于鄢”

六关于“惠公仲子之賵”与“僖公成风之襚”

七关于祭氏二人来鲁

八关于大夫日卒不日卒之义例

九关于鲁国无侅之事

一〇关于隐二年“纪履緰来逆女”

一一关于隐二年“夫人子氏薨”

一二关于天子之大夫“尹氏卒”

一三关于隐公“观鱼于棠”

一四关于“考仲子之宫”

一五关于宋人围长葛

一六关于隐七年“滕侯卒”

一七关于隐七年“戎伐凡伯”事

一八关于郑、鲁之“归邴”“假许田”事

一九关于隐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

二〇关于隐公之“薨”及经文不书“正月”

二一关于桓公篇经文有“王”无“王”与“即位”之书法

二二关于桓二年宋华督弑君及孔父事

二三关于桓二年纪侯来朝

二四关于桓五年“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

二五关于桓五年“大雩。螽”

二六关于桓六年秋“大閲”

二七关于桓六年“蔡人杀陈佗”

二八关于桓六年“子同生”

二九关于桓十一年郑公子忽、公子突君位之争

三〇关于桓十三年“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

三一关于桓十四年鲁“御廪灾。乙亥，尝”

三二关于文姜杀夫与庄公“念母”之事

三三关于齐灭纪之事

三四关于鲁灭盛（郕）

三五关于庄九年齐子纠与公子小白事

三六关于庄十一年“宋大水”

三七关于庄十二年叔姬归酅

三八关于庄十二年宋万弑宋愍公及仇牧事

三九关于庄十八年日食

四〇关于庄十九年鲁公子结“要”盟

四一关于庄二十二年“正月，肆大眚”

四二关于庄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陈”事

四三关于庄二十八年“大无麦、禾”

四四关于齐桓公伐山戎事

四五关于鲁季友杀公子牙、庆父杀子般之事

四六关于闵二年“齐高子来盟”

四七关于齐桓公三事

四八关于僖元年鲁庄公夫人哀姜“薨于夷”

四九关于僖元年鲁季友帅师“败莒师”事

五〇关于僖三年季友“如齐莅盟”

五一关于僖六年“伐郑，围新城”事

五二关于僖七年郑杀申侯事

五三关于僖八年“禘于大庙”事

五四关于晋里克弑君事

五五关于宋襄公之事

五六关于僖二十年鲁“西宫灾”

五七关于“宋杀其大夫”事

五八关于僖二十七年“围宋”经称“楚人”

五九关于僖二十八年晋文公与鲁、楚、卫、曹、宋、周王之事

六〇关于僖三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

六一关于僖三十一年鲁郊事

六二关于文二年历四时“不雨”

六三关于文三年“雨螽于宋”

六四关于鲁文公夫人“妇姜”事

六五关于文十一年鲁叔孙得臣败狄事

六六关于文十四年“晋人纳捷菑于邾”

六七关于文十六年夏“公四不视朔”

六八关于文十六年冬“宋人弑其君杵臼”

六九关于陈灵公、夏征舒、楚庄王之事

七〇关于晋、楚邲之战

七一关于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

七二关于宣十五年“王札子杀召伯、毛伯”

七三关于宣十五年“蝝生”

七四关于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灾”

七五关于成二年齐、晋鞌之战

七六关于成三年“新宫灾”

七七关于三次天子使人来“锡命”

七八关于周室之两“出”

七九关于僖十五年、成十六年两“晦”

八〇关于曹成公被执及其“归自京师”

八一关于成十六年晋人执季孙行父事

八二关于宋鱼石奔楚及诸侯联军围彭城事

八三关于襄三年鸡泽之会

八四关于襄五年“缯世子巫如晋”

八五关于襄九年鲁襄“不致”

八六关于襄十年“盗杀郑公子斐、公子发、公孙辄”

八七关于卫甯喜及鱄之事

八八关于襄二十七年“盟于宋”

八九关于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事

九〇关于襄三十年澶渊之会

九一关于鲁昭公二年“至河乃复”

九二关于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齐”

九三关于楚灭陈、蔡及陈、蔡复国事

九四关于昭九年“陈火”

九五关于昭十一年“大搜于比蒲”

九六关于昭十三年楚灵王被弑及公子弃疾杀公子比事

九七关于昭十三年“葬蔡灵公”

九八关于昭十四年莒国事

九九关于昭十七年、十八年彗星见与四国灾

一〇〇关于昭十七年吴、楚长岸之战

一〇一关于昭二十年“曹公孙会自梦出奔宋”

一〇二关于蔡侯东国与蔡侯朱事

一〇三关于王子猛、王子朝之乱

一〇四关于昭二十七年“邾快来奔”

一〇五关于昭三十一年邾黑肱来奔

一〇六关于定二年鲁“雉门及两观灾”事

一〇七关于宋景公弟辰出奔及叛事

一〇八关于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来归脤”

一〇九关于定十五年“邾子来奔丧”

一一〇关于几次“鼷鼠食郊牛”事件

一一一关于哀六年“齐陈乞弑其君荼”

一一二关于郑、宋互“取”对方之师

一一三关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

主要征引文献

跋

【序言】

虞万里

实斋创“六经皆史”之说，定盦又益以小宗诸子支孽之史，金毓黼本钱晓征之意，直断《尚书》《春秋》爲史，其他诸经诸子不得与焉。经、史定义，各家认识固可不同，但孔子既笔削《鲁春秋》以成今《春秋》，其辞约而其指博，进退诸侯而据鲁亲周，虽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而天下乱臣贼子则深惧不已，俨然使鲁史之《春秋》成爲治世之大经。七十子各凭口授递相阐发，以成五家之《传》，而偏于史实之《左氏》外，专释其微言而存者仅有《公》《谷》两家。二《传》既欲发《春秋》之微旨，则其脱离“史”学而成爲“经”学，已是昭然之事实。

三《传》异同得失之评，始自贾、马。贾逵有《春秋三家训诂》，马融有《三传异同说》，惜两书早佚，不知逵、融之评断爲何。杨士勛尝疏《谷梁注》，而亦有《春秋公谷考异》，陆善经有《春秋三传注》，冯伉有《三传异同》，至陆淳综合谈助、赵匡之说，“考三家得失，弥缝漏阙”，着《纂例》十卷，实亦前有所承。宋人对《春秋》之阐发已形成一体系性学问，《春秋》书法也成爲一种专门议题，明石光霁之《春秋书法钩玄》即其代表。清初吴陈琰尝云：“《春秋》，鲁史也，而实经也。左氏、公羊氏、谷梁氏，释经者也，故名传也。传以释经，而三家互有异同，何也？盖孔子作《春秋》，笔削一出自己断，亲炙如游、夏，不能赞一辞，何惑乎？传闻者之互有异同也。有异同，斯有得失矣。或谓孔子当定、哀间，多微词，复秘不以教人，故诸弟子言人人殊；或谓《公》《谷》自云得之子夏，左氏得之亲见，故纪事尤详。愚窃谓孔子未尝秘《春秋》，特知者寡耳。三家亲见与传闻不可知，大抵三《传》始皆口授，自学者着爲竹帛，递相傅会，迺愈多异辞。”（《春秋三传异同考》）其说与汉末荀悦“一源十流，天水违行”相切。吴氏之后，李富孙重在异文，经义非所关心。黄永年虽涉异同，所取随意，篇幅亦少。晚清廖平撰成《春秋三传折中》，乃可称爲评述三《传》之着。弟子季邦俊序其书云：“三《传》同系一源，必于不同之中以求同，斯爲可贵。”“先生治《经》四十余年，尝谓六经有大小天人之分，而三《传》无彼此是非之异，宏纲巨领，靡或不同；文字偶殊，不关典要。”廖书先列经，下依次列《左传》《公羊》《谷梁》之文，最后殿以“评曰”，求三《传》义旨各通于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傅隶朴承廖氏余绪而异其涂辙，着《春秋三传比义》一书，“以传发经之微，以经正传之谬；于三《传》之得失，有可比较者，则比较其得失以爲断，其或仅有一传，无可比较者，亦必参伍其事义以爲断”，旨在断三《传》之是非，所谓“总期于比较中得其正确的解释，能有涓滴之助于微言大义之领略”。他如李崇远硕士论文《春秋三传传礼异同考要》，主于三《传》引礼用礼之比较；简逸光博士论文《〈公羊传〉〈谷梁传〉比较研究》，重在讨论二《传》之传承、字数、卷数和有传无传，揭示其问答形式、解经方法之异同，皆属三《传》比较之支与流裔。诸如此类，虽形式、要旨不同，洵属解经之着，而非史学之作。

本书作者应勇兄研讨郑学数十年，于郑玄“《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之说特感兴趣，思欲一探究竟。经长期精研覃思，发现《左氏》与《公》《谷》之立足点与整体方法论多有差异，义理难有可比性，故选取《公羊传》和《谷梁传》爲对象，进行比勘，必要时方参证《左传》。其具体方法与廖、傅有所不同，先贯穿经文，选取二《传》中对其诠释有差别的一百十三事案例，悉心比勘，找寻二《传》在立场、褒贬、书法、解经方法等各方面之差异。

书虽比较《公》《谷》，参证《左传》，然具体比义诠解，多方征引，不拘一隅。常例先列《春秋》经文，若《史记》和《左传》有更清晰之历史场景记録，则引列在前，既便于了解史实，亦便于分析异同是非。而后举《谷梁》传文，参引范甯、锺文烝、廖平等说；举《公羊》传文，参引何休、徐彦等说。其他则旁稽典籍，各随所需，四部之书，恣意爲用。最后作出二《传》或同或异之判辞。

全书条目，简单者不足千言，而复杂需旁征博引、多方辨证者，则不设所限，如第二十九条“关于桓十一年郑公子忽、公子突君位之争”有六千多字，第九十七条“关于昭十三年楚灵王被弑及公子弃疾杀公子比事”有八千多字，实皆已可独立成文。即作者所判文字，也是无话则短，三言两语；有话则长，竟达二千言。

中国古代左史右史，记事记言，何者该记，何者不该记，各有义例，自古而然。《鲁春秋》有例，自无疑义。唯《鲁春秋》被笔削后，寓有孔子微旨隐意和褒贬之辞，亦无疑义。既然当年高足如游、夏犹不能赞辞，则何者爲《鲁春秋》原例原义，何者是夫子笔削所赋予之孔例孔义，后世实难厘然判分。于是七十子、八家各凭所闻所臆，汇成五家《三传》之说。其或同或异、或歧或悖之见，皆经学之价值判断，而与史学之事实非有必然之联系。盖《春秋》学之核心在于是非褒贬、价值判断，最终落实到经世济民、社会伦理之人文关怀。

作者之所以选择此题，并愿以十年时间作如此细微分析论证，主要是如其所说，“对那些不借助文献分析就对汉代的经学问题作大胆论说”之现象“颇不以爲然”。作者这种“颇不以爲然”正我所深以爲然。但我对作者生处不仅“不借助文献”就“大胆论说”，而且还竞相高论以兑换职称风气下的遭际，却“颇不以爲然”，且如鲠在喉不得不一吐爲快。

曾记上世纪八十年代改开之初，经济学成爲热门，无数学子竞相报考经济学，爲了谋求“金钱”利身的出路，根本不知二十世纪初用“经济”对译Economy，含有“经世济民”和“经邦济世”的意涵。随之国学热兴起，门门学科唯恐不被“绑架”，人人自称都在研究国学，以致国学的边界像涟漪一样荡漾开来，爲边界而吵嚷一阵，最后仍无法界定，终以不了了之。冷门絶学课题指南一出现，又有很多学术含量不高，可研究但并不急需研究之课题，自我认定、自冠其名爲“冷门”、爲“絶学”提出申报。冷门未必是絶学，絶学亦未必冷门，现下真正的冷门絶学如甲骨、简牍已被炒热，成爲小衆的“显学”。古典学风靡后，被理解爲一切与古代相关的学问，都是古典学。经学也不例外，四部演爲七科，十三经被分隶到文史哲，方恨经学“下嫁”而被消解，旋又携带“外家”一起复活“回门”，瞬间成了所“经”之处皆成“学”，似乎人人都在研究经学。但毕竟经学有经学的对象和方法论，文史哲有文史哲的视角和研究法，切入点不同，其性质亦自有差异。我并无意也无能力对上述现象作出评判——因爲要严谨地划分学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祗是想勾勒一幅近半个世纪来“风从虎，云从龙”、“风起云涌”的追风、跟风的“疯景”画。如果要将之归纳爲一种“学”，不妨可称爲“靠学”——不是靠自己所学，而是靠在时代“显学”上的学。这样的比喻，并非带有贬义。因爲你也靠，我也靠，客观上推动了这门学科的发展。这种风势或走向的利弊，或许利弊相生，或许还没等出现利弊就就转向或消亡了。

发这些不合时宜的言论，是想表明，在接连不断的趋新附热、荣声求利风潮下，总还有一拨人守候在自己的“旧土地”上默默耕耘，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浑不知今夕何夕，应勇兄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硕士毕业，后来又读博、作博后，学历不可谓不高；师从斯维至、朱维铮教授，亦可谓师出名门；着有《郑玄通学及郑王之争研究》《尚书郑王比义发微》《毛诗郑王比义发微》《礼记郑王比义发微》，以及本书《〈春秋〉微言比义：〈公羊〉〈谷梁〉异同评》，著作不可谓不丰。所着又皆在经学体系、经学构架下的研究与诠释。比义郑王，是汉魏经学史不可绕越的难题；抉发《春秋》《公》《谷》微言大义，更是秦汉经学的发轫起点。相比时下若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的“经学著作”，我认爲此书可谓是经学范畴内的著作。这样的书，难写，难读，难卖，不会有多少人青顾，更使人郁闷的是，作者花精力写成，花经费出版，还顶不上评价体系中的C刊，当然也就进入不了职称评定的流程。

橘移淮北，味变枳酸；运交华盖，数比李广。此也一是非，彼也一是非，处彼时之是，在今日则非，移此地疑非，生他方或是。人生很难自由选择历史节点和生存环境，但我认爲，应勇兄应该坚定勇敢地走自己的路，继续默默地在纯经学的土地上耕耘，这四本《比义》，足以发秦汉经学之微，虽然不比时下顶刊级别的论文可以欣然摇曳地去兑换职称，但它的含金量，却要比教授重得多。或许将来相当一部分兑换教授的所谓顶刊论文归于湮灭时，人们还能发现这本《〈春秋〉微言比义》的经学著作仍然存放在书架上。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于榆枋斋

【跋】

近三十年来，作爲一个在野学人，我既不敢称有“昭昭之明”，更不敢言立“赫赫之功”，但“冥冥之志”与“惛惛之事”，一直在守望和坚持。在这个过程中，经学始终是我的主业和寄托。当名与位的获得需要放弃“行己有耻”时，我自愿放弃了名与位，以至于一位听课的学生颇不解地说：怎么会有如此“书生气”的老师！我说：“这里是大学，大学里不都是书生吗？怎么会稀见‘书生气’？”学生答：“不是。我们见到的絶大多数老师，都没有您这样书生气。”

我坚持认爲，顾炎武所说的“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是合二而一的，缺一不可。丧失了“行己有耻”的“博学于文”，不仅没有太多价值，甚至是有害的。当一位同行说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祗是一种换饭吃的职业而已时，我却总觉得哪里不对。

关于本书的研究课题，多年前，我研讨康成经学，当读到《六艺论》“《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一句时，曾经颇感困惑——康成此言反映的是怎样一种《春秋》诠释学差异？如何通过现存的《春秋》三传证明这个结论？如何理解康成的经学立场？但那时我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注目于“郑、王之争”在《尚书》、《论语》、《诗经》、《礼记》、《丧服》等几经中的具体表现，无暇钻研《春秋》学，曾命学生尝试爬梳相关材料，但终不如人意，遂搁置。

约十年前，我自己入手，开始认真爬梳《春秋》三传及其注、疏文字，抄録的经、传、注、疏文字达百余万，在这个基础上，我试图通过文献的清理，解决三家《春秋》学异同的问题。在清理和分析文献的过程中，我一是发现早年杨树达先生所谓《公羊》、《谷梁》义大多相同的说法，难于苟同；二是发现离开晚汉何休的《春秋》公羊学已有百年的杜预，其《春秋》左氏学的基本诠释理念已与汉代大不相同，不祗与汉代的公羊、谷梁学大不相同，甚至与汉代的《春秋》左氏学也大不相同，因此现存三家《春秋》学文本难于等量齐观。于是我决定集中精力解决《公羊》、《谷梁》二传的比勘问题。

在青灯古卷、抛却俗务、近乎宗教苦行般研读《春秋》学经、传、注、疏文字的过程中，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我这个课题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的立项。随之，有年轻的经学研究者于千里之外索要我的项目申请书，以获得评审示范性帮助，殊不知，以我的个性和志趣，本不可能获得此种项目支持，此事纯属偶然，毫无示范性。

《春秋》学在孔门后学中的具体传承轨迹，还有许多疑点。当缺少先秦文献的直接佐证时，中古之前的相关文献的清理和分析，就是重要的依据。我基于十年来对《春秋》学经、传、注、疏文字的全面清理和分析，对于一些相关的经学传承轨迹问题，认识渐趋清晰，除了对于康成所谓“《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的说法有了更明白的认知以外，我越来越倾向于《春秋》三传成文先后有如下的结论：《左传》最早，《谷梁传》其次，《公羊传》最晚。《谷梁传》由浮丘伯着于竹帛之说，当不无根据。浮丘伯弟子申公曾汉文帝博士，而《公羊传》的着于竹帛者胡毋生，则至景帝时始任博士。如果我们接受《谷梁传》成书于秦汉之际的浮丘伯的说法，则可进一步理解《谷梁》学以经例解经义的基本传统，可以进一步理解《谷梁》何以将经义解说范围大体锁定在《春秋》本事之褒贬及孔子本人，而不涉及汉事，这反映的正是蒙文通先生所谓鲁学之“纯谨”和“谨守旧义”。而这种“纯谨”与“谨守旧义”，可能是它在东汉以后式微的一个重要原因。作爲晚出之《公羊传》，则由其中的灾异说和三世说，可以侧证蒙文通先生所谓齐学之“博采杂说”，而何休以谶纬解经及其爲汉制法说，更能帮助《公羊》学与较“纯谨”的《谷梁》学有所不同，这应当是它在汉代颇具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谷梁》家刘向亦多有以阴阳灾异说解经的内容，《谷梁》家范甯亦多有以《公羊》说解经之偏误，又是一个颇复杂的经学问题，需另文讨论。

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张钰翰编审的厚爱和倾力支持，使本书得以刊印。我深知，《公羊》《谷梁》一百十三事的经解异同评，祗是一个基础的文本分析呈现，许多相关的经义讨论，还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甚至还需要校正。敬待方家批评。

史应勇

2025年7月草于退休之际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