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丰：天下之无：以王船山为中心的考察与反思

来源：思想与文化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八月初二日乙未

          耶稣2025年9月23日

2025年9月17日晚上19:00-21:40，中华孔子学会船山学研究委员会与华东师范大学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船山论坛第7期在腾讯会议平台举行，主题为“天下之无：以王船山为中心的考察与反思”。本场讲座由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田丰主讲，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邓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梁剑和慕尼黑大学博士哲学博士李欢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徐潇鹏与谈，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暨哲学系教授陈赟主持。

田丰教授指出“天下之无”指“天下”作为至大无外的政治体，无法被人以任何方式完全占据或掌控，任何此类尝试均会在历史中失败甚至引发反噬。先秦时期，《老子》明确提出“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强调天下应“无为而治”；《庄子》则从时间与流变的角度指出，任何试图以固定法度“藏天下”的行为终将失败。儒家如孟子也区分“得国”与“得天下”，指出“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并强调“天下非天子私有”，而是“天与之”。荀子进一步区分“国”与“天下”，认为天下非小人所能持。王船山在气本论基础上，提出“天下不可窃、不可据”，批判了以术、力、智把持天下的历史实践，如秦以法密制天下反而导致吏权泛滥，宋以猜忌防制反而自弱其国。他强调“天下之无”机制在历史中表现为任何试图控制天下的努力都会遭遇反噬。船山以史为鉴，指出唯有德性可为治世之基，而非依赖制度、武力或智术。

此外，船山提出以“治统”与“道统”代替“正统说”，强调天下为公、历史为镜，反对将天下视为一姓之私产。他通过具体制度分析（如兵制、财政、君臣关系等），揭示“天下之无”不仅是一个哲学概念，更是一种历史现实和政治智慧。田丰教授最后指出，“天下之无”的思想对当代全球治理仍有启示：现代政治哲学缺乏“无”的维度与历史视野，而“天下”作为最大政治体，其不可控性依然存在，中国传统智慧在此背景下仍具有重要的转化与实践价值。

田丰教授的主讲结束后，四位与谈人分别就其观点展开讨论并向他提问。刘梁剑教授认为其研究气象宏大，虽以船山思想为核心，却延伸至先秦诸子、宋明理学乃至西方哲学传统，展现出跨时代的视野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刘梁剑教授特别肯定了田丰教授对船山“天”与“无”概念的创新解读，尤其是将“天”与历史性、“无”的面向相联系，并提出“天无私、行大公”这一命题可与黑格尔“理性的狡诈”进行对话。田丰教授通过“诚乎神者之不测”强调“无”的不可测度性，从而提供了有别于黑格尔绝对理性传统的另一种解释路径，具有显著的理论启发性。此外，刘梁剑教授就船山史论的性质提出进一步思考。他认为，船山强调“描述与解释”而非寻求历史规律，虽区别于规范性的史观，但其描述中仍隐含某种规范维度——即承认历史中存在不可被机械准则所概括的“无”的面向。这种对历史复杂性的尊重本身即构成一种哲学立场，是对教条式历史观的有力反驳。他也指出了几个可商榷之处。例如，在表述“天的绝对超越性”时，“绝对”一词可能过于强烈，与船山思想中“天”内在于人与历史的倾向存在张力。最后，刘梁剑教授表达了对于古典思想当代转化问题的困惑。他认为，船山所论“天下之无”虽极具启发性，但必须经过现代政治、社会、法律制度层面的中介和重构，才能真正作用于当代。否则这种思想容易停留于思辨层面，难以回应现实制度的复杂性。他呼吁在古今之变中更深入地进行制度与思想的双重对接，从而增强船山思想的当代解释力和实践意义。

邓辉教授指出，王船山的思想体系深刻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文化哲学的复杂性与整体性，远非简单理论模型所能概括。他以“三代之治”为例，强调在船山那里，“三代”不仅是一个历史实然，更是一种应然的理想模型，贯穿于其政治、历史与文化哲学融贯的“三合一”体系之中，这一特点在《周易外传》《读通鉴论》等著作中尤为明显。船山提出的“参万岁而一成纯”虽语出庄子，但经其重新诠释，与天道观和道论相贯通，展现出中国思想特有的内在逻辑。邓辉特别批判以西方“一元论/二元论”“辩证逻辑”等概念机械切割中国传统的做法，指出船山哲学中的“有与无”“隐与显”等观念，不应被简单归类为西方本体论或辩证法，而是根植于中国文化自身的一体化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自源性”。在这一思维基础上，船山提出“假手论”作为其政治哲学的核心，即“假其私以行其大公”，体现了一种中国特有的政治理解方式，既不同于西方思辨理性传统，也不同于现实主义或功利主义取向。邓辉还提醒应注意概念的历史语境，如“事功”在永嘉学派中的原意不同于现代被功利化后的理解。最后，他倡导回归中国本位的解释路径，在“自源”性思维基础上重新思考诸如“天下之无”等重要命题，以避免西方术语和逻辑体系对中国思想独特性的遮蔽，为船山哲学乃至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方法论反思。

李欢友博士认为，当前学界关于“天下主义”的讨论存在将“天下”简单等同于国际关系的倾向，这种理解可能导致重新陷入普遍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迷思。而田丰教授提出的“天下超越性”观点，恰为这一讨论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和补充视角。通过对王夫之《庄子解》的解读，李欢友博士指出，传统“天下”观念不仅关乎世俗政治秩序的安排，还涉及人作为政治主体的终极安顿问题。这种超越性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天下”作为一种政治秩序，不受特定时代和地域限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其二，“天下”秩序可能为所有参与者提供共享的秩序体验，成为一种超越具体存在的形而上学基础。就“天下”与“国家”的关系，李欢友博士提出了深刻见解：天下秩序并非外在于国家秩序，而是蕴含于国家之中，甚至存在于国与国之间。这种“有而无之”的特性，使天下秩序虽不直接显现，却能在国家层面发挥实质作用。他特别援引王夫之“治国平天下同于治”的观点，指出治国之道与治天下之道存在相通之处。最后，李欢友博士将讨论延伸至“家”的层面，提出天下秩序可能通过家庭这一最基本的人际秩序形式得以体现和落实。家庭作为最原初且具有普遍性的秩序单元，或成为实现天下秩序的重要载体，通过促进家与家之间的和谐关联，在世俗时间维度上达成更好的秩序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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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潇鹏博士认为王船山的历史表述既不同于黑格尔的“目的论”模式，也不同于完全无序的混沌状态，而是一种具有“过程确定性”的自发秩序体系。他首先剖析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特点，将之理解为末世论式的、由结果的确定性反向整饬开端的历史思维。与之相对，船山试图建立历史运动过程对个体的确定性节制。王船山《读通鉴论·汉安帝二》中“垦田”案例表明：百姓本有自发垦田的内在动力，若不垦田，定有外力阻止。推而广之，这种自发性秩序存在于政治生态的各层面——民众、士人、地主等各个群体都拥有自发的秩序形成能力。各个群体的自发性秩序往往与整体政治维度的诉求存在差异甚至冲突。从天子发出的政令，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被不同的自发性秩序群体强化、限制或约束，最终转化为与出于个体意志的诉求相违背的结果。在这种机制下，虽然过程的具体内容不确定，但过程的表征是确定的——一定会表现为对原始诉求的某种节制。而船山在“天下”之功夫的论述上相较于身、家和国的层面是空白的，这种历史观与“天下”观念相连接，或许可以为理解“平天下”之工夫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路径，展现了中国传统思想对复杂社会秩序形成的独特理解。

最后，田丰教授回应了五位与谈人诸多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并且回答了线上听众的问题。主持人陈赟教授认为，田丰教授的主题讲座体现了他的现实关怀，他不仅考虑到了船山学的思想发展问题，而且还考虑到船山学如何面对更大的生活世界、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等问题，颇具启发性和创新意识。本场讲座历时3个小时，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听众一同在船山学的学习中度过了这个美好的夜晚。

撰稿人:王天易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