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泰 著《中国本土阐释学的精彩演进》出版暨后记

书名：《中国本土阐释学的精彩演进》

作者: 陈其泰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 2025-11

【作者简介】

陈其泰，男，1939年10月出生，广东丰顺人。196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兼职教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组成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出版《陈其泰史学萃编》（九卷）、《中国史学史·近代卷》、《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历史学新视野——展现民族文化非凡创造力》、《百部经典·文史通义（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通向马克思主义》等著作十余种。主编《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分获北京市第九届、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等奖；著《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五卷本，共240余万字，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教育部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所著《陈其泰史学萃编》荣获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在《人民日报》《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300余篇，由《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1篇。

【内容简介】

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阐释学属当前学术热点，为此必须首先重视发掘和总结本国的学术资源，而春秋公羊学说是“中国本土阐释学”的优秀代表，它上下推演长达两千年，理论成果繁富，具卓越智慧和深邃哲理。在本书中，作者逐次阐释了春秋公羊学的政治性、变易性、解释性三大特征；历代公羊学名家结合不同的时代条件对“大一统”“三世说”“通三统”“夷夏可变论”等重要命题所作的理论阐释；公羊学说在西汉和晚清时期两次风靡于世的社会基础，以及在政治、文化领域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晚清公羊学双轨并进的哲理启示；公羊学变易观何以成为晚清接受西方近代进化论的桥梁；公羊学说的现代意义等重大理论问题。

【目录】

前言 / 1

今文公羊学说的独具风格和历史命运 / 19

阐释学视野下公羊学“三世说”的精彩演进 / 44

晚清公羊学盛行所传递的文化信息 / 58

晚清公羊学复兴的社会文化条件与演进特色 / 85

经学史上的独特景观：论晚清公羊学的理论创造活力 / 118

晚清公羊学双轨并进及其哲理启示 / 144

民族文化认同的内涵、渊源和演进 / 174

公羊学说与晚清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 / 182

传统历史阐释学激活当代学术 / 192

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 / 198

创造性阐释司马迁杰出思想 / 207

西汉人心目中的《春秋》 / 226

【后记】 

公羊学定然重放光彩

这篇后记主要围绕公羊学的独具风格和当代价值讲三点认识，总的目的是希望让更多人理解公羊学的重要意义，经过学术界共同努力，把这一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

第一个问题，深刻认识、总结公羊学的卓越智慧和深邃哲理，助力建构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当代中国阐释学学科体系。

公羊学的发端是在战国时期。按照传统说法，《春秋》由孔子修成。这是一部很重要的经典，通过褒贬手法来讲春秋大事。所以，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又说《春秋经》具有纲纪天下的作用，是“行天子之事”。可是，《春秋》的记载特别简略，写春秋时期242年史事只用了一万五六千字。这就需要对它加以解释，于是产生了三部经书，分别是《左传》《谷梁传》《公羊传》。《左传》主要以史实来解释，《公羊传》则以义理来解释，也就是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公羊传》的传承始于战国中晚期，原先是口耳相传，至西汉景帝时才著于竹帛，作者署名即为最初传授者公羊高。

《公羊传》虽然也很简略，但由于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所以在西汉时期流行天下，成为受朝廷、学者和众人特别推崇的一部经典。《两汉三国学案》的作者唐晏讲道：“凡朝廷决大疑，人臣有献替，必引《春秋》为断。” 所指就是按照公羊学家解释的《春秋》。用春秋学说解决西汉重大问题最为轰动的事件，莫过于在武帝之后不久处理假冒太子之事。汉武帝去世后，继承帝位的汉昭帝只有12岁，当时有人就利用新皇帝威严不足之机，冒充卫太子出现于长安城。卫太子即武帝原先所立太子刘据，九年前因巫蛊之祸逃出长安，自杀于湖县。但也有传言说太子未死，尚流落民间。这个假冒者姓成，湖县人，原以算卦为业，别人说他相貌很像卫太子，于是他便借此招摇撞骗。他乘坐牛车来到长安城，谎称自己是卫太子，让人赶快报告宫中。消息一出，整个长安城顿时轰动起来，因为这关系到帝位归属问题。当时，上至汉昭帝下到百官，还有长安城的吏民，都非常惊恐、混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如此混乱局面却硬是被京兆尹隽不疑引用《春秋经》给镇了下去！他赶到现场后，立即喝令从吏把假冒者绑起来，并说，按照《公羊传》，这是犯罪行为，即便真是卫太子，那也是有罪之人，一下子就把混乱局面平息了。可见《公羊传》在西汉时的权威性。西汉时期，需要巩固全国统一局面和封建中央集权，需要建立制度、兴造多所设施，而公羊学说主张“改制”，主张对政治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因而成为朝野共尊的政治指导思想和学术指导思想。董仲舒就因精通公羊学而受到武帝激赏，成为一代儒宗。当时，依据公羊学者讲论的《春秋经》俨然有如一部“圣经”，成为处理朝政和指导社会生活的最高权威。其决策、指导作用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决定朝政大事；用《春秋》决狱判案；大臣奏议，常引《春秋》作立论之有力根据；处理边境民族问题。到了东汉，著名学者何休写了一部《春秋公羊解诂》，综合了汉代公羊学的成果，创造性地加以发挥，使其更具体系性。可是，东汉以后，社会结构趋于稳定，主张“尊古”、倾向保守的古文经学更适合于作为封建政治的指导思想，势必取代主张“改制”“变易”的今文学说的尊崇地位。自此今文公羊学说消沉一千余年，几乎无人问津。清朝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处于大变动的前夜，要求有新的哲学观为社会变革开辟道路。今文学说经过长期“澌灭殆尽”之后，又重新兴起、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心。这就是公羊学近乎戏剧性的历史命运，历时千载，跌宕起伏，形成了史上之奇观。这是它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公羊学说是专门解释《春秋经》的，它从一个“三世说”简单的命题一直发展到非常繁富的学说，能够指导社会变迁、社会运动。《公羊传》在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三处传文都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这是后来公羊学者推演的“三世说”的雏形。它当时主要是讲文字记载有不同，人们对记载这个事件的感情有深浅。为什么文字记载有不同呢？因为“所见”的时代是亲眼见到的，了解得详细，文字记载也就详细。再往前，“所闻”的时代，就是父亲一辈的时代，那是听说的，所以记载就比较简略，感情就没有那么深。再往前，“所传闻”时代，就是曾祖父或高祖父的那一代，年代久远，记载就更简略了，记载人所投注的情感就更加淡漠。到了西汉时期，董仲舒推进了《公羊传》“三世异辞”之说，初步显示出把春秋242年划分为所传闻、所闻、所见三个阶段的意向。《春秋繁露·楚庄王》说：“《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 到了东汉末年，何休著《春秋公羊解诂》，把公羊“三世说”发展成为一个很有理论体系、很有哲学内涵的学说体系，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据乱世，是“内其国而外诸夏”，相当于原来的“所传闻”；升平世，是“内诸夏而外夷狄”，相当于原来的“所闻”；太平世，是“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相当于原来的“所见”。到了太平世，中原诸夏的文化范围扩大，不再区分夷夏，原来的夷狄像楚国、吴国已经进了爵成为楚子、吴子，从而实现“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天下没有民族间的矛盾、分歧和歧视，而达到文明发展的盛世。当时现实社会充满着矛盾，还有很多不平等和不合理，何休能有这样远大的理想，确实令人佩服。所以杨向奎先生说，何休构建了相当完备的公羊学说体系。当代也有学者认为，何休所提出的“太平世”观念，能够与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相媲美，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两个最重要的成果。到了清朝中叶，在龚自珍、魏源笔下，“三世说”变成批判封建统治、认识民族危机，以及唤起救亡图存意识和改革勇气的思想武器。龚自珍将据乱—升平—太平改造成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用来论证封建统治陷入危机。他用“早时—午时—昏时”来概括封建势力由盛到衰的规律：日之早时，“照曜人之新沐濯，沧沧凉凉”，“吸引清气，宜君宜王”；日之午时，“炎炎其光，五色文明，吸饮和气，宜君宜王”；到了昏时，“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莫气，与梦为邻”，“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公羊“三世说”得到了革命性的改造后，就成为占据晚清学术思想主导地位的理论，与近代社会的进程关系密切，尤其是与清朝灭亡直接相关。戊戌时期，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建立君主立宪的主张结合起来，形成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进化理论。其要义是：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相当于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个阶段，是天下万国共同的普遍规律。所以，变法维新是历史的必然，是达到太平盛世的必由之路。由此可见，在公羊学说的历史推演当中，它的演进道路是非常精彩的，它的理论内涵是很深刻的，它的哲理价值是非常高的。

第三个特点：公羊学“三世说”的演进和命运是史上之奇观，它的阐释体系则是智慧之树，从简单的枝叶最后变成繁茂的大树，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罕见的现象。我们对先辈苦心孤诣创造的理论成果，一定要大力弘扬，要把它的当代价值充分发挥出来，让它重放异彩，让这棵举世罕有的智慧之树再度绽放出繁茂的新花，这是当代学人的光荣职责。当前，我们要构建阐释学的中国学派，对于西方阐释学理论中有科学依据、有进步意义的要加以吸收，但一定不能让本土的阐释学缺席，不能让公羊学这么有理论意义、有深刻智慧的学说缺席。我们必须让公羊学发挥它的宝贵作用，将它构建到我们的学术体系当中，而且让它能够走向世界，对世界史学理论作出贡献。如果不是这种态度的话，那是我们严重的失职，等于是进山寻宝，结果满山的宝贝没有看见，空手而还，那将是很大的损失。因此，我们要认识公羊学独特的意义、独特的风格。它的阐释学经验可以总结为三项：第一项，要阐释的是一部具有重大意义的经典，这个经典同民族的历史、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命运有密切关系。第二项，对于它的解释不能原地踏步，应该根据时代需求不断地丰富智慧，不断地推演发挥，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能够推动时代的演进，让它变成一棵繁茂的大树，开出无数的花朵。第三项，必须有学术巨子精通这个经典，还能培养出一批人才，这些人才能根据学术巨子的创造加以继承、推进。这三条经验对于阐释学的发展是相当有意义的，我们一定不要忽略。

第二个问题，嘉道时期历史变局与公羊学的复兴。

嘉道时期，及时体察历史变局是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大事情，主要有三大任务。一是要认识到危机已迫在眉睫。当时的统治者和士林阶层普遍以为中国仍处于盛世，仍在“醉梦升平”之中，殊不知国内矛盾已经非常尖锐，财政空虚、官僚腐败……处于十分严峻的时刻。只有龚自珍、魏源等少数先知先觉者忧心忡忡，夙夜不安，规划天下大计。二是要认识到救亡图存的重要意义，要倡导政治和社会改革，开拓出一条新路。既然社会危机已经十分严重，就必须对当前的制度进行改革，才能挽救危局。三是要认识到外部世界的广阔，眼光不能只局限于国内，要勇敢迈出向西方学习这一步。正如魏源所说：“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亦随世而变。” 新的历史变局意味着，中国人对于外国事物应由过去的傲慢排拒转变为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即“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就为公羊学复兴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龚自珍、魏源之所以能够在新的历史变局下完成对公羊学的革命性改造，是因为在他们之前已有庄存与和刘逢禄竖起了公羊学复兴的大旗。庄存与是首先揭起复兴序幕的人物，他的学术影响了其从子述祖，孙绶甲，外孙宋翔凤、刘逢禄。他们皆喜谈公羊学说，形成清代著名的常州学派，刘逢禄尤能传其学。刘逢禄著成《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一书，以大量的例证和精彩的议论，深刻地阐发了“张三世”“通三统”和“大一统”理想，从而为清代公羊学树立了宏大的规模、奠定了基础。这是刘逢禄的重大贡献。他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奖掖青年学者龚自珍、魏源，壮大公羊学的队伍。他深知弘扬公羊学说任重道远，本人以继往开来自任，更希望有闻风而起者共同担负继此绝学的重任。他在京师结识了龚自珍、魏源，立即在学术思想上产生了共鸣。道光六年（1826），龚自珍、魏源双双参加会试。刘逢禄是分考官之一，他发现有两份经义精深、见解惊人而又引证浩博的试卷，断定是龚自珍、魏源两人答卷，于是极力推荐，可惜两人竟未能被选拔。他写了感人的《伤浙江、湖南二遗卷诗》，极赞龚自珍的见识才华，比之为“红霞喷薄作星火，元气蓊郁辉朝暾”；又称誉魏源为“无双国士长沙子”，“暗中剑气腾龙鳞”。

龚自珍在京师从刘逢禄受《春秋公羊传》，此举对龚自珍实有改变其一生学术方向的重大意义。他为此写了著名的诗句：“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 虫鱼学，指朴学末流烦顼考据、脱离实际的学风。卖饼家，指公羊学。后两句诗是他的宣言，明确宣告自己要与烦琐考据决裂，不再沉醉于考证之学，而是接受公羊学，进而唤醒民族危机感，唤醒改革的意识。当时考证学专注于古籍中的学问，已经与时代需要严重脱节，正如龚自珍诗句中所描述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实际上，考证阵营中也已有学者认识到士人群集于脱离实际的考证之学终究不是治学的正途。赵翼著《廿二史札记》，倡言要探究“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俞正燮撰《癸巳类稿》书中有多篇与“经世”密切相关，如《驻扎大臣原始》《俄罗斯事辑》《总河近事表》等。这里更要提到段玉裁，他的言论同样发人深省。段氏是戴震的得意学生，著有《说文解字注》，人称“戴段二王（念孙、引之父子）”。这么一位古文经学派的著名学者，到其晚年却对治学的方向作了深刻的反思，后悔自己一生只作具体问题考证，未能达到深一层的学问，说：“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 他在致王念孙信中，将考证学末流终日沉溺于抄辑排比史料、不重视经世致用之学，直接比喻作黄河泛滥式的灾难。龚自珍是段玉裁的外孙，其学术却未承受外祖父的旧业，而是关注现实问题，警告“衰世”已经到来，尤其是对当时官场的恶浊空气作了深刻揭露和有力鞭挞。他写作的政论《明良论》四篇，不仅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官僚集团种种丑态，更深入分析官僚群体的心态特点，从制度上探讨官僚政治腐败的根由。段玉裁读了此文后，喜不自禁，写了评语褒奖：“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髦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 这些都证明学术风向已经发生变化。

由于对现实社会危机观察特别深刻，龚自珍警告封建统治的“衰世”已经到来，大声疾呼实行改革是历史的必然。在举世昏昏然如梦如痴的时候，他却深刻感受到社会危机的深重，忧虑憔悴、日夜不安。他发出有力的警告：“乱亦竟不远矣！”龚自珍进一步描绘了一幅社会行将解体的惨状：“履霜之屩，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 “变”，是乾隆末年以后由盛到衰转折时代的本质，龚自珍以他深刻的洞察力抓住了这一“变”的特点。为了给“衰世”的现实寻找疗救的药方，将人们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唤醒过来，必须总结出一套时代所需要的变革的哲学，以此作为改造现实、挽救危机的武器。因此，他对公羊“三世说”进行了革命性改造，并且发扬了公羊家法把学术与政治密切结合起来的传统。他指斥脱离实际的烦琐考据，反对“万喙相因”、模拟颠倒的八股文，主张学术要“探世变”和“忧天下”。他本人身体力行，究心于与现实密切相关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出色的成绩，所撰名文《西域置行省议》，第一个明确提出新疆应设立行省。光绪十年（1884），新疆果然设立行省，他的预言得到了证实。

魏源是龚自珍的挚友，两人同被称为晚清今文公羊学之健将。他们学术志趣相投，在大力倡导“以经议政”、批判专制统治的黑暗腐朽、呼唤变革、主张民族间和好相处、倡导经世学风等项，彼此的主张若合符节。与一些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的书生不同，在鸦片战争发生之前，魏源即兼具远见卓识和实践经验，他在当时三个与国计民生关系极大而又百弊丛集的部门：漕运、盐政和水利，都参与策划过有声势、有成效的改革措施，或者写出很有价值的著作。他对水利问题尤其有研究。他的足迹遍及两湖、江浙、鲁、皖、冀、豫等省区。每到一处，必就当地水利问题证之于历史记载，询之于土人居民，行之于实地勘察，探求问题之所在，思考兴利除害之办法。道光二十一年（1841），他写成《筹河篇》，系统总结了治理黄河的经验教训，对河患以及如何治理黄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当时，黄河连年灾害成为国家心腹之患。汛期一到，四处埋伏险情，年年告急，每年耗费以千百万两白银计。当时的黄河是南行从淮河下游入黄海，而流行的看法是“必不可听任北行”。魏源详细总结清朝以来历次黄河决口和治理的教训，以大量事实证明：每次黄河北决，要徙之重新南行，都是难之又难，因为这是违反地势水性的错误做法。北决，则符合地势向下的规律，而每次从北岸决口，河水必定贯穿张秋运河，再沿大清河入海，这正是黄河的天然河道。魏源的卓越之处更在于，他认识到治河不仅是工程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那些提出种种阻挠借口的人，骨子里是企图利用黄河祸患频繁、国家靡费浩巨而从中贪污中饱。正像魏源所预见的“人力纵不改，河必自改之”，十三年后，黄河果然从兰考附近的铜瓦厢向北冲开决口，滚滚黄河水沿着故道，从大清河流入渤海，那班拼命阻挠魏源正确主张的人，再也无力阻挡黄河按照地势水性之必然向东北奔流。从此一百多年黄河再不改道，直至今日。可以说重视变革和创新的公羊历史哲学思想对魏源有很大影响，使他对治河能提出如此的卓识和科学的预见。

魏源对于公羊学理论又有独创性的建树，因为他在鸦片战争之后又生活了16年，对于时局的变迁又有进一步的观察，因而在突破传统学术的旧格局、主张了解外部世界的广阔和先进性方面，体现出在中西文化撞击背景下公羊学说的质的飞跃。《海国图志》是其代表作，全书气魄宏伟，内容详博，兼有实用性和直观性的特点，堪称当时中国乃至东方最详备的世界史地文献总汇。魏源呼吁人们认识西方侵略的危险，奋起御侮图强。而这部巨著更加重要的意义，是开创了解外国的风气、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在当时，如何勇敢地打破长期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状态形成的排拒意识和愚昧偏见，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承认西方制度文化比中国先进、中国应该学习西方？这些是鸦片战争这场剧变，骤然地向我们的先辈提出的极为复杂、困难和严峻的课题。正是魏源这位具有公羊学变易观点的哲人，对这些问题作了出色的回答，明确地主张在坚持独立、反抗侵略的前提下，了解世界、学习西方，寻找救国真理。《海国图志》一书，成为中国进步思想界认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这一历史潮流的起点。

第三个问题，戊戌维新时代潮流与公羊学风靡天下。

关于戊戌时期公羊学风靡天下，有许多史料可以证明。夏曾佑曾说：“好学深思之士，大都皆信今文学。” 张之洞于1903年写有一首《学术》诗，自注曰：“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 这位晚清重臣原本是想借此诗句表达对晚清二十年间学术风尚变迁的感慨与不满，然而他所始料不及的是，这首诗恰恰成为晚清今文公羊学说盛行的有力佐证！叶德辉也写有关于公羊学说至晚清所向披靡的一段话，他不只是表达伤感之情，而是直接咒骂晚清公羊学盛行导致了清朝的灭亡！“曩者光绪中叶，海内风尚《公羊》之学，后生晚进，莫不手先生文一编。其始发端于湖、湘，浸淫及于西蜀、东粤，挟其非常可怪之论，推波扬澜，极于新旧党争，而清社遂屋。” 张之洞和叶德辉堪称是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史料，证明晚清时期今文学说盛行海内，形成波澜壮阔的浩大声势，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导致了清朝专制统治迅速灭亡的巨大历史变局。

晚清许多爱国志士共同的思想轨迹是：他们由于国内政治腐败、外侮日亟的刺激，不满于正统地位的哲学观，因而苦苦地进行过哲学的探索，由此而走向中国的朴素进化观——公羊学说，然后经由中国本土的进化观接受并服膺西方进化论，大力传播，用它来观察历史与未来。在当时，爱国志士—喜读公羊—服膺西方进化论三位一体，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康有为、梁启超不必说，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蔡元培、陈垣等，也都服膺公羊学说，在他们的论著、诗作和演讲中常加引用，以此观察时代进步和学术的递嬗。启功就曾回忆说：“清末学术界有一种风气，即经学讲《公羊》，书法学北碑。陈老师（指陈垣）平生不讲经学，但偶然谈到经学问题时，还不免流露公羊学的观点。” 以上每一个人物都很值得研究，很值得作为重要课题，这对于当前开拓学术新领域、找到新的学术增长点非常有意义。这里只举梁启超为例。

首先，梁启超的政论和学术著作都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思想，他一生的各个时期都突出表现了高昂的爱国感情。1896年，年仅24岁的梁启超担任《时务报》主笔。他所撰写的富于感召力的文章，打破了顽固派长期统治造成的闭目塞听的状态，将列强疯狂侵略、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情景突出地显示在人们面前，满腔热情地呐喊变革进取是不可抗拒的规律。《时务报》成为维新派的喉舌，风行海内，发挥了极大的宣传新思想的作用，数月之内销至12000份，“举国趋之，如饮狂泉”。他曾回忆当时废寝忘食、挥汗执笔的情景：“忝任报中文字，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公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心经目，六月酷暑，洋烛皆变流质，独居一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记当时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来，分七八人始乃任之。” 一个人做了七八个人的工作，这样全身心投入地从事变法运动的宣传，宜乎人们普遍地将《时务报》与梁启超的名字直接联系在一起。他所发表的《变法通议》等文章，极大程度地唤醒了人们认识国家前途的危险和维新救国的迫切，为近代启蒙运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15年初，袁世凯加紧复辟阴谋的实施。梁启超在“筹安会”出现第七天时，连夜起草《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义正词严地反对帝制阴谋。8—9月，他与蔡锷等多次密商，确定由蔡锷秘密到云南发难讨袁。梁在上海，为云南前线指挥作决策，连续草拟了大量文告、通电，发到前方。1916年3月，梁启超偷渡香港、越南，历经艰险，袁世凯派军警、密探沿途搜查、缉拿或暗杀，又通过法国政府指使越南当局缉捕，在如此危险情况下，梁启超经过千般曲折，或反锁于船舱暗室，或昼伏夜行，化装改扮，秘密地经过越南海防、帽溪，历时半月，终于到达广西龙州。途中这样危险艰苦，但他还起草了《护国军政府宣言》等文件。在帽溪山中得大病，病起后又振笔著成《国民浅训》，约2万字，三日夜写成。梁启超发动讨袁，策划护国战争，为保卫辛亥革命所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建立了殊功，堪称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壮举。

其次，梁启超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范式，撰写了几十种学术著作，无可争议是中国学术近代化的杰出奠基者。近代学术与传统学术是不同时代的产物，从内容到著述形式都有根本不同，不但要以新的哲学思想、历史观点作指导，而且研究方法和著述范式也与旧学术迥异。梁启超是这一转型的重要推动者，取得了具有开拓性的历史功绩。他所撰写的三部学术史论著，堪称传世之作，影响和贡献特别大。《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以前所未见的高度的洞察力、概括力和理性，气势磅礴地概述了我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演进的历史趋势，精辟地评价了数以百计的思想家、学者及其著作的研究成果，开创了学术史书写的新范式。胡适后来走上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道路，即直接受到此文的影响。《清代学术概论》概述了清代学术的演变历程，论述各个阶段的趋势、时代条件和主要成就，评价了三百年间所有主要学者的历史地位，做到纵横论列，气势非凡、又巨细兼顾，分析精当，全文尚不足七万字，却被誉为一部“无所不包”的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约24万字）的内容与《清代学术概论》互相发明。《清代学术概论》所重在“论”，阐述学术思潮的源流变化，分析各个时期及其代表人物的成就与不足。《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所重在“史”，有充足的篇幅，更加全面、深入而翔实地叙述一代学术发展的历史，因而此书各章对于前书均是重要的发挥、补充。郭沫若曾评价梁启超的巨大影响力说：“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再次，梁启超是在学理上为近代民族观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物。他在1902年揭起“新史学”大旗之前后，即对民族观多有涉及，此后，他又相继写成《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春秋载记》《战国载记》《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等文，初步构建了近代民族观的理论。一是，他以大量确凿的证据，论证中华民族“多元结合”“诸夏一体”，经历数千年而形成的复杂而稳固的民族，标志着中国人对历史文化认同的认识至此取得了意义重大的突破。二是，他从理论上揭示出中华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深层原因，包括中华民族从古代以来就具有趋向统一、爱好和平、兼容并包的民族性格；汉族作为主干民族所具有的高度经济文化水平对周边民族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国地理环境的特点成为促进各民族统一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共同的文字成为中华民族长期连续发展的文化载体等项。尤其是《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影响和意义十分深远。其归纳、概括而得出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认识，包括“民族”的界定，民族意识的重要性，中国古代民族的分类，汉族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跟各族融合而成的混合体，中国各民族的融合是依据“多元结合”“诸夏一体”的途径演进，文化落后的征服者进入中原以后反而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等观点与论断，至今仍然闪射出其理论的光辉。有的观点可视为近年在学术界极有影响力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之滥觞，有的观点又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相吻合。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本人的局限，梁启超当时尚未能对中华民族与汉族这两个概念作明确的区分，叙述各族关系的史实也有不准确的地方。但从总体言，《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为近代民族理论作了意义重大的奠基工作，标志着近代民族观的形成。白寿彝先生评价此文的价值说，“这是一篇对中国民族发展相当概括的论述”，“有些话说得很有见识，概括力也很强……从民族研究的发展看，这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

戊戌时期维新思潮的涌起、思想家持续的理论创造、清朝腐败统治的覆亡等，都与公羊学的风靡天下存在密切关系。对于这样的历史功绩，我们还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这在当前也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接触公羊学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从当白寿彝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开始。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论魏源的爱国主义史学著作》，研究魏源绕不开龚自珍，就又用了半年时间研究龚自珍，而他们两位都是公羊学健将。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公羊学特别关注。1987年，白寿彝先生为《史学史研究》筹办专栏，我写了一篇《春秋经传：先秦史学的中坚》，其中关于《公羊传》的内容有好几千字，占了文章的三分之一。当时，我感觉可能篇幅有些多了，结果白先生全文发表，这对我是重要鼓励。1997年，我出版《清代公羊学》，白先生特别高兴，第一句话就说，这个问题很重要，然后拿着看了十几分钟，表示肯定和赞许，并建议找个专家写一篇书评，讲解、评论一下。后来，我又陆续写了一些论文。总之，对于这项历史遗产，我们不能忽视，应该大力弘扬。

这部书稿是张峰同刘永祥两位学者帮助我整理的，后记也是永祥帮我整理同补充的。这部书的出版要感谢商务文津出版公司的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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