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瞻望：关于“乡村儒学”的学理阐发与实践走向

作者：常樯

来源：《中国儒学年鉴》[2025年卷]“儒学实践与‘两创’研究”栏目。引文从略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十月十四日丙午

          耶稣2025年12月3日

自跨入21世纪以来，颇具人文精神和责任意识的儒学学者一直在思考新时代儒学的使命任务。颜炳罡先生认为儒学学者工作重心存在一个转向问题，他指出：“如果说20世纪的儒学问题是面对西学挑战努力实现自身理论的现代性转向的话，那么21世纪的儒学问题是儒学由理论到实践层面、操作层面的转化，到百姓生活中去落实，由知到行或者说由重知识到重行动的转化。”这种论断道出一众学人的心声，得到儒学界同仁的认同与响应。2012年末、2013年初，颜炳罡、赵法生等一批儒学学者、哲学学者开始在山东曲阜、泗水等地从事乡村教化活动，传播儒家思想，弘扬传统美德，正式开启21世纪的“乡村儒学”。此后，活动一直延续至今，影响不断扩大，“乡村儒学”四个字叫得越来越响亮。2022年6月，曲阜师范大学发文成立乡村儒学研究院，聘请颜炳罡先生担任院长。该院的成立，不失为落实梁漱溟先生“知识分子于下乡之前或后，彼此要有联络组织”之乡建理论的一个具体举措，可为联络社会各界发挥效用。这之后，该院吸收借鉴以往好的经验做法，把“乡村儒学”由孔孟故里扩展到整个山东，调动政、学、商等一切资源，陆续在济宁曲阜市、青岛城阳区、济南章丘区、临沂兰陵县、泰安宁阳县、淄博高青县、淄博沂源县、聊城茌平区、聊城临清市等地开设讲堂，建立基地（分院），发掘案例，培树典型，以点带面，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助力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把“乡村儒学”事业推向新的阶段，“乡村儒学”品牌在齐鲁大地逐渐深入人心之中。2025年4月，山东省委、省政府发布《山东省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5—2027年）》，其中有“推动儒家文化进乡村”的表述。政治导向为“乡村儒学”的发展提供了顶层设计上的极大支持。

客观来看，尽管获得学界与大众的普遍好评，但目前人们对“乡村儒学”这一概念的理解大多还停留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阶段，其定位是多元不一甚至是含混不清的，既可指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也可谓一种文化流派，还可视为一种学术理论，甚至还可当做活动品牌、道德实践、思想活化案例，等等。立足当下，对“乡村儒学”这个概念本身的学理探讨显得格外必要，我们既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此外，我们还需加深对“乡村儒学”实践走向问题的思考与探讨，从而为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全面展开，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有效的行动指引。笔者不揣陋见，借此文抛砖引玉，以就教于方家。

一、相关学理阐发：学术史回顾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城市化步伐的日益加速，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带着一种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和立场，关注乡村命运走向及其历史价值。人们意识到，“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秘密、密码、内核和本质，深藏在即将成为废墟的乡村之中。”“乡村儒学”活动恰为当代学者走进乡村、发掘和保护乡村文化宝藏、激活乡村精神伟力提供了一种机会和可能。人们同样意识到，回头研究中国乡土社会非常必要，鉴往才可知今。王学典先生便指出：“中国自古以来的乡村社会都值得研究，21世纪以来的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尤其值得探讨，因为它不但构成当前乡村所有问题的直接背景，而且也为解读以往的乡村提供必不可缺的经验基础。”与“行动”同步进行的，一定是“研究”持续而深入地开展。关于“乡村儒学”或“乡村与儒学的关系”的学理阐发，正是伴随着新世纪乡村文化建设实践的进行而逐渐展开的。

“乡村儒学”的兴起，与儒学自身的经世致用特色及人们对儒学的新期待有关，或者说，社会新发展也要求儒学保持一种强烈的时代关切。何怀宏先生指出，今天的中国显然已进入到一个以城市为重心的社会，这个社会由工业文明乃至高科技文明所主导，儒学如何从自己的古老智慧中吸取对现代文明的应对之方，并为世界带来思想借鉴，还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探索。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儒学除了开拓道德形而上学和发展政治哲学之外，还可以深入到各个具体的领域，诸如伦理、法律、科技、乡村建设和城市治理等等，在新的时代形势下做出回应和思想贡献。当代“乡村儒学”的出现，既是儒学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符合时代需求和社会发展趋势。目前来看，“乡村儒学”已呈现出明体达用、知行合一的典型特点，不仅有诸多文化现象的表征，而且还有相关文化理论的指引与跟进。早在1937年，被视为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梁漱溟先生便出版了专著《乡村建设理论》，从“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两大方面系统阐释他的乡村建设理论。这些理论阐发，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特点（“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总体把握，与他关于中国文化、儒学的其他相关论著构成一个互为支撑的严密理论体系。后来这本书不断再版，成为当代学者研究20世纪中国乡村建设绕不过去的一部兼具理论分析性与实践指导性的重要书作。

陈炎先生曾从结构主义的视野来审视儒学，客观上为我们把握新世纪儒学重返乡村及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与作为提供了有益启发。他结合学界研究成果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以前，农民失去了旧有的以家庭为主体的生产生活方式，他们与儒学的联系只剩下了一种历史积淀和文化传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和以家族血缘成分占主导地位的乡镇企业的兴起，儒学传统中某些宗法、血缘的成分又重新成为农民维系生产、生活方式的精神资源。他还认为，两个动向值得注意：一是随着城乡生活水平的接近和大众传媒的共享，农民阶层与市民阶层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需求正在逐步接近；二是知识分子已不把儒学当成现代化的对立面，他们企图通过对儒学传统的转换来实现民族意识形态的延续与更新，这将弥补农村因缺乏文化精英而长期存在的儒学传统的自在状态。尽管我们无法判断陈炎先生的观点对“乡村儒学”有无直接启发意义，但这的确解释了“乡村儒学”何以能出现并得到拓展，对我们研析“乡村儒学”诞生的社会土壤提供了有益借鉴。

21世纪“乡村儒学”在山东的兴起，与“民间儒学”“大众儒学”“草根儒学”等新概念、新现象及新构想的出现有关。颜炳罡先生自2009年在北京儒学高端论坛宣读《民间儒学何以可能》以后，所思所想便是儒学大众化、生活化、草根化的理论阐发和落地落实问题。为此，他出版了《人伦日用即道：颜炳罡说儒》一书。该书纳入由舒大刚先生等主编的《大众儒学书系》。按照舒先生的介绍，2014年郭齐勇先生到四川大学作“民间儒学”的演讲，促使舒大刚先生的团队正式形成“经典儒学”与“大众儒学”并行发展的构想。舒先生还提出儒学当代复兴的指导方针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普适性传播、大众化推行”。颜炳罡先生在书中指出：“民间儒学的实质是将经生文士之学转换为愚夫愚妇与知与能之学。”他提醒当代儒学从业者，“让儒学由少数知识精英的文化奢侈品而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向导，是当代儒者的天职。”这就说明“乡村儒学”的深度参与者和前期主导者，必定是儒学学者，如此提醒也为专家学者走出书斋、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注入了信心，鼓舞了势气。此后他又发文《“乡村儒学”的由来与乡村文明重建》，系统梳理了民间儒学自孔孟到梁漱溟的发展历程，指出“乡村儒学”是一种实验和示范。其在山东可做，在全国也可做；在乡村可做，在都市更可做。此外，还有学者以“大众儒学”名义出版书籍，这说明，儒学的大众化已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

赵法生、蒋国保等学者也对儒学大众化、儒学进乡村等话题有较为深入而系统的思考。赵先生致力于从行动和理论两个层面探索新时代“乡村儒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一直强调要“重建乡村的意义世界”，将其当做“乡村儒学”的重要使命。2024年11月16日，在首届乡村儒学鲁村研讨会（山东沂源）上，赵先生以此为题作主旨报告，他强调，要“重植乡村文明的大槐树”，把“乡村儒学讲堂”当做当代儒学复兴的基础载体。此前，赵先生还发文提出建构儒学讲堂、公共祠堂、民间道堂三堂合一的教化体系的构想，希望以此为乡土文明重建提供一条可借鉴的路径。蒋国保先生曾在多篇文章中都提出“化士学为民学”的构想，他把“世俗儒学”当做未来儒学发展方向，主张效法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纲领，推动儒学民间化、世俗化。“乡村儒学”无疑可划归到这一主张的实践范畴之中。廖晓义女士是“乡村儒学”的一位积极实践者，她曾发文介绍自己所创办的“乡村儒学”实践平台——“乐和家园”。自2008年起，她以“乐和治理、乐和生计、乐和人居、乐和礼义、乐和养生”为内容，依托地方党委政府和社工团队，在四川、重庆、湖南、山东等省份选择试验点，积极推动儒家智慧和理念在当代乡村和社区落地生根，取得一定社会影响和实践经验。她于2014年11月，把“乐和家园”品牌引入山东曲阜，与曲阜市委市政府合作，共同启动“学儒家文化、建乐和家园”工程。

笔者曾多次围绕“儒学进乡村”主题到乡村调研，参加文化活动，并结合实践发文论述“乡村儒学”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之间的关系，从历史、学理、实践三个维度阐释了“乡村儒学”的基本内蕴，指出农村社会结构变化显著、村民精神家园变得凋敝、人文学者独具乡土情怀是“乡村儒学”的兴起原因，认为“乡村儒学”的典型特点是：其一，是在党中央统筹谋划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开展的，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实践性；其二，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事业全面展开、人民群众文化自信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开展的，具有很强的人文性、社会性、普惠性。还提出未来开展“乡村儒学”的总体目标、具体目标及具体举措。

此外，近年来，其他学者也纷纷撰文，从不同侧面和角度探讨“乡村儒学”及儒学对乡村文化建设的作用。有学者指出，今日乡村建设不能变成对城市化的亦步亦趋，要坚守住乡村社会的本分，要在做好乡村经济建设和民生安排的基础上，让乡村人“皆进入亲亲长长之伦理生活的途轨中”。当代村治专家也不断强调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如贺雪峰先生认为应把乡村建设的重点放在文化建设上，指出：“中国未来三十年乡村建设和农村工作的重点应当集中到以乡村文化建设为中心的工作上来。”这些记录和研究，为从乡村治理和社会建设的角度深化关于“乡村儒学”的学理阐发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奠定了必要的理论根基，也对正在进行着的“乡村儒学”实践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启发和指导。本文便是笔者在以往学者高论和个人浅见的基础上所展开的进一步讨论。

二、“儒学”与“乡村”何以能“合体”

“乡村儒学”概念的提出，应与自20世纪以来儒学研究出现“派别”化趋势有关。早在现代新儒家第一代代表人物那里，儒学便出现所谓的“派别”，如贺麟先生的“新心学”、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马一浮先生的“新经学”、熊十力先生的“新易学”等。20世纪80年代，海外新儒家重点关注“心性儒学”及儒学的哲学阐释，而大陆儒学学者则重点关注“政治儒学”“社会儒学”及儒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应用，因此学术界形成两大研究旨趣明显差异的学术流派。时至今日，当代儒学学者结合时代特征和个人治学特点、学术专长，又提出“新新儒学”“新仁学”“民主仁学”“仁学本体论”“精神人文主义”以及“情感儒学”“生活儒学”“政治儒学”“制度儒学”“社会儒学”“生态儒学”“文化儒学”“教化儒学”“仕林儒学”“价值儒学”“自由儒学”“企业儒学”等概念，并着力进行理论建构。陈来先生把当代儒学形态分为“学术儒学”“文化儒学”“民间儒学”三种。也有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对当代儒学的分类法，不一而足。若再往上追溯，这种现象或与孔子去世以后，儒家内部产生分化有关。除《韩非子》中的“儒分为八”论之外，还有学者将后孔子时代的儒学分为仁学与礼学两部分，也有学者将其分为内圣学与外王学两部分。如此说来，“乡村儒学”“社区儒学”“城市儒学”等概念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景海峰先生便曾提出，我们有必要讲“新都市儒学”，因为儒学精神有助于构建当下都市化的社会结构。

在探讨“乡村儒学”这一概念缘何能够成立之前，首先有必要区分一对“灯下黑”的概念——“农村”与“乡村”。一般情况下，我们往往将两个词混用，可能根本不会刻意思考二者间是否存在差别。事实上，根据笔者的观察，二者虽可互为近义词，彼此间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以三个官方文件为例。据统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的正文中，“农村”出现89次，“乡村”出现128次；在《山东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规划（2023-2027年）》的正文中，“农村”出现362次，“乡村”出现451次；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的正文中，“农村”出现74次，“乡村”出现38次。“农村”与“乡村”在官方正式文件中同时出现，恰可说明二者含义并不相同。具体分析后还可发现，使用“农村”时，大多与经济发展及基于经济发展的社会建设有关，比如文件中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村经济建设”“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农村土地整理”“农村住房建设”“农村人居环境”“农村移风易俗”等相关表述；使用“乡村”时，大多与文化发展、文明进步及基于文化发展、文明进步的社会建设、多元一体整体建设有关，比如文件中有“乡村振兴”“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乡村善治”“乡村旅游”“乡村生态环境”“乡村干部”“乡村人才”“乡村文化遗产”等相关表述。尽管这种区分并非是绝对化的，却能反映出总体特征。概言之，使用“农村”意在强化经济属性，使用“乡村”则意在强化文化属性。据此可知，学者之所以使用“乡村儒学”，而没有使用“农村儒学”，应当与“乡村”这个词本身所独有的文化属性有着密切关联。

“乡村儒学”一词最早出自儒学学者之口，这与他们本身的专业背景有关，学术专长自然容易使其将“儒学”作为一切相关言行的中心语和关切点；但从“乡村”的角度来说，或许使用“儒学乡村”更为允当，毕竟推动乡村建设和治理才是一切相关言行的最终目的。故而，跳出“儒学”来看，“儒学乡村”显然比“乡村儒学”更具指向性和目的性，在“儒学”与“乡村”之间，“乡村”无疑当为中心词。但考虑到儒学学者作为这一品牌的提出者和系列相关活动的引领者，在过去和将来都能在乡村发展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且“儒学乡村”一词还可能易让人产生复古、泥古的误解，因此，我们尊重过去语言习惯，沿袭原有表述，继续使用“乡村儒学”也是无妨的。“儒学”与“乡村”能够自然而然地“合体”，普遍为人所接受，且目前并未引起专家学者和社会大众的非议和异议，究其理由，大概在于人们对以下两个观念的普遍认同。

其一，乡村是儒学之根，儒学离不开乡村。书记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有学者认为，“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的多少，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由古及今，乡村承载并寄托着中华民族的根、魂、梦，滋养并展现着中国人民的精、气、神。没有乡村和乡土文明，便不可能有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也便不可能有儒学、儒家、儒者及儒家教化。“儒学是从乡土文化沃土中提炼、升华出来的生存智慧、人生信仰、生活方式和思想学说。”儒学诞生于中国传统农耕社会，小农经济是其产生并发展壮大的经济基础。儒学的价值取向、理论特色、精神品质，因农耕社会而确定，由农耕社会所塑造。乡村是儒学传承发展、创新创造的实验田和根据地，始终支撑着儒学由区域性资源变为全国性资源，进而又变为世界性资源，始终助推着儒学亘古不变地走入家庭、庙堂、市井乃至人心。儒家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等和谐人际理想，原本便是对乡村和美伦理关系的赞美和宣扬。《论语·乡党》所记录下的孔子日常起居场景，其实便是理想化的乡村生活的缩影。

其二，儒学是乡村之魂，乡村离不开儒学。书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称作“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我们舍去儒学，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概念本身便很难成立。儒学支撑着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同样也支撑着乡村的根和魂。“儒学是乡村文明的精神支撑、价值标准、行为规范、生活方式。”那么，为什么说儒学能够担纲这种“支撑”，而不是道家之学，也不是佛家之学？因为，如贺麟先生所言，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具体来说，“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有礼教以磨炼意志，规范行为”；“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这是其他思想学说或学术流派所不具备的经世特质和化民专长。贺麟先生对儒学创立者孔子和孟子也有较高评价，他认为：“民族导师如孔孟，可以说是国风的范成者。”应当承认，“社会德教是儒学的最佳定位”，“儒家在中华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表现为道德引领。”儒学尽管从内容上包括伦理和社会治理两个层面，但归根结底乃是一种道德教化，是一种人文信仰。没有兼具人文性与宗教性的儒学，中国人的普遍精神世界将不复有信仰的存在，中国人也就很难构建起所谓的“共有精神家园”。早在1941年，贺麟先生便曾指出：“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不会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这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儒学的复兴。照此逻辑来看，立足当下，乡村振兴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和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就离不开儒学的复兴，换言之，乡村振兴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儒学的复兴。

三、“乡村儒学”概念的四个层次

“乡村儒学”具有典型的普及性、实践性、社会性，这显然与21世纪儒学学者的使命转向有关。颜炳罡先生指出：“从坐而论道到起而行之，是21世纪儒家学人的重要转向。”“21世纪儒家人物的重要使命就是使历代圣贤的潜德幽光转化为显德明光，让儒家之游魂重新复体，使遮蔽了的‘良知’在每一个人心里再现光明，让民族的灵根复活与再生。”总体来看，“乡村儒学”与其说是一种学术体系和理论学说，倒不如说是一场道德实践和文明行动，其十年探索，有两个本质性规定，即乡村的儒学化（或曰中国化）和儒学的实践化（或曰生产生活化）。关于乡村的儒学化，有必要多说一点。尽管我们也看到，改革开放后儒学传统开始在乡村回归，但由于乡村经济发展的速度、程度与其文化繁荣进步的速度、程度尚不匹配，导致乡村依然存在着一个严重的去中国化、逆中国化的趋向，否则，今天我们何以会为村民精神家园的荒芜感到无比担忧？具体来说，从实践指向上来看，“乡村儒学”概念本身应包括以下四个层次的内容。

（一）在乡村中传播儒学。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速度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农村经济活力得到极大释放，农民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但这是一把双刃剑，与农民进城和农民物质生活提高相伴随的，是系列负面问题的呈现：农民富了口袋，却没有富起脑袋，或富口袋与富脑袋不相协调匹配；人居环境条件不断变差，基础设施建设进展缓慢，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未能实现全面覆盖，乡村治理效能未能显著提升；空心化严重，村民年龄、性别、知识结构比例严重失衡，农村渐成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同时，在城镇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部分优秀传统乡土文化逐渐衰落凋零，部分传统村落加速消失，人情攀比、铺张浪费、薄养厚葬、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涌现，拜金主义甚嚣尘上，道德滑坡严重，是非、美丑、善恶观念严重扭曲，精神家园和信仰世界严重荒芜，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在某些地区手段落后，形式单一，效果不明显。为配合党委政府克服以上弊病和困难，儒学学者自觉担负起化民成俗、以文化人的职责使命，带着乡土情、书生志、公益心，以“不怕慢就怕站”的心态和姿态，主动走进乡村，走向田间地头，把身段放低，把心情放平，用老百姓听得懂、易接受的语言，传播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儒家基本理念，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以此逐步提高村民的道德水准、思想觉悟，增强他们的文化认同和伦理共识。客观来看，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正印证了梁漱溟先生的一个观点：“在都市过剩的知识分子，好像没得用处；然而挪到乡村来，其作用自现。”颜炳罡先生鼓励“乡村儒学”团队成员道，儒学推广是人人能行、人人可行、能行则行、当下即行。依托曲阜师范大学乡村儒学研究院，山东目前已基本建立起一个队伍相对稳定、以传播儒学价值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儒学”志愿服务团队。

（二）以儒学促进乡村振兴。根据国家乡村振兴规划，乡村全面振兴包括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人才振兴五个方面。乡村振兴要实现塑形与铸魂“双丰收”。面向社会，儒学所起到的作用是“百姓的教化”和“价值的落实”，“乡村儒学”在乡村振兴的多个方面都大有可为。以儒学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应是“乡村儒学”的重中之重，其主要任务除了上面所提及的传播儒学理念之外，还应包括：将儒学理念恰当融入乡村文化活动，以儒学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探索儒学与乡村德治及文明乡风建设工程有机结合的实践路径等。但形式上的文化植入、文化引入，并不是真正的文化回归。“真正的‘文化回归’并不仅仅指形式上的东西，它应该是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生活方式、习俗、道德观进行重新思辨，并赋予它新的生命力。”而以儒学促进乡村组织振兴，应以培养一个能够自觉贯彻落实党的文化政策、主动引导村民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党组织为首要目标；以儒学促进乡村人才振兴，应以培养一支认同并自觉践行儒学价值理念的志愿者队伍为重要目标，确保他们能够将若干位儒学学者的好想法落地生根，将其好做法复制扩大，把“乡村儒学”的成效由“雨过地皮湿”转化为“雨过池水满”。

（三）实现儒学与乡村的互利共生。以上两个方面的讨论，是以儒学为主体而展开。换个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乡村对儒学传承发展与创造转化同样能够起到不可忽视的助益作用。这就涉及到儒学与乡村的互动问题。颜炳罡先生曾提出“儒学与当代社会双向互动”的话题，指出：“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对儒学言是如何‘古为今用’和‘由用致新’的问题。由儒学指向当代社会是古为今用，由当代社会指向儒学是由用致新。”以乡村为主体来看，乡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可为儒学创新转化提供更多机会和平台，可为儒学经世致用提供更多借鉴和参考，可为儒学理论阐发提供更多案例和证明。应当看到，“改善农民的整体处境，才能有道德的回归。”前文所言乡村离不开儒学、儒学也离不开乡村，恰也说明二者相互依赖，不可分割。以儒学为主体来看乡村，二者的互动结合是乐观积极的；而以乡村为主体来看儒学，二者的互动结合同样也是振奋人心的。因此实现儒学与乡村之间的共生共赢也便成为“乡村儒学”的题中之义、应有之举。“乡村儒学”参与者应充分考虑并设计乡村对儒学的回馈机制，把乡村对儒学本身传承发展的贡献作为一种重要的实践追求与行动目标，毕竟，互利共赢才能保证“乡村+儒学”模式行稳致远。

（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有机融合。一方面，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决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和本色。如梁启超先生所言：“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以儒家道术为中心，所以能流传到现在。”作为道德的理想主义和生活的智慧学之儒学，最有优势和资格来代表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偏好和核心理念，无一不出自儒学。另一方面，乡村可谓是开展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一块重要试验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乡村治理的有效开展和有序推进。“儒学下乡”只是儒学参与社会治理的第一步，下一步还应有“儒学进城”，“儒学发展的真正空间是在城市”，“儒学的价值主要在于把一个陌生人社会变成熟人社会，使人性回归，节省社会治理成本。”难怪林语堂先生把儒学说成是“都市哲学”和中国人的“工作姿态”。所以说，结合以上两个方面，从更大范围上来看，儒学与乡村的互利共生将有力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有机融合，“乡村儒学”的终极目标应当是为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社会治理做出实际贡献，提供成功案例。这也是“乡村儒学”的最大贡献和最高境界。

四、未来开展“乡村儒学”的着力点

开展“乡村儒学”，当然就需要参与者人人都争做一个真正的儒者。贺麟先生说：“儒者就是品学兼优的人。”这就需要儒者同时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和过硬的学识、高明的智慧。一种重要的文化流派或文明形态，都兼具两种立场：一是仰视立场，具体表现为对整个人类的倾情爱护、真切尊重；二是俯视立场，具体表现为对人类社会的深刻洞察、全面把握。以儒学为例，其一方面主张待人以仁爱，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另一方面主张入世以智识，强调“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颜渊》），“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前一个方面可对应“仁”，后一个方面可对应“知”（“智”），二者结合便是“品学兼优”，而“礼”“信”“义”等观念则全都贯穿在二者之中。照此来说，“乡村儒学”就不是惠泽某个人或某个小群体的事业，其最终走向必然将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吻合在一起，同时，这一事业也必定需要我们坚持系统的眼光、统筹的思维和全盘的谋划。

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作为高度关注社会发展进步并致力于构建和谐美好社会，以经世致用、化民成俗而见长，且始终兼顾仰视世人、俯视人世两种立场的思想学说，儒学必然也必须要与这个时代“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乡村儒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乡村儒学”团队担负着神圣的时代使命。也需注意的是，“乡村儒学”团队在参与乡村振兴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不可能包治一切、包揽一切，应突出重点、发挥优长，且要实现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的有机统一。笔者曾发文指出，未来“乡村儒学”的开展应确立的总体目标是：淳化乡风民俗，引导向善向上，重塑乡土文明，构建精神家园。应采取的具体举措是：一是把牢规范发展的政治方向，凝聚助力复兴的价值共识；二是转化以文化人的科研成果，增进扶志润心的民生福祉；三是做强融入生活的实践平台，构建协同推进的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应是一个以党委政府为主导、专家学者为智库、人民群众为主体的“三位一体”格局。进一步来讲，应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关键字，以此作为开展“乡村儒学”的着力点和落脚点。

（一）突出一个“德”字。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以德报德。”（《论语·宪问》）儒学中具有丰富的德治思想，引导人们在处理各种社会事务、协调各类人际关系时，做到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德治的前提和基础是德育，德育的方向和成果是德治。就本质而言，在乡村推广儒学，并非是一种知识性的教育，而是一种道德性的教育、价值观教育，其目的在于扎实推进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持续提高村民的人文素养、道德水准、精神境界。“乡村儒学”在推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职责使命，在这一过程中，应结合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重要文件，重点在乡村倡树孝老爱亲、亲仁善邻、敬业乐群、勤劳致富、惩恶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精忠报国等中华传统美德。有学者指出：“要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就需要有一个士君子共同体。”这个所谓的“士君子共同体”也就是一个“道德共同体”“文化共同体”。

（二）追求一个“和”字。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 》）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有学者把儒家的“和”文化视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化所做出的一项突出贡献。儒家历来追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社会理想，崇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实现各种关系的和谐相融。梁漱溟先生曾说：“到了社会主义，恐怕就要大家都来讲究孝悌慈和，……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搞好，这是未来社会主义里头的问题。……这个我就谓之‘中国文化复兴’。”开展“乡村儒学”当然要以“和”为一个重要的行动方向。乡村儒学未来可深入探索乡村德治、法治、自治的有机结合，“继续拓展将儒学与农村组织建设相结合的可能。”举一例。2024年9月，曲阜师范大学乡村儒学研究院曾组织专家到青岛城阳区考察调研儒学与基层治理、基层服务相融合的情况。近年来，该区积极贯彻文化“两创”方针，自觉把以“和”为代表的儒学价值理念融入村民（居民）之中。该区以“一堂课”“一节操”“一餐饭”为文化“两创”的抓手和载体，着力追求和谐——一堂文化润心课助推着家庭建设，有利于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一节中医养生操兼顾着强身与修心，有利于促进身心关系的和谐；一餐孝老暖心饭彰显着党组织的关怀，有利于促进干群关系的和谐。同时应特别注意，追求乡村和谐切忌不加调研和论证的盲目作为，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可一刀切、主观化。笔者曾与一位具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交流，表达出拟鼓励并帮助乡村中的大家族去挖掘提炼家风家训，以此作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之亮点举措的想法，但却遭到否定，理由是，在当下乡村过于强化家族观念，很可能会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利于党组织开展基层治理工作。显然，笔者的思考尚属想当然的纸上谈兵，未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三）把握一个“创”字。《大学》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乡村儒学”在传承发展儒学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要与时偕行、守正创新。创新发展、创造转化，既是从事社会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开展文化事业的题中之义。开展“乡村儒学”，有的乡村选择以节庆文化为契机和抓手，不失为一个“方便法门”。不论是人文节日，还是自然节日（节气），都寄托着人们的某种良善情感，节日不失为人之某种情感在特定时间甚至特定空间的集中表达，其在强化人之情感方面可发挥独特功能。有学者指出：“传统节庆及其包含的文化观念，构成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基因，是民族的根与魂，至今仍影响着国人的言行举止。”“传统节庆蕴含的乡土文化源脉是文化记忆的重要空间和时间节点，是乡土文化的物质载体和外在形式。”国家自2018年起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日），便是从政府层面引导人们关注“三农”、热爱乡村和乡土文明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来看，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创新传统节日也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如有的乡村把重阳节打造成“老年节”，村委组织老年人集体过节；还有村庄创新了节日类型，因事制宜设立“忠孝文化节”“邻里节”“家园日”等新节日，受到村民欢迎，值得学习借鉴。

（四）展现一个“美”字。孔子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他对韶乐的评价便是“尽美”“尽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是我们的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传承儒学核心价值理念，既要上墙，更要入心，既要捧在手上、顶在头上，更要放在心上、落实到行动上；基层文化建设，既要展现出环境美，也要呈现出行为美，更要表现为心灵美。这就需要兼顾“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乡村内绿树成荫，花草繁盛，运动广场、健身器材、儿童游乐区等公共设施得到精心规划，车辆停放有序，垃圾分类有效实施，文化景观设置科学合理，如此才能营造出宜居宜业的乡村环境。持续开展志愿服务、邻里互助、文艺汇演、国学讲座等活动，传递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如此方可让村民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有益的精神滋养。从参与乡村治理的角度来看，“乡村儒学”深度融合“硬件”和“软件”建设，同步提升环境美和心灵美，兼顾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无疑将大大加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建设步伐。

（五）延续一个“爱”字。孝老爱亲、尊老爱幼是培树良好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讲究“差等之爱”，由爱家庭到爱家乡，再到爱国家、爱世界，是合乎人情、人性、人伦的一种道德实践逻辑。也可以说，爱国家、爱世界，需从爱家乡、爱亲人开始。在此提出一个观点：亲情的最高境界是持久热情。这就是说，尽管亲情的表现形式是多样多元的，但能够给予亲人持久的关怀和爱护才是最值得我们期待和赞许的举动，如此情感或许平淡无奇却爱意绵绵，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不乏这般亲情，儒家伦理也以此为最基本的呈现形式。“乡村儒学”一项重要使命便是聚力颂扬并传承这样的亲情，把“父子有亲”这一核心人伦原则守护好、传承好。还需意识到，新时代乡村家庭建设，除继续倡行中华传统家庭美德之外，还可扩展为一种“家园建设”，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经营好家庭这个“小家园”，也要建设好乡村这个“中家园”，还要建设好作为“大家园”的国家和世界。“乡村儒学”是一项发现“爱”、保存“爱”、延续“爱”的神圣事业，对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至关重要，可深度参与到“爱”的事业中去。有的旧村改造进展得比较好的乡村，依托党组织建立了乡村记忆馆，集中收藏传统乡村生产生活中的各种老物件，让乡愁得以慰藉，让回忆得以保留，让爱乡之情得以延续。如，若干年前，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派驻德州市夏津县新盛店镇拐尔庄村第一书记，发挥独特帮扶优势，调动当地资源力量，在该村创办公益文化品牌“孔子学堂”，建立乡村记忆馆，得到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五、结语

本文在拙作《论乡村儒学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基础上，围绕“乡村儒学”概念本身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全文分为学理阐发与应用对策两部分。其中，第一、二、三部分都属于学理阐发，第一部分为学术史回顾（或学术综述），第二部分重点讨论“乡村”和“农村”的区别及“乡村”和“儒学”结合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第三部分为“乡村儒学”的层次论（或境界论）；第四部分属于应用对策（或实践走向），把未来开展“乡村儒学”的着力点归纳为“德”“和”“创”“美”“爱”五个字。

但我们也需要正视“乡村儒学”在理论和实践发展上所存在的不足。在学理阐发方面，目前学界对儒学时代价值与当代乡村振兴的关系、儒学传承与中央及地方乡村政策的关系等方面的探讨还不足，相关文章偏少，相关论述还不够深刻，有待持续加强，毕竟“不入主流，难成一流”，在当下由制度和政策主导的乡村振兴进程中，“乡村儒学”事业不可能脱离国家相关政策和制度而独立开展；在实践发展方面，目前还存在义工队伍不健全、宣传推广与交流合作平台影响力偏弱、跨界合作力度不大、经费紧张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有待广大学者在坐足“冷板凳”、深入思考、全面记录之后，走出书斋，参与协调整合各方优质资源，做好人财物调配方面的顶层设计，扎扎实实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概而言之，新时代的“乡村儒学”绝不仅仅是一套理论学说，也不仅仅是一场义理辩解，而更应当是一种活泼泼的文化实验、道德实践和社会革新活动。在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搞清楚“乡村儒学”的实然之举和应然之义，在此基础上边记录边实践，边总结边谋划，不仅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还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不仅有利于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还可大大促进当下社会全方位的高质量发展。放眼未来，“乡村儒学”事业大有可为，值得长期关注与参与。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