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复兴的时代背景、属性及其意义

作者：蔡先金

来源：《孔子研究》2025年第6期

摘要:当下古典学复兴有其时代背景，既有世界的大时代，也有中国的新时代，可谓在这双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复兴表现出东方、大陆、人格、大同、结合等一系列属性，区别于西方型、海洋型、神格型、物格型、殖民型、泥古型、消解型等诸型古典学；复兴充分体现出其学科、文化基因传承、原初观念资本、打开未来之门、原本话语体系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古典学复兴时代背景属性意义

作者简介:蔡先金，历史学博士，教授，尼山世界儒学中心荀子研究中心主任，曲阜师范大学“古典学讲习会”会士。

古典学是对古典文明的整体研究，但重在关注古典期的经典。中国古典期的经典是古典期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中国古典精神从古代一直延续到现在，还会延续到未来；从中土延展到东亚，以至于延展到全世界。中华民族如同世界上其他兄弟民族一样，视其先祖创造出的古典遗产如同神圣的殿宇，供奉着一系列高尚的心灵，展现着众多理性思维的硕果，并“带着感激的心情，很乐意地把曾经增进他们生活的东西和他们在自然和心灵的深处所赢得的东西保存起来”[1]，发扬光大，以便惠泽社会及个体的生存与发展。当下，整个世界处于一个百年未有之大时代，中国处于一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新时代，古典学复兴是时代的召唤，是大势所趋，也是历史的必然，如何正确认识这次古典学复兴，确实需要做出深入的思考和必要的判断。

一、当下古典学复兴之时代背景

当下古典学复兴是时代的产物，必将体现这个时代的精神，正如学界流传的一句话，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走出他的皮肤。古典学为何在此时兴盛呢？当然是由时代背景决定的。只有充分而准确地把握住时代脉搏，才能认清这次古典学复兴的逻辑基础及其发展走向。我们现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为何这个时代能够催生古典学复兴？实质上，当下古典学复兴的时代背景，既有世界的大时代，也有中国的新时代。古典学复兴是在这双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现主要考察世界的大时代特征。

从整个世界来看，这是一个以“后”为特征的时代，每个“后”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都代表一次重要的转折。从瘟疫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后疫情时代”。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瘟疫大流行后，都会产生巨大而复杂的社会演变。如14世纪黑死病大流行之后，整个欧洲的社会结构、经济模式、政治格局都发生巨大变革，而且引发具有巨大历史影响力的文艺复兴运动，促使整个欧洲社会从神学转向人文主义。在经历三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后，当下又一次处于典型的“后疫情时代”。从知识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后知识社会时代”。在知识迅速传播的网络时代，知识的获取已经平权化，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络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同时海量的信息与知识相互混淆，充斥各处，又由于算法与算力营造出一个个“信息茧房”，从而淹没个体的主体性，所以知识的有效性受到质疑，于是从原先的知识社会转向“后知识社会”。从现代化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后现代社会时代”。后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包括消费主义主导、多元差异共存、反本质主义以及对现代性元叙事的质疑。后现代主义文化又有其独特的反传统与解构性、多元化与包容性、碎片化与非线性、自我指涉与反思性、模拟与复制、跨学科与跨界合作、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模糊等表征。从工业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后工业时代”。其核心特征包括经济结构转向服务业主导、职业分布凸显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崛起、技术控制与智能技术广泛运用以及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从工作角度来说，这也是一个“后工作时代”[2]。在人工智能技术背后存在隐形劳动力关系，而劳动者处于既非就业也非失业的中间状态。环视当下整个世界，人们就会发现这个时代是上个旧的时代的落幕期，又是下个新的时代的启幕期。总之，这是一个向着新时期过渡的大时代。这个大时代是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也是需要思想的时代，古典学复兴恰逢其时，也恰逢其势，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既能够提供孕育新思想的母体，也能够诞下新思想的婴儿。

“后”时代正在孕育一个新的时代，犹如在母腹中骚动的婴儿，妊娠期会带来惊喜，也会带来阵痛。这个新的时代，重要的标志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每一次新的时代都会碾压旧的时代，农业时代无情地取代采集游牧时代，工业时代也毫不留情地摧毁农业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取代工业时代同样也不会那么温情脉脉，所以现在的时代精神就是以“后”为特征的精神，表现在现实世界就是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原有的规则与秩序正处于破坏与重建过程中，一切又似乎都在解构与建构过程中、在毁灭与重生过程中，按照狄更斯的话说，那就是：“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3]无怪乎2025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将熊彼特“创造性颠覆”（Creative Destruction）思想引入现代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这个时候，人们就需要到古典那里去寻找智慧，应对当下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因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人们就真的需要回望来时的路，再去参照古典学所立的方位坐标，寻找下一个光明的节点。这个时候，人们就会发现和充分体会到唯一不变的古典精神，犹如灯塔照亮人们前行的道路。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古典学复兴是时代大业，服务的不仅仅是东方，而是整个世界，旨在为人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消除这个时代的精神饥荒；为人类发展指明道路，防止这个世界迷失方向。古典学应界识大势，守初心，担使命；文明互鉴，守正立新。正如曾子所说的那样：“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

二、当下古典学复兴之属性

当下古典学复兴，不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人类社会出现历史拐点的时候，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去复兴古典学，到古典学那里去寻找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点；只要人类社会无视古典学存在之后，也同样会去复兴古典学，再次自觉地回望与守护古典精神。这就像一个游子远离故土时间久了之后，就会油然生起思乡之情，自然产生去回归故乡的那份念想，期望再次回到故乡的怀抱，并为下一次远行提供不竭的精神资源！当下古典学复兴表现出自身内生的属性及其特质，而非外界强加的。

（一）当下古典学复兴的东方属性

当下古典学复兴具有东方属性，是东方古典学的复兴，而不是西方古典学的复兴。古典学概念虽然来自西方，但是并不仅仅指向西方，还有东方古典学。也就是说，古典学不是西方的专利，东方也有自己的古典学。当下正是东方古典学复兴期，当代德国政治思想家施密特谈到现在中国时感叹道：“这个古老文化忽然间充满活力，充满力量，这是一个谜。”[5]其实这不是一个“谜”，这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一种状态。21世纪初，就有人提出中国将可能引发人类的第二次文艺复兴的说法。第一次文艺复兴是回到古希腊传统，其成果是将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充分肯定人的感性存在。第二次文艺复兴将回到中国古典传统，其成果是将人从机器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丰足的人性与温暖的人情。[6]早在20世纪初，西方人就希望能够将东方古典学知识与精神馈赠给西方。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曾记述道，当其谈到中国古典学时，法国大哲学家蒲陀罗（柏格森之师）对梁启超说：“你们中国，着实可爱可敬，我们祖宗裹块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不知已出了几多哲人了。……我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分家当才好。”梁启超同众人再次谈起中国古典学，在座西方人都跳起来说道：“你们家里有这些宝贝，却藏起来不分点给我们，真是对不起人啊！”面对当时一战后欧洲的破落情景，梁启超当时就感到“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叹道：“近来西洋学者，许多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7]也就是说，早在20世纪初，西方学者就在呼吁东方古典学，应该像西方“启蒙运动”时期那样再次出现“东学西渐”现象。现在，时机终于成熟了，东方古典学进入了复兴期，既没有辜负我们的祖先，也可以满足世界的愿望。西方古典学主要局限于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经典及其古文明的研究，历史上曾经有过复兴，就是那场著名的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者把拉丁语作为主要语言，并模仿古典文献创作；当然17—18世纪也是西方古典学发展的重要阶段，西方政治和文化诸多领域都打上了深深的古典烙印。

东方古典学复兴，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古典学复兴，破除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禁锢，也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打消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虚妄，也破除了“文化虚无主义”的迷雾。历史发展进程推进到今天，我们应当对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现实问题予以关注，不能囿于西方古典学体系，即不能“耕了西方地，荒了中国田”。东方古典学更应该给世界提供适应时代需要的东方智慧，解决这个大时代的问题。

（二）当下古典学复兴的大陆属性

当下古典学复兴具有大陆属性，是大陆型古典学的复兴，而不是海洋型古典学的复兴。世界文明可以分为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大陆文明的出现显然早于海洋文明，但海洋文明后来者一度居上。大陆文明应该是一种基础文明，因为人是陆地动物，而非海洋动物，总归要在陆地栖息。所以，海德格尔十分崇尚荷尔德林的那句诗：“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上。”[8]大陆文明依托肥沃的平原的土地资源，催生精耕细作的农业范式，由此产生农业文化与农业文明。大陆文明孕育的大陆型古典学，注重“安土重迁”，而不是拓殖与扩张；厚重典雅，讲究社会伦理与生态伦理，更强调稳定、秩序和集体主义，追求社会和谐与天下秩序。海洋是围绕陆地的存在，人类就是生活在陆地这个“世界岛”上的，海洋仅仅是陆地资源的延伸而已。海洋文明以海洋为生成背景，是大陆文明的次生文明，以商业贸易为核心；航海的不确定性又催生风险意识，所以崇尚冒险与开拓，更具有扩张性。海洋文明孕育的海洋型古典学，具有文化多元性，注重功利主义，容忍多种文化共存竞争，促进个性发展，因征服海洋而又富有挑战性。

大陆具有相对稳定性，海洋则显示出危险的波动性。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在后知识社会时代，重要的应该是“仁者”，而非仅仅是“智者”，所以，整个世界应在“智”的基础上归于“仁”，成为一个“仁”的世界，这是大陆型古典学复兴之主旨。

（三）当下古典学复兴的人格属性

当下古典学复兴具有人格属性，是人格型古典学复兴，而不是神格型古典学复兴，也不是物格型古典学复兴。人格型古典学重在以人为本，一切从人出发，以构建和谐社会为旨归，倡导仁政，强调以仁为本，体现道德关怀与对人的尊重，正如孟子所言“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强调以民为贵，突出人民在国家中的根本地位，亦如孟子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强调以人为尊，主张尊重人的尊严与价值，反对神权或物本主义，恰如荀子所言“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表现在现代发展中就是强调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包括在发展目的上一切为了人民，在发展动力上一切依靠人民，在公平分配上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神格型古典学则一切从神道出发，产生“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9]；人只能作为神的奴仆，一切受到神的支配，结果可能导致宗教对抗或战争。物格型古典学则围绕人之外在之物展开，容易产生“拜物教”，就像一种“物品迷信”，导致商品成为盲目崇拜的“神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扭曲为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商品似乎具有支配人命运的魔力；产生各色各样的异化现象，如使劳动者异化为商品生产的附庸；人不再是目的，而只是被作为工具看待，这是对人自身一种极大的戕害。

人格型古典学常常围绕伦理关系展开，十分讲究人伦关系，让人们择善明用，明白所处的位置，按照规矩规范行事；在天人关系上，提倡“天人合一”，与“天人之分”相对立，强调人的存在与自然存在的统一性，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当下社会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生态伦理危机和科技伦理危机。如今气候变化就是人类不遵守生态伦理所致，破坏与污染环境的行为引发人类的生存灾难；随着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一旦科技伦理出现问题，带来的可能就是技术的反噬甚或人类的自我毁灭。所以，我们应该从人格型古典学中寻找处理好生态伦理与科技伦理的智慧。

（四）当下古典学复兴的大同属性

当下古典学复兴具有大同属性，是大同型古典学复兴，而不是殖民型古典学复兴。大同型古典学强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讲究“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倡导天下一家亲，主张“亲仁善邻”“以和为贵”“和谐万邦”；贵在“和而不同”，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贵贱之分；在为人处世与社会治理体系上，充分体现于“三纲”和“八目”，即“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勾画出天下太平的一派景象，正如李卓吾所言：“三纲领处，鸳鸯画出；八条目处，金针度人也。”（《四书评》）殖民型古典学则强调本位利益和局部利益，采用文化压制、种族歧视等手段，贬低原住民文化，宣扬种族优越论，追求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强调文明冲突论，信奉零和博弈，而且又常常为自己制造出一堆像“修昔底德陷阱”那样的所谓“陷阱”理论。

面对当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大同型古典学具有天下情怀，以天下为己任，从人类社会整体出发，也从人性的高度看待天下，不仅仅对中华民族自身具有现实意义，对人类和谐共生及全球治理也具有普遍意义；关注天下，以天下为一家，对于纷乱复杂、战争不断的人世间，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李泽厚曾认为：“注重现实生活、历史经验的中国深层文化特色，在缓和解决全球化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在调停执着于一神教义的各宗教、文化的对抗和冲突中，也许能起某种积极的作用。……与亨廷顿所说相反，中国文明也许能担任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冲突中的调停者。”[10]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大同型古典学一脉相承，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中“天下观”和“和”的文化精髓，追求不同国家间形成共建美好的最大公约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观同样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旨在凝聚全球各国人民的价值共识，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五）当下古典学复兴的结合属性

当下古典学复兴具有结合属性，是结合型古典学复兴，而不是简单的泥古型古典学复兴，更不是消解型古典学复兴。结合型古典学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中国立场，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协调；坚持有扬弃的继承和古为今用、以古鉴今，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守正创新、推陈出新，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结合型古典学还要与现代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化交流互鉴，广泛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尊重不同国家和人民的不同信仰，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结合，蕴含着彼此契合，而不是牵强附会；意味着相互成就，而不是相互毁坏。结合，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创造新思想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才是最终目的。泥古型古典学则是注重对经典文本的机械复刻而非创新，总是发出“人心不古”一类陈词滥调式的抱怨。这种文化复古主义，不论青红皂白，全盘肯定传统文化，故步自封，泥古不化，一切从守旧出发，是一种退步论消解型古典学不仅质疑经典，怀疑历史的真实性，甚至否定历史事实和进程，否定传统。这种历史虚无主义，体现为对本土历史传统的否定与消解，削弱国人的精神动力。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结合型古典学就是要基于中国立场，展现出全新的中国思想、中国方法和中国气派，是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它是打开理解新时代中国之门的一把钥匙，是观察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双慧眼，是读懂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方法。它是21世纪引领未来的中国新的‘文’治之道”[11]。结合型古典学就是要以新的文化使命与守正创新的正气与锐气，使历史与现实交汇，使文明之间相互对话，真正解决当今时代人类共同的文化问题，在塑造人类未来命运的期冀中铸就共同文化根基。

当下古典学复兴拥有的这些深刻而又高尚的属性，既是这次古典学复兴运动的内生特质，又是推动这次古典学复兴的内在动力。在历史的长河中，东方古典学一直愿意奉献出自己的古典瑰宝，馈赠给整个人类世界，以便世界上的各民族分享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此一来，既能引导无数忙碌于应付现实琐屑事务的心灵进入高尚的内心生活和纯洁的精神活动，又能促进整个人类社会行驶在正确的运行轨道上，防止意外脱轨而落入毁灭的境遇，还能有助于社会和个体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当下的古典学复兴，就是要让中国古典精神焕发出时代的活力，犹如华夏优秀传统一样，“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12]。当下古典学复兴所具有的这些属性，出于满足世界变化的现实的需要，也在世界变局中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历史之问。

三、当下古典学复兴之意义

我们当下为何要回溯到古典时代那里去？为何要守护古典的思想和精神？为何要同古典时代进行跨越上千年的对话？在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们都在期望世界变得越来越好的情境下，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在这样一个讲究实际功效、一切依靠绩优考核的当下，更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

（一）古典学可以发挥自身学科优势促进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

从知识角度来看，现代社会都是依靠不同学科而生存与发展的，离开了学科，这个世界可能会返回到遥远的过去。古典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崭新的学科；说古，可以古到世界上没有任何学科可敢与其比长幼；说新，可以新到伴随人类社会直到永远；真可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可配做“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古典学这门学科是一门元学科，分化衍生出大量的后来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可以支撑很多应用型学科；是一门特殊学科，可以为当下的世界提供不朽的智慧源泉。这一古典学科复兴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可以发挥其学科性的作用。所以，古典学必须成为代代接续的学问，值得不断地讲习与研学。

（二）古典学可以起到传承文化基因的作用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看，人类是文化的产物，即人类之所以能从动物界中分离出来，主要还是由文化基因决定的，这就是人类身份的文化认定，否则就回答不了何为人类这个问题。族群同样如此，不同的族群具有不同的文化基因传承，文化基因一旦改变了，族群的属性就会随之发生变化。比如我们常说华夏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指的就是华夏文化基因没有变。顾炎武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的就是要保护和接续文化基因，而非国家与政府。在现实世界中，文化基因不同，社会发展局面就几乎完全不一样。[13]古典学已融入当下的传统，人们只是日用而不知而已，也就是说，我们没有须臾离开过传统与古典。所以，接续古典学是必须的，也应该是一种责任与义务。

（三）古典学是初始的观念资本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除了观念是资本之外，其余都是资金。什么是资本？资本就是指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财富。既然古典学能够提供“黄金观念”，那么我们在思想领域就不应该“端着金饭碗要饭”。古典学就是勘探、挖掘、精炼古典这一金矿，正如拉封丹在《农夫和他的孩子们》这首寓言诗中写道：“千万不要把祖先留给我们的产业卖掉，因为财富蕴藏其中。”[14]古典学就是这样一种家产、一座富矿，不能让“子孙视之不甚惜”。德国文化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认为：“既往是当今的明镜，而当今则是燃烧既往的木柴堆。二者相加，经过诠释，便为正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打开了认识的途径。”[15]人类的知识是积累起来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抽掉最初的知识基础。所以，接续古典学是必须的，也应该在初始观念资本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多的观念财富，馈赠给这个世界。

（四）古典学是打开未来之门的一把“金钥匙”

古典学起缘于古典时期，可以为人类不断打开未来之门。从未来学来看，世界处于一个巨大的变动期，一个工业时代即将结束，又一个新的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人类将面对未来的种种挑战，要消除未来危机与困境以及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就需要到祖先那里寻找智慧，再也不能重蹈人类最大的教训——不汲取曾经的教训的陷阱。古典学是人类向和平与发展、公平与正义、自由与民主迈进的通行证，可以为人类提供生存的理由与依据，可以为人类提供解决问题的“芝麻，开门”般的秘诀。所以，接续古典学是必须的，既可以为现实世界提供解决时代问题的方法，也可以为未知的未来打开通向远方的通道。

（五）古典学可以提供一套出自原本的话语体系

古典学并不是属于远古的学问，而是属于当下的学问。我们除了生活在一个物质世界之外，还生活在一个语言世界；物质世界本身没有权力之分，而语言世界却有话语权之说。一个民族一旦失掉自己的话语体系，就可能出现文化殖民现象，也就失掉了所谓文化自信。话语体系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巧实力的集中体现，蕴含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密码和价值取向。古典学提供的出自原本的话语体系，可利于思想整合和知识建构，然后形成自主话语体系。在自主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古典学复兴既要不忘本来，又要吸收外来，更要面向未来，这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过程中应有的文化自觉，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结果。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文化复兴，而且长时段来看人类历史上凡是复兴期带来的都是发展与繁荣，而当下古典学复兴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一项伟大事业。所以，接续古典学是必须的，既可以对内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又可以对外通过跨文化表述提升国际话语权。

唐代张说言：“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16]古典学的价值与意义，历史已反复证明，甚至是不证自明。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除了局部“风景独好”之外，一种幻灭感似乎在世界蔓延，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产生的种种希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应该怎样接续古典学，这里不存在值得与不值得的问题，更不应存在妄自菲薄与数典忘祖的问题，而是只有如何接续好的问题。唯有把握古典文化的精神特质，“让古典精神朗现，才可能重建古典学术与古典精神的内在关联，让古典精神重新生机勃勃，而这才是古典学的精神使命”[17]。

注释
[1]（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9页。
[2]参见[英]菲尔·琼斯：《后工作时代》，陈广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
[3][英]狄更斯：《双城记》，宋兆霖译，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4][德]卡·马克思：《集权问题本身以及有关1842年5月17日星期二〈莱茵报〉第137号附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9-290页。
[5]新华社“第二个结合”课题组：《改变中国的“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北京：新华出版社，2023年，第1页。
[6]参见[美]艾·里斯、杰克·特劳特：《定位：有史以来对美国营销影响最大的观念》，谢伟山、苑爱冬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XXVII页。
[7]梁启超：《梁启超游记：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46-47页。
[8][德]M.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188页。
[9][德]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
[10]李泽厚：《文明的调停者--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化定位》，《大学学术演讲录》丛书编委会编：《大学演讲录：2023年A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页。
[11]新华社“第二个结合”课题组：《改变中国的“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第1页。
[12][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第8页。
[13]参见[美]戴维、[美]兰德斯：《文化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美]塞缪尔·亨廷顿、[美]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47-51页。
[14]《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报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9-20页。
[15][德]阿尔弗雷德·韦伯：《文化的世界史：一种文化社会学阐释》，姚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3页。
[16]（清）董浩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45页。
[17]张巍：《古典的别择》，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