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与汉制”汉代经学工作坊（第三期）

来源：“經學評論”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冬月初七日己巳

           耶稣2025年12月26日

2025年12月20日，由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孔子研究院中西古典学研究中心、中华孔子学会经学研究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经学与汉制”汉代经学工作坊（第三期）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孔子研究院等共计二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四十余名学者参加会议。

开幕式及主旨发言在12月20日上午9时进行。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中西古典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任吴飞教授主持开幕式。

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孟庆楠老师在开幕致辞中首先对各位与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孟庆楠老师指出，在经学的主题下，有越来越多的不同学科的学者做出了研究成果，他们共同推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经学这一名目在现代学术谱系里被拆分在了不同专业中，不同学科的学者对经学的研究重点也各不相同。但在传统学术中，经学是具有根基性意义的，学者们在当下的研究中，也应当探究经学的这种根基性意义。

中华孔子学会经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陈壁生老师在致辞中表示，不论是在经学研究领域还是中国思想史领域，汉代经学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汉代是中国政治秩序的原点。汉代经学则塑造了汉代政治的特征。汉代经学是中国经学的学术原点，其本身是一个多元的系统，经学史离开汉代经学是无法进行讨论的。近年来，不同领域的学者在包括政治文化、《白虎通》、《春秋繁露》等汉代经学的相关研究领域都有持续推进。最后，陈壁生老师对孔子研究院、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为举办本次经学工作坊会议所付出的努力表示衷心感谢。

孔子研究院院长孔德立老师在致辞中介绍了孔子研究院的发展历程。孔德立老师表示，孔子研究院诞生于改革开放的历程之中，在新的时代将承担更加重大的文化使命。今后，孔子研究院会努力建成世界儒学的研究与交流中心，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后孔德立老师预祝本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开幕致辞后，孔德立老师代表孔子研究院向北京大学哲学系赠予孔子文化奖学术精粹丛书一套。

大会共进行了三场主题报告。主旨发言部分由孔德立老师主持。

北京大学吴国武老师的报告题目是《重审郑玄与荀子的学术关联及礼学异同》。吴老师指出了探究郑荀关系的重要性，围绕郑学与荀学的时空交互、内外变通，从郑荀关系问题的提出及已有重要观点的分析入手，聚焦郑荀之间的学术关联与礼学异同两个重点，重新审视了郑荀关系及其意义。

陈壁生老师的报告题目是《春秋以何作？》。陈老师表示，《春秋》的史源问题，也就是《春秋》以何“作”的问题，关系着对《春秋》性质的理解，意义重大。陈老师梳理了先秦以来对《春秋》史源问题的探讨，并进一步提出，孔子“作”《春秋》，是综合了不同的记述，完全用自己创制的方式去书写。《春秋》每一句经文，都是孔子圣心独断的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林鹄老师的报告题目是《王莽是儒家吗：理论、史实与方法》。林老师指出，《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一书在中国古代史著作中非常罕见，明确借助社会理论来思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而且出发点是现实关怀。对此林老师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不存在脱离了理论视角的纯粹实证研究，研究者应当对自己的预设理论前提有清晰、理性的认识。另外，只有对现实有深刻认识，才可能把握历史的真相。不过，这部书对帕森斯和韦伯理论的把握有不足之处，从而导致了对中国历史的错误判断。

讨论交流阶段，与会学者与三位发言人就主旨发言内容进行探讨。

12月20日中午及下午，两个分会场分别举行了三组分会场报告，共计23位报告人发言。

分会场第一场在12月20日11:20—12:10举行。

第一分会场由北京大学白辉洪老师主持。

同济大学谷继明老师的报告题目是《京房易学文献的若干问题》。谷老师梳理了《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中的易学文献，对《孟氏京房》《京房易传》《周易章句》《京氏易传》的成书年代与性质进行了界定，并探讨了京房灾异文献的若干问题，此外着重讨论了三卷本《京氏易传》的文献问题。

评议人张学谦老师指出，京房易学文献源流是极为复杂的，首先要明确每一种文献时代与京房关系。如果不能解决文献问题，研究就无所依据。张老师赞同谷老师对于京房文献的分别归类，尤其是京房易的辑佚工作。

北京大学张学谦老师的报告题目是《一行〈大衍历议〉所载京房卦气说献疑》。张学谦老师指出，按照唐一行《历议·卦议》所载孟喜、京房卦气说，孟氏以坎、震、离、兑四正卦分主冬、春、夏、秋四季，以四卦二十四爻分主二十四气，余六十卦分主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每卦值六日七分。京氏则将四正卦也纳入到值日的范畴中，分主二分、二至之首。然而这一记述似与《汉书·京房傳》载京房所上三道封事齟齬不合。可以看到，至少在西汉时期，孟、京二氏的卦气说并不存在明显差异。

评议人谷继明老师认同张老师对易学史的深入离析，尤其肯定了张老师发现的景祐本异文的价值，认为将四正卦纳入值日范畴的做法，恐怕是京房后学的做法。

交流讨论环节，张老师和谷老师就八宫卦的起源与在易学中的使用，汉唐经学文献的辑佚问题以及易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交流。

第二分会场由宫志翀老师主持。

北京大学孟庆楠老师进行了名为《人伦的更迭与延续：围绕冠、婚、丧、祭之礼的考察》的报告。孟老师认为，传统礼学对人与人伦秩序的理解，并不是从个体的角度着眼的，而是立足于人伦关系的整体。在这种整体性的思考中，以冠、婚、丧、祭之礼构建出了人伦代际生成发展的时间性序列。冠礼、婚礼标志着新的代际的开始，成人的男女在结合中孕育生成着新的人伦关系。

重庆大学陈绪波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本文抓住了人生脉络这一重要的礼仪线索，问题意识极强，同时也有着整全的视野，对我们理解人伦关系有帮助。

山东大学冯渝杰老师报告题目为《东汉儒道交涉与《孝经》神化》。冯老师指出，东汉中后期，伴随老子的神格化进程与《老子五千言》在修道群体中诵习实践的展开，《孝经》也逐渐被赋予祛邪却病、化贼退兵的神秘功用。正是面向社会大众的儒、道信仰实践，而非佛教诵经的影响，为东汉《孝经》神化提供了具体的语境和路径。

清华大学陈壁生老师认为，本文对东汉中后期《孝经》神化是受道教而非佛教影响的论证极为精彩，并就这一论证提出了问题。

两场报告结束后，与会人就儒家纬书蕴含的文本神化倾向以及佛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经典神化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分会场第二场在12月20日14:00—16:00举行。

第一分会场由李晓璇老师主持。

苏州大学顾迁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汉志·六艺略“乐”类疑义辨证》。顾老师指出，《六艺略》唯“乐”无经，是因为乐本无经。乐乃理想政教象征，无法被完全记录。《六艺略》又录“雅歌诗”与“雅琴”好几篇，呈现了汉代雅乐中徒歌与琴瑟的传承。顾老师认为须谨慎处理《六艺略》与刘歆思想的关系，需要结合历史语境、文本结构研究。

评议人李明真指出，对于班固而言，乐经是一种理想境界，之所以无经，是因为他要保留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性，其历史超越是现实永远无法达到的。

孔子研究院陈松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汉代文质学说浅析》。陈松老师从文明观、知识观等角度梳理了孔子的“文质。“质”指的是内在美德与仁心，“文”则是指礼仪文饰。文质可引申为治国循环，“情—辞”张力，以及真善美的协调。陈老师认为无论是人格、治国理念、文论的核心都是中道。儒家与西方都是强调培养“质”。

评议人吴飞老师围绕汉代的文质论提出了几个问题，一是司马迁和董仲舒的关系，二是淮南子与庄子的关系，三是刘向和刘歆之间的关系，认为这是理解汉代文质学说的关键所在。

岳麓书院石瑊老师的报告题目是《汉代“即天子位”补议》。石瑊老师的论文主要从皇位继承仪式切入，讨论其关乎王朝合法性。围绕西嶋定生提出的“皇帝/天子”二重身份，日本学界产生“即天子位”是否存在的争论，近年国内多认可其存在但解释不一。石老师根据范云飞老师对《续汉书·礼仪志》“大丧”的句读争议出发，吸收其纠正并补议，重论东汉继承礼中“即天子位”的形式与意义。

评议人冯渝杰指出，即天子位和即皇帝位没有明显区分，但在更多材料中，大量皇帝和天子的名号一直在被使用，在向天下宣告过程中，两种称呼差异是否有政治意义的差别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范云飞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唐宋皇帝即位问题的表相与本相》。范云飞老师侧重的是方法论。区分了“表相”与“本相”史实之后，指出“即位”是作为史官对一系列交替仪式的择录，并非固定典礼。“即皇帝位/即天子位”的预设名号对应权利、器物与仪式。要是将名号与仪式解耦，就能清楚仪式如何政治化。古人多依春秋学而非礼学理解“即位”。

评议人王尔老师指出，范老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再停留于传统的即位礼，而是有自己深入独特的考虑。范老师关注的不是通常理解的即位礼，而是不同群体对其相对性的认识。关于即位礼的构成是怎样的，范老师还没给出完整结论，但文章中最精彩的一部分关于即位礼是由胥吏阶层协助完成的。

中国人民大学王尔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两汉之际的“天子”与“皇帝”名号》。王尔老师讨论的是两汉之际的天子与皇帝名号，这在《白虎通》中有鲜明的对立。诸侯多称“天子”，而王莽称“皇帝”。称“天子”强调以宗室继承天命；称“皇帝”突出“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的“帝”义。厘清皇帝号、天子号，才能够认识东汉王朝独特的建国理念，以及皇帝“二重身份”在现实政治中的思想义涵。

评议人范云飞老师指出，文章指出两汉之际很多统治者或起义者称皇帝号或天子号。关于即皇帝位，以东汉刘秀的即位礼为例，是否成其为一种独立的礼仪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二分会场由吴国武老师主持。

重庆大学陈绪波老师报告的题目为《“阴阳鬼神”思想与古代婚礼的伦理建构及文化意涵》。陈老师认为，婚礼中的“阴阳鬼神”思想是早期儒家伦理观念与“阴阳”“鬼神”思想相结合所产生的，先秦儒家通过阴阳、鬼神思想，将婚礼塑造为贯通天地、人伦的神圣仪式。阴阳观为婚姻提供了宇宙论的合法性，鬼神观则赋予其宗法社会的神圣性，强化了婚姻在人类社会中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孟庆楠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本文从婚礼礼仪出发，但不仅限于士昏礼，而是广泛地整合了相关内容，全面呈现了仪式的意义，并对阴阳与鬼神祭祀两条线索都有清晰的表述。

北京大学郜同麟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礼记正义〉对异等异制的推理策略及问题》。郜老师认为，《礼记正义》主要以“三代异制”或“等级差异”来解释、弥合《礼记》各篇之间的矛盾。随后，郜老师详细辨析了以“等级差异”解经的方法，并指出了这种解决矛盾的方式造成的问题。

陈绪波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本文通过细致的文本辨析，分析归纳出了具有指导作用的解经原则。同时，陈老师对这些解经原则的适用范围提出了疑问。

重庆大学冯茜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明堂礼说与汉魏明堂形制复原》。冯茜老师指出，学界对西汉长安明堂、东汉洛阳明堂的形制复原，现有方案存在若干分歧，这些分歧可以通过对汉唐时期的明堂礼说、文献记载以及考古遗址平面的综合分析加以澄清。明堂作为建筑与观念的结合体，将明堂礼说与文献记载、考古遗存结合释证，是复原明堂建筑形制、揭橥其意义的有效途径。

北京大学郜同麟老师认为，明堂历来争议颇大，相关文献材料与考古材料都极难梳理。本文梳理了文献并与考古材料相结合，殊为难得。

杭州师范大学褚叶儿老师的报告题目是《闰月与礼制》。置闰关系到历数的失序与否，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直接影响。然而，尽管闰月在古代历法中承担着调校四时、维系岁序的重要功能，它在礼制中的身份却晦暗不明。这恰恰揭示了古代思想中“天道”与“人道”、“自然运行”与“规范秩序”之间那条并不总是清晰可分，却又需要被反复辨析的界线。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林鹄老师认为，闰月是处于正常与不正常之间的现象，而礼制则是要构建一个稳定的秩序，本文抓住了二者之间的张力。

四场报告结束后，与会人就中西婚礼的不同之处、《礼记正义》解经原则的适用范围、闰月在丧期中的计算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分会场第三场在12月20日16:30—18:30举行。

第一分会场由冯渝杰老师主持。

北京大学李霖老师报告的题目是《重审〈三礼注〉与〈毛诗〉之关系：以〈仪礼注〉为中心》。李老师指出，对于郑玄《三礼注》与《毛诗》之间的关系，“郑玄注《礼》时未见《毛诗》，用三家《诗》注《礼》”的说法几乎成为公论。实际上，此说扭曲了其惟一史源“注《礼记》时未得《毛传》”之原意。郑玄《礼注》有条件参考《毛诗》经、序，《仪礼注》就是最好的证据。

评议人赵培老师指出，对于汉代《诗》学，可能需要跳出汉志三家诗提供的思维定式，讨论比四家《诗》更早的《诗》学系统及其在汉代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培老师报告的题目是《西汉初年（高祖、惠帝、高后时期）的〈诗〉学》。作为四家《诗》的先导，汉初《诗经》学既承先秦以来的发展惯性，又有未进入官学的相对独立性。这一时期既是《诗》学自身的调整期，又是相关学者的学习和成长期，蕴含着汉代《诗》学的多种可能性。

评议人李霖老师对赵培老师不囿于家法框架的讨论表示赞同，提出超越陈乔枞、王先谦既有思路重新梳理汉代《诗》学的期许。

孔子研究院曹景年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从经学考试制度看汉代的五经体系》。曹老师围绕经学考试制度、熹平石经、东汉经学中的“准官学”、举孝廉等问题进行了分享。

评议人冯茜老师指出，曹老师的报告对于思考汉代经学与教育制度的关系有启发意义，并提示曹老师思考学官制度变化背后内在原因的可能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达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天命与父祖的一体两面：“家天下”政体中的“公天下”之道》。“家天下”的政权传递方式并不只有“父死子继”的世袭一种，而是兼有“受命而王”与“继体守文”两种模式。不仅世袭制度中仍存在着“公”的一面，父祖本身所具有的亲亲特质也并不与尊贤、重德等理念相抵触。尤其对于天子、诸侯而言，父祖这一角色同样承载着公共性的内涵。

评议人陈姿桦老师指出，常老师讨论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不过关于三代的“天命转移”，陈老师提出可能存在其他的理解方式。此外也就行文当中的一些论述细节与常老师进行了交流。

中央民族大学李明真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唐代雅乐旋宫的经学背景——以〈周礼·大司乐〉〈礼记·礼运〉为中心》。在开皇乐议中，支持旋宫的郑译、万宝常等人主张以声定律，推排出八十四律、一百四十四律，何妥唯用黄钟一宫的主张获得了胜利。祖孝孙以律定声的十二律旋宫法，使得《大司乐》成为了雅乐乐制的经典依据。与此同时，全新的对于《大司乐》及《礼运》郑注的理解确立下来，成为了此后经学史的主流。

评议人顾迁老师指出，李老师讨论了唐代雅乐与燕乐建构的一个重要问题。顾老师提示了经学以外，从音乐自身角度考虑旋宫的可能性，从经学和乐学两方面出发的思考会使问题讨论更加深入。

第二分会场由石瑊老师主持。

同济大学孙磊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天下的公共性——西汉郊祀礼的政治哲学探析》。孙磊老师从政治哲学的视角考察西汉郊祀礼的义理与实践，认为始于西汉的儒教改革运动是在不同经学学派调和“亲亲”与“尊尊”中进行。通过主张天的神圣性和公共性，西汉郊祀礼在思想上了确立了敬天法祖作为共同体文明构建的基石，在政治上塑造了儒教作为国家宗教的“儒教国家”，由此形成了以伦理和教化主导为特点的礼治文明。

河北大学刘斌老师在评议中指出，郊祀礼背后的政治哲学，是儒学在现代如何进行自我更新的问题。儒教作为弥漫性的宗教和制度性的宗教不同，它涉及到国家宗教和个人信仰之间的边界关系，而尊尊和亲亲也是经学中的核心问题，对此提出两个疑问：第一，尊尊中存在着如宗法、爵位等的不同层次，如何与公共性问题对应？第二，将尊尊与公共性对应，是否意味着亲亲也可以和私私相对应？

重庆大学黄铭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从〈唐律疏议〉对外祖父母的认定论从服母党的规则与变化》。黄铭老师罗列了《仪礼》《礼记》中所有“外祖父母”的服制，通过外祖父母的服术和本质来判断影响其服制的变量中的优先性，试图为《唐律疏议》认定“外祖父母”的条款做一个准确详尽的注释。黄铭老师还从礼制史的角度，分析了《唐律疏议》对经典礼书的变革，其实质是回归“亲亲”原则，这一倾向影响了后世的礼制，如《开元礼》等礼典的相关服制变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林鹄老师在评议中指出，丧服是理解中国人伦的重要体系，唐律疏议和通典中涉及到很多丧服的实例。黄铭老师在丧服学上的功力非常深厚，但自己与其所概括的从服规律的理解不一致，这一点涉及到双方根本上对丧服体系理解的分歧，还有待后续研究深入后再商榷。

中国人民大学宫志翀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孟子〉“使之一本”解义》。宫志翀老师分别从“使之一本”的语法结构、论争语境和思想背景三个层面逐步深入，重新阐发《孟子》“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之二本故也”的意涵。“一本”“二本”不应简单解释为一个本源或一个父母来理解，而是理解为对“报本反始”概念的创造性重述，“一本”刻画的情感是人感受到自身和父母的关联，如果这种情感不能保持专注一贯就是“二本”。朱子的解释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

暨南大学李元骏老师在评议中指出，“一本”从人情谈起而不是假定有一个实体本源，这种自下而上的把握是与我们对孟子的理解一贯的。另外还有两个疑问：第一，泛爱众不等于千万本，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推扩的？第二，与本对应的是末，父母对于我是不可替代的，但是我们作为末的不可替代性是什么？

河北大学刘斌老师报告的题目是《郑玄祀天礼与天下秩序重建》。刘斌老师认为，天下秩序是汉代经学的核心议题之一，祀天礼作为沟通天人的关键礼仪，是体现天下秩序的重要载体。郑玄以经纬传记为依据，重建圜丘礼、南郊礼以及明堂礼，其确立的祀天礼是一个体大思精的系统，将六天帝说、圣王谱系、感生受命说、三统五德说、文质相变说等皆容纳其中，成为一幅整全的展现天道与人伦贯通的天下秩序图景。

同济大学孙磊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刘斌老师通过制表清楚呈现了祀天礼和圣王谱系说、三统五德说的结合，其中核心涉及到的，一是与以祖配天相关的政治哲学问题，二是与三五辗转相关的历史哲学问题，但是很多地方还没有展开阐述。另外还有两个疑问：第一，如果昊天上帝是不流转的，没有文质之变，这和气化宇宙论是否是矛盾的？第二，郑玄经学中的感生受命说是如何重构中国政治中的天下秩序的？

中央民族大学高隽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历运、灾厄与更始——翼奉“五际”说与汉代再受命思潮及礼制复古运动》。高隽老师认为，翼奉“五际”说是“灾厄论”的首个理论雏形，有别于以天人感应的“天谴论”为基础的经学灾异论主流范式，“灾厄论”强调灾异的发生源自天道的周期性循环运动，与人君之德没有必然联系。该理论登场的直接原因是元帝初年密集发生的灾异，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与宣元之际由“霸王道杂之”向“纯任德教”转化的政局有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晓璇老师在评议中指出，高隽老师通过辨析两种灾异论的区别，提出翼奉“五际”说背后有对政治局面的制度性考量，即无法通过人君励精图治只能通过制度性调整。这一点突破了以往认为西汉后期的复古改制与董仲舒的儒家倾向是不同面向的这一成说。另外还有两个疑问：第一，文章内容中涉及的对宣、元帝时期政治格局的判断，是否未能充分说明宣帝对外戚与儒生两大集团的政治权重？第二，用“五际”说来证成迁都改制以实现“再受命”，其中改正朔和易服色这些活动是怎么和礼制复古运动的逻辑结合起来的？

讨论交流环节，几位报告人对评议人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应。

分会场第四场在12月21日上午9时至11时举行。

第一分会场由张学谦老师主持。

北京大学白辉洪老师报告的题目是《论“费氏古文易学”的建构性》。白老师指出，范晔将费直易学与古文联系，对后世影响深远。实则费直易并非古文，也不涉及东汉古文易学；东汉古文易的特征在于归本经而博取众家，与今文易学并无很大间隔。十翼解易也并不意味着归费氏所有，今文易学的来源是先秦传统。所谓费氏古文易学其实是在今古文学、象数义理分化中被建构的产物。

评议人东北师范大学张照老师指出，白老师讨论的是易学的关键问题：易学上的今古文分解在什么地方。张照老师大体上赞同白老师的意见，与白老师讨论了关于论证细节上的问题。

暨南大学李元骏老师报告的题目是《父子与阴阳》。李老师指出，《说卦传》使易学以乾生阳卦对应父子之伦的传统，汉末郑玄、虞翻以震体解释“守宗庙”、“祭祖祢”、“继世”，凸显子对父的须待。其阴阳之义从汉至宋由“子弑父”转向“相继如父子”。这种解释早见《易传》《京氏易传》《乾凿度》，依附阴阳说夫妇、君臣通例。

评议人白辉洪就父子、君臣、夫妻的可比拟性以及比拟的限度问题与李老师进行了讨论。

东北师范大学张照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孟子〉“天吏”观念》。张老师指出，《孟子》中“天吏”仅仅出现了两次：一在《公孙丑上》，用来申明“仁者无敌”，服务“王霸之辨”；一在《公孙丑下》，贴合周室衰微、诸侯争霸的现实，引发对齐国君臣劝诫的后世争论。“为天吏则可以伐之”既解释齐人伐燕的败局，更根本确认了汤武革命的正当性。

评议人中国人民大学宫志翀老师指出，经学在古代起到了类似政治哲学的作用，但把它说成明晰的理论是一个难题。天地天爵是对天命天子的传统结构在战国时期的论证展开。天吏和天爵实际上就是对于拥有天命者的新解说，张老师的判断是很准确的。

孔子研究院冯斌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从阳德阴刑到阳经阴权：董仲舒对黄老道家的继承与阐释》。冯老师指出，黄老以“阳德阴刑”将自然之道转化为治理术，试图在宇宙论上调和德治与刑罚并主张平衡互补，但因未立主次而无法确立价值统摄地位的问题，导致德、刑的实践逐渐分离。董仲舒引入“经权”确立阴阳主次、常变，确立“德主刑辅”的原则，奠定儒家宇宙论根基。

评议人杭州师范大学褚叶儿老师指出，冯老师的文章很有解释力和推进力，董仲舒的结构究竟解决的是德和行的协调，还是在德和行发生张力的时候，谁拥有一个最高的解释权？黄老是把握了阴阳的运行规律，从自然法则去理解，董仲舒是从阴阳整个流行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天道的仁爱。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明学院何仍端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事功辩证法——宋明道学的今古文虚案》。何老师以《孟子》“事功论”重构经学的视野：既融入朱子道统叙述，又在功夫论兴起下引发“逆转道统”的可能，并以“事功算法”量化诸圣，牵动文庙议祀与明代讲学。阳明以外王压内圣、又抬升颜子，导致孔子形象摇摆，催生“事功辩证法”。近世章太炎重塑古文旧案，反映明清“政教”与“功夫”张力的延续。

评议人北京大学吴国武老师指出，我们需要有何老师这种整体视角去看待具体的问题。何老师立足于事功，对题目中的“辩证法”一词进行了解释，指向内部的此消彼长和外部的冲突，这种说法很动态地看待了明代学术的问题。有关事功的问题在宋明经学和理学中都是很大的问题。随后吴老师与何老师就海外汉学与经学研究的关系进行了交流。

第二分会场由顾迁老师主持。

中国政法大学郜喆老师报告的题目是《“象刑”解：一种“公天下”时代的刑罚》。郜喆老师在文明史观的意义层面上考察了《尧典》中“象以典刑”被建构和逐渐消失的过程。象刑的正当性源于君主与民众共享的道德共识，是“公天下”时代以公共德性为根基的刑罚形态。而在“家天下”的时代中，肉刑取代象刑以维系刑罚的威慑与公共性。《周礼》“圜土”则宣告了“象刑”在经典解释与政治实践中的双重终结。

评议人华南师范大学雷天籁老师指出，象刑通过在社会共同体中表现出差异性达成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性死亡，是一种公天下时代的刑罚。对这个模式存在两个疑问：第一，象刑是否已经终结，还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后世的一些制度中？比如处罚对象有官职需要先开除公职。第二，贾公彦在《仪礼·丧服》疏中也提到，服丧期限是对内心哀情的矫伪，其中是否也存在一种从公天下向家天下退化的意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禹彤老师报告的题目是《论汉制“阳儒阴法”解释传统的形成》。刘禹彤老师从清儒宋恕的“阳儒阴法”说入手，系统阐述了目前学界关于“阳儒阴法”讨论的实然、实不然、应然和应不然四种主要观点，并进一步溯源到宋人对汉唐以降“治出于二”的批判。通过反思汉制“霸王道杂之”的实际意义，指出“阳儒阴法”这一理论框架必须结合不同时代提出的历史背景进行阐释。

评议人重庆大学黄铭老师指出，相比于传统儒家和法家学者对“阳儒阴法”这一理论各执一词的讨论，刘禹彤老师的文章客观论述了“阳儒阴法”的思想框架是如何形成的，其中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有一个规范的问题是，既然“阳儒阴法”是危机意识的产物，就演变成一个诠释学的问题，那么这种二分在现代国家的语境下应当如何安置？

同济大学陈姿桦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儒家相见礼中的身份伦理》。陈姿桦老师从身份伦理的角度来看待儒家相见礼，指出相见礼主要通过“介绍”“辞命”“礼物”等仪节，建构和确认主宾之间的身份关系和伦理义务；通过“贽以比德”的方式，将不同爵位者的德性要求进一步伦理化、具象化。因此，儒家相见礼不仅指一般意义上的人际交往，更包含对君臣之间身份伦理的确认与规范。民国时期重新规定官吏相见之礼，以力求简捷为务，儒家相见礼揖让周旋背后“慎交而无亵”的礼义已不复存在了。

评议人许方毅指出，陈姿桦老师对“贽”背后的德性进行了具体分析，并且指出平级之间的社会交往与君臣的政治结构之间存在关联性，这是“贽见”在后世很难继续推进的原因之一。有一个待引申的问题是，《仪礼》中郑注是把士相见礼与两国之间的聘问放在一个维度上理解的，背后不仅是人际间的社会交往，更重要的是“臣见之”的这种心态。古代以此见所有人是一种自尊自重的态度，可以解释为什么只有国君“受之”，其他人都要“还之”，最后对古今之间的判断是士相见礼在现代日常生活中可能仍然存在。

华南师范大学雷天籁老师报告的题目是《观势：贾谊的封建郡县论》。雷天籁老师指出以往理解贾谊“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时往往强调前半句中的德治，而忽视了后半句对“势”的判断。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论，实际是对周、秦二者的折衷，通过在诸侯中推行大夫的分家模式，使能够自下而上重建礼仪风俗。因此封建与郡县之辨中的“封建”并非固定制度，而是一种因应历史情势、追求整合调和的治理原理。

评议人刘禹彤指出，雷天籁老师对封建和郡县问题的再梳理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两者的内涵有许多相互交叉的地方，很难在形式上完全对立。有两点疑问分别是：第一，与秦朝的分家不同，贾谊的分化诸侯更像自上而下的视角，如何说他将家庭放在第一位？第二，改革对诸侯的伤害是否通过另一种方式转嫁到小家庭身上，怎么消解天下和百姓之间的张力？

孔子研究院李翠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春秋〉议政：汉末党争中的经典诠释与何郑之争》。李翠老师在党锢之祸这个特定的背景下考察春秋学的诠释范式，指出汉末党争通过理论奠基、实践激化和身份认同的这一链条促成春秋学从侧重于现实政治的话语工具转变为学理化的体系。在此政治实践空间被压缩的背景下，何休以其体系构建，郑玄以其博通驳议，共同将经学讨论提升到新的高度。

评议人清华大学贝承熙博士指出，李翠老师的思路类似于吉川忠夫的《六朝精神史研究》，认为是党锢让何休等从向外的政治追求转向向内的精神追求，但是更具体到何休的三阙如何是博弈的延续。另外有三点疑问：第一，文章第一和第二部分中左传和公羊传义理在东汉末年的政治实践中的用途并没有明显区别，何休是否缺乏反驳左传的逻辑？第二，从何休的三阙文本中很难看出其现实关怀，论证缺乏三阙文本内部的证据？第三，如何定位三阙在何休经学中的定位，是否是呈现其公羊解诂的主要文本？

在各分论坛结束后，会议闭幕式于12月21日11:30—11:50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2号楼B112室举行。闭幕式由中华孔子学会经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陈壁生主持。

吴飞老师在闭幕式致辞中指出，在本次会议中，学者们的讨论和对话极为热烈，特别是在丧服学、易学、皇帝即位礼等不同领域都产生了许多思想碰撞，这对于作为专门之学的经学研究来说殊为难得，它反映出当代中国经学学术研究共同体的生机与活力。吴老师也对经学研究应当如何在文科衰退的世界大背景下进一步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期望。

吴国武老师指出，二十年来，中国大陆的经学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当代的经学还有待于进一步形成现代学术形态，这就需要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努力建设一套学术规范。此外经学研究者应当以经学为方法，以经学为理论，努力推动经学进入世界学术话语体系。

至此，经过两天的研讨，八个分会场共计三十余篇论文的讨论，“经学与汉制”汉代经学工作坊（第三期）圆满落幕。

工作坊落幕后，部分与会学者于12月21日下午13:20乘车前往中国国家版本馆参观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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