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宜：具体普遍性视域下的孟子经权一体观

来源：思想与文化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冬月初三日乙丑

          耶稣2025年12月22日

2025年12月18日13:00，“通变”席明纳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哲学系2402教室举行，本场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华东师大-耶拿联合研究中心、东方哲学研究院和中华孔子学会金岳霖冯契研究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主讲人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博士后李宗宜，主持人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梁剑，并邀请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陈乔见、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与科学系副教授吴蕊寒、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苟东锋，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尹紫涵、陈紫阳、王九洲、陈溟龙和硕士生曹益洁共同参与与谈。

讲座围绕孟子的经权一体观，探讨了普遍原则与具体情境之间的辩证关系。

李宗宜博士后认为，孟子虽未直接在文本中使用“经权”对举，但其思想中已蕴含经权一体的立场。通过分析“嫂溺援之以手”“舜不告而娶”等案例，可知孟子将“权”视为在特殊情境下对“礼”（规范之礼）的变通，这并非反“经”（道德原则），而是依据“中”“义”“道”等情境化的标准进行道德权衡。因此，经是判断标准，权是判断过程，二者本质统一。

进而李宗宜博士后将孟子经权一体观的内在理路概括为“具体普遍性”：道德原则不具有超越情境的绝对普遍性，而会随具体情境变化（具体性）；但在每一具体情境中，原则又是唯一确定的，对所有处于该情境的人均具有普遍约束力（普遍性）。这一立场既非绝对主义，亦非相对主义，也非二者的折中，而是一种强调情境重要性的伦理学形态。它依托于人心的普遍判断能力（良知），为道德实践提供了兼具灵活性与规范性的依据。

最后，李宗宜博士后指出，具体普遍性这一伦理视域兼具历史与当下的双重意义：它既能澄清儒学史上关于行权范围与主体的长期争议，也为当代伦理学超越西方范式、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有益思路。

在与谈环节中，刘梁剑教授的发言从三个方面展开。其一，对“西方思想侧重绝对超越性、中国思想侧重内在具体性”这一常见区分提出思考。他指出，西方传统内部同样包含注重内在与具体的思想资源，而中国思想中也存在着对普遍性的追求。两者具有共通性而不可严苛区分。其二，进一步以“男女授受不亲”与“见人溺水应否援手”为例说明，在具体情境中的道德抉择，往往并非单一原则的变通，而是在不同原则之间进行的优先性选择。其三，讨论延伸至原则权变的两种可能类型：一是具体原则随情境变化而调整其适用方式；二是情境的根本性变化可能导致原则本身发生改变。

陈乔见教授在评议中首先认同李宗宜关于“礼”不等同于“经”的区分，并肯定心性基础对实现“具体的普遍性”的重要性。但他对核心概念“具体的普遍性”提出不同理解，认为其应指在完全相同的情境下，对任何人皆适用的要求，即孟子所谓“易地则皆然”，而非仅指原则随情境变化。此外，他着重强调孟子思想中“仁义”的绝对普遍性原则地位，如尊重生命、不取非其有等，认为这些是不可违背的实质原则，从而指出孟子具有较为明显的普遍主义倾向。最后，他对将“义”简单诠释为“适宜”的进路提出商榷，并提醒在中西思想比较中应避免化约。

吴蕊寒副教授在肯定李宗宜对“具体普遍性”与“绝对普遍性”做出理论区分的同时，亦对其将二者简单对应于中西的思想分判提出商榷。她认为，儒家传统内部，尤其在朱熹那里同样表现出明显的绝对普遍主义倾向，而西方思想如亚里士多德那里，亦可找到对具体情境的重视。整体上，吴蕊寒副教授倾向于在具体历史与实践脉络中审慎理解经权问题。她以《公羊传》及西汉继承制为例，说明现实中的“行权”往往发生在复杂的政治权衡中，其道德性质可能比原则冲突更为模糊。

苟东锋教授侧重于在中西比较与哲学概念的层面对具体普遍性与经权问题加以定位。他援引俞宣孟的观点，指出西方哲学传统总体上呈现为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两离”的结构，而中国哲学则注重抽象与具体相联系的“一体”思维。同时，他以《五行》篇等出土文献为据，指出“经权”问题在先秦儒学中实为一种关乎“仁义”如何具体运用的工夫论，而非纯粹的本体论：“仁义”这一对核心范畴，在子思学派中已被诠释为“匿”（隐忍宽宥，近于“权”的柔性）与“简”（果断刚直，近于“经”的刚性）的实践统一。最后，苟东锋教授将讨论进一步提升至“名实关系”的哲学层面，认为“经”近于抽象之“名”，“权”则关乎变化之“实”，二者关系的协调是中国哲学中更具根本性的议题。

与谈环节的最后，博士生尹紫涵、陈紫阳、王九洲和陈溟龙结合其研究方向与心得感悟，分别向李宗宜博士后提出见解与疑问。在李宗宜博士后对各位与谈人的提问逐一进行回应后，本次讲座在现场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