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竹简如何改写《诗经》史？

来源：东西问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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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2025年12月22日

▲2025年12月19日，普林斯顿大学亚洲学讲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柯马丁在现场讲课。李国庆 摄

中国人民大学立德楼的教室内，投影幕布上展示着数枚战国竹简的高清照片。普林斯顿大学亚洲学讲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柯马丁（Martin Kern）指着这些两千多年前的文字，对观众说：“五年前，根本没法做这样的研究。”

他所指的，是近年来在湖北荆州地区集中出土的一批楚国竹简。这些被称为“安大简”“王家嘴简”的战国竹简，让学者们看到《诗经》在战国时代的样子——它可能不是一本固定不变的书，而更像是一种活着的、用在教学中的文本。

▲柯马丁（右）在现场回答学生提问。李国庆 摄

12月19日晚，一场主题为“宫廷教学与出土《诗经》研究的新问题”的讲座在这里举行。柯马丁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建委以对话形式，围绕一批沉睡两千余年的战国竹简，共同探讨：中华经典在先秦时期，究竟是以何种面貌存在和传播的？

长期以来，早期中国经典研究常受限于传世文献的“内部”循环。层出不穷的出土文献虽提供了新材料，但如何精确判断其历史位置，始终是难题。

柯马丁把目光投向了地图。他指出，近年来，包含《诗经》等重要文献的战国竹简，无论是王家嘴简，还是安大简，在文字风格、内容类别和科技检测结果上都高度趋同。更关键的是，出土这些“诗书”文献的墓葬规模均属中小型。

“它们都属于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期。”柯马丁分析，这些竹简大概都属于公元前280年前后几十年间，楚国郢都（今湖北荆州一带）的遗物。墓主很可能是“士”这一阶层中地位不高的贵族，类似于宫廷或太子东宫中的教育者。

如果仔细观察这些竹简本身，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柯马丁提到，这些《诗经》竹简的长度大约在45厘米到55厘米之间。如果把它们编连起来，展开后可能有一米来宽。

▲柯马丁（右）在课堂上对谈交流。李国庆 摄

“这不是方便个人阅读的方式。”他引用徐建委教授的推测，认为“这更像是挂在墙上，供一个小组，比如太子及其伴读，共同观看、一起朗诵使用的。”这些竹简在当时，并非私人藏书，而是“属于这个地方、这个时代的共同体的教学工具”。

这一推测挑战了现代人对于“书”的想象。柯马丁进一步指出，竹简上充斥着大量通假字，同一首诗在不同竹简上的文字写法差异显著，但若朗诵出来，其“声音基本一致”。他强调，对于当时的学习者而言，在老师指导下的“朗诵”活动至关重要，而具体的文字写法则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

这意味着，在公元前300年的楚国宫廷教育中，口传和朗诵是知识传递的核心，书写则是基于教者理解的辅助记录。这一发现揭示了“先有阐释，才有写本”的早期文本生成逻辑，与汉代以后“先有固定经典，后有注疏”的模式截然不同。

柯马丁强调，面对竹简中大量难以释读的异体字和词汇，“我们不知道”书写者确切的意指。同时，还有一个局限在于：目前所有这类“诗书”简皆集中出土于楚地。

“我们只能谈这个地方、这个时间，”他坦言。在当时的文化中心齐、鲁等地，为何未见同类竹简大量遗存？是丧葬习俗、保存条件还是学术传统不同？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

徐建委在交流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表示，从逻辑上讲，各个诸侯国的中心城市都应有经典文化的传授。但目前看到的还只是楚地的情况。这提醒研究者，战国时期经典文化的全景图依然复杂且充满未知。

柯马丁透露，基于这些研究的专著即将出版。那些重见天日的竹简，正引导当代学者用新的问题意识，去了解中国经典在尚未定型时，在书写与口传、固定与流动之间生长的年代。

而这一切探索的起点，正如柯马丁在开场时说的——在五年以前，还难以想象。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