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校《公羊注疏》的設想與實踐

作者：郜積意（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教授）

来源：《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十七輯，2024年7月

摘要：段玉裁説：“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愚校《公羊注疏》，即依段氏之法：校經注本，用何休家法，即“以何還何”。校單疏本，循徐彦之意，即“以徐還徐”。經注本、單疏本校畢，則合併注疏。合併之法，依注疏本舊例，而改正其間缺失。如此，不但學者覽讀方便，且何休本、徐彦本異同可見，可謂重古、便今兩相宜。

一、引言

目前學界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本，是阮元校刻的《重栞宋本十三經注疏》，此書之所以通行，是因爲阮元的《校勘記》附在卷末，如此，讀者閲讀“校勘記”，即可大致瞭解諸本間的異同。比起其他注疏本，阮刻本所提供的學術信息量要大得多，今天還在通行，也就在情理之中。

但阮刻本也有不少問題，最主要的是傳刻有誤，如隱公六年《公羊疏》云“戰，乃其已貶之文”(1)，“貶”，是“敗”字之訛。又如襄公三年疏“正由諸侯不新與之盟”(2)，“新”，乃“親”之誤。這類例子不在少數。瞿鏞曾説《公羊》是所有刊刻中最差的，(3)是不是最差，猶可商量。其實，《儀禮注疏》也很差。如鄭注《士喪》云“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寸”(4)，“寸”，乃“尺”之誤。總之，阮刻本的長短處很明顯，長處是附有“校勘記”，讀者可藉此瞭解相關版本信息，也可瞭解阮元的校勘取捨；短處就是傳刻多誤。據《續修四庫全書提要》記載，阮刻本初行之際，王念孫曾仔細批校過，(5)阮元自己也説此書多誤，不爲善本。(6)無論是阮元本人還是其他學者，對刊刻於南昌府學的《十三經注疏》，評價都不高。

基於以上背景，今天重校《十三經注疏》，首先是修訂阮本中的錯誤；其次就是如何推進《十三經注疏》的校勘水準。不論在學理上，還是在方法上，都應該比現有的注疏本有所推進。這第二個方面，就是今天要談的主題。

二、設想

阮本刊行之後，後來陸續有修訂本，1980年代中華書局影印的九拼版上下册，是道光年間的重修本。按照通常的認識，修訂本的錯誤應該比初刻本少。依此思路，假設經過不斷修訂，後來的修訂本完全改正了初刻本的錯誤，那麽，這是否意味着《十三經注疏》就不須再校了呢?很顯然，答案是還須再校。因爲就算我們改正了阮刻本的所有錯誤，還不能算是最好的。

大家知道，阮刻本的祖本是十行本，雖然阮元自言是根據宋十行本重刊，但據張麗娟老師考證，阮元所依據的其實不是宋十行本，而是元十行本。(7)此説可謂慧眼如炬。現在，暫不管祖本的年代歸屬問題，讓我們繼續上面的假設，阮本經過不斷修訂，成爲完美無誤的十行本，可是，在這完美的十行本之前，還有另外的注疏合刻本，即八行本。這樣，人們自然會生出疑問，這完美的十行本和更早的八行本相比，究竟孰優孰劣?當然，不能因爲八行本比十行本更早，就説八行本好。經過比勘，結論不外乎三種，一是八行本好，二是十行本好，三是互有優劣。無論哪一種情形，必然又會導向另一個問題，即判斷八行本與十行本優劣的學理依據何在?要判斷二者的優劣，不能僅據時代的早晚，還應跳出注疏本的系統之外，與更早的經注本、單疏本相比較，從而求得答案。所以，注疏本的校勘，必然會導向經注本、單疏本的更深層次的校理。我最初打算重校《公羊注疏》時，只因爲阮刻本訛誤較多，且當下蒐集版本很便利，只要勤蒐細校，持之以恆，效果應該會比阮刻本更好。但在實踐過程中，漸漸發現，校勘注疏本，面臨的問題不僅來自注疏本本身，更來自注疏本之外。要校好注疏本，必須要追究經注本與單疏本的是非對錯。經注本與單疏本的是非對錯明白了，判斷注疏本優劣的依據才能確立。

可是，要校理經注本，又面臨着新的困難。漢晋時期的注家如鄭玄、何休、王弼、杜預等人，他們注經所用的本子，其實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樣貌。從陸德明的《經典釋文》以及唐人義疏中，可知鄭玄、何休等人注經的本子已經分化成好多種，所謂“一本”“又本”“亦本”“或本”“正本”“定本”等，皆是不同本子的證明。爲了辨别這些異本的是非，勢必要指向經學義例的研討。

經注本的校勘，最終要指向經學義例的研討，這就不僅僅是蒐集版本多寡的問題了。古人説《春秋》以一字定褒貶，以一事定褒貶，若對經書文字與義理的相關性没有深刻體會，那麽在校勘過程中，很容易爲版本的同一性所蒙蔽，即諸本皆同無異文，卻不合經學義例。當然，此處所説的經學義例，有特定内涵，即經學家法。以《公羊》爲例，目前可見的漢代《公羊》本，有熹平石經殘本，有何休注本。校勘《公羊注疏》，自然以何休家法爲準，比如“弑”字，熹平石經寫作“試”，何休本仍寫作弑。今校勘注疏，自當據“弑”不據“試”。以此而言，注疏本的校勘，以經學家法的深研爲第一要務，只有這樣，勤蒐細校的意義才能充分彰顯出來，否則，所謂勤蒐細校，很容易成爲不通經學家法的遁辭。

三、實踐

明了經注本的校勘與經學家法相關，則《公羊》義例與何氏家法的研討，就是深度校理《公羊注疏》的前提。以下分類舉例説明。

(一)諸本雖無異文，但可能皆誤

1.僖公二年經“春，王，正月，城楚丘”。

孰城?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

僖公十有四年經“春，諸侯城縁陵”。

孰城之?城杞也。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

這兩處經傳文法相同，但一作“孰城”，一作“孰城之”，究竟是其間有對錯呢，還是經傳文本來就無定例?通過前後文檢驗，知“孰城”是，而“孰城之”衍“之”字。何以知之?傳凡言“孰城”者，孰是賓語；凡言“孰城之”者，孰是主語。此問孰城，下荅曰“城杞”，杞是賓語。下云“孰滅之?蓋狄滅之”，又下傳云“孰滅之，蓋徐、莒脅之”“孰城之?桓公城之”，狄、徐、莒、桓公俱是主語。傳文凡此類文法皆同，如“孰謂?謂州公也”“孰繼?繼子般也”“孰隱，隱子也”“孰俟?俟屈完也”，孰皆是賓語。“孰及之?内之微者也”“孰立之?石碏立之”“孰滅之，齊滅之”“孰弑之?慶父也”“孰亡之?蓋狄滅之”，孰皆是主語。然則，“孰城之”衍“之”字明矣，以杞是賓語，知傳文當作“孰城”。但阮氏《挍勘記》云：“十四年傳曰‘孰城之’，引此傳亦有‘之’字，《唐石經》以下本皆脱。”(8)反謂僖公二年傳“孰城”脱“之”字，非是。

2.襄公三十一年經“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注：“莒子納去疾，及展立，莒子廢之，展因國人攻莒子，殺之，去疾奔齊。稱人以弑者，莒無大夫。密州爲君惡，民所賤，故稱國以弑之。”

注云“密州爲君惡”，各本同，恐誤；“密州”，疑當作“庶其”。案文公十八年經“莒弑其君庶其”，傳云：“稱國以弑何?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注云：“据莒人弑其君密州。”(9)據何氏所引，知此經“莒人弑其君密州”不誤，且與文十八年經“莒弑其君庶其”可以相比，一是稱人以弑，如密州例；一是稱國以弑，如庶其例。

稱國以弑與稱人以弑，其義有别。文十八年傳云“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注云“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絶也”(10)。此釋稱國以弑之義，意謂國君行惡，多失人心。又，文十六年傳云“弑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注云“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11)。大夫弑君稱名氏，士弑君則稱人。大夫、士尊卑不同，故弑君之稱亦不同，所以然者，何注云“欲别死刑有輕重也”(12)。此釋稱人以弑之義，意謂弑君者尊卑不同，死刑輕重不同，故所稱也異。

據此二義，則上注云“爲君惡，民所賤，故稱國以弑之”，與文十八年傳注云“衆弑君之辭”“舉國以明失衆”意相當，宜據庶其言。而上注云“稱人以弑者，莒無大夫”，與僖元年傳云“莒無大夫”意相當，與襄六年注云“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13)意亦相當，宜據密州言。考《公羊》之義，莒是小國，無大夫，故弑君者不得稱名氏，乃降稱人。以密州與庶其相比，前後注義相足，深疑此“密州”是“庶其”之誤。

3.桓公三年經“六月，公會紀侯于盛”。

盛，諸本同，恐誤，正字當作“成”。案莊公八年經“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傳云“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14)，知《公羊經》改書“成”者，以諱故也。其餘國名仍皆書“盛”，如文十二年經“盛伯來奔”，莊四年注云“師及齊師圍盛”，莊八年注云“師出，本爲下滅盛”(15)，《解詁》皆用本字“盛”，不用諱字“成”，是何氏於盛、成區畫分明。盛是國名(二傳作郕)，成乃魯邑。下桓六年經“公會紀侯于成”，會地在魯，故作“成”，用本字。據《大清一統志》：“古郕國與魯之成邑雖皆屬寧陽，實爲二地，郕國在西，近洸水；魯成邑在東，近淄水，不相混也。”(16)紀在壽光縣，此魯、紀相會之地在魯，不當在盛，故“成”字是，“盛”字非。

4.昭公四年經“春，王，正月，大雨雪”。注：“爲季氏。”

雪，諸本同，疑當作“雹”。案僖公十年經“大雨雹”，注云：“夫人專愛之所生也。”僖公廿九年經“大雨雹”，注云：“夫人專愛之所生。”昭公三年冬，大雨雹，注云：“爲季氏。”(17)是雹爲專壹之象。今此注云“爲季氏”，也是專壹之象，與上年注“爲季氏”同，宜亦作雹，證一也。徐云：“案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字，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雪’字者，誤也。”則徐彦所見正本即作大雨雹，證二也。《漢書·五行志》云：“《公羊經》曰大雨雹，董仲舒以爲公脅於齊，桓公立妾爲夫人，不敢進群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雹。”(18)也以雹是專壹之象，證三也。至於雪，其象爲陰，如隱公九年注云：“雪者，盛陰之氣。”(19)《漢書·五行志》亦云：“雪，又雨之陰也。”然則，漢儒於雪、雹之象區别分明。《五行志》引此經猶作“大雨雪”，又引董仲舒説“以爲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20)，則董氏合季氏專政與陰盛之氣二象爲一，蓋其所據本與何氏本不同。何氏專壹之象與陰氣之象有殊，不可混一。證四也。此注云“爲季氏”，明是專壹之象，則《解詁》原本當作“雹”字。

(二)後人因不明經學家法而致誤者

1.莊公八年經“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傳：“成者何?盛也。”

傳文“成者何盛也”，諸本同。阮氏《挍勘記》云：“《九經古義》云：‘成與盛通。《釋名》：成，盛也。僖廿四年《左氏傳》管、蔡、郕、霍，文之昭也。郕，後爲魯邑。《説文》云：郕，魯孟氏邑。是郕與成同。’”(21)案此説謬矣。成是魯邑，盛是國名，一邑一國，不得相混。此盛國之“盛”寫作“成”者，以諱滅同姓故也。經云“成降于齊師”，謂盛國也，後爲齊邑。此非魯之成邑。惠氏謂成與盛通，乃以小學論經學，不可從。

2.隱公二年經“無駭帥師入極”。傳：“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爲貶?疾始滅也。始滅昉於此乎?”

昉，唐石經、撫本、余本同。阮氏《挍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公羊殘碑》‘昉’作‘放’。又鄭氏《詩譜序》《考工記注》皆言‘放乎此乎’，本《公羊傳》文。是蔡、鄭所據本皆作‘放’，當以‘放’爲正。昉，俗字，下同。○按古多作‘放’，後人作倣、作仿、作昉，皆俗字也。《公羊傳》寫作‘昉’，俗字耳。惠棟乃疑《嚴氏春秋》作‘放’，《顔氏春秋》作‘昉’，何用顔。其説誤也。”(22)案阮説不可從。《解詁》原本作“昉”不作“放”，以注云“昉，適也，齊人語”可知。若作“放”，注不得云“齊人語”，經文“晋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傳文“放乎殺母弟”“放乎堂下而立”“放乎路衢”，皆用“放”字，明《解詁》原本昉、放分别二字，“放”非齊人語可知。《漢石經》作“放”者，蔡邕與何氏家法不同，不可據彼難此。

3.隱公四年傳：“翬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弑公也。”注云：“弑者，殺也，臣弑君之辭。”

臣弑君之辭，余本同。阮元引浦鏜云：“殺誤弑。”(23)案浦説可商。注意凡臣弑君者稱弑，何氏以殺訓弑，乃釋字義。言“臣弑君”而不言“臣殺君”者，重君臣尊卑之義。若改云“臣殺君之辭”，則嫌臣弑君者可云“殺”，是不達君臣尊卑之義也。

(三)前人校勘可議者

1.隱公三年經“己巳，日有食之”，傳云：“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注：“此象君行懦弱見陵，故日行遲，月行疾。未至朔而食，失正朔於後也。不言月食者，其形不可得而覩也，故疑言日有食之。”

日，余本同。阮氏《挍勘記》云：“鄂本‘日’作‘曰’。○按作‘曰’是也，不敢正言月食日，故疑言之，曰‘有食之’者而已。”(24)案阮説恐非。“有食之”乃實事，無可置疑。所疑者，在“日”耳。注云“疑言日有食之”者，意謂食日者是月，然月之食日，其形不得見，故不敢質言“月食日”，而改言“日有食之”。日爲月所食，文卻不見“月”，故“日有食之”可稱疑言。

2.莊公二十四年傳“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

敵，余本、宋小字本同。阮氏《挍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九經古義》云：《春秋繁露》曰：‘曹羈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君不聽。’適，讀爲敵。《禮記·雜記》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荀子》云：‘天子四海之内無客禮，告無適也。’注云：適，讀爲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户’，《李斯傳》‘群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25)案阮挍似謂此傳“敵”當作“適”，恐非。其引惠説，不得施於何氏之本。傳注凡言匹敵之敵者，皆作“敵”字，無借“適”爲“敵”者。莊公元年注云“與所適敵體者主之”(26)，若改“敵”爲“適”，則“適適”連文，嫌不辭。唐石經此“敵”字雖殘缺，但莊公三十傳“《春秋》敵者言戰”，僖公二十八年傳“大夫不敵君也”，文公七年傳“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皆作敵字，是不借“適”爲“敵”之證。

3.定公八年傳：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鋟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注：“望見公斂處父師而曰。”

睋，撫本、余本、宋小字本同。阮氏《挍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作‘俄’，後改‘睋’，下同。按桓二年傳‘俄而可以爲其有矣’，莊三十二年傳‘俄而牙弑械成’，字皆作‘俄’。何注桓二年云‘俄者，謂須臾之間，制得之頃也’，此從目，非。”(27)考《玉篇》引《公羊注》：“睋，望也。”今何氏注“睋而曰”云“望見公斂處父師，而曰”，以“望見”釋睋，正《玉篇》所本。班固《西都賦》“睎秦嶺，睋北阜”，李賢注云：“睎，望也；睋，視也。”(28)然則，睋之爲視、望義，已見漢世篇籍。今此《傳》先言“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後言“睋而鋟其板”，尋文究理，以爪刻板，恐非須臾之間；睋而鋟者，謂以目視人而鋟板，蓋暗示人以字也。又陽虎先言“孺子得國如丈夫何”，後言“彼哉彼哉”，云“睋而曰”者，不謂須臾之間陽虎有前後二言，乃陽虎望見公斂處父師至，恐己身有危，有感而發焉。睋字不誤。王引之《經義述聞》謂睋是俄之借字，(29)亦非何氏本旨。

4.隱公六年經“春，鄭人來輸平”。

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吾與鄭人末有成也。注：“此傳發者，解鄭稱人爲共國辭。稱人共國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絶之。”

稱人爲共國辭，余本同。阮氏《挍勘記》引段玉裁説：“云一箇人字，兩國共有，當是國共，非共國也。下注‘稱人共國辭’者，同誤。”(30)案段説未必是。注文“稱人共國辭”凡五見，皆不作“國共辭”。云“一箇人字，兩國共有”者，謂經但見一國之人，如“鄭人”，然義兼别國，如魯，故曰共國辭。若作國共辭，則當見二國以上，如“齊人、鄭人”“齊師、鄭師”，是國共辭之文，此非注意可知。

(四)據何氏家法以定别本去取者

1.隱公元年經“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克，諸本同。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三傳經文差繆略》云：“克，《公羊》作剋。”(31)案陸氏所見非《解詁》原本。考何注云“克者，詁爲殺，亦爲能”(32)，是何氏於克勝、克能二義同用“克”字。《干禄字書》云“克剋，上克能，下剋勝”(33)，明非何氏家法。

2.桓公元年經“公及鄭伯盟于越”。

越，諸本同。《釋文》曰“本亦作粵，音同”。案粵、越音同可通，然《解詁》原本作“越”不作“粤”。定五年傳云：“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注云：“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34)據傳注，若此作“粵”，彼“於越”亦當作“於粵”。今《釋文》不釋“於越”，知陸氏所見本無作“於粵”者，且何氏注文皆寫作越，不見粵字。可知陸德明所見一本作粵者，非《解詁》原本。舉此一隅，明經書校勘當字隨本定。諸字雖可通假，何氏原本唯取一字，不當專據通假字立説。

3.隱公八年注“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

撫本作“守”，余本作“狩”。案注云“守，猶守也”(35)，例同“孫，猶孫也”，是巡守作“守”。又桓四年傳“冬曰狩”，何注云“狩，猶獸也”(36)，是田狩作狩。故凡巡守之義，字作“守”;凡田狩之義，字作“狩”，何氏用此二字别義，不得通用。且此注“巡守”六見，皆作“守”，獨此一作“狩”者，亦見其非。

4.桓公十年傳“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於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乃其已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績。魯不復出主名者，兵近都城，明舉國無大小，當戮力拒之。”

戮，撫本、余本同，蜀石經作“勠”。阮氏《挍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鄂本戮作勠，是也。《釋文》勠力字多作勠。按十二年引此注亦作勠。”(37)案阮説可商。莊公三十二年傳“爲天下戮笑”，唐石經、撫本、余本、宋小字本同作“戮”，且僖公五年注“戮力一心”，鄂本雖作勠，然撫本及余本均是戮字。又以文相驗，據單疏鈔本，桓十二年文固用“勠”字，莊公三十二年卻兩用“戮”字，是文用字也無一定，不得據以爲確證。至於《釋文》，陸德明出“戮力”云“字亦作勠”，明陸氏所據本即作“戮”字。今以傳文二“戮笑”皆作戮，《釋文》、鄂本不見異文，則《解詁》原本蓋作戮不作勠也。

四、注疏合併舉例

以上所舉諸證，雖然類型不同，但皆與何氏家法相關，不明何氏家法，則經注本的校勘必有可疑。經注本不能定，則注疏本的去取也不足徵信。段玉裁説“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38)，即有感於注疏本的缺失而發。依段氏之意，只有先分别經注本與單疏本，明了其間異同，注疏合併方具學理，不得以孔賈改鄭，猶不得據鄭而改孔賈也。以《公羊》例之，徐彦疏本與何氏《解詁》原本已有差異，故不可據疏本改注本，亦不可據注本改疏本，這應該是校勘《公羊注疏》的大前提。立此大前提，注疏合併方具學理，試舉一例明之：

僖公九年經“冬，晋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

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据弑其君舎不連先君。連名者，上不書葬、子某，弑君名未明也。弑未踰年君之號也。欲言弑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弑其君，又嫌與弑成君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弑未踰年君之號定，而罪之輕重見矣。加“之”者，起先君之子。不解名者，解言殺從弑，名可知也

此經傳凡三“弑”字，唐石經、宋撫州本、余仁仲本並同，應是何氏《解詁》原本。何以言之?考注末云“解言殺從弑，名可知”，則第三字當作“弑”。據《公羊》弑君名之例，則奚齊是名可知。何休之意，經書弑，傳亦以弑起問，答辭宜云“殺未踰年君之號也”，今不作“殺”而作“弑”者，乃緣何氏凡臣子殺君父，字皆當寫作“弑”，傳既寫作“弑未踰年君之號”，則弑君無疑。又依弑君名例，知奚齊是名，故不須再作解釋。

但徐彦撰疏，所據《解詁》本則是二殺一弑，即“冬，晋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此未踰年之君，其言殺其君之子奚齊何?弑未踰年君之號也”。知徐疏本是二殺一弑者，以疏云“是將名連殺問之”，又云“既解言弑，則書奚齊之名由弑之故明矣，是以不復答之”(39)。云“將名連殺”，云“既解言弑”，可推徐疏本作二殺一弑。今阮刻本作二弑一殺，既非《解詁》原本，亦非徐彦所據本。

《解詁》原本、徐彦疏本既明，則注疏合併如下：

冬，晋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

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据弑其君舎不連先君。連名者，上不書葬、子某，弑君名未明也。[]注“据弑”至“先君”，(40)解云：即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舎”是也。○注“連名”至“未明也”，解云：言“名未明”者，弟子本意正欲問“弑其君之子”而連“奚齊”何之者，恐人不知奚齊之名，爲是先君未葬稱子某，似若子般、子野之屬是也?爲是被弑之故稱名，似若諸兒、卓子之屬是也?是以將名連殺問之，(41)欲使後人知其稱名之義。弑未踰年君之號也。(42)欲言弑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弑其君，又嫌與弑成君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弑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加“之”者，起先君之子。不解名者，解言殺從弑，名可知也。弑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注“則弑”至“見矣”，(43)解云：言罪差於成君，與殺大夫異矣。○注“加之者起先君之子”，(44)解云：若不加“之”，嫌是君子爲一人故。○注“不解名者”至“可知也”，(45)解云：正以傳云“弑未踰年君之號”止荅上云“其言弑其君之子何”之文，故云“不解名”矣。既解言弑，則書奚齊之名由弑之故明矣，是以不復荅之。○注“弑未踰”至“故略之”，(46)解云：正以隱四年春，“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注云：“日者，從外赴辭，以賊聞例。”然則，弑成君者例書日，即莊八年“冬，十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之屬，是。弑成君者例既書日，知弑未踰年君當月明矣。今此不月，故須解之。

此注疏合併之法，主據十行本。但與十行本又有不同，十行本是二弑一殺。嗣後，明清注疏本皆是二弑一殺。然十行本乃據余仁仲本與單疏本合併，余本是三弑字，今十行本改第三“弑”爲“殺”，其間緣由不得而知。細審臺北藝文印書館景印清嘉慶二十年阮氏初刻本，“殺”字猶見剜改之跡。案注文“解言殺從弑，名可知也”，愚初讀“殺”爲句，故以十行本爲是。今以何氏家法衡之，實不合臣弑君書弑之例，故改讀“弑”下絶句，知余本是也。由此例可略窺注疏合併之法，經注文循《解詁》原本，疏文則主據單疏本。經注本、疏本各具原貌，讀者不但閲讀方便，且可從中辨析二本異同。

五、結語

校勘經書，相比於史部、子部、集部書而言，尤爲不易。經書文字，各有意義，無論實詞虚字，皆關義例；且師家法不同，文字又見差異，故是非裁斷最難。今日欲重校《十三經注疏》，不但須廣蒐衆本，更須專經深研，如此，既有深造之獲，又可免鹵莽之譏。觀先儒校勘經書，或緣版本未備，或緣校事不精。近來電子資源頻出，經學復興，從事經書校勘者，自當努力避免淺陋、繁冗二弊。淺陋者，無深研之功，但鈔引前人成説，不辨是非。繁冗者，無裁斷之識，但彙萃衆家論著，不知長短。段玉裁謂校經當“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鄭還鄭”，實可爲校經者之指南，然言易行難，惟通曉經傳義例，辨析諸家長短，更廣蒐博採衆本，無欲速，無見小利，則庶無“死校”之譏焉。

注释
(1)《公羊傳注疏》，阮刻《十三經注疏》，第七册，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影印清嘉慶廿年南昌府學栞本，頁37上。
(2)《公羊傳注疏》，阮刻《十三經注疏》，第七册，頁241下。
(3)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第十册，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78上。
(4)《儀禮注疏》，阮刻《十三經注疏》，第四册，頁414上。
(5)江瀚云：“雖集衆長以求一是，而千慮之失固所難免。聞其時高郵王念孫嘗手校是書，題識殆徧，惟所記多證經文，未及注疏。”《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下册，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1364。
(6)阮元亦以爲此書非善本。阮福於《雷塘庵主弟子記·卷五》云：“校書之人不能如大人在江西時細心，其中錯字甚多，有監本、毛本不錯而今反錯者，要在善讀書人參觀而得益矣。《校勘記》去取亦不盡善，故大人不以此刻本爲善也。”見张鑑等《阮元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121。
(7)説詳張麗娟《關於宋元刻十行注疏本》，《文獻》2011年第4期。
(8)(清)阮元《春秋公羊傳注疏挍勘記》，《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群經總義類》，第一八三册，頁78上。
(9)《公羊傳注疏》，阮刻《十三經注疏》，第七册，頁183下。
(10)《公羊傳注疏》，阮刻《十三經注疏》，第七册，頁183下。
(11)同上書，頁182下。
(12)同上。
(13)分見《公羊傳注疏》，阮刻《十三經注疏》，第七册，頁122上、243下。
(14)《公羊傳注疏》，阮刻《十三經注疏》，第七册，頁85下。
(15)分見《公羊傳注疏》，阮刻《十三經注疏》，第七册，頁78下、85上。
(16)《嘉慶大清一統志》卷一六六《兗州府二》，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續編景舊鈔本，1934，頁7下。
(17)分見《公羊傳注疏》，頁136下、155下、275下。
(18)(漢)班固《漢書》卷二七中之下，第五册，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1423。
(19)《公羊傳注疏》，阮刻《十三經注疏》，第七册，頁40下。
(20)並見(漢)班固《漢書》卷二七中之下，第五册，頁1423。
(21)(清)阮元《春秋公羊傳注疏挍勘記》，《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群經總義類》，第一八三册，頁68下。
(22)(清)阮元《春秋公羊傳注疏挍勘記》，《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群經總義類》，第一八三册，頁52下。
(23)同上書，頁54上。
(24)(清)阮元《春秋公羊傳注疏挍勘記》，《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群經總義類》，第一八三册，頁53上。
(25)(清)阮元《春秋公羊傳注疏挍勘記》，《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群經總義類》，第一八三册，頁73上。
(26)《公羊傳注疏》，阮刻《十三經注疏》，第七册，頁73下。
(27)(清)阮元《春秋公羊傳注疏挍勘記》，《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群經總義類》，第一八三册，頁128下—129上。
(28)(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1336。
(29)(清)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二四，清道光七年刻本，頁34。
(30)(清)阮元《春秋公羊傳注疏挍勘記》，頁55下。
(31)(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第一四六册，頁514。
(32)《公羊傳注疏》，阮刻《十三經注疏》，第七册，頁13上。
(33)(唐)顔元孫《干禄字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第一四六册，頁250。
(34)《公羊傳注疏》，阮刻《十三經注疏》，第七册，頁322下。
(35)同上書，頁39上。
(36)同上書，頁51上。
(37)(清)阮元《春秋公羊傳注疏挍勘記》，頁63上。
(38)(清)段玉裁《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經韻樓集》卷一二，《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别集類》，第一四三五册，頁189下。
(39)《春秋公羊疏》卷一○，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庫藏單疏鈔本。
(40)單疏鈔本出文作“据弑至先君者”，下無“解云”二字。
(41)以，單疏鈔本脱，據注疏本補。
(42)弑， 唐石經、 撫本、 余本並同，阮本作“殺”。案作“弑”是， 注云“解言殺從弑，名可知”，據《公羊》何氏家法，凡臣子殺君父，當寫作“弑”，弑未逾年君亦是弑君，故知然。
(43)單疏鈔本出文作“則弑至見矣者”，下無“解云”二字。
(44)單疏鈔本出文作“加之者云云者”，下無“解云”二字。
(45)單疏鈔本出文作“不解名者云云者”，下無“解云”二字。
(46)單疏鈔本出文作“弑未踰云云者”，下無“解云”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