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浩 著《古史新语：清华简与先秦历史文化探研》出版暨序言、后记

书名：《古史新语：清华简与先秦历史文化探研》

作者：程浩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12月

【作者简介】

程浩，1989年生，山东巨野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长聘副教授，兼任“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副秘书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与先秦历史文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青年项目1项，参与了清华简整理、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整理、荆州王家嘴楚简整理等一系列重大科研任务。研究成果获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成果奖、第二届李学勤裘锡圭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青年奖一等奖、第七届全国“史学新秀奖”一等奖等。

【内容简介】

本书汇编了作者近年在先秦史领域的研究成果。这些论文虽均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却有着共同的研究理路，即以清华简中的新史料为基础，重新思考先秦历史文化中的重大问题。故将其合为一集，拟题为“古史新语”。本书讨论的问题主要包含四大主题：一是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包括史学界长期关注的黄帝、夏禹、夏启等帝王的事迹；二是西周时期的历史，包括天命思想、君臣伦理、分封制、两周之际史事重构等西周史研究的核心话题；三是曾楚历史研究，通过清华简与曾国考古发现，对楚国早期历史以及与曾国的交往互动进行了探讨；四是战国思想问题，初步揭示了清华简中所展现的战国时期的鬼神信仰、治民思想等。另附有作者的书评与争鸣文章，体现作者及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过程。

刘绍刚先生题签

【目录】

序（宁镇疆）

传说时代研究

清华简《五纪》中的黄帝故事

清华简《参不韦》中的夏代史事

清华简《两中》的夏启继位传说

西周史研究

周人所受“大命”本旨发微

西周王臣附属初命王的观念与君臣彝伦的重建

分而未裂：新史料所见西周分封制的中央集权底色

《竹书纪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郐”释疑——兼论两周之际的政治分野

曾楚历史研究

《楚居》《楚史》与楚人早期居地

由清华简《良臣》论初代曾侯“南宫夭”

加嬭编钟与楚庄王服曾

伯有父剑与楚国封君

战国思想文化研究

清华简《祷辞》与战国祷祀制度

清华简《五纪》思想观念发微

清华简《五纪》中的阵法、仪仗与军舞战歌

清华简《驭马之道》的治民思想

讨论与评议

《考古发现与古代姓氏制度》《先秦人名的几个问题》读解

龙虫并雕 由微见著——《战国竹书形制及相关问题研究》评介

后记

【序言】

今年10月在清华开会期间，程浩发来这本书的电子版，让我写篇序。虽然作为老师向学界推介学生的著作本是分内之事，但鉴于清华名师云集，我说清华的各位先生显然比我更适合。程浩告以他同时有两本书要推出，另一本的序已经安排由清华的老师写了。听闻此言，我可以说既吃惊又高兴。吃惊的是他竟然同时有两本书出版，这反映了他的勤奋以及这些年取得的成绩，因此又很为他高兴。

这本书里的文章主旨相对集中，那就是根据清华简等新公布的材料探讨古史领域的问题。他自己调侃说这是“碰瓷”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我倒觉得很贴切：都是清华出身，做的又都是以新材料证史的工作。开创“古史新证”学术范式，引领一时风气的王国维先生不会想到，百年后清华大学不但收藏有“清华简”这样蔚为大观、内容又极为重要的先秦典籍，清华简各辑的陆续推出又在学界持续不断地掀起研究热潮。由清华简提供的新知，已经极大地重塑了我们对三代历史的认知。观堂先生地下有知，恐怕也会为此欣慰的。

程浩这本《古史新语》可以看成踵继观堂先生之《古史新证》，当然首先还在于一个“新”，即由清华简等新公布的材料来探讨古史。像这本书中所收根据晚近公布的清华简《五纪》《参不韦》《两中》以及最近才公布的《驭马之道》等篇来探讨相关问题，可以说都是如此。 当然还有更新的，像安大简中的《楚史》迄今未公布，但程浩仍然根据先期公布的有限信息，结合题材类似的清华简《楚居》来探讨楚人早期的迁徙和居地，同样显示了非常敏锐的学术嗅觉。上述清华简中的诸篇都系前所未见的佚籍，无疑可补传世文献之阙。其中多有涉及黄帝、虞夏等传说时代的历史，包括《楚居》《楚史》讲的楚人居地迁徙和世系承继，也多有渺远的史迹，程浩据此以考古史，就研究旨趣来讲，也与观堂先生的 “古史新证”深为契合。上述简书中的古史资料， 窃以为更大价值倒不在于我们据此能讲清什么古史细节，而在于让我们看清楚了战国时期所谓“百家言黄帝”之“百家”之盛，以及“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的 “他说”之繁。也就是从史料生成说让我们明白了《世本》《大戴礼记·帝系》等篇身后的 “背景”，或即如先师谢维扬先生总结的“知识社会学”中的“社会”。因此，传世文献仅仅是冰山的 “一角”，我们既不能当成“全部”，更不能当成“唯一”。像程浩在这本书中提到，由楚简来看，楚人先祖“季连”与“穴熊”原来本系一人，老童与祝融为父子关系，中间并没有 《楚世家》所说的称一世；祝融生季连等六子，中间也没有陆终一世，等等，都可以说是对《史记·楚世家》等正统古史记载的重大颠覆。《史记》号称 “整齐百家杂语”，但就《楚世家》与楚简两篇所载世系的重大差异看，我们对史迁所能看到的资料以及“整齐”之质量，还是应有适当的估计。晚近谈到经典的训诂，我常说大家都推尊汉魏古注，其实这是把双刃剑：它们诚然保存了很多来源有据的“古义”，但如果全盘接受， 那同样意味着你的认识其实是经汉魏人 “过滤”过的，因此在做知识考古时同样要有足够的清醒。现在来看，不仅训诂，我们接受的古史体系不同样是“过滤”过的吗？从这个角度讲，谙熟于汉魏人的训解，既是“修养”，但另一方面有时也是“宿命”。在这本书中程浩于多处地方都提到据秦汉史料“逆推”西周的方法论问题，个中其实正有“过滤”的尴尬。当然，这也正昭示清华简、安大简这些新材料的价值。

大家去读程浩这本《古史新语》，一定会发现所谓的“新”，其实又远不止清华简这样的新材料，它还包括大量的铜器铭文、考古的最新发现等。比如为了佐证周王朝对天下物产的所有权，他既引了逑盘器主受命“总司四方虞林”，还引了晚近发现的霸伯簋中“井叔来求盐”的记载。为了说明周王职司立法、司法的权柄，他不仅详细梳理铜器铭文中先王“明型”“作型”的记载，其中的“型”一般理解为笼统的“法度”，并不直接对应于“刑”，但他随之又引清华简《四告》周公告神之语“畏闻丧文武所作周邦型法典律”，不仅实现了铜器铭文与简牍文献的互证，而像《四告》以“型”与“法典律”并称，对于推进我们对周人之“型”内涵的理解无疑也是极有帮助的。他后文更引晚近发现的格姬簋中王朝干预霸国君位继承的“先王既有型”以申法制、规范上西周王朝对地方的约束，则“型”之可以涵摄后世的“法典”义就更为显豁了。另外，为了论证支庶“攀附”大宗的风气，他还援最近发现的山西垣曲北白鹤墓地所出的燕仲鼎及“太保燕仲”之名以申之。这些最新资料的使用，既显示了程浩好古敏求的勤奋，又说明他博闻强记，因此才能在不同资料间触类旁通，进而用新资料 “激活”旧资料。除了最新的资料，“古史新语”之“新”还在于程浩始终密切关注学界的前沿、动态，与学界最新的研究同频共振。比如《尚书·酒诰》中的“圻父”“农父”“宏父”，孔传以司马、司徒、司空等三有司解之，后人多不明所以，程浩注意到赵平安先生对战国玺印封泥“祈父”的研究，就补上了知识考古上的重要链环。在论证西周地方的监国制度时，除了举学界广为人知的铜器铭文中的“诸监”“应监”“管监”“鄂监”等材料，他还提到王子杨先生最近将湖北叶家山曾国墓地所出“监簋”中“监”之“”改释为“邓”，因此“监”实为“邓监”，即周王派到邓国的监官，由此可见古文字释读之于史料理解的重要意义。再如在论证西周分封制“长子就封，次子留相王室”的制度设计时，他又举了最近赵庆淼先生对“诸侯大亚”的讨论。在讨论周王有权任命诸侯国之命卿时，他也注意到了王晖先生最新的研究；在由《楚居》等新材料讨论楚人的居地及早期迁徙时，他也注意到了尹弘兵先生的研究。在讨论鄀国地望及“上鄀”“下鄀”的理解时，他同样关注到了徐少华先生最新的研究。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据其文中所述， 上举王晖、尹弘兵等先生的研究均属程浩看校样时所补充，可见他对学术前沿的跟踪简直到了“贴身紧逼”的程度，我觉得这正显示了他作为一名年轻学人的良好素养：既尊重学术史，又对论证质量有近乎严苛的要求。

当然，这本《古史新语》可以看成是模楷观堂先生的《古史新证》， 更重要的本色还在于“史”。程浩当初从我读硕士时，本来就是史学专业，后来入清华从李学勤先生读博士乃至留清华任教，特别是参与清华简整理的过程中，在古文字学的修习和素养方面亦有很大的进步和提升。但我很高兴地看到，他始终没有放弃史学的追求和兴趣，这当然与他先后得到谢维扬、李学勤两位先生的教诲不无关系。像这本书中所收的讨论周人所谓“大命”观念、西周分封的中央集权底色、由考辨《竹书纪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郐”重论两周之际的政治分野，以及由《楚简》《楚史》等新材料讨论楚人早期世系及居地等可以说都透露出强烈的史学关怀。虽然偶有涉及文字释读，但这显然不是重点。这几篇文章对史料利用之丰富，论证之严密，视野之宏大，应该说代表了这本书的整体水准。比如讨论西周分封制的中央集权底色一文就是典型的代表。“分封”之外还有“集权”，这种认识本来就是对传统主流观点的“颠覆”。为了证成此说，程浩从“侯”的“守土”之性质、地方诸侯的王臣身份、中央对地方封国的监督、中央对地方封国法政权力的统辖、地方封国在财政及军事上独立的有限性、中央集权原则在西周的奠定等六个方面进行非常全面、严密的论证。 六个方面都紧扣西周央地关系这样一个核心主题，史料取用旁征博引、论证环环相扣，可以说对于西周分封“集权”底色之论证达到了迄今最全面的水准。有些地方我读起来也是心有戚戚。几年前我曾根据简牍及金文中的“闻知”语言材料讨论周代君臣的权责关系，当时我就说：“西周分封制与后来郡县制从本质上讲都是垂直统摄的权力结构，他们只有政治技术的密疏以及集权效果的强弱之异，本质上其实并无大的不同。”如果说论证分封有“集权”底色属宏大命题的话， 由此结论引申出来的可能更为恢宏———我们如何重新认识学界艳称的“周秦之变”？到底哪些“变”了？哪些又是一以贯之的？实际上，程浩已经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感觉可谓敏锐。还要提到的是， 不仅探讨上述宏大命题时有他所说的“宽视野”，即便是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中，他也非常善于归纳、提炼，故时有让人眼前一亮的理论省思。 比如他指楚人称丹淅为“京宗”，犹周人称泾渭为“宗周”，都昭示对祖先隆兴之地的推重，并进而指出“丹阳”与“京宗”，一为地理方位，一为人文记忆。且谓“夷屯”与“京宗”，犹丰、镐之于宗周，都属“点”和“面”的关系。这些都属非常凝练而精彩的概括。另如讨论两周之际的变局时，他提到道义及实力均不占优势的平王最终上台， 继承周室之“正宗”，其实对周人恪守三百年的宗法制度以及以此为根基的王权威严有直接的冲击，并将其与东周时代庶孽之乱频发与权卿专权乱政的局面联系起来，亦属史实考证之外的宏大之思。而平王最终“翻盘”成功又缘于晋国最终加入平王阵营，他说这根本性改变了双方力量的对比，也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历史走势”。其实看看后来的王子朝之乱，不同样也是因晋国的加入而影响了“历史走势”吗？在讨论《楚居》季连“前出于乔山”时，他又指出这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早期先民由穴居向台地生活的写照，并在讨论楚人族源时，指出楚人实际上有一个“蛮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是与楚人南迁同步的。我觉得这一点亦可与秦人自东方西迁陇南，因与西戎杂处遂有一个逐渐“戎化”的历史相比观。上述对“历史走势”等宏大命题的思考和关注，都透露出强烈的史学关怀，这与单纯的文字考释可以说迥异其趣。其实认字是为了读通文本，而读通文本是为了了解文本记述的历史。由文字到文献再到历史，用现在的话说，这是古典学的“全产业链”。我们看王国维先生的《观堂集林》，于文字、声韵等小学考证之外，其中同样也有《殷周制度论》这样关注宏大命题的大文章。从这个角度看，程浩的这本《古史新语》亦可说是对观堂先生学术志业的发扬和光大。

另外，我读程浩的这本 《古史新语》还有一个强烈的印象，那就是他文献读得很熟，领会亦深，且常能于文献记载的吉光片羽，读出一般人容易忽略的历史信息。如果说关注历史的宏大命题属大刀阔斧的话，他留意于文献记载的微观细节，又说明他同样也有“绣花针”的功夫。 比如在讲西周的法律权柄亦由中央控制时，他注意到《酒诰》的 “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为了支持《竹书纪年》“同〈周〉惠王子多父”之“子”可读为“使”，他注意到了清华简《迺命》“以子员于外”一句。在讨论平王非幽王嫡长子问题时，他又引范祥雍的观点指出《竹书纪年》所谓“（宜臼）以本大子，故称天王”云云，实是“孔疏引刘炫之按语”。关于《楚居》“穴穷”一词，他认为并非地名，并谓“穷者，极也”，故“穴穷”即穴之深处，从而与学术史上刘玉堂等先生谓“穴穷”即山上洞穴的至深处这样的观点联系起来。在讨论楚国先祖与商人的血缘联系时，他据此指出这适可以解释《天问》中“启棘宾商”“勤子屠母”“死分竟地”等句理解的疑难。在讨论楚国先祖季连之迁徙时，他又指出《楚居》前文的“先处于”与后面的“迟徙于”实紧密呼应。关于楚人由丹淅向南方进发的时序，他又援《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一事， 而夔子答楚人语有 “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他特拈出“自窜”一词，认为并非楚人的“集体行为”。凡此种种，均可谓心细如发，读书得间。而书中这样的地方，可以说多至不胜枚举。 正因为他文献阅读非常用心，故常能发现学者迄未发现之问题。比如于周人所受“大命”本旨一文，他就注意到学者艳称周人受天命、大命，但往往把受天命、大命局限于周王，实则臣工也“受命”，即从上天那里接受佐助天子之命。其实从《厚父》所云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的表述来看，确实如此：不仅“民”是“天降”的，“君”“师”或曰“后王君公”这些政治角色也是上帝安排的。当然， 此处程浩只是点到为止，其实细究下去还会引出更大的命题。君王系天帝安排，甚至是天帝之子，这在传统君权神授的语境下很好理解，但《厚父》强调“君”“师”等一整套“班子”中臣工等也是天帝安排的，这则很特别。在后世“家天下”的制度下，本来职官都是由君王安排的。比如讲官制之《周礼》就屡言：“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按照这个表述，显然“设官分职”的是“王”，即作为职官的“臣工”是由“王”派生的，他自然也只对“王”负责。《逸周书·职方解》亦云：“凡邦国大小相维，王设其牧、 制其职……”所谓“王设其牧、制其职”，仍然是由“王”“设官分职”。实际上由王来“设官分职”，也是我们在金文册命类铭文中大量看到的史实，甚至《舜典》中舜命契、皋陶、益等“作司徒”“作士”，也依稀可见由“王”“设官分职”的影子。但与他们不同的是，按之《厚父》篇，本来是“帝”“命皋陶下为之卿士”，《厚父》《成人》又屡言“助上帝”，即他的官职不是哪个王“设”的，他是天帝指派的。而且，这在上古也是很普遍的观念。如《商颂·长发》“降予卿士，实维阿衡”，说明伊尹也是天帝“降”给商汤的。清华简《说命》篇对于武丁与傅说之间君臣关系的确立也有类似说法，其谓“惟殷王赐说于天”，傅说甚至自己还亲对武丁说：“惟帝以余畀尔。”或言“天”“赐”，或言“帝”“畀”，总之都是归诸神灵。《墨子·尚同中》的“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也是归之于“上帝鬼神”。《皋陶谟》也说“天工人其代之”，豳公盨的“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之“天命禹”也只能从这个角度理解（不能因此认为连“禹”都是“神”了）。他们都把政治角色的发生归之于天的意志。当然，天帝指派只是神话色彩的表达，不可能是事实，但他要表达的意思则是清晰的，即从法统上讲皋陶这样的臣工最终也只对神灵负责，并不依赖君王而存在。我认为这种现象可称中国“早期国家”产生过程中政治遗产，都是有待持续推进探讨的问题。有些地方，程浩还非常善于化经典的语言为己所用。比如在强调中央集权原则在西周即已奠定时，他用了“立纲立纪”一词，就属恰如其分。其实，“纲纪”一词乃典籍习见，《大雅·棫朴》说：“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大雅·假乐》：“受福无疆，四方之纲。之纲之纪，燕及朋友。”《逸周书·谥法》云：“布纲治纪曰平。”《墨子·尚同中》也说“置正长”的目的是“若丝缕之有纪，而罔罟之有纲也”。出土文献如清华简《成人》也说天帝创生后王、君公等人是“惟民纲纪”，清华简《四告一》还从反面说：“我亦永念天威，王家无常，周邦之无纲纪。”上述文献中的“纲纪”前人多注意不够，晚近我曾从古史道统论的角度间有涉及，程浩将中央集权原则上升到“立纲立纪”，可以说又从制度史的角度揭示了“纲纪”一词的丰富义涵：既与西周的史实相吻合，又显示中央集权原则在中国历史上的久远渊源。

从服务于历史研究的角度说，学术史修养亦可算广义的文献功夫。 而对学术史的谙熟，我觉得也是程浩这本书非常值得肯定的地方。他的有些说法，看似“大胆”，但他总能闪转腾挪，于学术史上迅速找到合适的应援，从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种对学术史的了解，有时还远超先秦史领域，比如为了说明西周分封的集权底色，他以西汉的郡国并行制甚至后世封建王朝的羁縻制与之比较，甚至援欧洲的领主封建制以相参。为了说明西周宗法支庶攀附大宗的风气，他也注意到了魏晋时期的“攀附先世”。在论证西周中央王朝对法政权力的统辖时，他还引法制史领域专家的意见。由西周分封的集权底色，他又注意到黄仁宇关于中华文明具有“超时代的政治早熟”的论断，而西周政治体制集权的事实，无疑又将这种“早熟”大大提前。这些都显示了他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留意于宏大历史变迁的学术兴趣。

如果从本、硕阶段算起，我应该算程浩学术成长的第一见证人。当初对他的印象，是领悟力强，好古敏求。学术上他好像是大家常说的“天选之人”：不知困难为何物，越难兴趣反而越浓。很多人视《尚书》为五经最难，他的学术入门却正是从啃《尚书》起步的，后来从李学勤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也是做清华简“书”类文献研究。而且，在他身上好像也看不到很多同学常见的“瓶颈”，反倒是平台越高，越能激发他的潜能。这从他最初到谢老师家听课，到后来入清华从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跟廖名春老师合作做博士后研究，直至入职清华并参与清华简的整理工作，平台不断提升，他的眼界也不断拓宽。转益多师的过程中，他又敏于自我的“修行”。反映到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新材料的全面掌握、对学术史的谙熟以及系联多方材料的能力，均达到一个全新的水平。当下正是一个大发现的时代，新材料的迭出亦可用“喷涌”来形容，这可以说是年轻一代的学者千载难逢的机遇。以这本书为基础，我们有理由期待程浩更多、更出色的成果。

宁镇疆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

【后记】

本书汇编了我近年在先秦史领域的部分研究成果，与即将出版的《古简新义：清华简的文字与文本研究》是姊妹篇。书中收录的论文虽均曾以单篇的形式发表，但却有着共同的研究理路，即以清华简中的新史料为基础，重新思考先秦历史文化中的重大问题。所聚焦的主题有四方面：一是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包括史学界长期关注的黄帝、夏禹、夏启等帝王的事迹；二是西周时期的历史，包括天命思想、君臣伦理、分封制、两周之际史事重构等西周史研究的核心话题；三是曾楚历史研究，通过清华简与曾国考古发现，对楚国早期历史以及与曾国的交往互动进行了探讨；四是战国思想问题，初步揭示了清华简中所展现的战国时期的鬼神信仰、治民思想等。为了更好地反映我本人以及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过程，所收的文章基本保持了写作时的原貌，发表时被改动的内容，也一并回改。

将以上内容合为一集，拟题为“古史新语”，很显然有“碰瓷”王国维先生的用意。在利用古文字资料开展古史研究这一领域，王国维先生是首屈一指的学术大师，这是举世所公认的。由我们中心主办的“王国维学术讲座”，主要延请海内外顶尖学者来清华讲授古代文明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这项系列活动已延续了15年，举办了40余期，受邀讲学的学者无不对能够主讲冠以“王国维”之名的讲座感到无上荣耀。曾经有一次，芝加哥大学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的讲座被安排在清华学堂。他在开场白中坦言，能在王国维先生讲过课的地方主讲“王国维学术讲座”，是一种十分美妙的体验，使他心里非常感动。此外还有一些很有影响的海外汉学家，曾经主动请缨希望能够登上“王国维学术讲座”的讲台，足以说明王国维先生的学术声誉早已蜚声中外。

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研究强调“中西融汇、古今贯通”，一生的著述很多。前些年出版的《王国维全集》，共有20卷，计844万字。对于王国维先生取得的学术成就，很多学者进行过总结与表彰，在此就不过多介绍了。然而有一点大概并没有被所有人注意到，那就是王国维先生虽然以新见迭出的精妙考证闻世，但他最令人耳熟能详、最富有前瞻性与理论关怀的学术洞见，其实都是在课堂上提出的。

王国维先生人生的最后阶段，是在清华园里度过的。1925年春天，他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享誉海内的“四大导师”之一。当年七月，由于学校还没开学，王国维就给在校的学生作了一次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讲，并提出了“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的著名论断。在这次演讲中，他总结了19世纪末以来甲骨文、简牍文书等重要出土发现，并预言“然此等发见物，合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其所阐发尚未及其半，况后此之发见亦正自无穷，此不能不有待少年之努力也”。百年之后的今天，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出土文献研究，已然成为了“合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的显学。至于他提出的“有待少年之努力也”的期望，也正有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在赓续这项事业。

令人扼腕的是，王国维先生在1927年的学期结束后就自沉于昆明湖。虽然在清华工作的时间只有短短两年多，但他却为清华学生开设了“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尚书》”“《仪礼》”等多门课程。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就是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课程的“总论”中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以及对待古书的态度，是王国维先生基于他多年的学术实践所产生的纲领性意见，直到今天仍是古史研究的不二法门。而在“古史新证”课程后续的章节中，王国维先生所讲述的商代先王世系、诸臣、都邑以及周代的制度、历史等内容，其实都是他运用“二重证据法”所作的最新研究。

把最前沿的学术理论、最鲜明的学术态度、最新锐的学术发明搬到课堂上，以此来启迪学生自觉走上正确的学术道路，是王国维先生作为一名教师突出的教学特点。也正因由此，王国维先生的课堂里走出了吴其昌、王力、姜亮夫、刘盼遂、徐中舒、高亨等一大批著名学者。著有《尚书覈诂》的杨筠如先生也是王国维先生在清华的学生，他就是在“《尚书》”课上听了王国维先生对前人注解《尚书》的批评，遂选择以《尚书》为业。

就我本人而言，在王国维先生所开辟的学术园地中耕耘，在王国维先生工作过的百年学府中教书，虽然取得的成绩不能望其项背，但时刻不敢不以王国维先生为标杆。我开设的先秦历史文献课程，“总论”即从对古书的态度谈起。讲到《尚书》，最先强调的就是王国维先生“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的“阙疑”精神。讲清华简的课程，也尽量吸收学术界最新、最可信的观点，并把我个人的研究成果最先在课堂上公布。收入本书的论文中有许多观点，我都在课堂上与学生分享与讨论过，并且多有获益。

王国维先生所处的时代，毕竟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我们从他身上学到的，更多的是精神涵养。对我本人的学术成长影响最多的，其实是清华古史研究领域的另一位大师——我的老师李学勤先生。如果李先生还在世，他断然不会接受“大师”的称呼，但在我眼中，李先生当之无愧是王国维先生之后的又一座高峰。

在我来清华学习之前，李先生就是我的学术偶像了。李先生的《走出疑古时代》与《简帛佚籍与学术史》，都是我在枕边反复绎读的书。那时候只读书还觉得不过瘾，我又找来了一些李先生的讲座视频看。当时的视频还都刻在光盘上，而现在的电脑连光驱都已经没有了。后来终于追星成功了，真的能够在李先生座下读书，我一直跟别人讲那种感觉就像在做梦一样。

李先生长我56岁，比我的爷爷还要大几岁，待我也如祖孙般慈爱。李先生本身性格就通达宽厚，对我们学生从不严厉批评，也从没讲过任何大道理。我从李先生身上得到的学问之外的教益，都是在平时的耳濡目染中获得的。

在我入学的时候，由于李先生马上就要满80岁，学校出于对他的保护，已经不再允许他在教室里开设公开的课程了。但是出于对学生的负责，李先生仍然坚持每周四上午在自己的家中给我们上课。这种“私塾”式的课堂，通常是没有任何主题的，有的时候李先生会带我们读一些新出的青铜器铭文、楚简等，更多的则是由学生根据自己读书的情况自由提问。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其实在孔子的时代就已经有了，看看《论语》的体例，不就是孔门师生之间的问答吗？但是由于我当时读书不够勤奋，在李先生面前又总有一种由敬生畏的恐慌，所以很少能提出问题。即便如此，亲临其境聆听李先生对其他同学提问的解答，其实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这几年清华的人才培养模式重提梅贻琦校长“从游”之论，我从自身出发就很能体会“从游”的益处。

李先生故去的这几年里，我偶尔还会在梦里见到他。2022年学校封校，我受命驻守校园，有机会重新住在学生宿舍。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再次得以与李先生长谈。谈的是我涉猎不多但很想学好的甲骨学，李先生娓娓道来，就跟当年在他家里上课一样。清晨半梦半醒的时候，我百般努力不愿醒来，因为我还有太多的问题希望李先生为我解答。

我一直觉得李先生对我们的指导特别有古人之风。无论为学还是为人，都是润物无声，会有一个方向性的指引，但最终达到什么样的成就还要看个人的修行。这种教育模式，虽然称不上有多先进，但至少在我们这个学科还是切实可行的。我现在自己做老师了，也想沿着李先生的这条路走下去，但很多时候都感到做得不够到位，可能是修行还不够吧。

李先生是50年代初的清华学生，在他身上，很好地体现了清华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我做了教师之后，时常感到教学和科研难以平衡，因为无论哪一方面都不愿意拉下。而有的时候还要承担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更加觉得时间不够用。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以李先生为榜样鞭策自己。在前些年纪念李先生的活动中，彭刚老师在发言时每每会谈到他刚进学校班子时曾拜谒李先生，询问如何平衡行政工作与教师主业。李先生的回答略带感慨：“我这一辈子就没有休息过。”每次听到这里，我都会感到十分辛酸，因为李先生确实是勤恳工作了一辈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病床上口述了好几篇文章。而我们现在处在最好的年华，又怎么有资格喊苦喊累？

还有一件往事也是我经常拿来自省的。2013年的时候，我想请李先生为我写一封推荐信，就自己先拟了一稿。我在里面称自己“年仅24岁”，没想到李先生看后直接就划掉了，并且告诉我24岁已经不能算年轻了，更没有时间去浪费。后来想想确实是这样，李先生1955年出版《殷墟文字缀合》、奠定在甲骨学领域学术地位的时候，只有22岁。而我至今还在混沌中摸索，又怎么能自诩年轻呢？

根据一些统计，李先生生前曾出版了40多部著作，发表论文近2000篇。所以，哪有什么金针妙计，为“学”唯有“勤”字而已。

关于李先生为什么如此地勤奋、珍惜时间，我很同意吴振武老师在《李先生的性格》一文（《出土文献》2020年第3期）中所作的分析：

李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走进学术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就不断地参加各种政治运动，时代的耽误，人性的阴暗，他都亲身经历。所以等到云退天晴的时候，他就有一种为国家多做事的紧迫感。

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在平安顺遂的年代，自然不会有这种紧迫感，甚至很多人连为国家多做事的意识都很淡薄。但是每当我打算“躺平”的时候，想起李先生的言传身教，便不由得又“垂死病中惊坐起”了。

王国维先生出生于1877年，李学勤先生是1933年生人，两位大师之间有将近一个甲子的轮回。我经常跟现在所教的生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学生开玩笑说，按照历史周期律，清华古史领域的下一位大师应该从你们当中产生了。如果真能如此，这大概就是作为教师的最大幸福吧。

在古史研究领域对我影响重大的学者还有谢维扬老师。我没有跟谢老师攻读过学位，但在2009年到2012年的三年时间里，每周四下午都跟博士师兄们一起到谢老师家里上课，算是及门弟子。三年的时间不长，但对我学术兴趣和方法路数的影响却是非常深刻的。熟悉谢老师学术理念的学者都知道，他的研究在当下的古史学界算是一种“另类”。在多数学者更重视考证具体问题的整体风气下，谢老师坚持强调理论关怀和方法意识，并且身体力行，可谓独树一帜。谢老师的代表作《中国早期国家》《周代家庭形态》都是“宏观性”“宽视野”的研究。即便是后来上博简、清华简问世后，谢老师关注的也是其中体现的史料品质与古史史料学的问题，而非字词章句的释读。

我本人后来由于参加清华简的整理工作，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字词这些“小问题”上。但是谢老师当年在课上强调的个案研究也要“小中见大”的原则，却时刻不敢忘。这本书所收录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从微末的材料出发，努力去联系一些关乎历史发展总体特征的全局性的大问题。这种意识，完全是谢老师当年在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身上打下的深刻烙印。

按理说一本书的后记不应该这样写。但如果把这本书看作我步入工作岗位后先秦史教研工作的一次总结，这篇后记就权当对来时的路以及路上已离去的人的一次回顾吧。

2025年11月23日

完稿于“谢维扬先生追思会”会后返京的高铁上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