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经正注成立考

作者：顾永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来源：《中国考据学》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24年5月

“正经正注”语出清张之洞《书目答问》，为经部类目之名称，兼指列为科举程序的通行本“十三经注疏”（经、注文）和程朱系统新注“五经四书”，可以理解为广义的范畴。事实上，古人更为通行的用法是狭义的，系指“十三经”及其相应的汉、魏以降古注，相当于张之洞原概念外延的一部分（详参拙作《经学文献的衍生和通俗化——以近古时代的传刻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第112页。同名专著《绪论》，第1页。）。正经——“十三经”在先秦、秦汉时期俱已成书，正注则出现在汉、魏、晋时期（唐开元以降《孝经》通行玄宗御注除外），分别是《周易》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尚书》僞汉孔安国传、《毛诗》汉毛亨、毛苌诂训传、郑玄笺、《周礼》郑玄注、《仪礼》郑玄注、《礼记》郑玄注、《春秋左传》晋杜预集解、《春秋公羊传》汉何休解诂、《春秋谷梁传》晋范甯集解、《论语》魏何晏集解、《孝经》唐玄宗御注、《尔雅》晋郭璞注、《孟子》汉赵岐章句。无论是正经还是正注都是历史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乃至不同地域的正经及其正注容有不同，即便是同一时代的同一正经的正注也可能不止一个。上述正经正注是唐宋时期最终定型的，延续至今，这是经过历史选择的静态结果。本文着重考察的是历史选择的动态过程本身，亦即正经是如何从五经、七经、九经到九经三传、十三经渐次形成的？前揭汉魏晋古注之所以最终能够成为正注，又经历了怎样的历史选择过程？为什么如《周易》《尚书》《论语》郑玄注、《周易》《尚书》《毛诗》《论语》、“三礼”、《左传》王肃注、《左传》服虔注、《孝经》所谓古文“孔（安国）传”和今文“郑（玄）注”等在特定历史时期内也曾颇为通行但终究未能成为正注呢？本文拟探究并尝试解决这些问题，亦即正经正注的成立。

《中国考据学》第1辑

“正经”这个范畴，不仅不同时代、不同人的认知不尽相同，即便是同一时代不同人的认知也未必相同。我们大体上以时代先后为次，略事剖判。东汉桓谭《新论》有“正经”篇，论及“三易”、《古文尚书》《礼记》《古论语》《古孝经》《左传》及扬雄《太玄经》等（桓谭《新论》久佚，清人有辑本，此据朱谦之先生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卷九，中华书局，2009年，第38—42页。）。《新论》所谓“正经”，当为述宾结构词组（《新论》其他篇目如《谴非》《祛蔽》《离事》《辨惑》等亦多为述宾结构），意谓諟正、正定经书，与后世普遍理解的偏正结构不同。荀爽着有《尚书正经》（《后汉书》卷六二《荀爽传》，中华书局，2003年重印1965年第1版，第2057页。），其书已佚，但从书名来看，当亦为述宾结构。郑玄传承《毛诗》之正变说，将与变风、变雅相对的正《诗》称之为“正经”，曰：“文武之德……及成王，周公致太平……谓之《诗》之‘正经’。……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附释音毛诗注疏》卷首《诗谱序》，中华书局影印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2013年重印2009年版，第555页。）汉人亦有专称某经为正经者，如孔颖达《礼记正义》卷首题解备述“《周礼》见于经籍，其名异者，见有七处”，或称礼经，或称经礼，或称礼仪，或称周官（经），“《礼说》云‘有正经三百’”（《附释音礼记注疏》卷首，中华书局影印阮本，第2655页。），《礼说》系汉代纬书，所谓“正经”代指《周礼》，似与纬书相对。

汉代刘向、歆父子校书编目，始创七分法的目录学分类体系，六艺略与诸子略并列，魏晋以降四部分类更有经部和子部之别。所以有以正经别于诸子者，如晋葛洪曰“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晋葛洪着，杨明照校笺《抱朴子外篇校笺》卷三二《尚博》，中华书局，2007年重印1991年版，第98页。卷四四《百家》重出，第441页。）；唐人所修《晋书》称“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晋书》卷八二《司马彪传》，中华书局，2003年重印1974年第1版，第2142页。）。此处“正经”乃泛指经书，以与子书相对。或具体专指某一部类经书，如西晋武帝太康十年（289）诏“往者衆议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礼文正经不通”（《宋书》卷一六《礼志三》，中华书局，2003年重印1974年第1版，第423页。《晋书》卷一九《礼志上》次句引作“考之礼文不正”（第584页），唐杜佑《通典》卷四二礼二沿革二吉礼一“郊天”上引作“考之于礼不正”（中华书局，1996年重印1988年第1版，第1174页）。）；或与纬书相对，如南朝梁许懋《封禅议》称郑玄引《孝经钩命决》云云“此纬书之曲说，非正经之通义也”，“夫封禅者，不出正经，惟《左传》云云”，批评郑玄“不能推寻正经，专信纬候之书”（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五八，中华书局，1965年，第3295页。）。值得注意的是，其所谓正经当指狭义的五经，不包括《春秋》三传等传记。他如北魏刘芳《陈终德为祖母持重又议》先后引《易》《书》《诗》及《论语》，“斯皆正经及《论语》士㠯上世位之明证也，士皆世禄也”（同上书《全后魏文》卷三八，第3706页。），知其所谓“正经”亦指五经，并不包括《论语》等传记。但同时亦有用以泛指经书者，如北魏孝文帝《皇太子冠礼有三失诏》“《家语》虽非正经，孔子之言，与正经何异”（同上书《全后魏文》卷六，第3542页。《魏书》卷一〇八之四《礼志四》之四引“与”下无“正”字（第2811页）。《通典》卷五六礼十六沿革十六嘉礼“皇太子冠”引无“虽非正经”四字（第1577页）。），所谓正经当包括《论语》在内。

《抱朴子内外篇》明嘉靖乙丑鲁藩刊本

唐朝明确规定了科举取士的正经为九经，并且明确使用“正经”这个范畴，如开元中纂修的《唐六典》既已如此。又如高宗永徽二年（651）长孙无忌奏议“而今从郑之说，分为两祭，圜丘之外，别有南郊，违弃正经，理深未允”（《通典》卷四三礼三沿革三吉礼二，第1194页。）；永隆二年（681）《条流明经进士诏》“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〇六“政事贡举”，中华书局，2008年，第549页。）。再如玄宗开元中司马贞《孝经老子注易传议》以为《子夏易传》“旨趣非远，无益后学，不可将帖正经”（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〇二，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嘉庆十九年内府刊本，第4107页。）。王维《奉敕详帝皇龟镜图状》称龟镜图“又多不出于正经，或取诸子之说，又取曹植《飞龙篇》、挚虞《庖牺赞》等，是一时文章之语，非正经本传之事”（唐王维着，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卷一一，中华书局，2013年重印1997年第1版，第1017页。）。相应地也已出现了正经正史的提法，如武宗会昌六年（846）郑遂等奏议“正经正史，两都之庙可征”，顾德章奏议“则立庙东都，正经、史无据”，张荐等奏议“辄敢征据正经，考论旧史”（《旧唐书》卷二六《礼仪志六》，中华书局，2002年重印1975年第1版，第987、994、1006页。）。所谓正经，还多具体指称某经之文本，如孔颖达等《周易》坤初六《小象•正义》曰：“夫子所作象辞，元在六爻经辞之后，以自卑退，不敢干乱先圣正经之辞。”（《周易兼义》卷一，中华书局影印阮本，第32页。）《尚书序·正义》“作序者不敢厕于正经，故谦而聚于下”（《附释音尚书注疏》卷一，中华书局影印阮本，第242页。）。《礼记·乐记·正义》引马昭云：“《家语》，王肃所增加，非郑所见；又尸子杂说，不可取证正经，故言未闻也。”（《附释音礼记注疏》卷三八，中华书局影印阮本，第3325页。）武后圣历初（698）张柬之着论驳斥王元感，列举“四验”（《春秋》及三传、《尚书》《礼记》《仪礼》）“并礼经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宣帝时少傅后苍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着《曲台记》，以授弟子戴德、戴圣、庆溥三人，合以正经及孙卿所述，并相符会”（《旧唐书》卷九一《张柬之传》，第2936—2938页。）。穆宗长庆元年（821）诏称“孤竹管是祭天之乐，出于《周礼》正经”（《旧唐书》卷一六《穆宗本纪》，第488页。）。上述诸例盖分别指代《易》《书》《礼记》《仪礼》《周礼》经文。此外，唐人亦有泛指经书，与子、史书相对者，如《汉书·王莽传》“其文尔雅依托”颜师古注：“尔雅，近正也。谓近于正经，依古义而为之说。”（《汉书》卷九九中，中华书局，2002年重印1962年第1版，第4114页。）司马贞《史记索隐》曰：“《五帝德》《帝系姓》皆《大戴礼》及《孔子家语》篇名。以二者皆非正经，故汉时儒者以为非圣人之言，故多不传学也。”（《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华书局，2003年重印1982年第2版，第47页。）又曰：“东方朔亦多博观外家之语，则外家非正经，即史传襍说之书也。”（《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第3203页。）王颜《追树十八代祖晋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铭》“今于正经揭道字为志，于子史揭道字为翼”（《全唐文》卷五四五，第5531页。）。五代沿袭唐制，亦以九经三传为正经，如后唐明宗敕令国子监校刻“监本九经”（经注本）称“朕以正经事大，不同诸书”（《全唐文》卷一一一《委马缟等勘诸经勅》，第1135页。），童子“仍所念书，并须是部帙正经，不得以诸杂零碎文书，虚成卷数”（《全唐文》卷一一〇《童子科出身不得遽授亲人官勅》，第1124页。）。

北宋朝廷藏书主要在三馆，宫中如玉宸殿亦有藏书八千余卷，真宗曰：“此唯正经、正史，屡经校雠，他小说不与。”（宋王应麟《玉海》卷五二书目“景德玉宸殿藏书”，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卷一八，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871页。）知其亦采用正经、正史的类目划分方法。真宗为纪念太宗而兴建的龙图阁亦有藏书，下设经典阁、史传阁、子书阁、文集阁、天文阁、图画阁六阁（《玉海》卷五二书目“景德六阁图书”引《实录》，《玉海艺文校证》卷一八，第871页。又见于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九景德二年四月戊戌，中华书局，2004年，第1329页。）。其中经典阁总3341卷，目録30卷，正经314卷，经解1035卷，训诂495卷（《玉海》卷四二经解“咸平校定七经疏义”，《玉海艺文校证》卷八，第388页。），此外还有小学、仪注、乐书三类（《玉海》卷五二书目“景德六阁图书”引《实录》，《玉海艺文校证》卷一八，第871页。）。所谓正经314卷颇难索解，既与经解相对，则可以理解为仅包括正经注疏，其余历代注解属于经解类。截至景德二年（1005），九经三传全部单疏本已由国子监校定、刊行完毕，卷数之和为345，而前此五代监本九经三传经注本卷数之和为160，所以如果是包括全套九经三传的经注本和单疏本的话，当有505卷；如果仅为经注本（甚至可能包括白文本），则不当有314卷之多。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因为“龙阁书屡经雠校，最为精详”（真宗语）（同上），所以其藏书当只注重其精而不在乎其全，所以所藏正经注疏（经注本和单疏本）仅有300余卷。

较之唐人，宋人对于正经这个范畴的运用更加多元，并不统一。或指代六经，如欧阳修《读书》诗有曰“正经首唐虞，僞说起秦汉”（《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九，中华书局，2009年重印2001年版，第1册，第139页。）。朱子议贡举云“今乐经亡而礼经阙，二戴之礼已非正经，而又废其一”（《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中华书局，2004年重印1985年新1版，第3634页。）。或指代经注本，元祐中，鉴于“学者至不诵正经，唯窃安石之书以干进”，所以吕公着改革科举，“经义参用古今诸儒说，毋得专取王氏”（《宋史》卷三三六《吕公着传》，第10775—10776页。），正经当指不同于王氏新学之“三经新义”的正经注疏。或指代《春秋》经，与三传相对而言，如程颐称“《春秋》有三传及三本正经，共是六本”（《二程集·河南程氏外书》卷七《胡氏本拾遗》，中华书局，1980年，第394页。）。绍兴五年（1135）礼部议，“盖以《春秋》正经载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解语简约，比之五经为略；立之学官，历时滋久，问目所在，易于周徧”，所以《春秋》义题仍听于三传解经处相兼出题（《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附贡举条式，《四部丛刊续编》影印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宋刊本。）。十三年，高闶上《乞贡举试〈春秋〉只于正经出题奏》，认为“此法殊失尊经之意。今欲只于《春秋》正经出题，庶使学者专意经术”（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四一三八（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88册，第158页）辑自《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二七。）。马端临还对《春秋》正经做出明确界定，“按《春秋》古经，虽《艺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见。而自汉以来所编古经，则俱自三传中取出经文，名之曰正经耳”（《文献通考》卷一八二《经籍考九》，中华书局，2011年，第5374页。）。或指代《周易》经文（上、下经六十四卦卦爻辞），如程迥指出“若纳甲、卦气之类，皆出纬书，不能合于正经，今不取”（《周易古占法·占说第八》，明嘉靖中范钦校、范氏天一阁刊《范氏二十种奇书》本。）。朱子谈“读《易》之法，先读正经，不晓则将《彖》《象》《系辞》来解”（《朱子语类》卷六七《易》三“纲领下·读《易》之法”，中华书局，2011年重印1986年版，第1661页。）。俞琰大德十年（1306）题《易学启蒙小传》识语称“此书系借陈笑闲写本抄録，其正经二篇并‘十翼’与晦庵无异，其注‘十翼’即晦庵本，故不复録”（宋税与权《易学启蒙小传·朱文公晁吕二氏〈古易〉得失辨》，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册，第24页。）。或指代经书白文本，以与注或注疏相对，如《中兴馆阁书目》著录五代后蜀《周易揲蓍法》一卷，引序言云“广政壬戌岁（962），青山人以闤闠揲蓍法鄙俚乖违，故依正经及注疏集出”（宋冯椅《厚斋易学》附录二“先儒著述”下，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6册，第839页。），此处正经则指《周易》经传白文本。《通志·艺文略》经类《论语》类分为正经、注解等类目，其中正经仅有蔡邕《今文石经论语》二卷（《通志·艺文略第一》经类第一，《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第1479页。），实即熹平石经，为《论语》白文本，何晏等诸家注则属于注解类。马端临曾引其父马廷鸾《仪礼注疏序》描述《仪礼》单疏本“正经、注语，皆标起止，而疏文列其下”（《文献通考》卷一八〇《经籍考七·仪礼疏》引，第5332页。），所谓正经，与注相对，系指《仪礼》白文。

熹平石经 残石

元、明、清三代对于正经的理解大体沿袭宋人，也是多元的（古人对于“正经”的认定，当然不仅仅局限于儒家经典。他如道藏三洞经典亦有称正经者，如薛幽栖《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叙》“以三洞正经居前，三大副经居后，《道德》二篇为辅弼”（《全唐文》卷九二八，第9674页）。中医针灸经络“正经十二，别络走三百余支”（清张金吾编《金文最》卷一二〇附録窦杰《针经标幽赋》，中华书局，1990年，第1720页）。）。至清末张之洞则把列为科举程序的“十三经注疏”（经、注文）和程朱等宋元人新注五经皆视作正经、正注，其文有曰：

“十三经注疏”及相台岳氏本“五经”，皆古注。（原注：《易》，王弼、韩康伯注。《书》，孔安国传。《诗》，郑康成注。《春秋左传》，杜预《集解》。《礼记》，郑康成注。）沿明制通行之“五经”皆宋、元注。（原注：《易》，朱子《本义》，程《传》。《书》，蔡沈《传》。《诗》，朱子《集传》。《春秋》，旧用胡《传》，今废，仍用《左传》杜注。《礼记》，陈灏（当作澔）《集说》。）此为正经正注。（清张之洞《輶轩语·语学第二·通经》，《张文襄公全集》卷二〇四，民国十七年（1928）新城王氏北平文华斋刊本，第14页a。）

其《书目答问》也正好践行了这种理念。卷首目录“正经正注弟一”，（原注：“十三经”“五经四书”合刻本、诸经分刻本，附诸经读本。）卷一经部“正经正注第一”，（原注：此为诵读定本，程试功令，说经根柢。注疏本与明监本“五经”功令并重。）尾题“以上正经正注合刻本”“以上正经正注分刻本”。（原注：注疏乃钦定颁发学官者；宋元注乃沿明制通行者；《四书》文必用朱注；“五经”文及经解，古注仍可采用。不知古注者，不得为经学。）（以上引文分别见于清张之洞着，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相应部分（目录第1页，正文第1、7页）。）如上所述，本文对于正经正注采用狭义的界定方式，即指十三经及其特定古注，五经四书系统不与焉（我们认为，近古时代五经四书系统从正经注疏系统中独立出来，并一跃而成与之分庭抗礼的另一主干系统。）。

正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历史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不同时代的正经容有不同。宋代甫告成立的“十三经”的构成颇为复杂，如龚自珍所云，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由来已久，余者或以传为经，如《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或以记为经，如《礼记》；或以传记为经，如《论语》《孝经》；或以群书为经，如《周礼》；或以子为经，如《孟子》；或以经之舆儓为经，如《尔雅》（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六经正名》，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6－38页。）。不管《乐》本有经还是《乐》本无经，至少到汉代六艺实际上就只剩下五经。自文、景帝始立《诗》《书》《春秋》等经博士，至武帝时立《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博士，这是汉代的正经。《春秋》“三传”、《礼记》以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都是传记。据赵岐《孟子题辞》，“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孟子注疏解经》卷首，中华书局影印阮本，第5793页。）。钱大昕以为，传记博士之罢当在武帝建元五年（前136）立五经博士之时（《潜研堂集》卷九《答问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上册，第135页。）。东汉又有“七经”之名（《后汉书》卷二七《赵典传》注引谢承《（后汉）书》曰：“（赵）典学孔子七经、河图、洛书，内外蓺术，靡不贯综，受业者百有余人。”（第947页）《三国志》卷三八《蜀书八·秦宓传》曰：“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敎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973页）），一般认为是五经加《论语》《孝经》。在汉代，孔子被神化，地位拔高，行事罩上了神异光环，故《论语》成为学习和尊奉的圣经。汉朝重视孝道，提倡“以孝治天下”。所以《论语》《孝经》虽非正经，却得以跻身于经书序列（据刘歆《七略》删取其要而成的《汉书·艺文志》，其“六艺略”类目除六艺外尚有《论语》《孝经》和小学三种。）。此外，汉代其他经书如《大戴礼记》原本是与《礼记》并行的儒家经典，后以郑玄注“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礼记》逐渐成为正经，其书遂至湮没无闻，从属于《礼记》类。董仲舒《春秋繁露》虽非经书，盖其书多主《公羊》以立论，故后世多从属于《公羊》类。

汉代无论是西汉五经博士还是东汉十四博士，其为正经则一也，即五经。至魏晋时期，则有十九博士，据王国维先生研究，分别归属正经《易》《书》《诗》及“三礼”“三传”之不同家法（《汉魏博士考》，《王国维手定观堂集林》卷四，第94—96页。）。东晋以降已有变化，“魏及晋西朝置十九人，江左初减为九人，皆不知掌何经。元帝末，增《仪礼》《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为十一人。后又增为十六人，不复分掌五经，而谓之太学博士也”。至南朝沿袭东晋制，“国子祭酒一人，国子博士二人，国子助敎十人。《周易》《尙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谷梁》各为一经，《论语》《孝经》为一经，合十经。助敎分掌”（以上《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第1228页。）。知其实为十一经，博士不复分经，助教各掌一经。

至有唐一代，号称九经，《易》《书》《诗》外“三礼”“三传”分而习之，是为狭义的九经；广义的九经则另包括《论语》《孝经》《尔雅》，所谓九经三传，实为十二经。值得注意的是，较之汉代，唐代“五经”颇有异同，《易》非今文施、孟、梁丘、京氏而是费氏《易》，《书》非今文欧阳和大小夏侯而是僞古文，《诗》非今文鲁、齐、韩三家而是古文《毛诗》，《礼》非《礼经》（《仪礼》）而是《礼记》，《春秋》非《春秋》经而是兼有经传的《春秋左传》。朝廷明确规定“正经有九”为国子监“教授之经”（《唐六典》国子监卷第二十一，中华书局，2008重印1992年版，第558页。）和科举取士“明经各试所习业”，其中《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虽然正经有九，但因为各经字数及难易程度等原因，至唐代中叶《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乃至《左传》已少人问津。开元八年七月，国子司业李元璀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人教业，必事资经远，则斯道不坠。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崇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絶。事资训诱，不可因循。”（《通典》卷一五选举三“历代制”下，第355页）十六年国子祭酒杨瑒奏：“今之明经，习《左传》者十无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学，废无日矣。……又《周礼》《仪礼》及《公羊》《谷梁》殆将废绝，若无甄异，恐后代便弃。望请能通《周》《仪礼》《公羊》《谷梁》者，亦量加优奬。”（《旧唐书》卷一八五下《良吏传下》，第4820页））。《孝经》《论语》并须兼习。明经试两经，进士一经，每经十帖，《孝经》二帖，《论语》八帖（《唐六典》尚书吏部卷第二，第45页。“尚书礼部”卷第四所记相同（第109页）。）。天宝元年（742），“明经停《老子》，加习《尔雅》”。十一载，“明经所试一大经及《孝经》《论语》《尔雅》，帖各有差”，“进士所试一大经及《尔雅》”（《通典》卷一五选举三“历代制”下，第356页。）。国子博士掌教授“五分其经以为之业，习《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对于“其习经有暇者，命习隶书并《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每旬前一日，则试其所习业”（《唐六典》国子监卷第二十一，第559页。）。自魏晋直至唐代，汉人所谓传记已渐次包含在经的范围之内。唐代朝廷颇为重视正定经书文本的工作，贞观七年（633）十一月，颁新定五经（《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第43页。）。董其事者为颜师古，《旧唐书》本传记其事云：

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譌谬，令师古于祕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于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师古辄引晋、宋已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于是兼通直郞、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旧唐书》卷七三，第2594页。详见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第二十七（明刊本）。）

《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

十二年（638），太宗“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列传上》，第4941页。），初名曰“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列传上》，中华书局，2003年重印1975年版，第5644页。）。后又经反覆审定，至高宗永徽四年（653），“太尉（长孙）无忌、左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及国子监官，先受诏修改《五经正义》，至是功毕，进之，诏颁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以上宋王溥《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中华书局，1998年重印1955年版，第1405页。《五经正义》颁行天下，明经依此考试，又见于《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上》（第71页）。）。代宗大历十年（775）国子司业张参承诏再次校定经书文本，这也是开成石经雕镌的直接动因。经过校定的文本“初书于屋壁，其后易以木版，至开成间乃易以石刻也”（《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一经部四十一小学类二《五经文字》提要，中华书局影印清乾隆六十年浙江杭州刻本，1965年，第348页。）。文宗大和七年（833）至开成二年（837），雕镌九经三传，在长安国子监讲论堂两廊立石，是为开成石经，成为士人传习和科举考试的官学定本。

五代后唐至后周历经四朝二十余年刊刻完成的“监本九经”亦即九经三传经注本，经文所从出之底本即开成石经，这是儒家经典首次雕版印刷。北宋国子监校定刊行群经的工作持续了六十余年，先后校刊《五经正义》、“七经疏义”单疏本，并重刊经注本，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延时最久的儒家经典整理、刊行工程（《经学文献的衍生和通俗化》第一章“正经注疏的衍生和传刻”第二节“北宋国子监校刻群经考”，第45—68页。）。于是，九经三传经注本和单疏本尽皆具全。《孟子》除汉代一度列为传记博士外，由汉至唐皆作为子部儒家类著作。随着唐代后期儒学复兴运动和北宋时期道学的兴起，《孟子》地位日隆，逐渐进入经书序列，于是有所谓“十三经”。尤其是南宋孝宗淳熙中朱子编撰《四书章句集注》，《孟子》成为《四书》之一，地位进一步提升。宋初科举犹仍唐制，熙宁变法，进士罢废诗赋，以经义取士，“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第3618页。）。《论》《孟》被当作兼经，列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元祐四年（1089），立经义、诗赋两科，凡专经进士，须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谷梁》《仪礼》为中经”（《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第3620—3621页。）；凡诗赋进士，“于《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听习一经”，是为宋人所谓六经，如八行本《礼记正义》黄唐跋提及的“六经疏义”即此六经，南宋早期浙东刊行的八行本亦即此六经；《春秋》三传分别言之则为“六经三传”，如魏了翁《毛义甫〈六经正误〉序》“尽取六经三传诸本”（《全宋文》卷七〇八〇，第310册，第43页。）。六经以外“又以《孟子》升经，《论语》《孝经》为三小经，今所谓‘九经’也”（《玉海》卷四二“经解/总六经”，《玉海艺文校证》卷八，第342页。）；《春秋》三传分别言之则为“九经三传”（十一经），如抚州公使库本“旧板惟六经三传，今用监本添刊《论语》《孟子》《孝经》，以足‘九经’之数”（宋黄震《慈溪黄氏日抄分类》卷九二《修抚州六经跋》，《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明洪武翻刻本（郭立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通论编》，中西书局，2015年，第58页）。除此之外另刻《仪礼》（黄书同卷《修抚州仪礼跋》）。），实为九经三传，他如余仁仲万卷堂刊“建本十一经”亦然；南宋末廖莹中世彩堂刊九经，元岳浚翻刻时增刻《公》《谷》二传，亦为九经三传，凡十一经。近古时代最为通行的十行本有宋刻、元刻之别，宋刻亦为十一经（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第六章“建阳坊刻十行注疏本及其他宋刻注疏本”第一节“南宋建阳坊刻十行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85—386页。），至元刻十行本则凑齐十三经之数（其中《仪礼》是白文本及杨复《仪礼图》《旁通图》，并非注疏合刻本。当然，宋人已有“十三经”之称，不过并不多见，如袁本《郡斋读书志·（赵希弁）读书附志》经类著录五代后蜀广政石经为“石室十三经”（其中《孟子》系北宋补刻）。），嗣后明清汇刻“十三经注疏”亦均为十三经。

汉代立于学官的五经博士，“初，《书》唯有欧阳（高），《礼》后（苍），《易》杨（何，王先谦《补注》以为杨（何）乃田（何）字之误），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尙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谷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以上皆为今文学，只有平帝朝古文经一度立于学官，“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尙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以上《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赞》，第3620—3621页。）。至东汉初《易》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号称十四博士（《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序》，第2545页。王国维先生认为东汉初曾置庆氏《礼》博士（《汉魏博士考》，第94页）。）。而民间古文学的发展势不可当，影响力逐渐超越今文学，于是三国之际今、古文学代谢，“古文学之立于学官，盖在黄初之际”，魏和西晋博士皆为十九人，“除《左传》杜注未成、《尚书》孔传未出外，《易》有郑氏、王氏，《书》有贾、马、郑、王氏，《诗》及《三礼》郑氏、王氏，《春秋左传》服氏、王氏，《公羊》颜氏、何氏，《谷梁》尹氏，适得十九家，与博士十九人之数相当”（余嘉锡先生认为，王国维先生所谓“王氏”，“其意以指王肃。愚谓王弼所注，魏时诚未必立学，至于东晋，博士九人，《周易》唯有王氏。观陆澄言，泰元立王肃《易》，以其在玄、弼之间。则元帝时所立，实是弼注。西晋初年，清谈盛行，疑弼注已立博士。王静安所考十九人家法，出于意测，恐未足为据也”（《四库提要辨证》卷一经部一《周易正义》十卷，中华书局，2012年重印2007年第2版，第6—7页）。），其中“惟《礼记》《公》《谷》三家为今学，余皆古学”。蜀、吴亦置博士，虽员数无考，而风尚略同。所以，王国维先生说“学术变迁之在上者，莫剧于三国之际”（以上《汉魏博士考》，第94—96页。）。经、注原本各自别行，王国维先生认为六朝以后行世者，只有经注本而无单经本（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卷上，《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525页。）。《三国志·魏书》记载高贵鄕公和博士淳于俊的问答，其文略曰：

帝又问曰：“孔子作《彖》《象》，郑玄作注，虽圣贤不同，其所释经义一也。今《彖》《象》不与经文相连，而注连之，何也？”俊对曰：“郑玄合《彖》《象》于经者，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三国志》卷四《魏书四·三少帝纪》，第136页。）

可见，至少魏立于学官的《周易》郑注已是经注本。孔颖达《毛诗正义·周南关雎诂训传第一》云：“汉初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三传之文不与经连，故石经书《公羊传》皆无经文。……及马融为《周礼》之注，乃云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附释音毛诗注疏》卷一，中华书局影印阮本，第562页。）可见已有马融创例在先。而从出土文献来看，海昏侯简《诗》已带有注文，由是知经注本至少在西汉既已出现，魏晋时期盖已通行。

至东晋元帝大兴元年（318）所立正经数目缩减，博士员数亦削减，“议欲修立学校，唯《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孔氏、《毛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仪礼》《公羊》《谷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博士”（《宋书》卷一四《礼志一》，中华书局，2003年重印1974年第1版，第360页。《晋书》卷七五《荀崧传》记载略同，唯揭示背景曰“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中华书局，2003年重印1974年第1版，第1976页）。）。于是有荀崧于四年上疏，建议“宜为郑《易》置博士一人，郑《仪礼》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谷梁》博士一人”（《晋书》卷七五《荀崧传》，第1978页。）。有司奏“宜如崧表”，元帝诏曰：“《谷梁》肤浅，不足立博士。余如所奏。”（《宋书》卷一四《礼志一》，并记载结果云“会王敦之难，事不施行”（第362页）。《晋书》卷七五《荀崧传》迻录诏书，立作置，奏上无所字，不上无事字，行上无施字（第1978页）。）并于是岁增置郑《易》、郑《仪礼》及《公羊》博士三人（余嘉锡先生引《南齐书·陆澄传》“太常荀崧请置《周易》郑玄注博士，行乎前代”（卷三九，第684页）和《晋书·元帝纪》“置《周易》《仪礼》《公羊》博士”（卷六，第154页），推定《晋书》所谓“会王敦之难，事不施行”的记载是错误的，大兴四年即从崧之请而增置除《谷梁》之外博士三人，其中《易》即郑氏（《四库提要辨证》卷一经部一《周易正义》十卷，第4—5页）。）。

进入南北朝时期，南北经学好尚不同，主要表现在各正经所主之正注颇有异同，《隋书·儒林传序》曰：

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隋书》卷七五，中华书局，2002年重印1973年第1版，第1705—1706页。唐李延寿《北史》卷八一《儒林列传序》略有异同，“南北”上有“大抵”二字，治作为（中华书局，2003年重印1974年第1版，第2709页）。）

以上只就五经而言南北所主正注之异同，不过是粗线条的大致轮廓（余嘉锡先生指出，言经学源流者多所援引的这段论述，不过“史臣综数百年风气加以概括，约举大都云尔。若细加剖判，考其变迁，则时有不同，地有不同，学以人传，人因习异，未有能共轨同风顜若画一者也”（《四库提要辨证》卷一经部一《周易正义》十卷，第14页）。）。具体说来，南朝以文学著称，不重经术，梁武帝天监四年（505），“乃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敎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郡陆琏、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瑒补博士，各主一馆”（《南史》卷六一《儒林列传序》，中华书局，2003年重印1975年第1版，第1730页。）。而北人纯朴，专宗郑、服，儒学为盛。北魏道武帝初定中原，“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其后诸帝及至北齐、北周亦雅重经典，以经术进者如卢玄、高允、刘芳、李彪、卢景宣、沈重、熊安生等，“是以天下慕向，文敎远覃”（《北史》卷八一《儒林列传序》，第2704—2706页。）。具体到各经，“（郑）玄《易》《书》《诗》《礼》《论语》《孝经》，（服）虔《左氏春秋》，（何）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王肃《易》，亦间行焉”。杜预注《左氏》，“齐地多习之，自梁越以下传受讲说者甚衆”（《魏书》卷八四《儒林列传序》，中华书局，2003年重印1974年第1版，第1834页。）。“河北讲郑康成所注《周易》”，“河南及青、齐之间，儒生多讲王辅嗣所注《周易》，师训盖寡”。北朝大儒徐遵明兼通《尚书》，所传“并郑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诸生，略不见孔氏注解”。三礼并出遵明之门，“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诗》者多出于魏朝博陵刘献之。河北诸儒能通《春秋》者，“并服子慎所注”，亦出遵明之门。又有姚文安、秦道静“初亦学服氏，后更兼讲杜元凯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除五经外，“其《公羊》《谷梁》二传，儒者多不措怀。《论语》《孝经》，诸学徒莫不通讲”（以上《北齐书》卷四四《儒林列传序》，中华书局，2003年重印1972年第1版，第583—584页。余嘉锡先生根据上述《魏书》和《北齐书》的材料分析，“则北朝境内，河北、河南、青齐三地所治章句，其好尚亦互有不同，河南、青齐多讲王注，惟大河以北，方宗郑玄。是郑、王两《易》，已中分北朝，若更益以江左，则王义所被，不止三分有二，儒玄盛衰，于兹可见”（《四库提要辨证》卷一经部一《周易正义》十卷，第15页）。）。青、齐之间，多讲王弼《周易》注、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盖青、齐居南北之中，故魏晋经师之书，先自南传于北”（《经学历史》之六“经学分立时代”，中华书局，2014年，第133页。）。

余嘉锡先生

隋朝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国家的统一也促成了经学的整合和统一，原本南北不同好尚的正注也逐渐趋向统一。清皮锡瑞论曰：“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北人笃守汉学，本近质朴；而南人善谈名理，增饰华词，表里可观，雅俗共赏。故虽以亡国之余，足以转移一时风气，使北人舍旧而从之。”（《经学历史》之七“经学统一时代”，第135—136页。）隋炀帝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师宗之”（《隋书》卷七五《儒林列传序》，第1707页。）。二刘皆北人，而所传如费甝《尚书义疏》和僞《孔传》又是南学，“此北学折入于南之一证”（《经学历史》之六“经学分立时代”，第133页。）。继隋之后，唐代前期以阐释五经的传记的作者如左丘明、子夏等，以及汉代有传经之功者如伏胜、高堂生等，汉代直至魏晋古注在当时仍旧通行者如郑玄、王弼等配享孔子，贞观二十一年（647）诏曰：

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衆、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元凯、范甯等二十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学，可与颜子俱配享孔子庙堂。（《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列传上》，第4941—4942页。又见于《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第二十七。）

知其对待经书的汉魏晋古注采取一种开放式、兼容并包的态度，正反映了经学领域的统一和融合。科举明经试策，“皆録经文及注意为问”；帖经“其进士帖一小经及《老子》”，“皆经、注兼帖”（《唐六典》尚书吏部卷第二，第45页。）。可知策问和帖经都兼及经文和注文。至开元中纂修《唐六典》已明确规定国子监教授之“正经”及其“正业”：

《周易》，郑玄、王弼注；《尚书》，孔安国、郑玄注；三礼、《毛诗》，郑玄注；《左传》，服虔、杜预注；《公羊》，何休注；《谷梁》，范甯注；《论语》，郑玄、何晏注；《孝经》《老子》，并开元御注。旧令：《孝经》，孔安国、郑玄注。（《唐六典》国子监卷第二十一，第558页。）

除《孝经》在玄宗御注之前兼习孔、郑注外，余者终唐之世并无变动。由诸经所主之正注来看，明显地呈现出南北统一、兼容并包的学术倾向，这与统一的封建国家的文化政策和学术导向是完全一致的，同时也是汉唐章句注疏之学的集成和总结。当然，各经所取之正注渊源有自，皆非主观臆测，应该都是延续汉魏以降的学术传统。由陈入隋至唐的陆德明《经典释文》即颇具代表性（《经典释文》卷首有陆氏自序，称其书撰集于“癸卯之岁，承乏上庠”之时。《四库提要》考证癸卯为陈后主至德元年（即隋开皇三年，583），“德明年甫弱冠，即能如是淹博耶？或积久成书之后，追纪其草创之始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三经部三十三五经总义类是书提要，第270页）。余嘉锡先生则明确认定至德元年即为《释文》成书之年，援引钱大昕《跋经典释文》（《潜研堂文集》卷二七）、《十驾斋养新录·陆德明》和卢文弨《释文考证》引臧镛堂说，推知是岁德明年已三十（《四库提要辨证》卷二经部二《经典释文》，第65—66页）。），“为唐人义疏之先声”（《经学历史》之七“经学统一时代”，第146页。），各经所主据以注释音义的底本均为经注本，《易》“今以王（弼）为主，其《系辞》以下王不注，相承以韩康伯注续之，今亦用韩本”；《书》“今以孔（安国）氏为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肃本”；《诗》“唯《毛诗》郑（玄）笺独立国学，今所遵用”；三礼“今三礼俱以郑（玄）为主”；《春秋》三传“《左氏》今用杜预注，《公羊》用何休注，《谷梁》用范宁注”（原注：“二传近代无讲者，恐其学遂絶，故为音以示将来。”）；《孝经》“《古文孝经》世既不行，今随俗用郑注十八章本”；《论语》“（何晏《集解》）盛行于世，今以为主”；《尔雅》“今依郭（璞）本为正”（唐陆德明着，吴承仕疏证《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注解传述人》，中华书局，1984年，第37—145页。）。不难看出，除《孝经》开元以降主玄宗御注外，《释文》所主各家注均为唐宋以降成为正注者，为唐宋疏义（《正义》）所本，这一方面说明虽然唐代朝廷规定的“正经”的“正业”体现出南北统一、兼容并包的倾向，但确如皮锡瑞所谓“北学反并于南”，主要还是因仍南朝以来正注之旧，另一方面也说明由南北朝至隋唐已逐渐形成并固定下来这一学术传统，这是经过历史选择的结果，历经近古时代延续至今。

唐贞观中孔颖达等纂修《五经正义》，他如贾公彦、徐彦（《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六经部二十六《春秋》类一《春秋公羊传注疏》提要从北宋董逌《广川藏书志》说，以为徐彦当在唐贞元、长庆以后（第211页）。现在一般认为徐彦是北朝人。）、杨士勛所撰“二礼”（《仪礼》《周礼》）、“二传”（《公羊传》《谷梁传》）疏，疏（《正义》）文所释不仅有经文，还有相应的注文，所据正注除《孝经》外悉同前揭陆氏《释文》。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开成石经的文本系白文本，但其所从出之底本均为经注本，而且明确地反映在文本之中，如《周易》起首题“周易上经干传第一”，次行低六字署“王弼注”，他皆类此。至五代国子监监本九经三传刊行，即为经注本，除《孝经》为御注本外余者亦皆悉同《释文》，这是正经正注首次集中、系统地整理和颁行，标志着正经正注最终确立。至北宋国子监校刊单疏本，新修《论语》《孝经》《尔雅》三经疏，亦分别以何氏、玄宗、郭氏注本为主，至此九经三传正经注疏得以完成。《孟子》进入经书序列最晚，以赵注为主，假托北宋大儒孙奭的《孟子疏》成书于南宋前期，于是有“十三经注疏”。

《论语注疏》南宋蜀刊本

与正经的时代性相一致，正注也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不同时代的正注往往是不同的。自孔子征文考献，删述六经，其后子夏、荀卿有传经之功，开启汉代经学。而从汉代经今、古文学并行，直至唐宋正注最终明确下来，成为后世通行的样态，其间迭经递嬗，每多变故，既有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又有政治、思想等其他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面，我们具体说明各经正注的历代沿革（所据资料的文献来源为《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汉书·艺文志》《后汉书·儒林列传序》《经典释文·序录·注解传述人》《隋书·经籍志》《魏书·儒林列传序》《北齐书·儒林列传序》及唐宋诸经疏（《正义》）序，恕不一一出注。）。

汉代《周易》先后立于学官者为今文杨何及施、孟、梁丘和京氏，费氏《易》未得立。东汉马融、郑玄及魏王肃（所谓王肃《易传》实系其父王朗所作、由肃撰定，后立于学官（《三国志》卷一三《魏书十三·王肃传》，第419页）。）、王弼皆传费氏《易》，并为之注。魏、西晋郑玄、王肃置博士，永嘉之乱，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之《易》人无传者，唯郑康成、王辅嗣所注行于世。东晋元帝大兴四年以降，“玄、弼两立，元嘉建学，因仍不改。故晋、宋之际，郑、王两学并行于世”（《四库提要辨证》卷一经部一《周易正义》十卷，第5页。）。南朝宋元嘉中颜延之黜郑置王，至齐永明中以王俭、陆澄之力郑《易》得重置博士，然立学未久，旋即停废。梁、陈两朝郑、王二注并列国学（余嘉锡先生指出，南朝沿用晋制，“博士不复分经，而助教则各掌一经也”，“然则《隋书·经籍志》所谓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者，不过许令学官于讲《周易》之时用此二注之说，非复一经分立两家如东汉五经博士十四人各以家法讲授之比矣。……是博士助教讲经，于国家立学之书，得以其意有所专主也。《周易》郑、王两家，虽同立国学，而时方尚玄，学官自必多讲王注，纵征引及郑，适足供其诘难耳”（同上书卷一经部一《周易正义》十卷，第9—10页）。），“郑氏《易》之在南朝，日以益微，特未有明诏废之而已”（同上书卷一经部一《周易正义》十卷，第11—13页。）。北朝郑注为盛，青齐亦讲王氏，而师说盖寡。隋代王注盛行，郑学浸微。总之，“郑学行而衆说废，王学盛而郑氏又微，自东晋以后，仅此二家相为起伏，马融、王肃且不能与之为敌，何论其余？至陈、隋之际，而王氏定于一尊”（同上书卷一经部一《周易正义》十卷，第3页。），所以陆德明《释文》所据即为王（韩）注本。至唐虽然明确规定王、郑两家均为正注，但孔颖达等据以纂修《正义》的正注实为王（韩）注，敦煌写本《周易》（经注本）悉皆王注本（未见《系辞》以下韩康伯注本），可知唐代实际通行本为王注本。王注之所以最终压倒郑注而成为正注，其实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和学术传统的（余嘉锡先生论曰：“夫王《易》之行，亦因缘时会，汉自桓、灵以后，庄、老之学渐兴，爰逮有魏，寖成风气。……及晋、宋之际，佛学渐盛，往往依附道家，以为外护……然则弼藉《周易》以谈老、庄；江南诸儒，复藉弼注以阐佛教；老、庄既魏、晋所尊，佛教又南朝所尚；此弼注所以盛行，郑《易》由斯渐废也。……况北朝旧崇释老，河南本讲王《易》，再得江南宿儒为之讲述义疏，有不翕然响应相习成风者乎？”（同上书卷一经部一《周易正义》十卷，第6—7、14—15页））。

汉代《尚书》立于学官者为今文欧阳和大小夏侯，孔壁《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未得立（仅平帝朝一度立为学官）。魏、西晋所立为贾逵、马融、郑玄、王肃，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东晋并立郑氏和古文孔氏。南朝梁、陈所讲有郑、孔二家，北朝则唯传郑氏，至隋虽孔、郑并行，但尊崇古文，郑氏甚微，《释文》所据即僞《孔传》本。唐代孔氏列为正注，敦煌写本《尚书》（经注本）即为僞《孔传》本。

汉代鲁、齐、韩今文三家《诗》立于学官，古文《毛诗》仅在平帝朝一度得立。东汉时郑衆、贾逵、马融、郑玄等并为《毛诗》作传、笺，王肃更述毛非郑。魏、西晋郑氏、王氏并列学官，三家《诗》渐废，《齐诗》魏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人无传者。南北朝直至隋唐唯《毛诗》传笺独立国学，《释文》所据及敦煌写本（经注本）即为《毛诗》传笺本。

汉代《礼经》（《仪礼》）于高堂生后又立大、小戴和庆氏三家博士，王莽又立《周官》（《周礼》）。大、小戴分别删省七十子后学者之百三十一篇记，是为大、小戴《礼记》。马融、卢植考定《小戴礼记》，郑玄据以注之。郑兴、郑衆父子传《周官经》，后马融作传，以授郑玄，玄作注。玄原本习小戴《礼经》，后校以古经，择善而从。魏、西晋郑氏、王氏并立学官，南北朝至隋唐唯郑注“三礼”立于国学，余者多散亡，故《释文》所释“三礼”即为郑注本，敦煌写本《礼记》（经注本）亦为郑注本。

通汉之世《春秋》学则有《公羊》立于学官，宣帝立《谷梁》，平帝一度立《左传》。东汉《左传》影响渐大，光武帝建武中，以魏郡李封为《左传》博士，及封卒，因不复补（《释文•序录•注解传述人》称“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上《左氏》，乃立于学官，仍行于世，迄今遂盛行”。钱大昕已辨其误（《潜研堂文集》卷七《答问四》，第86页）。）。魏、西晋《春秋左氏传》立服氏、王氏，《公羊》立颜氏、何氏，《谷梁》立尹氏，东晋则只立《春秋左氏传》杜氏、服氏。至南北朝，南朝主杜氏，北朝主服氏。隋代杜氏盛行，服氏及《公》《谷》浸微，至唐代《左传》杜氏大行于世。《释文》所释“三传”分别为杜氏、何氏、范氏注本，敦煌写本《左传》《谷梁传》（经注本）即分别为杜预和范甯《集解》本。

汉代《孝经》有孔壁古文，孔安国作传；又有颜芝之子贞所献之今文，有所谓郑注，是否为郑玄所作则在疑似之间。东晋立郑氏，梁代孔氏和郑氏二家并立国学，《孔传》本亡于梁乱，陈及北周、北齐唯传郑氏，故《释文》所释为今文郑注本。至隋王劭访得《孔传》，刘炫为之作《述议》，虽然当时即有怀疑的声音，但还是着令，与郑氏并立，唐代仍之，直至开元中玄宗御注颁行天下，二者皆废。

汉代《论语》有《鲁论》《齐论》和《古论》，《张侯论》系从《鲁论》为定，但参考《齐论》。郑玄注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魏何晏《集解》纂集诸家解说，正始中上之，遂行于世，《齐论》遂亡，而《古论》先无师说。东晋立郑氏，南朝梁、陈郑玄、何晏并立国学，而郑氏甚微，北朝北周、北齐唯立郑氏。《释文》所释即为何氏《集解》本。至隋唐，仍是郑、何并行，而民间郑学盛行，敦煌写本《论语》（经注本）即兼有郑注和《集解》本，至五代监本九经三传经注本则为《集解》本。但南朝梁皇侃《义疏》所据之经注本即为《集解》本，所以宋人以之为蓝本纂修新疏时即以《集解》为正注。

《尔雅》自汉人终军以下传承有绪，刘歆等并为之注，只有郭璞注为世所重。《七略》附在《孝经》类，《隋志》附在《论语》类，与经解（五经总义）类书性质和作用相当。《旧唐志》则于小学类之外另设诂训类，收《尔雅》诸书。《新唐志》以下均在小学类，并无变动。唐代《尔雅》只是作为国子监生习经的辅助，与《说文》《字林》同属小学类书。《释文》所释及敦煌写本、五代监本九经三传（经注本）皆为郭注本。北宋国子监校刊“七经疏义”始修新疏，“以景纯为主”（宋邢昺等《尔雅疏叙》，静嘉堂文库藏宋刻宋元明递修本《尔雅疏》卷首。），与《论语》《孝经》并列，于是郭注正式成为《尔雅》正注。

虽然汉文帝朝《孟子》一度列为传记博士，但《孟子》在北宋以前的史志或官修目录，如《汉志》《隋志》《旧唐志》《新唐志》《崇文总目》中，都被列入子部儒家类。北宋《孟子》升经，南宋以降目录始列入经部。《孟子》注，除东汉赵岐章句外，尚有唐陆善经注。北宋国子监重刊五代监本九经三传经注本的同时，即由孙奭主持校刊《孟子》赵注，并据赵注本纂修《音义》二卷，知其以赵注为正注。

因为唐宋疏（《正义》）兼释经、注文，所以疏所取资和所阐释的经、注文即为兼具正经及其正注的经注本。南北朝义疏既已如是，如见存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今日所讲，即是《鲁论》，为张侯所学、何晏所集者也”（《论语义疏》卷首皇侃自序，中华书局，2013年，第5页。）；北朝《尚书》通行郑注，“下里诸生，略不见孔氏注解。武平末，河间刘光伯、信都刘士元始得费甝义疏，乃留意焉”（《北齐书》卷四四《儒林列传序》，第583页。）；《隋志》所著录之《周易》义疏，计有褚仲都、张讥、周弘正、刘瓛等，孔疏于诸家之语多有采撷，“皆以王注为本，可知也”（《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注解传述人》吴承仕先生疏证，第50页。）。知其据以敷陈义疏者皆为特定古注（经注本）。贞观十四年（640），太宗下诏表彰南北朝至隋义疏作者，其文有曰：

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等，并前代名儒，经术可纪；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疏，宜加优异，以劝后生。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名奏闻，当加引擢。（《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列传上》，第4941—4942页。又见于《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第二十七。）

当时所推重者，由此约略可知。据《隋志》，其义疏之作有皇侃《礼记义疏》《论语义疏》，褚仲都《周易讲疏》《论语义疏》，熊安生《礼记义疏》，沈重《毛诗义疏》《周官礼义疏》《礼记义疏》，沈文阿《春秋左氏经传义略》，周弘正《周易义疏》，张讥《周易讲疏》，何妥《周易何氏讲疏》，刘炫《尚书》《毛诗》《春秋左氏传》《古文孝经述义》等。这些义疏应该也就是朝廷层面颇为推奖的，恰为孔颖达主持纂修《五经正义》及贾公彦、徐彦、杨士勛诸疏所取资。《周易正义》所释者为王弼、韩康伯注本，“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孔颖达《周易正义序》，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周易注疏》卷首。）。《尚书正义》所释者为僞《古文》僞孔安国传本，“但古文经虽然早出，晩始得行，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江左学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为正义者”诸家之中“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孔颖达《尚书正义序》，殿本《尚书注疏》卷首。）。《毛诗正义》所释者为《毛诗》毛亨、毛苌传、郑玄笺本，“晋宋二萧之世，其道大行；齐魏两河之间，兹风不坠”，“其近代为义疏者”有刘轨思、刘焯、刘炫等（孔颖达《毛诗正义序》，殿本《毛诗注疏》卷首。）。《礼记正义》所释者为郑玄注本，“王、郑两家，同经而异注。爰从晋宋，逮于周隋，其传礼业者，江左尤盛”，其为义疏者南北皆有，“其见于世者”唯皇（甫）侃、熊安生二家而已（孔颖达《礼记正义序》，殿本《礼记注疏》卷首。）。《春秋（左传）正义》所释者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本，服虔等“各为诂训，然杂取《公羊》《谷梁》以释左氏”，杜注“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今校先儒优劣，杜为甲矣，故晋宋传授，以至于今”。其为义疏者则有沈文阿、苏寛、刘炫（孔颖达《春秋正义序》，殿本《春秋左传注疏》卷首。）。他如贾公彦《周礼疏》《仪礼疏》，所释者皆为郑玄注本；徐彦《春秋公羊疏》，所释者为何休注本；杨士勛《春秋谷梁疏》，所释者为范甯注本。至北宋国子监先后校刊《五经正义》、“七经疏义”，其中《论语》《孝经》《尔雅》三经新疏为邢昺等所纂修，所释者分别是何晏《集解》（《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五经部三十五四书类一《论语正义》提要称“今观其书，大抵翦皇（侃）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汉学、宋学，兹其转关”（第291页）。）、唐玄宗御注（邢昺等《孝经注疏序》称“今特剪截元（行冲）疏，旁引诸书，分义错经，会合归趣，一依讲说，次第解释，号之为讲义也”（殿本《孝经注疏》卷首）。）、郭璞注本（邢昺等《尔雅疏叙》称“惟东晋郭景纯，用心几二十年，注解方毕，甚得六经之旨，颇详百物之形，学者祖焉，最为称首。其为义疏者，则俗间有孙炎、高琏，皆浅近俗儒，不经师匠”，所以“考案其事，必以经籍为宗；理义所诠，则以景纯为主”（静嘉堂文库藏宋刻宋元明递修本《尔雅疏》卷首）。）。至于《孟子》升经最晚，旧题孙奭所作《孟子正义》实为邵武士人僞作，《正义序》系据孙氏《孟子音义序》改篡而成（详参拙作《经学文献的衍生和通俗化》第一章“正经注疏的衍生和传刻”第九节“《孟子音义》《正义》辨——以学术史的考察为中心”（第270—313页）。）。“自陆善经已降，其所训说，虽小有异同，而共宗赵氏。今既奉勑校定，仍据赵注为本”（《孟子音义》卷首《孟子音义序》，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6册，第31页。），知其所释者亦为赵岐注本。僞疏最早出现在注疏合刻本之中，时间当不晚于南宋孝宗朝（详参拙作《正经注疏合刻早期进程蠡测——以题名更易和内容构成为中心》（《文史》2020年第2期，第79页）。）。至此，正经（十三经）正注之疏（《正义》）全部完成，使得各经相应的特定古注最终确立为正注，从而正经注疏系统甫告成立（八行本《礼记正义》卷末黄唐跋文有曰：“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图藏南宋绍熙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所谓“正经、注、疏”当指诸经白文及其注与疏。）。

正经注疏是近古时代经学文献两大主干系统之一，也是整个经学文献的核心，随着正经和正注渐次成立并最终得以确立，历经从汉代直至宋代千余载的递嬗，成为那些时代经学史发展的一条主线。从正经注疏往上追溯，虽然不同时代的正经和正注容有不同，但最终确立的正经及其正注都是渊源有自的，符合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和规律性，这是历史选择的静态结果；而在历史选择的动态过程中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南北朝义疏之学的兴起、陈隋之际陆氏《释文》的编纂、唐开成石经的雕镌、五代监本九经三传（经注本）的刊行以及唐宋《五经正义》、“七经疏义”的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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