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旧稿之余蕴──钱穆宋学著作的「彻底整理」及其学术史意义

作者：李古月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载《台大历史学报》第77期，2026年6月

提 要：钱穆（1895–1990）有修订旧稿后重新出版的习惯，其著作版本情况复杂，尤其体现于宋学相关作品。改动之处透露出他思想上的转折，惜后人未能充分重视。是故，《钱宾四先生全集》的出版，并不代表钱穆著作「彻底整理」的完成。继续梳理同一著作不同版本间的异文，是推进「彻底整理」的关键，也有助于发展钱穆研究。本文以版本异文为基础，勾勒钱穆宋学思想的演变过程，揭示钱穆宋学「宗主」从阳明转为朱子的原因，以及在转变过程中具体诠释上的变化；深入认识钱穆清学史观点，突破立足于汉宋门户之争的研究模式，更全面地理解钱穆对戴震（1724–1777）等人的评价。

前 言

钱穆（1895–1990）一生著作繁多，正式出版的专书有50余种，发表的论文、讲词则多达百篇，共计1,600余万言。钱穆逝世当年，弟子余英时（1930–2021）在悼念其师时，指出研究钱穆的进路首先在于「彻底整理」其著作：

任何人企图对他的学术和思想作比较完整的评估，都必须首先彻底整理他所留下的丰富的学术遗产，然后再把这些遗产放在现代中国文化史的系统中加以论衡。这是需要长期研究才能完成的工作。[1]

今先总结钱穆着述特点及其著作整理的现状。

（一）钱穆著作整理状况概述

钱穆著作的种类与版本之多，早在其逝世前就颇受关注，编目工作已经开始：1970年孙鼎宸〈钱宾四先生论着年表〉，收录1918–1970年间出版的专书及发表的论文、讲稿；[2] 1977年逯耀东〈钱穆先生专书著作目录〉一文收录了此前出版的专书；[3]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钱穆图书馆举办「钱穆先生学术著作展览」，搜集到「不同版本之书共六十六种百多册」、「单篇论文及讲词合计百二十篇」。[4]

钱穆逝世后，完整的编目工作随之展开：1992年，钱穆的夫人胡美琦女士（1929–2012）撰成〈钱穆先生著作目录（专书）〉一文；[5] 1998年，由亲友、弟子组织整理的《钱宾四先生全集》（下文简称《全集》）正式付梓。[6]《全集》问世之后，钱穆著作的编目与整理工作仍未停歇，2014年出版的戴景贤《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一书，附有〈钱宾四先生著作版本目录〉一文，收录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7] 2017年出版的周佳荣《钱穆史学导论》一书，亦附有钱穆著作的版本说明。[8]

纵观既有编目与整理工作，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留有缺憾：多数目录仅标示各书的初版时间，仅有少数目录罗列不同版本，却未指明改动的详细情形。此外，《全集》问世以来，学界多以其为底本，探讨钱穆其人其学；但钱穆有修订旧稿的习惯，其著作版本情况复杂，《全集》以钱穆的晚年定稿为底本，无法兼顾诸多早期版本。亦即，前人对钱穆作品的早期版本欠缺深入的认识与研究。而诸版本间的异文为钱穆手订，对理解其学思历程有重要意义。因此，厘清不同版本间的异文，是推进钱穆著作「彻底整理」的关键一步，有助于深入理解钱穆的学术思想。

（二）钱穆着述特点及《全集》的处理方式

钱穆修订旧作的习惯造成其著作版本异常复杂。《全集》编纂时即已述及，但其处理方式为择定本而从：

其中或始终一版，或易版再行；版式参差，未归一律。而先生治学谨严，老而弥笃，居常无事，每以修订旧稿自遣；故其早年着述，亦多屡经改订。苟值旧版新镌，即以新订之文易之……先生既于旧稿屡有改订，若重排新版，自当据后出改订者为正，不宜悉沿旧版。[9]

《全集》立足定本，旨在为后学提供钱穆著作最全面、可靠的版本，虽方便普通读者，但忽视钱穆手订的诸多版本，不利研究其思想转折。尤其钱穆本人曾多次提醒读者注意其作品的不同版本：

本篇已先刊于《中国学术通义》，此篇又续有增订，盼读者取《通义》本合并参读之。[10]

此稿……案语阐释略有改定。读者或保有旧刻，取此对读，可知余前后见解有不同。[11]

本书成稿距今已二十多年。经作者再自校阅，有增添，有改订，与旧版稍有不同。幸读者注意。[12]

从上可见钱穆未将改动前的旧版本视为无价值的卮语陈言，而是希望读者注意不同版本间的变动，以此体悟其用心。不过，钱穆的修改并非均有明确说明，尤其晚年出版的诸书存有大量未经指明的修订。《全集》整理者对此已有认识，可惜没有点明修订篇目及改动幅度。部分研究者未注意钱穆著作版本的复杂情况，错将《全集》收录的某文定稿作为该文初版时的材料使用，[13]以致忽略钱穆思想的动态发展过程。

若运用上述钱穆自陈的方法理解其人其学，不应只注重后期定本及基于定本的《全集》，而应梳理同一种著作不同版本间的异文，追溯其思想的演变。钱穆著作的「彻底整理」仍有余义。

一、推进钱穆宋学著作的「彻底整理」

经整体考察可知，钱穆作品的改动多与宋学有关。钱穆视由宋至明的学术为一整体，统以「宋学」称之。[14]钱穆少时即与宋学结缘，一生之中留下大量相关著述。钱穆极其肯定宋学，称：「自问薄有一得，莫匪宋明儒者之所赐」，[15]一生的学问「宗主」也在阳明、朱子之间转换。要把握钱穆思想，必须深入认识其宋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而从版本间的异文入手即是有效途径。

据笔者统计，钱穆生前正式出版、发表的作品中，通篇讨论宋学的专著有《王守仁》《宋明理学概述》《阳明先生传习录大学问节本》《朱子新学案》（含《朱子学提纲》）、《理学六家诗钞》《宋代理学三书随札》6种；并非通篇讨论宋学，但为宋学开具独立章节的有《国学概论》《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史通俗讲话》5种；集中探讨宋学思想的论文与讲辞则多达73篇。[16]这些着述大多经过钱穆修订，《全集》收录的均为修订后的版本。通过校对诸多著述的初版本与再版本、《全集》本，今将钱穆宋学相关著作的修订情况概述如下：

钱穆集中讨论宋学的11部专著中，有8部经过修订，其中《王守仁》《宋明理学概述》改动较大，《国史大纲》及《中国思想史》的相关章节也曾修订。73篇论文、讲辞中，有51篇经过修订，修订字数在1–100字的有15篇，100–1,000字的有18篇，1,000字以上的有18篇，其中尤属〈易传与小戴礼记中之宇宙论〉、〈辨性〉、〈说良知四句教与三教合一〉、〈禅宗与理学〉、〈三论禅宗与理学〉、〈濂溪百源横渠之理学〉、〈朱子学术述评〉、〈周程朱子学脉论〉诸篇改动巨大。

从时间上看，改动主要发生在钱穆晚年定居台湾后。钱穆藉单篇论文结集出版与旧作再版的机会，大规模修订之前著述，正如《全集》整理者所言：「先生治学谨严，老而弥笃，居常无事，每以修订旧稿自遣。」然而，对比修改前后的作品可知，钱穆修订旧作绝非打发时间式的「自遣」，治学态度严谨仅为修订旧稿的表层原因，更深层原因在于钱穆晚年思想的转变，尤其与1930–50年代相较，其1970年代以后的宋学思想已大异往昔。藉修订旧稿之机，钱穆重新阐述其宋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等著作的改动中尤为明显。

此外，《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值得特别注意。该书集结了散见各处的单篇论文，最早由东大图书在1976–1983年间出版了8册，其中尚有大量未经钱穆本人指明的改动。钱穆在再版说明中并未提及修订之事，甚至有「最近病目，不能识字，此册付印，则不复再自亲校，因亦无所改定」、[17]「今年事已衰，两目失明，此册付印未能再校」[18]等易让人误认为新版无异于旧作的话语。但对校初次发表与录入书中的文章，便可发现第二、四、五、七册中的多篇文章均有大幅改动，如〈辨性〉、〈说良知四句教与三教合一〉、〈易传与小戴礼记中之宇宙论〉分别改动了3,110、3,435、3,162字。《全集》编纂者以东大版为底本，已意识到该书「所收论文亦多经修订」，[19]但未进一步指明。

为厘清整体情况，今制作〈钱穆宋学著作版本及修订情况一览表〉附于文末，以期有补于钱穆著作的「彻底整理」。

二、研究钱穆宋学著作版本的学术意义

梳理钱穆著作的版本情况，不仅是近现代图书版本学的实践，更有助于理解钱穆自身学术，特别是其宋学思想的变迁、清学史的观点。

（一）揭示钱穆宋学思想的转变

钱穆早年的宋学「宗主」在阳明，1930年出版第一部研究宋学的著作便是《王守仁》。直到1955年，钱穆仍宣称「宗主在孟子、阳明」、「自谓主要仍在服膺阳明」。[20]到了晚年，钱穆却转尊朱子，视其为孔子后的第一人：「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21]

既有研究关于钱穆学问「宗主」的转移，及与此相关的宋学思想转变，当属乐爱国、许裕农、李亚奇的论述较为突出。三人的研究均注意到钱穆晚年对早期文章的改订，乐文聚焦于1949年前的钱穆朱子学研究，重点并非其一生的思想变迁。[22]许文立足于《王守仁》与《阳明学述要》间的异文，未结合其他版本异文解读发生转变的原因。[23]李文已察觉钱穆晚年修改旧作之于其学问「宗主」由王转朱的意义，[24]但由于误判钱穆作品的修订情况，[25]因此未能以异文为论说基础，探讨钱穆重视历史文化与其学术「宗主」转换的具体关系。故今笔者欲从钱穆修订旧作产生的异文入手，略加申述。

1. 钱穆对阳明学看法的转变

整体而言，钱穆对阳明学的态度前后差别巨大。如前所述，1955年钱穆「宗主」尚在阳明，在70年代的修订中却增入了诸如「阳明学自身，实自有毛病」、[26]「从来以一代大儒、一代宗师来写一本书，总没有像此书般的粗疏的」[27]等严厉批评，迥异于50年代「主要仍在服膺阳明」的表述。通过版本变动，可探究箇中原因。钱穆在1955年发表的〈心与性情与好恶〉说：

彼辈是要来纠程朱一派在此方面之偏见，东原思想则不过是王、颜之同调。我又仔细分疏船山、习斋思想，皆有与阳明相通之痕迹。因此，我在此方面，宁仍尊守陆王，而于程朱则并不敢轻言排斥，因程朱自有程朱之立场与苦心。我提出历史心与文化心，在我完成了《近三百年学术史》之后。我认为程朱论性，便从历史心与文化心之积累大趋中见。程朱论理，亦从历史心与文化心之积累开悟中得……人类当前的个体心，仍与历史心文化心大体相通，故一切理性方面之认识，不该忽视现前之个体心。我旧着有《朱子心学略》一篇……[28]

1977年版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二）》中，此部分已改为：

彼辈是要来纠程朱一派在此方面之偏见，而实误解了程朱。理可以逐步发现，却非逐步完成。性亦然。举世人类千万年后天相远之习，无改于其千万年前先天相同之性。必欲把心气来包并性理，终有未是。东原思想则不过是王、颜之同调。我又仔细分疏船山、习斋思想，皆有与阳明相通之痕迹。其实此处仍有我上面所提出的历史心与文化心之存在。而陆王以下，皆于此忽视了。我提出历史心与文化心，在我完成了《近三百年学术史》之后。我认为程朱论性，便从历史心与文化心之积累大趋中见。程朱论理，亦从历史心与文化心之积累开悟中得……人类当前的个体心，仍与历史心文化心大体相通，故一切理性方面之认识，不该忽视现前之个体心。但陆王一面，则不免太重视了人类当前的个体心，而忽略了人类所积累而有之历史心与文化心。我旧着有《朱子心学略》一篇……[29]

对读两段文字可知，钱穆的核心观点变化极大。他删除「宁仍尊守陆王」等语，从隐晦地批评程朱「不该忽视现前之个体心」、肯定陆王对「当前的个体心」的重视，转为径直批评陆王学说「不免太重视了人类当前的个体心，而忽略了人类所积累而有之历史心与文化心」。是否重视历史文化知识，与钱穆在程朱、陆王之间的偏好直接相关。相较朱子学，阳明学重视历史文化的程度不足，钱穆指出：「人不能只在自然之理中生活，应有其自创的一番人文之理，此即人类历史文化之所由来。」[30]阳明学注重发挥「各凭神明天赋，遇用而见，各有所得，可以大通，不由学而至」、「由天授而来」[31]的本心明觉。本心明觉属于人的自然天赋，不是在自然之理外「自创的一番人文之理」；而阳明学的人文之理更多基于「当前的个体心」，忽略由读书求知工夫塑造的、「积累而有之历史心与文化心」。

此意在别处修订当中也有体现，如：（1）将1952年版《中国思想史．陆象山》一节中「践履才是真讲明」一句，修改为「尧舜以前固是无书可读，但孔孟以后，却不能教人不再读书。象山所言极见精彩，但终是有偏」。[32]（2）将1953年版《宋明理学概述．湛若水》一节中「至于学问思辨力行工夫，在守仁的良知教法里，并不曾忽略去」一句，修改为「于是学问思辨力行工夫，在守仁的良知教法里，终不免要忽略了」。[33]

综上可见，钱穆转变对阳明学态度的原因之一，在于他是否认为阳明学轻视历史文化知识的学问工夫。重视历史文化知识贯穿了钱穆的一生，早年宗奉阳明时，他认可章学诚（1738–1801）自述的学脉，认为清代浙东史学源自阳明学，因此阳明学并不缺乏重视历史文化的维度。随着钱穆深入研习程朱学，两相对比下，他察觉顺着阳明学的思路，易滋生轻视历史文化的弊端，故不再认同章学诚的说法，并判定阳明学在史学维度有所缺失。钱穆1947年〈论清儒〉一文曾云：

据章实斋自己说，当时经学考据乃承袭亭林一派上接程朱。而他的史学则是承袭梨洲一派上接陆王。此种意见在近代学术思想史有稍深刻研究者，都能同意。[34]

「都能同意」在70年代经钱穆改写为「未必都能同意」，[35]语意近乎反转。辅以该时期的其他文献，可确定钱穆晚年已不再认可清代浙东史学与阳明学之间存在关联。[36]

2. 钱穆对朱子学看法的转变

相应于阳明学评价走低，钱穆也改变了关于朱子学的看法。今以「心」、「理」关系为例，略加阐释。钱穆早年立足阳明学，激烈反对朱子学「理」外于「心」的「心」、「理」两分说。在朱子学中，「心」与「理」的契合需藉助探究外物的格物穷理工夫，钱穆认为这导致了「向外寻索」的「支离」之弊：

伊川、晦庵偏于外，其失也记诵博览而无凑泊，不免于支离。[37]

朱子言格物穷理，转不免向外寻索，不得为宋明儒学正统，在明眼人定能知晓。[38]

这与钱穆理解的「理」的内涵有关。在1930年版的《王守仁》中，钱穆认为「天理只是分别善恶的一个总名，除却分别善恶，便无天理可见。至于善恶的标准，推极本源，只在人心的自然灵觉处。所以天理只从人心上发。」[39]将「天理」限定于分辨善恶的层面，依循阳明学的理路，极易推导出「理」与人「心」是一非二。钱穆概括朱熹（1130–1200）的「理」为「事理」与「物理」（见本段后的引文），「分别善恶」的「理」属于「事理」，「一草一木亦皆有理」则属于「物理」。受时代风气影响，钱穆早年似乎试图将儒学发挥作用的范畴限定于人文社会领域，以「分别善恶」作为「理」的全部内涵，而将宇宙自然领域划归科学，因此会剥落宋学之「理」中的「物理」面向，将「天理」严格限定为「事理」。[40]

钱穆在1947年时仍主张「晦翁以格物为致知工夫，也只能知物理，不能知天理，天理只在人心好恶上」，[41]但在同年初次发表的〈朱子学术述评〉中，已有转变的迹象：

朱子格物补传里最重要的意见，还是一种心、理两分说。所谓「理」者，有时是指的「事理」……但有时亦指「物理」……今若谓物理、吾心非一是二，此犹易晓，然若谓事理、吾心判为两事，则义难圆成。当知朱子的心理两分说，还是根据程子的心性分别的见解而来。[42]

可见1947年钱穆已开始转变看法，能够包容地看待朱熹将「理」分为「事理」、「物理」，进而认可「物理、吾心非一是二，此犹易晓」，不再批评朱熹格物穷理为「向外寻索，不得为宋明儒学正统」。只是在「事理」与「心」的关系上，钱穆仍认为朱熹「心」、「理」两分之说「义难圆成」。

到了1970年代，钱穆对朱子学的看法再入新境，在1975年出版的《中国学术通义》中，〈朱子学术述评〉那段话已被修订为：

（按：此句之前同上引）今若谓物理、吾心非一是二，此固常情所同是认，但若谓事理、吾心判为两事，则颇觉于义理上难成立。但朱子宁于此不知。朱子意，事亦在心外，不能全属心内。既在心外，则不能谓心即事，则事理亦仍需此心去格。朱子的心理两分说，还是根据程子的心性分别的见解而来。[43]

由此段可知，钱穆对朱子学中「心」、「理」关系的最终看法。首先是把「义难圆成」修订为「颇觉于义理上难成立」。此处钱穆仍保留了对朱熹将「事理、吾心判为两事」的质疑（「但朱子宁于此不知」），可见即便在晚年归宗朱子之后，钱穆仍不完全认同朱熹事理、吾心二分之说。只是在格物穷理的实践层面，钱穆转变了理解朱熹学说的视角，「事理」内在于吾心，但「事」却外在于心，若要使此心明晰「事理」，仍要在心外之「事」上做工夫，格物穷理说在「事理」维度是合理的。

再来看「物理」面向。钱穆先是将朱子学中的「理」分为「事理」与「物理」，后转换为「人文之理」与「自然之理」，「事理」即是「人文之理」，「物理」即是「自然之理」。[44]钱穆1970年代在〈朱子学术述评〉添入了一段文字：

自然之理与人文之理究自有别。人不能只在自然之理中生活，应有其自创的一番人文之理，此即人类历史文化之所由来。人文之理，固不能违背了自然之理，但自然之理中，仍可自孕有人文之理。今若说性为自然之理之主，则心应为人文之理之主……因朱子的「理」字观念中，实包有「自然理」与「人文理」之一分别……朱子思想在此等处，诚可谓既圆通，又卓越，有待吾人再来阐扬。[45]

钱穆此时已认可朱熹的阐释，认为「理」除「分别善恶」的「事理」、「人文之理」外，尚有指向事物自身属性的「物理」、「自然之理」。这一调整与钱穆自中年起多次强调的「天人合一」有关。钱穆所说的「天人合一」是「人的文化与宇宙大自然之最高真理合一」，[46]因此「天人合一」就是「自然之理」与「人文之理」的合一。将「理」局限于「事理」、「人文之理」，会忽视「物理」、「自然之理」的面向，钱穆认为孟子、陆王近于这种思路，「由人文界以发挥天人合一」，「单独由人生上通于天，认为惟此人生界中之道与标准，独成其为天道与天则」。[47]这种路径「偏在专注人文方面」，[48]以至于「只是将天亦看作一理想的人文界」，[49]不够重视自然，有以人蔑天之嫌。而「就儒家天人合一之精神看，究竟该从自然界也说出一理」，[50]所以「理」必须包括「自然之理」、「人文之理」两方面。[51]

基于此，钱穆在修订相关著作时，新增多处对阳明将「理」限于「事理」、「人文之理」的批评。略举两例：

守仁之言心即理，转言良知即天理，但其天理的范围则狭了。[52]

阳明所谓天理，主要是指人生界之事理，不在泛讲天地自然。如是则把天理的范围弄狭窄了。[53]

兹再引一段〈朱子学术述评〉（1947）的内容作结：

姑自默坐澄心，即阳明始教亦然。今朱子既说心具众理，却又教人以心观物则物之理得，似乎又主张理在物不在心，这是朱子学说本身一大罅缝。若照孟子意见……[54]

1975年再版时被修改为：

姑自默坐澄心，……朱子既说「心具众理」，又教人「以心观物则物之理得」，粗看似乎在主张理在物不在心，其实乃是心与物合乃见理。此间有大不同。心与理，可以分言，亦可合言，此乃朱子立说之圆活而细密处。若照孟子意见……[55]

朱子学的「心」、「理」两分说，已从钱穆早年时的「一大罅缝」变为晚年时的「圆活而细密处」。他不再以「向外寻索」、「支离」批评朱子学，而是用「心与物合乃见理」的诠释加以肯定。[56]此作法在保留「心」之强大意志力、能动性的同时，兼顾事物自身的独立性和探求客观世界的必要性；朱子学的学问工夫，能有效修正阳明学流衍过程中的极端倾向，即走向内在心性而忽视外在世界，以及对自我能动性的过度强调。

（二）加深对钱穆清学史观点的理解

作为「宋学」的重要参照，钱穆亦重视「清学」，早年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文简称《三百年》）为代表作，中晚年则撰有数量众多的单篇论文。钱穆在《三百年》中提出了「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57]在学术立场上偏向宋学，由此引发部分学者的非议，认为钱穆批评清学是出于汉、宋门户之见。[58]然而钱穆申明学术研究不应有门户党伐的意气之争，[59]则其对清学的评价似也不应简单归结为汉宋门户之见，需展开细致剖析。

清学史上批评宋学最力的当属戴震（1724–1777），而钱穆对清代众学者的评价中，最具争议的亦为戴震。有学者认为钱穆出于汉宋门户之见而贬抑戴震的学术成就，[60]持论稍平者也不认为钱穆欣赏戴震思想：「钱穆认可作为考据学大师的戴震，却不认可作为思想家的戴震，对东原论义理颇多批评。」[61]但钱穆自陈在23、24岁时（约1919年），「一时对戴、焦极欣赏」，[62] 1955年更直言自己「实有好许东原见解」，[63]诤友徐复观（1904–1982）曾批评钱穆在某些方面「继承戴东原的思想，而更将其向前推进一步」，[64]背离了宋学大传统。钱穆的自述、旧友的评价，与上述研究者的意见明显相悖。

钱穆在1952年出版的《中国思想史》一书中，为戴震设置专节，1977年此书再版前重加修订，在正文中有一处删除和三处新增，小注则有两处新增，均表现出对戴震的臧否。钱穆删除了「朱子理气论所误在此」。[65]在该句前，钱穆总括戴震观点：「理只指自然演进中之一种必然的条理。并非在自然演进之前，先有一必然存在。亦非另有一必然，处在自然中，而作为自然之主宰与枢纽」，「则理不在事外，亦不在事前，亦非别有一物在事之中」。[66]钱穆基于戴震此说，批评「朱子理气论所误在此」，认为朱熹不应将「理」视为「在事外」、「在事前」、「别有一物在事之中」的存在。可见在1950年代，钱穆并不认可朱熹所言的理、气关系，反而更赞同戴震说法。所以钱穆在1952年初版中即指出「东原思想之更大贡献，在其对『理』字之分析」，[67]称赞戴震有见于「理」的背后，是不满宋儒说「理」的方式。[68]但在1970年代的修订中删除了这句话，缘于他改变了对理、气关系的认知。

在理、气关系上，钱穆1950年代前后的看法与1970年代迥异。1947年时他不赞同朱熹的理、气二分说：

朱子此番理论似乎尚有缺点。第一，理虽是一个实在，而必挂搭于气，不能独立自存。第二，理虽为生与有之所以然，但他只是一种规范而并无力量，只能主宰气，不能推动气。如此则理者乃是一没气力的偏于静定一边的东西。[69]

钱穆指出朱熹理、气二分说的缺点在于理无法脱离气独立存在，又不能直接推动气的运行，理的作用便悬空了；如此推衍，性亦然：「朱子看理既是一个没气力的理，因而朱子看性，亦是一个无生命的性，同样不能自动的发出行为与变化来。」[70]钱穆在别处直斥朱熹将理与气、心与性二分的作法为「多此一举」。[71]因此他在1952年版《中国思想史》中沿用戴震理解的理、气关系来批评朱熹。到了1970年代，钱穆转而全面论述了朱熹的理气论是「混合的一元论」，修订旧作时便删除了「朱子理气论所误在此」一句，但从改订过程中依然可见1950年代对戴震思想的肯定。

即便在思想转变后的1970年代，钱穆摒弃早年与戴震多有契合的理、气论，仍尝试结合戴震与朱熹的思想，转而推崇戴震尚「知」的观念。1977年版《中国思想史》引戴震〈绪言〉「视问学为用心于外」一段，与「躬行而知未尽，曰仁曰诚，未易几也」一句之下，分别添加小注：「朱子之格物穷理即在此，陆王主心即理之流弊即在此」，[73]「此乃程朱胜陆王处」，[74]意在会通戴震的重智识与朱熹的格物穷理。此作法早在《三百年》中已初见端倪，[75]只是写作《三百年》时，钱穆并不认可朱熹的格物穷理说，视其为求之于外。历经半生思索，钱穆终契朱熹此说，在评述戴震观点时，转而着重阐发戴震与朱熹相近的尚「知」观念。

1977年版《中国思想史》还新增三处批评，均与戴震理解的「欲」有关：

但深一层言之，东原亦把理的范围看狭窄了，其病亦从陆王来。但陆王言「心即理」，东原却说「欲即理」，流弊会更大。[76]

但在人群中分别理、欲，亦是人文真理。东原之言，终不免于偏激。[77]

然情与欲亦究当有辨。[78]

相较之下，1952年版罕见钱穆对戴震理、欲观的批评。

第一条「东原亦把理的范围看狭窄了」，脉络同于钱穆修改诸旧作时对陆王学「心即理」的批评（见前文），此时他已不再认同阳明仅以人心之良知阐释天理，认为此种天理只是人文界的事理，无法涵盖自然界的物理。其次，钱穆批评「陆王言『心即理』，东原却说『欲即理』，流弊会更大」。戴震「确切指明理之即为人情」，[79]同样将「理」限定在人文界，延续了陆王对心的重视，故「其病亦从陆王来」。鉴于王学末流认情为性、恣意妄为的现象，钱穆担忧若推广戴震以「情」、「欲」界定「理」的举措，引发的社会危害将甚于王学末流。

在第二、三条中，钱穆认为戴震在批评宋学理欲观时显得偏激，有必要着意区别理、欲。他在别处修订中阐明了此意：

尽就人类眼前的个体心言，则实也叫人有不放心之处。再换言之，若从原始人类言，此等心皆可谓之是天理。但若从人类文化已衍进之后之社会言，则此等心有时也不得不谓是人欲……程朱一派，像是说好恶之心非天理，好恶之心之天则乃始是天理……（引者按：指「好恶之心之天则」）并非由先天的决定而存在，并非往后永远一成而不变，而仍有待于人文历史之逐步演进中来逐步发现，与逐步接近。[80]

未曾沾染不良习性的原始人心性至善，内心欲求的萌发皆合乎理性。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原始人的此种好恶处于日用常行而不自知的阶段，较为粗糙。理性主体若想有效控制感性需求，尚需探寻支撑「好恶之心」的天理来源及其呈现方式。在宋学中，「好恶之心之天则」与「性」密切相关，钱穆认为「好恶之心之天则」并非永恒不变的存在，需在人文历史的演进中逐步发现与接近。因此历史文化在个体追寻「好恶之心之天则」时无可替代，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性」）在人文化成的过程中，逐步为自身所发现，[81]个体凭此区分理欲、规范言行。

如上所述，钱穆并非像部分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抵触戴震学说。在1950年代，钱穆对戴震的观点多有吸收、阐发，可见他说自己「实有好许东原见解」并非虚言。不可否认，他曾批评戴震，但背后有深厚的理据，决非仅因戴震抨击程朱，故不能以「钱穆恨与朱夫子为难之人」[82]这一表述简单概括。恰恰相反，钱穆在1950年代的文章中一度认同戴震对程朱学之理气论、理欲观的批评，只是后期他发觉戴震说法存在弊端，并进行了补充与发展：钱穆始终警觉戴震所言程朱理学流于「以理杀人」的缺陷，这促使他一方面肯定「性」与「理」，同时强调「情」与「欲」均是「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仅需减「欲」增「情」。[83]从钱穆对戴震的评价管中窥豹，即不能以汉宋门户之见简单定位钱穆的清学史研究。钱穆一生的清学史研究，是对其所提倡的「为学不可无宗主，不能有门户」一语的躬行实践：立足宋学问题意识评价清学，可谓「有宗主」；不拒绝以清学资源提升宋学自身，则是「无门户」。

结 语

钱穆修订旧稿的习惯，致使其著作版本情况复杂，这一现象在宋学相关著作中尤为明显。梳理同一著作不同版本间的异文，是推进钱穆著作「彻底整理」的关键环节。

因改动而产生的版本异文，有助于深入剖析钱穆宋学思想的演变。透过对比改动前后的内容，可发现钱穆宋学「宗主」由阳明转向朱子的关键，在于其后期认为阳明学忽视了历史文化在培养人「心」上的重要意义，而朱子学在这方面特具优长。

随着宋学「宗主」的转变，钱穆改变了对朱子学的理解，这在「心」、「理」关系上尤为典型。钱穆早年批评朱子学「心」、「理」两分的说法是「一大罅缝」，在晚年改动旧作时却称之为「圆活而细密处」。钱穆不再以「向外寻索」或「支离」之语，批评「物理」及「事理」均外于「心」的「心」、「理」两分说，而是改采「心与物合乃见理」的新诠。

关注版本间的改动，亦有助于深入认识钱穆的清学史观点。以戴震研究为例，由版本异文可知，钱穆在1950年代时吸纳了戴震对宋儒的部分批评。然而，随着其思想演变，至1970年代他已不再认可戴震的观点，并修改了旧作。但此时的否定并非基于汉宋门户之见，而是缜密的学理探讨。

正如余英时所言，研究钱穆，「必须首先彻底整理他所留下的丰富的学术遗产」。以诸定本为底本整理出版的《全集》，并不代表钱穆著作「彻底整理」的完成，钱穆旧稿中仍留有值得发掘的余蕴：钱穆于修订旧作过程中衍生的诸多版本，蕴含着理解其学术思想演变的关键讯息。在先生辞世35年后，厘清先生著作各版本间的大量异文，并以此为依据，深入探究先生学思历程，是一条值得尝试的路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学源流」（项目编号：19ZDA028）的阶段性成果。在本文撰写、完善的过程中，承蒙朱汉民教授以及两位匿名审查人的指教，特此致谢！惟文责自负。
表一 钱穆宋学著作版本及修订情况一览表（专著部分）

表二 钱穆宋学著作版本及修订情况一览表（论文、讲辞部分）




说明：1. 关于「再版情况」。钱穆著作再版情况复杂，具体情形可参阅戴景贤，〈钱宾四先生著作版本目录〉，页395–408。为节省篇幅，此处仅收录经钱穆修订后首次再版时的资讯，出版地皆为台北，出版社则以简称标示。
2. 关于「《全集》较初版改动字数」，是统计二者之间不同处的字数（以《全集》本为计数基准。如「3,356」意为《全集》本较初版本不同之处共计3,356字）。以本文「钱穆对阳明学看法的转变」一节所引对「彼辈是要来纠程朱一派在此方面之偏见」一段的改动为例，该段引文出自东大本（《全集》本以此为底本整理此篇，字句与东大本相同），文中加底线处是与初次发表时的不同处。经统计，该段改动137字（不含标点）。依本表的计数方法，此处即记为137字。
3. 钱穆与宋学相关的论文、讲辞共有73篇，其中51篇经过修订，修订1–100字的有15篇，100–1,000字的有18篇，1,000字以上的有18篇。为节省版面，表二仅列入改动字数在1,000字以上的文章；改动100–1,000字的文章，以初次发表时间为序，罗列如下（括号内为改动字数）：1.〈庐陵学案别录〉（249）；2.〈王龙溪先生略历〉（911）；3.〈再论禅宗与理学〉（220）；4.〈初期宋学〉（494）；5.〈宋明理学之总评骘〉（356）；6.〈二程学术述评〉（200）；7.〈《正蒙》大义发微〉（284）；8.〈阳明良知学述评〉（800）；9.〈朱子心学略〉（262）；10.〈王荆公的哲学思想〉（115）；11.〈心与性情与好恶〉（738）；12.〈中庸新义〉（105）；13.〈中庸新义申释〉（475）；14.〈从《论语》朱注论孔孟程朱思想异同〉（311）；15.〈朱子论当时学弊〉（762）；16.〈罗整庵学述〉（562）；17.〈吴草庐学述〉（274）；18.〈吕晚村学述〉（416）。
引用书目
一、史料文献
胡美琦，〈钱穆先生著作目录（专书）〉，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无锡县委员会编，《钱穆纪念文集》，页327–34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Hu Meiqi. “Qian Mu xiansheng zhuzuo mulu (zhuanshu).” In Qian Mu jinian wenji, edited by Zhongguo Renmin Zhengzhi Xieshang Huiyi Jiangsu Wuxixian Weiyuanhui, 327–44.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1992.)
孙鼎宸，〈钱宾四先生论着年表〉，收入朱传誉编，《钱穆传记资料》，页151–174。台北：天一出版社，1981。(Sun Dingchen. “Qian Binsi xiansheng lunzhu nianbiao.” In Qian Mu zhuanji ziliao, edited by Zhu Chuanyu, 151–74. Taipei: Tianyi chubanshe, 1981.)
逯耀东，〈钱穆先生专书著作目录〉，收入朱传誉编，《钱穆传记资料》，页65–66。台北：天一出版社，1981。(Lu Yaodong. “Qian Mu xiansheng zhuanshu zhuzuo mulu.” In Qian Mu zhuanji ziliao, edited by Zhu Chuanyu, 65–66.Taipei: Tianyi chubanshe, 1981.)
编按：以下钱穆著作依最初发表时间先后排序
钱 穆，《王守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Qian Mu. Wang Shouren.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1930.)
──，《国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Qian Mu. Guoxue gailun.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1935.)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Qian Mu. Zhongguo jinsanbainian xueshushi.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1937.)
──，〈庐陵学案别录〉，《文学年报》第3期，1937年5月，页13–20；后收入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页15–26。(Qian Mu. “Luling xueanbielu.” Wenxue nianbao, no. 3 [May 1937]: 13–20. In Zhongguo xueshu sixiangshi luncong wu, 15–26.)
──，《国史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Qian Mu. Guoshi dagang.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1940. Taipei: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74.)
──，〈罗念菴先生年谱〉，《责善》第2卷第1/2期（1941年4月），页33–34；第2卷第3期（1941年4月），页14–17；第2卷第4期（1941年5月），页16–21；后收入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七）》，页188–212。(Qian Mu. “Luo Nian’an xiansheng nianpu.” Zeshan, 2, no. 1–2 [April 1941]: 33–34;Zeshan, 2,no.3 [April 1941]:14–17; Zeshan, 2, no. 4 [May 1941]: 16–21. In Zhongguo xueshu sixiangshi luncong qi, 188–212.)
──，〈《大学》格物新释〉，《思想与时代》第2期，1941年9月，页17–22；后收入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二）》，页341–355。(Qian Mu. “Da Xue Gewu xinshi.” Sixiang yu shidai, no. 2 [September 1941]: 17–22. In Zhongguo xueshu sixiangshi luncong er, 341–55.)
──，〈王龙溪先生略历〉，《责善》第15期，1941年10月，页15–17；后收入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七）》，页167–172。(Qian Mu. “Wang Longxi xiansheng lueli.” Zeshan, no. 15 [October 1941]: 15–17. In Zhongguo xueshu sixiangshi luncong qi, 1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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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朱子与程门之学风转变〉，《华岗学报》第1期，1965年1月，页1–12；后更名〈朱子论当时学弊（下）〉，收入氏著，《朱子新学案（三）》，页276–292。(Qian Mu. “Lun Zhuzi yu Chengmen zhi xuefeng zhuanbian.” Huagang xuebao, no. 1 [January 1965]: 1–12. Rev. as “Zhuzi lun dangshi xuebi xia.”In Zhuzi xin xuean san, 276–92.)
──，〈记朱子之校勘学〉，收入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季刊编辑委员会编，《庆祝蒋复璁先生七十荣庆论文集》，页65–80。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69；后更名〈朱子之校勘学〉，收入氏著，《朱子新学案（五）》，页191–227。(Qian Mu. “Ji Zhuzi zhi jiaokanxue.” In Qingzhu Jiang Fucong xiansheng qishi rongqing lunwenji, edited by Guoli Gugong bowuyuan gugong jikan bianji weiyuanhui, 65–80. Taipei: Guoli Gugong bowuyuan, 1969. Rev. as “Zhuzi zhi jiaokanxue.” In Zhuzi xin xuean wu, 191–227.)
──，《中国历史研究法》。台北：三民书局，1969。(Qian Mu. Zhongguo lishi yanjiufa. Taipei: Sanmin shuju, 1969.)
──，〈罗整庵学述〉，《图书季刊》第2卷第1期，1971年7月，页1–12。后收入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七）》，页45–67。(Qian Mu. “Luo Zheng’an xueshu.” Tushujikan 2, no. 1 [July 1971]: 1–12. In Zhongguo xueshu sixiangshi luncong qi, 45–67.)
──，〈吴草庐学述〉，《图书季刊》第2卷第2期，1971年10月，页1–12。后收入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页54–76。(Qian Mu. “Wu Caolu xueshu.” Tushujikan 2, no. 2 [October 1971]: 1–12. In Zhongguo xueshu sixiangshi luncong liu, 54–76.)
──，《朱子新学案》。台北：三民书局，1971。(Qian Mu. Zhuzi xin xuean. Taipei: Sanmin shuju, 1971.)
──，〈吕晚村学述〉，《图书季刊》第3卷第3期，1973年1月，页1–8。后收入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页135–149。(Qian Mu. “Lu Wancun xueshu.” Tushujikan 3, no. 3 [January 1973]: 1–8. In Zhongguo xueshu sixiangshi luncong ba, 135–49.)
──，《中国学术通义》。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Qian Mu. Zhongguo xueshu tongyi. Taipei: Taiwan Xuesheng shuju, 1975.)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7。(Qian Mu. Zhongguo xueshu sixiangshi luncong yi. Taipei: Dongda tushu gongsi, 1977.)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7。(Qian Mu. Zhongguo xueshu sixiangshi luncong er. Taipei: Dongda tushu gongsi, 1977.)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8。(Qian Mu. Zhongguo xueshu sixiangshi luncong si. Taipei: Dongda tushu gongsi, 1978.)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8。(Qian Mu. Zhongguo xueshu sixiangshi luncong wu. Taipei: Dongda tushu gongsi, 1978.)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8。(Qian Mu. Zhongguo xueshu sixiangshi luncong liu. Taipei: Dongda tushu gongsi, 1978.)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七）》。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9。(Qian Mu. Zhongguo xueshu sixiangshi luncong qi. Taipei: Dongda tushu gongsi, 1979.)
──，〈顾泾阳高景逸学述〉，收入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七）》，页245–267。(Qian Mu. “Gu Jingyang Gao Jingyi xueshu.” In Zhongguo xueshu sixiangshi luncong qi, 245–67.)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0。(Qian Mu. Zhongguo xueshu sixiangshi luncong ba. Taipei: Dongda tushu gongsi, 1980.)
──，《双溪独语》。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1。(Qian Mu. Shuangxi duyu. Taipei: Taiwan Xuesheng shuju, 1981.)
──，〈中国文化中的最高信仰与终极理想〉，收入氏著，《中华文化十二讲》，页83–98。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Qian Mu. “Zhongguo wenhua zhong de zuigao xinyang yu zhongji lixiang.” In Zhonghua wenhua shi’er jiang, 83–98. Taipei: Dongda tushu gongsi, 1987.)
──，〈中国传统思想中几项共通的特点〉，收入氏著，《新亚遗铎》，页250–255。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Qian Mu. “Zhongguo chuantong sixiang zhong jixiang gongtong de tedian.” In Xinya yiduo, 250–55.Taipei: Dongda tushu gongsi, 1989.)
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钱宾四先生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Qian Binsi xiansheng quanji bianji weiyuanhui, ed. Qian Binsi xiansheng quanji. Taipei: Lianjing chuban gongsi, 1998.)
──，《总目》，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4册。(Qian Binsi xiansheng quanji bianji weiyuanhui, ed. Zongmu. In Qian Binsi xiansheng quanji, vol. 54, edited by Qian Binsi xiansheng quanji bianji weiyuanhui.)
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出版说明〉，《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8册，页1–10。(Qian Binsi xiansheng quanji bianji weiyuanhui. “Chuban shuoming.” In Zhongguo xueshu sixiangshi luncong yi, in Qian Binsi xiansheng quanji, vol. 18, edited by Qian Binsi xiansheng quanji bianji weiyuanhui, 1–10.)
──，〈出版说明〉，《中国文化史导论》，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9册，页1–2。(Qian Binsi xiansheng quanji bianji weiyuanhui. “Chuban shuoming.” In Zhongguo wenhuashi daolun, in Qian Binsi xiansheng quanji, vol. 29, edited by Qian Binsi xiansheng quanji bianji weiyuanhui, 1–2.)
钱 穆着，钱婉约整理，《钱穆致徐复观信札》。北京：中华书局，2020。(Qian Mu. Qian Mu zhi Xu Fuguan xinzha, edited by Qian Wanyue.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20.)
二、近人研究
孔定芳，〈学术「对手方」与钱穆的清学史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7期，页110–120。(Kong Dingfang. “Xueshu ‘Duishou fang’ yu Qian Mu de Qingxueshi yanjiu.” Shehui kexue zhanxian, no. 7 [2021]: 110–20.)
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Yu Yingshi. Youji fengchui shuishang lin: Qian Mu yu xiandai zhongguo xueshu. Taipei: Sanmin shuju, 1991.)
李亚奇，〈论钱穆诠释阳明学的学思历程〉，《孔学堂》2024年第2期，页84–99。(Li Yaqi. “Lun Qian Mu quanshi Yangmingxue de xuesi licheng.” Kong xuetang, no. 2 [2024]: 84–99.)
汪荣祖，〈钱穆论清学史述评〉，《台大历史学报》第26期，2000年12月，页99–119。(Wang Rongzu. “Qian Mu lun Qingxueshi shuping.” Taida lishi xuebao, no. 26 [December 2000]: 99–119.)
周佳荣，《钱穆史学导论》。香港：中华书局，2017。(Zhou Jiarong. Qian Mu shixue daolun. Hong Kong: Zhonghua shuju, 2017.)
林瑞成，〈从「钱穆先生学术著作展览」说起〉，《新亚生活》第6卷第3期，1978年11月，页919–921。(Lin Ruicheng. “Cong ‘Qian Mu xiansheng xueshu zhuzuo zhanlan’ shuoqi.” Xinya shenghuo 6, no. 3 [November 1978]: 919–21.)
徐复观，〈儒家的修己与治人的区别及其意义〉，《民主评论》第6卷第12期，1955年6月，页315–320。(Xu Fuguan. “Rujia de xiuji yu zhiren de qubie jiqi yiyi.” Minzhu pinglun 6, no. 12 [June 1955]: 315–20.)
许裕农，〈钱穆先生理学思想之转变──由阳明转向朱子〉。台中：国立中兴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2014。(Xu Yunong. “Qian Mu xiansheng Lixue sixiang zhi zhuanbian: You Yangming zhuanxiang Zhuzi.”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2014.
陈 勇，《钱穆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Chen Yong. Qian Mu yu ershi shiji zhongguo shixue. Beijing: Jiuzhou chubanshe, 2017.)
路新生，〈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几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历史教学问题》2001年第3期，页13–16。(Lu Xinsheng. “Qian Mu Zhongguo jinsanbainian xueshushi zhong jige zhide shangque de wenti.” Lishi jiaoxue wenti, no. 3 [2001]: 13–16.)
乐爱国，〈民国时期钱穆的朱子学研究及其创新──从朱子心学入手〉，《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页33–39。(Le Aiguo. “Minguo shiqi Qian Mu de Zhuzixue yanjiu jiqi chuangxin: Cong Zhuzi xinxue rushou.” Nanjing shehui kexue, no. 1 [2013]: 33–39.)
戴景贤，〈钱宾四先生著作版本目录〉，收入氏著，《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页395–408。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Dai Jingxian. “Qian Binsi xiansheng zhuzuo banben mulu.” In Qian Binsi xiansheng yu xiandai zhongguo xueshu, 395–408. Hong Ko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2014.)
韩复智，《钱穆先生学术年谱》卷4。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Han Fuzhi. Qian Mu xiansheng xueshu nianpu. Vol. 4. Beijing: Zhongyang bianyi chubanshe, 2013.)
注释：
[1]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页17。
[2]孙鼎宸，〈钱宾四先生论着年表〉，原刊《中国学人》第2期（1970），后收入朱传誉主编，《钱穆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81），页151–174。
[3]逯耀东，〈钱穆先生专书著作目录〉，收入朱传誉主编，《钱穆传记资料》，页65–66。
[4]林瑞成，〈从「钱穆先生学术著作展览」说起〉，《新亚生活》第6卷第3期（1978年11月），页920–921。
[5]胡美琦，〈钱穆先生著作目录（专书）〉，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无锡县委员会编，《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页327–344。
[6]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总目》，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4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以下省略编者及出版资料），页1–10。
[7]戴景贤，〈钱宾四先生著作版本目录〉，收入氏著，《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页395–408。
[8]周佳荣，《钱穆史学导论》（香港：中华书局，2017），页156–167。
[9]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总目》，页2–4。
[10]钱穆，〈朱子学术述评〉，收入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8），页180。
[11]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7），页438。此一版本，以下称《宋明理学概述》（1977）。
[12]钱穆，《中国思想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7），页3。此一版本，以下称《中国思想史》（1977）。
[13]兹举一例：韩复智《钱穆先生学术年谱》（以下简称《学术年谱》）以年为纲，依初版时间将钱穆著述摘要附于当年之下。该书摘录的钱穆著作均是修订后的定本，但很多著作在改动后思想内容大变，不能等同于初版之作。如〈朱子学术述评〉最先发表于1947年9月《思想与时代》第47期（页13–20），《学术年谱》摘其要附于1947年之下，其中有「朱子决不主唯理一元，而是主理气混合之一元」一句（见韩复智，《钱穆先生学术年谱》第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页1027）。但这句话不见于1947年的《思想与时代》，而是见于1978年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据「东大」版序言，该文在出版前经钱穆修改，可见「理气混合之一元」一句为此时所添，代表钱穆1978年前后而非1947年的思想。见钱穆，〈朱子学术述评〉，收入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页172。实际上，钱穆在1947年前后也未曾以理气混合一元论阐释朱熹思想，反而多次批评朱熹将理气二分，详见下文。《学术年谱》未能追溯版本流变，将「理气混合之一元」系于1947年之下，易滋误解。
[14]钱穆对「宋学」的理解受到清儒影响，以盛行于宋明时期的理学作为「宋学」的重要内容：「明人思想可说是完全跟着宋人而来。我们将宋、明两代之思想主流，合称为宋明理学；近人又叫宋明新儒学；清代一般学者皆称此时期为宋学，这是包括明代在内的。」见钱穆，〈阳明之学──在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讲稿〉，《人生》第235期（1960年8月），页3。
[15]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页2。
[16]因《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学术通义》、《学籥》收录的均为单篇论文，故将书中有关宋学的论文拆分后计入此项。
[17]钱穆，〈序〉，收入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8），页1。
[18]钱穆，〈序〉，收入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页1。
[19]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出版说明〉，《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8册，页1。
[20]钱穆着，钱婉约整理，《钱穆致徐复观信札》（北京：中华书局，2020），页167。按：此信写于1955年9月16日。
[21]钱穆，《朱子新学案（一）》（台北：三民书局，1971），页1。
[22]乐爱国，〈民国时期钱穆的朱子学研究及其创新──从朱子心学入手〉，《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页33–39。
[23]许裕农，〈钱穆先生理学思想之转变──由阳明转向朱子〉（台中：国立中兴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2014）。
[24]「钱穆在1976到1980年之间编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时，因晚年学术观点发生变化，而对之前的文章，特别是有关阳明学的部分作出了修订。修订后的文章大多加重了对阳明学的批评，删去了原始文本中反思回护阳明学的说法，添加了赞同朱子学的文本。」见李亚奇，〈论钱穆诠释阳明学的学思历程〉，《孔学堂》2024年第2期，页92。
[25]李亚奇此文认为《全集》编辑者「将其中为原始文本的文章标了星号，没有标记星号的一般都是修订后的文本」。事实上，《全集》所收《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的〈出版说明〉明言「凡新增各篇，于各册目录中加*号注明」，可知加*号的文章是《全集》本在东大本的基础上增录的篇目，与是否经过修订无关。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出版说明〉，《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页2。
[26]钱穆，〈阳明良知学述评〉，收入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七）》（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9），页84。
[27]钱穆，《宋明理学概述》（1977），页290。
[28]钱穆，〈心与性情与好恶〉，《民主评论》第6卷第12期（1955年6月），页312。此一版本，以下称〈心与性情与好恶〉（1955）。引文底线部分即为改动之处，下文皆同。
[29]钱穆，〈心与性情与好恶〉，收入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7），页330。此一版本，以下称〈心与性情与好恶〉（1977）。
[30]此句为再版时增入。钱穆，〈朱子学术述评〉，收入氏著，《中国学术通义》（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页119–120；此一版本，以下称〈朱子学术述评〉（1975）。
[31]见钱穆，〈《老子》书晚出补证〉，收入氏著，《庄老通辨》（香港：新亚研究所，1957），页296、297。按：此二句为钱穆批评庄子之语，隐微之意是借孟子、庄子的对比，暗指陆王学说轻视「道问学」所求之「知」偏离了儒家正途。在该书中的另一处，此意更加明显：「孟子论心必及性，而庄子论心则不及性，而常言神。性乃实理，神则虚灵之因应而已。」（〈比论孟庄两家论人生修养〉，《庄老通辨》，页263）论心是否及性、实理与虚灵因应，显然不仅是在对比孟、庄二子，程朱与陆王的对比也在考量当中。
[32]钱穆，《中国思想史》（1977），页222。
[33]钱穆，《宋明理学概述》（1977），页296。
[34]钱穆，〈论清儒〉，《中央周刊》第9卷第3期（1947年1月），页7。
[35]钱穆，〈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收入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0），页9。
[36]「章实斋谓亭林经学出朱子，梨洲史学出阳明，其实梨洲《学案》中以王学治史学者惟唐荆川，而荆川固不得目之为王学。实斋故意为浙东史学标榜，争立门户，其语不可信据。」见钱穆，〈顾泾阳高景逸学述〉，收入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七）》，页246。
[37]钱穆，《国学概论》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页53。
[38]钱穆，《王守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页71。
[39]钱穆，《王守仁》，页54。
[40]钱穆早年指出：「自此以往，学术思想之所趋，夫亦曰『民族精神之发扬，与物质科学之认识』是已。」见氏著，《国学概论》下册，页189。「物质科学之认识」主要是指学习西方。中年以后，钱穆仍认为中国传统学术短于自然科学：「孟子、阳明言良知良能，此仍是一种天人合一，信仰与知识亦终极合一……西方科学知识亦遂不能在中国传统思想下自由发展。」见钱穆，〈中国传统思想中几项共通的特点〉，收入氏著，《新亚遗铎》（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页255；「中国学术传统，究与西方近代科学有其迥异处。这因西方近代科学所研究之对象，乃指向于自然界之一切实物与现象；而中国传统学术所着意者，乃在人文界之一应实事上。」见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台北：三民书局，1969），页67。
[41]钱穆，〈阳明良知学述评〉，《学原》第1卷第8期（1947年12月），页2。
[42]钱穆，〈朱子学术述评〉，《思想与时代》第47期（1947年9月），页15。此一版本，以下称〈朱子学术述评〉（1947）。
[43]钱穆，〈朱子学术述评〉（1975），页104。
[44]「一是物理（小注：即自然之理），一是事理（小注：即人文之理）。朱子把此合拢讲，阳明把此分开讲。」见钱穆，《中国思想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页163。此一版本，以下称《中国思想史》（1952）。
[45]钱穆，〈朱子学术述评〉（1975），页119–120。
[46]钱穆，〈中国文化中的最高信仰与终极理想〉，收入氏著，《中华文化十二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页85。
[47]钱穆，〈道家政治思想〉，收入氏著，《庄老通辨》，页108。
[48]钱穆，《钱穆致徐复观信札》，页168。按：此信写于1955年9月16日。
[49]钱穆，《钱穆致徐复观信札》，页169。按：此信写于1955年9月16日。
[50]钱穆，《钱穆致徐复观信札》，页169。按：此信写于1955年9月16日。
[51]从1952年出版的《中国思想史》可知钱穆已建立「人文之理」与「自然之理」的认识框架。本段所引《钱穆致徐复观信札》中的相关内容均在1955年，此时钱穆已意识到儒家从自然界中说出一「理」的重要性，认可了朱熹「从自然界觅出此最高的实然之理」的努力；只是不赞成朱熹将「人文之理」与「自然之理」「合拢讲」的作法，认为朱熹「把仁义礼智都要在自然界找根据」，模糊了「自然」与「人文」的分界，流于「战国阴阳家与汉儒之歧途」。见氏著，《中国思想史》（1952），页163；《钱穆致徐复观信札》，页169。而到了1960、70年代，钱穆严格基于「自然之理」与「人文之理」的二分阐释朱熹学说，仁义礼智属于「人文之理」的范畴，无需再与「自然之理」相杂，消解了上述质疑。
[52]钱穆，《宋明理学概述》（1977），页308。
[53]钱穆，《中国思想史》（1977），页226。
[54]钱穆，〈朱子学术述评〉（1947），页16。
[55]钱穆，〈朱子学术述评〉（1975），页109–110。
[56]「心与物合乃见理」的说法亦带有阳明学色彩。钱穆在1930年代时说：「他在心物之间特别指点出一个『感应』来，这是王学的超越朱陆之处。」见钱穆，《王守仁》，页65。他在1950年代进一步阐释王学的「感应」思想，此句改为：「这样说来，既不偏在心，也不偏在物，他在心物之间特别指点出一个『感应』来，这是王学的超越朱陆之处。」见钱穆，《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局，1955），页67。晚年钱穆主张的「心与物合乃见理」，是融合阳明学「感应」、「既不偏在心，也不偏在物」之说，与朱子学心物两分说所作出的发挥。
[5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页1。
[58]如汪荣祖认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内容也不脱传统义理，尤重宋儒朱熹……钱氏写清学史，似设身其境，与先贤唱和或辩难，而不似异代学者，作旁观超越之论析」，「钱着与梁着立异之处，要在意识形态的不同，尚可见汉宋门户之见的遗响，并未在思想史方法上，有所突破。」见汪荣祖，〈钱穆论清学史述评〉，《台大历史学报》第26期（2000年12月），页115。陈勇也认为钱穆「因为发掘理学就菲薄汉学，厚此薄彼的做法就存在很大的问题」，见陈勇，《钱穆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页185。
[59]如「实斋言『为学不可无宗主，不能有门户』，此意弟甚赞成」、「不喜『门户传统』」。见钱穆，《钱穆致徐复观信札》，页167、145；分别写于1955年9月16日、1955年6月2日。
[60]路新生，〈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几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历史教学问题》2001年第3期，页13–16；孔定芳，〈学术「对手方」与钱穆的清学史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7期，页110–120。
[61]陈勇，《钱穆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页180。
[62]钱穆，〈心与性情与好恶〉（1955），页310。
[63]钱穆，《钱穆致徐复观信札》，页137。按：此信写于1955年5月19日。
[64]徐复观，〈儒家的修己与治人的区别及其意义〉，《民主评论》第6卷第12期（1955年6月），页316。
[65]钱穆，《中国思想史》（1952），页194。
[66]钱穆，《中国思想史》（1952），页193、194。
[67]钱穆，《中国思想史》（1952），页193。
[68]「弟终对宋儒『理』字有些认为不妥当。」见钱穆，《钱穆致徐复观信札》，页137。按：此信写于1955年5月19日。
[69]钱穆，〈朱子学术述评〉（1947），页17。
[70]此处第一句对朱熹的批评，再版时被钱穆删去；第二句后被钱穆补写了相反的看法。见〈朱子学术述评〉（1947），页17。
[71]钱穆，《中国思想史》（1952），页153。
[73]钱穆，《中国思想史》（1977），页267。
[74]钱穆，《中国思想史》（1977），页268。
[75]「（东原《七经小记》）较之朱子格物补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一旦豁然贯通者，则方法门径固相近似。」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316。
[76]钱穆，《中国思想史》（1977），页270。
[77]钱穆，《中国思想史》（1977），页271。
[78]钱穆，《中国思想史》（1977），页271。
[79]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347。
[80]此段较初次发表时有大幅改写。钱穆，〈心与性情与好恶〉（1977），页333。
[81]在1950年代钱穆认为「理乃发生的，非先在的」。见钱穆，《钱穆致徐复观信札》，页173。（按：此信写于1955年9月16日）1970年代他改变看法，在修订〈心与性情与好恶〉时加入此句：「理可以逐步发现，却非逐步完成。性亦然。」见钱穆，〈心与性情与好恶〉（1977），页330。综合本文中的多处材料，钱穆最终看法是人性包括了自然之性、人文之性两个面向。人性不是单纯「由先天的决定而存在」的自然之性，尚有人文之性存在。天赋予人的自然之性圆满具足，其最高指向「善」是确定的，因此人性不是「发生的」、「逐步完成」的。人文之性是经由学问工夫锤炼出的纯善无恶的个人心体；还要以适合特定时代环境的样貌呈现，故而并非一成不变。因此钱穆将人性归纳为「并非往后永远一成而不变，而仍有待于人文历史之逐步演进中来逐步发现，与逐步接近」的存在。人文之性与自然之性均以性善为旨归，决定了二者的不相背离。
[82]汪荣祖，〈钱穆论清学史述评〉，页108。
[83]略举几例：1.「宋儒把天理、人欲过分严格划分，终是一大偏陷。」见《中国思想史》（1977），页270；「不知情之既熄，而高言夫理，以定性而制行，则宜乎有清儒如戴震之所谓以意见杀人之谴责。」见钱穆，〈周程朱子学脉论〉，《学原》第2卷第2期（1948年6月），页5。2.「自人言之，性必兼情，情乃人之第二天性。亦可谓无生物亦有性，此乃第一天性。生物有性必兼欲，此乃第二天性。人性兼欲又必兼情，此乃第三天性」、「人生大道理，主要在减欲而增情」、「人文社会之演进，决然起于情而不出于欲」，见钱穆，《双溪独语》（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1），页205、212、217。
[84]据《全集》中《中国思想史》与《宋明理学概述》所附的出版说明，二书在修订后均于1977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其后于1980、1984年分别订正误字若干再行出版，故《全集》未以1977年版为底本。分别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出版说明〉，《中国思想史》，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第9册，页2；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出版说明〉，《宋明理学概述》，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4册，页2。
[85]据《全集》所收录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版序〉，钱穆于1987年在1952年版的基础上又作修订，准备再版，惜尚未付梓即去世。但《全集》未交代是否即以1987年修改过的遗稿为底本展开整理，只提及「本书已将正中旧版重新整理」。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出版说明〉，《中国文化史导论》，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9册，页2。
[86]〈朱子学术述评〉1975年收入《中国学术通义》时经过修订，1978年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时，钱穆又在1947年原稿（而非1975年版）的基础上另行修订。两次修改的内容不同，前一次修订共计3,853字，后一次修订共计1,026字。
[87]〈唐宋时代的文化〉是钱穆1952年4月16日在惊声堂演讲的讲稿，当时听讲者整理后发表于1952年4月30日的《大陆》杂志，与《全集》收录的该文语意相近，然语句差别极大。
[88]1953年1月《民主评论》刊发的〈朱熹学述〉一文，是《宋明理学概述》一书的未刊稿。发表后，钱穆再作增润，于1953年2月10日撰写序言，交由出版社正式出版。
[89]钱穆根据讲稿改写此篇，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中集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