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学嬗递与儒风北渐：清末归绥地区儒学教育

作者：王寅

来源：载《史志学刊》2026年第1期

摘要:孔庙、学校与塾师是归绥地区儒学的重要代表。孔庙象征国家在该地的文化权威。受清廷“崇儒重道”文教政策的影响，归绥孔庙遂于雍正朝设立。归绥满蒙精英不仅修建了归化城孔庙，亦建有杨家巷孔庙与八旗孔庙。孔庙虽有满汉蒙古的分野，然而学校并无此严格划分。为教化民众，各族学子均可入学习儒。土默特官学、绥远官学、古丰书院均成为修习儒学重要学校。清廷亦在此地设立学额，开科取士。城乡之间，遍布义学、私塾等私学，从而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塾师群体。通过塾师口传心授，在幼小学童心中埋下了儒学种子。儒学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学子的儒学水平，使得归绥地区成为人文之地。

关键词:清代儒学 归绥孔庙 学校 塾师

作者简介:王寅（1982—），男，吉林省双辽市人，内蒙古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北方民族史、历史文献学。

有清一代，儒家思想为官方统治思想，具有深远而广泛的影响。然在归绥地区，却处于相对边缘化的状态。清代则以满蒙联姻和藏传佛教来加强对内蒙古的统治。康熙二十七年（1688），清初理学名臣张鹏翮建议施行与汉地同样的文教举措，设县立学，以开科举。他主张，“归化城外番贸易，蜂集蚁屯，乃冲剧扼要之地，控制之法，良不可忽”，应“将归化城亦设为郡县，用府、厅、县教官各一员，以寄抚绥教化之责”，同时“有清秀子弟，令教官教习汉书，俟其通晓文义，亦照台湾设科取士之例，人有进身之阶，不缀弦诵之音，化鲁朴为礼让，变狡悍为忠义”[1](P33-34)。考察清代儒学在归绥地区传播过程，有益于理解内蒙古地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形成过程。近年来学者对内蒙古文庙、儒学等问题的研究也给本文诸多启示[2]。本文从孔庙、儒学和塾师三个侧面切入，重点考察归化绥远地区儒学发展情态。

一、晚清归绥孔庙的修建

清入关之后，以儒术为正统，尊崇孔子。康熙皇帝登基后，亲临曲阜孔庙，行三跪九叩大礼，加封孔子为至圣先师。孔庙成为祭祀孔孟等儒家代表人物的场所，孔庙的设立意味着官方对儒家的尊崇。清廷为了彰显儒家文统，不断增祀儒家代表人物进入孔庙。雍正皇帝作为儒家思想的崇拜者，登基之后，掀起在全国崇儒的热潮，先追封孔子五代祖为王，并下诏严禁直呼孔子全名，随后要求全国在孔子生辰进行祭祀[3](P8,11-12)。雍正二年（1724），增祀蔡清、陆陇其等大儒共二十人。这是唐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增祀活动。高宗评价此次增祀：“隆礼先师孔子，增祀先儒，右文重道之典，超越常制。”[4](P87)

与此同时，在京师西北的归化城，商贾正试图为该城的统治者丹津修筑一座生祠以表彰其功绩，然都统丹津断然拒绝，他向商人们提议，把生祠改建为孔庙。修筑孔庙不仅有益于本地教化，迎合朝廷崇儒重道的政策，而且还能进一步提高其本人的政治声望，同时也符合雍正皇帝的喜好。《土默特文庙碑》载：

丹大人因思内地皆建文庙，设立官学；归化虽属夷地，亦向化日久，何不将现建未成之祠堂，稍加展修，改为文庙，设满洲、蒙古教习，恭祀至圣先师，教众人之子弟乎。遂于雍正二年陈情奏请，皇上洞见其诚，照所准行。[5](P445-446)

碑文历陈丹津治理归化城之功绩，指出丹津有感于归化与内地文化之差距，力主修建孔庙。与孔庙一并修建的还有土默特官学，形成庙学一体格局。后史在评价丹津修孔庙时极力赞扬其羽翼圣教之功：“丹公之贤矣，让美一也；翼圣二也；垂教三也；惜物四也。”[6](P143)虽然丹津改建孔庙看似无意之举，其实是刻意为之。早在雍正元年丹津已经上书清廷：“请建至圣先师庙于归化城，左右翼各设满学教官一。”[7](P713)《清文献通考》载：“二年建先师孔庙于归化城，遂设满学左右两翼，各置教员一员。”[8](P5445)归化城孔庙的设立，标志着归绥地区已经纳入清廷的文化统治之中。

归化城孔庙的设立也有赖于朝中重臣的推动，其中兵部尚书通智力主在归化设立孔庙，并与丹津“合衔会奏”[9](P365)。丹津和通智本是政治上的重要盟友，凡事“和衷共济”“必相咨度”[10](P80)。在建孔庙这件事情上，通智自然大力支持。归化孔庙之规制一如内地孔庙，“正殿三楹，东西各三楹，曰东庑、西庑、后殿三楹，曰崇圣祠”，“大成殿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崇圣祠启圣五王，颜、曾、孔、孟，以次追尊之先贤。东庑先贤蘧子以次三十九人。先儒公羊子以次二十六人。西庑先贤林放以次三十八人，先儒谷粱赤二十六人”[4](P142)。

归绥地区的第二座孔庙应数杨家巷孔庙。杨家巷孔庙的规模不及土默特孔庙，“正殿三楹，东西庑各三楹，戟门一座，规模颇隘”[11](P597)。该孔庙修建的资金来源是归化商人，因商人被“罚捐商款”[12](P462)而建。杨家巷孔庙建立缘起于归绥道阿克达春。在土默特祭孔时，阿氏有耻于非主祭的地位，于光绪三年（1877）力主建设杨家巷文庙，“每岁春秋仲月上丁归绥道宪率属致祭”[12](P462)。杨家巷孔庙某种程度上表明归绥道政治势力与土默特都统衙门分庭抗礼。归绥道则利用此次修筑孔庙的机会强化了自身的政治地位。

清光绪时期，绥远城的统治者为满人建有孔庙，“贻谷建八旗书院，即其中建孔子庙”[11](P597)。在归绥会看到有三座分别供满、汉、蒙古祭祀的孔庙。似乎只有在这里才能见到如此场景，不同的民族信奉孔子、崇尚儒学，进而把满汉蒙的文化凝结至一处。

归绥地区崇儒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上层官僚精英崇尚儒学。他们热衷于崇儒兴学，常与文人雅士互相酬唱，指导学子科举制艺。如庆春，满洲正黄旗人，光绪初任绥远将军，他常对贫穷士子进行捐助，“能体恤士子，捐集巨款以为乡、会试宾兴之需”[13](P91)。又如瑞联，字睦庵，光绪三年任绥远将军。瑞联“加意文学”，常常到书院对学子口传心授[13](P127)。又如额尔德尼善，字子俶，其人“敦品好学，淡荣利而嗜诗书，提倡风雅”。光绪十八年（1892）主持启秀书院，其时以忻州进士张钧主讲席，二人之间非常投契，时常切磋学问，互相唱和。额尔德尼善著有诗集《居易堂诗稿》，其学“迥技流俗”，且“恪守儒素家风”。额氏主持绥远文教近二十年，非常注意培养儒学人才，“奖掖后进，蔚然为全城人望”[14](P258-259)。

在归绥儒学发展上，更有赖于归绥官员的全力推进。这些官员或是主持书院，提供经费；或是延聘名师，推动地方文教；抑或广开义学，普及儒学思想。如福祥，满洲正黄旗生员，曾向绥远将军安定上书“修书院、立义学”，后被安定委任其事。福祥对书院“尽力整顿，不辞劳怨”，使得“绥远文风日上”[13](P127)。又如德伦，嘉庆八年任归绥道，“因义学废弛日久，捐廉兴修，设立规条”[14](P67)。又如阿克达春，任归绥道十年，在任期间设立义学，重修杨家巷义学、建孔庙，为绥远启秀书院调拨经费，以供学校开支[14](P69)。以上所举皆归绥地区官员，然其对文教之热情尤为强烈，并能够付诸实践。满蒙汉统治精英对儒学极力推动，各级官员对推广儒学已经形成了共识，并且在具体行政实践中加以贯彻，因此在光绪时期，归绥地区儒学经历了一个重要发展时期。

二、官学、书院与义学对归绥儒学的推动

归绥儒学发展还有赖于此地学校教育的不断完善。清代学校教育主要由官学、书院、社学、塾学组成。这些学校或依靠官方力量承办，或由民间设立。学校讲授内容也多以四书五经为主，传授儒家经典。归化城儒学教育开端于土默特官学。雍正五年（1727），归化城文庙建成之后，尚书通智与都统丹津又于文庙西侧建立土默特官学。土默特官学选拔土默特两旗优秀子弟入学[15](P462)。土默特官学设立的初衷并非传播儒学，而是“专注满蒙文及习射”[16](P38)。学子学成后参加翻译科考试，该考试内容多以翻译满蒙四书为主，间接促成儒家思想慢慢渗入学子心中。同时清廷规定“圣谕广训十六条亦为必修之科”，儒家的忠孝思想也逐渐被学子所接受[16](P38)。土默特官学是内蒙地区最早且唯一祭祀孔子的官学。官学施行春秋祭丁制度，每年春秋仲月举行盛大的祭孔仪式，“恭祀至圣先师”[17](P1084)。土默特官学祭孔以蒙语及蒙古语礼义规范对汉地的祭孔重新进行编排。这说明土默特官学训导等人已具有相当的儒学修养，能够把汉地祭孔仪式转化为蒙语祭孔仪式。土默特官学祭孔时，不仅学子要全部参加，而且土默特全体官员都要参加。官方和民间对祭祀都异常重视。通过祭孔，学子们眼观心入，使得儒家思想得以深入学子的内心。土默特都统作为主祭官更代表了官方对儒学的支持。

乾隆八年（1743），绥远设蒙古官学，主要教习蒙文和翻译。乾隆三十七年（1772）该学裁撤，改设满蒙官学。绥远城满蒙官学设在将军衙署，共分为兴、校、庠、序、塾五学，其中塾学是蒙古学，其他四学为满学[18](P96-102)。绥远城官学主要招收满蒙八旗子弟，主授翻译，内容多为满蒙文四书以及相关满蒙文儒家经典。官学生毕业后即参加满蒙翻译科考试。绥远城官学虽非专门传授儒学，但其教学和考试使学子受到儒学熏陶，具备相当的儒学素养。

无论是土默特官学还是绥远官学，虽其在一定程度上教授了儒学，但并非儒学专门学校。雍正元年（1723）以始，在归化土默特先后设立归化厅、和林格尔厅、清水河厅、萨拉齐厅。因汉人大量迁入此地，移民参加科举的问题凸显，这样归化土默特设立儒学的问题也愈加迫切。光绪三年（1878），山东道监察御史王赓荣认为归化等地百年以来居民繁盛，学子众多，但本地并无学额，学子无法参加岁科两考，返回原籍亦受阻拦，因此他建议朝廷“于归绥酌定庠额，先总设一学以统”[16](P4)。但王赓荣的的建议并无任何回响。

直至七年之后，光绪十年（1885）晚清名臣张之洞奏请于归化等七厅设置学校。他直指，“学校宜建设也”，“归化厅……应设文武学额各四名。萨、丰两厅均设文武学额各三名。宁、清、和、托四厅，均设文武学额各两名”[16](P5)。光绪十一年（1886），山西巡抚奎斌亦上奏，主张朝廷应“比照大同府现在取进规模，酌量取进数名”[16](P8)，“于归化厅设立总管七厅学校事务教谕一员”[16](P8)。张之洞与奎斌以为归化地区优秀学子处于国家官方意识形态之外，极不利于国家统治。他们担心，“俊秀之士，进身无路”[16](P3)，转而走向国家反面。归化人口的日益增长让张之洞等人无不意识到，此地文教落后的问题，不能再等闲视之。只有把众多学子纳入儒学教化，才可化民成俗。两任山西巡抚的奏折终于触动清廷。光绪十年（1885），清廷命“七厅文童由各该厅就近招考”，学额“比照大同府”“酌量取进数名”[16](P11-12)。光绪十一年（1886），又规定“设七厅总学，定生员名额二十取一之例”[16](P5)。光绪二十三年（1898），又将总学分作两学，“每学仍按二十名取进一名”“每学文生各不得过七名”[16](P5)。事实上，清廷是在某种程度上采纳了张之洞与奎斌的建议，同时给归化土默特各学分配更多学额。

归化儒学从光绪十三年（1888）起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共取得文生一百八十二人[16](P14-29)。光绪十三年（1888），山西学政高夑评价当年所取进生员之试卷“文理尚有可观”[16](P11)。这说明归化学子的儒学水平虽不能与内地学子相比，但已经达到基本的水准。这在一个缺乏儒学传统的地域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厅学的设立使得归绥地方学子可就近参加科举，不用返回原籍，虽学额有限，仅二十取一，但也给予了归绥学子重要的进身之阶，极大地促进了学子的向学之心，同时也起到化民成俗的作用。社会风气由此一变，“归绥道属之归化、萨拉齐、托克托、清水河、丰镇、宁远七厅，自光绪十二年建学校以来……民情渐归敦厚，文风亦有蒸蒸日上之势”[19](P158-159)。“口外厅曩年民情刁悍，自设学校以来，风俗渐变为敦厚。”[19](P154-157)

归绥从同治开始即有书院教育，书院之规模或可比肩汉地书院。同治七年（1868），绥远将军安定上任后致力于培养人才。同治十一年（1872），于“城内东南隅创建长白书院”，这是绥远有书院之始。长白书院有“月考之制”，“大课由将军命题阅卷，小课由院长考试”[16](P139)。长白书院十分注重向不同民族传播儒学，“不论蒙汉人等”，“均准一体入考，以广文教”[19](P187)。光绪五年（1879），绥远将军瑞联将长白书院改为启秀书院。瑞联是翰林出身，他来到绥远后，对学子指导颇勤，“每逢月课必临书院亲阅试卷，为士子口讲指画，历数年不倦”[13](P92)。启秀书院对于儒学人才的培养颇有成效。光绪十三年（1887），绥远将军蒙克额视察书院后向清廷上奏：“亲临书院，面试诸生，见其创作，虽不及内地之闳丽，而规模足状观瞻，阅视诸生文艺，不乏材堪造就者。计癸酉迄今，未及十年，进学者颇多，乡试亦屡有中式之人，足徵肄业以来，学有进益。”[19](P188)绥远将军蒙克额对学子文章水平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儒学在绥远的发展。

光绪十二年（1886），土默特官学改名为启运书院。此次名称之改变，预示着土默特官学不再单纯为一所教授满蒙语言和骑射的学校，而是随着科举的展开，逐渐向儒学教育方向转变。启运书院对于儒学修养较高的学子也传授汉满蒙三合四书，儒家经典四书成为土默特官学的核心教材。正因为如此，《归化厅志》卷四学校载：“礼法之存，熏陶而涵育之，其丕变可立睹矣。”[19](P193)

同年，归绥道安祥创建古丰书院，位于旧城太平召东南，庆凯街西河沿处。古丰书院聘请崞县举人申际昌、孟县举人张祖配先后作为山长，对归化地区生童授课。每月授课四次，初一、十五考试两次，由归绥道、归化厅出题，考试内容以经史论义、时务对策为主[20]。书院春秋两季，由归绥道衙门组织进行祭孔。古丰书院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儒家书院教育，与汉地书院无异。对于归绥地区基层儒学的推广和普及起到重要作用。

在归绥地区，除了建有书院，还设立众多义学。义学所进行的儒学教育，受众面更加广泛，使得儒学不单纯是一种精英教育，普通学子亦有机会受教，“寒家小户，无力延师者之子弟，得就以资讲习”[21](P110)。义学体现了官方号召下社会办学的力量，尤其是归化土默特地区的士绅以及商人团体出钱出力，实现了义学之设，“或绅富乐善好施，或乡村公议建立”[21](P110)。光绪八年（1882）二月，地方主政者已经认识到：“所属各厅，地处口外，民皆流寓……自以为广设义学，教民读书明理最为急务。”[22](P434-435)义学教授内容主要以儒家启蒙书籍和四书五经为主，“《三字经》、《百家姓》、《名贤集》等到《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等”[23](P61-63)。这些内容基本涵盖了儒学全部经典。

归绥地区最早的义学可以追溯至嘉庆八年（1803），归绥道德伦在归绥道衙署的西北角建立学舍一座，称为古丰义学。德伦同时在义学尊奉孔子神位，每年“八月致祭先师孔子”[21](P107)。该义学规模不大，仅有“生徒数十人”[21](P109“)拟以生徒三十人为率”[21](P108)。古丰义学对待学子并无特别要求。“自幼学以至弱冠，虽尚不晓文理，而质性颖悟，可习经书者，皆在甄收之列。”[21](P108)古丰义学根据学生掌握儒学基础的不同进行分类教学，“其长者课以文艺，勉之黜华崇实，以敦品制行为大端；其幼者与之绎经义，课记诵，并出绢素毫翰以鼓舞之。”[21](P109)古丰义学最终的教学目的是“能识前言德行以畜德者，固将陶育以成国器”[21](P108)。古丰义学之所以长久保持，其办学经费来源，全赖五十余年来归化城官员“摊捐廉俸，合力延师”[21](P110)，以及归化商业界对义学的捐助。如道光二十五年（1845），“归化城钱行总领并散户等四十九家，捐钱一千缗”[21](P107)。古丰义为社会办学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同时也为归化贫困子弟求学提供了一个机会。

绥远义学由绥远将军安定所建。安定字静村，满洲镶蓝旗人，同治七年（1868）任绥远将军。在其任上，安定着力发展义学，推广儒学教育。满洲正黄旗生员福祥也向绥远将军安定进言建学校，立义学，因此安定“为八旗立义塾二十余所”[13](P91)。绥远义学建成后，取得非常好的教学效果，“绥之文风一振，士子感戴”[13](P91)，“绥城文风日上，登乡榜者历科不绝”[24](P293)。此外，其他的义学还有清水河义学。该义学坐落在清水河县关帝庙东，同治七年经通判塔思哈改建，之后又经通判恩堃“捐膏火”“劝谕都人士量力资助”[25](P53)以成。义学有学舍四间，并设有学田，其租税以供聘请教师之用。清水河义学，从其校舍可见规模并不大，招收学子人数也不会太多。

归绥商人也成为儒学的重要资助者，在乡村开办义学。如阎纯锦，库吉尔讨号村人，原籍山西寿阳，其祖先因经商迁居归化。他有感于所居村庄读书人较少，因此在库吉尔讨号村与洪吉尔讨号村“慨然捐赀于两村，立义学延师教之”[24](P294)。又如归化城乌素图村的李万年，见到村里子弟不知读书，“乃倾囊立义学数处，以教近村之贫寒子弟，邑里自此有弦诵之风”[14](P216)。又如乔绍武，也是由山西祁县至包头经商，“以口外贫寒子弟多失学者，捐银三千两，使立义学四处”[24](P292)。商人因经商需要懂一些文化知识，同时商人为改变其地位，也多乐于资助商人子弟读书，其目的是为了在科举中有所收获。王清文，本人喜好读书，同时也积极资助他人读书，“耕暇即率乡邻贫寒子弟，聚于一处，教以读书习字，尽心开导，至次年冬作方休，三十余年无倦色”[24](P296)。

归绥地区的官学、书院与义学成为儒学文化传播的主要推动力量，其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均以儒家学说、思想、经典为内容宗旨。这里的学校多祭孔，上至国家官办，下至县乡之义学，均设孔子牌位，以祭祀孔子。祭孔对于增强儒家文化的认同、传播儒学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归绥塾师群体对儒学的拓展传播

私塾是归化土默特地区贫困学子学习文化知识的一个重要的途径，私塾教师也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传播者。在一个文化资源相对不足的北部边疆地区，私塾与塾师起到了重要的文化媒介作用。“绥远各县，私塾林立。”[26](P52)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底层百姓，皆希望子女学习儒学，“山坳水涯，翁牗绳枢之子，亦端恃有一二私塾冬烘，于农暇樵余，教识之无”[26](P52)。

绥远的满清贵族同样热衷于延聘塾师给贵族子弟讲授儒学，如阿克墩聘请秀才马占魁，归化城副都统文哲珲聘请满洲举人穆腾武，绥远将军贻谷聘秀才王成元来绥设学[27](P130-141)。私塾教师的选聘并没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只要是对儒学有一定修习，或者能读《三字经》、四书五经者皆可以担任[28](P461)。私塾教师有时候也是一些落魄的文人秀才，或者经商失败的商人，他们往往参加过科举，或者有贡生的身份。私塾教师的教学水平难免参差不齐，既有“学无蕴藉，貌则矜持，不特经义无知，即小学亦常训诂不类”[29](P8-9)，当然也有水平较高的私塾教师。私塾教师的教学方法往往比较单一。教师先领读儒家经典，后让学生背诵。当学生会背诵四书之后，教师会逐篇讲解，对文字加以训释。当学生明白字义之后，再教作对，并作文，为之后撰写八股文奠定基础[30](P769)。传统儒家的学习方法，看似呆板，主要以背诵为主，并不求学生理解，但一旦学生记住之后，往往不容易遗忘，对其终生产生益处，不能简单一概贬斥。

在私塾读书，学生往往要祭祀孔子，学生报名的第一天就要携带祭祀品向孔子画像烧香、敬纸行礼。之后每天清晨入学也要先祭拜孔子。此外在农历冬至这一天，私塾放假，但学生要祭祀孔子，祭祀完毕，教师会给学生吃一些祭祀品[31]。祭孔活动，使得学生在幼小心灵中对儒学奠定了更深的认知。儒学往往有赖于教师的口传心授。在归绥土默特地区，随着经济发展、兴办科举，儒学教育不断兴盛起来。尤其出现了一批以传授儒学为志业的教师，极大地促进了儒学的传播。

在归化城影响最大的儒学塾师主要有两位——吴天章和韩嘉会。前者培养了众多有影响力的弟子；后者在归化城传授儒学时间最长，长达三十八年，终其一生。吴天章祖籍山西代州人，曾考取过廪贡生，具备生员的身份。同治十三年（1874）来到归城，光绪二年（1876）设立私塾。吴氏精通经史之学，尤其擅长诗赋。他曾经与归化城的乡绅上书山西巡抚张之洞，申请设立归化厅学，使得学子在归化即可以参加科举。晚年主讲土默特启运书院。吴氏培养了很多人才，如龚秉钧、郭象伋、荣祥、安兆麟[32](P310-311)。吴天章在归化的儒学教育活动，对归化儒学发展和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韩嘉会，字亨甫，山西平鲁县人，史书载其“博览群书，卒为名宿，事母至孝，戚里称赞，持躬端谨，一以礼法自守”[32](P309)。韩嘉会在归城也以传授礼制闻名，更多强调道德的教化，以儒家忠孝仁义教人。“于孝悌忠信诸大端，藉篇章反复劝介，使能实践其言。虽蒙童受书，亦不轻旷一日功，晚年从者益众。”[32](P309)韩嘉会秉承了儒家践履，更多强调尊德性，重视个人日常生活的修身之学。韩嘉会对待学子有教无类，“不分贫富，不分智愚，严立课程，必随材启发，终日无倦容”[32](P309)。韩嘉会在归城授徒三十八年，不仅汉族向其学习儒家思想，蒙古族也向其求学。

教师对儒学的重要作用显而易见。应炳华原籍浙江鄞县，学识渊博，精于古文、诗词歌赋，授课“深入浅出，因材施教”。只因不会讲北方官话，只能说江浙方言，因此常常需要学生传话。应炳华对待学生精心传授，学生深受其益[33](P670-671)。应炳华还积极促进蒙汉之间儒学的交流，奖掖后进。他看到都格尔扎布所著《蒙文汇通》《蒙译四书集注》，立刻为之作序并筹资刊行[34](P220)。舒乐知，字天民，是清末绥远著名的文人。舒乐知早年求学过程，体现了塾师和儒学教育的影响。舒乐知四岁读《四书》，七岁拜清末举人文绪门下，读《诗经》。之后又读《论语》。光绪二十八年（1902）向吉兰吉学习《诗经》。光绪二十九年（1903）被父亲送至私学，先后向举人合色贲、明秀先生求学，其间读《书经》。光绪三十年（1904）跟从一位曹先生学习《书经》《易经》，并旁听《左传》[35](P80-81)。

伴随山西移民大量进入内蒙西部地区，儒家教师也伴随移民来到归化土默特地区。归化儒家教师主要来自于山西平鲁、大同等地。如前文所及韩嘉会就是山西平鲁县人，他从其曾祖移民至归化城，以教书和经商为业。张淑元，字耐堂，山西大同人，“以明经主讲归化城义学二十年，从游者多所造就”[32](P310)。韩秉钧，字桂农，世居本城，原籍山西平鲁。这些外来移民或是参加过科举，或是取得了生员的身份，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归化土默特地区儒学实有赖于山西儒学之传入，而塾师成为山西儒学传播的重要媒介。程朱理学作为儒家思想的一大派别在归绥地区也通过儒学教师有所传播。乔话云，就以濂洛关闽之书教授乡里，所教“诸生均制行不苟，卓然自立”，“如李勤、郭大恒、郭绍基，皆年高笃学，身体力行，绥东五子，经其造就者甚多”[32](P326)。乔话云的弟子李勤也成为有名的塾师。

土默特两翼的蒙古人也非常重视教育，常常自己开办私塾或者送子弟进入其他私塾学习，“有钱人常年学，次者三冬学”[29](P8-9)。在这样的蒙古私塾中，教育的学生也有非常优秀的，“命题提笔斐然成章，其用词练句，率于汉人伯仲”[36](P8-9)。蒙古人进入私塾读书主要学习蒙语和儒家经典以及康熙《圣谕广训》等书籍。《清稗类钞》载：“习蒙文《三字经》、《名贤集》、《四书》等。”[36](P558)有些蒙古人经过私塾的儒学训练学成之后转而在私塾中任教。如经权，字子衡，蒙古族，幼年在私塾中读书，二十岁后在村中私塾任教，人称“经先生”[37](P1098)。

随着归绥等地单独设学额，伴随科举考试的需求，大量的塾师以教授八股文为生。虽然学习八股文主要为了求取功名，但间接传播了儒家思想。如张淑元，主讲经学[32](P310)，虽其讲学的目的是为了教人科举求功名，但客观上也传播了儒家经典。“张法良，字汉卿，秉性古道，能文章，尤善于诗赋，为偏关儒学岁贡，训蒙为业。”[38](P632)“兰沛……品端学粹，特长于八股，训蒙为生。为和邑开考第一次生员，迄今家门鼎盛云。”[39](P632)“韩秉钧，授徒十余年，裁成最众。如榜眼王赓荣、进士郑永负、举人席儒，拔贡生尹目禹、李广年、裴清皆出其门……为人品学兼优，且有孝行。”[39](P471)塾师促进了归绥地区儒学发展。虽然当时儒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科举，但也起到儒学思想普及的作用。归绥地区学风日盛，随着学校教育在归绥地区的兴盛，使得归绥读书氛围愈发浓郁，培养了很多人才，“边塞文风从兹日振”[40](P182)。如杨廷之，“归化厅章盖营村人，家贫嗜学”[24](P295)。萧盛，“归化城厅朝忽闹村人，家小康，世业耕读，其子巨卿，入宁远厅学”[41](P294)。张智，“归化城人，佾生，七岁读《孝经》。即有不如此不为人之志”[41](P284)。又如梁国安，其父让其弃学就贾，他坚持一边授课，一边自学，足见其学习精神。梁国安所持之学问，自然也是儒家之学。“国安七岁……受《小学》、《弟子规》等书。归即习温清定省，出告反面之仪。比年十五，其父俾习商业，跪启曰：‘愿读书学为人。’然以甚贫，不能得名师，乃出课弟子于乡，且自励所学。”[42](P284)普通平民之家，也会努力培养子弟读书。“父兄目不识丁，性情酷嗜诗书，其子弟即不才，亦必延师训迪。负耒之暇，即令横经，往往诵读数年。”[42](P149)

四、结语

孔庙在土默特归化地区代表了国家的文教力量，孔庙已成为政治权力的象征。在孔庙建立的过程中，商人群体积极参与其中，他们与官僚联合起来，共同推进了孔庙的建设。随孔庙而生的土默特官学、绥远官学等官学系统又成为儒学传播的重要平台。书院、义学与私塾是儒学扎根于这片土地的重要土壤。土默特归化儒学相对晚熟，刚刚获得发展就面临清末废除科举与兴建新式学堂。清廷看到了儒学传播可以作为稳固其北方边疆的重要手段和媒介，也积极促进儒学的发展和传播。儒家文化教育，传播了忠孝等思想，维护了清廷政治意识形态基础。孔庙、学校与塾师三者形成了良性互动，孔庙代表了官方的统治思想，学校和塾师则将这种统治思想灌注到学生的心中。塾师虽然在士人中的地位不高，但正是这些底层文人反倒促进了儒学的传播，他们长时间对学生的耳传心授、儒学实践，其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儒学教育的发展，使得归绥地区尊师重教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各族百姓认识到读书明理的重要性，从而摆脱宗教对身心的束缚，使归绥成为北疆文化中心之一。儒学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商业的兴起，商人积极助教兴学，儒学也反哺商业活动。儒学教育培养了一批本土人才，这些人为归绥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注释
[1]张鹏翮.奉使俄罗斯日记[M]//于逢春,厉声,主编;中国边疆文库·初编·北部边疆:第1卷.忒莫勒,乌云格日勒,分册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
[2]参见:黄丽生.清代内蒙古地方儒学的发展与特质[M]//黄俊杰.中华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互动与融合(一).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2006:163-212;黄丽生.清代边区儒学的发展与特质:台湾书院与内蒙古书院的比较[J].台湾师大学报,2006(34);贾汉卿.塞外的学制与私塾[G]//内蒙古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3辑.1986:130-141.
[3]庞锺璐.文庙祀典考:卷一[M]//陈其泰选编.历代文庙研究资料汇编(第8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
[4]清高宗.御制文集初集:卷九:世宗宪皇帝实录序[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24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
[5]绥远通志馆.绥远通志稿(第6册)[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6]土默特旗志:卷六:祀典[M]//中国地方志集成·内蒙古府县志辑(第3册).凤凰出版社,2012.
[7]包文汉,奇·朝克图整理.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1辑[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
[8]清文献通考(一):卷六十四:学校考二[M].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9]归化厅志:卷十二:宦绩[M]//中国地方志集成·内蒙古府县志辑(第4册).凤凰出版社,2012.
[10]张曾.古丰识略:卷二十八:官绩[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7.
[11]绥乘:卷八:古迹考[M]//中国地方志集成·内蒙古府县志辑(第5册).凤凰出版社,2012.
[12]归绥道志:卷十五:学制[M]//中国地方志集成·内蒙古府县志辑(第8册).凤凰出版社,2012.
[13]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华北卷(第64册)[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14]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华北卷(第65册)[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15]乌云毕力格.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
[16]绥远通志稿(第6册):卷四十一:教育[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17]通智.敕建南文庙碑[M]//土默特志(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18]张永江.清代八旗蒙古官学[J].民族研究,1990(6).
[19]归化城厅志:卷四:学校[M]//中国地方志集成·内蒙古府县志辑(第4册).凤凰出版社,2012.
[20]民国归绥县志:教育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内蒙古府县志辑(第11册).凤凰出版社,2012:410-411;绥远通志稿(第6册):卷四十一:教育[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37.
[21]归绥识略:卷十三:义学[M]//绥远通志稿(第12册·附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22]归化厅志:卷六:济恤[M]//中国地方志集成·内蒙古府县志辑(第3册).凤凰出版社,2012.
[23]包头郊区文史资料:第一辑[M].1986.
[24]绥远通志稿(第11册):卷九十三:人物[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25]新修清水河厅志:卷八:重修义学碑记[M]//中国地方志集成·内蒙古府县志辑(第11册).凤凰出版社,2012.
[26]内蒙古教育史志资料:第一辑(上)[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5.
[27]贾汉卿.塞外的学制与私塾[G]//内蒙古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3辑,1986.
[28]武川县志:第8编[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29]黄静涛.蒙古人念书的多[G]//土默特史料:第21集.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编印,1986.
[30]土默特志·上卷:教育志[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31]参见:武川县志:第8编[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461;土默特志·上卷:教育志[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32]绥远通志稿(第11册):卷九十四:人物[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33]荣赓麟.先父荣祥先生生平事略[C]//呼和浩特塞北文化研究会.荣祥文档(下)[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4.
[34]内蒙古史志资料选编:第一辑(上册)[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4.
[35]富景华.满族教育家舒乐知生平事记[C]//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8辑,1991.
[36]徐珂编撰.清稗类抄(第2册)[M].中华书局,1984.
[37]土默特志:人物志(上)[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38]和林格尔县志草:卷七:人物[M]//中国地方志集成·内蒙古府县志辑(第14册).凤凰出版社,2012.
[39]归绥道志:卷十六:选举[M]//中国地方志集成·内蒙古府县志辑(第8册).凤凰出版社,2012.
[40]丰镇厅志:卷七:人物[M].转引自.内蒙古旧志整理(第1辑)[M].内蒙古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5.
[41]绥远通志稿(第11册):卷九十二:人物·孝友[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42]丰镇厅志:卷六:风土[M].手抄本,光绪七年(1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