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收到同济大学刘强教授惠寄的新著《阅读中国：古典与现代之间》（东方出版中心2026年6月版），仅题目就深深吸引了我——“阅读中国”，这种具有整体史意识的宏大命题，听起来足以令人血脉偾张。

在这个娱乐至死、AI至上、短视频横行的碎片化时代，究竟谁还有勇气和能力去“阅读中国”？究竟应该如何“阅读中国”？正是怀着这样的好奇和思虑，我追随作者巡礼古典与现代的人物和风景，走进了《阅读中国》的文本世界。

一、生命自觉：“把书读到命里去”的“为己之学”

古往今来，讨论“为何读书”以及“如何读书”的学者及文章不计其数。从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到朱子的“虚心涵泳”“切己体察”，从清人的“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的独到眼光，到杨义先生的“眼学、口学、耳学、心学、脚学”的“五学并举”，每个读书人似乎都有一套登堂入室的读书门径。

就我所知，这些年，刘强教授在多个场合都讲道：“把书读到命里去。”这句看似通俗平实的白话，却足以振聋发聩，环顾周遭，有谁说过如此让读书人怦然心动的话？

在刘强看来，读书这件事虽小，却关乎性命。经典之书，单单读到眼里、耳里、心里，还远远不够，“最好能把它们读到命里去，成为永不卸载的精神行李，与你的整个生命融为一体，这样才算彻底完成了阅读，庶几可谓‘为文所化’了。”（《阅读中国》“后记”）这让我想到了孔子所讲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很多读书人已经将读书视为“干禄之学”与“晋身之阶”，孔子有感于斯，才发出意味深长的喟叹，他试图要将读书人的外在功利性追求拉回到自我内在生命的重塑与提升中。

事实上，这种关乎生命价值的“为己之学”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从孔子的“学者为己”到孟子的“反身而诚”，从程朱的“格物致知”到陆王的“致良知”之学，历代大儒都在强调学问与生命的浑然一体。

我相信，“把书读到命里去”这句话，一定是刘强针对时代病症的“有所为而发”。且不说自古以来留存于大多数读书人心中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功利化观念，即便在当下，随着短视频及碎片化文字的流行，人们不但疏于阅读经典文本，连读书的热情也急剧降低。只要看看每年世界读书日发布的统计数字，中国人的平均阅读量远远落后于世界许多国家的阅读数量。

在这样的阅读语境下，这种读书观似乎更显得“不合时宜”，作者显然是要以切身的读书实践，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姿态，去救治世人的弊病。

“把书读到命里去”也可视为读书的方法论，要求读者调动自身全部的生命体验去读书。恰如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撰审查报告中所论及的“真了解”：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或许正是调动了自身的生命体验去阅读，作者才能在王阳明的“良知树”中敏锐地读出了诗人与哲人的统一，才能在曾国藩这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身上读出了其“自讨苦吃”的“千般痛、万般苦”，才能慧眼独具地指出“一代才子钱锺书”是被乃父钱基博“打出来的大师”。

“把书读到命里去”是以自我的生命体验去激活阅读对象，故而能够在纷繁芜杂的现象中看出事物的本质，悟出历史的真谛，参透世界的真相。

作者在“回忆是靠不住的”这句钱锺书的警句妙言中，读出了“世事洞明且又律己甚严”的钱氏这偶尔“浮出水面”的“狂狷”之气，从而针脚绵密地寻绎考证出钱锺书与英国文豪约翰逊博士之间的思想渊源。

至此，文章已经别具洞天地给读者呈现出两个巨人的隔代相知与遥相呼应，然而，这似乎还不够，文章又借助陈漱渝《不可尽信的回忆录》引领读者一起探讨历史本体哲学与人类遗忘的权利问题。这种“致命的阅读”眼光，如一把锐利的刀锋剖开了笼罩在常人心中所认同的回忆观念和历史迷雾。

在我看来，“把书读到命里去”这一观念蕴含着深刻的阅读哲学，阅读的终极目的不仅仅是获取知识，而是将所读经典内化为个体精神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阅读理念，将知识获取提升为生命修为，既是阅读的方法论，也是阅读的目的论，是阅读观与修身观的结合，也是方法论与目的论统一。

只有“把书读到命里去”，阅读才能够真正地开启智慧、滋养生命，也只有“把书读到命里去”，才真正地借助作者的文字进入幽邃深广的文本世界，用自我的生命和体验去领会作者浩渺无边的情思，发掘或打捞沉埋在历史褶皱中的思想资源及文化记忆。

二、学术自觉：问题意识、跨界对话与述学文体

所谓“学术自觉”，主要是指研究者对学术活动的本质、价值、方法及自身使命，有一种相对清醒的价值认知、主动的责任担当与理性的自省精神，它标志着一个学者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主动的知识传播者，自觉追求学术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学术创造者。

如果说，“把书读到命里去”呈现出刘强阅读与治学“生命自觉”的精神底色的话，那么“学术自觉”则关系到其学术研究在中西、古今、新旧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相互穿越的问题意识、跨界视野与方法论自觉。

翻开《阅读中国》，只需浏览一下这部学术随笔集的题目，便不能不惊讶于作者的阅读范围之广，理论关切之富，论题涉及文学、历史、哲学、音乐、儒学、书院、流行音乐、中西交流、学人评传等众多面向，显示出多维的问题意识和广博的知识视野。

当然，这种广博视野在引领读者进行妙趣横生的知识漫游的同时，也昭示出笼罩在全书中一个宏大的核心问题：“阅读中国”。

“阅读中国”呈现出“从中国看世界”与“从世界看中国”的宏大问题意识，在刘强眼中，“中国”似乎是一个整体而宏大的文本，他要在中西文明互鉴中解读中国，在古与今、中与西、新与旧的多个维度中展开个人的阅读实践，试图在对“中国”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解读中，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

的确，在这个到处充满了纷争与不确定性的时代，如何在中西古今的参照系中锚定中国问题并确立中国文化坐标，是每一个有使命感的读书人都应该深入思考并寻求解答的现实问题。刘强的文章绝非那种坐而论道、故作高深的肤廓之论，而是在一个个具体而微的文本阅读和诠释中指示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有效路径。

《阅读中国》在古典与现代的自由穿越中，呈现出鲜明的学术问题自觉，作者从来不满足于跟风的学术或者重复、验证他人的结论，而是在任何一个文本阅读实践中，都能够敏锐地从文化历史脉络与中国现实境遇中独出机杼地提炼出“真问题”和“新问题”。翻开此书的每一个篇目，其中隐含的真知灼见每每会让人抚掌击节、会心赞叹。

比如，第二辑中《易宗夔：历史旮旯里的人与事》一文，讨论了被历史的尘埃淹没的“小人物”易宗夔。作为清末民初一个“边缘”的读书人，这位早已被历史的宏大叙事所遗忘的人物，却在刘强笔下熠熠生辉。

文章从易宗夔1918年的文言笔记小说《新世说》谈起，发掘《新青年》“读者通信”栏目中易宗夔与陈独秀讨论文学革命的相关文献，呈现了现代文化与语言变革时期一个被忽略的历史真相，即在“文言”与“白话”二元对立的背后，还存在着大量的中间地带，历史转型从来不是“新”与“旧”的截然对立和泾渭分明，而是存在着互动杂糅、彼此渗透的混沌状态。之前那种习见“新”“旧”对立的启蒙叙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后被历史叙事者不断建构的结果。

我在研究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时，也发现了五四先驱者出于论战的需要，往往矫枉过正地将“文言”与“白话”视为极端对立的两极，事实上，即便是最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其白话文中也渗透着文言的句法与词汇，这种历史演进过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渐变”与“纠缠”才是历史的真相。借助这一历史旮旯里的人物，不但解构了启蒙叙事的神话，也在对启蒙叙事的双向审视中，超越了“反五四”或“后五四”的简单化立场。

刘强的治学为文与那些琐碎的饾饤考证之学迥异，他更擅长在对历史和人物的长时段考察中，引领读者进入更为复杂而幽深的思想境界。如他所言，“历史的选择、省略和遗忘，远比小说更泛滥、更无情，关注那些被历史宏大叙事所遗忘的人，就是在关注我们自身”。

本书的学术自觉还表现在跨界对话方面。我这里所谓的“跨界”不仅仅是在知识层面的跨越学科与打破边界，更指向一种学术思想层面的对话姿态与交流理路。

秉持这样的治学理念与研究进路，刘强的学术在融会贯通中显示出一种博大的气象。无论是探讨时间意义上的“古与今”，空间视域的“中与西”，还是价值论层面的“新与旧”，乃至上个世纪十分流行的“进步与保守”“传统与现代”等等学术问题，刘强从来不将某种观点高标自许、定于一尊，而是在客观的理性审视与“对话交流”中达到相互融通。刘强教授字“守中”，别号“有竹居主人”，似乎隐含着某种“执守中道”“中正有节”的自我期许，宣示着其“守正创新”的治学理念与“执两用中”的学术理想。

第三辑“鸿爪雪泥”中的《儒家文化是开放的》一文讨论了通常对儒家文化的种种误读，揭示了儒家并非如“五四”激进主义者所批判的那样“封闭”与“专制”，正如西方历史上并无儒家照样产生专制一样，不能把古代的专制彻底归咎于儒家。真正的儒家具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自我更新能力，包含着反思、批判、革新与进步的精神。

刘强教授借助研读同行的学术著作，深入讨论了儒家文化不仅是“开放的”，而且是“与时俱进”的，还原了儒学作为实践之学、进取之学与变革之学的真义理与真精神。

这种“守正创新”的学术识断建立在他对经典的深入研读之上，绝非出于某种抱残守缺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绪冲动。“守中”思维时时提醒他能够在各种立场的夹缝中，秉持不偏不倚、独立思考的学术勇气，写出真正具有学力和思力的文章。刘强在《阅读中国》“代序”中，以钱穆和胡适这两位文化巨人的交往和交恶为个案，深入探析其时代与思想的内在张力，提出了“折中”“和合”与二者之间的“中国文化的未来方向”。

在我看来，这是中庸思维的当代创造性转化，作者在对“左与右”“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等的辨析中，绝不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分析其得失于利弊，“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为“此时此地”也即当代寻找最佳的思想文化之路。

刘强的学术自觉还表现在述学文体的有意经营。在“后记”中，作者将《阅读中国》视为他的“第一本随笔自选集”，并把他之前出版的《有刺的书囊》《穿越古典》都称之为“随笔评论”，“随笔”文体命名不是故作姿态的学术自谦，而是蕴含着别样的学术期许与学术文体意识。

中国文化传统中“随笔”较早出现于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是对其读书时随手所记笔记的一种称谓，而在西方文化传统中，随笔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则滥觞于法国的蒙田，而后传至英国，由培根、兰姆等发扬光大。“五四”前后，西方随笔译介至我国，周作人以“美文”称之并进行了分类：“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周作人《美文》，《晨报副刊》1921年6月8日）在周作人这里，学术随笔也属于“美文”。

联想到当下学术文章的八股气和格式化，刘强将自己这种学术性的思想文化批评称之为“随笔”，不仅渊源有自、相当恰切，而且似乎也隐含着对当下学风的不以为然与别具怀抱。

刘强曾夫子自道地谈及“两副笔墨”的文体自觉：“一个学者应该用两支笔写作，一支笔写‘曲高和寡’的论文和专著，给少数学者看；另一支笔则不妨面向大众，以随笔散文的笔法写一些‘雅俗共赏’的文字，使艰深的学术能从书斋走向民间。”（《“自己读”与“劝人读”》，《中华读书报》2024年5月15日）

《阅读中国》正是面向大众的“有温度”的写作。在学术论文写作普遍沦为信息堆砌与理论操练的今天，作者的文笔能够在考据与问题的探讨中，生发出充满生命与激情、酣畅淋漓的华美“辞章”，这种荡气回肠、带有生命气息的文体既有古典随笔的凝练风韵，又有现代散文的通透深邃，活泼灵动的语言回荡着名士清淡的精神气质，又洋溢着一个当代知识分子“具身写作”“文以化成”的人文激情。

有心的读者应该不难发现，这部学术随笔的背后，不但凝聚了一位学者深耕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数十年的深厚积淀，也展示出一位学人多年来在写作风格追寻和学术话语建构方面的艰难探索与曲折历程。

作者已经编撰并出版了多种学术著作，涵盖“世说学”“论语学”“四书学”“书院学”以及“儒家诗学”等研究领域。这种学术专业的长久训练与学养积累，使他的学术思想随笔既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又有坚实的文献支撑，实现了学术思想深度与可读性通识风格的有机融合。

这种文体的形成得益于刘强“把书读到命里去”的阅读境界，正是这种“理情并茂”的“活人感”“具身性”写作，成就了这一可称之为“把命写进书里去”的独特文体。

三、文化自觉：现实关切、“成己化民”与未来考量

费孝通在论及文化自觉时指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完成“文化自觉”使命创造现代中华文化》，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页）

参照费孝通的表述，我认为刘强的文化自觉与学术自觉构成了密不可分的互动与关联。所谓“自觉”，意指人主动的自我认知与反省内察。《孔子家语·致思》中载有“吾有三失，晚不自觉”之语，侧重于一种对自身状态的事后认知与反思。儒家的“克己复礼”与“反求诸己”，也是强调在社会实践中去激发个体内在的道德自觉性。佛家的“自觉”被置于修行的首位，自我觉悟即通过自身努力以证悟真理、破除无明。

自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内在的觉醒力量和思想上的自由、自主而不盲从的智慧状态。刘强教授无论在生命、学术还是文化方面，均贯穿了生命自适、思想自由、学术自主、文化自信的“自觉”情怀。

如果说“生命自觉”指向的是“为何读”，“学术自觉”是“如何读”，那么“文化自觉”则告诉我们，在古今中西的文化坐标中，应该秉持一种什么样的价值立场、站在哪个合适的位置去读？

这一问题的核心集中体现在《阅读中国》的“代序”《中国文化的未来方向——折中于钱穆与胡适之间》一文。该文尽管是专门为第十届全国书院高峰论坛所写，但其问题意识与写作宗旨正与本书的文化关切不谋而合，文章开头，就旗帜鲜明地标识出作者一以贯之的文化立场：

说起中国文化的未来道路，或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项，或者逡巡于曾湘乡与张南皮之间，或者依违于康有为和章太炎之间，抑或调和于陈独秀与周树人之间——我则异于是，更为主张中国文化的未来方向，当折中于钱穆和胡适之间。

我们知道，钱穆和胡适代表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回应“古今中西”问题的两种路径，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巨擘，以西化的眼光、科学的方法和实验主义的步骤，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摧枯拉朽的猛烈抨击；而钱穆则是“传统主义”的代表，以相对温情的态度体贴中国文化，主张在“温故而知新”中延续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二人之间充满文化张力的思想观念，相伴于现代中国的文化论争。

刘强既不认同胡适“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张，也不完全认同钱穆带有“文化守成主义”的保守观念，他试图寻找一种“折中”“和合”的“第三条道路”，在尊重传统的内在价值中保持必要的批判性反省，在吸纳西方现代性合理内核中寻求中国经验的独特路径。

他不偏不倚、“折中”“和合”的学术立场事实上也是他的文化自觉观念，他拒绝将古今、中西、新旧等简单粗暴地处理成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要在多种力量与观念的张力中寻求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传统”不应该如列文森所谓的仅仅作为“博物馆式的遗存物”，而应该使之“活化”以进入当代生活，中国的现代化也必须根植在中国经验与中国问题的土壤中，而决不能亦步亦趋完全走“西化”的路径。

《阅读中国》第二辑“沙之书”中，作者系统讨论了马一浮创办的复性书院与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书院曾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织形式，在近代学制兴起的进程中逐渐消失。书院曾经承载了“为己之学”的精神传统，读书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人格养成的教育，这具有超越时代、超越功利的精神价值。

作为全国书院高峰论坛的发起人和召集人，刘强不仅做着“书院梦”，也钟情于“书院学”。他追溯马一浮创办复兴书院的原委及结局，既肯定马一浮“固守体制”“素履孤往”“一骑绝尘”的悲壮，又反思了其“陈义过高，不近人情，很难落实”的创办理念，试图为当下书院的发展之路寻求成功的启示与失败的教训。对前贤马一浮的同情和理解隐隐透露出自身的文化情怀：“深感马先生一生，诚然能尽己之性，而终未能尽人之性；诚然能复己之性，而终未能尽复人之性也。”（《阅读中国》第135页）这是刘强对马一浮先生创办书院失败及文化理念意味深长的喟叹。

值得庆幸的是，马一浮的复性书院宣告结束十年以后，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在香港成立，并以中西合璧的办学风格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之一。进入21世纪的今天，讨论书院这个话题，这些年来全国各地也逐渐恢复或重建各自的书院，书院正是刘强的文化关怀所系，他不仅创办了守中书院，前不久还受聘担任鹅湖书院山长。

刘强的书院实践与书院讲学活动正是对这一经典教育传统的当代延续。我从手机上经常关注他的朋友圈，在个人教学科研之余，他东奔西走，席不暇暖，奔走于各地书院或文化结构之间授课讲学，普及经典，致敬传统。

与《阅读中国》同时寄来的，还有他刚刚出版的《论语吟诵本》，这是专门为适用于中小学生以及国学亲子班编写的。在传统文化几近“花果飘零”“灵根倒悬”之秋，刘强对传统文化的忧思可谓念兹在兹。这种“知行合一”“化己成人”的文化姿态，不但与那些经常忙碌于拿项目、发论文、争名号的所谓“学院化”学者拉开了距离——我想，这与本文所提出的“生命自觉”“学术自觉”和“文化自觉”，应该不无关系吧。

作者简介：刘进才，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京派小说诗学研究》《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等多部专著。

本文原标题《生命自觉、学术自觉与文化自觉——从刘强的<阅读中国>说开去》，原载《名作欣赏》2026年第9期，作者授权儒家网暨“儒家观察”公众号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