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哲学中重思公共生活

作者：梁山（中央民族大学）

来源：社会科学报2026年09月10日08版

长久以来，公共性问题多被置于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的脉络中理解，公共领域、公共权利、公共治理等概念，也常被视为现代公共生活的基本语汇。在相当普遍的理解当中，儒家哲学更多被归入修身养性的解释框架中，其关于公共生活的思想面向未能得到充分呈现，朱承教授《儒家公共性思想研究》打开儒家哲学中被遮蔽的公共性维度，使人们得以重新理解儒家思想的现实关怀。公共性作为现代学术概念有其特定的产生背景，但公共生活作为人的共同存在方式，则是贯穿古今中西的基本事实，只要人生活在共同体之中，就要面对价值认同、秩序规范、利益分配和权力运用等问题。儒家哲学自其发生之初，便始终关心人在生活中与他人的关系、公共秩序的建立以及家国天下的安顿。循此思路，仁、礼、义、群、天理、良知等观念既关涉伦理规范和心性修养，也内含面向公共生活的解释力。儒家哲学由此呈现为一种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公共生活的价值基础、秩序结构和趋善方向的思想资源。

从共在事实到仁礼秩序

个体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生活中的共在关系和日常交往中的相互依存，使个体始终处在共同体生活之中，公共领地、公共财产、公共劳动、公共交往、公共信仰等形式，维系着共同体的延续，也塑造着个体理解世界和安顿自身的方式。公共性思想并非悬空的概念推演，它来自人的共同生活经验，回应生活中不断生成的价值认同、秩序规范和利益安排。作者对儒家公共性思想的讨论正是由人的共同生活经验切入，在公共生活的脉络中重新理解儒家哲学，着力揭示儒家对于价值根据、规范秩序和理想形态的解释能力。

作者注意到儒家与公共生活的关系有着更早的历史根源。儒学早期本与祭祀、丧葬、礼仪等公共活动相关，后来逐渐演化为维系公共生活秩序的规则体系，并承担起引导民众、安顿秩序的功能，孔子的“仁”正是在此基础上获得了更深的公共意义。所谓“天下归仁”，意味着仁爱原则由一己心性推广到天下秩序之中，公共生活也因此获得内在的德性根据。人与人的交往、为政者对权力的使用、君子对公共生活的承担，都在仁的原则下获得正当性与方向感。与此同时，仁要真正进入公共生活，还需要从内在德性转化为可实践、可遵循的秩序形式，礼正承担着这一功能，它使公共生活具有稳定规范，也使仁爱原则落实到具体关系之中。孔子思想中的仁礼结构，构成儒家公共性思想的基本起点，也为后世儒家思考公共生活奠定了方向。

孟子与荀子分别从人性根据和群体治理两方面，推进了先秦儒家的公共性思考。孟子从“四端”通向“四海”，以人性本善说明公共关怀的内在可能，又以民贵君轻和仁政王道，将个体善端推展为天下公共之善。荀子从“群”的角度看待人的存在，强调个体必须在群体中生存发展，因而重视明分使群、先义后利、隆礼重法、裕民富国。孟子突出了公共生活的人性基础，荀子强化了公共治理的现实机制。仁爱理想、人性根据和礼法治理，三者共同构成先秦儒家公共性思想的基本面向。

董仲舒承接先秦儒家的仁礼秩序，把儒家公共性思想推进到国家秩序之中。天道为公共秩序提供超越根据，君主处在公权力核心位置，并承担面向民生福祉的责任；礼治和教化把儒家价值转化为公共规范，使政治权力、身份名分和社会秩序获得统一表达。宋明理学接续这一脉络，又将公共生活的根据推进到更深的形上层面。张载以“气”为共同本源，以“民胞物与”拓展万物共同体意识；朱熹以“理一分殊”和“公共之理”说明伦理规范的普遍性，使礼法秩序获得天理支撑；王阳明从心体、良知和万物一体出发，说明公共关怀可以从良知的普遍性中自然生发。

面对明清之际的时代变局，黄宗羲把儒家公共性思想推进到公共权力和制度安排层面。君主职分、群臣责任、国家制度、治理参与，都被纳入天下公共利益的衡量之中。公权力能否摆脱一家一姓之私，制度能否回应天下万民之利，成为黄宗羲思考公共性的关键。由孔子至黄宗羲，儒家公共性思想不断拓展自身的问题疆域。仁爱原则、礼治规范、人性根据、群体秩序、天道教化、形上本体、良知实践和制度反思，交织成一条思想谱系。它持续回答着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人既然必须共同生活，怎样的价值、规则、人格和制度，才能使公共生活有序而良善。

从德性修养到天下关怀

前述思想谱系展示了儒家公共性思想的历史展开，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儒家何以能够从修身通向公共生活，根源在于其对人的关系性理解。儒家理解中的人，总是在父子、君臣、夫妇、朋友、乡里、国家、天下乃至万物的关系中成就自身。人的德性养成始终离不开具体关系，修身工夫天然具有面向他人和共同体的指向。作者通过讨论孝亲之道与君子之道，阐明家庭伦理和人格理想本身所含有通向公共责任的路径。孝亲发生在家庭内部，也训练人如何理解责任、回应他人、节制自我、维系关系，并形成通向更大共同体的情感与伦理基础。君子在成就自身的同时，也以德性、判断和行动影响他人，承担公共生活中的价值引导功能。

德性修养进入公共生活也必然表现为具体处境中的价值判断，儒家的义利之辨、王霸之辨、公私之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义利之辨关乎公共生活中公义对私利的规约，王霸之辨关乎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公私之辨关乎个体欲望、家族利益与共同体福祉之间的轻重安排，这些辨析都指向现实生活中的价值选择，使儒家的德性修养落实为人在私利、公义、权力、道义和共同秩序之间的判断能力。儒家公共性的思想价值在此显现：道德形上学提供共同生活的价值根据，礼乐制度形成公共规范，价值选择承担现实引导，修养工夫养成公共情怀，大同之世保存理想生活的方向。

进入现代语境之后，儒家的公共性思想资源需要接受新的价值检验。平等个体、个性自由、社会民主、人民参与等现代观念，提醒我们审慎辨析儒家公共性的历史限度，尤其是儒家所强调的公共性优先原则，若缺少现代制度和权利意识的约束，也可能带来以群体压抑个体、以公义之名遮蔽差异的风险。这部著作留给读者一种重新理解公共生活的思想可能。公共责任弱化、共同善失焦、交往信任下降的现代危机，让人们重新意识到，良好的公共生活需要制度，也需要德性；需要规则，也需要情感；需要权利意识，也需要对共同世界的责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哲学关于人、秩序与天下的思考，为当代公共生活的思想重建提供了不可忽视的中国经验。

[《儒家公共性思想研究》，朱承著，人民出版社，2026]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