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小康论精微

作者：南士林

来源：“南士林”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七年岁次丙午七月十六日甲戌

          耶稣2026年8月28日

《礼记·礼运》一篇，以“大同”与“小康”对举，揭橥圣王治世之两途，而为后世论治者立其大纲。然学者多执其文而昧其理，或崇大同而薄小康，或守小康而疑大同，皆失圣人之意。盖大同与小康，非判然二物，乃“太和”之境在不同时地之两显，皆所以“致中和”者也。大同者，不假制作而从容中道；小康者，制作礼乐以求中道。二者同归于“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其路径、其功候、其时代，各有不同。然其“中道”之义一以贯之，亦圣人之微旨也！

一、大同之世为从容中道、不加制作

“大同”之名，首见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此所谓“大道之行”，非空玄之理，乃“道”流行于天下，民日用而不知之谓也。当此之时，天下为公，非以公灭私，乃公私一如，无间无别。选贤与能，不赖制度之施，而为人心之自然；讲信修睦，无需律法之具，而为人情之固然。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非不亲其亲、不子其子也，乃亲亲之情自然推扩，至于“不独”之境。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皆非制作而后得，乃德化之所至，人心之自然。

郑康成注《礼运》曰：“同，犹和也，平也。”大同之“同”，非齐一之谓，乃“和而不同”之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大同之义也。故《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大同之世，正“致中和”之极功，天地位、万物育，不待制作而自至者也。

何以能不假制作而至此？盖大同之世，圣人德盛而天下化。圣人者，能尽其性者也。《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大同之世，圣人以身载道，以德化民，故礼乐未兴而伦序自生，刑政未施而奸宄自息。此所谓“从容中道”者也。

朱子释《中庸》“从容中道”曰：“从容，自然之意。中道，即中节之谓。”大同之世，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其感发皆中节，其行为皆合道。故不待礼乐之制作，而礼乐在其中；不待刑政之设施，而刑政在其中。此“无为之治”之极成，亦“太和”之境之至现。

二、小康之世乃制作礼乐以求大顺

“小康”之名，亦见于《礼运》：“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此所谓“大道既隐”，非道之亡也，乃道之隐于制作之中也。当此之时，天下为家，非自私之谓，乃公私分明、各正其位之谓。各亲其亲，各子其子，非不仁之谓，乃亲亲之情有差等、爱有厚薄之自然。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此皆人为之制作，所以补天道之不及也。

郑康成注“小康”曰：“康，安也。”小康之世，非不安也，其安有待于礼义之维。故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者，皆“谨于礼”者也。礼者何？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圣人制礼作乐，非以束缚人性，乃使人性得其中节之发。《乐记》曰：“礼者，天地之序也。”序者，使万物各得其位、各循其序、各尽其性者也。

《礼记·仲尼燕居》曰：“夫礼，所以礼制中者也。”此“礼所以制中”五字，实小康之世治理之枢机。中者何？性之体也，未发之谓也。礼者何？中之用也，已发之节也。圣人观人情之自然、感发之常度，择其中节者著为典则，使人人得以遵循。故礼者，中节之积也，和道之凝也。

小康之世，所以不同于大同者，在于其“人为”之介入。大同之世，道行于天下，民日用而不知；小康之世，道隐于礼乐，民学而知之、习而安之。大同之世，圣人之德化如春风化雨；小康之世，圣人之制作如规矩绳墨。二者路径不同，而其归则一，皆所以“致中和”也。

《礼运》言小康之后，继之以“大顺”之境：“故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焉；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焉；礼行于祖庙，而孝慈服焉；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刑肃而俗敝，则法无常；法无常，而礼无列；礼无列，则士不事也。刑肃而俗敝，则民弗归也，是谓疵国。故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故衡诚县，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是故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不隆礼、不由礼，谓之无方之民。敬让之道也。故以奉宗庙则敬，以入朝廷则贵贱有位，以处室家则父子亲、兄弟和，以处乡里则长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此之谓也。”

此所谓“大顺”，即小康之世所求之至境。大顺者，非大同之顺，乃以礼致和、以制求中之顺也。礼行于郊、社、祖庙、五祀，则百神受职、百货可极、孝慈服焉、正法则焉。此非外力所制，乃礼义所化、民德归厚之效。故曰“礼者，君之大柄也”，非以制民，乃以正国；非以束缚，乃以安上治民。

《礼运》又曰：“故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大同之世，圣人以德化之，故不待知其情、辟其义、明其利、达其患而天下自化；小康之世，圣人以礼制之，故必知其情、辟其义、明其利、达其患，而后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此小康之“大顺”，所以不同于大同之“太和”者，正在于此“人为”之介。

三、太和之境为大同小康之所同归

大同与小康，非判然二物也。二者皆本于“中道”，皆归于“太和”。

《易·乾·彖传》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此十六字，实为圣学之总纲，亦为大同小康之所同归。各正性命者，万物各得其性、各安其位、各循其序也；保合太和者，万物虽殊而相济相成，并育而不相害也。大同之世，不加制作而各正性命自显，不待礼乐而太和自成。此太和之境之天成者也。小康之世，制作礼乐以求各正性命，制礼法以太和。此太和之境之可为者也。

《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大同之世，圣人德盛而天下化，不待致而中和自致；小康之世，圣人制礼作乐，以礼乐致中和。二者路径虽异，而其归则一，皆所以“致中和”也。故《礼运》以“大同”为大道之行，以“小康”为大道之隐，此“隐”乃大时不再，故天成不复可行也，必以王者礼乐制作而后得者也。

朱子论“大同小康”曰：“此篇言三代之治，其盛如此。然其所以为盛者，皆本于天理之自然，而非人力之所能为也。”此论至精。大同之世，天理自然流行，不待人力；小康之世，圣人以人力法天理，制作礼乐以合自然。二者皆本于天理，皆归于自然。

故曰大同者，太和之自然而显也；小康者，太和之王治而显也。大同如春之化育，无声无臭；小康如秋之成实，有迹可循。大同如圣人之从容中道，不思不勉；小康如君子之择善固执，拳拳服膺。二者虽有高下，亦时势不同、功候有别而已矣。

四、大同小康一统于时中

今者好分别大同与小康？然则以“中道”观之，其实一也。

中道者，无过不及之谓也，发而皆中节之谓也。大同之世，不假制作而发皆中节，此“中道”之自然也，其“质”也，可遇不可求也；小康之世，制作礼乐以求发皆中节，此“中道”之治成也，其“文”也，可继亦可为也。二者皆“中道”之显现，皆“致中和”之工夫。

《礼记·礼器》曰：“礼，时为大。”时者，时势也，时代也。大同之世，圣王在位，德化流行，故礼乐不兴而自和；小康之世，圣王不作，道与位分，故必制礼作乐以求和。此非圣人之所能为，乃时势之必然也。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从周者，从小康之制作也，非不知大同之为美，而时势使然也。

故知大同小康非判然二物，乃“中道”于其时地之两显。大同者，中道之体也；小康者，中道之用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无大同之体，则小康之用无所本；无小康之用，则大同之体无所显。

《易》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大同之世穷，则变而为小康；小康之世久，则通而复于大同。此“损”“益”之道，亦“中道”之循环也。故曰：大同小康，非二道也，一道也；非二境也，一境也。其所以异者，时也，势也，圣人之不得已也。

总言之，《礼运》以“大同”启其端，以“大顺”终其说，则“大顺”以其小康之极功，复大同之美也。自大同而小康，自小康而大顺，一以贯之者，“文质”之变也，“时中”而已矣。圣人之心，不亦在兹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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