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喻于义

作者：叶文举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七年岁次丙午九月廿八日甲申

　　　耶稣2026年11月6日

“义”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也是君子的重要素养之一。《论语·里仁》提出“君子喻于义”，朱熹云，“喻，犹晓也”，“喻”就是知道、明白的意思；《释名》曰，“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简而言之，“义”就是事理。所谓“君子喻于义”，大意是说，君子知晓的是事理，它是君子立身行事的重要方式，“行而宜之之谓义”，主要有以下意旨。

“以义为本”。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同‘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二程曰：“此四句只是一事，以义为本。”君子能够以义为原则和根本，不能“言不及义，好行小慧”，不说没有道理的话，不会故意卖弄小聪明。反之，如果“言不及义，则放辟邪侈之心滋”，容易走向歪路。对于君子而言，“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这是时时要警惕的。君子只有“徙义”，惟义是从，才能“崇德”，不断提升自身的品德修养，正如朱熹所言，“徙义，则日新”。孔子在面对弟子子张所认为士人“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是谓显达的误解时，反驳道，“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认为真正的君子显达是其品性淳正，行事合乎义理，“义者制事之本，故以为质干”，否则就是沽名钓誉。君子“好义，则事合宜”，如果是国家管理者，则“其使民也义”，调动百姓不会随心所欲，治理事务自然就会合乎政理，“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春秋时期的子产就是“以义为本”执政的君子典范。

“见义勇为”。凡是符合事理的事情，君子应敢于去做，要有担当感。孔子曾言：“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可以之意）也，无莫（不可之意）也，义之与比（从也，听从之意）。”在孔子看来，治理天下的事情，没有规定一定要如何做，或不怎样做，但只要合理恰当，就要敢于去行事，君子要“行义以达其道”。“见义不为”则是“无勇也”，这不是君子的作风。故而，君子勇为不是无原则的，只有合乎正义的事情才要勇于去做，这就是“铁肩担道义”。子路曾向老师孔子提出：“君子尚勇乎？”所谓“尚”，是“上之也”的意思，子路疑惑君子是以勇敢为上吗？孔子则明确表示，“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如果只有勇，没有义做保障，最终会流向作乱的境地。括而言之，没有义，仅有勇，社会就会陷入无序、无理性的状态。子路“性鄙，好勇力”，偶尔会逞匹夫之勇，孔子言外之意是提醒子路不要做无义之勇。“义以为尚，则其勇也大矣”，人只有以义做支撑，行事合理，其勇就不会变成莽夫之勇，才能成为“勇者不惧”的君子。故而，“见义勇为”是为了做出合理的事情而表现出的社会担当，应该加以鼓励和表彰。正因如此，在“大义”面前，君子要勇于承担，甚至可以“舍生而取义”，屈原、苏武、文天祥等就是“舍生取义”的勇为君子。

“见利思义”。人生活在社会需要有物质的保障，自然就会有利益的存在，“利者，众人所同欲”。不过，对于利益，君子“富而可求”的方式是要合乎义，出于公心，取之有道，“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孔子在提出“君子喻于义”后，接着又说“小人喻于利”，显然是两种行事方式的相对言说。和君子迥异的是，“小人”一味逐利，甚至可以说为了私利，不择手段，利本而义末，违背规则。孟子曰，“羞恶之心，义也”，舍义而逐利，有悖道德伦理，一切以逐利为目的，其极端的可能就是道德底线的丧失。“义利之辨”一直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对于君子而言，义利之间，“义”是第一位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正当得来的利益是君子竭力要舍弃的，否则难以心安理得。“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在利益面前奉义行事，“士穷不失义”，尽管物质上有所匮乏，但在内心上才能真正做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感受到人生坦荡如砥的愉悦。进而言之，君子能够抵御不正当的利益诱惑，故而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境界。孔子云，“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孔子认为成人（全人之意，就是完美之人）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见利思义。“君子有九思”，“见得思义”是“九思”之一，君子看到有利可图时，要考虑利益是否为正当所得，这样才不会陷进物质诱惑的泥潭。

“君子喻于义”在当下仍有不可或缺的文化意义和践行价值，它启示我们，任何行为都要合乎事理，要走正道；遇到合乎道义的事情，要有敢于承担、勇于行动的责任感；在利益面前，不能一切都“放于利而行”，无原则地为获取利益而肆意妄为，贪污受贿、坑蒙拐骗、弄虚作假等都不是正当行为，物质财富的获得切勿违背社会正义和法律的准则，要取之有道。

责任编辑：近复

“恒”：不易之常，不已之久

作者：王挺斌（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七年岁次丙午十月初一日丁亥

　　　耶稣2026年11月9日

“恒”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分量极重的一个字。它既指天地运行的不易之则，也指人心持守的不移之志，更指治国理政的久远之功。天道、心性与为政，可以用一个“恒”字贯通起来。

“恒”最常见的解释是“常”，《说文解字》：“恒，常也。”后世文字学多将其分析为从心、亘声的形声字。“亘”本来写作“亙”（今读gèn，旧读gèng），是“恒”的初文，战国时已普遍表示恒常之义；后加注“心”旁分化出“恒”字，专门凸显人心的持守不变。

人心本于天道，天道经久运行而不止。《周易》第三十二卦就是“恒卦”，《彖传》在解说这一卦时指出：“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古人认为，天地间万事万物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整个宇宙就像一条变动不居的大流。孔子曾临川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流走的是时光，未曾流走的则是“道”。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并非混乱不堪，《春秋繁露·天容》中说：“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掌握变中有不变的道理，才是明智。《道德经》第十六章中也有“知常曰明”。这种变中之常，就是“恒”。它既指原则不变，也指不停运行，即宋代学者徐几所谓的“不易之恒”与“不已之恒”。不易则常，不已则久。

“恒”作为德行。古人讲究立心有恒、处事有恒，无恒则可能一事无成。据《论语·子路》，当时南方有句流行的话：“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巫医”指巫师与医师，这两种职业的门槛较高。一个人如果要当巫师与医师，需要长期的学习与研究，没有恒心是不行的。推而广之，别的职业、别的事也同理。苏武持节匈奴十九年，须发尽白，可是气节不改；张骞出使西域两度被扣，前后十三年，终成“凿空”之功。这都是恒心使然。

立心处事之“恒”，强调的是反复与积累。一件小事反复去做，日积月累，可以成为大事。荀子在《劝学》中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汉代董仲舒做学问，三年不向园中望一眼，后来成为一代儒宗。读书为学如此，做别的事也一样，靠的都是日复一日的积累。

行善立德方面，“恒”更为重要。《周易·系辞下》说：“恒，德之固也。”古人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行善立德，一两次并不难，难的是长期坚持。如果要立德，就要立“恒德”，《周易》“恒卦”九三爻辞有言：“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如果要行善，就要行“积善”，荀子在《劝学》中亦说：“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恒”由身而家，就是家风的绵延。颜之推晚年作《颜氏家训》，自述其意在“整齐门内，提撕子孙”，并非要给外人立说。此后颜氏一门，代有传人，唐代出了大学问家颜师古、大书法家颜真卿。家训能够传至久远，其实不在文辞，而在代代守之不移。

“恒”之为用，于治国理政尤为紧要。《尚书·毕命》强调“政贵有恒”，这是把政令恒常作为治国理政的要义。今传《毕命》属伪古文《尚书》，但这一观念本身不伪。据《左传·文公六年》记载，春秋时期晋国名臣赵盾主掌国政之后，颁行了一系列政令法规，如制定章程、完善法令、清理案件、督察逃亡、使用契约、接续常职、提拔贤才等。这些政令法规制定完成之后，交给太傅阳子与太师贾佗主管，让他们在晋国范围内严格施行，作为“常法”。其中接续常职一项尤其值得注意：已经废掉的官职，要把它重新接续起来。政事能接得上，制度才立得住。

对于已有的政令法规，只要其适用性尚强，就不宜轻改。《史记·曹相国世家》中记载，汉初曹参代萧何为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汉惠帝见他不太过问政事，有些责怪，就让曹参的儿子曹窋私下问他，曹参竟把儿子打了一顿，汉惠帝只好亲自召问，曹参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曹参认为，汉惠帝和自己都比不上汉高帝与萧何，他们定下的法令已经很明确，自己只要遵守就行。而萧何之法本是“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秦末大乱之后，民生凋敝、人心思安，此法正合其时。曹参的休息无为是明智之举，得到了广泛认可，“天下俱称其美”。

反之，治国若无常守之法，政令轻率频更，往往会滋生治理乱象。西汉末年，王莽代汉立朝后力推“托古改制”，但其施政多泥古而不切实际，未能充分兼顾社会实情与民生承受力。在官制层面，他一方面频频改易官名：将大司农更名为“羲和”，后又改作“纳言”，大理改称“作士”，太常改称“秩宗”，其余诸官署亦多随之更名；另一方面又叠设诸多官职。新制官名多依《周礼》《尚书》等经典拟定，与西汉原有官职体系相互叠加，叠床架屋，极为繁琐。政区与地名改革同样如此，史书载其“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最终“吏民不能纪，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行政运转大受阻滞。币制改革更是混乱无序，前后数度更张，最终“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民间仍私用五铢钱通行。此番改制本意在纾解汉末积弊，却未能触及根本社会矛盾，反而徒增百姓负担，加剧了社会动荡。

“恒”绝不意味着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表面上看，“恒”就是常，与“变”相对立，但是变中有不变，亦即变中有常。万事万物变动不居，也未尝不可看成是一种特别的“恒”，即一种运动变化着的常态。因此，“恒”与“变”既对立、又统一。如果之前的政令法规不够完善或陈旧过时，自然可以损益完善、与时俱进、顺应民心，《汉书·礼乐志》：“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萧何制定汉制，是承袭秦制而损益，“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可见政令法规之“恒”与“变”，需要“顺时施宜”，需要“即民之心”。为政之“不易”，在于不轻改已成之良法；为政之“不已”，在于不废因时之损益。

月行有常，故能久照；政令有常，故能取信；心志有常，故能成事。于己，是“立不易方”的定力；于国，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持。古人一面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一面说“政贵有恒”，从修身到治国，道理是一样的。“恒”在今天其实是一种战略定力，以恒心守恒道，以恒道成恒业，积微成著、久而有成。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