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根友 等 著《经子关系论》出版暨导论

书名：《经子关系论》

作者：吴根友等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26年9月

【作者简介】

吴根友，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讲席教授、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高层次人才项目入选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哲学史学会荣誉会长、贵州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副主席。曾任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湖北省人文重点基地武汉大学比较哲学与文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人文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已出版《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从李贽到戴震》《明清哲学与中国现代哲学诸问题》《在道义论与正义论之间——比较政治哲学初探》《比较哲学视野里的中国哲学》《求道·求真·求通》《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道家思想及其现代诠释》《中国哲学通史•明清卷》《戴震哲学思想新探》《萧萐父：中国哲学主体性的探路者》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学术月刊》《哲学动态》《文史哲》《船山学刊》等海内外刊物发表论文250余篇。

吴根友教授

【导论】

简要地考察中国学术史和思想史，经史关系在古代与现当代都受到较多学者的关注，相对而言，经子关系从古至今，特别是现代学术以来，都较少有人研究，更谈不上有比较系统的考察。清末民初，由于受现代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诸子学一度复兴起来，改变了传统社会经学独大的局面。特别是哲学学科建立起来之后，诸子学的研究又多被纳入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之中，因而经与子的关系又再一次地遭到遗忘。

何谓经子关系？经子关系究竟要处理哪些问题？研究经子关系对于当代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的意义何在？透过经子关系而重新界定的现代哲学知识论视域下的“子学”问题，与传统诸子学的联系与区别何在？现代哲学知识论视域下的“子学”问题，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有何启迪？上述五个不同而又具有内在逻辑相关性的问题，是本书将予以处理的基本问题，希望借此五个问题的研究，为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国学研究打开一个本应关注而又未能予以展开的新视域，亦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支持与赐教。

一、“经子关系”的四个层次

从哲学的名与实，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角度看，作为一个思想对象的“经子关系”，大体上包含以下四个层次的内容，其一是圣与贤的关系。其二是经书与子书的关系。其三是经学与诸子学的关系。最后是常道与权变的关系，亦是道体与道用的关系。

第一层关系主要处理经书与子书的创作主体问题。它实际上包含着两层内容，其一是自然的主体，即所有的著作与著作者的关系。无名氏的著作其实也是有作者的，只是关于作者的记载在有文字的历史过程中暂时或永久性的消失了。伪作者也是作者的，只是假冒他人之名而隐去自己的真实姓名而已。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篇，曾经就提出过“圣贤并世，经子异流”的问题。他认为诸子学与经学的创作主体——贤人与圣人，在上古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并不能说圣人就在贤人之前。所谓“经子异流”，即是说经书与子书在开端处就表现为二流并分，不存在谁先谁后，谁主谁从的问题。这是南北朝时期经学力量相对薄弱，佛道思想相对兴盛的时代里较为开放的经子关系思想。其二是社会政治力量所建构出来的主体。经不自经，而子不自子；经书与子书都是后来的社会政治力量为了建构某种学术的话语体系，然后建立某种价值秩序而形成了经书与非经书的区分。章学诚曾说：“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有立父之号矣。” 这一说法大体上揭示了经书与子书之名确立的部分道理。

第二层关系讨论作为物质载体的经书与子书的关系。经书之为经书，是社会统治力量选择并加以规定的结果。而子书也是这种选择与规定的历史产物。汉代立五经博士，五经的著作因此得以与其他书籍区别开来，成为官方学术，并有专人去研究。而对其他著作的研究，则听凭社会需要与个人的选择。由此，研究经书而形成经学，故经学从整体上看是国家政治力量主导下的一种精神活动，看是体现的是国家意志，经学学者的个人意志与创造性必须与国家的意志与要求相统一。而经书以外的其他著作，特别是先秦诸子类的作品，研究者主要是出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而对某些问题加以研究。研究者可以响应国家的意志，也可以在一定的程度偏离但不完全与国家意志相反，因此研究诸子学的作品，其表达的方式相对自由，外在的约束性也相对较弱，这就使得子学一开始就表现出具有更多的自由意志特色。这是诸子学区别于经学的一个显著特点。

第三层关系最为复杂，即经文与研究经文的著作所包含的全部内容，都属于经学。子学亦是这样，子书与研究子书的著作，构成子学。中华文明的“圣经”自汉代确立之后，由五经而七经、而九经、十一经，最后定格为十三经。而研究“五经”与“十三经”的经学内容，是两汉以后中华文明的大宗。相比较而言，子学，由诸子略到诸子学，再到四部分类之后广义的子学（子部学术）的发展，则是中华文明“常道之外”的“变道”之天府，可以视之为反映中华文明与时俱进，与时偕行的思想与知识的晴雨表。尤其是少量子书升格为经书，为经学补充新鲜的思想血液，以增强经学的活力与弹性，在哲学层面则体现为经与权、常与变，用与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因而也特别能够体现中华文明“由用以发体”的灵活性、开放性和包容性。

第四层关系最能体现哲学的思辨性，也容易引出很多的学术争论，甚至是门户之见、僵化之论。经为常道，子为变道。经为体，子为用。但经学则是对常道的解释与辩护，其内容包含常道而不能直接等同于常道。经学的学者，因时代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再加上经学学者个人德性、德行的优劣与差异、认知的得失或谬误，使得经学的内容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形态。有些经学家常常以正统自居，打击非正统甚至将非正统目为异端，使经子之间的学术之争，滑向一种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争论，从而既阻碍了经学本身的发展，也阻碍了整个学术的发展。结果使得殊途百虑之学，变成只讲同归、一致而不允许讲差异的专制之学，使得中华文明趋于僵化而丧失内在的发展活力。面对经子关系思想中这一层次中不良的内容，我们需要采取批判的态度，并努力予以剔除。

二、在历史的脉络里揭示经子关系思想变化的所以然道理

由《汉书·艺文志》（后简称《汉志》）第一次明确地揭示出“经子关系”以降，此一问题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以及近百年的哲学史之中，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也缺乏比较系统的研究。本书借用萧萐父先生“泛化的哲学史观”，主要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学术史，在方法论上可以称之为“以哲学思想为中心的中国学术史研究”，在研究中力求做到“由史出论，以论带史，史论结合”。因此，本书的基本思路是：以时间为经，以人物为纬，以经子关系问题和与此问题相关的哲学思想观念为核心内容，探讨经子关系思想演变的主要节点，以及这些节点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所体现出的时代意义。质此之故，经子关系演变的细节并不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我们的重点是采用哲学史的概念、范畴的分析方法，对经、子概念、经子关系论中涉及的经权、常变、情理、天人秩序等观念予以阐发。特别是本书的结语部分，紧扣“子学”概念，以及子学概念中所蕴涵的知识与思想的二重视野及其对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意义，展开我们的论述。

另外，本书非常重视官修“中国目录学”的图书所呈现出的学问—知识分类的特点，以考察经子关系论中所蕴涵的哲学知识论的内容。从中国传统图书分类所呈现出的“以治道为中心”的学问-知识的价值轻重、高低的角度， 分析经子关系中的尊经而抑子的理由，以及明清以后伴随着社会问题的加剧，为了应付问题而表现出的吸纳诸子思想的倾向，直到清末民初出现了“经子平等”，甚至“子高于经”的经子关系思想，都是我们考察的对象。

扼要说来，经子关系起源于春秋战国之际。无论是“经”和“子”的名与实，还是“经”之文体的产生，以及经书和子书的出现，均源自诸子的百家争鸣及其著述。从发生学角度考察经子之名的演变，揭示“六经”文本的发展和经典化过程，进而辨析“前六经”和“六经”之分别，以及其与诸子学的互动，可以藉此展现经子关系的源流。在所谓的“经学时代”（冯友兰语），《汉志》的经子关系论是传统儒家学者的普遍共识。《汉志》在界定知识的分类及各类知识的逻辑关系时，是以儒经及其经学为核心（统称为“艺”），而以诸子、诗赋等五类知识（统称为“文”）为辅翼，从而提出诸子为“六经之支与流裔”的观念，将六经与诸子界定为源与流的关系。

《汉志》以后的诸思想家当中，南北朝时期的刘勰是第一个比较明确地讨论了经子关系的思想家。若从古代学问-知识的性质角度看,《文心雕龙》可以看作是一部“依经立义”的“宗经”类经学著作。如果从“经学即子学”的角度看,《文心雕龙》亦可以视之为魏晋以后“入道见志”“弥伦群言”“精研文理”之类的新子学的著作。因此，《文心雕龙》是一部介于经学与子学之间的作品，这似乎可以说明刘勰的思想具有综合经子之学的特质。降至隋唐，三教合一及经学与佛道两家思想之间的互动，展示了经与子及儒释道之间的融通的复杂关系，从而形成了隋唐学术思想的内在更新机制。唐中晚期的柳宗元、北宋前期的王安石亦在相关的论述中涉及到经子关系问题。柳宗元、王安石二人的经子关系思想打破了经子对立、互斥的偏见，但他们基本上还是在“尊经”的理念下，来肯认和探究先秦诸子学，因而他们依然持守“经源子流”或“经为正统，子为辅翼”的观点。基于经学正统的立场，他们从是否有助于经书的训释，或是否有助于经学的诠释这个前提条件出发，对先秦诸子学给予肯定或否定的评价。

到明末清初之际，伴随着以清代明的巨大的政治动荡，少数先进的思想家，如傅山、王夫之、黄宗羲等人，他们在反省明王朝灭亡的原因时，因为涉及到对整个宋明时期儒学发展历史的反省与批判，对理学、心学在理论上得失的反思与批判，附带着涉及经学与子学关系的思考与探究，提出了一些富有思想启发意义的学术命题与思想问题，如傅山从常识出发，提出先有思想的主体然后才有作经之人的观点，进而提出“先有子而后有经”的新思想命题，并进而提出“经子平等”的学术理想。王夫之则在“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巨大历史使命感的促动下，出入佛老、庄子，以“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的批判性继承的方法，试图通过批判、吸收诸子学的思想资源，以充实经学的思想宝库，推动经学的发展。黄宗羲则在“圣贤之血路，散诸百家”的包容性的经子关系思想前提下，对先秦、两汉的诸子思想做了一定的研究，而在“盈天地皆心”，“一本万殊”的学术思想前提下，对明代儒学的各家各派思想进行学术史的总结，对儒学内部的诸子思想都能予以恰当的肯定。但黄宗羲有非常强烈的学术党性意识，对于李贽这样的“异端”思想家并不能容忍，在所著的《明儒学案》一书，把本属于“泰州学派”的李贽摒斥于“泰州学派”之外。其“一本万殊”的包容性学术命题在实质的思想多元性面前，因其所具有的强烈党性而大打折扣。这一思想命题的多元形式与在精神上排斥“异端”的学派党性的特征，在顾炎武、方以智等人身上，亦有较为类似的表现。顾炎武虽然提倡“博学于文”，但他所理解的“文”主要是指经、史之学，诸子的思想，特别是佛老、庄子等异端的思想，则似乎并不包括在他说的“文”的概念之内。这在其《日知录》一书所摘抄的内容，以及相关的借他人之口以表达自己思想的材料中，可以看出这一点。方以智虽然在早年提出了“坐集千古之智而折衷其间”的宏伟学术理想与文化理想，但到了中年写作《东西均》，晚年写作《药地炮庄》等著作时，仍然坚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来统合道家与佛教、禅宗的思想。这些思想家在明末清初的历史大转型时期，虽然表现出有限的吸纳诸子的思想倾向，但在主导思想方面，王夫之、傅山、黄宗羲等人仍然坚持儒家经学的主导与支配地位。

乾嘉时期，经学研究和史学研究均以考据学形式占据当时学术界的主流位置，只有章学诚这个时代里唯一的学术异类，从“文史通义”（即今天的文化历史哲学）的角度来重新检讨中国的学术史，在道器观的视域里重新省视经学与史学、子学、集部之学的关系，在“六经皆器”的新思想前提下，对“六经皆史”的旧命题予以新的阐述，进而对诸子学的地位予以重新贞定。章学诚之后，诗人哲学家、思想家龚自珍接过章学诚的论述，提出了史为周之学术大宗，而经、子皆为周代史学之小宗的“史统经子”的新思想。其后陈澧治经而兼及周秦诸子，从天道性命等义理层面探究和评议诸子学，特别表彰周秦诸子的义理，致力于“经子会通”而开出“子学即哲学”之先声。晚清经学的解体与子学的复兴，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相互伴生的一体两面。从经主子辅、尊经黜子一变而为经子平等，甚至出现诸子夺孔孟之席的现象，子学在经学解构和传统知识形态向现代知识形态转化、重组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酵母作用。总之，乾嘉以来周秦诸子的复兴思潮，大致经历了以子学考证经义、对接西学、创教改制、倡明义理等阶段性变化，先后激发了子学中蕴含的文本、知识、制度和思想多个层面的价值内涵，使得子学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思想与学术的活力。当然，经子平等局面的出现，一方面使得中国传统学术摆脱经学束缚而表现为自我解放，为中国学术的多元发展提供了契机，但也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问题，即传统社会长达两千多年的内在统一性的精神传统亦随之而被瓦解。而一些经学者则将这一思想的变化理解为：经学中所包含的孔孟“道统”的沦丧是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沦丧。对于这一“新道统”的观点，我们则不敢苟同。我们认为，基于《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学术基础之上的“新子学”，将通过知识视野与思想视野的互动，知识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相辅相成而重建当代中国哲学精神的统一性，虽然任重而道远，但却充满着现实的可能性。

及至清末民初，经子关系得到了更多学人的关注，如章太炎、刘师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他们对于经子关系都有较多的论述。但古文经学家与今文学家为对于“子学”的重视程度并不同相同，章太炎借助西来哲学之优势，提出了“子学即哲学”的命题，使得传统的诸子学获得了现代学术的意义。而康有为则坚持“经学即哲学”，以孔子为教主，阐发儒家经学的现代学术意义。现代学者蒙文通在由经学入史学的过程中，从独特的学术视角出发探索了经、史、子三者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提出了“舍今学不可以明子史，舍子史又何以明今文”的鲜明主张，对先秦诸子与诸子思想的发生史，先秦诸子与西汉今文经学之关系的论述，均能发前人之未发。而后期对道家、道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对广义的“子学”——《四库全书总目》（后文简称《总目》）中“子部学术”）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冯友兰把儒家、道家、名家、玄学、禅宗和宋明理学等纳入其现代新儒家的道统谱系之中，从而展现了中国哲学史上经学与子学的互动关系，也体现了他的道统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可见，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哲学学科的确立，先秦诸子学，以及后来的诸子，历史上的经学大家的思想等，都在中国哲学史的叙事里获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经子关系、经史关系等源自中国传统学术的诸命题，均消融于中国哲学史的诸叙事谱系之中。

三、由“经子关系”思想衍生出的诸哲学问题

通过经子关系论而深入探讨中华文明的内在发展动力，也是建立中华学术自主的话语体系时，通过此地方性、民族性的思想史问题而展示中国哲学的世界性。人类文明本身就有常与变、常道与变道的关系。世界哲学的历史性与地方性，也通过常变的哲学范畴而表现出来。如何将经子关系的研究上升到哲学的普遍性高度加以探讨，而不是陷入学术史，经学史、诸子学史等部门的学科研究之中，是本书的最高思想追求。

从上述“经子关系”所涉及的四个层次问题来看，第二个层面的部分问题与第四个层面的全部问题，实际上与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密切相关。第三个层面的经学与子学问题，是以学术史的方式蕴涵思想史、哲学史的问题。圣与贤的问题，既涉及哲学中的理想人格问题，也涉及权威与秩序的问题。至于常道与权变、体与用等第四个层面的问题，则显然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以儒家士人为代表，他们坚持经书所揭示的真理与天人秩序，并将其视为人间的常道。其他诸子，以及史、集门类的知识，要么是经书常道之衍生，要么属于权变之道。如果从体用的角度看，经书所蕴涵的真理与天人秩序则是体，诸子的思想，史与集部知识所显示的，要么是道之用，要么显示出道之用。

如果借用雅斯贝尔斯在论生死问题提出的“临界状态”的概念，则有关“之间”与“之际”的问题，如比较“天人之际”的“际”，实际上也是一种“临界状态”。“临界状态”必含有二，故有“几”与“势”或曰可能性存在于其中。“临界状态”的暂时消失而成为一个时间段内的稳定态，则是某种“化”的结果，此结果并非一种单纯性的结果，可以包含着复合的意象，如水乳交融是复合态。男女结合而生育孩子，新生儿是复合物，含有父母二人之基因，物理世界的合金钢，在硬度与性能上，往往有超越单纯材料之处，如钛合金、铝合金均如此（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复合都如此，如铅和锡的合金，类似银而不是银）。另外，复合与杂糅的不同区别，在物理学上应当也有定义。泥土经过与煤渣、细沙的混合，加上高压与煅烧而变成水泥（学名混凝土），其硬度与抗压性都远远高于自然的泥土。

通过此一哲学性的概念分析而揭示“之间”与“之际”的意蕴，主要是显示本书所讨论的“经子关系”问题所具有的哲学意味，以及在学术与思想两个维度可能具有的意义之所在。分析地讲，经学史，经学思想史，断代的诸子学史和个案性的诸子思想史，学派史与学派的思想史，以及与诸子学相关的其他研究，如目前国内学界展开诸子文本之重新编纂——“子藏”和注释——“新编诸子集成”等基础性的研究，都已经取得了诸多的成就，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发表了大量的论文。相对于这些已有研究成果而言，本书的初步成果所具有的精神价值何在呢？这是我们在初步完成了此书稿后的一种哲学思考。我们希望通过“经子关系”所蕴涵的“之际”“之间”的哲学意蕴，为中国学术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学术空间。

四、本书内容的自评与此学术领域之展望

人文学术的研究并非完全是重复叙述古人的故事，作为一项精神事业，它也负有开拓新的精神空间的责任与义务。“经子关系”问题所蕴涵的“之际”“之间”的哲学意蕴，就是担负有开拓新的学术领域的意味在其中。本书目前所呈现出的一点实绩，相对于中国传统学术实际所具有的潜在空间而言，还是非常狭小的。即使目前所开垦出的新领域，其格局还显得比较狭小，远未达到良田千里，沃野成片的理想状态。本书目前所呈现的还只是一个颇为疏阔的轮廓与框架，很多具体的内容还未能呈现出来。

概略地讲，两汉的经子关系，目前只是初步地研究了两汉今古文经学及《汉书·艺文志》中涉及的相关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子关系思想，还只是对刘勰和《文心雕龙》做了初步的研究。隋唐时期，还只是初步的研究了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个案方面还只是研究了柳宗元的思想。两宋时期尤显疏阔，只研究了王安石的经子关系思想。但通过王安石经子关系思想中的理性与情感两方面内容的揭示，试图彰显中国学术思想中的公共性论述与私人情感需要的两面性，以及中国学术中的理与情的两个面向。如众所知，现代社会强调人的生活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野。实际上，古典社会士大夫的个人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其实也有类似的两面性。对王安石经子关系思想中理与情两面性的探索，是希望能以此个案来彰显经子关系论中的两面性。在此，只是将问题显现出来了，并没有完全贯穿到对其他各家的论述之中。只是在王夫之的经子关系论中，略微触及了这一问题，即王夫之在理性的层面坚持“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文化使命感，但在抗清斗争失败之后，个人隐居石船山的晚年生活里，精神苦闷，又要解庄通庄，并对庄子的思想与精神的苦闷表示了一定的同情理解。但王夫之明确地说自己不是庄生之徒。虽然，明清时期的经子关系思想研究成果略显丰满一些，但相对于此一时期学术与思想的丰富性而言，也只能说是初具规模而已。清末民初，以及现代学术中的经子关系问题，都只能说是对几位大学者、思想家的思想做了一点研究，很多大学者、思想家的相关论述，均未进入我们的视野。之所以如此，除了时间的有限性，人力与研究者的精神不够等客观性的原因之外，主要与本书的设计者主观学术思路有关，即我们希望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出现，而不是面面俱到。同时，我们知道仅仅依赖本书作者的时间和精力，无法穷尽地研究此一广阔学术领域的所有问题，所以我们只是模仿现代框架性的建筑设计一样，将一些重要的典籍、人物作为此一领域问题的梁柱，先树立起来，初步形成一个问题域，希望日后能团结更多的对此问题感兴趣的学人与青年才俊，来继续完善此一领域的诸问题、诸人物、诸典籍的研究。

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伟大时代里，我们正逢其时。本书的初步成果虽然还颇显疏阔，但却蕴涵着巨大的学术潜能与发展空间。就目前成果所取得的实际成就而言，我们诚惶诚恐。但就此成果所蕴涵的巨大可能性而言，我们略感欣慰。最后，借用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第104一首，作为本“绪言”的结尾：

“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

祈愿本书能够得到业内同行专家、大德的体谅与认可。《诗》云：“求其友声，嘤其鸣矣”。若能如此，则又何其幸运、欣喜！

【目录】

导 论

第一章 经子关系探源

第一节 经、子正名

第二节 “前六经”与六经

第三节 先秦儒家与六经的经典化

第四节 先秦诸子与六经的互动

第二章 “天人之学”视域下的两汉经子关系探论

第一节 大一统的“天人之学”与六经的圣典化

第二节 道器之间——《汉书·艺文志》的知识谱系及其经子关系论

第三章 刘勰与《文心雕龙》的经子关系思想——兼论《文心雕龙》的性质

第一节 学问—知识谱系与中国传统图书分类

第二节 刘勰与《文心雕龙》中的经子关系思想

第三节 依经立义与入道见志——《文心雕龙》经子二重性之考辨

第四章 隋唐经学、佛学与柳宗元的经子关系思想

第一节 南北朝经学、佛学互渗与唐代经子关系思想之前缘

第二节 隋唐经学与佛学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三节 隋唐经学与佛学关系之演变与唐中后期经子学之兴起

第四节 尊经明道，出入经史百子——柳宗元的经子关系思想

第五章 理性与情感——王安石经子关系思想中的两个面向

第一节 问题缘起与王安石对“经”之性质的认识

第二节 王安石经子关系思想中的理性面向

第三节 王安石经子关系思想中的情感面向

第四节 《字说》与王安石的经学方法论及其历史意义再评价

第六章 转型与创新——王船山、傅山、黄宗羲的经子关系思想合论

第一节 尊经析子，经子兼综——王船山的经子关系思想

第二节 经子一源与子先于经——傅山的经子关系思想

第三节 一本万殊——黄宗羲的经子关系思想

第七章 乾嘉以降经子关系思想的新开展

第一节 章学诚的道器论、经史观及其经子关系思想

第二节 陈澧的经子关系思想探论

第三节 晚清子学复兴的多维面向与经子关系的嬗变

第八章 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经子关系思想

第一节 康有为“原儒”及其经子关系思想

第二节 章太炎的经子关系思想

第三节 蒙文通的经子关系思想

第四节 冯友兰的经子关系思想

结语：子学的双重视野及其对当代哲学创新的启示

参考文献

后记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