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灵海】反思“宽猛相济”——陆九渊《政之宽猛孰先论》的思想史坐标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26-11-18 17:41:07

反思“宽猛相济”——陆九渊《政之宽猛孰先论》的思想史坐标

作者:陈灵海

来源:《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26年第5期


摘要:“宽猛相济”作为儒家经典政治话语,其学术渊源和理论自洽性长期未能廓清。本文聚焦宋代陆九渊《政之宽猛孰先论》对于“宽猛相济”的批判,重新定位其思想史坐标,为深入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儒法合流”的内在机理提供新视角。陆九渊指出,“宽猛相济”通过折衷主义消解价值标准,导致实践中宽猛失据、名实分离,使法律沦为掌权者操弄权力的工具,其核心逻辑实为法家“刑德二柄论”的变体和“术”的隐秘运用。他倡导“任德一元论”,主张宽猛并非“先此后彼”的权宜之策,而是“取此舍彼”的是非抉择。通过解构《左传》中“托名孔子”的伪传统,剥离了“宽猛相济”与儒家伦理的虚假关联,回应和遏制了儒学法家化的理论滑坡。

 

关键词:宽猛相济儒学法家化陆九渊宋代思想史一元论二柄论

  

作者简介:陈灵海,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引言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宽猛相济”问题是一头“房间里的大象”【1】,既显而易见又长期被学者集体忽视。宽以仁德感民,猛以威刑治乱,本来是两种价值取向泾渭分明的治理技术,然而如何“相济”,标准何在,却始终没有被真正廓清。直到宋代陆九渊撰成《政之宽猛孰先论》,才首次对“宽猛相济”展开反思,对其折衷话语的深层悖谬及其与法家“刑德二柄论”的暗部关联进行清理。本文拟以此为切入点,重新定位陆氏批判的思想史坐标,发掘其应对儒学法家化趋势的理论力度与历史意义【2】。

 

史籍中关于“宽猛”问题的讨论,最早见于《左传》。公元前543年,子产担任郑国执政,与子大叔合作,取得良好政绩。公元前522年子产病危,交代政治遗嘱,告诫子大叔把握好政之宽猛,“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子大叔最初执政较宽,出现“多盗”局面,转而采用猛政,造成不少死伤,感到颇为遗憾。这段历史记载本来并不复杂。然而《左传》记载上述事件后,加上了一段孔子的评论,却使问题变复杂了: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3】

 

由于孔子地位崇高,他对子产“古之遗爱”的赞扬,使人们产生了两种误解:一是误以为他赞扬子产猛政的成功,批评子大叔宽政的失败;二是误以为他将猛政与宽政置于同等位置,甚至更倾向于猛政。

 

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子产执政22年,确实较为成功,但并非一帆风顺,也遭遇过严厉的批评。子大叔执政17年,出现过“多盗”的局面,但他很快平定内乱,提升了郑国的国际地位,业绩不亚于子产。子大叔去世后不久,郑国加入“召陵之盟”,跻身中等强国之列。直到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后,郑国才遭到韩国攻打,于公元前375年灭亡,距子大叔去世已130多年。

 

子产对子大叔的政治遗嘱是“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本意显然是赞扬宽政,认为宽政优于猛政,只是实施门槛较高,唯“有德者”才能驾驭,德性不够者只能退而求其次,采用猛政。孔子重视宽政,视之为最佳治理模式,把“德”作为宽政的基础,把猛政作为退而求其次的选项。但他的这段话,却产生了奇异的话语反应,让人们误以为他在为猛政说好话。但是,孔子是否真的说过这些话呢?如果说过,其中是否存在逻辑矛盾?宽猛的界限在哪里,有没有判断标准?标准掌握在谁手里?是一套公开透明的标准,可以公论其是非,还是一套隐秘模糊的“标准”,只掌握在个别人的手中,可以随意操弄?

 

秦代奉行法家猛政速亡之后,汉初统治者汲取教训,采取“休养生息”为主旨的宽政,取得了“文景之治”的佳绩。武帝一朝,政刑再度转向严猛,经济上以盐铁专卖实施盘剥,法律上重用酷吏纵容严刑峻法,军事上对外征伐无度,导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武帝去世后,昭帝年幼,霍光秉政,于始元六年(公元前81)举办盐铁会议,召集御史、贤良文学等讨论“罢盐铁榷酤”等政策,会议的真正主题,其实就是“政之宽猛”问题,杜延年所说的“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4】,成为此后一段时间的政策主旨。

 

唐初君主士大夫也把宽猛视为重要议题,《贞观政要》几乎是一部政策宽猛的讨论集。贞观七年(633),太宗召集群臣讨论“理政得失”,魏征主宽,封德彝主猛,太宗采魏征之议,几年后取得“海内康宁,突厥破灭”的佳绩,感慨“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幸好听取了魏征的建议,“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十一年(637),魏征又作长篇奏疏,主张“不资严刑峻法,在仁义而已”,“其政不严而理,其教不肃而成”,其宽政思想得到太宗嘉许【5】。

 

北宋士大夫对于唐太宗的宽政,仍然有清晰的记忆。苏轼的诗句“贞观之德来万邦”“魏征封伦恨不双”,用的就是唐太宗没有听从封德彝“主猛”建议的典故【6】。韩忠彦奏请徽宗实施宽政,也以唐代封德彝故事为教训,批评当时“政太急,刑太峻”【7】。直到南宋初,李纲仍以唐太宗拒绝封德彝建议为例,把“贞观之治”作为宽政成功的典范【8】。

 

通过上述回顾可见,直到北宋中期乃至南宋初期,士大夫对于治理的“宽猛”仍然没有太多分歧,并不认为需要详加论辩。一个重大问题由此凸显:为什么南宋思想家陆九渊会花大力气写下一篇《政之宽猛孰先论》,他提出“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是必须加以荡涤的伪传统吗?为什么他认为宽猛问题并非先此后彼的顺序问题,而是舍此取彼的是非问题?这些观点又是针对哪些学者、哪些观点而发?笔者认为,在这篇思想水平远迈时流的文章中,陆九渊对当时日渐流行的“德刑二柄论”“明刑弼教论”等进行了有力回击和拨乱反正,既富理论针对性又开时代风气之先,可惜囿于当时体制和氛围,未能得到士大夫的响应和统治者的认可,沉寂在历史长河的淤沙之中,其理论力度和思想史意义被严重低估【9】。

 

一、“宽猛”问题:一元论与二柄论


北宋中期开始,政学两界出现了一系列倡导猛政的声音。政界的典型,自然是王安石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对商鞅猛政的歌颂,以及“轻刑死人众,丧短生者偷。仁孝自此薄,哀哉不能谋”对汉文帝宽政的嘲讽【10】。宋神宗视王安石为“师相”,也极力否定汉文帝的宽政,所以当王安国力主汉文帝为“三代以后”之贤主、“专务以德化民”时,他很不高兴,驳之以“惜其才不能立法更制”,从此不肯重用安国【11】。这些倡导猛政的声音,为百余年后陆九渊深究政刑宽猛问题提供了现实背景。

 

与政界相呼应,学界的猛政之声也此起彼伏,李觏提出“管仲复生,商君不死,天下乃安”【12】,表达了比王安石更激进的猛政观。程颐也提出了与传统儒学背道而驰的观点:“为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13】法家化程度比之王安石、李觏不遑多让。儒学法家化的思潮,到了南宋不但没有衰歇,反而更加普遍深入。这种学术氛围和思想背景,为陆九渊的拨乱反正提供了思想史坐标系。

 

陆九渊对宽猛问题的梳理廓清,论断劲健斩截,观点颖悟超卓,在思想深度、论述清晰性和坚决性方面,均远超当时同侪。

 

首先,陆九渊指出,“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并非孔子之言,而是后人“托以为夫子之言”,不能视为孔子的刑政观,而是应当荡涤的伪传统。理由有三:其一,经典文献中的“猛”字通常都有贬义,对“猛”表示肯定与孔子教义明显有悖;其二,宽则民慢、猛则民残也不是孔子的观点,他不会放任人民陷于慢、陷于残,然后再去纠正;其三,《左传》的可信度并不高,所谓“宽猛相济”只代表了那些伪托者的想法【14】。这对于视“宽猛相济”为儒家经典原则的传统观念而言,是釜底抽薪的颠覆性一击。

 

其次,陆九渊对汉儒没有讲清德刑问题,导致汉武帝以后“任刑任法”之说再度流行提出批评。他说,董仲舒《天人三策》本是很好的文章,第一篇“任德不任刑”之说,尤其切中治理要害,第二篇却很糟糕,对于汉武帝“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之说,不但未加反驳,而且迁就其说,让汉武帝“遂其任法之意”。这种任法观源自《戴礼》“商人先罚后赏之言”,后来成为法家的教条,“足以病人君之心术”,董仲舒未能“明辨其非是”,令人扼腕【15】。

 

再次,陆九渊对唐代中期的宽猛之论进行了评析【16】。唐宪宗李纯时期,先后任用李吉甫、于頔、李绛、权德舆等为相,前两人偏爱法家猛政,于頔“劝帝峻刑”,李吉甫表示“刑威未振,中外懈怠,愿加严以振之”。后两人倾向儒家宽政,李绛主张“尚德不尚刑”,权德舆讲得最好,可惜仍没能把宽猛问题彻底讲清楚,“不能伸之长之,而宽猛之说未及辨也”【17】。

 

最后,陆九渊反驳“宽猛相济论”的理论基点是一元论,既发挥了陆学“有根”的优长之处,又揭开了“宽猛相济论”与法家“德刑二柄论”的隐秘勾连。“有根”就是有是非,有价值判断的标准,“根”在何处?在人之本心。这是陆九渊学说的关键。每个人对于是非对错,都应有自己的判断,判断标准只能是一条,而不是两条或多条,凡人如此,君主更应如此。他说:

 

君不可以有二心,政不可以有二本。君之心,政之本,不可以有二,而后世二之者,不根之说有以病之也。宽猛之说,其论政之不根者欤!……宽者,美辞也。猛者,恶辞也。宽猛可以美恶论,不可以先后言也。【18】

 

只有标准明确,才能判断是非。“宽猛相济”是一种没有判断标准的“不根之说”,没有明确的标准,如何相济?自古以来,宽政一直被认为优于猛政,子产、孔子的本意都很清楚,后世的儒者却曲解了他们的观点,瓦解了判断是非的价值标准,扰乱了君心政本,使国家的善恶标准变得歧异百出。孔子说“乡原,德之贼也”【19】,也是批评“无根”的危害。董仲舒、权德舆等人未能把宽猛问题彻底廓清,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把作为是非标准的“根”讲清楚。

 

只有把“任德一元论”与“德刑二柄论”放在一起对比,才能真正弄清楚“宽猛相济论”走上了哪条歧路。“德刑二柄论”出自法家宗师韩非,核心思想是:“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20】其本质是威权主义,注重实用实利,不谈价值好坏。“任德一元论”的基础则是儒家的“一以贯之论”,即判断是非对错,只有一元标准。陆九渊说:

 

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如是则为仁,反是则为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21】

 

在《与舒西美书》《取二三策而已》《语录》中,他也多次强调“一以贯之”的重要性【22】。真实社会的状况,总是千变万化,总是呈现无数个“多”,即使普通人也应当秉持“一”的判断标准,君主当然更应如此。如果君主秉持“多”的标准,时宽时猛,时刚时柔,变化无常,无法捉摸,那么期望社会能“一”就成了南辕北辙【23】。

 

为什么是陆九渊而不是其他学者对“宽猛相济论”发动了攻击,力图拨其乱而反其正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一心”“一理”正是宋代朱学、陆学的最关键争点。这一点极为重要,容稍作展开。

 

朱熹的“理”是万物运行的客观之“理”,不依赖人而独立存在,充塞宇宙万物之间。人本身不拥有这些“理”,只有通过“格物致知”“道问学”才能习得【24】。其优点在于鼓励学习,缺点在于既然“理”独立于人,谁也不能获得“理”的全部,那么结果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而且求理愈深,勤学愈笃,分歧反而愈大。最终解决分歧的办法,往往是请权威定夺,先是“道术将为天下裂”【25】,然后由某个权威宣布何为“理”、何为非“理”,始于人人自求其理,终于人人服膺于权威之理。陆学批评朱学“支离”,就是责其未先求诸本心,站稳脚跟,只向世间万物求索,很容易迷失自我。

 

陆九渊所说的“理”是主观之“理”,即每个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心即理”,穷理即须尽心,心不灵,则理不明【26】。“理”从来不独立于人,其出发点不在外在世界,而是个人内心。每个人都应自问本心,从内心找到“理”的起点,而不是没有任何起点就去“格物致知”,蒙住自己的眼睛,却想寻得万物之理。人内心的起点,决定了其认知世界之理的大小和对错,所谓“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自问本心并不困难,因为人有很多共通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27】。朱学批评陆学“偏”和“异端”,其实就是无法接受“发明本心”之后形成的一个个不同的、难以驯服的“我”【28】。

 

人的智力有差异,精力和努力也有差异,所以“格物致知”舍近求远,难以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共识。每个人追问本心,距离大体相当,方法也基本一致,不存在时空限制,无时无地不能扪心自问,每日每夜都能三省吾身,最容易作为明理的出发点,所以孔子才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致矣”,孟子才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明白了一切“理”都始于人本身,人才可以变得自主、明白、坚强,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不是成为“理”的奴隶,成为宣布哪些是“理”、哪些不是“理”的人的奴隶。正如陆九渊所言:“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为主,则外物不能移,邪说不能惑。”【29】所以,并不是读书越多,格物致知越勤,就越能明“理”。相反,越求诸于外在之“理”,反而离“理”越远,甚至“弥近理,弥无用,徒美谈以惑世诬民”【30】。一些人读书之后,升华为大善大德,另一些人读书之后,沦落为大奸大恶,比一字不识者更不明理,甚至满口是“理”,却事实上站在“理”的反面【31】。

 

二、“宽猛相济”的两个悖论


“宽猛相济”有两个显而易见却被长期忽视的悖论:一是追求宽与猛的折衷,却找不到折衷的标准与界限在哪里,结果在宽猛两极之间摇摆,折衷主义成了摇摆主义;二是“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的儒家之名,与“雄猜刻暴,叱咤百出,何止于用严而已”【32】的法家之实,出现严重的背离和撕裂。陆九渊对这两个悖论进行了深入解剖。

 

(一)从折衷主义到摇摆主义


美妙的设想一旦付诸实践,往往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形,“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就是如此。听上去非常美妙,实际执行却远非如此。比如,宽到什么程度会“慢”,慢到什么程度需要“猛”?猛到什么程度会“残”,残到什么程度又需要“宽”?这都需要标准与界限,然而,这些标准与界限从来没有存在过,即使出现过,也只出现在掌权者的手中。

 

北宋真宗时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大中祥符五年(1012),凌策知益州,执行宽政,四年无事,真宗很满意【33】。继任者王曙,却喜用杀伐决断,“绳盗以峻法,多致之死”【34】。真宗感到不解,两人都是儒生,在同一地区执政,为什么宽猛悬殊,前者和风细雨,后者雷霆霹雳?他向刘烨询问原因,刘烨是王曙好友,本人也喜猛政,就帮王曙缓颊说,益州灾荒多盗,“非诛杀不能禁”,王曙只能用猛政,但他的猛政“亦未尝出陛下法外”【35】。真宗本想了解两人一宽一猛的标准,刘烨无法回答,就用圆滑动听的话术蒙混了过去。

 

相比于刘烨的巧妙圆滑,李觏更为学究,他列出了当时官员的四种类型:第一种主宽,第二种主猛,第三种前宽后猛、前猛后宽,第四种既反对宽也反对猛,主张依法办事,这四种做法全是错的。因为宽无法解决现实中的恶;猛难免伤害无辜的善;前宽后猛、前猛后宽,相当于后任否定前任;依法办事,无法解决“法轻而情重”“法重而情轻”的问题。第四种把法律作为宽猛的标准,本来是最可行的出路,但是李觏绕了一大圈,又绕回到“失之于宽,则济以猛,失之于猛,则济以宽,宽猛并行”的原点,没有意识到缺乏标准的“宽猛并行”,是不可能“为治”的【36】。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儒家学者对“宽猛相济”的长期鼓吹宣传,士大夫们习以为常,将其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以至于宽猛标准与界限的缺失,不但不再被视为问题,反而成为一种自鸣得意的玄学,成了只有极少数智者才能洞彻的天机。比如苏元老吹嘘说:“柔”不是一概的柔,而是对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等弱势者待之以柔,对于强势者则不能一味柔顺和纵容;“刚”不是一概的刚,而是对高官显爵、名门望族等强势者待之以刚,以防他们恃势强横,武断乡曲【37】。可见他所说的“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是有专门对象的,对柔弱者适用宽,对刚强者适用猛,是“差别对待”而非“相济”。

 

(二)儒家之名与法家之实


由于标准模糊、判断各异,实际执行中“宽猛相济”往往名不副实,滑向“猛猛相继”。宣称的是宽与猛的双向折衷,实际执行却总是偏向猛的一端。唐代李吉甫就很擅长这套话术,明明主张猛政,却先讲“赏罚人主之柄,不可偏废”,最后才露出真面目:“陛下践祚以来,惠泽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怠,愿加严以振之。”【38】仁宗庆历时士兵哗变,欧阳修先是主张“宽猛相济,用各有时”,结论部分却力主猛政,告诫仁宗不要以“妇人女子之仁”,“行小惠,以误大事”,应该把这些兵士家属“尽戮于光化市中”【39】。

 

同期富弼、刘敞等也都支持猛政,陈舜俞则鼓吹“善断”,实为猛政的另一种表述【40】。仁宗的政策以平和为主,不太采纳他们的建议。神宗时政策转向严厉,加之新旧两党激争,一个接一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大案(如祖无择案、郑侠案、赵世居案、陈世儒案、张若济案、潘开案等),遂被人为地制造出来,使猛政成为党争的利器【41】。风气一旦形成,甚至难以遏制,以至于哲宗初,高太后与范纯仁合力推行宽政,倡导“博大”和“忠厚”,竟然遭到一大批朝臣的激烈反对,他们对猛政上了瘾,“士风已成,迄不能改”【42】。

 

反对者之一上官均说,过宽、过猛都是“蠧政害民”之术,神宗时太严,“务为惨核刻深之政,郡县望风畏栗”;现在又太宽,一切苟且纵弛,官员“外求宽厚之名,以要誉于一时”。在奏疏结尾,他亮明自己的态度,要求实行猛政,纠正“矫枉过宽”的做法,实现“人人惊惧修职”的治理【43】。另一位反对者苏辙也表面赞扬“古之为政,德刑并用,宽猛相济”,实际上却并不赞成宽政,认为“以宽治民”的结果,是“奸臣猾吏乘其间以侵虐细民,其弊不可胜数”,“名虽近宽,而其实则虐也”。最后,他主张放弃名实不符的宽政,改为“立纲纪,信赏必罚,使群下凛然知有所畏”【44】。理学家胡寅也一方面主张“宽以济猛,猛以济宽”,一方面倾向于猛,反对“长于刚而短于柔,厚于柔而缺于刚”,落实到具体执政建议时,明示猛政的真实想法,认为不应当学习休养生息的“曹参之治齐”,而应效法实施严政的“子产之治郑”,只有这样才能“得宽猛之分”【45】。

 

与陆九渊同时的学者叶适对“宽猛相济”的名不符实提出过很有见地的看法:

 

余考于载籍,自古流俗未尝不以猛胜,惟圣人能用宽,周衰而宽道废,故孔子力争深辨以明严猛之非;……然近世引经讲学,未尝不主宽;及其从政未毫末,则雄猜刻暴,叱咤百出,何止于用严而已。【46】

 

在他看来,士大夫们宣传倡导的是一回事,实际从政时做的是另一回事,两者大不相符。那些口头宣讲宽政的士大夫们,一旦从事实际政务,往往一变而成为“雄猜刻暴,叱咤百出”之人,从来都选择猛,而不选择宽,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时比猛政还要严厉。

 

可见,宋代士大夫倡导的“宽猛相济”表面上是“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双向模式,实际执行却是只有“猛以济宽”没有“宽以济猛”的单向模式。陆九渊主张,宽与猛是取与舍问题,与其“名为相济,实则猛也”,不如明确用“舍猛取宽”,否决“宽猛相济”的名不副实。在当时的思想界,他的认识可谓孤峰耸立,远迈时流。

 

三、儒学法家化:“辩之不得不力,罪之不得不深”


当然,陆九渊的观点并非尽善尽美。他对儒学法家化的开端人物公孙弘的批判相当有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辩之不得不力,罪之不得不深”【47】,但由于距离过近,未能更清晰地揭示北宋中期后儒学法家化的重大倾向,并予以针锋相对的回击,是其局限之处。

 

(一)宋代的儒学法家化


儒学法家化命题,由余英时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他指出,汉初叔孙通是第一个法家化“儒宗”;其后大批法家改行为儒生,加速了儒学的法家化;董仲舒《春秋决狱》是儒学法家化的典型例证;儒学的法家化并不限于汉代,而是几乎贯穿了全部中国政治史;儒学的法家化是“君臣观念的根本改变”,抛弃了儒家的“君轻”论、“从道不从君”论,代之以法家的“尊君卑臣”论【48】。

 

陆九渊集矢攻之的“宽猛相济论”,正是一种儒学法家化的观点,也是儒家法律观的一次理论变质。虽然“托为孔子之言”【49】,实则与法家核心观点之一“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有高度的亲缘性。如韩非说:

 

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受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50】

 

“宽猛相济论”与“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前者是后者的儒家化表述,后者是前者的法家化表述,不但含义相同,运用方式也相同。“宽猛相济”以“法莫如显”为前提,法律公布后“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但并不是简单地“赏当其功,罚当其罪”,按照法律条文办事,而是以“宽猛相济”的方式变通执行,时宽时猛,时收时放。何时宽,何时猛?何时收,何时放?没有公开的标准,即使有标准,也只是掌握在最高统治者手里的“术”,连“亲受近习”也“莫之得闻”。

 

秦亡之后,法家不为人所喜,赤裸的肉身需要一件遮羞的外衣。赏心悦目的儒家思想,正好作为华丽的外衣,装进法家“术”“势”的思想内核。两者一外一内,产生互补效应,形成“儒表法里”的结构,使得本来是法家的东西,看起来完全像是儒家固有的似的。儒生学习了这套理论后,既保留了儒学的名义,又有了法术的实用性。

 

“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与“宽猛相济论”都把宽猛的变化莫测、不可捉摸,夸大为玄之又玄的“术”,回避法律的公开性、明晰性、确定性。正如前文提到的李觏,赞成“宽猛相济”,就必然反对“断诸法”【51】。又如前文提到的胡寅,倡导在宽猛之间收放自如,像庖丁解牛一样游刃有余,认为这才是超凡脱俗的治理水平【52】。他们越来越崇尚一种令人不可捉摸的治理风格:人们不但无法预测他什么时候用“宽”,什么时候用“猛”,而且总是预判错误,认为他会“宽”时他却“猛”,认为他会“猛”时他却“宽”,就像法家的“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那样,通过“术”的变化莫测性和不可捉摸性,保证统治的威慑性和恐怖性。

 

从欧阳修提倡“法外重行”和“法家断罪举重而论”【53】,李觏呼唤“管仲复生,商鞅不死”【54】,王安石鼓吹“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55】可见,宋代士大夫对于当时儒学的法家化是心知肚明的,他们用儒家的话语形式,包装法家的思想内核,并非出于疏忽。比如下面这段文字,乍看来自一位纯粹的法家人士,其实却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的话:

 

御天下之术,必审天下之势……天下有强势,吾则有宽术;天下有弱势,吾则有猛术。非强非弱,天下无势;非宽非猛,吾亦无术。盖无势者,天下之常势;而无术者,圣人之至术也。【56】

 

他认为汉代以后的治理常态,是猛政继之以宽政、宽政继之以猛政的往复循环,那些最高明的统治者,掌握着“宽猛相济,政是以和”的“至术”。仅凭“道”“法”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运用“术”“势”,否则要么失之刻深,要么失之姑息。他重视“术”“势”,远远超过重视“道”“法”,还故弄玄虚地把“无术”称为“至术”。

 

如果说颍王赵顼(宋神宗)勤奋抄读《韩非子》只是特例【57】,不足以证明宋代法家思想的流播程度,那么秦观的这套“术”“势”之论,足以表明宋代的士大夫们不再厌弃法家学说,而是以方大琮所说的“阴取而用之可也”【58】的方式,将其悄悄融入了儒家学说。在这一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儒法两家学说合二为一,就像秦观的这篇《治势》一样,明明鼓吹的是法家学说,却像宣扬儒家学说一样堂堂皇皇。

 

两宋之际,这种宣扬陆续出现在代表官方意志的官员任命文书中,成为官话套话。如高宗朝的一份制书中,不但声称“宽猛相济,政之大经,二柄或偏,未尝无弊”,而且明确宣布法家的刻薄寡恩很有用,“虽申、韩峭刻之方,诚非圣时之所尚;而管、晏责实之政,或于弊世而可行”。这些文书的撰写者们,不再认为用法家“二柄论”解释儒家“宽猛相济”论有何不妥,也不在乎他们笔下的“欲臻至理,岂得循常”【59】,与曹操、王志愔、李吉甫等法家人物的观点几乎完全相同。

 

陆九渊同时代的学者,已有一些对于儒学的法家化发出疑惑之声,但这些声音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暧昧不明的。如刘子翚提出了“儒家包含法家说”,认为《史记》把儒、法、道、墨、名、阴阳称为“六家”是一套“不发亦可”的“纷纷之论”,因为儒家把诸子的所有理论包融于其中,当然也包融了法家的“尊主卑臣,分职不相踰越,不可改也”之论, “法家之长,吾儒之为也”【60】。

 

陈亮提出了“儒法互换说”,他发现法律官员越来越接近儒家,“以仁恕为本”,而儒家知识分子却越来越像法家,外观上是口诵圣人之书的“学道之君子”,实际做的却截然相反,“惓惓于肉刑”,他惊叹“何其用心之相反也”【61】。方大琮则提出了“道法并举说”,认为治国只有三种模式:一是秦“纯任法而尽废道”;二是汉唐“概恃法而参之以道”;三是三代与宋“以道为本,而法亦未尝不举”。秦错在本该“阴取而用之”却“明告天下以不任道之意”。三代与宋的成功,则是因为采用了“任法”之意,但“阴取而用之”而不明告天下【62】。

 

(二)陆九渊对儒学法家化的触及


陆九渊与刘子翚、陈亮、方大琮等都注意到了宋代儒学法家化的现象,但都没有提出“儒学法家化”的概念,这当然可以理解。他们身处12世纪,与提出“儒学法家化”的20世纪相距800年。他们的未能“辩之力,罪之深”,只能归因于“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空间悖论,以及“短时间是最任性和最富欺骗性的时间”【63】的时间悖论。

 

但是,陆九渊对于当时的儒学法家化倾向仍是有所触及的。首先,他对法家化倾向的“明刑弼教论”持否定态度。他明确区分“刑”与“教”,认为两者功能完全不同,前者惩罚犯罪,后者教育民众,遵守不同的程序和法则,不宜混淆。他说,上古时“禹治水,皋陶明刑,稷降播种,契敷五教……各共其职,各敦其功”。担任不同职务的官员,既应当遵循“经德”“常德”,也应遵循各自行业的准则,如“禹之疏凿,稷之播种,契之敷教,皋陶之明刑……皆是德也”【64】。

 

陆九渊不反对“刑”本身,而是反对将“刑”“教”“德”混淆,施行以“德”“教”为名的“刑”。他从“任德一元论”出发,反对“宽猛相济论”“德刑二柄论”,倡导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选择宽政,就不应选择猛政,因为两者截然相反;把宽政作为“君之心”,就不应把猛政作为“政之本”。能够作为“君之心”“政之本”的,只有仁义。君主想要实现“先王之政”,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仁心之一兴”【65】,就是孔子所说的“我欲仁,则斯仁至矣”。国家治理中,不可能彻底废除刑罚,但刑不能成为“君之心”“政之本”,不能提高到与仁义相提并论的高度。

 

陆九渊也并非一味主张宽政,而是反对在宽政、猛政之间,以“相济”为名来回摇摆,为实际执行猛政提供掩饰。他主张在“论理之是非,事之当否”的基础上,“罚当其罪”。他批评朱熹时,一方面否定“朱元晦在南康,已得太严之声”,但另一方面也承认,“然恐不能泛然以严病之”,只要“罚当其罪,刑故无小”,则不能“遽可以严而非之”【66】。

 

其次,陆九渊对于儒学法家化倾向的“任术”“术论”也持明确的否定态度。他认为“任术”的本质在于“任智”,而以君主一人之智,哪怕聪明绝顶,也不可能处理整个国家数以亿万计的信息,更何况君主通常只有中人之智。他说,诸子百家中有不少批判“智术”的言论,如老子弃智之说,孟子恶凿之言,然而也有推崇“智术”者,如纵横家苏秦、张仪,法家商鞅、李斯。汉初公孙弘对“智术”的推崇最为可悲,他本以儒家名世,却不宣扬儒学,反而“尊智之名,详智之说,以售其私术”,遮蔽了人们了解“先王之智”的途径,成为“智之贼也”【67】。

 

再次,陆九渊对法家化倾向明显的王安石,也持批评态度。淳熙十五年(1188),他受邀为重修的荆公祠撰写《祠堂记》,本应大唱赞歌,却在赞扬中蕴含否定,指出王安石虽然有才,并得到神宗的重用,出发点也很好,却在两个方面出了问题:一是学问“不造本原”【68】,舍本逐末,难以成功;二是盛气凌人,不能平心对待批评,把不同意见一概指为“流俗”,神宗受他引导,也日益武断,无法与反对派妥协,于是批评者日多,对立冲突日剧,最后两败俱伤【69】。他多次与学生讨论王安石,认为“凡事归之法度”是王安石“败坏天下处”。只“慕尧舜三代之名”,却“不曾踏得实处”,所谓“尧舜之法”完全凭空想象,只有儒家之名,而无儒家之实【70】。

 

最后,与前述刘子翚、陈亮、方大琮等学者相比,陆九渊不暧昧、不温吞、不含糊其词,在《政之宽猛孰先论》中观点明确、直截了当地批评“宽猛相济论”,否定猛政,其批评更有力,立场更鲜明。他反对暧昧、温吞、含糊的观点;在《智者术之原论》中,曾连续四次用“近似之辞”一语,批评“墨之贼仁,扬之贼义,乡原之贼德,皆以近似之乱真,其罪正与弘之言智等耳”【71】。

 

四、结论:思想史的坐标


陆九渊对“宽猛相济”的批判,厘清了其理论内核的双重悖谬:其一,折衷主义的“相济”逻辑缺乏明确的价值标准,导致实践中宽猛失据、名实分离;其二,“宽猛”话语虽然披着儒家外衣,实则暗藏法家“刑德二柄论”的权术内核。通过解构《左传》中“托名孔子”的伪传统,陆氏揭示出“宽猛相济”的本质是法家“术”的变体——以“济”之名模糊是非界限,使政刑沦为统治者操纵“宽猛”以驭民的工具,从最底层的逻辑暴露了宋代儒学法家化的合法性危机。

 

自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始,法家只是形式上退出思想市场,实则将“尊君卑臣”“刑赏二柄”思想通过“春秋决狱”“明刑弼教”的方式渗入儒学,以李代桃僵的方式将精神注入儒家肌体。至宋代,王安石“令政必行”的实用主义、程颐“立法居先”【72】的威权逻辑,乃至秦观“御势用术”的玄虚之论,皆以“宽猛相济”为通道,将法家“术”“势”思想植入儒家治理体系。操作方式有二:一方面,以“济”之名消解儒家“仁政”的绝对性,为猛政开方便之门;另一方面,通过“宽猛”界限的模糊性,赋予统治者“刑不可测”【73】的任意解释权。此即陆九渊痛斥的“政有二本”——表面上标榜德刑并举,实则瓦解儒家“一以贯之”的是非标准,使政治沦为“无根之术”。正如全祖望所言:“嘉定而后,阳崇之而阴摧之,而儒术亦渐衰矣。”【74】

 

宋代以后儒学法家化的历史进程,恰可解释陆九渊思想的边缘化命运。正如学者指出,元明以后陆学衰退,摈于官方正学之外,原因正在于其继承了孟子“论及民瘼均极痛切”的精神,远比朱学更有利于民众,而不利于统治者【75】。陆学疏离政治,不尊重皇权,也是造成其衰退的原因【76】。并非学问高下,而是统治者好恶,决定了朱学“盛矣”和陆学“殆绝”【77】。只要看一看清代君主每称“宽猛相济,始得其平”,“要在宽猛相济”,“从来宽猛相济不可有偏”,以“宽猛相济”为国策而从未犹疑,则朱学何以盛、陆学何以绝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

 

注释
【1】社会学家泽鲁巴维尔(Eviatar Zerubavel)对“房间里的大象”现象进行了系统性的社会学剖析,参见伊维塔·泽鲁巴维尔:《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与否认》,胡缠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
【2】自20世纪30年代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本书根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复印)出版以来,法律思想史著作大多将“宽猛相济”视为无须检讨的定论,相关研究寥寥,且多陈说。仅少数学者提出质疑,如刘晓东《试论儒家语境下“水火之喻”的本义消解》(《史学月刊》2006年第3期)、金戈《论宽猛相济思想的流变——以汉代酷吏为视角的考察》(《宁夏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等。
【3】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昭公二十年》,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21—1422页。
【4】《汉书》卷7《昭帝纪第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3、223页;《汉书》卷60《杜延年传》,第2664页。
【5】吴兢编著:《贞观政要》卷1《政体第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7—18页;吴兢编著:《贞观政要》卷5《公平第十六》,第171页。
【6】《苏轼诗集校注》卷34《古今体诗六十八首·阎立本〈职贡图〉》,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第6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875页。
【7】毕仲游:《丞相仪国韩公(忠彦)行状》,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2402《毕仲游一四》,第111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10页。
【8】李纲:《梁溪集》卷78《奉诏条具边防利害奏状》,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3710《李纲三十》,第170册,第132页。
【9】学者李明德、杨安邦注意到《政之宽猛孰先论》的思想史价值,并作了积极评价。参见李明德:《陆九渊对“宽猛相济”的辨正》,《黄淮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杨安邦:《陆九渊程文二题——析“取予两得”“宽猛相济”两说》,《东华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10】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32《律诗·商鞅》,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5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45页;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9《古诗·汉文帝》,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5册,第255页。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7,神宗熙宁四年十月壬申,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531页。
【12】李觏:《李觏集》卷28《寄上孙安抚书》,王国轩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29页。
【13】程颐:《周易程氏传》卷1《周易上经上·蒙》,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20页。
【14】陆九渊:《陆九渊集》卷30《程文·政之宽猛孰先论》,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56页。
【15】陆九渊:《陆九渊集》卷30《程文·政之宽猛孰先论》,钟哲点校,第357—358页。
【16】司马光:《资治通鉴》第238,宪宗元和六年二月乙巳,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683页。
【17】陆九渊:《陆九渊集》卷30《政之宽猛孰先论》,钟哲点校,第358—359、356页。
【18】陆九渊:《陆九渊集》卷30《政之宽猛孰先论》,钟哲点校,第356页。
【19】《论语·阳货篇第十七》,陈晓芬、徐儒宗译注:《论语·大学·中庸》,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12页。
【20】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2《二柄第七》,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9页。
【21】陆九渊:《陆九渊集》卷1《书·与曾宅之》,钟哲点校,第4—5页。
【22】陆九渊:《陆九渊集》卷5《书·与舒西美》,钟哲点校,第63页;陆九渊:《陆九渊集》卷32《拾遗·取二三策而已矣》,钟哲点校,第381页;陆九渊:《陆九渊集》卷34《语录上》,钟哲点校,第398页。
【23】陆九渊:《陆九渊集》卷34《语录上》,钟哲点校,第412页。
【24】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60《孟子十·尽心上》,王星贤点校,第14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62《中庸一·第一章》,王星贤点校,第1519页。
【25】郭庆藩:《庄子集释》卷10下《天下第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69页
【26】陆九渊:《陆九渊集》卷11《书·与李宰(二)》,钟哲点校,第149页。
【27】陆九渊:《陆九渊集》卷34《语录上》,钟哲点校,第401、423页。
【28】王应麟著,阎若璩、何焯、全祖望注:《困学纪闻》卷15《考史》,栾保群、田松青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52页。
【29】陆九渊:《陆九渊集》卷1《书·与曾宅之》,钟哲点校,第4—5页。
【30】邓之诚辑录:《汪悔翁(士铎)乙丙日记》卷2,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94页。
【31】陆九渊:《陆九渊集》卷1《书·与曾宅子》,钟哲点校,第4页。
【32】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42《唐书五·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625页。
【33】《宋史》卷307《凌策传》,第10129页。
【34】《宋史》卷286《王曙传》,第9632—9633页。
【3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9,真宗天禧元年正月乙酉,第2056页;《宋史》卷262《刘烨传》,第9074—9075页。
【36】李觏:《李觏集》卷18《安民策第七》,王国轩点校,第184—185页。
【37】苏元老:《送成都帅席晋仲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2822《苏元老》,第130册,第387—388页。
【38】范祖禹:《唐鉴》卷18《宪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60页。
【3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5,仁宗庆历三年十一月辛巳,第3497页。
【40】陈舜俞:《治说二·说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1541《陈舜俞八》,第71册,第53页。
【4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67《刑考六》,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001页。
【42】王桐龄:《中国历代党争史》,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年,第98页。
【4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2,哲宗元祐元年十一月辛巳,第9544—9545页。
【4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8,哲宗元祐三年二月丙戌,第9931—9933页。
【45】胡寅:《代人上广帅书》,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4172《胡寅二十》,第189册,第301—302页。
【46】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42《唐书五·列传》,第624—625页。
【47】陆九渊对汉儒公孙弘智术论的批评,参见陆九渊:《陆九渊集》卷30《智者术之原论》,第350页。
【48】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9—100页。
【49】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4《诸子改制托古考》,《康有为全集》第3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9页。
【50】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16《难三第三十八》,钟哲点校,第380页。
【51】李觏:《李觏集》卷18《安民策第七》,第184页。
【52】胡寅:《代人上广帅书》,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4172《胡寅二十》,第189册,第301—302页。
【53】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10《法令》,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765、2763页。
【54】李觏:《李觏集》卷28《寄上孙安抚书》,王国轩点校,第329页。
【55】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32《律诗·商鞅》,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5册,第645页
【56】秦观:《治势上》,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2579《秦观八》,第120册,第21页。
【57】《宋史》卷342《孙永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900页。
【58】方大琮:《道法策(乙丑省试)》,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7399《方大琮三九》,第322册,第231页。
【59】冯时行:《张尚书除四川制置启》,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4266《冯时行二》,第193册,第300页;翟汝文:《两浙路提刑周邦式江东路提刑李公年两易制》,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3206《翟汝文二》,第149册,第27页。
【60】刘子翚:《屏山集》卷4《汉书杂论下·太史公论六家要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4259《刘子翚五》,第193册,第192页。
【61】陈亮:《陈亮集》卷4《问答下》,邓广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3页。
【62】方大琮:《道法策(乙丑省试)》,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7399《方大琮三九》,第322册,第231页。
【63】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77页。
【64】陆九渊:《陆九渊集》卷19《记·木斋记》《记·经德堂记》,钟哲点校,第239、235页。
【65】陆九渊:《陆九渊集》卷30《程文·政之宽猛孰先论》,钟哲点校,第358页。
【66】陆九渊:《陆九渊集》卷36《年谱》,钟哲点校,第494页。
【67】陆九渊:《陆九渊集》卷30《程文·智者术之原论》,钟哲点校,第350页。
【68】陆九渊:《陆九渊集》卷9《书·与钱伯同》,第121页。
【69】陆九渊:《陆九渊集》卷19《记·荆国王文公祠堂记》,钟哲点校,第231—233页。
【70】陆九渊:《陆九渊集》卷34《语录上》,钟哲点校,第442页。
【71】陆九渊:《陆九渊集》卷30《程文·政之宽猛孰先论》《程文·智者术之原论》,钟哲点校,第356—359、348—349页。
【72】程颐:《周易程氏传》卷1《周易上经上·蒙》,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720页。
【73】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43《昭公六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413页。
【74】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96《元祐党案·序录》,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153页。
【75】参见胡珠生编:《宋恕集》卷7《函牍下·复贾佩卿书(1906年11月19日)》,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24页。
【76】参见刘建立:《南宋后期的陆学》,《孔子研究》2012年第2期。
【77】参见陈高华:《元代陆学》,《元史研究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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