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文明覆盖不了世界文明

——再论中日和解问题

作者：林桂榛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9月8日

8月13日、8月23日联合早报先后刊登了杨际开先生文《钓鱼岛危机中再谈东亚和解》、《钓鱼岛危机与中国国家安全》，且后文文首说“有朋友来信与我讨论，我想借此机会，重申我的主张”云云。

那位与他讨论的“朋友”就是我，他前文刊出后我写了篇8000余字的商榷文章《东亚和解的前提及展望》（见共识网“全球观察”栏2013-08-19）并篇幅削半后电邮传给了杨先生与联合早报。杨先生读我文后，回信说他不想逐条反驳我见而只附上他重申己见的另文，他的另文随后又以《钓鱼岛危机与中国国家安全》为题刊出（我文未被刊用）。

杨先生上述两文中，前文论旨尚较清晰，六段行文依次说：当前中日不和的主因是钓鱼岛争端；日本对战前军国主义不是没有反省；参拜靖国神社也非为军国主义翻案；为军国主义翻案的日本学者非为残暴罪行辩护而只为在世界格局中寻找日本位置与意义；“中华世界秩序”本无西方主权观念或主权结构；中国在主权上保持克制才有东亚和解和与王道亚洲。

杨先生后文则言说颇为拉杂破碎，九段文字西语东言的最终旨意是中日不能立足于“国家利益”来处理钓鱼岛问题而应立足于“文明基盘”并在此基盘上寻求共“同利益”（其实他只要求中国这么做而已，否则他不会不谴责日本），如此主旨以呼应其前文“中国越保持克制，越能彰显主权与霸权的分际……如果中国不能在主权上保持克制，就会为日本选择充当美国的军事基地提供口实，中国这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将会付诸东流，亚洲也会再次退回到冷战时期”之见。

杨先生素来主张东亚有一个共同的文明并将这个文明视作东亚政治的起点和归宿。坦率而言，我不知道他推崇的这个“东亚文明”究竟是何文明，为何参拜靖国神社、钓鱼主权争端等都值得在这种“东亚文明”目标里由中国方面保持克制而抹去而不是由日本方面保持克制而抹去，我不知道。杨先生要中国为东亚文明、共同利益而超越国家、超越主权地克制，怎么就不要求日本同样为之克制？况且谁是侵略者？谁是肇事者？

杨先生意图中国在“东亚文明”、“共同利益”的高帽下放松或放弃自己国家利益、主权利益以让日本不战自胜地坐实、遂意它自身的国家利益、主权利益，这真是一出瞒天过海、上兵伐谋的语言好戏。我要在这里要严重指出：所谓的东亚文明并不能覆盖甚至压倒世界文明；不存在无关国家利益尤主权利益的国家安全或东亚文明；更没有可以为二战定局翻案的中日和解或东亚和解；以民主话语或激情否定中国主权并非正途。

其一，没有违背底线的东亚文明。杨先生“和解”一文说：“日本国民对战争的反思，还没有超出‘国家’这个框架……他们要对为‘国’捐躯的先人表示敬意，为战争的受害者祈祷，也表达了和平愿望。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在人情上，悼念死去的亲人也是可以原谅的事情。在这里，如何来区分加害者与受害者的界线，取决于每个人的良知。我相信，日本国民的大多数是已经彻悟的。”

日本的暴行正源自国家至上与国家扩张，既然于侵略战争之反思未超出国家及敬意自己先烈的框架，又如何“已经彻悟”？彻悟什么？在单独为日本烈士表达敬意、感谢的日本礼式中能哀悼、悲悯到他国百万千万的屠杀亡灵、战祸哀魂吗？屠杀未发生、战犯非实有、侵略无定名等历史认识、伦理主张下，不向他国遭战亡灵致礼悲悼而只向本国施战亡灵致礼敬祷，此蕴涵何良知？日本官方做到了象德国官方一样亲到他国祭悼亡灵并严禁国民否定暴行、美化历史吗？日本官方不仅不亲临他国祭悼，甚至今年“8·15”日本战没者追悼式上一改过去20年惯例，对反省自己战争罪责、哀悼他国死难者、誓言永不再战等不再提及一字，此是何等良知？对此，8月17日联合早报社论《严厉谴责日本回避战争责任》及后来的一系列论日文章都有深刻的讨论，建议杨先生好好读读。

杨先生并非是人道主义者，所以曾留学日本的他却总未能在人道主义层面来反思日本军国主义及反思日本人之反思。2005年中韩与日本的关系跌入低谷时，我曾撰《盘点“靖国神社”：一只潘多拉的盒子？》说：“日本政治领袖参拜靖国神社不仅陷入了‘激励日本～激怒邻国’的政治困境，而且也陷入了‘国家主义～人道主义’的道德困境，这种道德困境，是日本政治领袖参拜靖国神社的最大‘硬伤’。”——毫无疑问，二战时日本罪行不是一般的领土侵略，而是国家主导的以征服为目的、以杀戮为快乐的规模化屠杀、奸淫之大罪。对自己一手造成的这种人类人道主义大灾难、大罪行，对这样罪恶累累的国家历史、民族历史，日本有象德国于二战后一样的忏悔与救赎吗？日本政府及政人在屠杀史、侵略史叙述上百般狡辩、掩饰、篡改（如教科书），却还要频频进入靖国神社表达“祈祷”、“敬意”（今年“8·15”前夕日本内阁秘书长菅义伟公开呼吁全国默哀敬悼），谓是对本国战争烈士的“宝贵牺牲”表达“感谢之情”，同时又不断使出修改和平宪法、增强武装力量、谋求旧战遗地的招数，如此伤口撒盐、庭前舞刀，又有何忏悔和救赎？

二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带来了巨大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对人道、民权的血腥吞噬。但是东亚的中国和日本都没有吸取这种人道与民权的教训，也没有人道与民权的彻悟，前者阶级论下产生出文革式之种种大悲剧（对内吞噬人），后者民族论下产生出军国荣耀式之种种大悲剧（对外吞噬人）。所以，人道与民权的觉悟在东亚并没有象在德国及西欧一样深入人心，日本对外对史有奇怪的二战观及伦理翻案并不希奇。日本、中国是东亚文明的主干，但丧失人类伦理底线的东亚文明，它再如何美轮美奂，皆是病态，此孔子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素来缺乏民权、人道思想的东亚社会都应该对此好好反思，中国也不例外。

虽然日本有本多立太郎、岩田隆造这样有良知的老兵晚年蹒跚地到中国南京等真诚谢罪，但他们在日本社会是罕见和孤独的，他们还受过他们国民的恐吓、威胁，他们的谢罪言行也并不为日本媒体、舆论所报道，他们也说出了“现在很多日本青年对这段历史根本一无所知，甚至还有歪曲的认识”这种真话。日本当局虽然经常回避因果关系而将自己单独塑造成二战同盟军海陆空作战及核弹轰炸的受害者以表达人道主义悲情及国家主义忧患，但对自己侵略亚洲的历史或暴行却依然奉行纯粹的国家主义而压倒了人道主义，他们多数人只有对内的悲情与敬意，却没有对外悲戚与歉意，以至于稀见的有人道主义反省意识的日本政人或文教人士（如鸠山由纪夫）反而成为了日本异端甚至“国贼”。

惠能《坛经·忏悔品》说：“忏者忏其前愆，从前所有恶业、愚迷、憍诳、嫉妒等罪，悉皆尽忏，永不复起，是名为忏；悔者悔其从过，从今以后所有恶业、愚迷、憍诳、嫉妒等罪，今已觉悟，悉皆永断，更不复作，是名为悔。故称忏悔。”所谓“凡夫愚迷只知忏其前愆，不知悔其后过”，若“前愆”也不忏则是何夫？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所以，日本不彻底走出国家主义来反省明治维新（1866年）以来近百年的侵略战争尤屠杀行为，日本就没有“彻悟”；日本不牢记历史而彻底放弃旧日帝国辉煌的梦想及扩张主义的武力取向，日本就没有“忏悔”。

为纳粹暴行下跪忏悔的德国前总理勃兰特说：“谁忘记了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不能忘记这样的历史，正是因为灵魂里还有人道主义底线，倘若这种底线都没有了，这不回到了纳粹式的心理基盘么？这样丧失了人道主义底线的灵魂，当然是病入膏肓甚至无可救药了无疑。德国之所以在伦理与法律上彻底否定自己纳粹时代的政治历史及军队行为，正是基于人道主义，基于人类文明的最底线。也正因完全否定了纳粹，德国的自我救赎也完成了。什么样的文明都不能越过人类伦理底线，东亚文明的基盘如果不基于人类文明之基盘，那么特色论式的所谓东亚文明、亚洲主义亦不过是自闭自恋式的幻觉或怪胎而已，而且这个幻觉或怪胎可能将进一步产生出魔鬼。

杨先生《钓鱼岛危机中再谈东亚和解》文中说：“有些想为战前日本的军国主义‘翻案’的日本学者，也并不是想要为他们的先人对亚洲人民所犯下的残暴罪行进行辩护，而是要在‘西力东侵’的世界格局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与意义。我们可以从一种超越‘国家’的文明视野，来较为客观地理解近代日本的动向。”原来，杨先生是要以“东亚文明”作为话头，将日本志士侵略亚洲的宏愿，将日本由封建国家转化为现代国家后侵略亚洲的目的、性质辩解为拯救东亚文明的义举；同时，杨先生又希望身处全球现代国家体系中的中国退回到中世纪时代一样退至无现代国家观念的、有边疆而无边界的“中华世界秩序”模式以放松或放弃对钓鱼岛等的主权诉求。他如此拿无主权观念模型即所谓东亚文明模型为日本侵略东亚作辩护，又如此拿这种模型要求当下中国稀释主权观念或停止主权行动，但却丝毫不拿这种模型来要求日本或约束日本（譬如写日语文章到日本报章发声），更回避近代日本的侵略行径及其当前日本对钓鱼岛行动模型正是主权模型而非他所热捧及要求中国做到的文明模型，杨先生意欲何的岂不昭然吗？

杨际开先生这种为日本侵略行为作辩及对中国保土行为的指责是十分荒诞的，他丧失了逻辑，也丧失了伦理。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曾将黑格尔哲学列为极权暴政思想的渊源，罗素《西方哲学史》批判黑格尔国家学说时指出：“这样一个学说，如果承认了，那么凡是可能想像得到的一切国内暴政和一切对外侵略都有了借口……一个人如果迫于逻辑不得不遗憾地推论出他所悲叹的结论，还可以原谅；但是为了肆意鼓吹犯罪而违反逻辑，是无法宽恕的。”罗素还说黑格尔时代的德意志人把罗马人看成是衰竭的人，“认为日耳曼人征服西罗马帝国是走向复苏的重要的一步”，又说“解释黑格尔，得从这些人的勋功着眼，得从当时德意志刚刚受了拿破仑欺辱这件事着眼”。我看日本近代志士对伟勋的憧憬、认为中华大陆已精神衰竭、日本开埠前遭受西洋国家欺负这三点，正与罗素所说的三点完全相同，这三点也正是日本近代国家学说、文明学说的基础，如此必演变成如同“日耳曼精神是新世界的精神”一样的“大和精神是新世界的精神”之论，日本和德国同步演变为民族主义纳粹国家，岂非偶然？

罗素说：“公民为国家而存在呢？还是国家为公民而存在呢？黑格尔抱前一种看法……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和价值问题有了关联。”其实日本的“神而上学”或“国家形而上学”也是和“价值问题”有关联的，于是日本神道哲学或国家哲学遂成了淹没人道和民权之绝对物、高尚物（一种黑格尔哲学似的“客观精神”、“绝对精神”），文明型号、模式也是如此属性。但是，无论杨先生赞赏或鼓吹何种文明，举凡不是基于民权与人道的文明都属于野蛮型号、野蛮模式；鼓吹回到或重建这种不立于民权、人道基盘上的文明，都必酿成人间灾难或惨剧。杨先生所鼓吹的这种“东亚文明”不要也罢吧，难道要东亚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来引颈就戮地接受这种东亚文明吗？难道要东亚人民尤中国人民为了所谓的东亚文明来接受日本炮制的“大东亚共荣”吗？日本是想主导东亚甚至亚洲，但它的岛国宿命、孤族骄狂及人道主义思想等的匮乏，决定了它主导不了东亚文明，如果要主导也只有诉诸暴力。连种族屠杀式的非文明、反文明之罪行都要极端加以掩饰甚至粉饰，对于这样的人或国家，除了按他们自身的方式去回敬它以外，别无他法。

其二，没有无关利益的国家安全。杨先生两文分谈“东亚和解”和“中国国家安全”，他希望中方首先保持克制及对日谅解（哪怕是日本派遣军舰驻守钓鱼岛）。可是钓鱼岛不仅不曾属于琉球国，日本二战战败后也丧失了钓鱼岛及今琉球群岛主权，如何谅解日本占领钓鱼岛？世界上有这样的和解吗？有这样的中国国家安全吗？

没有钓鱼岛就没有中国国家安全，一个普通中学生都可据地图判定：琉球、钓鱼岛列屿、台湾最关中国东部的国家安全。倘若日本占领钓鱼岛列屿，日本将直接向西挺进数百里并永固琉球且直逼台湾与闽浙等，不仅能由此分割整个中国东海大陆架，而且中国兵力与经贸东出琉球、南下台海都将彻底置身于日本近距离的监视与布控之中。钓鱼岛于中国安全的意义，五十几岁的杨际开先生难道不懂或看不明白吗？其心其眼何在？

日本也很清楚钓鱼岛于日本的价值，不仅可以永固政治地位及居民人心并非铁板一块的琉球，不仅可以分割中国东海大陆架，而且还能以琉球岛链围堵整个中国东出、南下（韩国占领中国黄海苏岩礁的道理同之）。美国也清楚这一点，所以美国1970年代处理琉球时就已以移交“施政权”的名义一并将钓鱼岛移交给了日本“管辖”，此既可让日本统合九州岛至台湾岛间的岛屿而充当监控、围堵中国的先锋，又可以让中国充当牵制日本尤琉球群岛的后援，锲入个钓鱼岛争端，就可以孟子说的安居深资、左右逢源，《战国策》“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正是美国国策的最好注脚。

中国陆防、海防的克制或主权放弃只会遭遇蚕食鲸吞而损失更多（史上最鲸吞中国的就是北极熊、双头鹰俄罗斯），东郭先生的故事、农夫与蛇的寓言依然不妄。杨先生做着天国般只关“文明”而不关利益的东亚文明梦及中国国家安全梦，却不知道这样的文明及国家安全在全世界都不存在。杨先生不要忘记：一战的欧洲战火正是源自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导致各国有了争抢该帝国领土或势力范围的机会，而英法、八国联军、俄罗斯、日本等在东亚燃起战火及大肆分割中国国土及藩邦等，也正是源自中华帝国的空前衰败及残酷内斗，这叫乘虚而入、趁火打劫。尤要注意：正是二战后中国忙于内战内斗而没有及时、有效地管理东海外岛及南海远岛（不是无力于此就是无趣于此），才导致了如今东海、南海岛屿遭遇瓜分及呈现主权纷争的现实。所以，当前中国与其他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是自己治权不施造成的，解决这些问题要么中方主动地慷慨放弃，要么谈判或武力早日“定分”，久搁不定，久议不分，必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而祸害无穷。

人和国家都是自利的，产权或主权、治权的空白总有生存者去追利而填补充实之。先秦商鞅、慎到都以野兔人人逐、市兔无人抢的案例来说明物权不明晰必然导致纷抢及先占为利为实的原理，谓“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焉而逐之”、“分未定则一兔走使万人扰”等。“定分”是制乱止争，欧洲人对非洲、美洲、澳洲甚至亚洲的瓜分及争夺战火，正是领土无定分及定分不稳不力所致。暴力争夺或非文明之道，但不能说产权观念或主权观念是不文明的，反而无之才是蒙昧与荒蛮的体现（欧盟的建立并非取消或模糊领土主权）。中华帝国“内郡县外封建”及“有疆域无疆界”的政治秩序、政治结构正是中世纪式的一种落后政治文明，杨先生今奉之为圭皋或视为医治东亚的灵丹并要中国吞下，这实是令人苦笑不得的一种虚妄或别有动机的心术不正。

杨先生《钓鱼岛危机与中国国家安全》文末说：“我提倡的东亚和解，旨在让利益攸关方都认识到这个共同的文明基盘，要回归到这个基盘重新寻找我们的共同利益。魏源的《圣武记》，或可为我们提供一些思考方式上的启发。”我不知道杨文破碎凌乱点及魏源《圣武记》可启发我们是指启发什么，是魏源《圣武记》将蒙古、西域、西藏、俄罗斯如朝鲜、越南、缅甸等一样列入“外藩”而启发中国可放弃对现内蒙、新疆、西藏等的主权？还是中国应象将内蒙、新疆、西藏已入现今中国主权范围一样而将朝鲜、越南甚至琉球、日本等纳入主权范围？还是可以启发我们应该象魏源《圣武记》所歌颂的圣武精神、圣武功业一样圣武英明？要启发中国思维效法魏源《圣武记》所歌颂的乾隆“十全武功”一样征边定疆吗？

中国国家安全首在西北之背与东南之腹。于北之蒙古（内外蒙古），魏源《圣武记》于“寓绥远于训武”、“抚绥蒙古之典”的木兰秋狄尝大加赞誉。于西北的天山南北东西，魏源谓清庭于西域准部、回部是“我侯我尉，尔宅尔田，内同郡县而后定”，谓中国当不以风气阻、山川间而“勤天下之力以经营之”、“追天时，顺人事，列亭障，置郡县”；他从中国长远利益出发批驳了弃营新疆之见，三叹该见为“不可谓智”，并说“臣是以反覆于西陲军事之本末，睹一支，念全体，观一隅，廑中国”。于东南沿海，魏源说“中国山川两干，北尽朝鲜、日本，南尽台湾、琉球”，并引清臣施琅“天下东南形势在海不在陆，陆之为患有形，海之薮奸莫恻，台湾虽一岛，实腹地数省之屏蔽”之语以证台湾、琉球于中国国家安全尤东南腹地安全的重要性。

魏源《圣武记》自序曾曰：“记曰：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故昔帝王处蒙业久安之世，当涣汗大号之日，必虩然以军令饰天下之人心，皇然以军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是之谓战胜于庙堂。是以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莫近于我烈祖神宗矣。”照魏源《圣武记》所记功业及魏源著此书之旨，能启示的岂不是现今的中国或中国当局当效法“烈祖神宗”决胜庙堂、兵临四方以树四方来朝之中华主体政治秩序耶？

其三，没有推翻二战定局的和解。杨先生总是呼吁为了“东亚文明”而由中方克制、谅解来实现中日和解，好象是中国侵略了日本及至今霸占着日本领土而破坏了人类文明一样（事实是恰恰相反，是日本侵略了中国及至今霸占着中国领土）。“解铃还须系铃人”，德国是欧洲二战的元凶与战败者，二战后的欧洲和解是以德国战败割地赔款及德国对纳粹罪行永不复起、更不复作（惠能语）的真诚、切实忏悔为前提的，这种忏悔包括总理下跪式的祭拜被屠杀者，包括纳粹德国的历史及标志被断然否定，包括至今仍在追究参与过种族屠杀的纳粹分子的罪责（只要他还活着并被发现）。

杨先生明言中国要克制主权才有东亚和平与和解，甚至暗示中国在美国大棒下只有放弃钓鱼岛才有中国国家安全以及东亚文明，甚至认为日本即派军舰驻守钓鱼岛也责任在中国。这显然是要中国继续扮演满清或象满清政府谦让妥协地对待边疆问题。对钓鱼岛，号称研究东亚历史的杨先生显然也忘了：无论地理单元上、主权历史上钓鱼岛无关琉球王国，且日本在19世纪后二三十年取得琉球、台湾后其主权也随1945年日本战败及战败前后一系列国家法文件或条约而完全丧失；即使是琉球，也是美国为了讨好日本、布局东亚、对抗原苏联阵营而一手赠于日本的，且美国声称赠予的是“施政权”或“行政权”。

日本、德国都是19世纪60-70年代才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其为现代国家体制并不很长。就割地而言，统一的德国其在欧洲的领土一战前是54万k㎡，一战后是47 k㎡，二战后是35.7万k㎡，一战、二战的战败各使德国丧失了原领土的13%、24%，领土总割让近20万k㎡，得不偿失的扩张及德国支解为二国遂使德意志民族在二战后终结了领土野心。日本战败后幸未被多国占领及支解（国共内斗导致占领、割地、赔款方面中国从日本所取为零），但侵略所得的领土同样被褫夺了主权。其中北纬30以南的琉球群岛1945年由盟军占领，1947年由联合国托管（美国实管），1972年美国单方面将之移送给日本。琉球得而复失、失而又得遂成为日本近代侵略扩张所幸存的唯一硕果。比较于德国，日本不仅没有失去固有领土，而且还至少保留了侵略所得的琉球这一大片领土及海疆，太平洋上的小笠原群岛等也重回了日本。

在法理及地理上，钓鱼岛列屿既不属于历史上的琉球国，也不属于如今的日本国，日本是拜美国的琉球恩典及同盟余威将船舰常驻钓鱼岛外围以图坐实对之之占领。先不论日本是否真诚忏悔二战罪行，仅以日本想得寸进尺占有中国东海钓鱼岛而言，中日完全没有和解与和平的可能，因为日本放弃钓鱼岛、独岛是日本与中韩和解的基本前提。韩国朝鲜日报网站曾发表过题为《让日本变正常》的文章，声称要建立长期稳定的东亚秩序及让日本诚服，就必须：“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应当像德国一样，将本国领土的一部分割让给韩国、中国等战争受害国，以此谢罪。”比照德国，此言不无道理，我想：姑不论钓鱼岛、独岛，日本不失去绵延逾1000km的琉球，日本往旧的东亚梦、亚洲梦是不会不做的。

其四，不要以民主否定中国主权。杨先生经常在联合早报等发表一些针对中国及中日关系的政论文章，他的政论文章常常闪烁着一个主旨，那就是对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及意识形态的憎恶，尽管这种憎恶常常隐藏在他破碎及板涩的行文中，尽管这种憎恶多是源他195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的社会体验及社会观察。而这种主旨或立场，实际上并不为一般读者尤其是中国大陆的一般读者所厌恶或排斥。相反，很多读者（包括我）对杨先生的这一主旨或立场实是《孟子》里魏文侯（梁惠王）说的“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毕竟批判不良政治是孔子说的“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而已。

但是，正因为杨先生心存“堵得慌”的义愤或正义性激情，心存对某种政力存在、政力祸害的义愤性态度或立场，所以他的行文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到了以民主来否定中国主权利益之地步（比如他谈钓鱼岛问题），陷入到了以民主隐性或显性立场来批判中国维护主权利益之话语，哪怕是中国正当的主权利益都会被他置以自居正义的“白眼”。所以，我曾在回应他“和解”一文的《东亚和解的前提及展望》里说“民权与主权并无相互否定的属性，中国民主化并非是寻求东亚和解的原点”，此正是为了指正他以反对非民主来否定中国正当主权利益的思想倾向。杨先生谈“国家安全”一文已征引了我语，说“我可以接受‘民权与主权并无相互否定的属性’这个讲法”，或许他已理解我意，也许他会依然如故。

出于自由或追求自由的这种以“义愤”，当然也是人之常情（有大义方有大愤）。但是以这种义愤或激情来否定中国正当主权利益甚至希望中国主权机构干脆来个瓦解或崩溃，这种思维或言行在俄共（布）、中共早年的政治主张及政治实践里就存在，至今许多所谓的民主分子也依然深有此疾，这正是孔子说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现居台湾的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亦有此疾，他文化心理上对日本的敬爱与对中国的鄙夷加深了此疾。）这种以义愤来代替理智，以幸灾乐祸的报复性愿望或心态来代替对国家正义及国家正义利益坚韧追求的言行，终究是一种小人的革命心境而非是君子的革命心境（姑且用革命一词），“是惑也”的民主分子或暴力革命分子庶几戒之！

一般而言，一个完全在“阳关”下的民主制度或民主社会或民主生活，国家的整体利益或国家的主权利益将会更好地被坚持和维护，嘴巴上日日喊着为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全心全意服务的那些“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鲁迅语）的官吏将会因民主阳光的暴晒而更难藏身。但是，在权力阳光化及社会、国家达到完全正常状态之前，不惜出卖国家正当利益的民运分子也会继续层出不穷，而他们与黑暗权力体系中的官员们也许只有一步之遥（有权力与否），但他们向国人博取道德感的口号并无二致。

最后，我再来抄录我《东亚和解的前提及展望》一文中的末尾两段文字，来作为我此番再谈中日和解问题的最后结语，也作为这个问题上我所持最根本观点或立场的再次陈述：

民权与主权并无相互否定的属性（霸权常否定他国固有民权主权），中国民主化并非是寻求东亚和解的原点，而是寻求中国领土上北京、台北当局等和解的原点，更是寻求中国各阶层、党团和解的原点，是中国社会永续繁荣的原点。我也相信，实现罗斯福所称“四大自由”当然有助全东亚人民间的和解共存，且这样自由而强大的中国只会加速日本旧梦的彻底清醒及美国霸权游刃的锋削，而这正是东亚和解的真正原点。

总之，东亚和解的前提是日本回到殖民扩张前的版图范围以及日本于国家主义的反省与人道主义之觉醒。而美国翻越人道民权主义、徇私于自身霸权利益对东亚矛盾的布局或利用，只会与东亚整体利益及东亚完全和解背道而驰。同时，我也认为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于内部国家主义的反省与人道主义之觉醒是中国社会内部转进与文明提升的起点。凡此种种，欧洲的教训与经验殷鉴不远。

（2013年8月末作，9月7日定稿）

【附】《联合早报》相关论日文章目录：

社论：严厉谴责日本回避战争责任（2013年8月17日）

朱锋：安倍政府错误的历史理解必将激化东亚对抗（2013年08月20日）

薛理泰：东京正在为军国主义招魂（2013年08月23日）

张云：日本的右倾究竟有多可怕？（2013年08月26日）

陈有容：日本的重新军事化（2013年08月27日）

黄彬华：日本政客为何总是利用靖国神社？（2013年08月28日）

杨丽君、赵如渊：靖国神社与日本的再神道化？（2013年09月07日）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