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道与现代诗词

      ——在潮州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演讲

作者：刘梦芙

来源：作者惠赐 儒家中国 网站

时间：2013年12月10日

一、潮州的儒家文化

同学们：

我与潮州有特殊的缘分，从2000年到今天，这是第九次到潮州。在全国城市中，除了北京，来得最多的就是潮州了。在贵地参与了多种诗词和学术活动：到潮汕诗社讲课、评选广济桥对联，参加饶宗颐先生学术研讨会、贵校中国诗歌创作研究中心和饶宗颐研究所成立大会，担任“韩江杯”诗歌大赛评委，曾在贵校中文系多次讲课与座谈。由此认识潮州诗词界、学术界多位朋友，赵松元教授、陈伟老师与我有深厚的交谊。正是朋友们的热情中介，使我与潮州结下不解之缘，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今天讲座的主题是“儒家之道与现代诗词”，这一主题与潮州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知道，韩文公对潮州一千多年来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赢得江山都姓韩”，潮州有“海滨邹鲁”的美誉。韩文公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家和诗人，更是纯正的儒家，其名文《原道》指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以大无畏的勇气，坚决反对当时的皇帝迷信佛教，以致僧侣与寺庙遍布国内，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造成社会的贫困，因而正本清源，推崇儒家以仁义治国平天下之道，系统地阐述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孟子历代承传的政治思想。这篇文章影响到宋代儒家，程颐、程颢、张载、朱熹等一大批儒家学者深入研究先秦儒学，自觉地接续断代失传的道统，建立哲学体系以抵制流行的佛教。“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儒家入世救世的奋斗精神和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延续到近现代仍然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信奉儒学的士人在政府做官，“得君行道”，治理国家；退隐江湖则广施教泽，化民成俗，培养社会良好的道德风尚。韩文公因谏阻唐宪宗迎佛骨，被贬到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的潮州，兴利除害，激励民间学子读书，使潮州的风俗民情得以改变，文化教育逐渐普及。一千多年来，潮州涌现出许许多多儒家学者和诗人，民间形成知书达礼、温良恭俭让的良风美俗，纵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德性依然存在；韩文公的恩惠，永远被潮人怀念，韩山韩水的名称，是历史的见证。

历史到了现代，诞生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更是潮州的无上光荣。众所周知，饶先生是大学者、大诗人，兼为书画艺术家，治学包罗万象，无所不通，然而学界很少有人揭示饶公继承和发展了韩文公倡导的儒家之道。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把满清王朝的丧权辱国归罪于儒家思想与文化；“文革”更是严厉批判孔子，摧毁几千年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根基，因而学术界普遍认为儒学是“反动、陈腐”的封建糟粕，乃至讨论饶先生的思想与学术，也罕言“儒”字。我通读《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二十大册，认为饶先生学问的核心实在于儒学，不仅对儒家经学有深湛的研究，而且地方志与先贤年谱的编纂、史学研究、文学研究以及诗词与骈文辞赋之创作，无不融贯孔子孟子以来的儒家义理与生命精神；评判历史，例如名著《国史上的正统论》，同样秉承孔子作《春秋》的正义。饶先生以儒学为根本，生长扩展为天地四方之学，通贯古今，融汇中外，其立身处世，有儒家君子之风范。因此我写成《为往圣继绝学，启来轸以通途——论饶宗颐先生之儒家思想与人文精神》一文，发表于国家重点期刊《孔子研究》，收入与赵松元教授、陈伟老师合著的《选堂诗词论稿》（2009年黄山书社出版），并发表于“儒家中国”互联网站。饶先生是当今硕果仅存的国学大师，国学的灵魂是儒学，几千年来铸造了中华民族的道德伦理与精神气质，培养了一代接一代的文化精英。中华民族要复兴，最重要的是文化复兴，文化复兴离不开儒学。在海内外学术界有崇高地位和广泛影响的饶先生，继承和发展了韩文公昭示的道统，即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修身进德乃至经国安邦的儒家之道，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伟大进程中高树丰碑，垂范后世，同时是潮州也是韩山师院莘莘学子最好的楷模，这是我表明的第一点。

二、儒家之道的主要表现

在古代汉语中，“道”是一个含义十分丰富的词。本义为“道路”，引申为规律、事理、方法、技艺，又指思想、学说。在先秦各种经典文献中，“道”字频繁出现，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地法自然”；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吾道一以贯之”；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诸家各自的语境中，“道”之含义多有不同，需结合上下文理解。“道”具有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的意义，在哲学上近似西方所说的“真理”，还有政治主张、政治路线的意义，例如儒家常说的“王道”、“霸道”。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思想家被称为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影响深广。老庄多讨论天道、自然之道，玄奥深邃，有超越人世的意味，信奉者追求长生不老，形成神仙之说的道教；儒家则积极入世，重在以身作则，治国安民，“道”字多指人的德性、伦理和政治思想与纲领。四书中《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韩文公《原道》正是解释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治国平天下的原理，认为仁与义是千古相传的大道和正道，不遵此道，则国家大乱，民不聊生。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历代仁人志士在求道行道的生活实践中，有种种表现，这里只是择其要而言之。

1、博施济众、关爱万物的仁心

《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家要求从最高统治者到平民百姓，都要修身，自幼就学会孝敬父母与师长，友爱兄弟姐妹，心态要真诚，言行要诚信，合乎礼仪。成人之后掌握谋生的知识和技艺，在“齐家”的同时恰当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成为品德高尚、学识丰富、文质彬彬的君子。如能从政，便实行仁义之道，协助君主治理国家，使广大民众过上安乐的生活。《论语》所说“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所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各种儒家经典中所说“忠”、“孝”、“礼”、“义”、“廉”、“耻”、“恕”、“诚”、“敬”、“直”、“勇”等诸多德性，其核心都是一“仁”字，由对亲人、宗族的仁爱之心，推广到社会群体，以及天地万物。缺乏仁心、劳民伤财的君主是暴君、昏君、无道之君，臣民是小人甚至是禽兽，是儒家批判、教化的对象。因此儒学又称为仁学，是教人成为君子乃至贤人、圣人的学问，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这种以仁为本的求道践道之学，旨在培养人健全的生命与高尚的品格，体现于人伦日用之中，绝非西方以逻辑思辨为主的哲学和研究客观事物的科学所能取代。

2、立身处世的风骨气节

儒家要求人立身正直，品质清白，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孔子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说“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而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礼记·儒行》列举儒家种种行为：“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比较而言，孔子性格温和宽厚兼以沉毅方正，孟子则英气勃发、颇有锋芒，“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见了梁惠王出来对人说：“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孟子平视诸侯，批评他们，直指要害，与后世在帝王权贵面前奴颜婢膝、阿谀奉承的伪儒、犬儒小人儒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先秦诸子中，孟子首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严厉批判残民害民的统治者：“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为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孟子的言论使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十分恼怒，下令删节，不准在孔庙中供奉孟子的牌位，当时就有一位姓唐的官员当面力争，说愿为孟子而死，朱元璋无可奈何。因孟子杀一士大夫，必将激起天下儒者的义愤，江山就坐不稳了。总之，儒家经典哺育了一代代风骨凛然、气节高峻的儒者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志士，在沧桑易代的衰乱之世坚持维护文化的命脉，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晚清名臣林则徐所撰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孔孟以来儒家博大刚正的精神境界。从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范仲淹、苏轼、陆游、辛弃疾、文天祥、顾炎武、王夫之、屈大均、陈子龙到近代黄遵宪、丘逢甲、陈三立、朱祖谋，中国诗史上第一流的诗人词家无不熟读儒家经史，忧国忧民，以诗词抒情言志，践行儒家的正道。

现代大学者陈寅恪先生极力主张学者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为王国维写碑铭，为明末奇女子柳如是写别传，考证清代女作家陈端生的弹词《再生缘》，同时创作大量诗篇以抒怀言志，都贯彻这一宗旨。学界以为陈先生在欧美留学十多年，受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殊不知陈先生出身士大夫世家，自幼熟读经书，阐发的正是先秦儒家早已具备的思想意识，西方的学术方法和语言只是他治学的辅助而已，陈先生毕生坚守的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儒家士君子的高贵品格。只要通读陈先生的诗集和学术著作，可知其思想本源。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陈寅恪先生在政治高压下不降其志、不屈其身，以生命完成阐发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的巨著；在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至死，“以身殉道”，是真正的学术大师与气节崇高的诗人。

3、知行合一与中庸之道

儒家要求人读书明理，格物致知，更重要的是道德要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听其言不如观其行”，“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只有身体力行，为国为民完成实实在在的事业，才能受人尊重，被人信服。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风，必偃”，起到感化人心的模范作用。由于人性有善恶良莠之不齐，儒门中也混杂着许多小人儒和伪君子，是专制者的帮凶和奴才，口蜜腹剑，言行分裂，历来饱受批判，真正的儒家耻与为伍。儒家行道弘道的观念和方法是“中庸”，“执其两端而用中”、“毋过毋不及”，处理纷纭复杂的世事和人际关系，灵活把握适当的度和平衡点，不左不右，不走极端。由此产生“中和”、“中正”、“和谐”、“保合太和”、“和而不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一系列思想理念，明显不同于西方哲学二元对立、分裂斗争的思维。中庸绝非无原则、和稀泥、保持一团和气的庸人哲学，孔子斥之为“乡愿。德之贼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实践中庸，既要有独立不阿、至诚无息的君子人格，还需有广博的知识和高明的智慧。“庸”者，用也，常也，中庸是成己成人、开物成务的中道常道，要在生活中经过艰苦的磨炼，灵活的把握，才能实现。《尚书·大禹谟》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对中庸之道的高度概括；而《礼记·中庸》（四书之一）里有多方面的阐述。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上至朝廷政府，属于精英文化；下至民间社会，潜移默化，百姓日用而不知，几千年来深深积淀为民族心理。在儒家文化之外，还有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兵家等等，汉代从印度传来佛教，衍变为禅宗；近现代有西方思想文化的输入，但儒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融汇古今中西，吾道一以贯之，不改变以“仁”为核心的本质。当代哲学家张岱年依据《易经》，认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名言表达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精神，一个是永远努力向上、绝不停止的奋斗精神与坚毅刚强的品格；一个是包容万物的淳厚德性、仁者胸襟。《易经》正是儒家元典，是上古圣贤思想智慧的结晶。《易经》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北宋大儒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表明历代儒家求道行道的远大目标和崇高信念。

4、儒学的复兴

经过上世纪的劫难之后，近十多年来，以儒学为核心的国学开始复兴。民间自发地办起儿童读经班和书院；南北各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或研究中心，创办刊物；各类国学、儒学著作大量出版；各种国际规模的儒学研讨会接连召开，并多次举行祭孔大典；互联网上以国学、儒学命名的网站多达数十家，不断发表海量文章。国学运动先是发起于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民众衣食充足后自然有文化精神的追求，知识界为数不多的学者参与其事，然后逐渐扩展，得到政府高层的支持，因而民间、学界与政府达成前所未有的共识，形者三者互相呼应、默契的关系。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没有任何一场运动像‘新国学运动‘这样深沉、稳健而有力”，其目的“一是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二是建设民族精神家园，三是丰富并提升精神境界”。“重振国学，对于推动整个文化发展，复兴中华民族文化，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国学运动，一部分继承“五四”新文化思潮、醉心西化的知识分子极力反对，与支持国学的人士激烈论争，但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三、儒学与现代诗词

1、国学中的诗词与诗教

国学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及其研究的学问。狭义的国学，专指儒家经学；广义国学，包括经史子集及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也包括书法、绘画、古典音乐等艺术以及中医、武术、气功等养生健体之术与古代天文学、地理学、兵学、法律学等学科，无论范围之广狭，其核心内容都是儒家思想。古典诗词是国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古文、辞赋同属于集部，但《诗经》为儒家六经之一，居首要之位，是孔子施行诗教的教科书；《楚辞》中的《离骚》也被后人尊称为经，《诗》、《骚》共为历代诗歌取之不竭的源泉，“风雅”、“风骚”成为诗歌的代名。传统诗歌经三千余年的发展衍变，从古体诗、近体诗到词、曲，形成丰繁的体式和严谨的格律，富有音乐美与意象美，意境深广，格调高雅。在传统文学中，诗词是最精粹的形式，尤能显示汉字音形义合一的优长，表现为缤纷多彩的风格流派。从先秦到近现代，名家辈出，灿若星河，三唐之诗与两宋之词，创作成就达到高峰，千万首精品在文学殿堂上闪耀着永久的灵光，至今仍是无数学人研究探索的宝藏和诗词作者尊奉的典范。诗词这种融情志之真、品德之善与辞采声律之美于一体的民族文学样式，确实应该世代承传，弘扬光大。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极为重视诗教：“小子何莫学夫诗？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远则事君，迩则事父，多识禽兽草木之名”。“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在记载孔子言论的多种先秦典籍中，如《礼记》、《左传》、《论语》、《孔子家语》，多处引用《诗经》；春秋各国政治家、外交官也常用《诗经》对答。诗礼传家，是我国几千年的文化教育传统，民间私塾以《诗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声律启蒙》为教材，另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蒙学课本是琅琅上口的韵文。从古代到民国期间，民间没有进入仕途的读书人没有谁不会吟诗作对，只是成就有高有下而已。彻底废除诗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高等学校中文系只有中国文学史、历代文学作品选、古代汉语等课程，培养学生重在学术研究，教师不通格律，不会作诗，写论文用现代范式，这是百年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

2、自由化现代新诗不能代表中国诗

说新诗不能代表中国诗，喜欢写新诗的同学肯定觉得难以接受，学界以研究新诗为职业的学者更将反对，因为这种判断触及既得利益，否定了新诗的存在价值。但请稍安毋躁，容我陈述理由。

“五四”以后出现了废除一切旧有格律、追求绝对自由、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新诗，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权力的支持下占据文学殿堂，传统诗词被排斥在各种现当代文学史之外，视为“封建骸骨”，“文革”前报刊除偶尔登载高层政要的旧体诗外，只发表新诗。“文革”后传统诗词开始复苏，但主要在民间活动，绝大部分作品以内部期刊的方式印行，学界极少关注。既如此，“五四”后近百年来的新诗是否足以代表中华民族的诗歌成就？这是一个值得深思、迄今也罕有追究的问题，只有新诗才有资格占据现当代文学史的地位，积非成是，似乎成为定论。我的朋友杨启宇先生从文体分类上判断新诗不是“诗”，写得好的只是抒情美文或含有哲理的格言。我国古代早有文体分类意识，《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古文辞类纂》等名著对各种文体有明确的分类，王勃的《滕王阁序》、苏东坡的《前赤壁赋》与《后赤壁赋》、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醉翁亭记》与《秋声赋》无不富有诗意，辞采极美，但古人认为都是文而不是诗。《千字文》、《汤头歌诀》虽然押韵，但无诗情诗味，当然算不上诗。中国诗之所谓诗，必须具备两个条件：①有诗的情感和意境；②语言高度洗炼，能充分体现汉字声韵和谐之美。以此标准衡量，新诗废弃一切格律，只是分行排列的散文，所以杨先生认为不是诗，但不否定若干有诗意的作品。我则依据中国民族精神和审美的综合价值，判断新诗尤其欧化体不是诗，至少不是中国诗，是以汉字写成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怪胎，这是我审读当今多种新诗期刊得出的结论。论据是：①从艺术形式上看，新诗无格律不押韵，是分行排列的散文，严重缺乏汉字的声韵美，只能朗读，无法吟诵，是文不是诗（这一点与杨先生看法相同）。②语言方面用现代语、新名词（包括外来名词的汉译），不用中国历史典故（却用洋典），斩断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承传。大量语句意象怪异离奇，扭曲汉语正常的表达方式，有意写不通的病句，不知所云，晦涩难解。明明是一堆语言的碎片乃至垃圾，都美其名曰“创新”，自欺欺人。③在思想内涵方面，与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毫无关系，大量作品或宣扬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或鼓吹基督教（充满“上帝”、“圣灵”、“圣子”、“救赎”之类词汇），甚至赤裸裸的描写性关系、提倡性解放，语言直白下流，趣味极为低俗，远在中国古代饱受诟病的齐梁宫体诗、香奁艳体诗之下，是教人做纵欲滥交的禽兽。因此当代欧化体新诗已彻底抛弃中华民族诗歌的精神气质与作风气派，是用汉字做外国诗（其实西方古典诗歌同样有音韵格律，汉语无法翻译；正如洋文也只能译汉诗的大意，无法表达声韵格律之美和典故辞章中深邃的意蕴与神味），即殖民化的诗歌，丧失了中国文化的自主性，无价值可言。

新诗抛弃中国传统诗歌的格律，追求绝对的自由，认为格律是束缚思想的枷锁，非打碎不可，这是对艺术的无知。人永远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人人随心所欲，不遵法纪，天下大乱，其结果必然是全体人类的自我毁灭。任何艺术，诸如音乐、绘画、书法、雕刻乃至体育竞技，都有其规矩法则，遵守法则而运用自如，如孔子所说“随心所欲不逾矩”，是生命也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喜爱某种艺术就必需为适应规则下艰苦的工夫，否则不成其艺术；正如人要成为君子、圣贤就得修炼一样，一味放纵私欲即为小人、禽兽。前面说过，传统诗词的格律从汉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充分体现汉字声韵之美；格律是诗词最基本的艺术规则，无数诗人词家创作了无数精品，格律未曾妨碍其思想感情表达的自由。用汉字写诗，就应该遵守中国诗的艺术规范，符合本民族的审美心理。写新诗者昧于此义，盲目追求自由，丧失了中国诗的艺术。更有甚者，只要认识两三千个常用汉字，不读经典、不知国史，不经文字基本功的锻炼，就可以做新诗，即使是语言垃圾都可以解释为自由创造，人人都是诗人，向有文学英华之称的诗歌，全为污浊所染，走向穷途末路，直至灭亡。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几位诗人学者意识到新诗应该民族化的问题，主张新诗语句要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形成某种格律规范，以体现汉语音韵之美，易诵易记（鲁迅、毛泽东亦持类似观点），但遭到追求自由的作者极力反对，至今新诗中国化、格律化不成气候。现代文学祖师爷陈独秀、鲁迅、郁达夫不做新诗只做旧诗，陈独秀晚年要求青年学诗多读唐宋名篇，否定了早年的观点。胡适本质上不是诗人，其《尝试集》被学衡派宣判为死诗。沈尹默、俞平伯、闻一多都是“勒马回缰作旧诗”，钱钟书则称现代诗为“绝代诗”，无源之水，无根之树，必然断绝。毛泽东说“新诗迄无成功”；“谁去读那个新诗？除非给我一百块大洋”；“旧诗一万年也打不倒”。可以断言，百年来凡是对国学、对古典诗词有深入研究者，对新诗皆无亲近之感，未曾发现一位以写新诗成名的国学大师，现当代文学史上只是掌握话语霸权的新诗评论家在鼓吹而已。

说新诗不是诗，不是中国诗，并非排斥外来文化，回到闭关锁国的年代；而是确立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诗歌的主体性，不能用夷变夏，屈己为奴。韩文公《原道》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不胥而为夷也！”欲亡人国者，必先亡其国史、亡其文化，挟坚船利炮之势入侵中国的西方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弱肉强食的霸权文化、强盗文化，中国仍然存在沦为夷狄的危险。须知外国文化学得再像，也只是摹仿，亦步亦趋，正是一种奴性，人家鄙夷不屑。何况外国诗歌深深植根于本土的历史、宗教与文化习俗，其精华部分无法全盘移用，“橘逾淮而成枳”，能学到的只是浮浅的东西。毁弃自家文化精华，一穷二白，不可能理解异邦文化的深微奥妙。从欧美到日本、印度乃至阿拉伯诸国，无不尊重自家经典、保护自家文化，世界上惟独中国百年来不停地糟蹋自家文化，仇视本民族的圣贤，自卑自贱，德性沉沦。除非是高官富豪，全家移民到异邦，绝大部分人生于斯长于斯老死于斯，是中国人就应该说中国话，用中国文字写中国诗，这是简单明白的道理。有人说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这是诡辩，丧失民族性的文化，岂能受人尊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认为北岛的诗没有中国诗的精神趣味，不能获奖，可见欧化新诗在彼邦人士心目中实无价值。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欧化新诗没有代表中华民族诗歌的资格。

我是传统诗词爱好者，一个普通的学术研究者，绝无权力阻止人们写作新诗，但是非不可不辨，事理不可不明。新诗一家独大，高居现当代文学殿堂，是近百年来西方文化在中国殖民的结果，拨开历史迷雾，可知真相。新诗如果能汲取中华民族人文精神与艺术之美，尊重汉字运用的规律，使之成型，具有中国诗歌的作风气派，不失为文学百花园中的一花，自然是好事。但若长期昧于自省，不加改造，随着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必将衰微没落。诗歌领域必需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同样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事业，是儒家之道的实践。

3、近百年传统诗词的价值

长期在野的近百年传统诗词，全面真切地反映了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土地改革、知识分子改造、反“右派”、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六四”学生运动等一系列重大史实和当今社会状况，从国内到海外，无事无意不可入诗，大量的现代题材和心理感受为古人笔下所无。近百年优秀的诗人词家坚持中华人文精神品格，表现忧国忧民的仁者情怀，大量篇章写作于战争与政治动乱年代，如鲁迅所言“直面惨淡的人生，淋漓的鲜血”，作品饱含国族沦胥、文化灭裂的痛切，字字血泪，触目惊心，堪称善承老杜开创的诗史传统，垂为殷鉴。在艺术方面，诗人词家追求高华雅正的审美情趣，意境上融合时代，风格颇有创新。而新诗特别是跟随官方意识形态的遵命诗，包括配上音乐演唱的红歌，面对重大历史事实，统统失语，能写一点山水景物和爱情的唯美诗就算不错了。在“四五”天安门事件中，流传最广的是旧体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在诗词复苏的当世，作者百万以上，作品数量之巨远越古代，“老干体”泛滥成灾，颇遭诟病。“老干体”最大问题是无思想、无灵魂，无反思历史和批判假恶丑的精神，丧失了“诗可以怨”的风骚气质；语言直白粗俗，无高雅之美，但基本遵守传统的格律，内容没有新诗那种写性解放的淫荡。它不真不美，也说不上善，是旧体诗中的伪体，作者自娱自乐而已，不具备进入文学史的资格。真有创作成就的仍然是一批坚持传统人文精神和雅正风格的诗人（参见我提交论坛的文章《当代诗词复兴进程中的传统派》），为数不多，老中青都有代表。人类在衣食住用的物质文明上追求精美舒适，在精神文明上同样追求真善美合一的文化艺术精品，古今中西，莫不如此。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创造了显示汉字优长的诗词经典，汉字不灭，经典不亡，必然有人继承，结合时代创作，只有在深入继承的基础上方能开疆拓壤，新变而不离根本，真善美的高度统一是衡量文学的标准。文学作品的传世价值在质而不在量，大浪淘沙之后，留下的是金子，时间将作出严格的检验。

百年来屡经兵火动乱，传统诗词或庋藏于图书馆，或流散在民间，许多作品只有油印本、内部印本、手抄本，迄今未曾全面搜集与整理，有失传之危。这是一个埋藏大量珠玉的宝库，是一片尚未开发的学术荒原。经过近三十年的潜心研究，我认为百年来现当代诗词的价值远远超过新诗，超过小说，能代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最高成就。许多诗人词人，兼为国学大师或国学名家，诸如康有为、王国维、黄侃、马一浮、柳诒徵、刘永济、陈寅恪、钱仲联、饶宗颐等，其他卓有成就的诗词大家名手足以开列长长的名单，其作品显示在西化浪潮中坚强屹立的民族精神与博大深闳的艺术境界，新诗不能望其项背。我的结论，当前学界肯定不以为然，但前提是质疑者必须先作研究，在通读数百上千家诗词专集之后，与现代新诗、小说作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只要尊重传统文化，不带一味崇洋的“现代性”偏见，从传承中国文化、促进民族复兴的大处着眼，即有确切的评价。

四、儒家诗教与诗词写作

儒家诗教的目标是要学子自幼通过诵诗习作，陶冶情操，变化气质，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温柔敦厚，诗教也”，旨在培养人具有仁慈宽厚之心，这是抑恶扬善的根本；诗歌艺术风格要求雅正，同样是引人向上向善，不入鄙俗下流之途。高雅不与通俗对立，读万卷书后深入浅出、清新畅达的通俗绝非庸俗、粗俗（唐人绝句非不学之俗人可作），高雅文化、人文精神的对立面是流氓痞子精神，后者只会糟蹋文化，绝无向善之心。“温柔敦厚”指人的良性气质，不是要消减诗歌批判黑暗现实的锋芒，《诗经》里就有大量“变风变雅”之作，《离骚》同样有强烈的怨愤，在衰乱之世，斥恶正是为了扬善，仁人志士无不明辨是非，爱憎鲜明。缺乏温柔敦厚的仁者情怀，只会虑及私利，不可能为国家民族立言，以抵制邪恶，因此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中包含了“诗可以怨”。诗教并非要求人人成为优秀的诗人，诗中名家、大家需要许多条件，胸襟、品格、学养、阅历、见识、工力，不可或缺，更重要的是有天赋的才华，包括丰富的想象、灵妙的构思、用语言铸造意象的敏感——美的直觉。三千年来中国诗史上被后世尊为典范的大家名家不过百数十人，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都是一等天才人物，不可复制。古人志在治国平天下，以诗为馀事，寄托怀抱，诗史上从无专业诗人，为帝王服务的宫廷作家视若倡优，品格卑贱，不入作者之林。今人学诗同样要正其趋向，不必把成为大诗人作为人生的目标，一沾功利，诗即不纯不正。同学们毕业之后走向社会，从事各种职业，只需读诗以理解民族人文精神，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有兴致时试作一些诗词以抒情言志，“贤于博弈”。“腹有诗书气自华”，在言谈举止方面彬彬儒雅，自觉地抵制庸俗趣味，就接近儒家所说的君子了。当然，能具备多方面条件，成为立德兼立言的杰出诗人，实至名归，属于极佳之事，文化复兴需要大诗人，但毕竟非人人可以幸致，爱诗也会作诗，就已经很可贵了。

学诗于诗内求诗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多读经典，奠定根基，传统诗词的人文精神与思想义理，源于经典；儒家大道，首见六经。例如四书，五经中的《诗经》，史书中的《左传》、《史记》，先秦诸子中《庄子》、《荀子》以及唐宋名家古文、骈文与赋，都应讽诵，学会写浅近的文言文。读诗除读选本如《文选》、《古诗源》、《唐诗三百首》、《宋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外，要重点读大家名家的专集，如陶潜、王维、李白、杜甫、韩愈、李商隐、苏轼、陆游、辛弃疾、周邦彦、李清照、姜夔、吴文英的诗集、词集，再读一些理论，如刘勰《文心雕龙》、司空图《诗品》、严羽《沧浪诗话》、叶燮《原诗》、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况周颐《蕙风词话》等。精读兼以博览，有了比较丰富的知识，结合自身的生活阅历，独立思考，融会古今，才能写出有思想内涵、有高雅品格的作品。

学诗先选择与自己趣味相投的某家诗作为范本，反复揣摩，潜心领悟，仿其风格，求其近似。然后扩大眼界，涉猎多家，含英咀华，入而后出，抒发自家的感慨，逐渐形成个人的风格，这是许多前人学诗行之有效的方法。

格律是最基本也是简单的东西，五七言律诗绝句只有平起与仄起两种形式，举一反三，很短的时间内便能学会。能作近体诗，辨识四声，就能按谱填词。我年少时学诗，背了几百首诗之后，作十几首诗就掌握了格律，用韵只需查韵书。东南地区的同学可用方言作诗，方言中自有入声，不受普通话的干扰。遵守平水韵，作近体诗用《佩文韵府》、《诗韵合璧》，不要随意出韵；填词用《词律》、《词林正韵》，或用龙榆生编《唐宋词格律》。古体诗有其与近体诗不同的声调节奏，语言风格重在高古浑朴，多读历代名家古体诗，与近体诗细加比较，自能领悟。

作诗之难，不在于格律，而在于学养的积累、意境的提高，这是终身之事，非一蹴可就。诗为成己之学，诗品取决于人品，德艺双馨，方可卓然成家，如前文所述。

有条件的同学可学会以方言吟诵（普通话不能读出入声），体会音节配合抑扬变化的韵律之美，享受“新诗改罢自长吟”的乐趣。

读写结合，多读多写多修改，“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反复锤炼，必成佳章。诗可以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多向师友请教，多与朋友切磋，联句、和韵都是锻炼工力、增进友情的方法。“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培养虚心而认真、择善而从的习性，定能更上层楼，日进千里。

以上虽是老生常谈，卑无高论，但付诸实践、持之以恒并不容易。心浮气躁、浅尝辄止，不要说成为大家名手，小家都做不到。

五、结  语

大诗人李白诗集开篇为《古风五十九首》，第一首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萎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哀怨起骚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与韩文公类似，李白在诗中抒发了继承儒家道统的志愿，主张恢复诗歌的大雅正声，扫除六朝绮靡之风，振奋民族精神。他与陈子昂先后举起复古以开新的旗帜，促进了唐诗的昌盛。当今是一个大雅衰微、道德沉沦的社会，盛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如孟子所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实现文化复兴，接续中断的元气，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国家民族的未来，寄托在青年尤其是大学生身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前面说过，韩文公在潮州影响深远，当代有饶宗颐先生，是最好的榜样。期望韩山师院培养出大诗人，走出像饶公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以诗歌与学术的灿烂光辉，照亮中华文化复兴之道。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注]演讲的时间为一个半小时，本文在提纲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内容有较大的扩展。

责任编辑：李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