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旺】今日经典会读应有之态度

栏目:青春儒学
发布时间:2014-06-17 14: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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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旺

作者简介:程旺,男,西历一九八七年生,山东曲阜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儒家哲学、教化儒学、《大学》学。在《国学研究》《孔子研究》《哲学门》《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

今日经典会读应有之态度

作者:程旺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网发表

时间:2014年6月17日

 

编者按: 本文作者程旺,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曾任北京师范大学辅仁人文学会(辅仁读书会)会长。该读书会以研读儒家四书为主,已有四年的时间。作者特就负责组织读书会相关事宜、参加读书会的见闻写成总结报告,与大家分享当代青年体认儒学的心得。


题引:近年来,国人在寻回文化主体性和心灵归属感的历程中,逐渐返归国学经典来建立文化认同,国学热、读经热逐渐升温,国学经典正重新成为民众文化教养的本原,这无疑是文化传统之复兴的重要一程。此间,怎样“读”经典,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并非普泛地谈读经方法,关于此点,历代哲人已多有论述,其中尤以朱子、马一浮先生《读书法》之专论,谆谆详实,宜为细观,笔者无需续貂。本文主要就时下渐兴的“经典会读”活动而谈。笔者近两年参加北京师范大学“辅仁读书会”(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主办,以研读儒家四书为主)、“老庄读书会”(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主办,以研读道家老庄为主),蒙诸师友夹持扶养,燻染所至,幸得一二体会,深感有些关于经典会读的前提性问题还需再加省思。故笔者不揣浅陋,针对读书会上的观感,姑妄以“经典会读应有之态度”为题,掇拾前贤余蓄以为提点,略陈一管之见,以期有助于经典会读参与者能更“深入”地走进经典、经典会读组织者更“有效”地开展活动。

 

1.先存“温情与敬意”。


今日读经,首先应对经典抱持一份温情与敬意。为何?因今日我们处在近乎断裂的传统之中,已经丢掉了经典置身其中的文化土壤和思维方式,若不先存一温情与敬意,我们必以今日之文化、今日之视角、今日之思维去评点、审视、质疑古人,轻则诬为糟粕,重则径为唾弃,实均不免隔绝、误读、狂妄之弊。所谓“温情与敬意”,并非欲诉诸非理性的心态来信奉古人,恰恰相反,“温情与敬意”主张应先摆脱今日之成见,贴近古人之思维和立意,设身处地体察古人着说之情境,对经典进行一番“客观的了解”,在现代视域中重新滋生起对传统、对经典的再启蒙效应,然后方能合情、合理、合时地去作评判,否则难以持守公正的态度。故钱穆先生有言:“所谓对本国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以往历史无一点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前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的文化自遣)。”(《国史大纲》卷首)是以应先存“温情与敬意”,此实乃今日对“经典”进行“客观了解”的前提;而若能“真了解”,不仅不会诬评古人,反而自会有一种“了解之同情”的心态。怎样才算得上“真了解”呢?陈寅恪先生指出:“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及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了解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从“温情以了解”到“了解之同情”,其间贯彻的恰是一理性的认识态度。而今日有些读经者,动倾标榜“理性”,对古人立说全断以“理性”,则其所谓“理性”,实则是带着“习心成见”去读书,一叶障目,滑转为非理性而不自知,亦不能有“了解之同情”,既无益于学问,亦无益于身心。徐复观先生针对此点剖析道:“读书最坏的习惯,是不把自己向前推动,向上提起,去进入到著者的思想结构或人生境界之中,以求得对著者的如实的了解;却把著者拉到自己的习心成见中来,以自己的习心成见作坐标,而加以进退予夺。于是读来读去,读的只是自己的习心成见;不仅从幼到老,一无所得,并且还会以自己的习心成见去栽诬著者,栽诬前人。始而对前人作一知半解的判断,终且会演变而睁着眼睛说瞎话,以为可以自欺欺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应当如何读书》)故需先明此点,以矫根结之弊。

 

2.重视历代重要注疏。


今日读经,若欲达陈寅恪先生所言之“真了解”,亦非易事,毕竟我们与经典之隔膜并非一日而然。所以我们需要藉助古注,来帮助我们了解经典。尤其是公认的重要注疏,应重点参看。(马一浮先生《通治群经书目举要》所列经典注疏可资参考)其他注疏,若能“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有助于“知一篇之体要”者,亦可适当简择。最好能参看两本以上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古注,作为会读之基础了解。历代经典注疏汗牛充栋,我们并不主张竭泽而渔,但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废注不观,则尤为盲目可警戒者。如我们读《老子》,“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挥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王僧虔《诫子书》)所以我们应对古注有必要的了解,这是我们接近经典、走近经典的重要阶梯,又有助于今人规避“神游冥想”所可能导向之弊,以免以今律古,流于穿凿附会之说。但也应注意,不能完全停留于古注,任何注解,都有其自身的体系性、时代性、取向性,古注是我们回归经典之津梁,却并非经典本身。这是运用古注所应清醒之态度。

 

3.善于利用现代研究成果。


近几十年,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中国传统经典的研究取得了飞快发展,相关领域已有不少成熟的研究成果。今日研读经典,若能对一些现代研究的成熟成果有自觉的了解和利用,则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一点,似乎是目前会读活动中做得不太够的一点。在读书会上我们纠缠的问题中,其中一些学界已有了相对充分的研究和讨论,我们若能对这些成果进行一下基本的查考,了解一些已有的总结、论述、观点、分歧、争论,无疑会对增进我们的理解、加深问题的深度、开阔讨论的视野、提高会读的水平。即使我们欲自创新说,也应建立在对已有成果的充分把握基础上,否则只能是固步自封,难以服众。现代研究成果中,比较突出的成熟之作,无不是充分吸收前人成果而做出的,如《老子》研究领域,今人陈鼓应、刘笑敢等先生的成果之所以得到推重,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对现代研究成果的的尊重,并不主张轻于附和,而是在借鉴甚或辩难同时,更多地发现经典所包含的丰富意蕴和理论可能,逐渐建立自己解经之宗旨,找到自身与经典对话的规范机制。

 

4.微观考据与宏观义理相结合。


今日我们的会读情形,似更偏于“微”的一面,对“宏观义理”的表达略少。读书会研读经典以精读、细读为主,每句话、甚至每个字都要严防死守,未明不可权放过,这种态度是很必要的,非如此经手一番,则对经典不能谓之熟识,这是探明文义的重要基础。程子指出“凡看文字,须先晓其文义,然后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晓文义而见意者”。(《二程遗书·卷二十二》)这说明考据对于文义理解的基础性意义,但同时指示出在文义之外,尚有“意”可求。故在微观、细致的考究字义、词义、文义之后,还需从宏观义理上深求玩味、体贴、提升、观照,否则就成了饾饤之学,见树不见林,大义缺失,买椟还珠,经典的意义也就无所依附了。古人云:好读书不求甚解。这句话并不严谨,但其所指示不要拘限于文字训诂,而要探求大义,则是有道理的。进一步看,宏观上的义理把握对微观字词考据的贞定亦是不无帮助的。这个问题在汉学和宋学的方法对比中表现的更为明显,如比较朱子《孟子集注》和焦循《孟子正义》,朱子之注并不废训诂,但更注重义理的言说及与训诂的结合,以理明义,故对字词篇章的理解,常常比偏重于事事均求考据精详的《正义》还有说服力。其实,“由大略而切求”与“循度数而徐达”,两种研习进路在先后主次上正相反对,然并无优劣之分,均主宏、微之间的两端贯通,最终指向“闻道”之境。若执其一端,则不免偏执。

 

 5.逻辑方法与体认方法相结合。


中国传统儒道思想,按西方学术体制划分,并不能对应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学科,但又常能感受到其丰富的哲理性;并不能称之为西方式的宗教,却总含蕴着一定的宗教性。故仅以逻辑推导式的方法来阅读、理解经典文本,则难免会遮蔽其富含智慧启示的一面;而仅诉诸感悟会通式的体认方法,亦不能满足今日“研究”之需要。两者结合,不宜偏废。然两方面并不是平行并重,对中国哲学而言,后一方面的体认尤其应引起今日研读之重视,本体认而进以逻辑,以逻辑来支撑体认,庶几不失大旨。近现代中国学术大师重建文化传统的努力中,往往对体证、证验、性智、智的直觉等多有强调,现在杜维明先生仍大力弘扬“体知”观念,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盖近现代以来,我们对理性、对逻辑视为“科学”,大力肯认,对中国学问固有之学问方法则视为“神秘”,避之不及。直至今日,我们仍未能完全适当地承接这一方法传统,故不论我们对此方法掌握、运用到何种程度,都应明确地树立起这一方法意识。关于此点,前人实早已有过睿智的明示,如汤用彤先生有言:“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弘深。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汤先生所论虽就佛教而言,但揆诸儒、道,又何尝不然。“同情之默应”、“心性之体会”,尤需今日经典会读者有所肯认。朱子《读书法》非常重视“切己省察”,为何要“切己”?这本是生命的学问,不切己不体察,如何能谓对经典理解透彻;不切己不体察,经典的价值与意义又当如何落实。儒道之学,不外乎以一种普遍性的论说指点切于人生的意义,常存切己体察、变化气质之心,方不致“对塔说相轮”,而能浃洽经典会读之大要。程子尝云:“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旧时未读是这个人,及读了后又只是这个人,便是不曾读也。”(《二程遗书·卷十九》)读《老》《庄》亦然,未读时是此等见识,读了后又只是此等见识,便是不曾读。

 

6.以读会友。


既言会读,则会读当有会读的规矩和模范,此点在会读中诸师友亦间有强调,然未见明显改善,此处再叨絮一番,惟愿有进。1)主讲。主讲对经典内容的讲解,不外乎这么几个层次:历代注疏梳理、现代研究介绍、原文现代翻译、本章义理旨要,对经典内容的引申可因具体情况适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结合本经以解经、结合后学思想引申、结合不同派别比较、结合西学比较、结合现代社会比较、结合自身体认等。需要强调的一点,主讲对此章内容和宗旨要有自己的主张和把握,即使是认同其中一家之说也无妨,关键是要有充分的理据支撑自己的主见,否则,在回答问题时就会无所适从,以水济水,不能一以贯之。2)参加者。参加会读的人员,对本次会读内容理应有所预习,至少几种主要的注疏应提前阅读,对基本的字词文义有初步的认识,否则如何有效的参与到“会”读之中?最好能带着问题来参加,切中要害,增加“有效”的讨论。善于提问本身也是一门“学问”。马一浮先生于此言之甚明:学是学,问是问,虽一理而有二事;学是自学,问是问人;善学者必善问,善问者必善学;然先学而后问;学以穷理,问以决疑;问前须学;问后要思……(《宜山会语·释学问》)善于提问之外,参加者也应积极发言,敢于阐释自己的见解。许多读书会为了鼓励发言,往往强调可以自由发言,然在笔者看来,自由发言应指每位参与者都有权利发言,都有权利表明自己的观点,但发表之言应关乎宏旨,并不是可以随意乱言,若所言不着边际,徒有“盛挥麈尾,自呼谈士”,无益于讨论主题,亦无益于发言者,更耽误大家时间,这恐怕不能称作“自由”。自由也应有其自身的内在要求。况且,未有真知灼见便轻以指点,是否会“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呢?可不慎乎?总之,不管提问还是发言,都要求参加者本着一颗真诚的心。3)主持人。这里还想对主持人的问题多说两句。在辅仁读书会的组织过程中,深深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直到现在,仍在努力加以提升。提出这个问题,希望为经典会读的组织提供相应的思考。一次会读是否能“高效”的开展,主持人实扮演者举重若轻的作用。主持人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若仅仅负责在主讲之后说一句“大家有什麽问题”,那此类主持就是不合格的,发挥不了实质的作用。会读活动,对主持人的要求实际是很高的,笔者个人认为,每次会读,对主持人的要求要高于主讲人,主持人对所讲章节的掌握应比主讲人还要明晰、还要宽泛,主持人不仅要熟悉每章文义,还要对此章的宗旨有明确把握,要掌控好讨论的范围,不要跑题太远,对于离题过远的发言,能及时收回;主持还要对本章所会出现的问题、可能出现的争论有足够的了解,在大家争论激烈时,可以合理的疏通各方观点;在冷场时,可以及时调整节奏,对重点、难点加以引导,在主讲、参加者、指导老师之间建立积极互动;对于应该讨论的论点未被提出时,应适时地提出,予以讨论;在可以引申而未被提及时,可以适当加以引申;在讨论比较充分时,要清楚的意识到,并适当加以总结,保证会读的进度开展;等等。所以说,主持人实际操控着整个会读活动的节奏、气氛、广度、深度,应该引起重视,不能随意视之。会读组织者以及被安排为主持人的人,都应重视起这点。4)会读简报。每次会读,均由主讲人根据自身准备和讨论情况,形成文字性的简报记录,以规范化的写作模式写作成文,不仅有助于主讲人加深理解,亦便于参加者的日后温习,更有助于未能参会者了解会读内容,长期积累下来,读书会简报是与其他同道交流切磋的有效途径,同时,也生动地展示出读书会承传延续的心路历程。(辅仁读书会在新会长赵蕊博士的组织下,简报撰写规范和水平得到极大提升,可参“辅仁读书会”新浪博客。)

 

 7.读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在去年的“经典传习与人文教化——辅仁读书会百期纪念学术座谈会”上,宗教研究造诣颇深的张百春教授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新教徒星期天阅读经典,参加礼拜仪式,那么我想问一下,在礼拜天,一个中国人(如果他不是基督徒的话)干什么最合理?……这个问题是基督教对中国文化提出的最大挑战。问题的实质是,礼拜天(星期天)对我们中国人而言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度过礼拜天?这一天我们干什么最合理?”(《京师中国哲学》第四辑“座谈会纪要”)他给出的答案是认为“辅仁读书会”提供了最合理的答案:礼拜天阅读儒家经典。对于问题的回答,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对这个问题却不容忽视,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提的极有意义,不是对宗教问题极有见地又对中国现实深有警触的人,是提不出这个问题的。我们知道,百余年来,中国一直处于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我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民主,甚至生活方式,基本上接受了西方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但是,在西方人的心里,他们还有个宗教的世界,他们每个礼拜天都是放下一切,走进教堂,寻求心灵的慰藉。我们只学了外在的“用”,而没学其内在的“体”,我们自己的“体”,也早已让我们抛弃了。所以说,现在的中国人正处于一个无“体”的时代,不论是社会态势、道德境况,还是我们自己的内心,都告诉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内在的、道德的、超越的世界,以作为人心的慰藉、勖勉和终极关怀。如何重建这样一个世界?笔者认同张教授的见解,即读经可以作为推动建立这个世界的积极进程。在礼拜天会读经典,实还应从这一文化意义上来加以审思。辅仁读书会和老庄读书会在礼拜天组织经典会读,即有意表明在现实性、物质性的世界之外,当今中国人还需在心灵归属、意义重建、文化认同等问题上加以应有的提澌。我们若对此问题有自觉地省察,就应该坚持下去,不仅礼拜天读经,还要让读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经典是文化生活的本原,让我们重新“回到经典”,“回到经典”就是回到轴心时代,回到文化生成的本原之处,去寻求历史奠基、挺立起文化主体性。

 

最后,借熊十力先生的话作结:“经为常道,不可不读”(《读经示要》)。勉哉。

 

责任编辑:李泗榕